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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 布2013-06-02 09: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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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国》法语版获得2001年法国“Laure Bataillin(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由中国杰出小说家莫言原创的《酒国》……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实验性文体。其思想之大胆,情节之奇幻,人物之鬼魅,结构之新颖,都超出了法国乃至世界读者的阅读经验。”——2001年法国“Laure Bataillin外国文学奖”授奖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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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杰出小说家莫言原创的《酒国》……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实验性文体。其思想之大胆,情节之奇幻,人物之鬼魅,结构之新颖,都超出了法国乃至世界读者的阅读经验。
——2001年法国“Laure Bataillin外国文学奖”授奖辞

作者简介
莫言,山东高密人,1955年生。著有《红高粱家族》、《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长篇小说十一部,《透明的红萝卜》、《司令的女人》等中短篇小说一百余部,并著有剧作、散文多部;其中许多作品已被翻译成英、法、德、意、日、西、俄、韩、荷兰、瑞典、挪威、波兰、阿拉伯、越南等多种语言,在国内外文坛上具有广泛影响。莫言和他的作品获得过“联合文学奖”(中国台湾),“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法国“Laure Bataillin(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意大利“NONINO(诺尼诺)国际文学奖”,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大奖”,中国香港浸会大学“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以及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

目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酒后絮语——代后记

序言
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
——代序言
莫言
大约是两年前,《长篇小说选刊》创刊,让我写几句话,推辞不过,斗胆写道:“长度、密度和难度,是长篇小说的标志,也是这伟大文体的尊严。”
所谓长度,自然是指小说的篇幅。没有二十万字以上的篇幅,长篇小说就缺少应有的威严。就像金钱豹子,虽然也勇猛,虽然也剽悍,但终因体形稍逊,难成山中之王。我当然知道许多篇幅不长的小说其力量和价值都胜过某些臃肿的长篇,我当然也知道许多篇幅不长的小说已经成为经典,但那种犹如长江大河般的波澜壮阔之美,却是那些精巧的篇什所不具备的。长篇就是要长,不长算什么长篇?要把长篇写长,当然很不容易。我们惯常听到的是把长篇写短的呼吁,我却在这里呼吁:长篇就是要往长里写!当然,把长篇写长,并不是事件和字数的累加,而是一种胸中的大气象,,一种艺术的大营造。那些能够营造精致的江南园林的建筑师,那些在假山上盖小亭子的建筑师,当然也很了不起,但他们大概营造不来故宫和金字塔,更主持不了万里长城那样的浩大工程。这如同战争中,有的人,指挥一个团,可能非常出色,但给他一个军,一个兵团,就乱了阵脚a将才就是将才,帅才就是帅才,而帅才大都不是从行伍中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当然,不能简单地把写长篇小说的称作帅才,更不敢把写短篇小说的贬为将才。比喻都是笨拙的,请原谅。
一个善写长篇小说的作家,并不一定非要走短——中——长的道路,尽管许多作家包括我自己走的都是这样的道路。许多伟大的长篇小说作者,一开始上手就是长篇巨著,譬如曹雪芹、罗贯中等。我认为一个作家能够写出并且能够写好长篇小说,关键的是要具有“长篇胸怀”。“长篇胸怀”者,胸中有大沟壑、大山脉、大气象之谓也。要有粗粝莽荡之气,要有容纳百川之涵。所谓大家手笔,正是胸中之大沟壑、大山脉、大气象的外在表现也。大苦闷、大悲悯、大抱负、天马行空般的大精神,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大感悟——这些都是“长篇胸怀”之内涵也。
大苦闷、大抱负、大精神、大感悟,都不必展开来说,我只想就“大悲悯”多说几句。近几年来,“悲悯情怀”已成时髦话语,就像前几年“终极关怀”成为时髦话语一样。我自然也知道悲悯是好东西,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那种刚吃完红烧乳鸽,又赶紧给一只翅膀受伤的鸽子包扎的悲悯;不是苏联战争片中和好莱坞大片中那种模式化的、煽情的悲悯;不是那种全社会为一只生病的熊猫献爱心、但置无数因为无钱而在家等死的人于不顾的悲悯。悲悯不仅仅是“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也让你打”,悲悯也不仅仅是在苦难中保持善心和优雅姿态,悲悯不是见到血就晕过去或者是高喊着“我要晕过去了”,悲悯更不是要回避罪恶和肮脏。《圣经》是悲悯的经典,但那里边也不乏血肉模糊的场面。佛教是大悲悯之教,但那里也有地狱和令人发指的酷刑。如果悲悯是把人类的邪恶和丑陋掩盖起来,那这样的悲悯和伪善是一回事。《金瓶梅》素负恶名,但有见地的批评家却说那是一部悲悯之书。这才是中国式的悲悯,这才是建立在中国的哲学、宗教基础上的悲悯,而不是建立在西方哲学和西方宗教基础上的悲悯。长篇小说是包罗万象的庞大文体,这里边有羊羔也有小鸟,有狮子也有鳄鱼。你不能因为狮子吃了羊羔或者鳄鱼吞了小鸟就说它们不悲悯。你不能因为它们捕杀猎物时展现了高度技巧、获得猎物时喜气洋洋就说它们残忍。只有羊羔和小鸟的世界不成世界;只有好人的小说不是小说。即便是羊羔,也要吃青草;即便是小鸟,也要吃昆虫;即便是好人,也有恶念头。站在高一点的角度往下看,好人和坏人,都是可怜的人。小悲悯只同情好人,大悲悯不但同情好人,而且也同情恶人。 编造一个苦难故事,对于以写作为职业的人来说,不算什么难事,但那种非在苦难中煎熬过的人才可能有的命运感,那种建立在人性无法克服的弱点基础上的悲悯,却不是能够凭借才华编造出来的。描写政治、战争、灾荒、疾病、意外事件等外部原因带给人的苦难,把诸多苦难加诸弱小善良之身,让黄鼠狼单咬病鸭子,这是煽情催泪影视剧的老套路,但不是悲悯,更不是大悲悯。只描写别人留给自己的伤痕,不描写自己留给别人的伤痕,不是悲悯,甚至是无耻。只揭示别人心中的恶,不袒露自我心中的恶,不是悲悯,甚至是无耻。只有正视人类之恶,只有认识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悲剧,才可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悯。
关于悲悯的话题,本该就此打住,但总觉言犹未尽。请允许我引用南方某著名晚报的一个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出身的总编辑退休之后在自家报纸上写的一篇专栏文章,也许会使我们对悲悯问题有新的认识。这篇文章的题目叫《难忘的毙敌场面》,全文如下:
中外古今的战争都是残酷的。在激烈斗争的战场上讲人道主义,全属书生之谈。特别在对敌斗争的特殊情况下,更是如此。下面讲述一个令我毕生难忘的毙敌场面,也许会使和平时期的年轻人,听后毛骨悚然,但在当年,我却以平常的心态对待。然而,这个记忆,仍使我毕生难忘。
1945年7月日本投降前夕,国民党顽军152师所属一个大队,瞅住这个有利时机,向“北支”驻地大镇等处发动疯狂进攻,我军被迫后撤到驻地附近山上。后撤前,我军将大镇潜伏的顽军侦察员(即国民党特务)四人抓走。其中有个特务是以当地医生的面目出现的。抓走时,全部用黑布蒙住眼睛(避免他们知道我军撤走的路线),同时绑着双手,还用一条草绳把四个家伙“串”起来走路。由于敌情紧急,四面受敌,还要被迫背着这四个活包袱踯躅行进,万一双方交火,这四个“老特”便可能溜走了。北江支队长邬强当即示意大队长郑伟灵,把他们统统处决。
郑伟灵考虑到枪毙他们,一来浪费子弹,二来会惊动附近敌人,便决定用刺刀全部把他们捅死。但这是很费力,也是极其残酷的。但在郑伟灵眼里看来,也不过是个“小儿科”。当部队撤到英德东乡同乐街西南面的山边时,他先呼喝第一个蒙面的敌特俯卧地上,然后用锄头、刺刀把他解决了。
为了争取最后机会套取敌特情报,我严厉地审问其中一个敌特,要他立即交代问题。其间,他听到同伙中“先行者”的惨叫后,已经全身发抖,无法言语。我光火了,狠狠地向他脸上掴了一巴掌。另一个敌特随着也狂叫起来,乱奔乱窜摔倒地上。郑伟灵继续如法炮制,把另外三个敌特也照样处死了。我虽首次看到这个血淋淋的场面,但却毫不动容,可见在敌我双方残酷的厮杀中,感情的色彩也跟着改变了。
事隔数十年后,我曾问郑伟灵,你一生杀过多少敌人?他说:百多个啦。原来,他还曾用日本军刀杀了六个敌特,但这是后话了。
读完这篇文章,我才感到我们过去那些描写战争的小说和电影,是多么虚伪和虚假。这篇文章的作者,许多南方的文坛朋友都认识,他到了晚年,是一个慈祥的爷爷,是一个关心下属的领导,口碑很好。我相信他文中提到的郑伟灵,也不会是凶神恶煞模样,但在战争这种特殊的环境下,他们是真正的杀人不眨眼。但我们有理由谴责他们吗?那个杀了一百多人的郑伟灵,肯定是得过无数奖章的英雄,但我们能说他不“悲悯”吗?可见,悲悯,是有条件的;悲悯,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不是书生的臆想。
一味强调长篇之长,很容易招致现成的反驳,鲁迅、沈从文、张爱玲、汪曾祺、契诃夫、博尔赫斯,都是现成的例子。我当然不否认上列作家都是优秀的或者是伟大的作家,但他们不是列夫·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托马斯·曼、乔伊斯、普鲁斯特那样的作家,他们的作品里没有上述这些作家的煌煌巨作里所具有的那种波澜壮阔的浩瀚景象,这大概也是不争的事实。
长篇越来越短,与流行有关,与印刷与包装有关,与利益有关,与浮躁心态有关,也与那些盗版影碟有关。从苦难的生活中(这里的苦难并不仅仅是指物质生活的贫困,而更多是一种精神的苦难)和个人性格缺陷导致的悲剧中获得创作资源可以写出大作品,而从盗版影碟中攫取创作资源,大概只能写出背离中国经验和中国感受的也许是精致的小玩艺儿。也许会有人说,在当今这个时代,太长的小说谁人要看?其实,要看的人,再长也看;不看的人,再短也不看。长,不是影响那些优秀读者的根本原因。当然,好是长的前提,只有长度,就像老祖母的裹脚布一样,当然不好;但假如是一匹绣着《清明上河图》那样精美图案的锦缎,长就是好了。
长不是抻面,不是注水,不是吹气,不是泡沫,不是通心粉,不是灯心草,不是纸老虎;长是真家伙,是仙鹤之腿,不得不长,是不长不行的长,是必须这样长的长。万里长城,你为什么这样长?是背后壮阔的江山社稷要它这样长。
长篇小说的密度,是指密集的事件,密集的人物,密集的思想。思想之潮汹涌澎湃,裹。挟着事件、人物,排山倒海而来,让人目不暇接,不是那种用几句话就能说清的小说。
密集的事件当然不是事件的简单罗列,当然不是流水账。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对这样的长篇小说同样适用。 密集的人物当然不是沙丁鱼罐头式的密集,而是依然要个个鲜活、人人不同。。一部好的长篇小说,主要人物应该能够进入文学人物的画廊,即便是次要人物,也应该是有血有肉的活人,而不是为了解决作家的叙述困难而拉来凑数的道具。
密集的思想,是指多种思想的冲突和绞杀。如果一部小说只有所谓的正确思想,只有所谓的善与高尚,或者只有简单的、公式化的善恶对立,那这部小说的价值就值得怀疑。那些具有进步意义的小说很可能是一个思想反动的作家写的。。那些具有哲学思维的小说,大概都不是哲学家写的。好的长篇应该是“众声喧哗”,应该是多义多解,很多情况下应该与作家的主观意图背道而驰。在善与恶之间,美与丑之间,爱与恨之间,应该有一个模糊地带,而这里也许正是小说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也可以说,具有密度的长篇小说,应该是可以被一代代人误读的小说。这里的误读当然是针对着作家的主观意图而言。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被误读。一部作家的主观意图和读者的读后感觉吻合了的小说,可能是一本畅销书,但不会是一部“伟大的小说”。
长篇小说的难度,是指艺术上的原创性,原创的总是陌生的,总是要求读者动点脑子的,总是要比阅读那些轻软滑溜的小说来得痛苦和艰难。难也是指结构上的难,语言上的难,思想上的难。
长篇小说的结构,当然可以平铺直叙,这是那些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家的习惯写法。这也是一种颇为省事的写法。结构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形式,它有时候就是内容。长篇小说的结构是长篇小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作家丰沛想象力的表现。好的结构,能够凸现故事的意义,也能够改变故事的单一意义。好的结构,可以超越故事,也可以解构故事。前几年我还说过,“结构就是政治”。如果要理解“结构就是政治”,请看我的《酒国》和《天堂蒜薹之歌》。我们之所以在那些长篇经典作家之后,还可以写作长篇,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在于我们还可以在长篇的结构方面展示才华。
长篇小说的语言之难,当然是指具有鲜明个性的、陌生化的语言。但这陌生化的语言,应该是一种基本驯化的语言,不是故意地用方言土语制造阅读困难。方言土语自然是我们语言的富矿,但如果只局限在小说的对话部分使用方言土语,并希望借此实现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则是一个误区。把方言土语融入叙述语言,才是对语言的真正贡献。
长篇小说的长度、密度和难度,造成了它的庄严气象。它排斥投机取巧,它笨拙,大度,泥沙俱下,没有肉麻和精明,不需献媚和撒娇。
在当今这个时代,读者多追流俗,不愿动脑子。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对。真正的长篇小说,知音难觅,但知音难觅是正常的。伟大的长篇小说,没有必要像宠物一样遍地打滚,也没有必要像鬣狗一样结群吠叫。它应该是鲸鱼,在深海里,孤独地遨游着,响亮而沉重地呼吸着,波浪翻滚地交配着,血水浩荡地生产着,与成群结队的鲨鱼,保持着足够的距离。
长篇小说不能为了迎合这个煽情的时代而牺牲自己应有的尊严。长篇小说不能为了适应某些读者而缩短自己的长度、减小自己的密度、降低自己的难度。我就是要这么长,就是要这么密,就是要这么难,愿意看就看,不愿意看就不看。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这样写。

后记
酒后絮语
童年时,村头来了一位拉着骆驼的相面先生,许多人围观,我也挤进去看热闹。相面先生对众人说我:“这个小孩眉中藏痣,主定长大了能喝酒。”当时村人们都以糠菜果腹,酒是极端奢侈之物,我既然相上主定能喝酒,也许长大后必有酒喝,有酒喝生活必然不会错——于是众人便用异样的目光打量我,看我这未来的酒徒,记得我当时颇为得意。
七十年代初,生活略有好转,有一次父亲在家招待一位尊贵客人,剩了半瓶酒,放在后窗台上。我盯着那半瓶酒,突然想起了相面,先生的预言,便取下酒瓶,拔开塞子,狠嘬了一口。口腔麻辣,眼睛流泪,是酒给我的第一次感觉。这也便是我饮酒生涯的开始。
从此后只要家里没有人我便偷喝瓶中酒,自然是日日见少,担心被发现皮肉受苦,灵机一动,去水缸里舀来水,倒入酒瓶中,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发现了这方法后,就更加放肆地偷喝,反正水缸里有的是水。渐渐地感到瓶中酒味越来越寡淡,不敢再喝,心中日日忐忑。过了些日子,又有客人来,父亲用那半瓶酒待客,竟然没有尝出酒味淡薄,也许是尝出来没说。总算是把这半瓶酒解决了,去了我一块心病。
母亲是知道我的鬼把戏的,但她并没有在父亲面前揭露我。我从小嘴馋,肚子似乎永远空空荡荡。饿苦了,所以馋。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无论藏在什么地方,都会被我找到。母亲对我的馋无可奈何,她曾用手指点着我的额头,痛苦万端地说:你怎么这样馋呢?为什么屡教不改呢?因为吃,你赚了多少厌弃?让我为你担了多少羞耻?你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馋毛病改掉呢?你现在不但偷吃,还偷喝,喝了你爹的酒,就往里加凉水,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在母亲的斥责声中,我感到无地自容。
那时候的酒是用红薯干做原料烧出来的。这种酒质量低劣,味道苦辣,稍微喝多一点就烧心、头痛、吐酸水;而用高梁烧出来的酒,无论喝多少也不会头痛。我的大爷爷是喝酒的专家,许多关于酒类的知识,我都是从他那里得知的。
这位大爷爷是个中医,父亲说他三十多岁时才立志学医,后来竟学成了。他虽然没学到扁鹊、张仲景那种程度,但在方圆百里地盘上,很有些名气,也算是一方名医。他一生服务乡里,有口皆碑。父亲经常用大爷爷老大立志、学有所成的榜样来鞭策激励我,并让我跟他去学习中医。父亲说,什么人的饭碗都可能打破,唯独医生的饭碗打不破,因为皇帝也要生病。父亲说,只要你能学成,那保准你一辈子吃香的喝辣的。
那时我因为组织“蒺藜造反小队”被赶出校门,干农活又不中用,便有许多时间泡在大爷爷家。名日学医,实则是泡在那里看热闹,听四乡八屯前来求医的人说一些逸闻趣事。大爷爷是地主成分,只因为有医术,“土改”时才免于一死。解放后政府对他特别照顾,没强制他下田劳动,允许他在家里坐堂行医。他那时已经年近八十,但耳聪目明,头脑清楚。他是个很健谈的人,尤其是三盅酒落肚之后。我从他的嘴里听过很多故事。这是事实,并不因为马尔克斯有个善讲故事的外祖母我就造出一个善讲故事的大爷爷来类龙比凤。后来听上了年纪的村人私下里说,大爷爷年轻时是个花天酒地的人,干过不少闻名乡里的风流事。听到祖辈的秘史,感到很亲切,并没有影响我对他的尊敬,反而感到敬佩。大爷爷有一种怀旧情绪,薯干酒令他很不满意,高梁酒很难买到大概也买不起,所以他也只能喝着薯干酒怀念高梁酒。
大爷爷说那时候我们这个只有三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子里有两家规模很大的酒坊。东北乡遍地高梁,酒坊里烧的自然是高梁酒。那两家酒坊都有自家的堂号,一日“总记”,一日“聚元”。两家在“土改时都被划为地主,他们的后辈都低头弯腰地承受了几十年祖辈遗给的苦难。“总记”的一个小儿子是解放初期的大学生,“反右”时被划为“右派”,“文革”期间被开除公职,赶回家乡劳改。他体力不济,干不了重活,只能与我们这些半大孩子混在一起。我常常看到他瞪着被薯干酒烧红的眼睛说一些疯话:酒啊,酒啊,亲娘比不上一瓶酒啊!“文革”结束后,他恢复了公职,离开家乡前,在大街上摆上一个缸,把周围三家供销社的酒全部买了,灌了满满一缸,然后爬到树上放鞭炮,号召全村人来喝酒,庆祝他平反,同时为自己招亲——立刻就有一个贫农的女儿上门来自荐——八十年代末,“总记”的几个后代扬言要恢复祖先的荣耀重建酒坊,说不但要造高梁酒,还要造葡萄酒。他们弄了一些据说是从意大利进口的葡萄种苗让乡亲们栽种,可惜这几个幻想家的热情在葡萄还没结果之前就冷却了。
那时候我们这个偏僻的小村庄里酒香洋溢,村子里上了年纪的男人,大都在酒坊里干过活儿。在酒坊里干活,酒是随便喝的,只要不耽误干活,掌柜的不会出言。我的一个表大伯说,那时酒坊伙计们的饭食很好,一天三顿白面,早晨四个小菜,每人一个咸鸭蛋,中午晚上有鱼有肉,酒管够。所以那时候的伙计,干活没有不卖力气的。这个表大伯腿瘸,就是在“总记”酒坊里干活累的。大爷爷那时候开着药铺,是村子里的头面人物,他自然不会到烧酒作坊里去卖大力,但他对酿酒的过程了如指掌。我写作《红高梁家族》时,从他们过去的生活中,获取了很多灵感。
大爷爷八十多岁时,每天还要喝两顿酒,午饭喝,晚饭喝,每次喝半斤。他年轻时能喝多少?谁也说不准。他对我讲过他自己的两次喝酒经历。一次是他出外为人诊病归来,在路上碰到一位朋友,朋友背着一坛酒,十二斤装,老秤。两人寒暄几句,坐下就喝。没有佐肴,正好路边有几棵野锥蒜,就掐着锥蒜叶儿当肴。搬着坛子,你咕嘟几口递给我,我咕嘟几口递给你,一会儿工夫,就把一坛酒咕嘟光了,那几棵野锥蒜还没吃完呢。然后抿嘴站起来,意犹未尽,拱手道别,各走各的,没事人一样。人均六斤白酒,老秤,竟然都没醉意,用现在的眼光看,简直就是海量了。而另一次,在邻村的一次酒宴上,他一眼看到对面而坐的竟是一位不共戴天的仇人,一杯酒饮罢,辞席而去,摇摇晃晃,感到烈火在脑子里燃烧,过了连结两村的小石桥,一头栽在村头的一个草垛边上,醉了整整一夜,醒来后看到一个车轮般大的红日冉冉升起,照耀着遍地霜雪。
后来我渐渐大了,必须下地干活换取自己的饭食,大爷爷家不能去泡了,学习中医的事也就罢休。父亲对我的不堪造就非常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因为食物不足,家庭里永远笼罩着阴沉的空气,所以我和哥哥姐姐们,除了吃饭、睡觉不得不回家外,其余的空闲时间几乎都泡在六叔家。六叔家当然也吃不饱穿不暖,但穷欢乐的气氛浓厚,村里那些颇有趣味的人,都是六叔家的常客,在那些漫漫的冬夜里,他们每晚必到。房子小,人挤,我的位置在墙角,与一株养在破水缸里瑟缩在墙角熬冬的夹竹桃紧挨着。屋子里永远不生火,脚冻得像猫咬着一样痛。一灯如豆,温暖地照耀着众人模模糊糊的脸。屋子里烟雾腾腾,这些乡村的口头小说家们你一段我一段地编织着奇闻怪事,有时也议论经济,有时也批评政治,最多的话题则是妖魔鬼怪和村中人的男女情事。有一夜晚,下着鹅毛大雪,众人照旧来了,不知是谁说:要是有壶酒就好了。没有酒,但每个人都在想象着雪夜饮酒的幸福情景。六叔灵机一动,拿出半瓶给猪打针消毒用的酒精(他是赤脚兽医)兑上一碗凉水,从咸菜缸里捞出一个白菜疙瘩当肴,便你一口我一口地喝起来。这件事在《酒国》里得到了表现,但喝瞎眼睛的事是没有的,大概我们摄入的甲醇量还没有达到伤害身体的程度。
到了八十年代,生活好转,喝酒已是常事。造酒是暴利行业,大大小小的酒厂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各种各样的酒造出来,散装的红薯干酒见不到了,所有的酒都是瓶装盒盛,而且包装越来越豪华。报章上不时揭露用工业酒精勾兑假酒喝坏了人的事件,读之令人心怵。,假酒制造者遍布各地,手段卑劣,令人发指。大批的假酒制造者和销售者发了横财,被揭露者不过千万之一。即使被揭露了,也不过罚点款了事,这点罚金与他们牟取的暴利相比,根本不算什么。所以,更多的假酒制造者继续用他们的毒酒害人,许多地方的官员对形形色色的制假集团是姑息的甚至是庇护的,其背后的情景可以想象。其实何止是假酒呢?常有人戏言:除了假的是真假,其余的都是假的。好在我们被蒙骗惯了,人命又不珍贵,所以买了假货也就摇摇头,连愤怒的兴趣都日益淡漠了。近日来,正在掀起一个揭露假货的运动,但愿运动过去,不要恢复如初,甚至变本加厉。我在北京,为防止上当,轻易不买个体户的东西。因为这些人的东西真货不多。而且这些人大都怀揣利刃,弄不好就要捅人。但从报纸上看到,连堂皇的国营商店里也充斥着假货,不用说,进货的人发了财。看起来,泛滥成灾的造假和销假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现象背后有深刻的背景,在腐败没得到有效遏制之前,假货永难灭绝。官员的腐败,是所有社会丑恶现象的根本原因。官员腐败问题得不到控制,制假卖假问题解决不了,社会风气堕落问题解决不了,环境污染问题解决不了。连那些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他们的天敌,也是腐败官员。
刺激了我的神经、触发了我的灵感,使我动笔写《酒国》的是一篇刊登在某家报刊的文章:《我曾是个陪酒员》。写这文章的是一位家庭出身不好,在念书时就被划为“右派”的人。他念的是中文,毕业后分到东北某矿山的子弟学校当教员,一直郁郁不得志,连个老婆也讨不到。有一次,开了工资之后,他买了八斤酒,想,索性醉死算了。他写了遗书,背着酒,进了山,找了片小树林,坐下,喝光了八斤酒,等死,但除了肚子发胀,别无不适之感。他这才明白自己是个永远喝不醉的人,于是放声大哭。学校的人发现了他的遗书,赶紧找到他,发现满地酒瓶,一人号啕。问他哭什么?他说原本想喝酒寻死,没想到毫无反应,这个月的工资也糟光了,因此悲从中来。众人哭笑不得。渐渐地他干杯不醉的声名传播了出去。有一天,矿山党委派员来考察他的酒量,他当着来人的面连灌三瓶烈性白酒,面不改色心不跳。于是他被调到矿山党委宣传部,具体工作是陪矿山的干部出席酒宴。从此后他如鱼得水,无数的来宾倒在他的面前。他是中文科班出身,编几句敬酒词儿那是小菜一碟,人又机灵,常常妙语联珠惊四座,深得领导宠爱。他走到街上,许多人都投过来敬仰的目光。临近的几家大企业想用重金把他挖过去,矿山决不放他。自然,老婆也讨到了,而且是本地区有名的美女。酒中自有黄金屋,酒中自有千钟粟,酒中自有颜如玉。
文章是这位饮酒的天才调回南方故乡后写的,字里行间充满痛定思痛的味道。如果他还在东北矿山工作,大概他也不会写这文章。
《酒国》动笔于一九八九年九月,原想写部五万字左右的中篇,但一写起来就没了遮拦。原想远避政治,只写酒,写这奇妙的液体与人类生活的关系。写起来才知跷这是不可能的。当今社会,喝酒已变成斗争,酒场变成了交易场,许多事情决定于觥筹交错之时。由酒场深入进去,便可发现这社会的全部奥秘。于是《酒国》便有了讽刺政治的意味,批判的小小刺芒也露了出来。
即便根据官方统计的数字,我们每年消耗的酒量也是惊人的。虽然禁止公费吃喝的明令再三颁布,但收效甚微,而且每整顿一次,便有一次疯狂的反弹。各种各样的斗酒方式应运而生。我与许多小官吏是朋友,也跟着他们喝了很多不花钱的酒,这也是腐败行为,我知道。我深深体会到,赴这种比赛酒量的宴席绝不是一件乐事,只要你还讲信义、好冲动,必定要被放倒,只有那些冷面冷心冷静的人,才广能不被灌醉。而喝醉后的难受滋味,比感冒了难熬许多。我醉酒一次,脑筋要麻木起码一星期。但一上酒席,三杯下肚,便忘了先前的痛苦,总是像英雄一样豪饮,像狗熊一样醉倒。那些小官吏们,其实也想回家与家人一起吃饭,有兴时自随自便啜两盅,但他们身不由己。一方面他们因用公费吃喝、酒海肉山地挥霍浪费而被百姓诅咒,一方面他们又深受酒宴之苦。这大概是中国的一个独特矛盾。我想中国能够杜绝公费吃喝哪怕一年,省下的钱能修一条三峡大坝;能够杜绝公费吃喝三年,足可以让那些尚未脱贫的农民脱贫。这又是白日梦。能把月亮炸掉怕也不能把公费的酒宴取消,而这种现象一日不得到控制,百姓的口诽腹谤便一日不能止。
《酒国》中写了几位小官吏,我对他们表示了充分的理解与宽容。因为我深知,假若把我放在他们的位置上,我会跟他们一样。我经常想,能不能像朱元璋那样,把贪官污吏剥皮揎草,挂在公堂上,以警后任?我把这想法跟好友说,他们笑我幼稚。朱元璋剥皮揎草,也没制止王朝的腐败,我是太幼稚了。
当然,《酒国》首先是一部小说,最耗费我心力的并不是揭露和批判,而是为这小说寻找结构。目前这小说的结构,虽不能说是最好的,我自认为也是较好的了。语言也让我挖空心思。最好写的是酒后絮语,最难写的也是酒后絮语。如果读者能从这部书里读出一些不同于我过去作品之处,就使我欣然如醉了。
写到此处,这文章也该收尾了。但流连不忍离去,何故也?因为遗憾太多,过去五千年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几同一部酒的历史,酒成就了多少好事,也坏了多少好事。古人沉醉着,度过了多少峥嵘岁月,写出了多少辉煌诗篇,而我醉着酒,只写出了这冷眼文章。我想今后一定会有关于酒的巨著产生,我这《酒国》,不过是一声长啸而已,当有高啸如风者在后。
附注——
“苏门啸”,钱仲联注引《魏氏春秋》日:“阮籍……尝游苏门山,有隐者莫知姓名,有竹实数斛,杵臼而已。籍闻而从之,论太古无为之道,论五帝三王之义,苏门先生修然曾不眄之。籍乃吟然长啸,韵响寥亮。苏门先生迥尔而笑。籍既降,先生喟然高啸,有如风音。”
长啸自谓不凡,更有高啸在后。
一九九二年五月

文摘
版权页:

酒国

红姑娘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把它像子弹一样发射出去,正碰在餐桌第三层那盆仙人掌上。反作用力使它好像挨了仙人掌一巴掌,带刺的巴掌。丁钩儿感到一阵剧烈头痛,腹中热流绞动,形成无数湍急的漩涡,周身刺痒,起了一片片的风疹。它伏在他的头皮上休息,喘息着哭泣。丁钩儿肉体的眼睛恢复功能,意识的眼睛暂时昏迷,他看到了党委书记和矿长高举着酒杯,居高临下地看着自己。他们的声音宏大有力,在房间的四壁回响,声波如潮,好像浪花撞到礁石上又返回来,好像牧童站在山顶上对着远山呼唤羊群:咩——咩——咩——哗啦——哗啦——哗啦——
“老丁同志,其实咱们是一家人,咱们是一母同胞亲兄弟,亲兄弟喝酒必须尽兴,人生得意须尽欢,欢天喜地走向坟墓……再来……三十杯……代替金副部长……敬你三十杯……喝喝喝……谁不喝谁不是好汉……金金金……金刚钻能喝……他老人家海量……无边无涯……”
金刚钻!这个名字像一柄金刚钻钻进了丁钩儿的心脏,在一阵紧缩的剧痛中,他大嘴张开,喷出了一股混浊的液体,也喷出了一句惊人的话:
“这条狼……哇……吃红烧婴儿……哇……狼……!”
他的意识如同受了惊吓的小鸟一样飞回巢穴,丁钩儿胃肠绞动,苦不堪言。他感到两只拳头轻盈地捶打着自己的脊背,哇哇……酒……黏液,眼泪鼻涕齐下,甜的咸的牵的连的,眼前一片碧绿的水光。
“好点了吗?丁钩儿同志?”
“丁钩儿同志?您好点儿吗?”
“吐吧吐吧,尽情地吐吧,把肚子里的苦水都吐出来!”
“人类需要呕吐,呕吐有利于健康。”
党委书记和矿长一左一右夹着他,用拳头擂着他的脊梁,用宽慰的话儿、劝导的话儿喂着他的耳朵,好像两位乡村医生抢救一位溺水儿童,好像两位青年导师教育一位失足青年。
丁钩儿吐出一些绿色汁液后,一位红色服务小姐喂了他一杯碧绿的龙井茶,另一位红色服务小姐喂他一杯焦黄色的山西老陈醋,党委书记或是矿长塞到他嘴里一片冰糖鲜藕,矿长或是党委书记塞到他鼻子下边那个洞里一片蜜浸雪花梨,一位红色小姐用滴了薄荷清凉油的湿毛巾仔细揩了他的脸,一位红色小姐清扫了地板上的秽物,一位红色小姐用喷过除臭剂的白丝棉拖把揩了秽物的残迹,一位红色小姐撤了狼藉的杯盘,一位红色小姐重新摆了台。
丁钩儿被这一系列闪电般的服务工作感动得够呛,心里有些后悔刚才随酒喷出的过激言语,正想婉言弥补过失时,党委书记或是矿长说:
“老丁同志,您认为我们这些服务员怎么样?”
丁钩儿不好意思地望望那些花骨朵一样的嫩脸,连声赞叹:
“好!好!好!”
红色女服务员一定是久经训练,像一群争食吃的小狗崽子,或者像一群给贵宾献花的少先队员,一窝蜂拥过来,反正三层大餐桌上有的是空酒杯,每人抢一只在手,大的大,小的小,倒上红酒黄酒白酒,满的满,浅的浅,齐声嚷嚷着,声音高的高,低的低,向丁钩儿敬酒。

内容简介
《酒国》是莫言于1989至1992年全力打造的一部将现实批判锋芒推向极致,并在叙事实验方面进行大胆尝试和创新的长篇力作。在小说中,省人民检察院特级侦察员丁钩儿到酒国市调查一个特殊案子;但到酒国市的人没有谁能经得起诱惑,在权力、美酒和女人之间周旋的过程中,丁钩儿虽不断提醒自己不喝酒,最后却醉酒淹死在茅厕里。通过丁钩儿的故事,小说犀利地揭示了这个社会的可怕奥秘。与丁钩儿故事并行的是出现在小说中的作者与酒国市文学青年李一斗关于文学创作的通信,以及李一斗创作的小说作品;这些小说作品在风格上五花八门,堪称是小说文体的“满汉全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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