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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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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其中每一个世纪都选择了一、两个专门题目,写出生动的叙事(narrative)长篇,从正面或侧面勾勒出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这是史学家的真本领,也是史学的最后归宿。就我阅览所及,在并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之中,好像只有史景迁一人具有这一特殊的本领。为什么呢?我想这是因为他不但史学的功夫深厚,而且文学的造诣也超出侪辈。
——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者 余英时
(史景迁)描写历史人物的性格,也往往从细节见到性格,于是这些人物不是平面的面谱,而是有笑有泪的活人。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都在他的笔端复活了。……中国史学的祖宗,太史公司马迁,其文笔之优美,使《史记》不仅是历史记载,也是文学作品。这一传统,自清代考证之学独擅胜场,文章之美,已不受重视。史景迁先生的著作,堪为我认借镜。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许倬云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史景迁 译者:吴家恒 温洽溢

目录
总序
妙笔生花史景迁
前言
资料来源说明
单位换算说明
楔子
第一章 投书
第二章 皇帝
第三章 行踪
第四章 湖南
第五章 凤鸣
第六章 驳斥
第七章 炯戒
第八章 赦免
第九章 独钟
第十章 付梓
第十一章 探源
第十二章 异议
第十三章 宣论
第十四章 枝节
第十五章 重审
译后记历史、认同、权力
参考书目

序言
前 言
读史其中一个用处就在于提醒吾人,事情可以匪夷所思到什么程度。曾静谋反的奇案,还有《大义觉迷录》的刊刻印行、通颁天下,似乎正是这句话的脚注。但是读史另有一个用处,就在于让吾人看到,人可以这般实际地应对如此匪夷所思的情境。曾静与雍正又再一次说明了这点。
在1720年代到1730年代之间,清朝的儒士或目睹此事,或在其间推波助澜,并以惊人的细密面对之,因此留下极为庞大的档案,见证这段历史。从如雪片般呈禀朝廷的奏折,可以大致勾勒出各地封疆大吏遇事决断的梗概,也可窥知奏折往返递送且有皇上批语所依循的流程,还可看到官员为博圣眷而附上所掌握到的谋逆材料。这些文件是由朝廷主掌档案的官员世世代代保管,对史家弥足珍贵。1912年,清朝覆亡,这些文件每每得在遭受战火波及之前装箱封存,辗转流落各地。到了20世纪末,这些档案终究得以分别藏于台北、北京两地温湿度受控制的场所,出奇逃过接二连三的摧残。
曾静一案始于1728年,在1736年由朝廷终审了结。但是几乎在案发之初,此案的原委便可上溯至遥远的过去,部分是在17世纪中叶明末清初的军事冲突与知识论辩中,部分则可远溯至古代,甚至迄于孔子之前中国哲学、历史文本粗具雏形的年代。同样的,朝廷终审结案之后,回响仍久久不衰,不仅历经了清末民初的分崩离析,而且还延续到我们所处的年代:中国有一家出版社于1999年集结出版了本案重要源文件的抄本,满足观众在看了《雍正王朝》电视剧之后所产生的好奇心。
曾静案所讲的不只是皇帝与其死敌的故事,它还旁及《大义觉迷录》这本奇书,此书幸赖朝廷的饬令,得以在1730年代初风行天下、广为摘引。而拙著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本有关书籍如何被书写、刊行天下,有关巡回驳斥,有关自我宣传,有关眩惑听众与大肆抨击的书。
这则离奇的故事讲的是18世纪的中国人,他们一方面汲汲营营于儒士的名位,另一方面又身陷于科考的迷惘之中:他们一方面皓首穷经,但又得对上位者所做在他们看来是专横、负面的决断逆来顺受。在文士精英圈内失败者之中,有许多人打心底否认他们是上位者所断言的那种知识分子,曾静就是这类的典型,而许多无端被牵连进曾静这个案子的人也是其中之一。
在另一个层面上,本书讲的是那个我们大多数都已失去联系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陌生人闯入居里所在的村子常常引人侧目,总要被窃窃私语、左思右想个几年。在这类的世界里,譬如整个案子发生的湘南丘陵间的孤村,皇帝有如天高之远:从京里的信使总是会受到重视,珍馐华宅,馈赠络绎不绝于途。因为京师乃是卧虎藏龙之地,一如档案所见,这也是个流言滋繁,充斥各种奇谈异志的世界:迂腐蒙昧,极为不安全,总是有种轻率的宽宏大度。
当我写作本书时,发现这将会是一本有关审案过程的书,这是我当初始料未及的。调查曾静案所采取的手段,唯有在记忆不易受到牵绊且市井小民皆能费心、逐步再现过去事件的社会里才可能存在。同时,他们习惯添枝加叶、言不由衷,往往会使得这个世界里的记忆在个人想象的土壤中歧散、孕育、滋养。有鉴于审理官吏的百折不回、殚精竭虑,手中又握有庞然物力人力,实情虽然诡谲多变,却也不至于让他们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进退维谷。即使他们误走歧路,皇帝也会适时将他们唤回正途。为了与蕴涵个人色彩的地方性记忆搏斗,审理案子的官吏不得不旁敲侧击,实行各种可能奏效的媒介:墙上的告示和传单,成册的诗文,编纂的箴言,以及晦涩的讽喻和梦境。他们用的审案技巧包括不断对有戒心的目击者施以压力,重复鞫讯,要求撰述自白,大刑伺候或威胁动刑,亲人规劝,孤立,诈骗,佯装称兄道弟,背弃盟誓,甚至散播嫌疑犯的画像。
对今天的我们面言,这些办案手法仍与现代相互辉映,并唤醒吾人对迩来中国和其他地区政权的记忆。但这桩离奇案子的来龙去脉和细枝末节终究有其时空的局限性,是因着像曾静、雍正这类的人而展开的。他们二人素末谋面,彼此也称不上熟识。他们带给对方的征兆虽隐晦不明,却总是可以拨开层层迷雾。他们二人对社稷、自我的信仰,努力想了解对方的意图,竟奇迹般的至今犹存。所以只要吾人摒除缠绕的枝节,在黑暗里凝视,无论时代如何悠远,总是能进入他们二人的内心世界而探索这整个过程的蛛丝马迹。

后记
译后记:历史、认同、权力

史景迁这本书说的是《大义觉迷录》这部奇书形成、流传、禁毁的过程,乃至其间横生的许多耐人寻味、匪夷所思的枝节。
《大义觉迷录》全书共有四卷,内收有雍正本人的十道上谕,提审官员杭奕禄审讯与结案的意见,包括曾静《知新录》、《知几录》部分片段在内的四十七篇口供,曾静门人张熙的两篇口供,书末并附有曾静认罪所著的《归仁说》一篇。雍正“出奇料理”曾静一案,下令将《大义觉迷录》“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此书因而广行天下,一时人尽皆知。雍正自逞笔舌之能,撰文辟谣的结果,反倒弄巧成拙,非但未能端正视听,竟引起天下之人竞相窥视宫廷斗争。迄于乾隆即位,为求补救之道,而将《大义觉迷录》一书列为禁毁之类,从此销声匿迹,只有少数或私藏民间,或流至东瀛。清末,留学日本的革命党人发现此书,结果书中暴露清朝皇室的权力斗争,以及吕留良、曾静反满言论,又成为革命党人攻讦清廷的材料。
雍正是否夺嫡,本身就是一桩引人入胜的历史公案,绝佳的小说题材。而史家对《大义觉迷录》一书的兴趣,素来集中于爬梳收录在书内雍正自暴继统疑云的谕旨,佐以各种间接史料,借以推断雍正缵承帝位的正当性。主张雍正夺位者,勇于推陈出新,言之凿凿;持反对意见者,又每每能旁征博引,自圆其说。正反两造对簿于历史公堂之上,你来我往,人各言殊,难有定论。
然而,近来西方汉学界重提曾静案,旨不在于赓续这场历史奇案,揭发宫廷斗争的来龙去脉;而是另辟蹊径,把雍正对曾静案的出奇料理,乾隆的悖反常理、违逆雍正严谕诛杀曾静等的这段过程,视为满人形塑自我认同之重要转折的表征,以扬弃自Franz Michael、Mary C. Wright以降雄踞学界的清朝政权“汉化”(sinicization)说。这种问题意识的“转向”(turn),使学者更为关注于雍正驳斥曾静所传达的思想观念,以及乾隆对满人自我认同意识的强化。
从《大义觉迷录》来看,雍正是以儒家的论辩来驳斥曾静、吕留良。雍正采孔、孟的逻辑,认为华夷之别不在地域、种族,而在于文化,以反驳曾静那种带有“本质论”的华夏立场。换言之,雍正把“意符”(sign)与“意指”(signed)分别看待,“华”作为一个指涉的文化符号,是可以与特定的疆域、种族界线割裂。所以雍正说:“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群聚,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更何况,“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只要依循王道,具备礼教,潜心默化,也能仰承“天命”。
雍正接着演绎儒家传统的“天命观”,以证明清廷定鼎中原的“正当性”(legitimation)。曾静在《知新录》中曾批评明清朝代嬗替,他说:“慨自先明,君丧其德,臣失其守,中原陆沈。夷狄乘虚,窃据神器,乾坤反复,地塌天荒。八十余年,天运衰歇,天震地怒,鬼哭狼嚎。”雍正则是从历史和哲学两方面来反驳曾静。雍正首先说明亡于李自成,与满人无涉;而明亡的根本原因,“以天地气数言之,明代自嘉靖以后,君臣失德,盗贼四起,民生涂炭,疆圉靡宁。”雍正反问之,“夫以十万之众,而服十五省之天下,岂人力所能强哉!”清朝之所以能定鼎中原,雍正援引《尚书》“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说法,证明这乃是“天命”之所归,在于统治的“德”性:“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未闻不以德为感孚,而第择其为何地之人而辅之之理。”由是观之,政权的更迭取决于天命、君德,而不在于种族、地域。
雍正以儒家的“文化建构论”破除曾静的“华夷之防”,并以德配“天命”说证明清朝统治中原的“正当性”之后,即提出他的“君臣大义”之说。《大义觉迷录》的“大义”指的就是“君臣之大义”;而在雍正看来,“君臣之大义”尤应超越“华夷之辨”。所以雍正再次引用儒家思想的观念:“诗经言『戎狄是膺,荆楚是惩』者,以其僭王猾华夏,不知君臣之大义,故声其罪而惩艾之,非以其为戎狄而外之也。”
新加坡学者邵东方曾论雍正的文化政策,他认为从清朝的武力镇压和政治强权等外部因素实不足解释明亡之后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甚至如曾国藩这样的中兴名将,会转而接受满人异族王朝统治的合法性。清朝政权何以维持长达二百六十年的统治,其中的关键是满人入关之后即逐渐意识到,单凭武力是不足长治久安的,更重要的是要通过长期而有效的思想统治,使汉族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接受满人的统治。,雍正刊刻印行、广行宣布《大义觉迷录》一书,除了政治动机之外,更蕴含了内在深层的文化意义。
既然如此,何以乾隆要禁绝《大义觉迷录》?Frank Dikotter曾经论及,中国精英的文化观存在两种迥然不同但又互为关联的观点,即一方面宣扬普遍主义的理念,认为外夷都是可以被汉化的。但另一方面,当中国人的文化受到威胁时,就强调地域、种族的特殊主义,闭关自守,以免受外在邪恶力量的威胁。但无论是普遍主义或特殊主义,无非都是对汉族、汉文化优越性的强调。乾隆自然不会同意曾静带有特殊主义的本质论立场,但他违逆父命诛戮曾静、禁毁《大义觉迷录》的作法,其实也反映了他对于雍正的文化道德改造论不表苟同。根据Pamela Kyle Crossley的分析,乾隆认为身为满人并无可耻之处,满人之所以入主中原,并非满人受到汉人文明的教化始然;而是因为努尔哈赤、皇太极秉持“天心”之故,使满人取明而代之。换言之,这反映了自从乾隆时期开始,满清朝廷已逐步强化满人的自我认同意识。
不过Crossley强调,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认同意识的形塑和维系是一个复杂且充满历史偶然性的过程;而种族作为一种概念,是随着欧洲民族国家的崛起而被建构的。尽管乾隆时期爱新觉罗的自我认同逐渐强化凸显,但把缘起于欧洲社会的认同概念套用在清朝政权是会扭曲历史的实情。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身为统治者的满人就没有认同意识,关键在于两者对自我认同的定义以及所处的政治脉络存在着差异性。诚如Evelyn S. Rawski的分析,清朝的政治模式并不是民族国家,其所要建构的也不是单一族群的认同意识,而是包容满、汉、蒙、藏等异质文化共同存在于一个松散、人格化的清朝帝国,将各族的政治精英吸纳进清朝的统治集团之中,以维持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观。就个人而论,乾隆所意图维护的是爱新觉罗统治精英的世系。从统治者的角度观之,乾隆所施行的文化政策并不是种族间的同化;而是要维护各个族群的文化特质,彰显满人政权中不同族群成分的特色。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满人正是透过优宠藏传佛教以治理西藏、绥服蒙古,接纳儒家文化笼络江南文人,但又尊崇萨满教以维系满人的自我认同。文化政策虽是满人政权得以维系的关键,但满人文化政策成功的秘诀不惟在其汉化的程度,更重要的是清廷能采取弹性因应的文化政策,整合帝国之内各个族群的人民,共同构筑了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观。离弃了这个多元文化的世界观,也就无法统御这庞大的国家,而这或许也是孙文当年从“驱逐鞑虏”到“五族共和”这层转折的原因。
异质文化之间的互动融汇与内在张力一直以来就是史景迁著述的主题,从康熙与曹寅、来华传教的利玛窦、游历欧洲的胡若望、乃至马可波罗、洪秀全,学贯中西的史氏,每能透过奇绝的叙事布局和斐然文采,让笔下的等历史人物跃然纸上,耕耘出满汉、东西文化交错的吉光片羽,而使他叙事的主轴摆脱业师Mary Wright的“汉化”说。也许是深谙历史的诡谲多变,史景迁不像有着同样写作风格的黄仁宇,竟提出宏观论述和带有“东方主义”(orientalism)凿痕的命题,而落入西方理论的纠葛,削足履鞋。但吊诡的是,也因为他那迷人的蒙太奇写作手法,打破了线性时间和僵固空间的制约,以人物的欲望、动机为坐标,重新编码历史素材,因而时常游移于历史与小说之间,成为西方汉学界有关史学方法论争辩时的焦点。
史景迁具有强烈叙事风格的作品究竟是历史或小说?这个问题或许可以借由Hayden White在Metahistory书内的一段话来厘清:历史写作乃是“一种以叙事散文形式呈现的文字话语结构,意图为过去种种事件及过程提供一个模式或意象。我们透过这些结构,得以重现过往事物,以达到解释它们意义的目的。”在厘清历史与小说的分际时,吾人必须摒弃“经验主义”的褊狭之见,体会到历史写作不单只是一种组织经验的方法,同时也是赋予形式的过程;而历史知识的力量,可能源于在赋予形式过程中引发的功能,而不是来自纯粹的经验事实。
史景迁笔下所营造的那种现实感,甚至面对无垠时空所生的“无可奈何”之感,有如莱茵河上的歌唱的女妖,闻之令人心生幻相,而所谓历史或小说的混淆其实并不存在;法文里头histoire兼指“历史”与“故事”二义,端视我们如何定义“真实”。
若要硬将在两者之间做个分别也并不难,只消将本书与二月河的《雍正王朝》相比便可。二月河笔下述及《大义觉迷录》一节,不论是投书的地点、审讯的过程,乃至岳钟琪、李卫、徐骏等角色,与既存史料之间都颇有差距。小说既是虚构,这些部分只能算是细枝末节,都可为情节安排而变更。但史景迁尽管布局奇绝,但是他在史料的运用仍然谨守专业历史学者的分寸。以本书而言,史景迁以《大义觉迷录》的内容为经,辅以大量的奏折,复参酌各家说法,只见史景迁在庞大的数据交织下穿针引线,不能违逆资料,又要营造气氛,维持叙述张力,这正是史景迁过人之处。作者过人之处,便是译者挑战所在。本书还原数据的难度当然远不及《追寻现代中国》,但由于数据细密,回复为中文仍是极为艰巨的工作。加上行文多处引用奏折,为求文字风格不致扞格,译者也选择了较有文言色彩的中文。
史景迁在叙事时,有时过于简略,提及一些无关紧要的人物时,也多以某姓之人来称呼,想来这是面对英文读者使然,因此中文本有几处参酌奏折《大义觉迷录》等资料,或略详其事,或补回人名。这点也请读者明察。

文摘
版权页:

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

史其中一个用处就在于提醒吾人,事情可以匪夷所思到什么程度。曾静谋反的奇案,还有《大义觉迷录》的刊刻印行、通颁天?,似乎正是这句话的脚注。但是读史另有一个用处,就在于让吾人看到,人可以这般实际地应对如此匪夷所思的情境。曾静与雍正又再一次说明了这点。
在1720年代到1730年代之间,清朝的儒士或目睹此事,或在其间推波助澜,并以惊人的细密面对之,因此留下极为庞大的档案,见证这段历史。从如雪片般呈禀朝廷的奏折,可以大致勾勒出各地封疆大吏遇事决断的梗概,也可窥知奏折往返递送且有皇上批语溜依循的流程,还可看到官员为博圣眷而附上所掌握到的谋逆材料。这些文件是由朝廷主掌档案的官员世世代代保管,对史家弥足珍贵。1912年,清朝覆亡,这些文件每每得在遭受战火波及之前装箱封存,辗转流落各地。到了20世纪末,这些档案终究得以分别藏于台北、北京两地温湿度受控制的场所,出奇逃过接二连三的摧残。
曾静一案始于1728年,在1736年由朝廷终审了结。但是几乎在案发之初,此案的原委便可上溯至遥远的过去,部分是在17世纪中叶明末清初的军事冲突与知识论辩中,部分则可远溯至古代,甚至迄于孔子之前中国哲学、历史文本粗具雏形?年代。同样的,朝廷终审结案之后,回响仍久久不衰,不仅历经了清末民初的分崩离析,而且还延续到我们所处的年代:中?有一家出版社于1999年集结出版了本案重要源文件的抄本,满足观众在看了《雍正王朝》电视剧之后所产生的好奇心。
曾静案所讲的不只是皇帝与其死敌的故事,它还旁及《大义觉迷录》这本奇书,此书幸赖朝廷的饬令,得以在1730年代初风行天下、广为摘引。而拙著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本有关书籍如何被书写、刊行天下,有关巡回驳斥,有关自我宣传,有关眩惑听众与大肆抨击的书。
这则离奇的故事讲的是18世纪的中国人,人们一方面汲汲营营于儒士的名位,另一方面又身陷于科考的迷惘之中:他们一方面皓首穷经,但又得对上位者所做在他们看来是专横、负面的决断逆来顺受。在文士精英圈内失败者之中,有许多人打心底否认他们是上位者所断言的那种知识分子,曾静就是这类的典型,而许多无端被牵连进曾静这个案子的人也是其中之一。
在另一个层面上,本书讲的是那个我们大多数都已失去联系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陌生人闯入居里所在的村子常常引人侧目,总要被窃窃私语、左思右想个几年。在这类的世界里,譬如整个案子发生的湘南丘陵间的孤村,皇帝有如天高之远?从京里的信使总是会受到重视,珍馐华宅,馈赠络绎不绝于途。因为京师乃是卧虎藏龙之地,一如档案所?,这也是个流言滋繁,充斥各种奇谈异志的世界:迂腐蒙昧,极为不安全,总是有种轻率的宽宏大度。

内容简介
《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讲述了《大义觉迷录》这部奇书的形成、流传、禁毁的细腻过程,乃由其间横生的诸多耐人寻味、匪夷所思的枝节,从而反映了中国古代君权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及旧文人的宿命。满清政权何以维持长达二百六十年的统治,其中的重要关键是满人入关之后即逐渐意识到,单凭武力是不足长治久安的,更重要的是要通过长期而有效的思想统治,使汉族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接受满人的统治。雍正刊刻印行的《大义觉迷录》一书,除了政治动机之外,更蕴含了内在深层的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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