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傅斯年.pdf

陈寅恪与傅斯年.pdf
 

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1、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2、何兹全、朱大可、梁文道、陈晓明、南方朔等数十位知名学者联袂推荐。
3、《陈寅恪与傅斯年(修订版)》加入新发现的珍贵资料,深入学术研究,增补十余万心血文字。
4、《光明日报》年度十大好书;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数次赞评。

海报:

陈寅恪与傅斯年

名人推荐






媒体推荐
本书作者兼具作家优美的文笔和史家严谨的治学态度,这使得该书不仅构思精巧,叙事流畅,而且因其丰富的史料支撑,具备足够的厚重感。
——《光明日报》2008年度十大好书入选理由
傅斯年先生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当之无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师级人物。
陈寅恪师是继《资治通鉴》的作者,宋代司马迁之后近一千年来,又一伟大的史学家。
——何兹全
这是一部不同寻常的个人传记。对傅斯年与陈寅恪的记忆,打开了被蓄意掩蔽的历史之门。他们在20世纪所遭遇的命运剧变,谱写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哀歌。
——朱大可
“大师之后再无大师”这句话很妙,原来以前的大师都是民国人,至少是民国那时候过来的。然后对比今天,我们就发现,由于种种原因,今天的确缺少大师。
——梁文道
本书说的虽是陈寅恪与傅斯年,其实是用残损的手掌摩娑过他们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这个板块,予人无限幽思。
——南方朔
我推荐这本书,因为在陈寅恪与傅斯年身上,最明显地体现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和他们的悲剧命运。
——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何亮亮

作者简介
岳南,1962年生,山东诸城人,先后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文艺学研究生班,文学硕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北京。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并着重于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同济大学、中山大学等著名学府人文知识分子学术、精神及人生历程的研究。
著有考古、历史题材纪实文学作品《复活的军团》《风雪定陵》(合著)《千古学案》《寻找“北京人”》等十二部著作。另著有以自由知识分子人生命运、情感历程、学术精神与成就为主体脉络的《李庄往事》《梁思成、林徽因和他们那一代文化名人》《从蔡元培到胡适》等纪实文学十部,其中《风雪定陵》《千古学案》等十余部作品被翻译为英、法、德、意、日、韩等文字在海外出版,全球销量已达数百万册,为中国最具全球影响的当代著名作家之一。

目录
序一独为神州惜大儒(何兹全)1
  序二在他们彼此忧患的眼睛里(路那)7
  第一章风云际会1
  走进清华园1
  从北大到柏林7
  北京初会12
  槎浮海外21
  第二章江湖多风波33
  欧洲行旅33
  柏林日夜39
  罗家伦信件披露的隐秘47
  傅斯年归国56
  中山大学的暗流61
  第三章南北两校园66
  傅斯年与鲁迅、顾颉刚的冲突66
  由同窗到仇寇73
  陈寅恪进清华的背后隐秘77
  独为神州惜大儒84
  王国维沉湖89
  第四章史语所的第一桶金99
  元和新脚未成军99
  内阁大档的“发见”106
  陈寅恪与内阁大档111
  第五章望断天涯路118
  卢沟桥事变118
  流亡途中120
  再别长沙125
  第六章南渡记133
  暂住蒙自133
  迁往昆明137
  炸弹下的陈寅恪与傅斯年139
  第七章中研院院长争夺战146
  八方风雨会重庆146
  来渝只为胡先生153
  扬子江头流亡客156
  第八章纵横天涯马164
  傅斯年家世情缘164
  辞别重庆171
  营救陈寅恪174
  “杀孔祥熙以谢天下”179
  第九章与李庄擦肩而过187
  骑上虎背的叶企孙187
  傅斯年与叶企孙之争193
  李庄不复见199
  第十章西北望208
  乱世策士梦208
  傅斯年与毛泽东窑洞相会212
  延安归来218
  第十一章千秋耻,终当雪227
  初闻涕泪满衣裳227
  代理北大校长229
  重返平津239
  第十二章魂返关塞黑246
  在燕大讲台上的背影246
  名山事业,流水人琴251
  陈寅恪失明经过269
  陈寅恪与蒋介石的因缘278
  第十三章生别常恻恻287
  赴英就医287
  日暮苍山远291
  天才造就的事业298
  第十四章北归一梦原知短319
  还都南京319
  最后的晚餐328
  去眼池台成永诀333
  第十五章斯人独憔悴347
  醉不成欢惨将别347
  退守孤岛352
  傅斯年之死357
  第十六章残阳如血368
  南国的冬日368
  闭口休谈作哑羊380
  续命河汾志未休387
  留命任教加白眼399
  著书唯剩颂红妆405
  第十七章遗恨塞乾坤428
  汪篯、向达之死428
  傅斯年家族的毁灭435
  陈寅恪之死442
  再版(修订本)后记453

序言
序一:独为神州惜大儒

  前几天,岳南先生来到我的寓所,携来《陈寅恪与傅斯年》书稿,嘱我看后提些意见。我虽是九十八岁的老人,精力不济,但面对这部撰述陈、傅两位恩师,并插有堂兄何思源青年时代与陈、傅二师一起留学欧洲相交甚笃的图片和文字,百感交集,遂未作推辞,决定先读为快。书稿翻阅一遍,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两位大师的身影又在眼前浮现。既然作者有此盛意,借此机会,说一说陈、傅二师对我的栽培和教诲,顺便写下一点读后感言,算是对两位恩师的纪念,以及对作者岳南先生为此付出心血与汗水的答谢吧。
  我是1931年冬认识傅先生的。1931年暑假,我考上北京大学,进入史学系。我的堂兄何思源(仙槎)写信给傅先生,请他做我的保证人。他们是五四时期的同学好友,后来又一起在欧洲留学数载。我于一个晚上持信去看他,那时傅先生住在西城内平安里往东不远再往北的一个胡同里,好像是厂桥胡同吧。
  傅先生热情接待了我,和我谈了大学应如何学习,并嘱我两句话:“一定要学好古文,一定要学好外语。”说来惭愧,我一生既没有学好古文,也没有学好外语,但越来越觉得学好古文和学好外语的重要,时时想起傅先生这两句话,念念不忘。
  傅斯年先生有学术心,也有学术事业心。他北大毕业后留学欧洲,回国后在中山大学教书,不久就在中山大学创办了“语言历史研究所”,这是1927年秋天的事。1928年10月,傅斯年又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基础上,筹备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成立后他出任所长,一直到1950年去世。他的社会、政治领域的职务千变万化,名堂甚多,但史语所所长这个职务却是他一直担任到底的。他以史语所为基础,对中国近代学术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中国的历史、语言研究由此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特别是田野考古工作,可以说是到傅先生与李济、梁思永等那一代人手中才成为科学的,小屯殷墟的考古发掘是傅先生和史语所同仁建立起来的最早的科学工作。傅斯年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二十三年中,为中国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培养了众多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在这方面有贡献的学者,大多都受过他的培养。因而在这一领域,傅斯年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功臣。
  傅先生是北大培养出来的,也是著名的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对北大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在他一生的事业中,除了创办史语所,对北大的贡献也功不可没。抗战前,傅斯年除了担任史语所所长,还兼任北大历史系教授、文科研究所所长等职务。我在北大读书的那四年,和傅先生接触不多,但听过他讲的中国古代史课程。他讲西周史,处处有新意,有创见,使人开阔眼界,开阔胸襟。听他的课,很佩服他广博的学问和深厚的功力。前几年,美籍华人、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称赞傅先生是一位历史天才,他的《夷夏东西说》一篇文章奠定了他的天才地位,并说此文与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是他所看到的有创始性和突破性的最好的两篇文章。在我看来,傅先生除了这篇名满天下的雄文之外,在他身后留下的有关中国古代史的文字中,我更看重《周东封与殷遗民》、《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而后乃东迁》、《姜原》,以及《论所谓五等爵》等篇章。这些文章的好,不在于篇篇掷地有声,而在于它们和《夷夏东西说》一样,都是有创始性和突破性的大手笔与天才之作,只有大手笔和真正的天才,才能写出这般具有史识、史见,震古烁今的光辉篇章。
  我说傅斯年是我的老师,这老师不是泛泛的老师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恩师。1935年我从北大毕业,他邀我去史语所工作,我没有去,而是赴日本读书。抗战爆发后,我回国在重庆编杂志,写社论,在机关里混。后来失了业,中英庚款董事会拨发一部分专款协助一些人员在国内做研究工作,我请傅先生推荐我,取得了中英庚款协助,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我有了收入,一家三口生活得以维持。
  1944年,何思源大哥回山东任山东省政府主席,要带我回山东做官。当时我正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任编审,该会的负责人是段锡朋,段与傅斯年先生同为“五四运动”时期学生领袖,为人精明苛刻。我原已不想再在训练委员会待下去,但也不愿去山东做官,我还有自知之明,自知做官是最无能的。抗战后期论政之心已倦,极愿回书斋生活。我去看傅先生,说我愿去史语所念书。傅先生说:“毕业时就约你来,你不来。”就这样我进了当时已搬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镇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在李庄,我和傅先生见面的机会就多了,只是我同所内大多数学长、学弟一样,对傅先生是又尊敬又拘束,用三个字来表达,那就是“敬”、“怕”、“亲”。所谓敬,大家对傅先生的学问没有不是满心尊敬、佩服和崇拜的;对于怕和亲,说老实话,傅先生的性情不同常人,极易冲动、暴怒,像个孩子,因而大家对他既怕又亲。正像董作宾所说:其实傅先生对朋友,对同仁,原是一片赤子之心,同仁爱他之处也在此,但年轻人的“敬”和“怕”却又压住了他们的“亲”。或许这便是当时的内在真情吧。
  抗战之后,我去美国留学,1950年回到北京,12月去看郑天挺师,进门他就对我说:“孟真(傅斯年先生的字)先生去世了!”我一时愕然,沉默了半天没说话。
  行文至此,禁不住思绪缥缈,泪眼婆娑,一时回到北大,一时回到李庄,一时又回到现在,情肠交结,不忍追忆。当年史语所在李庄的几十口子同仁、师友,傅先生去了,董作宾先生去了,李济先生、梁思永先生、石璋如先生、夏鼐先生,以及与李庄擦肩而过的陈寅恪师也去了。想到这里,真是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时,令人倍感伤神。
  屈指算来,到今天,傅斯年师去世已58个年头,而陈寅恪师去世已39年矣。我自己也渐渐老了。回忆接受傅斯年、陈寅恪师教诲的日子,犹历历在目,感念不已。
  我与陈寅恪师相识于抗战爆发之后的西南之地,最早见到他是在重庆,后来我到了史语所历史组任助理研究员,成为陈寅恪先生的学生与下属。尽管接触不多,但有论文经常寄给他请教。在李庄的后期,陈寅恪师已赴成都燕大任教,他的眼睛已患严重的疾病,但对我的论文与晋升职称等事宜,时刻挂念在心,这样的事例从陈、傅二师通信中还可以看到,岳南先生在著作中已有摘录,不赘。有一次,听从成都回李庄的一位史语所同事说,他去拜访陈寅恪先生时,陈师对我的学问与人品还夸奖了一番。我听后受宠若惊,感到莫大的荣幸,同时也感汗颜。抗战胜利后,陈先生从英国治病回到南京,住在俞大维公馆。这个时候,我与先生的接触就多了起来,经常受傅斯年先生或董作宾先生委派,给他送信、送物或者送钱等。借此机会,我也请教了一些史学上的难题,已双目失明的陈师都一一作答,令我深受感动。
  陈寅恪先生是三百年甚至一千年乃得一见的学术大师,傅斯年先生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当之无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师级人物。如果用“最好的”、“最有创始性、突破性”作标准,20世纪上半叶史学、国学方面的学者,能称得起大师级人物的,在我看来也就是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陈垣、傅斯年、陶希圣、钱穆、顾颉刚等几个人吧。
  令我感到欣喜的是,岳南先生在这部《陈寅恪与傅斯年》文学传记书稿中,不仅讲了陈、傅两位大师级人物,上面列举的另外几位大师,也大都有不同篇幅的描述和介绍,只是叙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
  由于诸多复杂的原因,过去几十年,在祖国大陆,没有看到关于傅斯年的传记,甚至连普通的介绍文章也较少。随着政治思想逐渐放开,前些年傅先生家乡聊城的父老乡亲,为此做过不少的努力,召开过几届“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出版过几本传记性书籍与论文集。但总的感觉,其声势与深入人心的程度,与傅斯年本人的声望和在学术上的贡献比起来,还是不够匹配,不到位。今天中国大陆的年轻一代,甚至包括相当一部分中青年知识分子,能知傅斯年为何许人也,做过何种事业者,已不是很多了。人类是容易健忘的,对傅斯年及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精英的健忘,不知是历史的无情,还是今人的不幸?
  关于陈寅恪先生的生平史事,在此前出版的一些著作中,大多是把先生的人生境遇一分为二,对前几十年生命历程的叙述相对薄弱,而后半生,特别是陈先生最后二十年着墨较多。我猜想,这可能是陈师前半生留下的资料较少,而作为传主“出彩”的地方也较少的缘故吧。
  岳南先生的《陈寅恪与傅斯年》令我看到的是,他尽可能地搜集了陈寅恪与傅斯年家族前辈人物的一些史事,简明扼要地进行叙述点评,尔后对陈、傅二人留学期间,特别是在欧洲的交往史实,进行了多方搜罗和鉴别比较,通过当年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的书信来往与局外者的回忆文章,一点一滴查找、拼对、复原,基本勾勒出一个轮廓,让后人看到陈、傅二人在那个时代较为清晰的身影,以及二人在学术上相互影响、砥砺,渐行渐近,肝胆相照的生命历程。
  几年前,岳南先生为撰写《陈寅恪与傅斯年》这部书,找过我几次,特别是对抗战期间知识分子流亡西南的事情,询问得尤为仔细。我谈了一些我所知道的情况。后来听说为了写好这部书,岳南先生还赴长沙、昆明、重庆、成都、李庄等地,对傅斯年、陈寅恪那一代知识分子,以及我们这一批小字辈学者工作、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进行调查采访,体察当地风土人情,尽量在每一个细节上做到真实不虚。在这个基础上,他耗几年心血成就了这部著作,这种扎扎实实的写作态度是难能可贵的。此书涉及不少史事属首次有理有据、条理清晰地对外披露,填补了陈、傅两位大师研究领域的空白,对研究者与普通读者予以启迪的方面不少。
  正如岳南先生书稿中所描述的,由于历史和政治等原因,1948年后,陈、傅两位大师被迫离散,一位留在了大陆岭南中山大学,默默承受一系列政治苦难和心灵煎熬;一位埋骨孤岛,长眠于台湾大学校园。两位天才的聚合离散,既是大时代的因缘,也是二人性格与思想观念不同所致。去台后的傅斯年曾把主要精力用于台湾大学的建设上,他想把这座日本统治时期创建的学府,改造成现代一流的大学和学术中心。可惜天不假年,他仅在台大校长任上奋斗了两年即溘然长逝,去世时年仅55岁。而留在大陆的陈寅恪先生逐渐落入了凄凉之境,于“文革”中精神备受折磨而死去。
  当年与陈寅恪、傅斯年同时留欧,且是好友加亲家的俞大维说:陈寅恪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在史中求史识,“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Magnum Opus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
  作为后来者,面对岳南先生撰写的这部著作,以及著作中所描述的两位天才大师的因缘际会,聚合离散,或许能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更真切地感知历史的真相,并从中吸取一些“历史的教训”吧。
  是为序。
  


  序二:在他们彼此忧患的眼睛里

读《陈寅恪与傅斯年》,无论在阅读的过程中有多少感想,掩卷时也必然全都化为一声叹息与一丝庆幸。所叹息者,为那一段动荡不安的年岁,折损了多少学者、苦难了多少百姓;所庆幸者,为自身至少生长在一个战乱已然平息的国度,烽火不再。全书厚达四百余页的规格,本著除了记载两位学术巨人一生的波涛汹涌,也旁及了许多或举世知名,或仅在本门学科传为耆宿的学者。作者岳南,写的虽是陈寅恪与傅斯年,实际上却具体而微地呈现出清末民初的文史学界概况。
  为何岳南挑了陈寅恪与傅斯年这两人作为主题?与其说这两人的私交特别好,我倒觉得是作者有意拣选出两名身家背景相似、有着相同立派潜力,最终却各有缘故,而“壮志未酬”、半途倒地的大师级人物。而他们两人选择的道路如此之不同──不仅在于留守中国大陆或撤退台湾问题上,更在于是否任官致仕的选择──却又都是令人唏嘘的收场:傅斯年当仁不让,最终病倒任上;陈寅恪虽欲修身养性专事著作,却无奈遭逢大变,最后竟命丧政治斗争之中。人不寻事,事却未必不寻人,中国士大夫传统的避世之路,终究也在泥流滔滔下消逝无踪。初读本书时,读者可能会对开头的祖上亲源考很不耐烦。谁的祖宗做了什么事,而与哪位历史名人有了若干连结,之后的徒子徒孙彼此又如何交往。这一类复杂的事迹,若非是对系谱学颇有兴趣的读者,想来难以忍受,但缺了这些功夫,又难以明白文章里那些机窍。但只要熬过了这些关卡,逐渐讲述到两位大师自身的来往人物时,那些名字可真是闪闪耀耀,直叫人难以闭上眼睛。一时间我有些懵了,这些人物,都同处于这样一个乱糟糟的时世之中?那真是一种震撼,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悲伤与叹惋。随着书卷往下,世局变动,际遇变迁。动如参商的二人总是因缘际会的错过,又或仅是匆匆的偶一聚首。
  他们的来往,多是透过书信电文。然而信文却非风花雪月,亦非学术见解,而是非常实际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弟告急,乞援。内子病弱,女复如何......那让人看了,喉头都紧了。往广处想,陈寅恪尚且算是有头有脸,有处伸手的名人,那些无名的平民百姓,却又是如何熬过、如何想方设法的逃难与贫病?于此,不难明白,当抗日甫告一段落,国共却又起内战时,大众的厌战情绪。也不难明白,腐败颟顸的蒋家政权与孔宋王朝又是如何的人皆曰可杀。难以明白的,反倒是这些学者大儒为何仍愿跟随国民政府的号召,迈向了一个前殖民地的海外孤岛?
  书中隐约的给了答案。国民党腐败虽恶,尚是一惺惺作态的伪君子。尽管民主自由只是饰品,却由于这些饰品,而在言论与行动上有转圜的余地。但那些口口声声叫喊“人民意志”,实际上却以领导者的意志(或者说,权力者之间的斗争)为最高指导原则的人,给你开五金花,就是开五金花,欲百花齐放者,便是与人民作对,便是千古罪人。那或可以说是真小人。虽则伪君子与真小人到头来仅有程度上的差别,但终究那么一点点差别,决定了傅斯年身后备极哀荣,而陈寅恪被争斗致死的命运。这岂是当初傅、陈二人所能预见?时局诡谲,莫此为甚了。
  比起陈寅恪,我对傅斯年是感到亲近一些的。不单是因为日日走过傅园、傅钟的缘故,更是因为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总忍不住把一个身影黏贴上去。自然,我心中的人影没有傅斯年那么伟大,也并不见得总获得正面评价,但我总觉得有那么几分相似的地方。由此,反过来觉得经历过那么多大风大浪、坐上了那么多位子的傅斯年,他的行事可能也不见得总是坦荡荡的。尽管如此,书中所录的一段傅斯年谈话,却是真的让我佩服不已:“平情而论,果然共产党能解决中国问题,我们为阶级的缘故,丧其性命,有何不可。我们虽不曾榨取劳苦大众而只是尽心尽力忠其所职者,一旦火炎昆冈,玉石俱焚,自然当与坏东西们同归于尽。”这段话,真的让我感受到所谓的高洁情操与远大的视野,并为台大最终能迎来这样一位校长感到骄傲。
  或许是源于这样的情绪,有些地方我想替傅斯年辩驳一下。如第十三章“日暮苍山远”一节中提到,“自此之后,一代代大小学阀在大陆与台湾各高校、科研机构相继而生,……与傅斯年创设的这种人事制度与政治格局是大有关系的。”这段话,我觉得岳南引申过头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门派。文人相轻自古有之,起一家之言,创业立派也是许多学者的梦想。将产生学阀的帽子扣在傅斯年头上,有点不太适合罢?
  此外,岳南在书写傅斯年到台湾之后的事迹时,相较于对陈寅恪同时期的描写,笔墨简略不少,这可能是由于数据取得不易之故。平心而论,岳南已然提及许多傅斯年的重要事迹,如请聘教授、在四六事件中保护学生等。然而,在讲述到台籍学生与教授的聘请事宜时,提及相关人士郭国基的口吻,其间所显现的不屑,则让我觉得他对国民党领台初年,台湾本地人与国民党外来官僚之间的冲突缺乏深刻的了解。对郭傅论争的描述,相较于对陈寅恪遭批斗致死的过程,显然粗糙许多。
  郭国基何许人也?他生于1900 年,屏东东港人。家族笃信基督教,后因经商致富。郭国基遂得以赴日就读明治大学政治系。生长在日治时期的殖民地,受的是新式教育,郭国基与同时期许多青年一般,对日本的统治深感不满。他前后参加了新民会、台湾文化协会、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等组织。“郭大炮”的称号,即是此时期,林献堂讶于郭国基的热血敢言而替他取的绰号。1925 年,郭国基于日本加入国民党东京支部,在此前他曾经前往中国晋见当时总统黎元洪,希望台湾能回归中国。回台湾后,因东港事件而遭日警下狱,虽全身而退,但因审判时程,也已羁押三年。战后,于台湾举办地方自治选举时,以反日英雄形象高票当选省参议员。后因提倡要进一步落实地方自治,而成为国民政府藉二二八事件镇压的台籍菁英中的一人。这样的人,会不清楚是非黑白地“炮轰”傅斯年吗?
  所谓“炮轰傅斯年”一事,实际上并不能仅以“哗众取宠的政客”对上“鞠躬尽瘁的学人”这样简单而平面的框架观之。国府迁台之后,百废待举,台湾的基础教育虽依旧完善,但高等教育却停滞了很长一段时间,此点由傅斯年迁台后为台大所做的诸多努力中亦可窥见。全台除了三专科外,只有四所大学。而包括郭国基在内的台籍议员(多数受过高等教育)对升学管道的阻塞感到忧心不已,认为长此以往,国家竞争力将下降,极力要求政府增设公立大学,或者开放私立大学的设置,但两者均被拒绝,大学入学名额与毕业生之间,依旧是僧多粥少的态势。而这样的情况,又因国民党政府的特权式加分制度(包括边疆生、侨生、退伍军人、外交子女等),使得台湾本地青年的就学空间加倍的受到挤压。“郭大炮”与“傅大炮”论争的背后,是“本地生受教权”与“品质管控”之争,也是新统治者与旧有地方势力之间权益冲突的展现。拥有伟大学人风骨与品格的傅斯年值得尊敬,爱乡爱土、为本地学子请命的郭国基亦然。
  除此之外,书中最后提及“傅园内外,那枝叶繁盛,高耸入云的椰子树,既象征自由知识分子的卓然风骨,又如同蔼然慈厚的神祇,宝爱着这一介书生和谔谔之士的高傲灵魂,于天地间永恒地存活。”的这样一段文字,总让我有些微的违和感。虽说文字本身属于较感性的抒情文字,在全书的结尾,有这样的联想,实数自然,然而这样的联想,或许却正好显现出岳南对于台湾历史认识的不足。因为台大的椰子树,实际上是在日治时期,为了营造出“台北帝国大学”位于日本帝国领土最南方所应有的热带岛屿形象而特地栽植的。傅斯年的精神,实际上是透过傅钟每日响起的钟声,代代传递下去的。那上下课时二十一声的钟响,是为了提醒学子们,老校长曾经说过“一天只有二十一个小时,余下三小时是拿来沉思的。”如同傅校长的老师胡适所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读书其实最忌无条件的信任作者,尤以学术、传记类的作品为甚。作者隐恶扬善,乃是普通,断章取义,亦属平常。虽则如此,作者毕竟还是替读者指明了一条认识的路径。只是,循之而行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警醒著书中那些细微的阙漏,以免错过了另一种观看的可能、另一条可供行走的路径。


  2010年3月28日
  

后记
再版(修订本)后记
  拙著《陈寅恪与傅斯年》出版之后,得到广大读者的热情关注,近百家报刊、电台、电视台以不同的方式予以报道,又促使更多的读者给予关注、阅读和讨论,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随着《光明日报》评选为2008年度十大好书,以及台湾正体字版在全球华人圈发行,引发了新一轮海内外读者对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回到傅斯年时代”等话题的探讨热潮。至目前,作者共收到海内外邮件近千封,就拙著所涉人物和内容以及创作态度与技巧,有赞誉也有批评,更多的是从关怀爱护的角度,对书中不恰当的观点、提法或个别疏漏舛误之处给予指正,希望再版时能够修订。蒙读者朋友和出版方朋友们的双重好意,兹决定对拙著进行纠偏改错,删减增补,加以完善。此次修订除对错讹之处予以改正,还根据部分读者的意见,特别增加了陈寅恪与傅斯年两位学术大师的学术研究历程和成果,兼涉大师的治学路数和思想、精神,以及对后世产生的影响。鉴于两位大师的学问如无涯之海,窥之无极,在增补中不能一一尽述,只能略述大概,或如陈寅恪先生当年在清华园所讲司马光《资治通鉴》时所言:“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此点期望读者有所会意。
  本次修订过程中,先后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著名考古学家王世民先生,以及作者的师友、著名作家王久辛、钟亦非、何三坡的支持帮助。他们分别通读了拙著,对错讹和文词不当之处提出了修订意见。特别是台湾远流出版公司文史专业编辑陈穗铮小姐,作为这部著作正体字版的责任编辑,几乎对著中每一段、每一句所引史料内容和出处,都进行了核查、校对与修正,并对大陆和台湾两地材料稽考钩沉,探赜索隐,甄别校勘,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同时又增补了不少难得一见的旧史籍、新材料,使拙著质量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本次修订将这些新鲜成果一并纳入。另有台湾“八零后”学者路那小姐一文,原是台湾远流出版公司为正体字版邀约的评论文章,承作者与远流董事长王荣文先生及公司“实用历史丛书”主编游奇惠女士的好意,并由金多诚小姐专门与作者联系沟通,慨允列入增订本中何兹全序文之后,意在表示大陆与台湾两地、两代学者对过去那段流逝的岁月与大师生活不同的感受,一老一少各有特色的言说相映成趣,为拙著增添亮色不少。这一切都是需要特别说明和感谢的。
  另外,在修订过程中,得到了陈寅恪外孙、陈小彭之子、身居香港的林日晖先生,傅斯年子侄、聊城市政协委员傅乐铜先生,身居北京的李济之子李光谟先生,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刘梦溪先生,著名文化批评家朱大可、解玺璋、王珂、史奉真,以及吴怀尧、施袁喜、刘青文、贾谬、游宇明、柳已青、秦乃思、石舒波、晨曦等先生的评论和指点。中山大学沈辉教授特别拍摄了陈寅恪故居近期的照片。在此,对以上诸君表示诚挚的谢忱。
  通过电子邮件和信函对拙著给予指点并提出善意批评的读者,恕我不能在此一一列出大名,这一好意,作者心领神会并表示深深的感谢。本次修订尽管费力不少,因水平有限,谬误在所难免,期盼读到修订本的各位方家,通过新浪网“岳南博客”,或通过电子信箱赐教,以便日后再度修改完善,以无愧于九泉之下的学术大师。
  岳南电子信箱:yuenan_999@yahoo.com.cn




  2010年3月25日

文摘
第一章风云际会

  ◎ 走进清华园
  1925年,隆冬。
  薄雾轻启,天色微明。惨淡的星光下,一个单薄瘦削的中年人携一黄发碧眼的幼儿,悄然离开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暗灰色的公寓,冒着清晨凛冽的寒风,乘车向大街尽头驶去。两天后,二人转乘的汽车穿越卡纳比埃尔街(La Canebiere),很快抵达碧海青天、云飞浪卷的马赛港。中年人提着行李,深吸了一口带有海腥味的空气,健步踏上停泊在港湾的豪华邮轮,身后的幼儿既兴奋又好奇地随即跟进。阵阵汽笛声中,一老一少作别欧洲大陆,穿越波滚浪涌的地中海,向阔别日久的东方故国驶来。
  翌年7月8日,中年人出现在北京西郊清华园荷塘的岸边,他那清癯、睿智的面容与摆动的灰布长衫,随着微风飘拂的花香,很快进入学界的视野。
  ——时年37岁的陈寅恪受好友吴宓举荐、清华校长曹云祥聘请,告别长达16年的海外游学生涯,来到这所浸润着欧风美雨的大师之园,以教授身份,开始了传道、授业、解惑的人生之旅。
  成立于1911年的清华学堂,翌年改为清华学校。因学校是由“庚子赔款”资助起家,在最初的十几年中,一直作为一所普通的留美预备学校而设置。学生进入清华园,主要学习英文和一些欧美文化知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相对薄弱。1924年初,在各方鼓噪和社会大潮涌动中,清华学校进行改革,正式启动“改办大学”程序。这年10月,根据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草拟的组织纲要,决定在筹建大学部的同时,筹备创建研究院。由于财力、人力、研究方向等诸方面的限制,最终决定研究院先设国学门一科,也就是后来被社会广泛称谓的国学研究院,培养目标是“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研究人才”。学科范围包括中国历史、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考古学等,同时吸收欧美、日本等国际学术前沿的优秀成果,重建中国传统学术之魂——即研究院主任吴宓所提出的:“故今即开办研究院,而专修国学。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1】
  计划既定,清华校长曹云祥立即动员原游美学务处第二批庚款留学生,以第55名成绩放洋美国,并于1917年归国未久就“暴得大名”的北大文学院哲学教授胡适(字适之),到筹建中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主持院务。时年34岁,尚不算糊涂的胡氏立即推辞,表示只做顾问不就院长,建议曹校长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吸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学术论文的专题研究法来办研究院。曹校长听罢深以为然,当场表示请胡出任导师,广招天下士子名流,亲身示范,以保留绵延中国文化之血脉云云。尽管胡适此时的学问日益进取,地位和名声在新派学界如日中天,但他毕竟算是个心中有数之人,面对曹校长的一番抬举,并未得意忘形,更没敢轻视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等诸位前贤大儒的真实存在,忽略其作为文化昆仑在天下儒林所展现的“高山仰止”的伟岸身影。他清醒并谦虚地说道:“非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2】曹校长见对方态度诚恳,又觉此言甚在情理,于是决定按胡适指引的方式、方法付诸行动。
  1925年2月,在曹云祥主持下,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筹备处鸣锣开张,首先聘请由清华出身、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的一代名士、年仅32岁的吴宓主持研究院筹备处事宜。
  按照当初胡适的建议,曹云祥让吴宓拿着自己签发的聘书前往几位大师住处一一聘请。曾任宣统朝五品“南书房行走”之职、时年49岁的王国维,作为满清王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帝师”,自然属于旧派人物。此前,曹云祥曾托胡适向王氏转交过一封非正式的印刷体聘书,并让胡对王就研究院性质与教授程序做一番解释说明。聘书送到后,胡适怕这位性格内向的学术大师优柔寡断,又动用自己的汽车专门拉着王国维在清华园转了一圈。王氏见园内风景优美,校内颇具规模与秩序,始有进清华的念头。此次吴宓在登门之前,对王氏这位清朝遗老的生活、思想、习性专门做了调查研究,认为还是按老礼节行事方能把事情办成。2月23日,吴宓持清华校长曹云祥签发的聘书来到北京城内地安门织染局10号王国维宅院,待进得厅堂,见到坐在椅子上的王国维,先行三鞠躬礼,尔后慢慢提及聘请之事。如此一招,令王国维大感意外,又深受感动,觉得眼前这个吃过洋面包的年轻人,居然把自己当做一个有身份的前辈人物看待,尊敬有加,顿觉有了面子,心中颇为舒畅痛快,当场答应下来。据《吴宓日记》载:“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王国维虽打定主意,但又想到自己仍是前清皇朝的臣子,为人臣者,乃唯君命是从,像这样工作调动之大事还得按旧规矩向“皇帝”禀报,看“上面”是否“恩准”,然后才能正式决定行止,否则有失体统。于是王氏在家中吭吭哧哧地独自憋了些时日,又偷偷跑到天津日租界张园“行在办事处”,见到逊帝溥仪(南按:时溥仪已被冯玉祥部队逐出紫禁城),最后在“面奉谕旨命就清华学校研究院之聘”,【4】才放下心来,回到居处收拾行李,于4月18日携家人迁往清华园古月堂居住(秋迁入西院十六、十八号),就任国学研究院教授之职。
  王氏到校,立即在师生间引起轰动。鉴于他在国学界如雷贯耳的显赫声名,校长曹云祥有意请其出任研究院院长一职,王却以“院长须总理院中大小事宜,坚辞不就,执意专任教授”为由拒绝。曹校长想到吴宓在筹备过程中精明能干,颇有些组织能力,便与之商议,请他出任院长。为人谦恭的吴宓表示不能接受如此显耀的职务,凌驾于王、梁等国学大师之上,曹云祥心领神会,采取变通之法,改聘吴氏为国学研究院主任。【5】
  与王国维处事风格不同的是,时年53岁的梁启超一见吴宓送达的聘书,极其痛快地欣然接受。梁氏尽管年过半百,思想不再像当年“公车上书”时,凭一介书生之血气与康有为等举子在北京城奔走呼号,掀起著名的“康梁变法”滔天巨浪那样激进,且已有保守之嫌,但凭借他那明快畅达,开一代学风的《饮冰室文集》和现代史学的奠基之作《中国历史研究法》等文史巨著,奠定了其不可撼动的学术大师地位。当时中国学界曾称“太炎为南方学术界之泰山,任公为北方学术界之北斗”,南北两大巨星相互映照,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史学星河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王、梁二位大师应聘后,按当初胡适的提议,清华方面欲聘另一位名盖当世,为天下士子服膺的国学大师、外号“章疯子”的章太炎前来聚会。但自视甚高,目空天下士的章氏不愿与王、梁二人同堂共事。因为章在日本时,经常和梁启超打笔墨官司。另外章氏公开反对甲骨文,说那是罗振玉串通奸商们鼓捣出的假冒伪劣产品,信它就是妄人,而王国维恰是跟从罗振玉习甲骨文,从中发现了殷商王朝的先公先王名号而震动学界、闻名于世的。因了这些瓜葛矛盾,章太炎得此礼聘,“疯”劲顿起,当场将聘书摔在地下,并高声示众,以示决绝之态。自此,“章疯子”失去了在清华园一展“疯”采的机会,清华失去了一位儒林宗师。
  国学研究院既开,第一届招收了38名学生,仅王、梁二位导师显然不足以应付。于是,清华教务长张彭春积极荐举与自己同期留美,时年34岁,才情超群,知识广博,号称“汉语言学之父”的哈佛博士赵元任前来任教。曹校长闻知,欣然同意,立即发电聘请。正担任国学研究院主任之职的吴宓,一看张氏荐举了自己的同窗故旧,也不甘示弱,灵机一动,借机向曹云祥推荐了自己在哈佛攻读时的同学——这便是后来被誉为中国史学界“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陈寅恪。
  原籍陕西泾阳的吴宓(字雨僧),1916年于清华学校毕业,次年赴美留学,初入弗吉尼亚大学,后转入哈佛大学就读。获得学士学位后,继入哈佛研究院师从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Irving Babbitt)攻研哲学。就在这个时候,来自江西义宁的陈寅恪经在美国哈佛就读的表弟俞大维介绍,入哈佛大学师从东方语言学大师兰曼(Lanman)学习梵文与巴利文。既进哈佛校园,自然要与中国留学生结交,陈寅恪很快与姜立夫、梅光迪、汤用彤等辈相识,当然还有终生挚友吴宓。其间,由于陈寅恪、吴宓、汤用彤三人才华超群,成绩卓著,引起中国留学生的瞩目,一时有“哈佛三杰”之誉。而作为三杰之一的吴宓,则对陈寅恪的学问人品推崇备至,赞为人中之龙,相识不久即以师长待之。
  吴宓有写日记的习惯和毅力,也是日记高手,行文优美,议论独到,内中充满了真性情和对世事的深邃见解。与好论政治时势的胡适日记大为不同,吴氏日记中珍贵的史料价值与引人入胜的“好看”程度,为学术界所推崇,是研究陈寅恪生平史事的一扇不可或缺的窗口。据已整理出版的《吴宓日记》载,1919年3月2日,正在哈佛攻读硕士学位的吴氏受中国学生会之请,做《红楼梦新谈》演讲,主要是“用西洋小说法程(原理、技术)来衡量《红楼梦》,见得处处精上,结论是:《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世界各国文学中未见其比”。【6】
  当吴宓在讲堂上慷慨激昂地演讲时,刚进哈佛大学一个月的陈寅恪在俞大维陪同下前往就听,见吴宓意气风发,且摇头晃脑沉醉其中,对《红楼梦》中人物景象,隐语暗线,转承起合,皆说得有声有色,头头是道。陈寅恪对吴宓的才学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流露出钦佩之情,很快作《红楼梦新谈》一首相赠,诗曰:

  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自注:虞初号黄车使者)更有人。
  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
  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7】

  吴宓初得陈寅恪诗文,惊喜交加,认为在异国他乡书剑飘零的孤独岁月,不仅遇到了一位难得的知音,同时得到了一位亦师亦友的贴心好兄弟。这位似师如兄的朋友很可能伴随自己一生,并作为道德学问之楷模,像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昭示着前方那漫长的人生之路。吴宓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8】字里行间,跳跃着作者喜悦的音符,弥漫荡漾着浓雾一样只有双方心灵深处才能触动的热血情怀。自此之后,吴、陈二人作为同学加密友,携手并行,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感人肺腑的管鲍之交。也正是得益于陈寅恪的鼓励与帮助,吴宓所学专业日渐精进,在“红学”研究中深得神韵,终于成为开宗立派、独领风骚的一代宗师。为此,吴宓深为感激,并多次提及此事。许多年后,对于陈寅恪的学问人品,吴宓仍不无感慨地说道:“1919年1月底2月初,陈寅恪君由欧洲来到美国,先寓康桥区之Mt.Auburn街,由俞大维君介见。以后宓恒往访,聆其谈述。则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其历年在中国文学、史学及诗之一道,所启迪、指教宓者,更多不胜记也。”【9】纵观吴宓一生为人为学之品性,此说当为其郁结于心灵之感慨,发自肺腑之颤音。
  1921年夏秋,吴宓获得硕士学位后归国,先后出任东南大学和东北大学教授,致力于西方文学教学和研究,同时兼任号称“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的《学衡》杂志主编。这份以梅光迪、柳诒徵等人为主要创办人,吴氏为“学衡派”领袖的杂志,尽管遭到了另类派文化领袖陈独秀以及干将胡适、周豫才(鲁迅)、周作人兄弟等人的强烈抵制与猛烈抨击,双方就此结下了梁子,但与胡适关系相当密切的曹云祥,并未因此类江湖恩怨偏袒一方,当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处成立后,曹氏慕吴宓才学与名声,力主聘其回母校为国学研究院筹备鸣锣开道。吴不负厚意,很快辞去东北大学教职,怀着一份感念之情回到故都北京,二度踏进水木清华那宁静安逸的校园,竭尽全力协助校长曹云祥积极物色延聘国内“精博宏通的国学大师”(吴宓语)来院执教。就在这样一个历史进程的节骨眼上,远在万里之外的陈寅恪,迎来了踏入清华园一试身手的历史契机。
  此时,陈寅恪已由美国哈佛大学转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攻读,他得到清华聘请的电文后,经过一番踌躇思量,答应就聘。由于购书等事宜拖延了半年才起程归国,又因母丧等事宜,回到上海的陈寅恪向校方请假在家中逗留了一年,直到1926年7月8日方步入清华校园的大门。而这个时候,吴宓因与教务长张彭春矛盾加深,已辞去研究院主任之职,改任清华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曾经荐举赵元任步入清华讲坛的张彭春,也在与吴宓等人的纷争中败下阵来,被学生赶出了清华园,研究院事务由新任教务长梅贻琦兼理。【10】
  混战过后,处于多事之秋的清华园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在蛙鼓蝉鸣与阵阵热风吹荡中,随着陈寅恪摆动长衫缓缓登上承载着文化使命的圣洁讲台,一个令天下学界为之震动,被后世广为流传并影响深远的“四大导师”阵营业已形成,清华国学研究院迎来了它的巅峰时代。
  这年11月16日,清华学校教务长梅贻琦来到陈寅恪的住所商谈,欲聘请一位大字号“海龟”来校出任中国文史教授,以充实清华的文科阵容,壮大学校的整体实力,为即将改制的清华大学再加砝码。陈寅恪稍加思索,脱口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这便是声名赫赫的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当时仍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就读的他的同窗好友——傅斯年。
  ◎ 从北大到柏林
  陈寅恪所荐举的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1896年出生于一个儒学世家兼破落贵族家庭,其祖上傅以渐乃大清开国之后顺治朝第一位状元,后晋升为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掌宰相职,权倾一时,威震朝野。傅以渐之后,傅门一族家业兴旺,历代显赫,故聊城傅宅“状元及第”的金匾高悬于门额,在当地有“相府”之称。
  傅以渐这位后世子孙——傅斯年,自幼聪颖好学,熟读儒学经典,号称“黄河流域第一才子”、继孔圣人之后两千年来又一位“傅圣人”。只是这位现代“圣人”与古代那位夫子不同的是,傅斯年生得肥头大耳,身材魁梧,虽不是梁山泊那一帮聚众闹事者的后代,但却具有梁山好汉的相貌与血性,心高气傲,目空一切,接人待物具有泰山压顶般的磅礴气势。此人在产生小说《水浒》人物的地理环境中,经历了十余年家塾与官学修炼,于1913年18岁时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一类甲班就读,凭借其深厚的国学根基与聪颖头脑,每次考试均名列前茅。1916年秋,转入国学门继续深造。【11】1918年春夏之交,傅氏在进入北大第五个年头的历史性转折时刻,与同学好友罗家伦等人一道,以陈独秀、胡适等教授主编的《新青年》为样板,搞起了一个叫做《新潮》的刊物,学着《新青年》的样子开始鼓吹新思想与新文学。这一做法在得到许多具有新思想的年轻人与“愤青”们欢呼追捧的同时,也遭到不少传统儒生的反对与抵制。当时的北大学生,后来曾在史学界翻云覆雨的顾颉刚曾说过,傅斯年们搞的那一套把戏,“最主要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个刊物把北大文学院的国粹派骂倒”。【12】这是顾氏与傅斯年大动干戈,彻底决裂之后的一家之言,未免有意气用事的味道。按傅斯年与同僚们当时的理想与做派,不只是把“国粹派”骂倒了事,其中还夹杂着一种更具社会革命意义的构想——那就是“用手段高强的文学包括着‘人’的思想,促动大家对于人生的自觉心,是我们的使命”。“未来的真正中华民国,还须借着革命的力量造成。”同时,“真正的中华民国靠着新思想,新思想不能不夹在新文学里”等理想主义与具体的实践活动。【13】当时所谓的“国粹派”或“国故派”,指的是北大国学教授刘师培、黄侃(字季刚)、辜鸿铭等名重一时的国学大师。这一派系的文化思想和政治主张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的相左。当时年轻的陈独秀、胡适之辈,正以《新青年》为阵地不断发表其政治文化主张,大张旗鼓地煽动全国大小知识分子与芸芸众生,放弃古文而改用白话文写作,欲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狂风暴雨式的新文学革命。
  这个时候与胡氏同住在北京城内胡同的周豫才(鲁迅)、周作人兄弟,也双双加入到这一倒孔反封的阵营中来,参与《新青年》编务,并成为这一阵营中冲锋陷阵的骁将。1918年5月,周豫才以鲁迅的笔名,在《新青年》发表了第一篇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出了“铁屋子的呐喊”。此后三年间,鲁迅陆续在《新青年》发表小说、白话诗、杂文、译文等五十余篇,与胡适等人结成了同一战线的盟友,向“吃人”的封建礼教乱棍飞击,发出了“救救孩子”等呼声。在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上,胡适与鲁迅均在历史的大潮中奋力承载着启蒙主义者的历史使命,发出大海潮声:“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14】
  陈、胡、鲁等一干人马如此激烈的主张和做法,惹恼了当世的“圣贤”大儒,遭到了北京大学“拖辫子复辟的辜鸿铭”、“筹安六君子”之一的刘师培和一位“两足书柜陈汉章”(罗家伦语)以及章太炎的及门弟子黄侃等名流大腕的强烈反对与回击。这些当世名儒谓陈独秀、胡适之辈搞的那一套是不折不扣的狂言乱语,歪理邪说。于是,北大校园内,传统国学派与新文化派展开了势如水火的激烈争斗。号称一代经学大师、“傲慢无比”(陶希圣语)、盛气凌人的黄侃老夫子曾当着北大许多教授的面,对年轻的胡适公开戏谑道:“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如果真要推广,你的名字就不应该叫胡适之,应该叫‘往哪里去’才对。”【15】胡氏冷不丁经此一击,颇为尴尬,一时竟无言相对。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社会风潮汹涌奔流,传统国学派与新文化派的较量,在北大这个既封闭又开放的圈子里呈此起彼伏、愈演愈烈之势。每当新派的胡适鼓吹用白话文写文章“既明了又痛快”时,传统国学派的黄侃便对之曰:“胡适之说做白话文痛快,世界上哪里有痛快的事,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莫过于砍头,世界上最快的事,莫过于饮酒。胡适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颈子来给人砍掉。”【16】为了证明文言文较白话文优秀,黄侃在课堂上公然讲道:“胡适之口口声声说白话文好,我看未必,比如说胡适的老婆死了,要发电报通知胡博士回家奔丧,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十一个字,其电报费要比用文言文贵两倍多。既费钱又啰唆,多糟糕?”此言一出,引得哄堂大笑,黄老夫子以胜利者的姿态摇头晃脑得意起来。【17】如此接二连三地重拳出击,搞得胡适灰头土脸,颇栽脸面,不得不再度聚集兵将设法给予对方更猛烈的反击。于是,北大国学派与另类文化派越来越呈不把对方彻底打趴弄翻在地,决不收兵之态势。【18】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傅斯年、罗家伦、汪敬熙、毛子水等20余名学生,自动组织起校内第一个响应另类文化运动的学生团体——新潮社,并创办《新潮》杂志,胡适应邀担任该杂志顾问。在胡适或明或暗的运作下,新潮社得到了北大每月400块大洋的公款资助。自此,以傅斯年为首的革命小将,公开为新文化派擂鼓助威,以达到把刘师培、辜鸿铭、黄侃等经学大师彻底骂倒,使之一个个倒在地下口吐白沫,眼珠乱翻,或干脆翘了辫子,令大家真正“痛快”一下的目的。国故派们眼见对方势力大增,不肯束手就擒,在黄侃亲自组织指挥下,学生张煊(南按:后来为张学良机要秘书)等人,很快弄出了一个称做《国故》的杂志,以维护传统文化为己任,与《新潮》对抗交锋。但《国故》始终处于劣势,难敌《新潮》巨浪冲击。未久,北大文科学生张国焘、易克嶷、许德珩辈又纠集一百余众,成立了一个名为“国民杂志社”的团体组织,创办《国民》杂志,由张国焘任发行人兼经理,摇摆于新旧两派之间。可惜这一鱼龙混杂、绿林草莽气味浓厚的团体,内部很快分化,产生了所谓的旧派、新派与走中间路线的调和派等乱七八糟、眼花缭乱的派别。一时间,北大校园内泥沙俱下,各种文化思潮如乌云滚动中爆裂的雷电,相互碰撞、激荡、交融。在一串串耀眼火花的闪亮蹿动中,终于引爆了20世纪黑暗中国的第一声惊雷。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规模反帝爱国学潮。当此之时,整个北京高校校园与街头闾巷,风卷浪滚,豪杰并起,猛士如云。胡适麾下头号爱将傅斯年,尽管还没有成为满身散发着西洋气味的“海龟”,而只是一只“富于斗劲的蟋蟀”(罗家伦语)。正是由于这个罕有的“斗劲”,才更加引人注目地在这股世纪大潮中鼓起翅膀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学潮爆发后,傅斯年作为北京学生游行队伍总指挥,肩扛上书“还我山东,还我青岛”等字样的大旗,挥动手臂,率部冲出校园,一路浩浩荡荡向京都政治中心天安门奔来。在广场集结并宣示口号声威后,大队人马又转赴东交民巷外国使馆交涉。在遭到帝国主义者蛮横阻止后,北京街头热切的呼唤顿时变成了声声怒吼。在傅斯年指挥引领下,游行队伍转赴赵家楼,以满腔的爱国热情与悲愤心境,痛殴了卖国汉奸曹汝霖,一把火烧了赵家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由此揭开了光辉的一页。
  赵家楼的冲天火光映红了古老的京都,朝野为之震动,社会各阶层纷纷起而仿效,并给予极大声援。惊恐中的北洋政府在调集大批军警镇压的同时,做出了查封北大,惩办校长蔡元培的举措。蔡元培于危难之际沉着果敢地与政府官僚周旋,以减缓各方压力,安抚学生,劝其复课。同时联络组织平津地区的国立大学校长为营救被当局逮捕的学生奔走呼号。当被捕学生全部释放,被后世誉为“北大之父”的蔡元培为避其锋锐,于5月8日夜提交辞呈悄然离京,远走他乡。
  蔡元培走了,学潮渐渐平息,北大幸而保全。作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的傅斯年,也于这年夏天毕业离校,怀着百感交集的心境回到家乡聊城休整。
  这年秋季,山东省教育厅招考本省籍官费留学生,傅斯年赴省会济南应试,并以全省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入选。尽管如此,主考方不但不把这位“黄河流域第一才子”放在眼里,反因傅斯年所显示的压倒性优势,坏了欲走后门安插亲信的好事而成为当权者的眼中钉、肉中刺。当权者以傅是五四运动中的“激烈分子,不是循规蹈矩的学生”【19】,且还是“凶恶多端的学生示威活动的头头”、“打砸抢烧的危险激进分子”等为由,拒绝录取。山东省教育厅官员奉命对外的解释是:假如傅斯年到了大英帝国或法兰西,一不开心,率领一帮梁山兄弟的后代(南按:傅的家乡聊城产生过《水浒》中的武大、武松、潘金莲、西门庆等著名小说人物),再来一个三打祝家庄、火烧狮子楼或赵家楼之类的行动,把法兰西的卢浮宫、巴黎圣母院等洋人的宫殿,用粪叉子、二叉钩子或镰刀斧头加锤子,三下五除二给弄个底朝天;或哪一天像打虎的武二郎一样喝高了,借着酒劲儿,把大英帝国的白金汉宫一把火烧个精光,山东方面乃至整个中国政府将吃不了兜着走。为了消除隐患,斩断祸根,干脆来个“斩首”行动,断了傅斯年出洋的念头。如此这般,即便傅氏头上长脚,身上长刺,也不过“土鳖”一只,再怎么闹腾,亦只能在他家乡黄河岸边那块黄土上翻跟头,难以蹦跶出山东父母官与各色小吏的手掌心,更不会跑到太平洋或大西洋去兴风作浪,扬风扎猛惹是生非了。
  这个出乎意料的变数,使傅斯年如同挨了一记闷棍,顿感天旋地转。傅斯年以及部分正直官员皆表示不能接受这一怪诞的说辞,声言要诉诸法律。就在决定是一只“海龟”还是“土鳖”这一重大人生命运的紧要关头,以行侠仗义著称的山东省教育厅一位叫陈雪南(名豫)的科长,出于对傅氏的同情和对贪官污吏的义愤,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坚持应以考试结果为准,力主傅斯年放洋,并言道:“如果成绩这么优越的学生,都不让他留学,还办什么教育!”【20】眼看陈科长已不顾自身得失跳将出来与当权者叫起板来,一批具有文化良知的官员也借机出面为傅氏大鸣不平。另有一群见风使舵,欲走后门而最终落败者,也趁机煽风点火,四处鼓噪,给既得利益者施加压力。在四面楚歌的叫喊声中,当权者出于各种考虑,终于作出让步,把傅氏列入官费留学生名单。垂头丧气的傅斯年得此喜讯,当场喊了一声“我的娘!”差点昏厥过去。待喝下一碗清水,长嘘一口气后,傅斯年打起精神,搓干手心中那湿漉漉的汗珠,收拾行李返回北大,于同年12月26日,晃动着小山包一样庞大肥硕的身躯,由北京起身去上海,乘轮船赴欧洲,开始了为期数年的留学生涯。
  就在傅斯年即将踏出国门之时,上海著名资本家、纺织大王穆藕初表示将陆续捐出10万元巨款给北大,要求校方选送五位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出国留学。留学期间的费用,比一般官费学生略多。当时的官费生每人每月90美元,穆藕初开出的费用为每人每月120美元。在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和胡适等人的策划下,选出了段锡朋、罗家伦、周炳琳、康白情、汪敬熙等五人。因清朝末年政府曾派五位大员出国考察宪政,时称“五大臣出洋”,此次五位学子得此惠顾,被坊间戏称为北大“五大臣出洋”,一时为社会广泛瞩目。当时北大还有一位与“五大臣”势均力敌的学生孟寿椿,本在预选之内,因名额限制被叫停。“五大臣”怜惜同学手足之谊,颇感过意不去,乃相商每人自愿每月只要100美元,把多余的钱凑起来增加一个名额,孟寿椿得以好梦成真。穆氏捐款的受惠者实际上已是“六大臣”,只是“五大臣”的名声已经叫响,没有人再去计较是五还是六了。
  且说傅斯年到达英国后,先入伦敦大学跟随史培曼(Spearman)教授攻读实验心理学,后兼及生理和数学、化学、统计学等。1923年由英国至德国,入柏林大学研究院攻读比较语言学与史学。傅斯年之所以离英赴德,正如其北大同窗罗家伦所言:“一方面受柏林大学里当时两种学术空气的影响,一方面受在柏林大学的朋友陈寅恪、俞大维各位的影响。”【21】
  正是为陈、俞二人的才学、人格与声名所吸引,“目空一切”的傅斯年才弃英赴德走进了柏林大学校园。随着傅氏的到来,形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近代史上政学两界名重一时的姻亲三角联盟,同时演绎了一段天才交会过往的历史因缘。

内容简介
《陈寅恪与傅斯年(修订版)》:在20世纪初叶成群而来的学术大师中,有些是单打独斗,依靠本身的研究成果对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而为后人所怀念;有的除个人辉煌的学术造诣,还留下了制度性的遗业(institutional legacy),在学术界维持着长远弥久的影响力。前者当以陈寅恪为代表,后者非傅斯年莫属。陈先后留洋16载,通晓20余种文字;傅乃五四运动北京学生游行总指挥,海外留学7年,与陈寅恪在德国柏林大学共同度过了4年时光。二人学成归国,陈氏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成为闻名天下的“四大导师”之一;傅斯年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开南国一代学术新风。北伐成功后,被誉为“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 的傅斯年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而“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教授的教授”陈寅恪出任史语所历史组主任。傅、陈二人这一历史性的聚合,开创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学术流派。令人扼腕的是,随着国共两党干戈相向,这对同学加姻亲关系(陈寅恪嫡亲表妹、曾国藩的曾外孙女俞大彩乃傅斯年之妻)的旷代天才,被无情地阻隔在海峡两岸遥天对望而不能相聚。最后的结局是:一个无声地倒毙在台湾孤岛会议大厅,一个默默死于大陆岭南病榻。并世成双的天才之花凋落成泥,只有芬芳永留人间大地。
本书叙述了陈寅恪与傅斯年成长、留学以及在动荡岁月中颠沛流离,执著学术事业的艰难历程,生动卓然地展现了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理想信念,是一部反映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心路历程与事业追求的心灵史诗,读来感人泪下,怅然叹息。

购买书籍

当当网购书 京东购书 卓越购书

PDF电子书下载地址

相关书籍

搜索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