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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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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记》:这是第一次有教育者用敏感而生动的语言记录90后学生思想和生活的各种细节,学生们被前所未有地关注着。作者鼓励90后学生不受成见和扭曲思想误导,建立健康明亮的常识体系,过更快乐和有力的学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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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王小妮转而从事教育,她把自己的工作变成了一首教育诗。她在课堂上所发现的诗意,比十个春天还要多。由她的笔下描绘出来的那些同学,各显各的神通。这是我们时代最好的灵性教育读本,广大读者们有福了。
——崔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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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王小妮转而从事教育,她把自己的工作变成了一首教育诗。她在课堂上所发现的诗意,比十个春天还要多。由她的笔下描绘出来的那些同学,各显各的神通。这是我们时代最好的灵性教育读本,广大读者们有福了。—
—崔卫平

作者简介
王小妮,1955年生于长春市,曾随父母到农村插队和作为知青插队前后7年。1978年春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后做电影厂编辑。1985年迁居深圳。2005年起在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任教。曾出版过多部诗集、随笔集和小说。近年作品有:《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诗集)、《世界何以辽阔》(诗文集)、《安放》(随笔)、《一直向北》(随笔)、《倾听与诉说》(随笔)等。

目录
前言/1
2006我该给他们什么才能心安/1
1、下面的眼睛/6
2、乡村少年们/7
3、一支秃笔/8
4、在一节课的同时/9
5、要去看看雷成虎的家/10
6、温暖/13
7、古惑仔/15
8、滚到两米以外的一只鸡蛋/17
9、余青娥的作业/18
2007投入情感是最重要的/19
1、八十个学生/22
2、专业/23
3、哪儿来的优越25
4、谁认识罗密欧、朱丽叶/26
5、好词好句/27
6、恢复语言原本的活力/28
7、这么写算不算流水账/30
8、恶搞/32
9、他们印象中的诗歌/33
10、什么是诗意/34
11、让我们开始使用活语言/35
12、一篇关于细节的作业/36
13、课上作业/39
14、张涛的质疑/40
15、机器崇拜/42
16、问题最多的小姑娘/43
17、他们看似安静的心里都在想什么/44
18、今天没有课,好无聊/45
19、卖力气/46
20、有人说,这个课轻松/47
21、新闻/48
22、物伤其类/49
23、自我意识/51
24、到大二就好了/52
25、责任/53
26、“吸血鬼”/54
27、钟点工/55
28、钱/56
29、我又说,钱不是最重要的/58
30、彩票中奖的刺激/59
31、午休•突然/61
32、“幸运”的王宝强/62
33、困倦/63
34、要一个模式/64
35、诧异/65
36、哈哈,同一首歌/66
37、失望/67
38、“导演”来电话/68
39、温暖/69
40、糖/70
41、去年《上课记》的反馈/71
42、最后一课(之一)/72
43、最后一课(之二)/73
44、单纯/74
2008年 1 月 15 日补记/75
2008我们都是主角/77
1、第一课/80
2、有人去了文理科实验班/82
3、新闻/84
4、一个小事件/86
5、鼓掌/88
6、我们的班长/93
7、在角落里/95
8、女生们/96
9、我不喜欢老师/99
10、黄菊的故事/100
11、大地和土豆/102
12、霍乱来了/106
13、考试真不是个好东西/108
14、在太阳下面/110
15、困惑/111
2009抵抗陈规戒律/115
1、迎新/118
2、墙/121
3、举手/124
4、点名和作弊/129
5、割裂的人/135
6、军训/139
7、方言和诗意/142
8、一篇演讲稿/147
9、我的动力/152
10、补记/156
2010在生活的角落,每一个孩子都在发光/159
1、“90”后长大成人/162
2、一场演讲比赛/163
3、诗歌课/165
4、认识两个诗人/169
5、一本书的传递——北岛《城门开》/171
6、新闻和历史/173
7、学生名单和一盘散沙/175
8、发问/177
9、给大四上课/180
10、迷茫/184
11、学习的权利/186
12、做客/188
13、李亚驹/190
14、晏恒瑶/192
15、邓伯超/196
16、梁毅麟/199
17、田舒夏/201
18、卢小平/203
19、何超/204
20、余青娥/206
21、那些默默无闻的老师/208
22、关于梦想/213
23、考试和作弊/222
24、你会说出真相吗/224
25、背景/226
26、唯有生命真实可贵/230
附录 1:学生作业/233
“回家”四篇/234
“军训”两篇/251
卖粮/255
大地沉沉——一个大学生的“人物”作业/261
我想,我正在飞/267
附录 2:学生邮件/269
王文慧的信/270
俞晓龙诗歌《自由》/272
邓伯超《我们没有北——文字篇》/274

序言
2005年8月底,我第一次在大学里上课。
本来在家里写作的,忽然去做老师,看来有点偶然。直接起因大约在2002年的春天,和崔卫平聊天,她说,你能做老师。当时听了感觉意外,从来没想过做老师。问她什么原因,她说看你能循循善诱。或者是心里的某种东西被无意间启动了,也许真的能做老师?
已经过去的很多年里只是做学生和学生家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被切断了正常的连续的教育,记忆中的老师没留下特别印象,却实在是领教了做家长的难处,十几年里和孩子同步遭受学校和老师的管束,连孩子穿错了校服,家长都会被一个电话召去,立在教研室里受责问。老师就是权威,就是正确,就是面容僵硬色厉心硬不可反驳。而我从来信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上世纪90年代末,写过一篇关于中国教育的文字《把孩子交出去》,当时我的孩子正读高中。
2004年,有了个做老师的机会,听来似乎会有前景的诗歌研究中心,虽然学校在偏远的海岛上,既不悠久也无名气。这个教职或者成为潜在的提示和鼓舞:也许我能试着做一个好老师。
2005年末,第一个学期的课程结束。海岛上短促的寒冷季节,看学生们穿得厚厚的,排长队买回家的车票。我和他们的关系就此终止了吗?留在我手里的只是一张快翻破了的学生名单,密麻麻的人名后面是四个月来随手标记的各种符号。别人看那就是一片名字,而哪个姓名背后不躲藏着能随时跳出来的活生生的面孔和表情?他们身上很多生动的细节,没能在发生的那一刻记下来,很快就淡掉了,失去了即时的鲜活和趣味,想再补记,无论怎么回想都不生动。
从2006年开始,在上课的间隙,随手记录下和他们相处时发现的有趣的部分,学期结束后,整理成了2006年“上课记”,当时它只是孤立的一篇文字,没想过这个题目可以持续写。新学期再开始,生动有趣的事情自然又冒出很多,又随手记录。这之后的一个春天,参加贵州北部的一个活动,在山区的林间走,阳光温暖,和《南方都市报》的记者田志凌一起坐下休息,遍地的树影光斑,她建议把上课的事连续写下去。是哦,那些乱七八糟无处不在的记录,过一段再看,连我这个记录者自己都有点陌生并感到新奇有趣,也许有人愿意从中认识了解今天的大学生。
现在,我有了从2006至2010年,连续五年的五篇“上课记”。
把它们放在一起对比,很容易发现它们的体例、讲述风格、角度、篇幅、写作者的倾向都不同,因为都是原始记录的整理,我没有统一再修改和订正每一篇之间的不同,希望读者能从它们的最初原貌,渐渐看到写作者的情感和角度的变化,看到一届届大学生不同心态和自身处境的变化,以及在这背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在一个过于急促的时代,这些变化很明显。
记录和写作的过程,也是审视反省自己的过程,从一节课的准备开始到一个学期的终止,不断地自我调整修正,从一个传统施教者的角色渐变成一个讲述倾听讨论观察者的角色,这变化丝毫没有被动性,我想只有这样才可能更接近一个今天意义下的好老师。比如考试作弊,有人问过我,是不是对这类事的态度越来越软化了。我不觉得有软化,在看到更多的上行下效后,身处污秽遍地的泥塘中,强求随风飘零的小荷叶们独自保持洁净是需要强劲说服力和自我约束的。我要用他们能接受的方式,去重申个人的洁净观,让他们感受到一个自由多元而无强制的小环境,我告诉他们我的底线,只是表述上有差异而已。
生活都是庸常的,而日常的才最本质,才水注石穿。一个人跳了楼,能震动一时,人们叹息十分钟后,生活还要继续。真正可怕和被忽略的往往是所有人都在悬空下坠的状态中而不觉,我得提醒他们,这姿势不正常,不管你长久以来多适应它。
同时,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自领责任,该告诉他们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十二年义务教育中被忽略一带而过的事件人物;还有现在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时事新闻,使他们不至于和学校大墙外面完全隔离。这些都比填空格背课本和考证书重要得多。
在高校做了六年老师,上了六年的课,我相信做一个好老师并不难,真正的问题远比做个好老师复杂得多。而去上课更是个学习和自我梳理自我更新的过程。如果当初不是偶然写了“上课记”,不会这么有意识地去关注这些年轻人,并得到他们单纯又热烈的友情,我也因此而偏得,更多发现和感慨这些新生命身上天然的干净和纯洁。能连续写出“上课记”必须感谢他们,更多的时候是在被这些新生命的琐细触动中,才发现自己看到和记录了这么多。
渐渐知道了,其实这远不是他们的全部,比起前辈,今天的年轻人可复杂多了。他们不是中国古人在诗词里空泛赞颂的莲花,没理由要求我们的孩子们身上不沾污秽,但是,发现了再微小的纯净,也一定要说出来,说给他自己和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在今天尤其重要。
我对他们说话,他们也对我说话,而我自己已经这么老了,这么多年始终被外来的力量摧毁着,又始终感觉自己依旧在,并没被毁掉,靠的正是纯净气息的不断补充滋润,所以,能站在他们中间真好,真是幸运。很多很多年来,从正被捧得火热的所谓“80年代”起,从来没有对我以外的世界投入过热忱和主动,自愿又快乐地参与到对现实的“建设”中,有时候去上课,感觉一路奔跑着急着要同他们交谈,一个悲观的人能在今天这么做,真是自我的拯救,多亏了这些年轻人不间断的提示和陪伴。
有很多时候,我和他们很一致,我们之间的差异都被掩盖着。在共同抨击嘲讽揭穿什么的时候,我们很同步很痛快很酣畅淋漓,我们变成了一体,对立的是某个第三者。可理想主义真正实施起来千难万难,对我对他们都有长久的难度。
我的最大优势和劣势都在我是过来者,我的失望比他们更真切更深厚,但我要说希望还在。可庆幸的是,很多温情的纯真的瞬间总是自然地冒出来,细细观察同一个我教过的学生,一年级时候和四年级时候,已经完全换过了不止一个人,已经变了好几个来回了。相信他们在自然长大的过程中自生出判断力,谁也不比谁高明,现实才是最高级的教授,是讲述希望的唯一导师。
很多次离开教室,和学生们结束闲谈分手在岔路口,变成我一个人在路上的时候,超越一时一事的大悲哀扑上来,这是真实的深及精神的悲哀。他们不避讳我,当我是个倾听者,做不做某老师的线人,学生助学金分派中的奥妙和不公,学生社团中的猫腻……一般我不会直接说我的意见,满心的意见。一个人暂时保留自己的看法不一定难,但是,当一个人用了心力,滔滔宣讲两小时刚下来,听者想的说的做的,恰恰和刚刚宣讲者的“布道”背道而驰,甚至他们根本没想过这两者间该有什么关联和冲突。上课时候说得多了,喉咙还在发紧发燥,听了他们口无遮拦的只言片语,心里复杂,滋味很不好受,悲哀哦悲哀。我知道,我没一丝一毫的力量“顶”得住这些孩子,让他们在眼下和未来里,不害怕,不趋功利,不计个人得失。
激情敏锐引领潮流——中国的大学生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直是人群中的翘楚,是精神的尖顶锋刃,是真希望所在。现在,他们被死死地套进了现今的大学这人生游戏的重要一环。世人看他们就是浑浑噩噩的一大团,其实仔细分辨每一个,都复杂,又幻想这样又幻想那样,都本能地渴望快速成功,而成功难上难,超出他们负担能力太多,真实地留给他们的只剩了纠结、恐惧、退却、茫然。遇到小事情或者还敢质疑和执拗,遇到大事情,就忍耐顺从,违心地接受,长久地积郁在心。能抗争的总是少数人,2010年毕业离校,现在已经漂在北京的自由影人邓伯超在大学毕业的班级聚会上,冲上台骂了一句巨脏的脏话。我在课上提示他们人活着不只有“向前向前再向前”这一个方向,我会始终关注珍视他们中间的少数,看这样的人怎样以鸡蛋撞墙的方式走自己的人生。
谁也没能力选择后人,唯一的真理是未来的方向只能把握在他们手中。
希望这些琐碎的记录,不仅是某人某校某年度的记录,也许它能启动更多的人了解关注我们后面的又一代。至于高等教育中的其他东西,我完全没能力没心情去涉及,应当有人写得出真实的“办学记”“保研记”“晋升记”“考核记”“评估记”“申报课题记”“论文辅导记”。写写这些被习惯的常态,不会比走近学生更难。
每一个做老师的都能写他的“上课记”,自由的书写本来就没有界限和门槛。不是我的课讲得多好,只是我对一项工作投入了情感和价值观,这样做的老师很多,无意中稍加留心就能发现他们,默默地以纯粹个人的品质和责任对待每一个学生,圣徒般的持守者是有的,只是他们自己没记录,也没被别人记录。像2010年“上课记”中徐飞同学记在我本子上的他的中学教师: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元通中学吕淑英老师,她不知觉中散发出对诗的热爱,熏陶影响着她身边的小孩子们,这和什么绩效工资升学率争先进完全无关,完全超越了生存的层面,外人可以不理解他们,却不能否认他们的存在。
更多的时候,人们在各种媒介和网络上听到的是批评,老师、学生间互相的指责控诉抱怨。以人们的一般认识,教师是个终生职业,但首先它是个饭碗。很多人三十年宣讲同一本教材,重复同一类结论,专注所谓的知识传授,下课铃响转身就走,他完成了两个课时的活儿。我相信哪个人都有良知,同时,哪个人又都有苟且。现实正是我们每个人造就的,现状的令人沮丧是我们人人参与的结果。我们常常不是困惑太多,而是太过自私太过实用和太过明晰。谁都能判断对错,但是放弃了对和错的评判和应有的坚持,疲惫懈怠容身于现状,主动地成了它的推动者。一万种悲哀,这是最悲哀。
六年来的上课,多花费了力气,有课的几个月几乎不再写别的东西,尽量推掉校外活动,腾时间看更多的作业,听任何一个愿意说心事的学生的故事,普通的大学老师一般不这么做,太耗神,而这样做下来得到的内心回应常常是,越加感觉一个人的想法和力量太渺小太不切实际,一丝一毫的改变都是妄想,可是,再三投入其中的冲动又不可消灭,只好顺应它。比如这几天,已经准备好了两个新的本子,封面上分别写了“2011年诗歌课”和“2011年记录”,准备秋天一开学就推荐给学生的书,已经备齐。
在今天,一个自认的好人总不能什么也不做,总不能继续束手待亡。哪怕多数人都在侧目观望,认为我做的这些全无意义,渺小微弱,甚至是飞蛾扑火。如果它完全是徒劳,也要让这徒劳发生。
2011年7月22日

文摘
下面的眼睛
9月23日,第一次课。我看着教室下面这些眼睛。去年我面对的是三十四人,今年是四十二人,都是大一新生(后来又转来两个学生,一男一女)。他们的眼睛是成年人中间最清澈的。如果让我选择给大学本科生还是研究生上课,我一点不犹豫,当然是大一新生。他们还相对单纯,可教。
曾经有个刚上高三的学生告诉我一次班会上的“搞笑”对话:
老师问:在你十岁以前,知道什么?
学生起立答:什么都不知道。
老师又问:现在呢?
学生答:什么都知道了!
教室里忽然一阵敲桌子跺脚跟,学生们哄堂大笑。
现在,这些就要接受所谓高等教育的孩子,眼睛里重新透出十岁似的,什么都不知道的光芒。我该给他们什么,才能心安,才对得起这满堂含着水分的注视。
自我意识
12月20号,用三分钟时间介绍了陕西镇坪“华南虎”*照片的进展和广州许霆恶意提款案**被判无期的一审结果。显然,对一只老虎的真假他们基本没兴趣,得知银行提款机能出错多吐了十几万人民币,他们的情绪明显高涨多了。
正常人使用提款机的概率当然大过遭遇老虎。至于追问真相,很多学生没想过,有人认为这是意义不大的过度较真。事实上,退几步说,一个学习戏剧影视的学生,追问真相是最起码的职业素质,不然,可能永远设置不出好的“悬念”和精彩的故事。
可惜,他们还没有意识到那些,还只是关心和自己有关的事,其他的都缥缈离题。这也能解释在他们的作业中,几乎没有人使用过第三人称,总是出现第一人称:我。而这个我,显然不是虚构,必然是作者自己。对于长期被锁定的集体公共意识,也许他们现在的反应是生物的自然选择。但是,我提醒他们,关注真相,是更高的自我显现。
鼓掌
很久了,我都没弄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热衷于鼓掌。
最初的几次课,凡是我的提议,他们的即兴发言,从宣布上课到宣布下课,他们随时都准备鼓掌,好像很盼望被哄堂而起的响声鼓舞一下。有点莫名其妙。
我曾经把这理解为这一代年轻人性格开朗,思维灵动,对课业充满兴趣。可是,调查了班上四十五个学生,填报我们这个专业的只有十个左右,其余都是调剂来的,他们原本想学的是法律、经济、外语等热门专业。坐在下面起劲地拍巴掌时,心里也许想的是怎么调换专业。直到期末,我才听说,班上还有没凑齐六千元学费的,听说拖欠学费的学生将没资格参加期末考试,甚至不能购买寒假回家的火车票。可以想象,他们个人的难处苦恼疑惑一点儿也不会少,但是,这一点儿都没妨碍他们仰着脸热烈地鼓掌。上课时间有教室传出掌声会显得异常热烈欢腾,有点儿一呼百应,甚至还透出某种励志的效果,恐怕做老师的不该反感这效果。但是,我总感到可疑。
第一个得到持久掌声的是陈小力。那天陈小力起来先读了一段新闻,紧接着自我发挥了一大段关于中国要低调,韬光养晦,振兴崛起的即兴演讲,照搬电视上“大专辩论会”的节奏和声调。激奋的演讲持续了三分钟,这三分钟他不是面对讲台,而是站在教室第一排侧转身始终对着教室后面全体同学。他们也最恰当地配合他的“激情表演”,随着他越说越快,越说越激昂,下面已经掌声四起,可以用雷鸣般形容,直到陈小力坐下,掌声还没断。这下,他再次起身,向教室后面各方向挥手致意,引来更热烈的掌声。
另一次,林乐庆在讲新闻的时候,加了他自己的一段评语:同学们不要忘了,在我们讨厌的国家里除了美国和日本,还有印尼,我最近才知道他们有过排华历史,现在证据就在我的手机里,同学们可以拿去传看一下。说到这儿,他已经把手里的电话递出去。随着林乐庆关于民族自强不屈的一大串结束语,下面又是“雷鸣般”的掌声。林乐庆坐下,掌声持续,他目光很久都炯炯的。下课后,他从同学那儿要过手机递给我说:老师你也了解一下,你光看前几张照片就行,不要看太多,后面有些照片很血腥,怕你受不了。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林乐庆同学不可能完全了解我这代人,我们什么没见过?
从陈小力和林乐庆开始,我开始对这种发自群体的响声格外敏感,在我过往的记忆里,这声音一直专属于收音机和大会场,激昂强势,不可抗拒的绝对声浪。
最能引起掌声的话题多数和民族有关。各种媒体上都报道抵制家乐福的时候,学生们讲新闻一提到抵制,掌声总是最热烈。等安静下来,我问,有不同意抵制家乐福的吗?马上有人大声说,当然没有。我说,不同意的可以举手。当天来上课的四十一个人有三个人举手,其中有赵朝举。下了课,我问他为什么不支持抵制。他说:家乐福的售货员是中国人,卖的是中国货,买东西的也是中国人,抵制就是抵制我们中国自己。正说着话,有两个女生凑过来,我问:你们都赞成抵制?她们只顾着笑。我说你们是不是都鼓掌了?仍旧只是笑。我问她们为什么鼓掌。一个牙齿很白的女生说:不知道哦。原来,在不知道的情况下也鼓掌。
对于林乐庆我有留心观察,有时候他在座位上听别人讲新闻,涉及民族问题,他在下面自己忽然涨红了脸,直喘粗气。我在前面看得清楚,这个来自黑龙江的大男孩正自己跟自己攒劲呢。我忍不住想笑,我一去看林乐庆,学生们也去看他,紧接着常常又是鼓掌,是鼓励他继续攒劲?有一次下课,他过来对我说,他最受不了的就是中国人被欺负,一听到这种事,他就“来气”。作为东北人的林乐庆,对日本人有很深的成见,但是这并没妨碍他在课余时间自学日语,还很快结交了个日本留学生做朋友,说练习口语方便。林乐庆性格外向,喜欢说话,他说日本人怎么那么傻啊,老师,你都不知道他们的脑瓜也太不好使了。我问他为什么学日语,他说,在咱东北那边,会日语能多条出路,也许去日本打工啥的,你可不知道啊,他们那边工资老高了,老师。
丁传亮也是得到掌声比较多的一个。前半个学期,他并不显眼,渐渐地,他也愿意给大家介绍各种新闻。他讲新闻,不是枯燥地念完了事,经常随口加一两句评论,绝对简短明快,好像是他的自言自语,内心独白。有一次,他讲到受金融风暴影响,春运没到,已经有农民工提前返回家乡了。说到这,他卷起抄新闻的本子,忽然加了一句:我看叫农民工不好听,应该叫外来务工人员,农民工这个名不好。说完,他就坐下了,教室笑声和掌声同时响起来。我在心里说,丁传亮啊丁传亮,这两个说法有本质区别吗?课间休息,我随便问一个来自城市的女生为什么给丁传亮鼓掌。她回答我:听他说得挺好笑。
如果“一言堂”是中国大学课堂上的常态,鼓掌,就是学生们除了发言以外,能主动做出的最快活的事情。鼓掌,能带来整齐划一的效果。也许,他们经过十二年的教育格外爱自己的民族,或者他们只是需要借一个集体仪式自我振奋,可能他们在这种集体动作中能得到荣誉感和安全感。还有相当多的时候,鼓掌是机械的,无意识的拍打,仅仅表达对周围气氛的呼应,为了自己和别人一样,而不用经过大脑就顺便拍拍手。渐渐地,我也在他们的掌声中体会到了讥讽嘲弄哄笑拆台和“算了吧”等多重隐喻。最后这类情形在后半学期会更多出现。
既然他们关注民族问题,我把萨特关于“二战”时期法国人境遇的随笔《占领下的巴黎》拷给他们,也选了一些段落读给他们,下面安静,没有掌声。我也把新近搜集到的海南历史资料中关于日军侵占海南岛的记录介绍给他们:1939年2月10日,日军三千人携伪军三千人趁夜晚渡过琼州海峡登陆海南岛,当时,被称做中国四大古炮台之一的海口秀英炮台上,几门德国造的满是锈迹的老炮,已经闲置了半个世纪,日军过海峡了,满城都找不到会放德国炮的,紧急请出几个退役的清朝老兵,有一种说法是:老兵们用仅有的百余枚老炮弹抵挡了日军,迫使他们改到离海口市更远的地点登陆,时间上大约延后了几十分钟,最终日军还是顺利登岛。据称,在被占领的第四天,海口市市面已经恢复正常,商贩开始营业,报馆开始出报,而占领者日本海军司令部就坐落在前海南大学旧址中。我对他们说,我查到的历史记录显然太少,很可能细节不准确,希望他们将来能去作新的发现和补充,把真相一点点找出来。这节课,同样没有掌声。
这学期的最后一课,我说,虽然只相处了不到四个月,我还是感觉到,你们长大了有心事了,学会用自己的脑子想事情了,不再像我们的第一次课上,我看到下面一片孩子,都扬着被军训晒得通红的脸对着我傻笑,我亲眼看着你们正在成为这个国家最年轻的知识分子,得祝贺你们。
下面,没有热烈的掌声了,这是我本学期的最大安慰。

内容简介
《上课记》是一本难得一见的“教后感”结集,它记录了来自城市、更来自农村的“90后”一代大学生彷徨、躁动又不失纯真的日常生活和思考。其中不仅收录了2006至2010这五年间,王小妮在海南大学人文学院开设影视写作课程期间的教学笔记,还摘选了部分学生作业和邮件。作为一位诗人,王小妮有更为敏锐的心思,去反思自己在教学过程中的种种经验,也耐心观察着年轻学生们的精神和思考状态。她深深地理解学生们的焦虑:“面对现实,批评今天的大学生太急功近利是最无力和最不人性的。如果他们不焦急,不知道养活自己和改变父母的生活,反而有问题。”她反对学生们使用僵化的“好词好句”,让他们用自己的方言去朗读诗歌、表演小品,唤醒最亲切鲜活也最原初的感觉。她尤其关注那些出身底层和农村的学生,提醒他们自己的经历就是一个宝库,不必急于洗去自己身上的“土气”。王小妮的文字,让我们在这个喧嚣的时代,重新想起“理想主义”这个几乎被遗忘、又被误读无数的词汇。
诗人王小妮转而从事教育,她把自己的工作变成了一首教育诗。她在课堂上所发现的诗意,比十个春天还要多。由她的笔下描绘出来的那些同学,各显各的神通。这是我们时代最好的灵性教育读本,广大读者们有福了。——崔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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