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在1919:九零后的崛起.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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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胡适、毛泽东、张国焘、傅斯年、罗家伦、陈公博、陶希圣、邓中夏、许德珩、俞平伯、朱自清……那个时代的九零后们(1890-1900年出生)勾勒了20世纪的中国历史,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今天!
1919年,他们登上历史舞台,出发地就是北大,一所当时只有约两千人的大学!
《北大在1919:九零后的崛起》这是一本写给当下的历史书,非学术,非演义,而是新闻笔法的记录。

作者简介
司徒朔

本名王学永,1978年生入,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电视策划人,中央电视台“新闻1+1”栏目副制片人,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研究员。

作为曾经的报人,一直敬畏文字,可惜虽有笔耕却是常辍。笃信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

目录
序言
第一篇——新【1月1日至3月31日】
引子——红楼故事的开始
九零后们——新潮
九零后们——末代士大夫
九零后们——现在就放肆了
老青年
诺贝尔奖
胡适回来了
闲情即心情
公理战胜强权是个假面
谣言四起
领袖蔡元培
荆生——惊声
评议会
朝鲜独立运动
正面战争
陈独秀走了
第二篇——潮【4月1日至6月22日】
走上街头
同学,同乡
五.四
救学生
蔡元培出走
5月的论战
学校成为监狱
陈独秀被捕
胡适在忙什么
第三篇——归【6月23日至9月20日】
1919年的高考
胡适和李大钊的论战
“监印者”蒋梦麟
陈独秀出狱
第四篇——去【9月20日至12月31日】
开学典礼
思潮
半边天
杜威的生日
临别赠言
自杀,还是他杀
死亡的季节
分道扬镳
分裂的前兆
大学何为
生命的秘密
参考文献

序言
如果要写一部现代中国教育史,一定会有这些名字: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王星拱、杨振声。作为校长,他们和北大、清华、南大、台大、武大以及山东大学,紧密相连。
如果要写一部现代中国学术史,一定会有这些名字:刘师培、黄侃、梁漱溟、张申府、冯友兰、顾颉刚、汪敬熙、马寅初、毛子水、俞平伯,等等。
如果要写一部现代文学史,一定会有这些名字:林纾、鲁迅、周作人、刘半农、朱自清、康白情、叶圣陶、李小峰、孙伏园,等等。
如果是要写一部政治史,一定会有这些名字: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张国焘、邓中夏、谭平山、黄日葵、高君宇、许德珩、陈公博、陶希圣、段锡朋,等等。
而这些人,1919年都在北大,或为教师,或为职员,或为学生,又或者是边缘人。甚至在这一年之中,新文化运动面对的挑战者林纾,是北大旧人;“五四”挑战的章宗祥等,也曾就职京师大学堂;而闯荡“女禁”的勇者,也是校友家属。所以,如果书写1919年的历史片段,最好的观察平台自然是北大。如果考虑到此时的北大,不过是个2000人的“小学校”,就更有些叹为观止。
正是因为北大的辉煌,所以就有了一个结果——当年的北大有点像是被贴在神龛里,你看到了很多的顶礼膜拜。而当一件事情被标签化,它的功能似乎只剩下了为武断做一个注脚。所以,发一些心向往之而实不能至的遗憾,或者是不能“幸遇先生蔡”的感慨,对我们可能是最无益的事情。于是,就有了一些新的发现,就有了这本书。
1919年初,蔡元培的计划,是在西山买地盖房,以远避尘嚣;陈独秀的《新青年》,应者也似乎寥寥;胡适极力提倡的白话文,只有几十个学生能够驾驭自如;学生们对学问的不昌充满抱怨,深受着“做官”的诱惑。青萍之末,到底是什么风起,让他们跃然纸上写入史册的呢?
“无论在感情上是否接受,我们都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现实:从现代化意义上讲,我们仍与七十年前的五四同处一个时代。”1989年,为纪念“五四”70周年出版的《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总序中如是说。时间又过去了二十多年,这个判断还对吗?
于是,笔者开始翻阅各种关于那个时代的论述,最终却有些沮丧,疑问依旧难解。原因大概有三:一来这类书籍大多学术,是累积的研究成果,离现场较远;二来学术作品,往往注重意义的阐释,从而于我这样的普通读者太过抽象;三来有一些虽然不走学术路,但却走上了演义的路子。
笔者决定回到自己本行,做一个自命为“历史采访笔记”的尝试。回到当初的文本,钻到字里行间,去触摸那个时代。查其言,观其行,不求深刻,但求浅白和真实。同时辅以当事者日后的回忆录,以做补充。一位做此研究的朋友做了最好的提醒,回忆录不可靠。因为难免会记忆错误,又难免会有下笔时的顾虑和偏颇。但我想,如果将当时文字和后来笔墨对照,或许尚可弥补,也恰恰可能会有所发现。这样,将误差做到最低。
最终,当把1919年一天一天地拼接起来,笔者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一年的意义,莫过于“九零后”的崛起。也就是1890年到1900年出生的一代人,此时他们大多是锋芒初露,或者寂寞无闻的毛头小伙儿,却经由1919年的社会动荡,开始了彼此的合作,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所以,捕捉他们经历了什么,思考了什么,做出了什么选择,甚至养成了什么样的性格,也许更有价值。
需要明辨的是,这不是一本学术著作,所以有些学术争议,实际略而不谈,而是在不破坏整体判断的前提下,择其一种。比如,梁启超先生和胡适,这两代思想巨匠何时第一次见面等。而因为笔者的确是学养有限,资料收集又做不到“上穷碧落下黄泉”,难免纰漏,希求谅解,敬待指正。本书引用并参考了若干资料,正文处不一一列举,参见末尾三页“参考文献”。
所以,这是一本写给当下的历史书,非学术,非演义,而是新闻笔法的记录。而您会发现,我们真的是和1919年处在现代化的同一时期。比如他们会为何时获得诺贝尔奖而焦虑,会为权贵的骄横而愤怒,会为民众的互伤而懊恼,会为出国还是留下而苦恼,会为考“公务员热”而叹息,等等。一句话,我们一同走在唐德刚先生所言的“历史三峡”之中。如何冲将出去,是我们共同的使命,但不该是旋涡中打转的宿命。
书能成稿,需要感谢北大的王锡锌教授、李媛媛博士、胡少诚博士以及我的朋友李品文、骆永华、王旺桂、张东升、段德峰、李楠、权静等人,是他们给了我鼓励、指点和支持。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家人,是他们分解了我无数的家庭责任,让我有时间完成自己的一个兴趣。
司徒朔
2044.5.5

文摘
地处闹市,当然多了几分生气。可是,不用说近在咫尺的“皇宫”内,总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就是那一份嘈杂和局促,就够一所学校消受的。这或许是个商业店铺的首选,但并非是一处求学的理想胜地。况且此时的北大,已经从当年京师大学堂第一次招生“不足百人”,“讲舍不足百问”,扩张为一所1918年招生超过两千人的大学了。
早在1902年,自管学大臣张百熙重新兴办京师大学堂开始,选地扩张就是重要议程。当时,他在郊区选定了1300亩地,谋划建设新校舍。地点在今天丰台区的瓦窑附近。只可惜130万两白银的预算,吓跑了西太后。
转眼到了1918年,生气勃勃的北大,再次产生了走出城市的想法。一个学生道出了理想地点。这年夏天,北大组织师生到风景秀丽的西山消暑度假,其中就有英文系学生罗家伦。这个学生,一年之前,刚从上海公学考入北大。考试成绩,据说数学零分,但是文章写得才华四溢。负责招生的胡适力荐,蔡元培一点头,他就来到了北京。他的文章,感情充沛,下笔恣意,文字是会向读者眼睛里蹦的。当“五四”来到,那份广场上的北京宣言,就是他在15分钟内一挥而就的。而“五四运动”的命名权,也归在了他的名下。
1918年7月5号,罗家伦和同学雇好骡车,放上行李。又坐人力车,尾随而后,出西直门,换驴车奔赴西山。一出城,他就眼前一亮。因为大道平坦而又笔直如矢,不像市内,“天雨一酱缸,天晴一香炉”。而且道路两旁,“密树成荫”。美景如画,清新宜人,让他有些“乐不思蜀”,于是提笔给蔡元培上了一份书:
“凡学校建设要素有二:一、精神;二、形式。学风成绩等属于精神方面。建筑设备等属于形式方面。精神不佳,固徒有形式,无益;然形式不佳,精神亦受其累。西方教育家提倡‘郊外大学’之议,著有专书。……今校长蔡公对于本校精神方面极力改革而不能即得心应手者,实因校舍在湫隘城市中之故。如讨山贼然不毁其根据地,则平贼大功终不能告成也。北京建大学适宜之地,厥惟西山。……志于学,一也;树木葱茏,山势俊伟,可养成一种优美壮丽之观念,二也;空气清洁,宜于卫生,三也。有此诸利,势宜急行。现虽困于经济,然吾终愿蔡公有此伟画,以期贯彻于将来。则余在校之期,虽不及待,犹当遥望母校而呼‘万岁’!”
罗家伦为了佐证自己的见解,还特意举出了还只是留美预科的清华学校的例子。认为其精神之佳,和地处远郊外有关。他小会想到,1920年,北大毕业之后,他出国留学。先后就学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归国之后,1928年,31岁,就成了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蔡元培是认可这个说法的,或许他早就有此想。在几个月之后的北大21周年校庆讲话中,他已经信誓旦旦:“学校拟在西山购地建校舍,已经承步兵统领李阶平先生允许极力赞助,当可办到。”可他并没有如愿。
清华是该浓墨重彩地记住这位校长的。是他正式完结了清华留美预科学堂的身份,归身于国立大学的序列,让学校有了名;广建校舍,广购图书设备,首开招收女生,文理法三科的设置,让大学有了实;整顿了清华基金,让学校有了钱;也是他一次性把55名教授,37名裁撤,淘汰了冗员,之后延揽名师。清华三十年代的巅峰期,大部分教授,都是他当时请来的。这其中包括了吴有训、周培源、叶企孙、周鸿经、华罗庚、金岳霖、冯友兰、刘文典、朱自清、蒋廷黻,等等。以至于几十年后,身在美国,已经声名显赫的蒋廷黻,谈到平生知己的时候,依然感叹,“我第一知已是罗志希”。这也使认为大学校长第一任务就是聘人的罗家伦日后非常得意,这让大学有了才。这其间,他还特批招收了一名数学只比他好一点,考了15分的学生——钱钟书。
一所大学有了这些,岂能不兴?P4-5

内容简介
《北大在1919:九零后的崛起》是一本写给当下的历史书,非学术,非演义,而是新闻笔法的记录。而您会发现,我们真的是和1919年处在现代化的同一时期。比如他们会为何时获得诺贝尔奖而焦虑,会为权贵的骄横而愤怒,会为民众的互伤而懊恼,会为出国还是留下而苦恼,会为考“公务员热”而叹息,等等。一句话,我们一同走在唐德刚先生所言的“历史三峡”之中。如何冲将出去,是我们共同的使命,但不该是旋涡中打转的宿命。
《北大在1919:九零后的崛起》由司徒朔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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