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触摸的民国:现实政治.pdf

可以触摸的民国:现实政治.pdf
 

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现实政治》是对傅斯年非学术之作的精编本,从他对中国封建文化的反思以及对当时代社会现象的评论等角度可以对这位中国文化重镇别具一格的思想人士有深入的了解。
他见证民国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文人的政治面貌和精神思想。痛陈积存千年之流弊,洞察现实政治之壸奥。

作者简介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曾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留学,是中国现代史上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教育家。创办并长期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一生著述颇丰,著有《东北史纲》《性命古训辨证》等。

目录
人生问题发端
去兵
万恶之原(一)
心气薄弱之中国人
中国文艺界之病根
社会——群众
社会的信条
破坏
自知与终身之事业
一段疯话
随感录(四则)
新生活是大家都有一份的
《新潮》之回顾与前瞻
中国狗和中国人
欧游途中随感录
青年的两件事业
美感与人生
教育改革中几个具体事件
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
教育崩溃之原因
陈独秀案
多言的政府
中国人做人的机会到了!
“不懂得日本的情形”!?
现实政治今天和一九一四
青年失业问题
政府与提倡道德
“中日亲善”??!!
论学校读经
中学军训感言
闲谈历史教科书
一夕杂感
中华民族是整个的
公务员的苛捐杂税
政治之机构化
汪贼与倭寇——一个心理的分解
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
护士职业与女子生活理想
盛世危言
天朝——洋奴——万邦协和
“五四”二十五年
现实政治
罗斯福与新自由主义
漫谈办学
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
几个教育的理想

序言
现实政治“人类的要求是自由与平等”
——概谈傅斯年的政治思想

1928年,33岁的史学家傅斯年出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宣言建筑“科学的东方学正统”,讲究“一份材料出一份货,没有材料不出货”,成为“史料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留给人的强烈印象是:冷静、笃实、深沉。
然而,在社会政治演进的轨迹中,我们还能看到另一个傅斯年——高标理想、关注现实,激情洋溢地参与社会改造,热切表达政治主张;在新文化运动的声声鼙鼓中,高举大旗冲锋陷阵,与北大同学创办《新潮》杂志,并确定“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作为杂志的“原素”。特别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当天,傅斯年担任学生游行队伍总指挥,俨然征战沙场的一员猛将。
这,源于一代知识分子在深刻变局中的强烈的家国情怀,对现实的切肤体察和对民族未来的高度责任感。在一篇谈及陈独秀及《新青年》的文章中,傅斯年说道:“那时候的志士虽也知道中国的问题并不简单,然而总看见希望在前面,希望且寄托正在青年身上,在能以天所付给之体力智力为基础,西洋近代文明之贡献为工具,以刷洗这千年的瑕秽。”而在一篇《随感录》中,傅斯年在评价中国的文人时也表露心迹:“‘哀民生之多艰’的文学家——这是我对于未来中国所要求的!”
在西方社会政治思潮的影响下,傅斯年表现出强烈的自由主义思想和经济平等观念。
傅斯年自己就曾说过,他是自由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相融合。“我平生的理想国,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并发达的国土,有社会主义而无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无社会主义,我也不要住。所以我极其希望英美能做成一个新榜样,即自由与社会主义相融合。”(《评英国大选》)
在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世之际,傅斯年撰文对罗斯福推行的新自由主义进行了热情赞颂,并进一步明确表达了他理想中的自由平等思想。“人类的要求是自由与平等,而促成这两件事者是物质的和精神的进步。……没有经济的平等,其他的平等是假的,自由也每不是真的。但是,如果只问平等,不管自由,那种平等久而久之也要演出新型的不平等来。……利用物质的进步和精神的进步,以促成人类之自由平等,这是新自由主义的使命。”(《罗斯福与新自由主义》)
在傅斯年的政治思想中,有一点不得不提及,那就是对“人”的主体性和人生价值的关切和崇扬。如何处理“名教”与“自然”二者的关系,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人情自然”成为傅斯年向旧道德、旧观念和旧秩序标靶射出的一支力箭,成为他“一新民物”理想的重要支点。在傅斯年向封建制度所下的战书中,我们可以清晰地体察到他对“人道主义”价值的崇尚和对“人情自然”的深邃观照。
在《社会的信条》中,傅斯年一展史学家所长,不动声色拈出的一则史料,令观者对“名教”的残酷性触目惊心:

(福建)延平一带地方,未婚妇女,死了定婚的丈夫,便要寻死,这种风气李氏最盛。李氏是那里巨族,出了个所谓名臣名儒的李光地。这位名臣名儒立了条家法,凡是未婚女子(已订婚),死了丈夫,须要殉节。若是不肯,别人当助她死,好求旌典。
  
他旗帜鲜明地指出:“社会上的信条,总当出于人情之自然。”“我们总要做人,不要做‘戕贼杞柳而成的桮棬’;总要从心内的判断,自然的性质,不要从社会的强压力。我们必须建设合理性的新信条,同时破除不适时的旧信条。”
可以说,政治情怀上,傅斯年是热情高蹈的理想主义者。在《一段疯话》中,他汪洋自肆地抒怀:“文化的进步,都由于有若干狂人,不问能不能,不管大家愿不愿,一个人去辟不经人迹的路。最初大家笑他,厌他,恨他,一会儿便要惊怪他,佩服他,终结还是爱他,像神明一般的待他。所以我敢决然断定,疯子是乌托邦的发明家,未来社会的制造者。”“中国现在的世界里,是沉闷寂灭到极点了。其原因确是疯子太少。疯子能改换社会。”
傅斯年非特是理想主义者,他还是务实冷静的现实主义者。他在《现实政治》一文中明确表示,要“认识现实,把握现实,操纵现实”,并对嘲讽了那些秉持“主观主义、直觉主义、一元主义、寺院主义”的人们。
1944年,恰逢五四运动25周年。傅斯年从现实出发,以冷静的笔调撰文,对中国传统及五四运动狂飙突进的得失,给予客观而务实的评价:“‘五四’在当时本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运动,自然也不是一个全无计划的运动……这个情形明显的表现于其整个运动的成就上,所以消极方面的成就比积极方面的多。”他又说道:“恢复民族的固有道德诚为必要,这是不容怀疑的。然而涤荡传统的瑕秽,亦为必要,这也是不容怀疑的,假如我们必须头上肩上背上拖着一个四千年的垃圾箱,我们如何还有气力做一个抗敌劳动的近代国民?如何还有精神去对西洋文明‘迎头赶上去’?”(《“五四”二十五年》)
在傅斯年看来,一场五四运动根本不足以彻底改变中国政治和社会的面貌,他寄希望于社会个体的自我要求,寄希望于青年“无中生有的去替中国造有组织的社会”。傅斯年写道,“社会是个人造成的,个人的内心就是一个小社会。所以改造社会的方法,第一步是改造自己。”“所谓造有组织的社会,一面是‘养成社会的责任心’,一面是‘个人间的粘结性’,养成对于公众的情义与见识与担当。”(《青年的两件事业》)
要说明的是,在傅斯年政治思想的相关论述中,不单涉及带有根本性的宏大命题,还有许多对社会现象和国内外局势,如教育改革、青年失业、女子生活、日本侵华战争等问题的臧否评骘。应该说,傅斯年的政治思想是一个丰富的、多元的、开放的体系,需要读者多方体会。

贾苏

文摘
版权页:

可以触摸的民国:现实政治

现实政治人生问题发端
人生问题是个大题目,是个再大没有的题目。照我现在的学问思想而论,决不敢贸贸然解决它。但是这个问题,却不能放在将来解决;因为若不曾解决了它,一切思想,一切行事,都觉得没有着落似的。所以不瞒鄙陋,勉强把我近来所见,写了出来,作为我的人生观。还要请看的人共同理会这个意思,大家讨论,求出个确切精密的结果。我这篇文章,不过算一种提议罢了。所以题目就叫做人生问题发端。
一年以来,我有件最感苦痛的事情:就是每逢和人辩论的时候,有许多话说不出来——对着那种人说不出来;——就是说出来了,他依然不管我说,专说他的,我依然不管他说,专说我的。弄来弄去,总是打不清的官司。我既然感着痛苦,就要想出条可以接近的办法;又从这里想到现在所以不能接近的原因。照我考求所得,有两件事是根本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根本,是使我们所以为我们,他们所以为他们,使他们不能为我们,我们不能为他们的原动力。第一,是思想式的不同。第二,是人生观念的不同。这两件既然绝然不同,一切事项,都没接近的机缘了。就思想而论,我们说“凡事应当拿是非当标准,不当拿时代当标准”;他们说,“从古所有,乌可议废者”。就人生而论,我们说,“凡人总当时时刻刻,拿公众的长久幸福,当做解决一切的根本”;他们说,“无念百年,快意今日”。这样的相左,那能够有接近的一天?要是还想使他同我接近,只有把我这根本观念,去化他的根本观念。如若化不来,只好作为罢论;如若化得来,那么就有共同依据的标准了,一切事项可以“迎刃而解”了。什么“文学的革命”、“伦理的革命”、“社会的革命”……虽然是时势所迫,不能自已;然而竟有许多人不肯过来领会的。我们姑且不必请他领会,还请他“少安勿躁”,同我们讨论这根本问题。
这根本问题是两个互相独立的吗?我答道,不但不能说互相独立,简直可以说是一个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有这样特殊的思想式,就有这样特殊的人生观;有那样特殊的人生观,就有那样特殊的思想式,两件事竟断不出先后,并且分不出彼此。要是把这两题作为一体,往深奥处研究去,差不多就遮盖了哲学的全部。但是这样研究,作者浅陋,还办不到;而且实际上也没大意思,不如就形质上分作两题,各自讨论。所有+思想式一题,等在本志第三号上讨论去。现在把人生观念一题,提出来作个议案罢。

我们中国人在这里谈论人生问题,若果不管西洋人研究到什么地步,可就要枉费上许多精神,而且未必能切近真义。因为人生的各种观念,许多被人家研究过了,尽不必一条一条的寻根彻底:径自把他的成功或失败,作为借鉴,就方便多了。所以我在评论中国各派人生观念以前,先把西洋人生观念里的各种潮流,约略说说。一章短文里头,原不能说到详细,不过举出大纲领罢了。
LudwigFeuerbach说“我最初所想的是上帝,后来是理,最后是人”。这句话说的很妙,竟可拿来代表近代人生观念的变化。起先是把上帝的道理,解释人生问题。后来觉着没有凭据,讲不通了,转到理上去。然而理这件东西,“探之茫茫,索之冥冥”,被Intellectualists编者注:唯理智论认为认识全部来源于纯理性,否认理性认识依赖感性经历。和其他的Classicalphilosophers编者注:古典哲学家。讲得翻江倒海,终是靠不着边涯。于是乎又变一次,同时受了科学发达的感化,转到人身上去。就是拿着人的自然,解释人生观念;——简捷说罢,拿人生解释人生,拿人生的结果解释人生的真义。从此一切左道的人生观念和许多放荡的空议论,全失了根据。我们考索人生问题,不可不理会这层最精最新的道理。
人对于自身透彻的觉悟,总当说自达尔文发刊他的《物种由来》和《人所从出》两部书起。这两部书虽然没有哲学上的地位,但是人和自然界、生物界的关系——就是人的外周——说明白了。到了斯宾塞把孔德所提出的社会学,研究得有了头绪,更把生物学的原理,应用到社会人生上去,于是乎人和人的关系,又明白个大概。后来心理学又极发达,所有“组织”(Structural)、“机能”(Functional)、“行为”(Behavioristic)各学派,都有极深的研究。人的自身的内部,又晓得了。这三种科学——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都是发明人之所以为人的。生物学家主张的总是“进化论”(Evolutionism),从此一转,就成了“实际主义”(Pragmatism)。法国出产的“进化论”(EvolutionCreatrice)也是从进化论转来。什么LifeUrge编者注:生命驱动。和LifeSpirit编者注:生命精神。虽然一个说科学解释不了,一个更近于宗教,然而总是受了进化论的影响,并且可以说是进化论的各面。这并不是我专用比傅的手段,硬把不相干的,合在一起,其实各派的思想,虽是“分流”,毕竟“同源”。所以B.Russell编者注:伯特兰?罗素,英国著名的学者。在他的ScientificMethodinPhilosophy里,竟把这些派别归为一题,叫做进化论派。Eucken编者注:鲁道夫?奥伊肯。在他的KnowledgeandLife里,也常合在一起批评去。我把它合在一起的缘故,是因为都是现代思潮一体的各面,都是就人论人。发明人之所以为人,都不是就“非人”论人。我们受了这种思潮的教训,当然要拿人生解决人生问题了。
但是现在为说明之便,却不能合笼一起讲下去,只得稍稍分析。论到小节,竟是一人一样;论大体,却可作为两大宗。第一,是生物学派;第二,是实际主义派。现在不便详细讲解它,姑且举出它们两派供给于人生观念最要的事实罢了。
生物学派,拿自然界做根据,解释人生。它所供给人生观念最切要的,约有以下各条:
(1)使人觉得它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因而晓得以己身顺应自然界。
(2)古时候的“万物主恒”之说,没法存在了。晓得各种事物,都是随时变化的,晓得人生也在“迁化之流”(AStreamofBecoming)里头,可就同大梦初醒一般,勉力前进。许多可能性(Possibilities)许多潜伏力(Potentialities),不知不觉发泻[泄]出来。现在人类一日的进步,赛过中世纪的一年,都为着人人自觉着这个,所以能这样。
(3)古时哲学家对于人生动作,多半立于旁观批评的地位,没有探本追源,而且鼓励动作的。自从“生存竞争”发明以后,又有了“生存竞争”的别面——“互助”——一正一反,极可以鼓励人生的动作。这个原理仿佛对人生说道,“你的第一要义就是努力”。
(4)古时哲学家的人生观念,有时基于形而上学,尽可以任意说去,全没着落。生物学派把这些虚物丢掉,拿着人的地位一条发明,尽够弃掉各种“意界”的代价而有余。从此思想中所谓“想象的优胜与独立”(ImaginarySuperiorityandIndependence)不能存在。总须拿人生解释人生问题。这样一转移间,思想的观念变了,人生的观念变了。因为思想从空洞的地方转到人生上,人生的范围内事,多半被思想揭开盖了。
(5)看见人类所由来的历史是那样,就可断定人类所向往的形迹必定也是那样。所以有了尼采的“超人”观(Uebermensch)。尼采的话,虽然说的太过度了,但是人类不止于现在的境况,却是天经地义。从此知道天地之间,是“虚而不屈,动而愈出”。人生的真义,就在乎力求这个“更多”,永不把“更多”当做“最多”。
以上都是生物学派所供给的。但是专把生物学解释人生,总不免太偏机械的意味。斯宾塞也曾自己觉得他的生活界说不切事实;说,“生活的大部分,不是生理、化学的名词能够表现的”。所以从生物学派更进一层,就是实际主义的说话。现在把这主义给人生观念最要紧的道理,写在下面:
(1)生物学派的人生观念是机械的,实际主义的人生观念是创造的。
(2)哲姆士说,“精神主义的各种,总给人以可期之希望,物质主义却引人到失望的海里去”(James,Pragmatism,P.108)。生物学派的主张虽然叫人努力,但是极不努力的道理,也可凭藉着生物学家的议论而行。实际学派感觉着这个,把“软性”人和“硬性”人两派哲学外表的相左揭破了,事实上联成一个;一边就人性讲得透彻,不像理想家的不着边涯;一方说“道德生活是精神的,精神是创造的”(CreativeIntelligence,P.408)。不像生物学派讲得全由“外铄。”这类的人生观念,是科学哲学的集粹,是昌明时期的理想思潮和十九世纪物质思潮的混合品,是在现代的科学、社会生活、哲学各问题之下,必生的结果。
(3)古时哲学家总是拿宇宙观念解释人生问题,总不能很切题了;生物学家也是拿生物原理解释人生问题,每每把人生讲得卑卑的很。实际主义却拿着人生观念,解释一切问题:只认定有一个实体——就是人生;——不认定有惟一的实体——就是超于人生。所有我们可以知,应当知,以为要紧,应当以为要紧的,都是和人生有关,或者是人生的需要。供给人生的发达与成功的,是有用,有用就是真;损害人生的发达与成功的是无用,(包括有害),无用就是假。这样抬高人生观念的位置,不特许多空泛的人生观念,一括而清,就是生物学派只晓得人生的周围;不晓得人生的内心的人生观念,也嫌不尽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实际主义是生物学派进一层的,是联合着生物学派,发明人之所以为人的。
(4)既然发明人生是制定思想上、道德上一切标准的原料,就可以拿人生的福利(Welfare)和人生的效用(Effects)去解决人生问题。从此人生的意义,脱离了失望,到了希望无穷的海;脱离了“一曲”,到了普通的境界;脱离了“常灭”,到了永存的地位。
照这看来,拿人生解释人生,是现在思想潮流的趋势。我们在这里研究人生问题,当然不能离开这条道路呵!

然而中国现在最占势力的人生观念和历史上最占势力的人生学说,多半不是就人生解释人生,总是拿“非人生”破坏人生。何以有这样多的“左道”人生观念呢?我想中国历来是个乱国。乱国的人,不容觉悟出人生真义。姑且举出几条驳驳它。
第一是达生观。这种人生观,在历史上和现在,都极有势力。发挥这个道理的人,当然以庄周做代表,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和《达庄论》,也是这道理。这一派大要的意思总是要“齐死生,同去就”;并且以为善恶是平等的,智愚是一样的。看着人生,不过是一切物质的集合,随时变化,没有不灭的精神,所以尧、舜、桀、纣都没差别,“死则腐骨”。照这样人生观念去行,必定造出与世浮沉的人类。既然不分善恶,所以没有不屈的精神;既然没有将来的希望,所以不主张进化;既然以为好不好都是一样,所以改不好以为好只是多事;既然只见得人生外面变化,不见得人生里面永远不变,所以看得人生太没价值了。照效果而论,这种达生观已经这样可怕,若果合于真理,尚有可说,无如拿真理解它,它并没立足之地。凡立一种理论,总要应付各种实事,但凡有一处讲不通,这理论就不能成立。我们是人,人有喜、有怒,有若干的情绪,有特殊的情操,有意志,有希望;拿这种达生观去应付,一定应付不下的。因为达生观忽略人性。所以处处讲不通了。达生观竟可以说是一种“非人性的人生观”。就以阮籍个人而论,总应该实行这达生观了;但是《晋书?本传》里说:“籍子浑……有父风,少慕通达,不饰小节。籍谓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照这样看。阮籍竟不能实行下去。他爱他儿子,他不愿意他儿子学他,可见他这道理是不普遍的。不普遍的道理是不能存在的道理。然而大说特说,真是自欺。还有一层,照这达生观的道理而论,善恶是一样,一切是平等了;那么“大人先生”和“裈中群虱”是没分别,达生的和不达生的,是没上下,何以偏说“大人先生”好,“裈中群虱”不好?达生的好,不达生的不好呢?既然“一往平等”了,没有是非了,只好“无言”;然而偏来非那些,是这些,骂那些,赞这些,真是自陷。总而言之,解释人生真义,必须拿人性解去,必须把人性研究透彻,然后用来解释。如若不然,总是不遮盖事实的空想了。至于达生观所以在中国流行,也有几条缘故。第一,中国人是只见物质不想精神的。第二,中国人缺乏科学观念,所以这样在科学上讲不通的人生观念,却可以在中国行得通。第三,——这是最要紧的原故——中国的政治,永远是昏乱。在昏乱政治之下,并没有人生的乐趣,所以人生的究竟,不可得见。忽然起了反动,就有了达生观了。
第二是出世观。出世的人生观有两种:一、肉体的出世。二、精神的出世。前者是隐遁一流人,后者是一种印度思想。中国历史上最多隐士,都是专制政治的反响,专制政治最能消灭个性;尽有许多有独立思想的人,不肯甘心忍受,没法子办,只有“遁世不见知而不悔”。什么“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啊,都是在昏乱时候。有时太平时代,也出隐士,看来似乎可怪。其实也是为着社会里政治里不能相容,然后自己走开。这样本不是一种主义。在实行隐遁的人,也并不希望大家从他。所以有这样情形,尽可说是在一种特殊境况之下,发生来的一种特殊变态,我们大可置而不论了。至于那一种印度思想,惑人却是不少。他们以为人生只有罪恶,只有苦痛,所以要超脱人生。揣想他的意旨并不是反对人生,原不过反对苦痛,但是因为人生只有苦痛,所以要破坏人生。照现在文化社会的情形而论,人生只有苦痛一句话,说不通了。更加上近代科学哲学的证明,超脱人生的幸福,是不可求的。什么“涅槃”(Nirvana)一种东西,是幻想来的。这也是在印度乱国里应有的一种思想,也是受特殊变态的支配,也是拿“非人”论人,不能解释人生的真义。
第三是物质主义。中国人物质主义的人生观,最可痛恨。弄得中国人到了这步田地,都是被它害了的。这种主义在中国最占势力,也有个道理。中国从古是专制政治,因而从古以来,这种主义最发达。专制政治,原不许人有精神上的见解,更教导人专在物质上用工夫。弄到现在,中国一般的人,只会吃,只会穿,只要吃好的,只要穿好的,只要住好的,只知求快乐,只知纵淫欲……离开物质的东西,一点也觉不着;什么精神上的休养,奋发、苦痛、快乐、希望……永不会想到。这样不仅卑下不堪,简直可以说蠢的和猪狗一样。一切罪恶,都从不管精神上的快乐起来。所以不管精神上的快乐,都因为仅仅知道有物质。这种观念,在哲学上并没有丝毫地位,原不值得一驳。我们只要想几千年前人类要是只有这种观念,必定没有我们了。我们要是只有这种观念,必定没有后人了。可见这观念和人生势不两立,那么当然不能拿它解释人生了。
第四是遗传的伦理观念。有人说,道德为人而生;也有人说,人为道德而生。后一层道理,已经是难讲得很。纵然假定人为道德而生,也应当为现在的,真实的道德而生,不应当是为已死的、虚矫的道德而生。在现在中国最占势力的人生观念,是遗传的伦理主义。它以为人为道德而生——为圣人制定的道德而生——不许有我,不许我对于遗传下来道德的条文有惑疑。硬拿着全没灵气的人生信条,当作裁判人生的一切标准。中国人多半是为我主义,这却是无我论。何以无我呢?因为有了道德,就无我了;有了道德上指明的“君”、“父”,就无我了;有了制定道德的圣人,就无我了。这道理竟是根本不承认有人生的。它的讲不通,也不必多说了。
这四种都是在中国流行的“左道”人生观念。有人问我,何以这几样都算做“左道?”我答道,“因为他们都不是拿人生解释人生问题,都是拿‘非人生’破坏人生,都是拿个人的幻想,或一时压迫出来的变态,误当做人生究竟”。其余的“左道”观念,尚是很多,一篇文章里不能一一说到。只要把“就人生论人生”一条道理当做标准,不难断定它的是非了。

既然“左道”的人生观念,都是离开人生说人生。我们“不左道”的人生观念,当然要不离开人生说人生了。但是不离开人生说人生——就人生的性质和效果,断定人生的真义——却也不是容易的事。想这样办,必须考究以下各条事实:
(1)人在生物学上的性质——就是人在自然界的位置。
(2)人在心理学上的性质——就是人的组织、机能、行为、意志各方面的性质。
(3)人在社会学上的性质——这是人和人、个人和社会,相互的关系。
(4)人类将来的福利和求得的方法。
(5)生活永存的道理(TheImmortalitiyofLife)。我这里说生活永存,万万不要误会。我是说“生活的效果(Effects)”永存,“社会的生活”永存,不是说“个人的生活的本身”永存。照这五条研究详细,不是我这“发端”的文章应有的事。况且我学问很浅,也不配仔细述说这些。所以要做这篇文章的缘故,原不过提出这人生问题,请大家注意。请大家去掉“左道”,照正道想法去解决它;并不敢说我已经把它圆满解决了。但是人人都有自己的哲学,上至大总统,下至叫化子,都有他的人生哲学。我对于人生,不能没有一番见解。这见解现在却切切实实相信得过,也把它写了出来,请大家想想罢。
人生观念应当是:
为公众的福利自由发展个人(我现在做文,常觉着中国语宣达意思,有时不很亲切。在这里也觉这样。我把对待的英文,写出来吧。“ThefreedevelopmentoftheindividualsfortheCommonWelfare”)。

我这条人生的观念,看来好像很粗,考究起来实在是就人生论人生,有许多层话可说。怎样叫做自由发展个人?就是充量发挥己身潜蓄的能力,却不遵照固定的线路。怎样叫做公众的福利?就是大家皆有的一份,而且是公共求得的福利。为什么要为公众的福利?就是因为个人的思想行动,没有一件不受社会的影响,并且社会是永远不消灭的。怎样能实行了这个人生观念?就是努力。这话不过略说一两面。我这人生观念,决不是两三行文章,可以讲圆满了的。但是多说了看的人要讨厌了,姑且抛开理论,把伪《列子?汤问》篇里一段寓言,取来形容这道理吧。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
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
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阜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
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
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返焉。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
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其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为乎?”河曲智叟无以应。
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这段小说把努力为公两层意思,形容得极明白了。“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为乎?”一句话,尤其好。我们可以从这里透彻的悟到,人类的文化和福利,是一层一层堆积来的,群众是不灭的。不灭的群众力量,可以战胜一切自然界的。末一节话虽荒唐,意思乃是说明努力的报酬。但群众能永远努力做去,没有不“事竟成”的。我们想象人生,总应当遵从愚公的精神。我的人生观念就是“愚公移山论”。简截说罢,人类的进化,恰合了愚公的办法。人类所以能据有现在的文化和福利,都因为从古以来的人类,不知不觉的慢慢移山上的石头土块:人类不灭,因而渐渐平下去了。然而愚公的移山论,竟是合于人生的真义,断断乎无可疑了。
这篇文章,并没说到仔细。仔细的地方,我还要研究去,奉劝大家都研究去。研究有得再谈罢。
1918年11月13日
(原载1919年1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一号)去兵
七年11月30日,北京大学在中央公园开演说会。余曾拟定《去兵》一题。适是日王抚五先生讲“弭兵!”虽词说不一,而意旨从同。余遂作罢。归来。将所欲言者,写成此文,仍用演说体裁也。(著者)
“兵!”“兵!”我们整天心里有这种东西的印象:整天见的是兵,整天听得的是兵的消息。有的人在那里招兵、练兵、用兵,也有的人在那里供给兵、伺候兵,望着兵逃,受兵辱害。兵究竟是件什么东西?它的性质怎样?它的用处怎样?它在现在世界上的位置怎样?
我回答这问题道:兵是没用的,兵是代表兽性的,兵是野蛮时代的遗迹(Survival),兵是现在社会上一切罪恶的根源,兵是文明进化的大障碍物。
中国人对于兵的透彻觉悟,本是很早的。在周朝的末年,已经有一般政治家,用“弭兵”政策;更有一般哲学家,讲“非攻”主义。谁知道到了后来,中国人的灵魂掉了。过了两千多年的日子,受了无量数兵争的痛苦,虽然出产了许多《兵车行》……终没人发去兵的议论。这真是件最可伤心最可羞耻的事。西洋自古来就有去兵的学说,所有大哲学家,几乎没有一个不是这样主张。柏拉图、康德、边沁等,主张尤力。到了近年,更是利害;再加上这次大战的反响,这“去兵”的一种主义,已经完全离了哲学家的梦想,变成了政治家的政策。可惜我们可怜的中国人,竟是大半不曾听得这种学说。我就用今天演说的机会,同诸位商量这大概罢了。
诸君知道人的所由来吗?人的祖先,本是禽兽。从禽兽变成人,从野蛮变成有文化。虽然是人,却不免带点禽兽的性质;虽然是有文化,却也不免带点野蛮时代的遗传。世界上长久不息的战争,是过去的黑暗和未来的光明打仗;我们做人的唯一职务,是帮这未来的光明,和过去的黑暗打仗。这道理古时候的祅教波斯古代的Zoroastrianism。已经说过。我们的最大先知托尔斯泰,也有句极简截的话:说“现在的大战……不是用铁、用枪、用弹的战争,是个永远不息的精神战争;两方的敌人,一方是人类的、光明的透彻觉悟,要在那里发展;一方是遗传的黑暗和拘束,正在那里围绕着压制着我们。”然则请问什么是过去的黑暗,什么是未来的光明?我敢答道,过去的黑暗,是武力主义(Militarism),即是禽兽的遗传,即是野蛮的遗传;未来的光明,就是一切政治上、社会上、伦理上,全本这“Democracy”编者注:民主。一个主义而行,这主义昨天李守常先生说过的,我不细讲了。昨天罗家伦先生讲什么世界的新潮流,这就是世界的新潮流。罗君曾说,凡是潮流,不能抵抗。这Democracy一个主义,正在那里“摇天撼地”,“一泻千里”,可见难得抵抗。偏偏兵一件东西,本着它的历史,用着它的性质,处处和这主义抵抗。要是容许兵的存留,就是限制这主义的发展;要是帮助这主义的发展,就要预先不许兵的存留。我们既然明白晓得Democracy是光明的代表,是我们未来一切的希望和幸福所托命,就要竭力除去这黑暗的代表,这社会上无穷罪恶和苦恼所托命!
我说到这里,诸位定要问我,何以把兵看得这样不好?我说这有许多条道理,等我一条一条说来。
第一是兵和政治的新潮流冲突。政治的新潮流,就是上文说的Democracy。经过几十年的试验,再加上这次大战的教训,这主义总算完全胜利。各国的政治家和人民,都有几条透彻的觉悟:第一,觉得“人上人”(Raceoverrace)一种事情,没法延长下去;第二,觉得政治不是依靠兵力而行。觉得这个,当然觉得兵是没用的。“凡是一种政策,若果除了兵力,没法实行,必不是永久的政策”。必是个贻误后人、损人不利己的政策。用兵力违背民意,用兵力压制不独立的人民,用兵力谋经济的发展——一句话说来,用兵抵抗Democracy——在现在真不“时髦”了。既然政治上一切设施,必须靠着民意的向背,没法不尊重民权的发展,还向那里用武力去?何苦留着这武力,作为民意民权的妨害物?所以我们可以决然断定道,在现在政治的潮流底下不许有兵。有了兵,便是古来的政治。
第二是兵和社会的新潮流冲突。社会的新潮流,也是受上文说的Democracy的支配。改造的趋向,大概分两个道路:第一,破除社会里各种阶级;第二,大家对于社会,总要效劳。效的劳平等,受社会的报酬也平等。就第一条说,兵,是专门制造阶级的;就第二条说,兵,对于社会,根本是不效劳的,却要索最大的报酬。照这看来,兵只会“助纣为虐”。在现在社会的潮流底下,不许有兵;有了兵,便是古时的社会。
第三是兵和教育的新潮流冲突。新教育的趋向,教人“因人设教”。兵的训练,却只有一条法子。新教育的趋向,教人注意“发展”,兵的训练,却专心“收敛”,新教育是自动的,兵的训练是强制的。昨天一位朋友问我,“兵的训练是怎样”?我答道,“是造就无机体,造就放炮的机器”。一个好好的人,弄到营里,受兵式的教练,先要剥去思想,再来剥去兴致,再来剥去手足的自动舞蹈。“满身上都是胆”,就是满身上都是恐惧,满身上都是木偶气。战阵明明是极可怕的事,却弄得它丧失了知觉,无意识的上阵地。到了那里,一切举动,像个机器。它那炮弹“应声而发”,它脑袋好比机器似的。这样的训练,真是把活人变成死人,我们想想当年的科举训练,何等离奇,何等可怕。这兵式训练,却比它更离奇更可怕。
照这样看来,兵和一切新潮流反背,断断无疑了。我对于兵的判断,可以约为以下几条。
(1)兵是破坏的。毛奇(Moltke)说,“兵是破坏,兵是仅仅破坏”。这真是句诚实话。我们须要晓得战后的一切建设,全靠着平和的精神,和战争精神根本相左。战争的精神,定然不能用来建设:就可明白战争的效用,仅仅到了破坏,破坏以外,没有关连了。详见WilliamJames的TheVarietiesofReligiousExperience第367页,此书第365~~368页谈兵可废之理甚善。
(2)兵是不生产的。这道理原不消说。因为兵不生产,所以和社会是仇敌了。
(3)兵是不负责任的。既然造就成了机器,还对于谁负责任?
(4)兵是无权利,因而无义务可言的。这道理也不消说。
(5)兵是幼稚的。兵的生活,兵的思想,兵的性情,兵被公家的待遇,兵的没事干,兵的仰衣食于别人,兵和兵的交际。没一样不像小孩子。详见BenardShaw的JohnBullsOtherIsland。书中有一节名DownWithTheSoldier,将兵之恶迹写得淋漓尽致,本文中引用颇多。
(6)兵是以不道德为道德的。罪恶莫大过杀人,杀人却算兵的道德。那种兵式训练,专门消灭人性。其实人性哪能消灭干净,不过把那些向上心,理性心消灭了,那肉欲依然存在,或者更强。一旦爆发,便要奸淫虏掠了。我们只能说奸淫虏掠是兵的天职,不能说是兵的不道德。我们山东向来是多土匪的,但是自从去年解散的“辫子兵”,都投土匪,土匪愈不如从前了。本来的土匪,原略有点自治性质、责任心,不像兵的全不管。从此可知兵的不道德,是性质如此了。
总而言之,我们正在这里发展人的能力,向自然界开辟人类的殖民地,兵却在那里用破坏的手段,替自然界夺回人类的殖民地;我们正在这里努力生产,兵却在那里消费生产;我们最欢喜的是有自由、是有责任,兵最怕的是有自由、是有责任;我们希望人道精神,渐渐发展,兵刻刻发挥着兽性。现在政治上、社会上、思想上一切恶迹、一切妨碍物,请学问家考究起来,可以说没有一条不是古时武力时代的遗传,没有一条不和武力主义有直接、间接的关系。从此可知兵是旧政治、旧社会、恶政治、恶社会的结晶核,当然要除去哪!
诸位想必有军界的人,听了我这话,切不要发怒。中国的兵,都是最亲爱的同胞,生下来是善人,哪里有什么罪过?都是被那些存心利用的人招了去害了,坑了。弄得无可告诉,弄得“死生系于他人,”弄得专作罪恶。兵对于罪恶不负责任,还要叫那些造就兵的负去。我现在要请大家起个自觉心,脱出这个孽海。诸位想想,诸位岂不是为着没有职业才去当兵吗?这没有职业,岂不是因为兵多了,到处破坏,弄得我们抛家舍业,没法子办,才去当兵吗?难道我们身受的苦痛,还忍送给别人吗?况且我们何尝一定没有职业的?好的没有,坏的总要有的。都是被那招兵的巧言花语捉弄了去。那些用我们的人,忽然用不着我们了,就打发我们走路。到了那时节,我们坐食惯了,兵的性情成了,可真没事可干了。为他一时的利用,误我们终身的职业,这果值得吗?就是不打发走路,打发我们上阵死去,我们更觉着值得吗?他克扣我们的军饷,十万买个小老婆,二十万赌输了一回,却给我们几块刚够吃饭的钱,教我们死去,也不管为着什么死去,我们值得吗?我们究竟为着什么事要死来?我们为谁死来?俗语说得好,“死也要死个明白”。我们也是个人,我们也是父母生的,就该糊里糊涂死去吗?就该受他这样待遇吗?我告诉诸位罢!世界的将来是劳动主义,是工本主义(Industrialism)。我们想有饭吃,总须做工的,不做工,将来定要天然淘汰,没饭吃的。现在时候到了!起来!起来!起来!把刀化成锄,把枪化成工具,把军衣化成农工衣服,回我们家乡,做生产的人,做有益的人,做有意识生活的人!
我还要告诉那些用兵的人,造就兵的人,替兵负罪恶责任的人,说兵是根本没用的。若果兵果然有用,果然能够以力服人,果然可以达到他的政略,袁世凯早做了中国的皇帝,威廉侯罕者兰早做了世界的皇帝了。他俩现在哪里去了?他的政策哪里去了?那不如袁世凯百分之一的人,还在那里做武力成功的梦呢!这些人若真能觉悟出罪过,去掉他的梦,和我们诚意地相待,他以前的罪过,本可饶恕的;他所据的财富,也可不夺的,但是要真至死不悟,要真信得过兵力可以维持他的冰山,那真要倒了。不但未来的希望没有达到,就是现在的地位,也要上东洋大海里去。兵不仅没有用处,并且有负号的用处。用兵灭人家,到了后来为人灭;用兵得地步,到了后来失地步。古时有个米太国,他的国王要灭邻国波斯,向希腊的神坛求签去。神说,“你可以破坏一个大帝国”。他就从了神命,和波斯一战,败了,登时亡国。他总算破坏了一个大帝国,可惜这大帝国是他自己的。这是兵的用处,这是兵从古以来的负号用处。人民的福利,国内物质的发达,那黩武的人纵然不晓得,他自己的福利,总要想想啊!这负号的用处,可怕不可怕哪?
诸位不要误会,我不是主张把兵解散,请他各自回家——这是没道理的事情——我是主张把兵变成农工,把兵营变成工厂。把破坏的效用变成建设的效用,替没有真职业的人,找得个职业,替精神消耗在无用地方、生活放在无意识地方的人,找个消费精神的正当去处,找个存放生活的正当去处。我们从此变成自由人,变成有公权、有责任的国民,不再当奴隶,不再当炮架子。此后对于个人的希望和幸福,对于公众的希望和幸福,都是无限的。努力作工,对着未来的光明,和将死的黑暗宣战,世界的人,没有不对于大家表同情的。
我在这里作积极去兵的议论,也有一部分人在那里替兵辩护。辩护的道理,不过是说兵在历史上有多样大的势力,兵对于促进古来的文化有多样的效果,兵是勇敢的化身,兵是刻苦的模样。这话猛然听得,好像也有道理,细想一想,却不值得一驳。拿过往的事迹,作为将来应当继续的保障,是件极傻的事。这种人真忘了进化的道理,是在于推陈出新了。就是我们勉强承认兵的精神也有一二分可取,我们尽可想法把这可取的融化在社会生活里呀!老实说,兵是几千百年前的产物,无论同我们日进的同情相反,就是和现代经济状况,也是丝毫合弄不来。总觉得它不但是个太野蛮的法子,并且是个太笨的法子。用它达到我们生活幸福的目的,是个不中用的器具。见JaneAddams的NewerIdealsofPeace,此书主张废兵论。纵然说它在历史上的效用“天花乱坠”,也不能作为现在应当有兵的理由。现在是现在,过去是过去,除非“哲学家”和傻子哪里有不承认时间(Time)的?至于兵的勇敢刻苦,却也可以想法替代。托尔斯泰主张去兵,所以他极重劳动主义,更且节俭刻苦的很。哲姆士曾经举出“兵之替代品”(Themoralequivalentofwar)。见James的TheVarietiesofReligiousExperience第367页。这代替品究竟是什么,大家意思虽不尽一致,到了现在,却多半说是工本主义。我们的劳动,那一件不要刻苦的?我们工作的计划,那一件不要勇敢的?若果说兵的生活,是初民的生活,可以保存天真,免于弱种,劳动者的生活,何尝不是初民的生活,何尝不可保存天真,免于弱种?生活简单,精神刻苦,并不是兵的专利。在工本主义里头,这种美德,必然可以保存,没法使它不保存。照这看来,兵有一二分可取,我们便把它融化在工本主义里,此外兵真是废物了。还有一层,奋斗的精神,是同人类永久不灭的;但是兵的奋斗,是人和人斗。——就是狗和狗斗,狼和狼斗。——未来的奋斗,应当是人和自然界斗,用人的能力战胜自然界,向自然界开拓殖民地、新领土,不向别人身上开拓殖民地、新领土。同是一种奋斗,兵用来是破坏力,工本主义用来便是建设力。用工作替代兵制,可以作为定理了。
现在废兵一个问题,已经离了讨论的时代,到了渐次施行的时代。上回演说会里,胡适之先生讲的“平和大同盟”,并不是理想之谈。所有限制武备,组织国际法庭,以便代替“武力解决”,这次欧战和议之后,总要有几部分实现。古时哲学家的梦想,早已成了预言了。世界废兵的日期近了。
诸君定要想到中国对于这问题,总要另当别论,因为就表面情形而论,中国内忧外患极多,好像离不了兵的。其实考究起来,中国去兵,比别国尤其容易。说中国土匪多,但是中国土匪全是兵变的,没兵就没有土匪了。说中国叛乱多,但是这也是兵激的,称叛的人,也是挟兵力的。若是只有保护公众安宁的警察,把兵一律废去,自然只得诉之公道。这面无从激,那面没法叛了。照这样说来,中国兵不特不能除内忧,并且是一切内忧的根原编者注:现通用为源。;除了兵就除了内忧的根原了。说到外患,中国尤其用不着兵。难道中国的兵为打外人而设吗?它不曾经打过外人吗?要是中国指望着兵保护,中国地图早变成七色八色了。中国以前的生命,全靠着均势,以后的生命,也要靠着均势。再加上强国对于弱国的同情,经济上的关系,中国不会旦夕就亡的。有兵没兵,兵多兵少,都是一个样。我们又何苦耗费无量的金钱,造就有害的兵来?别国对于去兵,都有互相牵制的形势。英国有兵,法国不得不有;法国有兵,德国不得不有,要去必须大家一齐去。中国却不受这种牵制。就是他们不去,我们却可以独自去掉它。正因为中国兵队和中国的生命,没有丝毫的关系。就中国现在的情形而论,教育实业,那一样不比兵要紧十万倍?努力办这些,还有点来不及,谁还有闲钱闲工夫去“整军经武”?果然我们昏心,不管别的,专门练兵,练上四五十年,才可和外国一战,到了那时节,世界早已“弭兵”了,也不许我们再有兵了,这真是白废工夫的事。我们既然处在去兵的绝好机会,何不登时起来,为天下先?这样一办,真可得世界上人的同情,拿实业替代军队——就是拿Industrialism编者注:工业主义。替代Militarism编者注:黩武。——更可使得世界上人觉着中国人有真精神。有这同情,有这敬心,中国的生命,真稳固了。机会!机会!不可失了!我们中国向来不供给世界文明。这回若是独能替世界造个新纪元,为大国作个好榜样。从此中国在历史上占个领袖的地位,这是何等荣誉的事!机会!机会!不可失了!
我们既然知道中国废兵的道理是必要的,是容易的,就当努力做去。能做文章的人,多做几篇去兵的文章;不能做文章的人,多向大家谈谈去兵的道理。总要使得“家喻户晓”,成个极有势力的舆论。更要在兵将来的教育和职业上,仔细研究出个有益的办法;全国设警察的手续,仔细研究出个条理。等到有了真国会,真政府,再向他们请愿。一次请愿不听,两次;两次不听,三次;永不听,我们像辛亥年的办法来一下,再向俄国学个乖;……这样不愁他不听,不愁去兵不能施行,不愁中国不当世界去兵的领袖,不愁中国不替世界造个国庆日。机会!机会!不可失了!我们预备罢!
外国人常说我们中国人人性不大充足,因为明知道一件事应当这样做,却只因循苟且,偏不做去。我们若是知道废兵,却不向废兵做去,又要被人说我们人性不充足了。若径自做去,可以把这羞耻一洗而尽了。从此我们是“中国人”,不是“支那狗”了。
(原载1919年1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一号)万恶之原(一)
读者诸位!请猜我说这万恶之原编者注:现通用为源。,是什么东西呀?我想大家永不会猜到。既然听见我说出这么凶一个题目来,一定往远的地方想去;却不晓得我所说的,就在目前,是我们一秒钟也离不开的,并且是那些冤人的圣贤,教我们从这里成道正果的。我既然胆敢冒犯众怒,还请大家仔细理会一番,想想还是那些骗人的面具是呀,还是我这直觉的裁判是呀。这么才不辜负我了。
我请大家不要误会,我并不是受了刺激,才发这样议论。这是我几个月来,读书、明察、思考的结果。我先从反面远远说起。
请问“善”是从何而来?我来答道,“善”是从“个性”发出来的。没有“个性”就没有了“善”。我们固然不能说,从“个性”发出来的都是“善”,但是离开“个性”,“善”、“恶”都不可说了。所以可以决然断定道,“个性”里面,一部分包罗着“善”,“非个性”里面,却没处去寻“善”去。譬如我们心里要杀人放火,居然就杀人放火去。这虽然是大恶,但是我是从自己心志的命令,对于这事完全负责任的;比起有个人拿刀压在我脖子上,逼着我拿钱助赈,还高明些。因为后一件事,根本与我无干;就是算做好事,也不能说是我做的。——照这样说来,“善”是一时一刻离不开“个性”的。
更进一层,必然“个性”发展,“善”才能随着发展。要是根本不许“个性”发展,“善”也成了僵死的,不情的了。僵死的,不情的,永远不会是“善”。所以摧残“个性”,直不啻把这“善”一件东西,根本推翻。“善”是一定跟着“个性”来的,可以破坏个性的最大势力就是万恶之原。
然则什么是破坏“个性”的最大势力?
我答道,中国的家庭。
古时有一般哲学家说,人生下来,本是善的。这句话并不难讲。就人的“含蓄能力”(Potentialities)而论,原有许多善的端绪;要能培养得法,“扩而充之”,把那些不善的质素压没了,就可以成个善人。把坏社会里生的幼童,放在好社会里,大了多半成就个好人;把好社会里生的幼童,放在恶社会里,大了多半成就个坏人;都因为这个道理。所以竟有人说:坏事不是个人做的,是社会做的。也有人说:坏事不是为子女的做的,是他父母逼着他做的。可恨中国的家庭,空气恶浊到了一百零一度。从他孩子生下来那一天,就教训他怎样应时,怎样舍己从人,怎样做你爷娘的儿子,决不肯教他做自己的自己。一句话说来,极力的摧残个性。——你看西洋有华盛顿,中国没有;西洋有达尔文,中国没有。难道中国不该有这样天才吗?我说,不是没有,是被中国家庭消灭了。华盛顿小时,把他父亲园里的树,砍了几棵。他父亲怒着问他,他就承认是他办的。他父亲便转怒为喜,说道:“诚实是最好的,你能够诚实,所以恕了你的过罢。”假使华盛顿和他父亲是中国人,这事就不这样办了:必定可惜这几棵树,把他儿子教训一番;什么诚实不诚实,哪有闲工夫管他。如果他儿子会掉个小鬼,弄个小聪明,他才要喜欢着,说是大了不可限量呢。诸位晓得,小孩子最易受大人感化。他父母一举一动,都与他终身有关系。倘如华盛顿的父母这样一办,华盛顿就不是华盛顿了。可见中国的华盛顿都是教中国做父母的埋没了。达尔文小的时候,送他到学堂里,不肯念功课,每日里跑到河边上,摸蛤蟆,捉螺蚌去。弄得没法办了,送到高等学校学医。他又不肯听讲。说:教员讲得“是不能受的糊涂”;一个人整日里在城外弄花、弄草、弄虫儿。他要是个中国人,他家庭一定觉得他是个永不堪造就的顽皮孩子,就不想教育他的方法了。简截说罢,西洋家庭教育儿童,尽多是量材设教的。中国人却只有一条办法——教他服从社会,好来赚钱。什么叫做“个性”,他是全不明白。只把这一个法儿施用,成就他那“戕贼人性”的手段罢了。
中国人是为他儿子的缘故造就他儿子吗?我答道,不是的,他还是为他自己。胡适之先生曾有句很妙的形容语,说“我不是我,我是我爹的儿子”。我前年也对一位朋友说过一句发笑的话:“中国做父母的给儿子娶亲,并不是为子娶妇,是为自己娶儿媳妇儿。”这虽然近于滑稽,却是中国家庭实在情形。咳!这样的奴隶生活,还有什么埋没不了的?
中国人对于家庭负累的重大,更可以使得他所有事业,完全乌有,并且一层一层的向不道德的中心去。但凡有一个能赚钱的人,那七姑八姨,都粘上了,那族家更不消说。这么一来,让他丝毫不能自由,不能不想尽方法,赚钱养家;不能不屈了自己的人格,服从别人;去连累的他上下前后,寸步不由自己,譬如戴上手铐脚镣一般。我模糊记得王而农《读通鉴论》上有一节:论到谢朏做了好几朝卿相,都因为他的子弟,逼迫他这样。陶渊明自伤五个儿子,不好纸笔:若果五个儿子好纸笔了,老头儿或者不能自洁了。咳!这是中国家庭的效用:——逼着供给,弄得神昏气殆;逼着迁就别人,弄得自己不是自己,逼着求衣求食,弄得独立的事业,都流到爪哇国去。——《大学》上说,“修身然后齐家”。在古时宗法社会,或者这样。若到现在,修身的人,必不能齐家。齐家的人,必不能修身。修身必要“率性”,齐家必要“枉己”,两件是根本不相容的。还有孟子说:“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古时的人,或者这样好法;现在却应当反过来说,“人若不求富贵利达,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咳!家累!家累!家累!这个呼声底下,无量数英雄埋没了。
现实政治这两条不过是最大的恶迹,其余若妾的怪现状,姑媳的怪现状,妯娌的怪现状——更不消说。一句话说出来罢,总使得心神不能清白,能力无从发泄,一天一天向“不是人”做去。最好把路得的话,换几个字,去形容它,“想知道中国家族的情形,只有画个猪圈”。
更有那些该死的伦理家,偏讲那些治家格言,齐家要旨。请问整天齐家去,还能做什么事?况且家是齐得来的吗?又有人说,这是名教,不可侵犯。还有人说,什么“名教罪人”。“名教罪人”,不可不小心的。其实名教本是罪人,哪里有不名教的罪人?名教本是杀人的,哪里有不杀人的名教?
我们现在已经掉在网里了,没法办了。想个不得已的办法,只有力减家庭的负累,尽力发挥个性。不管父母、兄弟、妻子的责难,总是得一意孤行,服从良心上的支配。其余都可不顾虑,并且可以牺牲的。——这样还可望有点成就,做点事业。
我再说句话完结了罢,奉劝没有掉在网里的人,复理会得独身主义是最高尚、最自由的生活,是最大事业的根本。
还有一种东西,也可算得“万恶之原”,和中国的家庭,不相上下的。欲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民国七年十一月四日孟真附白:
本号中《万恶之原》一文,系前月所作。近见实社《自由录》第二集,亦载一文,名《万恶之原》。所论者亦为家庭。原应另改一题,无如牵动本文,印刷者势不愿拆已成之版。兹特于校对时,加此附白,乞读者体谅。又此两文名同质似,而主张大异。恐读者误以为相蒙,特声明其差别:
一、彼泛指家庭,吾则专就腐败之中国家庭立论,希望其改造成新式,而不认世界上之家庭制度,在现日可以根本废除。
二、吾所谓独身主义,希望特殊人格者用之,以为特殊事业之张本,不敢望尽人如是;彼则谓世上不应有婚姻。
三、吾所谓独身主义,乃极纯洁之生活,非如英后伊丽莎白之独身;彼既以不婚责之尽人,自不能与我同旨。
(原载1919年1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一号)心气薄弱之中国人
当年顾宁人先生曾有句道理极确、形容极妙的话,说“南方之学者,‘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北方之学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到了现在,已经二百多年了,这评语仍然是活泼泼的。
我也从《论语》上,找到一句话,可以说是现在一般士流里的刻骨的病,各地方人多半都如此——仔细考究起来,文化开明的地方尤其利害——就是:“好行小慧”。
什么是大慧,什么是真聪明,本来是句很难解决的话。照最粗浅的道理说,聪明是一种能力,用来作深邃的、精密的、正确的判断,而又含有一种能力,使这判断“见诸行事”。并不是外表的涂饰,并不是似是而非的伎俩。
但是现在中国士流里的现象是怎样?一般的人,只讲究外表的涂饰,只讲究似是而非的伎俩。论到做事,最关切的是应酬。论到求学,最崇尚的是目录的学问,没道理的议论,油滑的文调。“圆通”、“漂亮、”“干才”……一切名词,是大家心里最羡慕的,时时刻刻想学的。他只会“弄鬼”,不知道用他的人性。他觉着天地间一切事情,都可以“弄鬼”得来。只管目前,不管永远;只要敷衍,不问正当解决办法;只要外面光,不要里面实在。到处用偏锋的笔法;到处用浅薄的手段。
本来缺乏作正确判断的能力,又不肯自居于不聪明之列,专作质直的事情,自然要借重“小慧”了。觉得“小慧”可以应付天地间一切事情,无须真聪明,就成了“小慧主义”了。世上所谓聪明人,一百个中,差不多有九十九个是似聪明。似聪明就是“小慧”。惟其似聪明而不是聪明,更不如不聪明的无害了。
何以中国人这样“好行小慧”呢?我自己回答道,“小慧”是心气薄弱的现象;一群人发行小慧,是这群人心气薄弱的证据。中国人心气薄弱,所以“好行小慧”;就他这“好行小慧”,更可断定他心气薄弱。现在世界上进步的事业,那一件不是一日千里!那一件不用真聪明!真毅力!那一件是小慧对付得来的!——可叹这心气薄弱的中国人!
人总要有主义的。没主义,使东风来了西倒,西风来了东倒,南风来了北倒,北风来了南倒。
没主义的不是人,因为人总应有主义的。只有石头、土块、草、木、禽兽、半兽的野蛮人,是没灵性,因而没主义的。
没主义的人不能做事。做一桩事,总要定个目的,有个达这目的的路径。没主义的人,已是随风倒,任水飘,如何定这目的?如何找这路径?既没有独立的身格,自然没有独立的事业了。
没主义的人,不配发议论。议论是非,判断取舍,总要照个标准。主义就是他的标准。去掉主义,什么做他的标准?既然没有独立的心思,自然没有独立的见解了。
我有几个问题要问大家:
(1)中国的政治有主义吗?
(2)中国一次一次的革命,是有主义的革命吗?
(3)中国的政党是有主义的吗?
(4)中国人有主义的有多少?
(5)中国人一切的新组织、新结合,有主义的有多少?
任凭他是什么主义,只要有主义,就比没主义好。就是他的主义是辜汤生、梁巨川、张勋……都可以,总比见风倒的好。
中国人所以这样没主义,仍然是心气薄弱的缘故。可叹这心气薄弱的中国人!
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原载1919年2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二号)中国文艺界之病根
中国美术与文学,最惯脱离人事,而寄情于自然界。故非独哲学多出世之想也,音乐画图,尤富超尘之观。中国自制乐器,若琴、瑟之类,所谱者皆所谓高山流水、明月岳云之属,远与人事不相及。绘画中山水最多最精,鲜有绘人事者;绘之亦不能精。若夫文学更以流连光景、状况山川为高,与人事切合者尤少也。此为中国文学、美术界中最大病根。所以使其至于今日,黯然寡色者,此病根为之厉也。
泛而论之,凡寄托于文学、美术中之感情:第一,宜取普及,不可限于少数人。第二,宜切合人生,不可徒作旷远超脱之境。在于中国,皆反此道。美育一端,竟为士人所专,不取普及。唯不取乎普及,故文学、美术之价值,因之减削。绘画则不能作人物(宋元以来之人物画,非特无寄托之旨,并人之形式,画不周全,劣陋极矣),音乐则不能宜人情(琴瑟之曲,绝远人事;琵琶颇宜人情,正以其来自外国也),文学则小说、戏剧最不发达。今欲去此酷毒,返之正则,唯有刻刻不忘人生二字,然后有以立其本耳。英诗人Blake有云:
Greatthingsaredonewhenmenandmountainsmeet,
Nothingisdonebyjostlinginthestreet.
此为当时英国风气言之。如在中国唯有反其所说。以谓人与山遇,不足成文章;佳好文章,终须得自街市中生活中也。
(原载1919年2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二号)社会——群众
中国一般的社会,有社会实质的绝少;大多数的社会,不过是群众罢了。凡名称其实的社会——有能力的社会,有机体的社会——总要有个密细的组织,健全的活动力。若果仅仅散沙一盘,只好说是“乌合之众”。十个中国人,所成就的,竟有时不敌一个西洋人。这固然有许多缘故:也因为西洋人所凭托的社会,是健全的,所以个人的能力,有机会发展;中国人所凭托的社会,只是群众,只是有名无实,所以个人的能力,就无从发展。把矿物做比喻,西洋社会,是多边形复式的结晶体;中国社会,是附着在岩石上半沙半石的结合。
先把政治上的社会做个例:一个官署,全是“乌合之众”所做的事,不过是“照例”的办法,纸篇上的文章,何尝有活动力?何尝有组织?不过是无机体罢咧!至于官署以外,官吏中所组织的团体,除去做些破坏的事情,不生产的事情,不道德的事情,也就没别事做了。只好称他群众了。又如工商界的组织,虽然比政界稍好些。然而同业的人,集成的“行”,多半没能力的。又如近来产生的工商会,比起西洋的来,能力也算薄弱多了——这仍然是社会其名,群众其实。至于乡下的老百姓,更是散沙,更少社会的集合。看起中国农民,全没自治能力,就可知道他们止有群众生活。
现实政治说到学生的生活,也是群众的,不是社会的。就以北京各高级学校而论,学生自动的组织,能有几个?有精神的生活,能有多少?整日的光阴,全耗费在“胡思”、“幻想”和“谈天”、“消遣”里边。兼有顾亭林说的南北两派学者之病——“言不及义”、“无所用心”。每天下课的时候,课堂上休息的时候和吃过晚饭以后,总是三五成群,聚成一堆,天上一句,地下一句,用来“遣时”。若是把这废弃的光阴,移在自动的组织上,岂不大好?然而总是不肯的。所以这样的生活,只可算做在群众里边,做散沙的一分子。
总而言之,中国人有群众无社会,并且欢喜群众的生活,不欢喜社会的生活;觉得群众的生活舒服,社会的生活不舒服。
还有一层,“社会上之秩序”和“社会内之秩序”,很有分别。前者谓社会表面上的安宁,后者谓社会组织上的系统。二名虽差在一个虚字,却不可把两种秩序混为一谈呢。一切社会表面的秩序,除非当政府昏乱——像一年以来,某派的穷兵黩武——是不容易破坏了的。所以袁世凯当国时代,处处都是死气,大家却还说他能保持社会的秩序。但是这表面上的秩序,尚是第二层紧要,比不上社会内的秩序关系重大。
现在中国社会内部里的秩序,实在是七岔八乱。一个人今天做买卖,明天做起官来了;去年当工程师,今年当政客了。任凭什么职业,谁都干得来,谁都干不来。给他干就干得来,不给他干就干不来。这是社会组织的系统缺乏秩序的一端。又如在一种职业以内,譬如在一衙门当差,若是靠着辛辛勤勤,做按部就班的事情,就不免“冯公白首,屈于郎署”。若是不注重自己应办的事,去干些蝇营狗苟,一定能够躁进。又譬如在一家店铺内,稳稳当当的做事,隔几个月加一回薪水的事,是不容易有的。全不给人一个向上的机会,那些长久守着,只好今天改这行,明天改那行,弄得社会就七岔八乱了。这又是不照秩序的一端。这样事随处可见,也不必多举。总而言之,中国社会的内部,不是有条理的:易词言之,是大半不就轨道的。生出的恶果,也无可数。其最显著、其最祸害的:第一,是社会上多失职和不称职的人;第二,是使社会不健全了。
(原载1919年2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二号)社会的信条
一般社会里,总有若干公共遵守的信条。这些信条,说它没用,它竟一文不值;说它有用,它竟有自然律的力量。
中国社会里,自然也有若干信条的。这些信条,是从历史上遗传下的,是有极大力量的,是旧道德所托命的。我们因为今昔时代不同,这些信条不应时,发出许多破坏他的说话,就有许多人很不以为然的。四月间有个朋友和我辩说——
社会上总要有若干信条,大家遵守,才能维持秩序,发展公众的福利。要是你也从自由的思想,他也从个人的判断,大家东跑西跑,没有标准的是非,岂不要闹翻了吗?
我回答这说话道,为保持社会上秩序起见,当然须赖公共的信条。但是信条与信条不同,总要分个是非,辨别它的性质,考察它的效果——不是可以一味盲从的。我且分析说个大概:
(1)社会上的信条,总当出于人情之自然。那些“戕贼人性以为仁义”的宗教、名教的规律,只可说是梏桎,不能拿它当做信条。所以信条的是非,总当以合于人情,或不合人情为断。我们若是服从不合人情的信条,必定变做戏法的“奇人”了——那些造这信条的人,对于服从信条的人,所有的“功德”,就和玩戏法的,对于他的“奇人”一样。
(2)这种信条,总要有意识,总要对于社会或个人有利益。信条的用项,全是为增进社会的幸福起见。若并无利益,或者有害,反来遵守它,也算无灵性了。
(3)信条总应合于现日的社会情形;若是遗传的信条,经过若干年,社会的性质改变了,人生观念不同了,我们反来遵守历史上的信条,岂不同信仰死灵魂,崇拜泥菩萨一样?可是中国现在社会上的信条,一百件中,就有九十九件是死灵魂、泥菩萨。
照这看来,信条一类物,须是应社会上所需要,出于自然,具有意识。若果遵守矫揉造作、不合时宜的信条,就有入地狱的苦痛。现在我举个例。我曾在一本笔记上,见过一种福建的特俗,大概说:
延平一带地方,未婚妇女,死了定婚的丈夫,便要寻死,这种风气李氏最盛。李氏是那里巨族,曾经出了个所谓名臣名儒的李光地。这位名臣名儒,立了条家法,凡是未婚女子,死了丈夫,须要殉节。若是不肯,别人当助她死,好求旌典。照这家法行了下来,就有不愿死的,家中父母无可奈何,把她绞死,然后请旌。因而李氏一家,受旌最多。乡人见了,羡慕的了不得;一齐学它,就成了风俗。
作笔记的人,把事实写完,便大大赞美一番。看官!这样信条,地狱有它惨酷吗?可是一般社会上人反说是“名教攸关”哩!
诸位切莫疑我举了个极端的例。我不过说个显而易见的,来做证据。那些外面看不出可恶,骨子里却害人到底的信条,正是多着呢!
剪话截说,我们总要做人,不要做“戕贼杞柳而成的桮棬”;总要从心内的判断,自然的性质,不要从社会的强压力。我们必须建设合理性的新信条,同时破除不适时的旧信条。
以上四条系去年六月中所作笔记
(原载1919年2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二号)破坏
几个月以来,为着暴乱政潮的反响,受了欧战结局的教训,中国的思想言论界,渐渐容受新空气了。什么民本主义,一齐大谈特谈。有几家政党作用的报纸,居然用白话做文,居然主张自由思想,居然登载安那其主义克鲁泡特金的自叙传,这总算难能可贵的,也是可以乐观的。
我今天在一家上海报纸上,看见一条短评说:
现在中国的情势,要求新道德、新思想、新文艺的输入,非常之殷,恐怕是没有人不晓得的。
但是有一班人,他虽是做这输入的事业,然并不是将新文艺、新道德、新思想,多多益善的输入进来,却在那里专门想打破旧文艺、旧道德、旧思想,终日里做了许多驳难痛骂的文章。
我以为这个样子,与那新陈代谢的道理,颇不相合。譬如一个瓶,藏满了旧空气,如要改为新空气,虽是终日拿这个瓶来摇动,那旧空气依然不出去的。所以我们若认定中国今天既需要新道德、新思想、新文艺,我们就该尽量充分的把它输入,不要与那旧道德、旧思想、旧文艺挑战;因为它自然而然的会消灭的。
这话猛然看见,好像也有道理,仔细一想,竟是不能自圆其说。新道德与旧道德,新思想与旧思想,新文艺与旧文艺,同时占据同一空间,不把一种除去,别一种如何进来?若是中国并没旧思想、旧道德、旧文艺,那么只用介绍新的就完了,不必对于旧的打击了。只是中国本来有一种道德、思想、文艺,大家对它信服的很,以为神圣似的。如果不发现了它的不是,不能坠大家对它的信仰心,自然不能容新的,还用什么方法引新的进来?一个空瓶子,里面并没多量的浑水,把清水注进就完了。假使是个浑水满了的瓶子,只得先把浑水倾去,清水才能钻进来。中国是有历史文化的国家,在中国提倡新思想、新文艺、新道德,处处和旧有的冲突,实在有异常的困难,比不得在空无所有的国家,容易提倡。所以我们应当一方面从创造新思想、新文艺、新道德着手;一方应当发表破坏旧有的主义。这是势必处此的办法。像这家报纸的议论,竟是似是而非不通的很呀。
现实政治但是我们新潮的主张,并不是仅仅破坏就可了事。我们对于破坏有几层意见:
(1)长期的破坏,不见建设的事业,要渐渐丧失信用的。
(2)若把长期破坏的精神,留几分用在建设上,成就总比长期破坏多。
(3)发破坏的议论,自然免不了攻击别人,但是必须照着“哀矜勿喜”的心理。现在思想沉沦的人,到处皆是,固然可恶的很,可也一半是社会造就出的:他们不便自负责任。我们对于不同调的,总要给它个“逃杨归儒”的机会,并且用“归斯受之”的待遇。若果不然,一味的快意而谈,可以接近的,也弄得上了千里之外,还能有什么功效?还能化得甚人?须知立异的目的,在乎求人同我,不可以立异为高。现在中国的思想文艺界,实在可怜了。总要存大慈大悲的心境,超脱一个是一个哪!
这一面是这样讲,也还有不得不菲薄别人的时候,我们断断乎不可从乡愿态度。我在本志的发刊词上,已经说过了。
民国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原载1919年2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二号)自知与终身之事业
希腊七贤中有云,“汝其自知”。此语自解释上言之,颇多义蕴。姑取一端而论,则谓人宜有自知之明也。自知之人,度己之材,恰充其量,无过无不及。不完全者,人之性则然;盈于此者,恒绌于彼。人每有一节之长,而众节无不长者,则殊未有。审己之短,忘己之长,因而自馁者非是。忘己之短,从己之长,因而躬自尊大者,尤为非是。必自知周详,避短就长,然后一生事业,有所托命。否则己之不知,而况于人,而况于物,而况以己身遇事理之至赜乎。
人惟有自知之明,斯宜自度己材,择一适宜之终身之职业。盖终身之事业,必缘终身之职业以生。凡学与术,皆以习久而精。操一业以终其身,与数易其业者,所诣浅深,未可比论。故荀卿云,“好稼者众矣,而稷独传者一也……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然世人恒不肯择一职业,终身守之,则亦有故。一为虚荣心所迫,二为侈养心所驱,社会上待遇各项职业,恒有荣卑之差。人不能无动于中,乃舍其素业,以就其向所不习。“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乃姑舍己以从人,“吾未见其尊己也”,是之谓虚荣心。职业无尊卑,而所入有差别。所入多者,可以应欲愿之求;举凡衣食寝处,不妨肆意为之。人见而羡之,以为己之所入,不能若人,则姑舍己以从彼;侈养于四体,而薄养于心性。是之谓侈养心。凡此二者,欲解其惑,则亦有说。知职业原属平等,虚荣心斯不足扰,知奉养之俭侈,与心神之局泰无与,侈养心斯无从生。各类职业,原无贵贱之别。苟非不正当之职业,未有不为社会所需要者。惟其皆为社会所需要,自无从判别其尊卑小大。社会上尊卑之见者,妄也。所入厚者,所需愈多,所累愈重,因之心境常不得安。故欲厚其养,惟有减其心神之安宁。心安则养薄,养厚则心促。以心境与奉养之度相乘,任在何人,其积每为一致。于此可知力求侈养者,“狙之朝四暮三”也。
《韩诗外传》记闵子骞云:“出见裘马之肥则好之,人闻夫子之言则又好之。两心交战,故瘠也。”不能择一职业,终身守之,以成终身之事业,能无瘠乎?
(原载1919年2月1日《新潮》第一期第二卷)一段疯话
有一天晚上,从前门回住所,心上好不高兴。半路上遇到一辆汽车,对着我跑来了,把它那怪物一般的眼睛射到我身上,我的眼睛顿时不中用了。我不能不躲它呀,一躲就躲到沟里去了。爬起来,眼看那东西飞开,没奈它何。
这一怒非同小可,回到寓所,劈头第一句话就是:“凡坐汽车的人都该枪毙的!”同寓的人大笑不止,问我缘故。我说:坐汽车的人大约分四类。第一类是武人。这是不消说了,武人没有不直接或间接杀人放火过的。第二类是官僚。官僚没有不直接或间接受贿过的。照袁世凯的钦定法律,受贿五百元以上,便要枪决。凡配坐汽车的官僚,当然没有不受过五百元贿赂的,若不宣布死刑,“洪宪皇帝在天之灵”断难瞑目了。第三类是商人。商人的钱,是工人的血汗;富商的钱,是伙计们的血汗,工人伙计们不能穿洁净衣服,没有勤勤洗澡的钱——几乎不能维持生活——他却酒食快乐,嫖赌纳妾,这才有汽车。一国内的富力,本是有一定的。他们富了,自有别人穷;他们快活坐汽车,自有别人投河跳井。这少数人的汽车,就是多数人没饭吃的代替品,就是违背“均无贫”一种道理的经验,所以他们该枪决了。第四是纨袴子弟。这种人不劳而食,不织而衣。让社会养他的生命,却不酬报,已经是罪过了;更为着他一人的“过食”,使得许多人没有食;他一人的“过衣”,使得许多人没有衣;更为着他这“骄侈淫佚”,许多迎合他这“骄侈淫佚”的制度,在社会里存着,仿佛是当然的。总而言之,这四种人自己都不能生产,反而妨害别人的生产。社会为着有他,减了许多力量,造了许多阶级,作了许多罪恶。他们所有的,就实在的道理看来,都是劫掠得来,强盗的罪恶。人都晓得,这种人的罪恶,大于强盗几十倍,却有不合理性的法律保障他,真是天地间至不平的事啊!
过了一天,回想这一段议论,真个有点疯气。天地间事是这样容易说的吗?社会上的问题是用这法子解决的吗?
又一转念,疯话诚然是疯话了,但是因其是疯话,更觉不错。仔细揣想几回,其中也有极可自信的道理。汽车的可恨,是因为坐汽车的是富人;富人的可恨,是因为有了少数富人便有多数穷人;所以汽车可以说是阶级的表现,社会不平均的影子,一人快乐在几万骷髅上的画图,现代物质文明无意味的暗示。若是紧握着这片感情,仔细的会悟去,对于现在的社会,可以得个深切的观念,归纳出个改造的基本原理。就是许行、托尔斯泰诸位先知的社会政治理想,也不过受这样的一点感动“扩而充之”罢了——然则疯话真个可爱了。
寻常人说上几句疯话,便觉可爱;若是纯粹疯子,可爱的很,更不消说了。在现在社会里求“超人”,只有疯子当得起。疯子的思想,总比我们超过一层;疯子的感情,总比我们来得真挚,疯子的行事,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疯子对于社会有一个透彻的见解,因而对于人生有一个透彻的觉悟,因而行事决绝,不受世间习俗的拘束。我们精神健全——其实是精神停顿——的人,只知道社会的形式,不知道社会的内心;只知道人生的形迹,不知道人生的意味。看见精神异常——其实是精神发扬——的人,便以为疯颠。这真恰恰像我们的祖先看见不曾见过的蓝眼黄发“人”,大叫以为“鬼子!鬼子!”我再举两个例:我们这“人”非特不讲“人道主义”,并且不讲“狗道主义”。请看北京野狗的多,恰和乞丐的多相等。一旦狗有觉悟了,知道人并不以“狗道主义”回答它这忠爱了,顿时逢人狂咬,实行“暗杀”的手段,人不特不以为“以直报怨”,还要大声疾呼的说,“疯狗,打死他”。又譬如鲁迅先生所作《狂人日记》的狂人,对于人世的见解,真个透彻极了,但是世人总不能不说他是狂人。哼哼!狂人!狂人!耶稣、苏格拉底在古代,托尔斯泰、尼采在近代,世人何尝不称他做狂人呢?但是过了些时,何以无数的非狂人跟着狂人走呢?文化的进步,都由于有若干狂人,不问能不能,不管大家愿不愿,一个人去辟不经人迹的路。最初大家笑他,厌他,恨他,一会儿便要惊怪他,佩服他,终结还是爱他,像神明一般的待他。所以我敢决然断定,疯子是乌托邦的发明家,未来社会的制造者。至于他的命运,又是受嘲于当年,受敬于死后。这一般的非疯子,偏是“前倨后恭”、“二三其德”的,还配说自己不疯,说人家疯吗?
中国现在的世界里,是沉闷寂灭到极点了。其原因确是疯子太少。疯子能改换社会。非疯子头脑太清楚了,心里忘不了得失,忘不了能不能,就不免顺着社会的潮流,滚来滚去。一般的名流、伟人、政客,当年读书的时代,未必心黑如铁,一旦登台,顿时显出个鱼鳖虾蟹像——这都为清楚头脑所驱使,所以“夫大人者”,还要不失其疯子之心。我近来觉得第一层憾事是自己没出息,不配当疯子;但是看见别个疯子,着实觉得亲切有味,很愿研究点疯子文学,渐渐的引我向正路去。这真是“时人不识余心苦,将谓偷闲学疯子”了!
疯子以外,最可爱的人物,便是小孩子。小孩子的神情心景,不是我这笨思想说得出的。我们应当敬从的是疯子,最当亲爱的是孩子。疯子是我们的老师,孩子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带着孩子,跟着疯子走——走向光明去。
民国八年三月十日
(原载1919年4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四号)随感录(四则)

现在骂我们的人真是多极了,有几个人和几家报纸竟似以骂我们为职业样的。在这些话头里实在很难找出几条可以纠正我们的。不是“人首畜鸣”的形容词、“祖龙一炬”的愿欲词,就是混混沌沌的非难词,最了不得的还是些逻辑上有点欠通的话。其实我们何尝算什么了不得的呢,然而竟碰不到一个可以使我们戒惧的敌人,真是我们的不幸了。说到这里,不由得心灰意淡,胸膛上像用冰冰过一般:跟看这死气沉沉的中国,由灰色变成黑色。
起先我对于骂我们的话还要看看,后来觉得时间来不及,竟不看了。但是这些话头里也有一条很可注意的,就是“你们并不配创造新文学”!
配不配之间,你要讲究,“新文学”三个大字也不是可以囫囵吞枣的,若是这样的一呵之后,接着说道:“你们可再也不要开口了!”像东京的一个留学生远远的寄一贴膏药给我——我们却不敢领教。新文学固不是可以随便做到的,然而做新文学的个前驱,的个萌芽,的个雏形,未见就是不可能:日月之光固不配,日月未出以前的烟火之光,未见就是不配。中国人的老脾气是“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对于因循的人,总给几个开心丸吃;若有不安于因循的,大家就要逼着他立时给人十全的成就看看;立时拿不出来,便被人家鼻孔里哼出一道冷气,连声地说“不兴不兴”!社会上的烦恶新机,真“如农夫之务去草”,“绝其根本,勿使能殖”!
但是话虽如此,我们还要承认我们不是天才。惟其承认不是天才,更要努力,看这人造才比天才究竟差得怎样。
天才真不易遇到,有时一生之中,看不出谁是天才。这不是说没有天才,是说天才不容易看出来。任凭甚么时候,都有若干了不得的人物。天才决不会稳稳地停在社会中间,不是社会把他挤到顶上去,就是社会把他压到紧紧底下来。挤到顶上让他发泄的时候,万不得一;通常总是把个两三丈高的石碑放在他背上,让他脊椎横断,七窍流血,到死不得翻身。从来社会待天才是这样的,所以历史上的色彩老是不鲜明。我们幸而不是天才,还不受这样的待遇,还许我们喘气。趁这喘气的时光,留心天才挤他到顶上去。他有成就,也和我自己一样,反正是人类的成就。至于对于一般的人,大可有什么、用什么,很不必客气,因为客气最对不住人。一句话说,我们的行径要“见善若惊,疾恶如仇”。
惊的结果必至于给自己添无数苦恼,仇的结果更要吃无数的亏了。然而人生不过百年,吃亏不过一死:盖棺是大家不免的,盖棺以后,还有甚么赚便宜吃亏呢?个人是人类向着“人性”上走的无尽长阶上一个石级,只要把这一级的职分尽了,那普遍的价值永不消灭。
我们须得提着灯笼沿街寻“超人”,拿着棍子沿街打魔鬼。一旦魔鬼反手,把我们打死,全算该当就是了。

除去遗世独立的狂人而外,世上常见的狂人大约有三类。一是色狂;二是利狂;三是名狂。
色狂的人满脑袋里装着许多生殖器,他的神昏气殆不消说了;利狂的人被一个大钱的孔套在脖子上,上气不接下气,他的可怜也不消说了。社会对这些还不百般的恭维,就是暗地里崇拜,还不见得明目张胆的恭维去。独有名狂一项,大家以为是最好的:得名狂病的人,终是求名得名,如愿以偿。大家看到有这类的妙用,就要群起效法了。他们骨子里面还不是爱名,以为名中自有黄金屋!名中自有千钟粟!名中自有颜如玉!人的事业和学问,全仗着清明的心境,冷透的眼力,安静的态度。诸葛亮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话从不好的方面想来,好像有几分道士气,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的真理存在。必定心神守得住,才真能有心得呀!
社会中制造各样人形颠倒,各个人物的权威就是名。名是一种偶像。把它看破,一文钱也不值了。
社会待人分两等:一等冷,一等热。冷到极处,像水一般,可不能加了。被水的人虽难过,还能勉强忍得。热到极处,“被恭维得烙铁一般的热”——这是社会上的常态——可就断难忍住了,还不若一刀杀断的刑罚好受。名的实效是一把红烙铁!——大家认清楚者。
也有好名而无害的人。陶潜好名心重达于极点,却也有超于无数人的成就:因为他求没有名的名,不求生前的名。
必不得已而好名,还是求身后之名。

屈平是中国第一个文人,不特就时代而论他最早,就是就价值而论他也最高。他说,“长太息以掩涕兮,哀生民之多艰”。文人的感情,文人的意念,必当如此。
从他以后,文人的出产累累不绝了。其中自然也有几个真可崇敬的,但是下流不堪的占百分的九十九。问他何以下流呢?我答道,为他专门发挥肉欲的缘故。他们不特自己崇拜肉欲,并且把一切肉欲都说得神圣了,引诱无数的人赴狗男女的大壑。譬如狎妓,是人格所不许的,偏偏古今的文人都以为韵事;引诱良家妇人更发生法律问题,文人却深深乐道,毫不以为是自己的耻辱。至于热衷的心理,乖戾的气象,一般文人更以为非此不足以为文人。譬如司马相如的《大人赋》,这个“乌托邦”就真不堪了,都是些饮食、男女、宫室、车马的愿欲充满到极处的话,没有丝毫理性上的了解。程老大说文人“玩物丧志”,其实比“玩物丧志”罪加十等。因为一般文人脑袋里所盛满的都是些酒食、生殖器、皇帝老爷。文人做到手,“人”可就掉了。
文人所最要做的是大官,平日总在那里梦想“相国风流”。“相国”还不威武,又在那里梦想“将军气概”。我曾在唐人律诗里找出四句可以表现文人的中枢意念的:两句是杜甫的“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锁点朝班”;两句是刘长卿的“建牙吹角不闻喧,三十登坛众所尊”。这四句是文人心理上的“入相出将”——失意的入相,得意的出将。有的人竟是以将相自负,有的人不过口里随便说说,以为不这样不足以为文士;谈说惯了,就不免一阵一阵发昏,忘了天高地厚皇帝远,自己是一副甚样嘴脸。胡闹像杜甫,也在那里以皋陶、契稷自负,老着脸儿说,“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然而“出将入相”的戏台不过在心上过来过去,毕竟还是“功名从此负心初”,一生做人的清客。清客是一方“便辟、善柔、便佞”,无所不至;一方又露出傲骨嶙嶙的像道来。这样热衷还不到家,竟有李商隐一流人,老实着说,“君王不得为天子,只为当年赋洛神”。充满这句的意思,直是吴起的杀妻主义了。
名士是文人的别号,我们现在可以说名士是文人的第一位。做名士的不可不发挥肉欲,肉欲里的第一条是男女。所以要做名士的人第一步是想像出一个对手的美人,好来嗟叹、咏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起初是造想像的美人,后来更进一属,性格(Sex)顿变,居然在文字上给自己擦脂抹粉起来,俨然是一位美人了。美人是文人的第二位。然而宋玉、潘岳一流的人毕竟太少。左思、罗隐一流人占大多数,用上吃奶的力气弄脂粉,毕竟不像,其结果字里行间不见美人,但见“龙阳才子”的气象。龙阳是文人的第三位。合起名士、美人、龙阳三件事务来,就成了文人的三位一体。这不是我好骂人,请看古今的文人以妓女自况的有多少,现在更有几位三四等的文人,居然以像姑比喻自己的身世。文人的成就真算圆满了,所恨者“幸而为男,差无床之辱耳”——“幸”该说“不幸”,“辱”该说“荣”。
念上几部诗文集就要这样,自己做几回更是服毒。或者二十岁以下的人不曾受毒气,“救救孩子”!
“哀生民之多艰”的文学家——这是我对于未来中国所要求的!

文章大概可以分做外发(Expressive)和内涵(Impressive)两种。外发的文章很容易看,很容易忘;内涵的文章不容易看,也不容易忘。中国人做文章,只知道外发,不知道内涵。因为乃祖乃宗做过许多代的八股和策论,后代有遗传性的关系,实在难得领略有内涵滋味的文。做点浮飘飘的、油汪汪的文章,大家大叫以为文豪;做点可以留个印象在懂得的人的脑子里的文章,就要被骂为“不通”、“脑昏”、“头脑不清楚”、“可怜”了!
《新青年》里有一位鲁迅先生和一位唐俟先生是能做内涵的文章的。我固不能说他们的文章就是逼真托尔斯泰、尼采的调头,北欧中欧式的文学,然而实在是《新青年》里一位健者。至于有人不能领略他的意思和文辞,是当然不必怪。果然我今天在上海一家报的什么“泼克”上,看见骂他的新教训,说“他头脑不清楚,可怜”!
我对于这“头脑不清楚”一句话有个很好的比喻。譬如一位俄国的文学家,相貌很怪的,思想很不经常的,说话很奇的,旅行到世界最多妓女的意大利一个城里,被一个妓女看到了,他的话又被这妓女听了。这妓女很以为怪,连着说,“头脑不清楚,可怜”!这现象是当然。人和人的心境不同,断不能都相了解。
我平素常想,若是有人骂我,必须回答时,最要紧的是要把骂我的话看清楚了,懂透彻了。然后就他的本源之地驳去。若是丢开本题,专弄几句不相干的话回敬,既没有打赢官司的希望,更糟蹋了自己的纸墨。像这位署名“记者”的新教训真是驴唇不对马嘴:若是把他原来的两次骂人画,一次骂废汉字的是狗心,一次骂某君崇拜外国偶像,而且“轻佻”、“狂妄”……等等,和鲁迅先生对他作进步的美术家的要求一则随感录(见《新青年》六卷一号)、唐俟先生批评他的一则随感录(见《新青年》六卷二号),再加上他这一段新教训,就真好看了,只可惜我们《新潮》没有这些闲钱。鲁迅先生对他作进步的美术家的要求,碰了一鼻灰;唐俟先生对他那画里说的读罗马字时,全是外国狗叫不以为然,他就说“一个问题”、“又一个问题”……(可怜)。他这心理原好分析,一则是不愿长进,不愿作有思想的讽刺画,只要作无理性的骂人画;二则是——或者——维持他们贵“泼克”骂人的专利;三则是不肯服气(就是他们贵报所说的“怙恶”)。但是负气还有什么效果呢?他既然没有什么道理说,我现在当然也没有什么道理驳——况且我是局外人。
然而我觉得唐、鲁两位先生也不免多事。上海的一般自以为的文艺家、美术家、评剧家——一般的“洋场少年”——生就一副滑头面孔,挟着一副鸽子英文,买到几本炭铅画帖,运用几部肉麻的骈文诗词,去赚不够用的钱,还不清的嫖账;又是一天吃到晚,神经细胞都起变态,好比背上驼着很长的一个石碑,喘气不得,还有什么工夫去“思想”,去“进步”,去作正义的讽刺?老实说,上海一块地的空气真是该经洪水的了。有见解的人自然要造几个独木舟——越多越好——若是大家终不觉得,必欲翻车而后快,也只好由他。人各有所好,画春宫的以为春宫是美术;打脸谱的以为脸谱是美术,由他以为美术去就是了。觉悟后再说,那时说了才有益(上个星期他这“泼克”上还印着一个什么娘的“玉照”)。
有位好事的医生,看到有那种症候的人,就要注射六零六。偏有一般有那种症候的人不以为苦,觉得一旦而成疮,“红肿之处艳如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这位医生的好事,直不啻剥夺了他的人权,削去了他的自由。那一般的什么家抱着他那样的画儿文儿,未尝不以为“艳如桃花,美如乳酪”,早经登峰造极了,还有什么叫作进步。所以“这进步的美术家”的要求是多事。
这位所谓美术家又谈什么偶像。泛说起来,任凭天地间什么事务,都像偶像,没有古今,也没有中外。某甲破坏了一种偶像,而他自己所树立的、用来破坏某种偶像的,过了些年,又成偶像。无论何人,都不能自以为他自己所据的永远不会成偶像。反过来说,天地间的进化,全靠新偶像代替旧偶像,绝不是惟一真理代替偶像,因为惟一真理不是人——或者当说现在的人——所能晓得的。觉得别人的是偶像,所以要去破坏,觉得自己的或者也不免是偶像,所以一旦发明了一个更新的——就是较好的——便可把旧有的弃掉,不必牢牢守着。若是说,某某道理于人生有害,使人类不能进化,就是偶像,就当破坏,然而别人也不妨说人生进化都像偶像,甚而至于摆脱世界上一切拘束——一切偶像——去求真生、永生,而真生、永生更是两个大偶像。基督教劝人不要拜偶像,而尼采说,基督教就是偶像。尼采是位极端破坏偶像家,而尼采式的超人也不免是一种偶像。中国的老子极端破坏偶像,而他的“绝学无忧”还不免是偶像。做人到了出世,发议论到了阮籍的“大人先生”,任凭翻上十万八千筋斗,终打不出“世界大偶像”的范围。
但是,虽然古今中外都不免像偶像,然而我们在一堆分不清楚的偶像和非偶像中,也有法子选择。这法子就是认明白时代的关系。但凡适于当时的、对于当时最多数的人类有平等的利益的,都认以为非偶像,反是,都认以为偶像。若是,问为什么要顾“人类”和“利益”呢?难道“人类”、“利益”不也是偶像吗?我却无从回答,只好说我的直觉这样,并且我觉得别人的直觉也是这样。一人乐不如大家乐,死了不如活着。既然认清时代了,我们应当晓得我们不是三皇五帝时候的人,又不是一百零一世纪时候的人。由前一说,我们不必保护三皇五帝时代的“非偶像”,由后一说,我们也不必相信自己的道理到了一百零一世纪还不成偶像。这只有比较的差别,人世上没有绝对的道理、“天经地义”。孔丘当年把神的知识转成历史的知识,我们若是和孔丘同时,定要崇拜他,上他个偶像破坏家的高号;但是到现在,孔丘又是偶像了。孔丘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尼采说,“让每件东西的价值都被你重新决定”。或者是过几世纪,尼采这话又成偶像,也未可知。果真成偶像,成的很快,尼采死而有灵,必是不怒而喜。孔丘若有“在天之灵”,看见现在许多人说他是偶像,也必然不怒而喜。这样,才见人的人性。而人类的进化,全仗这偶像的新陈代谢。五通神到了现在是偶像,若倒退上五千年,便是当然,不可说是偶像。Apollo编者注:阿波罗,主管音乐、诗歌、预言书、光明、春春等的太阳神,被描绘为美男子的典型。诚然也是个偶像。但是从这偶像生出希腊人自由尚美的精神,到了现在,这精神在人世上还正发扬。我们就不妨用这偶像打破专门制造生殖器崇拜的五通。更清楚着说,我们拿人道的偶像,打礼教的偶像,是应该的。
但是这位用崇拜外国偶像一句打人的美术家,却是很好的一位偶像保护家。他用外国偶像四字把别人破坏中国旧偶像的事件扫过,便成就了他的保护中国旧偶像——如汉字、旧文艺等等的作用。中国人最会把舶来的事务想出个新用法。偶像一个名词到中国,就成了保护偶像的器具!
(原载1919年5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五号)新生活是大家都有一份的。

内容简介
《现实政治》内容简介:新文化运动中,以傅斯年为主任编辑的《新潮》,是仅次于《新青年》的重要刊物。胡适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一文中断言:“《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钩稽《新潮》和《新青年》等民国杂志中的文章并结集出版,可以光扬青年傅斯年“对于殊样社会的态度,”照见其贯穿一生的“见善若惊,疾恶如雠”的独立、自由之精神。

购买书籍

当当网购书 京东购书 卓越购书

PDF电子书下载地址

相关书籍

搜索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