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步集续编.pdf

退步集续编.pdf
 

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一退再退,所为者何?退到历史深处,借一双眼,邀请我们更清晰地照看今日种种文化情境。
《退步集续编》与《退步集》相比,本书话题有所调整:教育、城市的议论相对减少,人文与艺术的剖析,相对增加。回顾往事,作者向历史借一双眼,试图更为清晰地审视当今文化的种种情境,于是谈鲁迅、谈文艺复兴、谈木心。

媒体推荐
“一路逃一路叫骂”的文字
——评陈丹青《退步集续编》

书评人 陈夏红

“我看不出我的言论给教育带来任何‘什么’。我只是逃开,同时叫骂几句,就像小时候在弄堂打架,打不过,一路逃一路叫骂,骂给自己听听,也骂给别的弱者听听……”陈丹青在回答记者关于他罢教事件的后果的提问时,如此答记者。(《退步集续编》,第320页)

不管陈丹青先生本人愿不愿意,当年的清华罢教事件都使得他本人成为一个“超级男生”,在媒体和网络多管齐下的爆炒下,陈丹青一边打理在清华大学的最后一届学生,一边通过约稿、采访、序跋、演讲、博克等等的形式“一路逃一路叫骂”。《退步集续编》便是这些文字的结集。

正如这本书的书名所显示的,这本“续编”与两年前出版的《退步集》可谓一脉相承,文章编排篇章有所调整,但实质的内容无非还是绘画、教育、影像、城市等等领域中的问题与思索。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读者还会看到陈丹青先生的《退步集三编》、《退步集四编》……如此“退步集”将成为陈丹青先生的专利,只要陈丹青一息尚存,“退步集”将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且,不管是“三编”、“四编”还是“绝编”、“无穷编”,所谈无非还是这些问题。

之所以做这种近乎无聊的预测,绝对不是缘于我对陈丹青先生的创造力没有信心,而完全是缘于我对中国诸多问题一再重复的厌倦与悲观。李银河先生在北方文艺版《王小波全集》序言中指出,王小波作品的盛行不衰“这个现象也表明,王小波批评的对象有些还活的好好的。当初,王小波的作品刚面世时,我就听到这样的说法:他们说出了我们想说的话。而到今天,这些话语、这些思想仍是我们社会所需要的。”事实上,不仅王小波的批判没有过时,李敖、柏杨的批判没有过时,就是多半个世纪前鲁迅的批判也没有过时。中国向来不缺乏积重难返的问题,亦不缺乏发现问题、提出对策的仁人志士,但永远缺乏问题的实质性解决。就我的个人观感,恐怕陈丹青的这些“一路逃一路叫骂”的文字,也不会那么容易过时,论者所批判的对象过去、现在乃至未来可能都会依然岿然不动,论者所弘扬的常识过去、现在乃至未来可能都会还是镜中月、水中花。未知陈丹青与广大读者以为如何?

阅读《退步集续编》的过程,一直是一个很沉重的过程。陈丹青身为油画家,总习惯拿禁锢艺术的种种“无物之阵”开涮,甚至所有的教育问题,终归都是由作者眼中艺术教育的失败引起。诸如我们对于民国艺术史的遗忘,诸如我们对艺术教育的异化,比如我们对于“文艺复兴”的误读……真可谓“问题一箩筐”啊。对于中国情况不清楚的读者,可能只是以为就艺术教育问题所在多有,而深谙内情的读者则明白,艺术教育的失败只是诸多失败的个案与缩影而已。至于失败的根源,作者也指出来了,即“学术行政化,考试标准化,教育产业化”。(第108页)只是在这个搬一张桌子都会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的年代,谁也不知道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面对堆积如山的问题而在解决方法上无计可施的时候,除了绝望还是绝望,这心情自然好不起来。因此我郑重建议读者,如果不想让心情变坏或者还得考艺术专业的本科、硕士、博士的话,最好不要再读《退步集续编》,否则人心坏了人心散了,与现行艺术体制同流合污的勇气就没有了。

当然值得指出的还有,《退步集续编》与《退步集》相比,新加了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作者谈鲁迅的文字,另一部分是作者关于同性恋的问题。前者如“笑谈大先生”、“鲁迅与死亡”、“鲁迅是谁?”;后者如“关于表达”之一、之二等等。关于鲁迅的几篇文字,与坊间所谓研究鲁迅的文字大不相同,读者可以开开眼界。作者自序云“管他有聊无聊,我的文字性格是常在调皮与认真、抵赖与招供之间,”这种我行我素多少成就了陈丹青的独立思考,而在全民皆犬儒的时代,这点独立思考的精神理应被尊敬。

我唯一的担心是,今年陈丹青送走最后一届学生而重操画笔之后,缺乏了对险峻环境的切身体验,是否还会有源源不断发现问题的慧眼?或者即便发现了,是否还有付诸于文字的热情?……说一千道一万,美术界多一个陈丹青不多,但是艺术界少一个陈丹青,恐怕所谓“文艺复兴”的希望就更渺茫了。

作者简介
  陈丹青,1953年生于上海,1970年至978年辗转赣南与苏北农村插队落户,其间自习绘画。1978年以同等学力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1980年毕业留校,1982年赴纽约定居,自由职业画家。2000年回国,现定居北京。早所作《西藏组画》,近十年作并置系列及书籍景物系列。业余写作,2000年出版文集《纽约琐记》,2002年出版《陈丹青音乐笔记》,2003年出版杂文集《多余的素材》,2005年出版杂文集《退步集》,影响巨大。

目录
岁阑闲谈
绘画
自我的纪念
回想陈逸飞
如何成就大师
悲剧与春梦
一时聚散

教育
一格一格降人才
致《新闻调查》
艺术学院与艺术教育
公事与私论
人与体制,体制与人
教育的现实与现实的教育
“师生关系”没有了

专题
写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作品展来华前夕
再谈文艺复兴作品展来华
文艺与复兴
笑谈大先生
鲁迅与死亡
鲁迅是谁?
我的师尊木心先生

杂谈
影像与城市
城市与想象
我只是偶尔潜回上海的丧家犬
我们远远不了解人性
历练与青春
羞耻与责任
历史背景与形象工程

博客选摘
快乐的奴隶
关于表达之一
关于表达之二
美国的老人
文化牌
文艺与草根
若无其事
五月日记
关闭博客的话

序言
看来卸去教职,一时不得闲。《退步集》付印两年来,杂稿积攒,又可以勉强凑本书,出版社那边是早在催促了。
班上的几位同学,今已毕业。论文答辩是排在去年最后一周末,漫长的陈述、提问、讨论、通过……待师生相偕走到校门口,暮色四合,告别走散,就像数年来的下课与下班。此前,离校表格早经填妥,我知道,这是在学校的末一回尽职了——单位走人,照例置饭局。先是系里做东,共三桌,随即慷慨激昂,相继发言,问中免不了吆喝灌酒,我竟索性醉了,吐了两口,还居然晕眩起立,喋喋胡说,同时脚下虚软着,迅速地想:能自己走出去吗 ?结果还好,和众人寒暄合影,握手如仪。不久院领导请客,座中有副系主任忻东旺。这老兄真是厚道人,趁着院长在,就二年级本科生迄无固定教室的旧案,陈情再三,一脸的急切,使我想起自己初来时的不懂事——如今我可练得很世故,单位里教学早已不置一词了。
接着是回请系中的老师,倒像年度聚餐,彼此说些同事们才会调笑无忌的话,哄堂大笑,问或无言。要说的,上回都曾说过、听过了,像我这样的走,什么意思都不好说,也说不好,笑话于是最相宜。共事七年,幸得同事长辈一向对我很宽待。再接着,是请当年力荐清华聘用我的袁运甫等几位老教授,饭桌上,也像大前年禀告去意,迟疑半天开不了口,临近席散,心里的歉意仍堵着,趁片刻静默,这才捏了酒杯站起来。
年关便这样过去了,连日好太阳。元月初,离校的手续得分头去财务科、人事处、外事办、房管科、教具组一项一项办,每个办公室暖意融融的,是清华校园那种六七十年代起造的灰砖老平房。走进去,总一眼看见几个盆栽停在南窗下翠绿着,枝叶舒展,盈盈然,n1不出名目,也不知哪位科员平时养着的。手续过程自然是客客气气,笑眯眯,签字、签字、签字,然后盖戳——那年来清华报到也暖冬,也是这几个办公室,科员则是另几位,同样笑眯眯——我看着盆栽们又是贤惠又乖顺的好模样,浴着京西太阳光。
是啊,单是盆栽也得有人好生供养着,体制怎能轻易改!只是那些天校园楼道里东张西望穿行着,竟仿佛闯入外单位:仅仅几天前不还在这里上班么?不料手续一办妥,眼前种种忽然就此退远、隔开、事不关己:原来会有这种感觉吗,我真暗暗惊讶自己的无情,而浑身是生命中大可承受的轻!、 专一僻静的绘画生涯,告别很久了。我所做的事,唯电脑里存一堆文件,每个小方块标着拼音字母“W”,下端是文件名。平时写写改改不觉得,到了要成书,才发现自己这样的不知轻重:早先的话题已嫌太纷杂,年来还居然好意思出面谈鲁迅,而且三篇,而且那么长……先前哪想到回国会来教书呢?结果辞职走掉;更不料此事演成社会话题,从此好像欠了前世的债,给舆论逼成“批评专业户”——为什么我要和当今教育过不去?因为糟蹋青苗、贻误将来。为什么我要指骂城市建设?因为摧毁记忆、人心迷失。但眼前的情境何其真实而庞大无边,这样子叫嚣,反倒如我诅咒的事物,无一例外地使诅咒者施行自我的毒害。那真是我该做的事情么?倘若旁观,我会起厌烦,因这样的角色其实上了道德正义的当,太看得起邪恶,同时,给沉默的大多数当戏看。
而各种话题只管不由分说递过来,写下去、写下去,也竟自以为是、自以为非,贸然拿去发表了:是我招惹还是在被招惹?是如今的言论空间稍许放宽,还是仍旧太少太可怜?或许都是原因吧,有些话题说说无妨,管它有聊无聊,我的文字性格是常在调皮与认真、抵赖与招供之间。偶或遭遇严肃的命题,虽则尽可能正襟危坐写写看,待完篇,始知事情大不简单。近时《南方周末》忽然讨论文艺复兴与中国,几位论者拉我凑点小热闹,才下笔,便发觉这话题动辄涉及偌大的社会与国家,以我的肤浅和业余,相配相宜么 ?即便有话可说,要说得诚恳说得对,委实很难。
近时我警觉到是在本行的岔路上越走越远了,沿途风景渐渐殊异而陌生,虽谈不上畏惧,步子好像得缓一缓,看看能不能回到仿佛起点的那么一种状态:怎样的起点呢,我心里有数,然而说不像。眼下是将积蓄的旧稿打发掉,给案头做清洁——读者与作者的关系常是误与被误,我如今被告知自己的文字有人读,包括审查机关。记者问:你对“言多必失”怎么看?不消说,我已失得一塌糊涂了。
看人失言,有快感,善心的读者则会替作者起忧虑。今年再供应一回这类琐碎的快感吧,只是很粗浅,也很有限:删是肯定要删的,零零星里手工活是理顺上下文,好比缝补丁,针脚细密,使今后连自己也不记得哪里曾经删。剩下的事,是选择图像往页码文字间配进去,那是我的快感,目下还不确定配置哪些图片。
书名,这回没得现成词语好借用,只得老老实实添两个字,叫做“退步集续编”。
2007年3月25日写在上海

文摘
插图

退步集续编

鲁迅是谁
鲁迅是谁?
写在鲁迅逝世七十周年
2006年10月14日在上海图书馆讲演

大家好:
这是我第三次谈论鲁迅先生了。每次都是又恭敬,又有点紧张。昨天特地剃了头,换双新皮鞋。我不会当场讲演,讲到鲁迅的话题,尤其郑重,总要事先写点稿子才能自以为讲得清楚一些。下面我按着稿子念,再作些发挥,请诸位原谅。



鲁迅先生的纪念会,七十年来不知开过多少次了。在中国,鲁迅至今是个大话题。
粗略说来,从鲁迅逝世的1936年到1949年,鲁迅话题为民族革命问题所缠绕;从1949年到八十年代初,鲁迅话题则成为准官方意识形态,在大陆无人敢于冒犯,在台湾被长期封杀。总之,“鲁迅话题”是百分之百的“政治话题”。
八十年代中期,鲁迅话题逐渐被移出政治祭坛,挪进学术领域;九十年代迄今,官方对鲁迅话题开始了沉默、回避、冷淡的戏剧性过程。二十多年来,举凡重要的国家话题和政府语言,不再能够,也不再打算从鲁迅那里搜寻任何说法,鲁迅话题的庞大利用价值似乎走到尽头,由“在朝”转向“在野”,随即在学界与民间展开“鲁迅争议”,王朔,是这场争议的发难者。
到了新世纪,“鲁迅争议”衍生了“还原鲁迅”的愿望。就我所知,不论是鲁迅的“捍卫派”还是“质疑者”,近十余年出版的鲁迅专著大幅度抛弃官方意识形态尺度,试图描述真实的鲁迅。旧史料出现新的解读,一些新的史料披露了。其中,最可注意的声音来自鲁迅后代:先有2002年周海婴回忆录《我与鲁迅七十年》,后有2006年海婴先生大公子周令飞同志在交通大学的一场讲演,这位鲁迅的长孙直截了当问道:“鲁迅是谁?”
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关于鲁迅最为激烈而讽刺的发问。这一问,宣告七十年来我们被告知的那位鲁迅先生,面目全非。



我们可能都会同意,几十年来,中国历史远远近近的大人物几乎都被弄得面目全非。而鲁迅的被扭曲,是现代中国一桩超级公案。从五十年“政治话题”到近二十年的“鲁迅争议”,中国毕竟有所进步了,今天,鲁迅的读者有可能稍微接近鲁迅生前的语境。
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的“还原”。
鲁迅先生的寿命是五十多年,他死后被政治化也有五十多年;鲁迅著作是一份遗产,被极端政治化的鲁迅是另一份遗产。鲁迅的幽灵、鲁迅的读者,七十年来始终在两个鲁迅、两份遗产之间游荡。
这是鲁迅公案的一面。另一面,我们看看西方。譬如但丁、蒙田、莎士比亚、歌德、黑格尔、托尔斯泰、尼采、马克思……都是巨大的历史公案、文化公案,他们在身后被不断解读、塑造、发掘、延伸。他们属于不同的国族和时代,但不属于政权;他们对文化与政治产生深远影响,但从未被现实政治吞没;他们的主张阶段性过时了,因为后人接续了他们的文脉;他们历久常新,因为他们早经熔铸为文化之链与历史坐标。
鲁迅身后的命运正相反: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头牌,但始终抵押在政权手里;他对现实政治其实毫无影响,却沦为政治符号;他被悬置,但难以过时,因为他身后既不曾出现,也不可能出现等量齐观的人物;因此他历久长在,不完全由于他著作的影响,而是最高规格的孤立状态;他的全集一版再版,但与当今文化难以建立活的关系——相比被封杀、被遗忘,鲁迅身后的命运与处境更其诡谲,更其悲哀。
七十年来,鲁迅墓前曾有无数革命者或权势者的鲜花,近二十年,煞有介事也罢,发乎内心也好,官方与民间不再主动拜祭。鲁迅清静了,不再被利用,也不再被供奉。这种暧昧的冷漠和前五十年炙手可热的“鲁迅政治”一样,都是反常与变态,是历史的冻结。目前这份已告冷却的鲁迅遗产,仍然是官方撤除之后的官方遗产。
九十多年前,鲁迅的大愿是“救救孩子!”今天,孩子们的命题可能是:“救救鲁迅!”



鲁迅身后的所有话题,是鲁迅先生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如果是鲁迅的问题,他的遗作俱在,要争议就争议,不愿读就不去读,无所谓还原不还原;如果这是我们的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还原鲁迅?怎样还原?有没有可能还原?
我想来想去,答案是:一,问题出在我们;二,鲁迅很难还原。三,要还原鲁迅和无数历史人物,有待于“我们”发生根本的变化;四,不论是良性的、恶性的、还是中性的,不论与鲁迅有关系还是没关系,这种变化的过程会很长——可能需要另一个七十年——但眼下这变化已初露端倪。
所以重要的不是鲁迅,不是还原,而是“我们”的变化。
以下试着扼要谈论鲁迅为什么难以还原,为什么这“难以还原”是我们的问题。最近,香港凤凰台就鲁迅逝世七十周年来访,给我一组关于鲁迅的质疑。有的早就听过,有的闻所未闻。记忆所及,仅举如下数端:
一、鲁迅的思想可以商榷吗?二、鲁迅的精神是否被继承?是否值得继承?三、鲁迅喜欢骂人,是否导致人们在“文革”中互相攻击斗争的恶习?四、怎么看待鲁迅认同“无产阶级专政”?五、鲁迅的名句:“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是否助长了中国人的恶?
在半小时访答中,我无能展开谈论,现在顺着问题想下去,我清清楚楚看见,问题在我们,在那份鲁迅政治的遗产。
其一,鲁迅可以商榷吗?这是典型的奴才思路,是极权文化才会提出的问题——所有人物与思想都可以“商榷”,理应“商榷”,但我不用“商榷”这个词,那是中国式伪争论的代用词,吞吞吐吐,躲躲闪闪。当“商榷”二字得以流行的年代,正是抹杀批评,禁止怀疑的年代。
其二,鲁迅的精神是否被继承?是否值得继承?我的回答是:假如鲁迅精神指的是怀疑、批评和抗争,那么,这种精神不但丝毫没有被继承,而且被空前成功地铲除了。我不主张继承这种精神,因为谁也继承不了、继承不起,除非你有两条以上性命,或者,除非你是鲁迅同时代的人。最稳妥的办法是取鲁迅精神的反面:沉默、归顺、奴化,以至奴化得珠圆玉润。
其三,鲁迅喜欢骂人,是否导致“文革”期间人们互相攻讦斗争的恶习?阿弥陀佛!这样的问题需要回答么?有趣的倒是看看别的国家、别的时代,文学家思想家怎样骂人——我不认为这是骂人,反而指为骂人者,真是一种骂。但既是谁都用这个词,姑且从众吧——太远的例子不去说,仅看比鲁迅略早、略晚,或大致同期的人物:有人问福楼拜最近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继续诅咒我的同胞,向他们头上倒粪便;托尔斯泰一辈子骂人,谁都骂,骂皇帝和教主,骂莎士比亚和尼采,骂前辈赫尔岑,骂老朋友屠格涅夫,当然,也骂他自己;尼采的咒骂则指向整个基督教世界,他说,天下只有一位基督徒,那就是耶稣,而“耶稣教”是两千年来欧洲最大的政治……在中国,应该为温柔敦厚的良人们编一册世界文豪骂人史,虽然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发生过“文革”,那样人整人。
这种人整人的恶习、模式、话语方式,在三十年代的左翼内部已经发难,成为五四百家争鸣的异化。八十年代出版了鲁迅论敌骂鲁迅的大部头史料,九十年代有一部书叫做《鲁迅:最被污蔑的人》,历历举证鲁迅被谩骂被围攻的史实。这里仅举一例,即在新中国文艺牌坊中仅次于鲁迅的郭沫若同志,即曾公然宣判鲁迅为“双重的封建余孽”。当郭同志出口定罪前,他自称几乎不读鲁迅的书。
其四,怎样看待鲁迅认同“无产阶级专政”?是的,我们这代人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子民。但不要弄错:从六七十年代的《红旗》杂志或《人民日报》通栏标题读到“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和二三十年代在秘密书刊以及文人写作中读到同一句话,是两种读法,两种后果,两回事。是的,鲁迅曾是左翼阵营的大将——在他的时代,世界范围激进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十之七八选择左翼立场,譬如法国人文人阿拉贡、西班牙画家毕加索、意大利导演帕索里尼、彼德鲁齐等等,不仅左倾,而且是准共产党员——当“双重封建余孽”鲁迅先生晚期靠拢左翼,摹写“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不是出于政治信仰,而是再三目击“无产阶级”青年肝脑涂地,被枪毙。但及早道破左翼内部的虚伪、狡诈、霸道、浅薄,同样也是鲁迅。为什么呢?
因为其五,鲁迅“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这句话居然“助长了中国人的恶”,且不说此话通不通,这是什么逻辑?莫非此后至今遍中国滔滔不绝的恶人们在作恶之前,都曾请教过鲁迅的著作么——恶意,分两种,一种是自知其恶,一种竟出于所谓“善意”,若是今天还有中国人以这样的“善意”去责难鲁迅,这善意,在我看来就是十足的恶意。
不过以上的问,以上的答,都愚蠢,那是一笔现代中国是非观的糊涂账,是不值一谈的常识问题。可资翔实对照的是鲁迅时代与我们时代的差异,这差异,才是还原鲁迅真正的难处。



以下粗略排列一组时代背景、社会指标与文化形态,借以提醒我们为什么难以还原鲁迅。
鲁迅青少年时期,中国有大清政府,有康梁乱党,有孙中山革命集团,有无数民间集社,有列国的殖民地。鲁迅壮年时期,北方是军阀政府,南方是国民政府,江西是苏维埃政府;而军阀在各省据有势力,国民政府曾分为宁汉政府,许多省份还设有苏维埃地下政府。到了鲁迅的中期与晚期,中国粗粗统一,但仍有南京政府与延安政府,抗战时期还有南京伪政府与重庆国民政府;而在鲁迅居住的上海,有日租界与法租界。
鲁迅在北京厦门广州上海时期,学界有前清遗老,有各省宿儒,有留日派、留英派、留美派、留德派等等,这些海龟派与今日的海龟派不可同日而语,各有真正的学派、主张和势力。政治流派,则先后出现过君主立宪派、共和派、保皇派、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还有无政府主义——在座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巴金”的笔名,就是取两位欧洲无政府主义者的中文译名:巴库宁和克鲁泡特金,他比鲁迅谈论“无产阶级专政”还激进,居然公开顶着无政府主义者的名,活了一百多岁——最近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一挡节目还公布了史料:虽然昙花一现,形同儿戏,但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中国的政党出现过上百个。
鲁迅的同学、战友、论敌,有的是国民党要人,如蔡元培和陈仪;有的是共产党要人,如陈独秀与瞿秋白;有的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如郭沫若与田汉;有的既是学者教授又是党国重臣,如胡适之;当然,自也有许多无党无派的文人。教科书总是凸显鲁迅年轻朋友中的左翼人士与共产党人,察看鲁迅通信的朋友,却有国民党军人如他格外溺爱的李秉中;有鲁迅为之谋职,解放后被镇压的国民政府县官如荆有驎;也有先左后右的青年,如选择台湾的台静农。鲁迅与好几位左翼小青年从亲昵到绝交,但与国民党军政界或右翼小朋友反倒未有闹翻的记载。鲁迅的外国友人,则有俄国没落诗人爱罗先珂,有美国左翼小子史沫莱特与斯诺,而内山完造与增田涉等等日本友人,非左非右,并没有政治色彩。
说到鲁迅与他同代人的交友范围,今天即便人脉最广,身份最特殊的角色,也不可能与社会身份杂异、政治立场截然对立的人群维持朋友关系或彼此为敌的关系。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朋友等同朋党,胡风集团、二流堂圈子,均曾获罪,关押自杀多人,株连千百。政治集团的类似案例更是不可胜数。八十年代迄今,则朋友关系大致是权利关系,或以升官,或以发财。相对纯粹的私人友谊勉强恢复常态,然而众人的出身、职业、观点或有差异,但我们全是国家的人,教育背景和整体人格,都是一样的。
总之,鲁迅与他同代人的政治与文化版图,鲁迅与他敌友置身其间的言行空间,以我们这几代人同出于一个模子的生存经验,绝对不可能想象,不可能亲历,不可能分享鲁迅那代人具体而微的日常经验——当然,我们几代人共享齐天洪福,免于三座大山的压迫,免于乱世之苦,其代价,是我们对相对纷杂的社会形态,相对异样的生存选择,相对自主的成长经历,迹近生理上的无知。
至于鲁迅的言论与思想,再早、再晚,都出不来。他的时代,是中国现代史国家祸乱与历史机会最为密集的世代,也是春秋以来唯一一次短暂的“百家争鸣”时代。倘若他被认为高于其他人,因为有其他人;倘若其他人不认同他,便说明那是群雄并起的年代。他身后被高悬、孤立,使我们只能仰望他一个。近二十年,那个时代与他对立的学说大约出齐了,然而最初的阅读形同烙印:我们读鲁迅在先,读其他人在后,听他骂人在先,得知骂他的文章在后。这种先后差异,不可低估。
但这些都不重要,真的要害,是我们几代人早已被塑造为另一群物种。我们的思维模式、话语习惯、价值判断及无数生存细节,几乎无法与鲁迅及他的同代人衔接对应。我们的困难不是不认识鲁迅,而是不认识我们自己。要还原鲁迅,恐怕先得借助鲁迅的生存经验,做一番自我还原。
譬如,鲁迅在中国数度迁移,但不必到派出所申办户口或暂住证;他与好几所大学有受聘解聘的关系,但从来没有一份人事档案尾随其后;他有身居高官的老朋友,但从未受制于任何单位领导;他被特务监视,但弄堂隔壁没有居民委员会;他的文章常被封杀禁止,但从未写过一纸思想汇报与书面检讨;他被多位友朋明攻暗伤,但并非出于卑怯的检举揭发;他被不同阵营污蔑围攻,但从未被国民政府“打倒”并发动全国性批判;他活在战祸频仍的时代,但从未领教过举国民众的武斗;他擅逃亡,但不是为了逃避隔离审查、监督劳动或遣送下乡;他活画出旧文人孔乙己的凄惨末路,但对学者教授沦为囚犯或贱人的经历毫无感知;他为我们留下永恒的阿Q,但绝不会料到到阿Q同志后来可能当上役使乡民的村长,甚至县长;他私通乱党,名列通缉,但从未被戴上一顶右派或现行反革命帽子,所以,他不知道什么叫做被平反的狂喜与委屈;许多人讥嘲他是位“绍兴师爷”,可他从未经手一件我们时代哪怕最卑微的“冤假错案”;兄弟失和诚然是他最难释怀的内伤,此外,要论无可申说的个人委屈和无妄之灾,他身后的大小文人都比他阅历深厚;晚期,鲁迅主动阅读马克思学说,但从未被命令以唯物主义检讨、修改以至公开否定自己的著作;不消说,他从未申请入党,从未听说全国文联与作家协会,从未被阻止或恩准阅读“内部文件”,从未由于行政级别分到或分不到一间住房,从未接受过哪位人事处科员的威胁或奉承;他的葬礼与为他抬棺的巴金同志的葬礼完全不同,不是国家操办;他被覆盖“民族魂”大旗的殊荣不是根据国务院或中宣部的指令;当国母宋庆龄与国师蔡元培以私人身份出席他葬礼时,伙同沈君儒章乃器等第三势力,而葬礼的秘密策划与公开策动,是当时的青年乱党如冯雪峰与大批左翼青年。这些人的政治身份与社会地位完全不同,却堂而皇之站在鲁迅的灵柩旁轮番演说,慷慨激昂,公然咒骂政府的无能与不抵抗。
对不起,还有:鲁迅生前从未见过粮票和布票。



所以周令飞动问“鲁迅是谁”,鲁迅怕也弄不清“令飞是谁?”——令飞与我同岁同届,我一见他,除了头十秒钟惊喜,旋即发现他是我的哪位中学同学。我在他脸上搜寻鲁迅,结果读到所有老知青的心理与生理密码:十六岁我下乡落户,在赣南零上四十度的酷暑中割水稻;他十六岁当兵,在东北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站岗;八十年代我去了纽约,他去了东京;在台湾,我有一位爷爷,他有一位太太,当初他俩在东京向中国大使馆与台湾办事处申报婚姻,两边的官员均不敢作主成全这对政治鸳鸯……反正令飞同志的成长与他祖父没有任何相似之点,却和我出奇地相似。
我也见到令飞的爸爸。多么熟悉的老上海人。在他的回忆录中,许广平先生晚年经历了所有国家高干的悲喜剧,那是由人事处、房管所、中央领导以及历届运动编写的曲折剧情。假如鲁迅先生半夜敲门回家,海婴母子必须花费无数口舌才能使鲁迅听明白——只有一部分故事早已为鲁迅所熟悉,那就是左翼分子的上纲上线、弄权整人。但他绝对想不到当年左翼小圈子的争斗,日后竟扩大为神州大地数十年斗争生活,其中,单是“气宇轩昂”的左联“元帅”周扬同志当了文化部长,六十年代又遭报应的个案,就会使他大开眼界。
这就是鲁迅决定拯救的孩子们。调动他平生所有经验,他也弄不清这些孩子玩的是什么把戏。
七十年历史,是我们与鲁迅成为彼此的异类的历史。今天不论怎样谈论鲁迅、阅读鲁迅,我们的感知系统或研究手段,其实都很难真的奏效。在我们的上下周围,鲁迅那样的物种灭绝了——岂止是他,伟大的早期国民党人,伟大的早期共产党人,伟大的革命者与启蒙者一代,在今天的人群与人格类型中,消失净尽——而在鲁迅的时代,这些人不论为敌为友、为官为匪,但他们的伦理道德血脉教养,个个跨越唐宋,上溯先秦,同时,他们是中国第一代世界主义者,第一代现代民族主义者,第一代新型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
或曰,难道时代没有进步吗?大大进步了。“革命前辈的鲜血岂能白流!”我相信诸位不会误解我在夸大过去,贬低今天。事物与人物需要比较,至少,一个物质的现代化中国足使鲁迅目瞪口呆——鲁迅早年在北平穿着单裤过冬,无缘享受空调;鲁迅坐车有感于道路颠簸,无缘驰骋高速公路;他主张抛弃毛笔,可未曾梦见电脑;他晚岁收藏不少《世界裸体美术全集》,可惜看不到今日的超短裙……一个价值迷失的中国也足使鲁迅与他的敌友哑口无言。不过他早经预先绝望过了,好像知道将要认不出未来的中国,他说过,未来是坟,坟的未来,无非是被踏平。
西方人物的身后命运怎样呢?譬如,启蒙运动确实塑造了今日西方,尼采果然标举了新型知识精英的立场,马克思大大颠覆了资本主义。然后,启蒙先贤、尼采学说、马克思主义不断被后代展开、追问,并持续超越。当列维?斯特劳斯怀疑晚辈福柯或德里达的学说时,他知道审慎而准确地用词;巴特出道之书《写作的零度》旨在与长辈萨特辩难,而他最后著作《明室》的扉页,题写向萨特的《论想象》致敬……十倍百倍于鲁迅耗尽心智的文化论战,在西方从未停止,那种激烈、深度、不苟同,尤其是丰富的建树,远远超过鲁迅与他的敌友。在西方,文人从未被打倒,而是被质疑;从未被神化,而是被纪念;从未被架空,而是实实在在地被试图理解、被持续研究。我所亲见的西方人谈起先贤与哲人,并不大惊小怪,只是平静而诚恳的尊敬。
我们只有一位鲁迅。当我们这代人被纵容阅读鲁迅及不准阅读胡适,乃出于同一的缘由和性质。而鲁迅死后,他的价值追求便被成功地窒息:或者割裂、或者歪曲,休想继续传递、提升、展开。他的大半命题在今日中国远未过时,却被迫停在过去时。同时,那份政治化的鲁迅遗产以不可抗拒的方式灌输至今,看不出停止的迹象——在中国,鲁迅和马克思各有分工:鲁迅专门负责诅咒万恶的旧中国,马克思专门负责证明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而今“与时俱进”的国情又将鲁迅和马克思的脸涂得又红又白,他们仍然被孤零零吊在中国现代史上空,既当圣人,又做恶人:不是吗?今日千千万万中学生大学生对马克思或鲁迅敬而远之,又不得不与之周旋:他们年年必须背诵马克思教条(俗称“马概”)以便通过政治考试,又年年被迫阅读鲁迅并书写读后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鲁迅有哪些价值?孩子们根本不在乎。在今日知识谱系中,马克思与鲁迅被重视的程度是半世纪以来最低点,除了屈就而厌烦,年轻人对他们没有尊敬,没有爱。
这也是为什么维护或质疑鲁迅的种种絮叨,均难发生真的影响和说服力。我们既难消除鲁迅,也难以挽救他,他在我们够不着的某处,他甚至不属于自己的血亲:当周令飞问道“鲁迅是谁?”我猜想,他愿意强调的身份并非仅仅因为他是鲁迅的孙儿。他与父亲在家里提起祖父,恐怕不常称之为“爸爸”、“爷爷”,而是直呼“鲁迅”,正像七十年前周作人指着自己妈妈说:“这是鲁迅的母亲。”
说来不仅是令飞的祖父,五四前后的重要人物都被架空了、作废了: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梁漱溟、马寅初……这份名单顶多进入学术研究,不再发生温热,投射光芒。他们的命运模式是这样的:先是失败的历史英雄,接着,空留英雄之名而遭遇历史性失败。
“鲁迅话题”不能只谈鲁迅。只谈鲁迅,将会加深他的孤立,使这孤立更精致,更难以把握,“鲁迅研究”本该是文化研究,然而我们时代货真价实的文化在哪里,拿什么去研究鲁迅——当海涅对歌德微妙地不敬、庞德改动艾略特的诗章、巴特评析纪德的文体、纪德发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度、博尔赫斯偏爱叔本华的哲学、昆德拉分析贝多芬的乐谱,他们不必顾虑种族与时空的阻隔,因为他们当然地属于同一的、有效的欧洲人文大统,不曾迷失于历史谎言,更不会在历史断层的深隙中,坐井观天;当以赛亚?柏林大范围质疑启蒙遗产,并居然从康德的线索中清理出民族主义信号时,他是在挽救并丰富前辈的学说,而他纵横检视古希腊迄今的思想遗产,乃基于对西方文化版图足够的资格与确信。
我们有这样牢靠的资格与确信吗?
10月以来,鲁迅逝世七十周年似乎成为媒体与社会一组相对自发的话题,看过去显然不是官方纪念的老花样。可喜的是,当今中国莫可名状的文化形态,其表层,稍微有一丁点接近鲁迅时代的意思了:知识景观逐渐铺展,言论空间有限豁裂,开放的国策不容逆转,旧有意识形态在年青一代相对失效。总之,这都是好消息——不是对鲁迅的好消息,而是对于我们。
最近我收到几家媒体关于鲁迅的问题,重复道:我们为什么还要阅读鲁迅?我的回答是:一,不必勉强。当年《呐喊》《彷徨》再版时,鲁迅就不愿意,说不要用他阴暗的念头影响小孩子。二,七十年来的历史剧情是我们解读鲁迅的珍贵资源,因为他的光焰需要我们世代作有效的映衬。换句话说,第三,鲁迅早将自己烧毁了,他的价值可能照亮的,应该是我们——我们愿意被照亮吗?
回到这篇讲稿的题目:“鲁迅是谁?”我愿去掉“鲁迅”两个字,改成“我们”。

内容简介
《退步集续编》由近两年陈丹青的杂文、演讲、博客、采访汇编而成,与《退步集》在体例上接近,既有对教育体制的系统剖析,也有对“文艺复兴”的借题发挥,还有三篇关于写鲁迅的杂文。责编陈凌云说:“读《退步集》时,能感觉到陈丹青的一腔热忱,文风犀利老辣轻快,是一个提问者的姿态。但到了《退步集续编》,他不仅提问而且试着回答,尤其是对于一些具体的问题有些篇章显出用力过猛,这可能源自他逐步对国内现世的了解。另一个感觉是陈丹青缺少对话者。”
与《退步集》相比,本书话题有所调整:教育、城市的议论相对减少,人文与艺术的剖析,相对增加。回顾往事,作者向历史借一双眼,试图更为清晰地审视当今文化的种种情境,于是谈鲁迅、谈文艺复兴、谈木心。
[本书看点]
出国后,时时事事提醒我常识与记忆……
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委实太繁,不清除,全都沉甸甸地揣着,我们背得起么?
认识文艺复兴艺术是没有尽头的过程。每一过程都珍贵,都无可替代。
我常说,留学不值得骄傲,那是悲剧。胡适七十年前就写文章说留学是国耻。到今天,这种状况有多大改变?
留学的悲剧还在于精英外流,回来了,又和本土国情发生种种价值观冲突,这种冲突十之有九以妥协或失败告终。

一退再退,所为者何?
退到历史深处,借一双眼,
邀请我们更清晰地照看今日种种文化情境。

陈丹青:我做的事情都是要犯众怒的
陈丹青:写《退步集》时,是捶胸顿足状,写《退步集续编》则是扯鸡毛,扯掉一根是一根。

购买书籍

当当网购书 京东购书 卓越购书

PDF电子书下载地址

相关书籍

搜索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