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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斯皮尔伯格传》编辑推荐:著名电影史学家、电影学院教授18年心血之作。旧金山州立大学电影学院教授乔瑟夫•麦克布莱德,自1972年起研究斯皮尔伯格及其电影,被誉为“斯皮尔伯格研究的教父”,自1993年起开始撰写此书,18时间采访327位电影界人士及斯皮尔伯格亲友,撰写了这本60万字的“迄今对斯皮尔伯格最权威的研究”传记。
大陆第一本斯皮尔伯格权威、完整传记。斯皮尔伯格作为电影史上最成功的导演(没有之一),其传记在大陆却鲜有发行,这一本完整记述了斯皮尔伯格自出生到今日经历的传记,是目前为止全球范围内最完整、权威的传记,也是大陆第一本。
人人影视字幕组作为国内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翻译小组,拥有80多万注册会员,这是他们既美剧、公开课之后,第一本翻译的图书。

名人推荐
迄今为止,对斯皮尔伯格最权威的研究。
——《美国电影》作者 安德鲁•萨里斯
斯皮尔伯格的作品我都看过,他一直是我最喜爱的导演。我一直是他的影迷,从上大学读电影学院的时候就是他的影迷。
——张艺谋
斯皮尔伯格代表了电影的历史,他是电影历史的一部分,也是电影历史的创造者,他是电影的先锋,40年来,他不断地在开拓电影。
——马丁•斯科塞斯

媒体推荐
斯皮尔伯格第一部有深度的传记。
——《图书馆杂志》
斯皮尔伯格已经称霸30年,终于有了一本合格的传记。
——《书目》
一本敏锐、深刻的传记,最能揭示斯皮尔伯格对电影界影响的图书之一。
——《科克斯评论》
让读者像斯皮尔伯格的老婆一样了解他。
——《纽约时报》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乔瑟夫•麦克布莱德(Joseph McBride) 译者:人人影视字幕组

乔瑟夫•麦克布莱德(Joseph McBride),美国著名电影史学家、传记作家、编剧、旧金山州立大学电影学院教授,从1972起开始研究斯皮尔伯格及其电影,被誉为“斯皮尔伯格研究的教父”。此外,乔瑟夫还担任《每日影剧》影评人、《票房》杂志专栏作家,曾获得美国编剧工会奖、艾美奖提名等奖项。著有《弗兰克•卡普拉传》、《奥森•威尔斯传》、《约翰•福特传》、《霍华德•霍克斯传》等十几部电影人传记。
人人影视字幕组,参与本书翻译的人人影视字幕组成员包括:王天意、杨文婷、罗山、李妮、朱婉琪、苏小黛、成曦、苏草里、王倩、屠屠、郑昊沫。

目录
序言 “戏王之王”
第一章 “你的作品如此奇妙” 1
第二章 “小恶魔” 19
第三章 “疯子” 33
第四章 “鸡立鹤群” 47
第五章 “超级斯皮尔” 71
第六章 “人间炼狱” 88
第七章 “重大突破” 108
第八章 “巨型绞肉机” 137
第九章 “斯皮尔伯格生意” 163
第十章 “一部令人尖叫的电影” 187
第十一章 仰望星空 218
第十二章 “重生” 246
第十三章 “狂喜与悲伤” 273
第十四章 “成年的真相” 305
第十五章 “一次巨大的冒险” 323
第十六章 高贵的人 361
第十七章 既是大亨,又是导演 393
第十八章 主流体系中的独立电影人 410
第十九章 黑暗中的光明 426
第二十章 “四百磅的大猩猩” 443
致谢 466
附录:斯皮尔伯格作品年表 473

序言
《火光》周二首映礼俘获世人。
——《亚利桑那共和报》头条
一束探照灯的光柱,随着一辆停靠在电影院华盖下的豪华轿车掠过凤凰城闹市的夜空,导演和他的明星们走下车,周围闪烁的镁光灯频繁发出的刺眼光芒。电影院内挤满了观众,等待着一部出自美国艺术家的科幻史诗电影的世界首映。在接下来的2小时15分钟里,观众们将沉醉在从天上照下来的神秘亮光掠走人类到外星动物园的神奇场景里。当晚结束时,在凤凰城这家小影院,以每人75美分的票价,这部电影所得的票房收入已足以让它盈利。
那天是1964年3月24日,那部电影的名字叫《火光》。该电影的制作成本不足600美元,然而这部电影却是一名高中生自编自导的第一部长篇电影,他的名字叫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这位早熟的17岁少年在电影演职员表中将自己署名为“史蒂夫”而不是“史蒂文”,不过他的一些同学经常嘲笑地称他为“斯皮尔虫”。据他回忆,可能他当时确实看上去有点像“书呆子”或“窝囊废”,但他制作电影的事已经让他在凤凰城小有名气。他的母亲骄傲地称他为“塞西尔•B•德斯皮尔伯格”。这个在逐渐扩大的欧裔新教徒郊区长大的犹太小孩,感觉自己“像个外星人一样”格格不入,于是他开始拍摄电影,以这种方式寻求他所渴望的社会接纳。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像着了迷一般地拍了7年多电影,这种狂热的投入几乎让他忘记了作业、恋爱、运动这些其他青少年所追求的事物。
“我当时其实就是一个热衷于一种爱好的孩子,这种热情一发不可收拾,最终完全迷住了我。”他多年后这样说,“我发现了一件我能做的事,而且人们会对这件事和我感兴趣。在我拍了三四个8毫米短片之后,我就知道这将成为我的事业,而不仅仅只是爱好。”
史蒂文的一个小学同学,史蒂夫•萨格斯,绝对不会忘记七年级的一天。那天他接到一个也认识史蒂文的朋友打来的电话,“斯皮尔伯格正在拍一部电影,你想不想参加?”这是一部名叫《战斗广场》的二战电影。
史蒂夫•萨格斯当时是校运动员之一,他跟斯皮尔伯格完全不熟悉。“我当时完全不知道他有什么才能。他完全不擅长体育,也不像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孩子。我们每天在学校一起度过七八个小时,但从外表上看,他完全没有表现出什么过人之处。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把他的童子军叫出来,指着我们,要我们男扮女装。
“我去了斯皮尔伯格家,然后坐上一辆汽车,史蒂文的父亲开着车。我们去了机场。史蒂文居然设法安排了一架战斗机和一架轰炸机!他给我拍了一段我在战斗机里中弹,然后口吐番茄酱的镜头。他有一份剧本,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那绝对不是小孩子闹着玩的,他知道怎么跟别人打交道。
“我记得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我妈。有这么一个小孩,他有点像个书呆子,而且不太招人喜欢,可他走出学校去到外面,就突然间变成管事的人了。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变化之大让我这个七年级学生也为之惊叹。他把那些足球运动员和受欢迎的孩子叫过去,然后指挥他们该怎么做。一个小时前,在家里或者在学校里,他还是一个任人欺负的孩子。
“那简直是个奇迹。让我感到非常震撼。就好像你听到一个书呆子弹钢琴,突然间这个书呆子就成了范•克莱本。”
凤凰城上下不久便开始关注这个拍电影的少年奇才。当地的一组新闻工作人员报导了斯皮尔伯格拍摄40分钟二战电影《无处容身》(完成于1962年)的故事,这部电影赢得了一个州级业余电影制作人比赛的第一名。1963年12月,《亚利桑那共和报》刊登了两篇文章和几张照片,报导有关电影《火光》的拍摄,文章中更将他赞誉为“一个业余的,但受人尊敬,并有着专业态度的少年版塞西尔•B”。
“我们都非常支持史蒂文的爱好,”他母亲利亚在报纸上说道,“这样一来,我们就能知道,他朋友的父母也能知道他们在哪,知道他们没有在外游荡或者去中央大道玩。”
利亚在城里开着陆军吉普车的画面在电影《火光》中格外引人注目。有时,她还会往蓄着金色短发的头上扣一顶头盔,在儿子的战争电影中客串一名德国士兵。“我们家就像一个摄影棚,”她回忆说,“我们都非常卖力地为他工作。你要是不这么做的话,你的生活就变得一文不值,因为他会疯狂地埋怨你。史蒂文用这种方式对待每一件事,不仅仅是对待他的电影,对待生活也是如此。他管理我们这个家……他在学校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学生,但我从来没想过他将来会变成怎样的一个人。或许如果我有过这个想法的话,我可能会担心这个问题。”
利亚在儿子对学习不感兴趣这方面非常包容,她经常让他假装生病待在家里,这样他就能剪辑他的电影。要说服他母亲帮他,他只要跟他母亲说:“把温度计举到灯泡上,然后把暖水袋放到我脸上。”在他的电影《外星人E.T.》中,亨利•托马斯扮演的艾略特骗他妈妈时,使用的也是这个伎俩。史蒂文的父亲阿诺德•斯皮尔伯格是一名计算机工程领域的开拓者,他对史蒂文的学习态度感到非常沮丧。“我唯一做错的一件事,”阿诺德说,“就是劝诱他去做一名工程师。我说:‘史蒂文,你要好好学数学。’他说:‘我不喜欢数学。’他会叫我帮他做化学作业,他自己从来不做化学实验,他会直接回家对我说:‘老爸,我要准备这个实验。’我说:‘你什么数据都没提供给我,我怎么跟你说你做了什么?’然后我就帮他重新做这个实验,找出一些答案,然后他会回家跟我说:‘天啊,老爸,你的实验不及格!’
“利亚看出他确实没有科学方面的天赋。她说:‘史蒂文,我以前也试过两次化学不及格,不用勉强。’大概一年以后,我就放弃了。他说:‘我要成为一名导演。’我说:‘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导演,那你就得从最底层做起,你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从一个打杂的小职员做到一名导演。’他说:‘不,老爸。从我拍的第一部电影起,我就要当导演。’而他确实做到了,这让我感到十分惊讶,他非常有胆量。”
阿诺德通过资助《火光》的拍摄来迁就自己叛逆的儿子,他还帮助史蒂文设计微型的场景,在史蒂文的摄影棚(他们家的车库)里帮忙为电影场景设置灯光,甚至为复杂的追踪摄影做了一台移动摄影机。移动摄影当时已经成了斯皮尔伯格电影画面风格的标志。史蒂文还让自己的三个妹妹:安妮、苏、南希加入到电影的制作行列中。安妮担任场记,南希扮演一个被外星人劫持的小女孩的重要角色。她们三个还要在车库里的吉普车上蹦蹦跳跳,使吉普车看上去更像在夜晚的驼背山沙漠上疾驰。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野心很大,如果仅从智力层面上来说,他在制作《火光》期间就跟他的小合作者们说:“我要成为科幻界的塞西尔•B•德米尔。”
很多斯皮尔伯格的校友、老师和邻居都因为他对电影制作如此着迷而觉得他是一个“怪人”或者“疯子”,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一个跟斯皮尔伯格经常在一起的人说他是个大话精,”一个高中的朋友瑞克•库克这样回忆道,“很多人怀疑他的好运气,但我觉得你肯定找不到任何一个会认为他不会倾尽全力的人。”
到《火光》首映礼的时候,年少的斯皮尔伯格已经踏上了将自己的梦想转变成现实的旅程。他认识了一个在环球影业的人。这个人看出了斯皮尔伯格作为一名电影制作人的非凡潜力,他在《火光》的制作方面给了他一点建议,并且急切地等待着一个观看成品电影的机会。斯皮尔伯格把《火光》看做成就好莱坞导演事业的敲门砖。他希望能以此说服环球赞助他制作一部大银幕的科幻故事电影。不过尽管环球五年后会跟他签订一份导演合同,那也是在斯皮尔伯格在电视台担任过学徒,并且导演了当时电影界最轰动的电影《大白鲨》之后,他才从另一个公司筹集到所需要的1900万美元拍摄《火光》的蜕变电影——《第三类接触》。
在成为一名专业的电影制作人之后,斯皮尔伯格便公开地将《火光》贬低为“在任何地方做过的最差的五部电影之一”,但每一个在1964年出席过凤凰城首映礼的人都能明显感受到他非凡的天赋。“《火光》其实就跟一些只有午夜电视观众才会看的科幻电影差不多。虽然这样的解释可能会被看成是一种批评,”《亚利桑那共和报》的评论员拉里•杰瑞特这样写道,“但这部电影的故事情节和基本素材已经非常具有好莱坞科学幻想的味道,并且跟一些好莱坞科幻电影相差不远。”
斯皮尔伯格在60年代末向艾伦•达维奥展示了《火光》,这名电影摄影师后来为斯皮尔伯格拍摄了好几部电影,如《外星人E.T.》、《紫色》和《太阳帝国》。“《火光》就是一个孩子拍出来的电影,故事情节都很稚嫩。但是,天啊!有些画面真的做得非常大胆,”达维奥说道,“效果做得非常叫人惊叹——这是他真正用心的地方。他用弄皱的铝箔和弄碎的果冻在厨房餐桌上做的效果非常不错。”
斯皮尔伯格自我推销的精明天赋在他的青少年时期就已经充分显露,并且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对他帮助很大,虽然他的这种天赋至今仍被小心地隐藏在他那从外表看起来非常羞涩谦逊甚至恭敬的性格之下。凤凰城的人至今依然会以一种震惊的口吻谈及斯皮尔伯格在拍摄《火光》时的才能:他如何利用自己的口才进入医院和飞机场,用一架真正的飞机来拍摄电影场景。
“在拍摄《火光》的时候,他需要进入一家医院,”他的父亲说,“他跑到凤凰城的浸信会医院,说服他们让他用一间病房。他们借给他一些氧气罐之类的东西,然后他让一个女演员躺在病床上,他给她戴上氧气罩。这些都是他自己做的,我完全没有帮他。他说:‘我要怎么做?’我说:‘打电话到他们办公室问他们要啊。’他说:‘我怎么才能弄到一架飞机?’我说:‘直接去天港机场问美国航空公司。有飞机降落的时候,问他们能不能在它再次起飞之前借你用10分钟。’而他们答应了!
“我会直接给他线索,然后他会自己去做。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去帮他问的话,这样其实不是他在做这件事。他那时其实比我有勇气多了,如果换做我去问这些事,我肯定会说:‘他们不会答应的,史蒂文。’况且,他当时在凤凰城算是个新奇人物,一个聪明的小伙子,还上了报纸。所以大家都很理解他,也非常配合。他身上有一种特殊的过人之处,最主要的还是他有干劲,他有做事的那份决心。”
贝蒂•韦伯的两个女儿贝丝和琴都参加过《火光》的制作,她还让史蒂文在她家里拍了一部分场景。贝蒂是凤凰城非盈利的小影院里的一名义务剧务。她设法说服了影院董事会捐赠他们的设备用于首映礼。她不断向当地的报纸和电台发布这个年轻电影制作人的故事,在《亚利桑那共和报》中安排刊登照片,并且确保《火光》出现在全城的各大广告牌上。电影的女主角贝丝•韦伯制作并打印了首映礼当晚发给观众的节目表。接送史蒂文和演员的豪华轿车是一个角色演员的父亲提供并由他本人驾驶的。他在当地开了一家啤酒厂。探照灯是从附近的一家购物中心借来的。
阿诺德•斯皮尔伯格帮史蒂文播放复杂的电影原声。利亚•斯皮尔伯格爬上梯子将儿子的第一部电影的横幅挂在电影院的华盖上。当她这么做的时候,她心里在想:“这个爱好真不错。”
1964年3月那一个成功的夜晚标志着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时代的到来。那是他作为一名电影制作人的初次露面,同时也是他在向亚利桑那州的少年时代挥手告别。首映礼后的第二天,他和全家人一起搬去了加利福尼亚州。他告诉当地的媒体,他希望能在高中毕业前的暑期去环球影业工作,然后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读电影学院。
制作电影“会在你身上生根发芽”,史蒂文郑重地说,“你没办法再把它甩下来……我想要写电影剧本,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导演。我唯一能肯定的就是我已经走得太远,我已经不能回头了。”

文摘
“这将是一个伟大的故事,”斯皮尔伯格说道,“难道不是吗?”
西德•谢恩伯格曾给斯皮尔伯格看了一篇《纽约客》的书评,这篇书评评论的是托马斯•肯尼利所著的有关奥斯卡•辛德勒的“纪实小说”。这本小说描写的是写一名纳粹企业家倾家荡产来救助他的犹太工人,以保护他们不受伤害。“我被书中角色所拥有的自我矛盾的特质所深深吸引了,”斯皮尔伯格回忆道,“这不仅仅是关于犹太人解救犹太人的故事,或者是中立国的瑞典人或者瑞士人去解救犹太人的故事。这是关于纳粹向犹太人伸出援手的故事……究竟是种什么样的精神,突然间驱使一个人,将自己从犹太人身上剥削的积蓄奉献出来,去拯救他们的生命?”
在1982年的时候,那时候斯皮尔伯格还没有提出要执导《辛德勒的名单》的要求,但是他对这部电影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于是在那一年秋季,环球影业为了他买下了此书的电影版权。第二年春天,斯皮尔伯格第一次与大屠杀中的幸存者利奥波德(保罗)•佩吉见了面。那是一个波兰人,他出生时的名字叫做波德克•费佛伯格,是辛德勒救出来的1100名犹太人中的其中一个。这些幸存者称自己为“辛德勒的犹太人”。“波德克”•费佛伯格在克拉科夫为辛德勒操作黑市的运营,直到他成为了普拉绍夫集中营的头头。他的司令官是党卫军中尉阿蒙•高斯。辛德勒贿赂高斯,好让费佛伯格和他的妻子米拉,还有其他的“辛德勒犹太人”在他位于克拉科夫外围的德国搪瓷工具工厂工作。在1944年的时候,该工厂被勒令解散,于是辛德勒又把工人从高斯手上买了回来,并为他们在辛德勒的家乡建造了另一个天堂——一所假冒的军工厂,位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鲁利兹。
战火平息后,费佛伯格赶赴美国,为辛德勒不可思议的英雄救人事迹做见证人,并将此视作为自己的终身使命。在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之后,斯皮尔伯格第一个感谢的人就是费佛伯格:“这所有的一切都要归功于一位幸存者。如果没有他,这一切甚至都无法顺利开始。他叫波德克•费佛伯格……他为我们带来了这个关于奥斯卡•辛德勒的故事。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男人,却给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中都带来了希望和愿景……”波德克•费佛伯格带着详细的资料和丰富的照片,不断地向人们一遍又一遍地讲述这个故事,无论多大的困难都不能阻止他将辛德勒的英雄事迹传播于天下。与此同时,他还号召跟随在他身边的其他“辛德勒犹太人”一起来资助曾经救过他们的英雄,因为辛德勒在战后几乎身无分文。1963年,费佛伯格一直努力促成与米高梅合作拍摄有关辛德勒的电影,但最后没有成行。不过,在此之前,他们还是为辛德勒个人募得3.75万美元。
1980年10月的一天,托马斯•肯尼利从意大利的一个电影节返回远在澳大利亚的家乡。途中他在贝弗利山庄作短暂休整,同时也为他最新的小说《同盟》举办了一个小小的签售会。他走进了一家行李箱包店,想要买一个公文包。他开始同店主攀谈起来,而这位店主就是波德克•费佛伯格。“在我们的谈话中,他知道了我是一名小说家,”肯尼利回忆道,“……他告诉我,他知道本世纪最棒的一个故事。”
“一个威武帅气的纳粹分子拯救了我。他叫奥斯卡尔•辛德勒,”费佛伯格解释道,“我不是唯一一个被他从格罗斯-罗森(一座位于波兰的集中营)救出来的人,获救的还有我的妻子米拉。她是从奥斯维辛集中营中被救出来的。在我眼中,奥斯卡就如同耶稣基督。虽然他是耶稣基督,但他毕竟不是什么圣人。他饮酒无度,操纵黑市,生活一团糟。”
肯尼利被“辛德勒先生所具有的不寻常的美德”所深深地吸引,同时也迷上了费佛伯格的资料中关于大屠杀的官僚与工业元素。但是,费佛伯格回忆说:“肯尼利说他并不是写这本小说的最佳人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他才只有三岁而已。作为一名天主教徒,他对大屠杀这件事所知甚少,而且也并不清楚犹太人到底遭受了多少苦难。当时我一听到这话就觉得很生气。我对他说:‘正是因为这样,你才更应该把这本小说写出来。’”肯尼利“痴迷于不同种族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费佛伯格深信他对事物有着精明的洞察力,一定能写好这本小说。他的这种痴迷使他从一个“声名狼藉的爱尔兰烂股票”转变为“第一个意识到到澳大利亚土著人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的人。就像辛德勒一样,肯尼利是一个旧天主教徒。“我一直对旧天主教徒做事的道德感非常感兴趣,”作者说,“当你成为一个从天主教脱离出来的人,首先要做的就是施恩惠给尽可能多的男人女人们,然后你才能吸引到别人的注意。对我来说,辛德勒就是一个典型的离经叛道的天主教徒。”
有费佛伯格作为联系人来说服他人,肯尼利在好几个国家之间来回奔波,采访了将近50位“辛德勒犹太人”,以确保《辛德勒的名单》的真实准确性。“这也许只是一本小说,”他说,“但这绝对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他之所以会以小说的形式来诠释这个故事,是因为他觉得辛德勒“身上带有的自相矛盾的特点是书中最大的看点。正因为自相矛盾,这本书才会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如果他至始至终都英勇威猛,那就没什么看头了,矛盾的个性就像光和影一样。”而谈到电影的时候,他说:“如果将原著改编成电影,作者最为担心的就是,电影是否还会保留住小说中的那种模糊不清的成分,因为这种成分是真实存在的。但我必须要说,这种成分真的是非常说不清道不明的。”
“拜托了,请问你什么时候才能开始拍摄呢?”在1983年,波德克•费佛伯格第一次和斯皮尔伯格见面会谈时,他就向斯皮尔伯格提出了这个问题。
“从现在开始,我要用十年的时间来完成这部电影。”斯皮尔伯格回答道。
最终,他恪守了自己的承诺。斯皮尔伯格早已预料到,需要鼓起多大的勇气,需要面对多大的困难,才能拍摄《辛德勒的名单》。这十年来他其实一直都处于犹豫不决的状态,但最终他还是熬过来了。他说,这个项目“一直让我处于内疚感的包围圈中”,因为费佛伯格不断地“提醒我,他已经是命不久矣[1]”。斯皮尔伯格不断将计划延期。表面上看,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拿不到一个好剧本(第一稿剧本是肯尼利写的,而第二稿是科特•路德特克所写),但更主要的,还是是他在自己的感情上尚未准备好去“承担一个电影制作人的重大责任……在我极度渴望追寻快乐的生活时,我只能不断地推脱”。在外界压力与内在压力的交织下,他突然觉得自己在艺术感悟上面“成熟”了很多。在1987年,斯皮尔伯格愤怒地对《华尔街日报》说道:“我觉得,有人很想看我拍出一部探索人类内心阴暗面的电影,给一直期待我的观众们一个模糊不清的答案,这样当他们看完电影回到车里以后,还能感觉良好。如果这些影评人还想在我的电影中看到更多的痛苦场景,他们只需要给我200万美元就好——这就足够我拍出一部关于痛苦的电影了——我真的会去拍的。我从来都不会开口向华纳或者环球要钱,来资助我的痛苦。”
斯皮尔伯格也曾经试图将《辛德勒的名单》这部电影转手给其他导演,其中一位导演就是罗曼•波兰斯基。波兰斯基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曾经被囚禁在克拉科夫的犹太人区。在1943年3月13日那天,他穿越了封锁线,成功地从那里逃了出来。而正是在那天,纳粹分子对犹太人区进行了最后的清理式屠杀。一直到战争结束,波兰斯基都在四处东躲西藏。他的父亲也成功地逃离了人间地狱,不幸的是,他的母亲惨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内。斯皮尔伯格一而再、再而三地上门找到波兰斯基,希望他能接下导演《辛德勒的名单》这个活。但是波兰斯基坚决不同意出任该影片的导演,因为他不想再重温童年时那段悲惨的遭遇。在1988年,斯皮尔伯格提出自愿为马丁•斯科塞斯担当制片人,当时马丁•斯科塞斯刚刚收到由斯蒂文•泽里安创作的《辛德勒的名单》新剧本。移交《辛德勒的名单》控制权之后,斯皮尔伯格决定执导拍摄一部由1962年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恐怖角》,但是马丁•斯科塞斯由于商业原因未能执导《辛德勒的名单》,反而为安培林拍了《恐怖角》(1992年)。
当时还有另外一位传奇导演打算执导这部肯尼利小说改编的电影,他就是比利•怀尔德,他是一名出生在奥地利的犹太人,1933年希特勒掌权时逃离了柏林。怀尔德希望以《辛德勒的名单》作为自己的最后一部作品,以“纪念我那些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家人”。“他对这部电影非常有激情,这也迫使我更加用心。”斯皮尔伯格说,“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他激发了我的决心。”怀尔德后来看了电影之后,给斯皮尔伯格写了一封长信说:“你是最合适的导演人选,这部电影完美无瑕。”
国际事件也在刺激着斯皮尔伯格,“当时CNN正在报道发生在波斯尼亚针对穆斯林的暴行,就和纳粹死亡营一样——然后出现了‘种族清洗’这样一个恐怖的词语,简直就是‘最终方案’的翻版。我当时想:我的天呐,又发生了……而与其同时,电视报纸媒体却给予了大屠杀否认者大量的报道,那些人否认大屠杀的发生,否认600万人的死亡,这一切都是欺骗。”当斯皮尔伯格还在拍摄《铁钩船长》的时候,他“偶然发现了史蒂夫•泽里安的剧本——我一年都没有读过——然后快速翻阅了一下。我突然对已经快要睡着的凯特说:‘我的下一部电影是《辛德勒的名单》。”
在劝说自己拍摄奥斯卡•辛德勒故事的过程中,斯皮尔伯格演变出一种强有力的无私的身份特征,他的工作人员都将其称之为“导演先生”(Herr Direktor)。就像辛德勒一样,斯皮尔伯格也在商业成功和社会责任、个人利益和为人类服务的矛盾之中挣扎甚久。那个曾经告诉西德•谢恩伯格他在做“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生意”的人将他的主人公描述成正在做“辛德勒生意”的人。像辛德勒一样,斯皮尔伯格也是一个追求赞扬、渴求获得他人认可的成功,直到为了获得欢迎而需要付出太高代价才罢手的人。
斯皮尔伯格收到了一些批评之声,因为电影的主角是一个非犹太人,一个曾经彻头彻尾的纳粹党人。用肯尼利的话说,辛德勒代表了“一个想象中的人物,一个善良的德国人”。辛德勒在电影中的第一次出现就是他正在往西装翻领上别纳粹十字,他当时正要去克拉科夫的一个酒吧去和纳粹官员见面。事实证明,辛德勒加入纳粹党更多是出于一种机会主义而并非意识形态的认可。当然,如果电影中表现出他曾经服务于德国情报机构(反间谍机关),而战争进行之时,又作为双面间谍秘密帮助犹太人的话,那人物的性格分析又会更加复杂。
对一些观影者来说,赞扬“善良的德国人”——即使是如此受人尊重的人——在大屠杀的背景之下也是非常不恰当的。拉比•伊莱赫奇特认为辛德勒被位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屠杀纪念馆官方人认定为“正义的异教徒”“让人难以置信,简直就是亵渎”。“在我的生命中,”拉比写道,“我不明白是什么促使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拍摄《辛德勒的名单》,来颂扬一位从波兰犹太人身上获利的罗宾汉。”即使是片尾在他的坟墓上放了一块石头的辛德勒犹太人丹卡•德莱斯纳•辛德尔博士,也表达了他对于将辛德勒塑造成英雄的不满:“他救了我们的命,但我不会因为德国人对我们的行为而赞扬他们。因为这根本不成正比。”卡通艺术家斯皮格尔曼,大屠杀故事《老鼠》的作者,则因为《辛德勒的名单》将一个异教徒商人奉为英雄而宣称“电影根本不是关于犹太人的,甚至不是关于大屠杀的。犹太人让人感觉不舒服。这是关于克林顿的,这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的良性方面——带有人性的资本主义”。
斯皮尔伯格选择去发掘敌人的想法,而并非是拍摄一部关注例如安妮•弗兰克一样的纳粹受害人,或是如同华伦伯格一样反抗纳粹的英雄人物的电影。终其一生在应对同化作用和种族偏见作斗争,让斯皮尔伯格对异教徒的行为拥有了敏锐的观察力。作为一个种族歧视的受害者,斯皮尔伯格对于“那些人”的阴暗面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看法。“我们对(纳粹主义)非常感兴趣,同时也对它感到恐惧,”斯皮尔伯格在完成《辛德勒的名单》后评论道,“那种恐惧,我认为,让我们更加执着于了解它。”在专注于表现这个非典型的纳粹分子从施害者变为救人者的同时,斯皮尔伯格还同时着力于表现阿蒙•高斯(拉尔夫•费恩斯饰)这个不受约束的恶魔形象。肯尼利描述这个人物是“奥斯卡的邪恶兄弟……在某些情况下,奥斯卡可能会成为他那种疯狂的行刑人”。
也许《辛德勒的名单》最让人惊讶的部分就是斯皮尔伯格对高斯扭曲性格的准确剖析,他的内心深处仍然有一息尚存的人性。斯皮尔伯格让高斯对他的犹太女佣海伦•赫希(艾伯斯•戴维斯饰)时不时表现出既爱恋又虐待的混合情感,而不是将他塑造成一个简单的恶魔。高斯忍不住对这个漂亮的女人产生了感情,告诉她:“多想在你孤单的时候帮助你,与你为伴,我在想,那会是怎样的一种感觉?我是说,这样有什么错呢?我发现你是一个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人。”他无法应对这种禁忌之情,于是开始虐待她,虐待这个被他称之为“犹太婊子”的女人。斯皮尔伯格之前的作品很少能如此深刻地发掘法西斯主义的内涵,尽管他长久以来都很喜欢钻研恐怖,这对理解一个像高斯这样的精神病虐待狂有很大的帮助。
通过辛德勒代表犹太人和纳粹订立危险的协议这个故事,斯皮尔伯格也看到了自己融入传统基督教白人社会的需求。他学会了掩饰自己的真实感受,来控制那些可能会对他和他的人民充满敌意的人。斯皮尔伯格掌握了灵活的游戏技巧,或者说是辛德勒称之为“表达”(Presentation)的东西。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斯皮尔伯格在他儿童时代电影中设计的一个反犹恶霸,就像斯皮尔伯格对《耶路撒冷邮报》所说的那样,“那个恶霸从来都不是我的朋友。我能通过一些辛德勒的方式,减轻对他的仇恨。这就包括引诱他成为一个阴谋论者……辛德勒也和敌人亲近从而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我发现这才是处理人际关系的真正方法。”
斯皮尔伯格不顾他导演的名声,拍摄了这部非常需要勇气的电影。他知道他可能被取笑,甚至是对他公众形象的人身攻击。他担心他的形象会让观众对电影产生先入为主的偏见。他的勇气来自于辛德勒的所作所为:辛德勒不顾自己的生命和财富,帮助犹太人摆脱大屠杀的灾难。当然他的电影主人公和他自己在选择的时候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虽然他认为自己“更像是本•金斯利的角色”——辛德勒的犹太人会计伊萨克•斯特恩——但斯皮尔伯格说:“我想要成为奥斯卡•辛德勒。”

内容简介
《斯皮尔伯格传》内容简介:史蒂文•斯皮尔伯格(1946-),导演、编剧、制片人,梦工厂电影公司创始人之一。其导演的作品全球票房已超过85亿美元,三次打破票房纪录,更被《首映》称为“电影界最有权势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导演的作品《大白鲨》、《外星人E.T.》、《夺宝奇兵》系列、《侏罗纪公园》、《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瑞恩》等都已经成为经典。
乔瑟夫•麦克布莱德自1993年开始,用了18年时间,采访了327位斯皮尔伯格的亲朋和电影界人士,才完成了这本划时代的著作。《斯皮尔伯格传》不仅完整记述了斯皮尔伯格的经历,还对斯皮尔伯格的每一部电影进行了深入分析,更对好莱坞的运作方式以及美国电影的历史做了深刻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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