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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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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诗歌史(第3部)》是刘春的“诗歌史”系列著作的第三部。沿袭前两部的整体风格,精辟地论述了近二十个著名诗人的作品和生活经历。其中有孟浪、王寅、陈东东等上个世纪80年代一举成名的诗坛高人,有伊沙、蓝蓝、张执浩、杜涯等90年代引人注目的骁将,还有朵渔、江非、余地等新世纪异军突起的“70后”新秀。全书文风鲜活,见解新颖,具有极强的可读性、现场性和资料性。

媒体推荐
《一个人的诗歌史》之可贵,在于它以一颗真诚、敏感的心灵对诗歌的寻求和接受,唤起了人们的闽读记忆,也再次唤起了我们对诗歌,对那些照亮、提升我们的精神事物的爱。
——王家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名诗人)
刘春这一系列的作品.随处可见“人”的形象,可以感受到书写者的体温。因此,他的文章注定会感染所有被他书写过的诗人,也将打动无数陌生或相识的读者,
——柏桦(西南交通大学教授、著名诗人)刘春的诗歌批评体现了知性和感性、经验和情感、批评意识和创作意识之问的融合.他的老练、率真、感性、经验并存的笔调一定程度上显现了批评自身就是一种创造。
——霍俊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作为文学史类著作,刘春对各位诗人在间时代诗人序列中的特征的判断,是鲜明而锐利的,他以一个诗人对诗歌写作的经验和对文本、语词的敏感,毫无怯意地一一指出这些当代汉语|寺坛名家的特点。我们在以往的涛歌史著作中所难以得见的不正是这种“个人”观点么。
——荣光启(武汉大学副教授、诗歌批评家)

作者简介
刘春,诗人、评论家,1974年出生于广西荔浦。著有随笔集《博尔赫斯的夜晚》、《或明或暗的关系》、《让时间说话》,诗学专著《朦胧诗以后》,文学史研究系列专著《一个人的诗歌史》(3部),诗集《忧伤的月亮》、《运草车穿过城市》、《幸福像花儿开放》等。近年在《花城》、《读库》、《星星》、《名作欣赏》等开设诗学随笔和评论专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扬子鳄”诗歌论坛创办人。现居桂林。

目录
序一 我与刘春二三事
序二 你在每个夜晚听到了夜莺
第一百遍落木了,我看不到岁月另一面的温柔
我想起你,嘴唇动了动,没有人看见
闪耀的夜晚,我怎样把信札传递给黎明
我将全身的瓦片翻开,寻找一盏灯
一个句子深埋在一本书里,与血缘有关
只一泡尿工夫,黄河已经流远
即使无风,槐花也会没日没夜地飘落
请转告它们:我向往它们的生活
谁藏在细细的苇杆里,听风在叶子上沙沙地走
我是这头熊,我不使用你们的语言
写到天堂的时候,抒情的速度就慢了下来
我无能为力,静待大雨倾泻一空
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爱人
青草被人踩来踩去也是它的平常生活
总有一个合适的理由劝慰了她们艰难的旅程
一个突然死去的人是残忍的
就像春天,一直活到了这个秋天的傍晚
不用再担心穷途潦倒,生活远比往事辽阔
附录
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诗歌史
我写的是命运本身
故事只是表象,“揭秘”不再是目的
后记 我只想做一个合格的读者

序言
我与刘春二三事
荣光启
江湖上有名的刘春不止一个,这里说的是广西的刘春。我自1995年在桂林读书,2002年赴京念博士,2005年正式离开桂林,其间至少有七八年时间在桂林与刘春厮混,我们在一起的记忆,对个人而言无比美好,对公众而言却不便公开。这里只能说些人人皆知的刘春趣事了。
刘春很早就显露文学上的天赋,他出身农村,20岁就参加工作,很难想象,这个杰出的诗人、批评家、记者,曾经是我所在的大学一名普通的印刷厂职工。但之后他却以文学之才不断开拓人生的新境界,通过报社的招聘考试,硬生生地进入了新闻界、文学界,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我对他的印象除了抒情诗中的才华之外,就是生活中的性情率真、多愁善感,且擅长将这么多愁善感变成优美的诗篇。十多年前我们都很年轻,饮酒豪爽,我记得刘春常常来学校找我喝酒,或者一到夜幕降临,我就给刘春打电话,试问今晚有无饭局。
记得有一回,没有什么人,也不够热闹,就我和刘春以及广西文坛另一位大佬——小说家张宗拭三人。这三人不知怎么凑到了一块.二话没说,就打开一瓶“高三”(53度的桂林三花酒),倒在玻璃杯里,加上一点陈皮,制成好喝的酒精含量为5 3%的糖水。酒很快便喝完,大家意犹未尽,于是沿着那条东西向的漓江路,到了三里店一家小酒店。在那家小酒店喝完了酒,大家仍然意犹未尽,便挪到第三个地方。我和刘春都是小年轻,身体还不错,可怕的是张宗拭,那时他已有五六十岁了吧,在喝酒和其他玩乐上绝不输给年轻人,真是应了弗洛伊德的话;作家的创作才能与他的力比多成正比。张老师真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刘春是广西文坛的柴进,江湖上各路诗人、作家,路过桂林,皆可投靠。为请来自五湖四海的文友吃饭,刘春曾经罄其辎财,但爱好武侠和意甲的刘春,义薄云天,勒紧裤腰带也要招待。不仅招待外人,就是桂林的朋友也是他的门客,他似乎觉得自己有招待的义务,想来叫人好生感动。刘春不是有钱人,但心中有义;刘春不是酒量特大的人,但有能力陪。多年的共同战斗使我意识到刘春有借力打力之功,他很少喝醉,一般人他都能陪,我渐渐发现他的特点:看似一般,经不起摧残,但实际上遇强则强,遇弱更强。多年后,我才知道刘春常强忍着身体的一种疾病陪兄弟们喝酒,这不免让我们心痛。但刘春常引用广西文坛一位隐士、小说家罗汉的话鼓励我们,叫我们朋友相遇须尽欢。罗汉在酒桌上常常感叹: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即使是最好的朋友,这一辈子在一起吃饭的次数大约是可以数得出来的对吗?言下之意,这都数得出来的机会,我们要不要珍惜?这话听来悲凉,结局是大家又干了一大杯。
在桂林这段吃吃喝喝的时光对我非常重要,这段时光是我文学写作最有热情的时期,也是我对人的困境与生命中的意义匮乏有切实体验的时期,这段时光最终引我来到使徒保罗的话面前:“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出自《新约·哥林多前书》1 5章32节)这段话是约公元55年保罗针对当时的伊壁鸠鲁学派说的,伊壁鸠鲁学派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享乐主义人生观在今天已被国人发挥得淋漓尽致。那时,我常常在放纵的生活之后想:生活难道就是这样吗?生命的快乐与活着的意义难道就是这些吗?若是这样,今天死、三四十岁死与明天死、七八十岁死有什么分别呢?明天死、七八十岁死的话,也就是多了一点吃吃喝喝的时光罢了。若人的生命就是这几十年光阴、死了也真的就死灭了,那我们的生命除了堕落和虚无之外毫无选择。人生绝非如此。因此,我为我今天的生命状况,非常感谢桂林的那段岁月,非常感谢刘春。 大家都知道,刘春的抒情诗写得好,他的歌喉也相当抒情,应当说.在卡拉0K这个领域,他的资质是很不错的。有一件事刘春在他的访谈里也提到过:估计十二年前吧,那时在我所在的学校里有一个卡拉0K店,店在一个山坡上,是露天的,我们闲来无事,便去练练,我俩一人一首,好像我唱了一首张信哲的《别怕我伤心》,他唱了什么我已忘记,反正唱完之后老板追着我们,问我俩咋唱得那么好,能否做驻店歌手?我们是如何回答老板的早已忘记,但那晚我们骄傲地离开那个浪漫的山坡时的心情却历久弥新。这是真事,老板的神情比许多表扬的话语更让我们得意。
这件事其实也表明了一段时间内我和刘春的孤独,青春期的愁绪与浪漫的理想将我们紧紧拴在一起。在桂林的青山秀水中,两个少年人,自诩满腹文才,常常心事浩渺,四处晃荡。我们最美好的经历当然是那些在少女们身旁的时刻。后来我奇怪刘春为什么那么热爱我的学校,原来是他喜欢我们学校那些美丽的女孩子。但似乎又不对,有一次我在网络上看到他的一段文字,是在怀念我,大意是说:荣光启离开桂林后.他也就不大去那所学校了。这段话差点让我热泪盈眶。
刘春在写作和读书上是非常努力的,他的钱财,一半用来请大家喝酒,男一半就是买书,他家里藏书极为丰富,大多是诗歌、诗论和经典文学著作,一个喜欢诗歌的人会非常喜欢他的家。我不仅喜欢,甚至常有窃书之欲。他是一个写作资质很高的人,也是一个勤奋的人,在诗歌鉴赏和文学阅读上积累很多,这些年,他写了几本思想性的文学随笔,很有可读性。201O年初,他的专著《一个人的诗歌史》出版后,在市面上颇受欢迎。此著也意味着刘春向抒情诗人兼评论家的综合型写作者的成功转型。我由衷地祝贺他,愿他在文学上再创新绩!
2010年3月9日武昌东湖村初稿
2012年夏天略改

后记
我只想做一个合格的读者

很多年前的一个春天,一群朋友买了很多食物,到郊外野炊。当时大家都是春花烂漫的年纪,加上这个谈情说爱的好时光,到达目的地后,大家都顾着双双对对地窃窃私语了。我当时正好单身,加上小时候常帮家里做饭,便产生了试一试的冲动。于是,我很快就架好锅灶,花了两个小时,把菜全部煮熟了。大家一尝,味道还不错。于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只要出去野炊或者到哪位朋友家里聚会,我都会被“任命”为后勤部长兼主厨。也不知道是被表扬的次数多了,还是发现自己在这个方面的确有些天赋,最后,就发展到做菜上瘾,常常在周末请朋友到家里聚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所在城市的青年诗友,没吃过我做的菜的还真不多。
写了这些,是想告诉人们:我就是这样从“诗人”逐渐过渡为“批评家”的。我1990年开始比较正式地写诗,2000年开始写诗歌评论,在一些刊物编辑和朋友的鼓励下,就一直做到了今天。如同前面说的做菜,当时我只是觉得自已可能有做批评家的潜质,并没有“指点江山”的念头,更不会去想被评论者会有什么反应。直到今天,我写评论文章,基本上不会事先通知评论对象,对他们的反应也不甚关心。其实我从来没有很认真地把自己当作一个批评家,我只想做一个合格的读者。以读者的视角去体察评论对象的得失,可能比端着一个架子一本正经地“批评”别人,更容易进入作品内部。李敬泽老师说我“可能是中国最好的诗歌读者”,我把这句话当作最高的褒扬。

我写文章之前想得很少,只想做好一个“读者”的本分。“忠于内心,不谄媚,不极端,不哗众取宠;重细节,干细活,做实在事。”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我相信,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还会发现一些年轻时领悟不到的道理。我曾编过一本《我最喜欢的诗歌》,收录了一些诗人朋友推荐的百余首中外现代诗。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再一次清晰地认识到:年轻时只知道对华美语言的倾慕和对警句的捕捉,年长了才明白,每一首优秀诗篇的背后都站着一个人,每一个句子都是诗人的心智、生活和整个生命的折射。一篇优秀的诗歌评论,除了分析“怎么写”、“写什么”,还必须尽可能地以己之心,感知诗人之意。把握住字里行间散落的情感指向,才能说是真正读懂了一首诗、一个诗人。
现在有的文学批评,学理性很强,很专业,但读起来,总觉得少了一些什么。那就是温润的、以己度人的情怀。批评家自以为受过专业训练,掌握了一些先进的文艺理论和学术论文写作规范,就能包治文学百病。更可怕的是,某些操作批评文体的学者,内心里其实是极其抗拒自己的工作的,他们从事这项研究不是因为发自内心的热爱,而仅仅是为了保住每个月的薪水。他们不关心自己置身的领域发生的任何事情,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评论对象是男是女。十年前,一个“著名诗歌评论家”到我所在的城市开会,以一种不知道是豪爽还是居高临下的语气对我说:“刘春,把你的诗拿来,我帮你推荐给《诗刊》的耿林莽。”我笑而不答。一个连林莽和耿林莽的区别都没弄清楚的诗歌评论家,你能跟他说什么呢?
一个优秀的批评家,不仅应该对文坛动态有广泛的了解,同时还应该是作者的诤友。面对一篇作品,他不仅知道你写的是什么,知道你怎么写、为什么这样写,更重要的是,他能够感知你写这篇作品时的心境和周围的细微响动。他们是主动投入文学批评的行列的,而不是因为各种外界因素的压力而被动承受。这就是“热爱”与“谋饭碗”的区别。——我想做这样的批评家。

与前两部《诗歌史》不同,本书的涉及面较广,既有20世纪80年代一举成名的诗坛高人,也有20世纪90年代引人注目的骁将,还有新世纪异军突起的“70后”新秀。全书的主体是未进入“第三代诗人”序列的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诗人,其中个别诗人虽然还未获得广泛的名声,但他们用作品证明了自己的优异。书中的文章,有的在十年前就开始动笔,有的则是近一两年来的新作,长的一两万字,短的三五千字。部分文章的初稿曾经在我的另一部著作《朦胧诗以后》发表过,但此次成书前都增加了很多内容。如果有读者读了长文觉得过于拖沓,或者读了短文觉得不够尽兴,那就把目光转向书中引用的诗歌吧,那些诗歌,将独立于本书,坚韧地活在时间之中。
这一部《诗歌史》选取了两个与我同龄的学者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作为序言。其中荣光启是我的挚友,对我在动笔写“诗歌史”之前的生活了如指掌,他这篇轻松活泼的短文虽然几乎不涉及“诗歌史”创作,但我感受得到其中的深意——写作不是目的,保持一种良好的生活状态和精神追求才是生活真谛,更何况,任何文学史都是“人”的生活史呢!与荣光启一样,霍俊明也从很早以前就关注我的创作,写过多篇关于我的评论,数年前,我们在北京一见如故而成为彼此信任的朋友。将他们的文章作为序言,理所当然地含有纪念友情的成分。
《诗歌史》第一部和第二部出版后,相继被评为“2010年下半年最受关注的10本人文类图书”、“2010年深圳读书月推荐的百本好书”、“2011年桂林读书月最受读者欢迎的图书”,并登上了一些书店的销售排行榜。我还因此被一些网站评为“2011年度十佳诗人”第一名,当然,我没把它当作怎么了不起的荣誉,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斤两。对于这两本书,许多媒体进行了报道,本书附录其中的几篇,并非为了炫耀,而是意在向读者交代我对关于这一系列著作的一些想法。当然,限于报纸版面字数,这几篇访谈当时并没有按原样发表,此次收录进书中,标题也作了更改。
还需要说明的是,因为这些文章是多年以来断断续续写成的,而各种材料时有更新,书中肯定会存在不少未能“与时俱进”的观点和印象。同时,为了保持书写的独立性和“故事淡出,诗歌凸出”的宗旨,在写作这本书时,我很少与笔下的诗人直接沟通,而只是想从“第三方”的角度对其人其诗呈现出自己的感受。因此,一些诗人的经历被有意无意地“漏掉”在所难免。其实从更长远的视野看,这是一本永远写不完的书。对于书中那些“跟不上时代发展”的地方,只好请读者谅解了。
作品受到关注,我没有任何理由掩饰自己的喜悦。但在喜悦的同时,我更清楚:相比浩瀚广博的文学海洋,我已写出的不过是一滴水珠。
2012年11月21日于桂林榕湖畔

文摘
版权页:

一个人的诗歌史

因为写些被称为“诗歌”的东西,内心存留着几乎所有写作者都具有的那么一点点自骄和自恋,更由于写作是一种持续性的时间和智力的较量,因此,我很少认可同龄人的写作。朵渔是少数几个例外者之一。
我和朵渔只见过一面,2000年8月中旬,在西安,诗人黄海担任总策划的一家青少年杂志夏令营邀请我们去担任指导老师。我们是失职的,自顾自地把“指导”的重任塞给了评论家谭五昌后,便与伊沙、秦巴子、沈奇、耿翔等西安诗人轮流喝酒。起初朵渔总是推说肝不好,不能多喝,后来见大伙喝得痛快,也就把医生的忠告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以至于回到天津后旧病复发,时断时续地被病痛拖累了两年。想起这件事,我心里常感愧疚——如没有我的插科打诨,依朵渔的沉静,应该能够把握住自己。而很快,我的自私战胜了自责:和朋友谈起朵渔时,我总是表现得和他熟悉得像老友,“那一年他和我在西安喝了几天酒,后来在床上躺了两年!”我很夸张地说。
认真地说,是朵渔的诗歌让我死心塌地地把他当“老朋友”。而我和朵渔见面之前没有读过他任何一首诗,在一家民间诗报上看到他的名字时还挺纳闷:竟然还有姓朵的,是什么民族呢?后来才知道他姓高,名字很没“诗意”,很有诗意的“朵渔”只是笔名。在西安时,正好一个朋友赞助朵渔出版的诗集《重力使一切向下》刚刚出厂,夏令营散营前的那个下午,印刷厂厂长带着数十本尚散发着油墨香的诗集赶到了饭店,我趁开饭前浏览了一些篇什。几分钟的阅读加深了我对朵渔的印象,我读到了《河流的终点》:
我关心的不是每一奈河流
她们的初潮、涨潮,她们的出身、家谱
我关心的不是她们身形的胖瘦,她们长满了栗子树的两岸
我不关心有几座水泥桥跨越了她们的身体
我不关心她们胃里的鱼虾的命运
我关心的不是河流的冰期、汛期
她们肯定都有自己的安排
我关心的不是她们曾吞没了几个戏水的顽童和投河而去的村妇
她们容纳了多少生活的泥沙
这些,我不要关心
我关心的是河流的终点。她们就这么流啊流啊,总有一个地方接纳了……

内容简介
与前两部《诗歌史》不同,《一个人的诗歌史(第3部)》的涉及面较广,既有20世纪80年代一举成名的诗坛高人,也有20世纪90年代引人注目的骁将,还有新世纪异军突起的“70后”新秀。全书的主体是未进入“第三代诗人”序列的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诗人,其中个别诗人虽然还未获得广泛的名声,但他们用作品证明了自己的优异。刘春的《一个人的诗歌史(第3部)》中的文章,有的在十年前就开始动笔,有的则是近一两年来的新作,长的一两万字,短的三五千字。部分文章的初稿曾经在我的另一部著作《朦胧诗以后》发表过,但此次成书前都增加了很多内容。如果有读者读了长文觉得过于拖沓,或者读了短文觉得不够尽兴,那就把目光转向书中引用的诗歌吧,那些诗歌,将独立于《一个人的诗歌史(第3部)》,坚韧地活在时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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