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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旧山河》编辑推荐:刀尔登的文章好读,不单是因为道理澄明,还因为文字筋道。正如一件好衣服既要款式好,也要面料舒服,好的文章既要有道理,也要文字美。《旧山河》颠倒看历史,刁钻说古人,是可以“解毒”的中国历史读本。《旧山河》实在探究被正史遮蔽的洋面下的冰山真貌。宗鲁迅惟妙惟肖,兼有李零之“文”、王小波之“武”。文字精炼、寓意刁钻,刻薄得让人感觉酣畅淋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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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尔登的文章好读,不单是因为道理澄明,还因为文字筋道。不徐不疾,完全没有时下愤青的燥热感,更没有当今文人们纷纷引以为豪的市井气,好像他所置身的环境对他的文风与思维方式毫无影响,似乎他不是“红旗下的蛋”。
——刘瑜(《民主的细节》作者)
刀尔登不按常规出牌,犹如他的文风:从容,收放有度,不铺张,见好就收。且选题和角度都很刁,常被误以为是深刻。其实他追求的不是深刻,就是刁。
——徐晓(《半生为人》作者)

作者简介
刀尔登,本名邱小刚,曾以“三七”的ID在网络论坛走红。1964年生于沈阳,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居石家庄。已出版作品《七日谈》、《中国好人》、《玻璃屋顶》等。

目录

鸿罹
摸—烟—兔
李贽的自由
有电报机的成吉思汗
怎么办
鲋人
无名英雄
亚战争
三星期
一网不捞鱼
至今犹忆鲍敬言
躲不起
匹夫不可夺志
悖入悖出
贾谊吊屈原
数典忘祖
诗礼发冢
黄帝的子孙
知其不可而想之
救星魏忠贤
菜刀公孙弘
恶之华
一日快活
性格决定命运
知所炯戒
寓禁于征
恨无王陵母
胡化
愚昧也是力量
以己之恶,成人之美
莫入冤谷
纣之不善
自己靠不住
一毛
游刃
秀才,奴才,董其昌
移羞做怒
吴三桂的信
百姓不仁,亦以圣人为刍狗
果然名教罪人
生命在于运动
卿本贼人
以师为吏
彼此即是非
此一时彼一时
世风越俗,雅人过得越好
生女必强撼
制造小人
人心唯危
皇帝也有可爱的
放纵的权利
打严嵩
凡忠必愚

序言
红旗未曾下过这只蛋
刘瑜
中国历史我读得很少。当然最主要是由于懒散,但隐隐一直还有一层原因,就是中国史的写法—无论是古代的正史,还是当下的戏说—大多充斥着那种“皇上听了奸臣的谗言,杀害了忠臣,然后王朝就垮了”的脸谱式历史观。我不相信历史靠“忠”、“奸”二字可以得到解释,事实上我觉得“忠”、“奸”式历史观背后包藏着很坏的政治观—这种历史叙事里既缺少“限制权力”的意识,也没有“个体权利”的位置。所以潜意识里,我一直认为国史读得越多,脑子坏得越快,就像一桶牛奶里含有三聚氰胺,喝得越多中毒就越深。逃避读国史,部分是出于精神上的自我保护。
但读刀尔登的文字,我却没有戒备之心。在我有限的阅读体验里,这是难得的不含三聚氰胺的中国历史。岂止无毒无害,里面还加了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与网上很多资深的“三七”粉丝不同(刀尔登原来的网名叫“三七二十八”),我并不知道刀尔登在网上早已享有盛名,更不知道他象征着某种隐秘的阅读品味。我孤陋寡闻,知道刀尔登不过一年左右,还是蹲在厕所里读《新世纪》的专栏偶然撞上的,撞上之后立刻决定不上厕所了,开始搜寻他更多的作品。
在我眼里,学历史的人,专业学者也好,发烧友也好,学“进去”的多,学“出来”的少,刀尔登却是少有的学进去又学出来的人。学进去的人多半喜爱钻研史料,泥牛入海一去不返,尤其热衷于和其他学进去的人PK谁掌握的史料更偏僻细致,郑和下西洋的船舰到底长、宽多少米,《吕氏春秋》里第十行第三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哪些古代诗人使用过“自由”这个字眼……学历史学到这个份儿上当然不易,但对于我们这些历史知识少得可怜的人,读这样的历史基本上和围观杂技表演没什么区别,看的就是个惊险。不过,技术精湛固然令人叹为观止,但要说那样的杂技表演对于我们理解历史乃至理解我们自己有什么用处,好像也说不上来。而刀尔登能钻进浩渺的史料,又从里面钻出来,用反思的眼光去看待历史的波涛汹涌。
所谓反思的眼光,就是从那种“见王朝而不见国,见国而不见民,见民而不见人”的忠奸观抽离出来,重新诠释中国历史中被颠倒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集体与个体的关系、道德与制度的关系。讲东林党之痛恨阮大铖,刀尔登说中国历史上这种长盛不衰的“捉坏蛋运动”,原因并不是什么“君子小人无两立之理”,而是缺乏制度想象力的儒士们要为政治失败寻找替罪羊。 讲孟子的民意即天意,他提醒读者,“别忘了,孟子书中的民,只能集体地做两件事,一个是等,‘若大旱之望云霓’;一个是列队欢迎,‘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说到皇朝绵延不绝的统治基础,他指向东汉以来地主阶层的儒化,“土财主派儿子去念书做官,白胖胖的一个孩子出去,回来已变成儒士”。讲传统政治中“教化”之功效,他拿历代农民起义军的残暴程度相比,“讽刺的是,古代中国,一直以教化人民为任,何以越教越坏呢?”讲知识分子们的亡国之恨,又说:“在平民看来,顺康年间,除了头顶上多根辫子,生活和从前,也没很大的不同,风俗依旧,人伦依旧,豆腐也还是原来的味道。”这样的“修正主义”历史,在我这个无可救药的个人本位主义者看来,才不至于读坏了肠胃。
当然刀尔登的文章好读,不单是因为道理澄明,还因为文字筋道。正如一件好衣服既要款式好,也要面料舒服,好的文章既要有道理,也要文字美。优美的文字有音乐感,刀尔登的文字就有这种难得的音乐感:有节奏,不徐不疾,完全没有时下“愤青”的燥热感,更没有当今文人们纷纷引以为豪的市井气,好像他所置身的环境对他的文风与思维方式毫无影响,似乎他不是“红旗下的蛋”。前一段,刀尔登刚出了一本又古怪又雅致的小说,叫《七日谈》。读完之后,我觉得这书完全不像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的人写的,倒像是一个活了一千年又在沙漠里修行了一千年的老头突然开口说的话。大约历史读多了,人的自我评价和自我要求的尺度就不再是当下。“此时此地”对于他,无非是游荡于古今中外的旅途中暂时寄存自己的柜台而已。
据说刀尔登当年北大毕业后,主动放弃了在北京工作的机会,回到石家庄。在石家庄工作数年后,又放弃了体制和单位。如今虽然以写文为生,但似乎也不混任何“文人圈子”,自己跟朋友喝酒下棋。有人说他是“隐士”,我却不觉得他有要成为一个“隐士”的刻意,也没有“隐士”们那种自我陶醉的表情,无非是找一个舒服的姿势活着而已。一个人从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这种能力很是让我嫉妒,但我同时也高兴他找到了自己的“合理生活”。大约只有“合理生活”的人才能写出这么从容的文章,自己愉快,也让我这样的读者愉快,那种走在一个初夏的黄昏,微风迎面吹来,空气中有暗香浮动的愉快。
2011年11月于北京

文摘
版权页:

旧山河

一日快活
北齐权臣和士开,曾经劝皇帝多玩乐,少操心国事,说:“自古帝王,尽为灰烬,尧、舜、桀、纣,竟复何异。陛下宜及少壮,恣意作乐,纵横行之,即是一日快活敌千年。国事分付大臣,何虑不办,无为自勤苦也。”
奸臣说的话,当然是错的。但在那个时代,从正统的立场出发,要批倒批臭和士开,也不似想的那么容易。因为一旦话说到尽头,和士开只要轻轻一句,就能把正统人士噎住。他需要说的只是:人死万事休。
正统的老祖宗孔子,不愿谈生死问题。他老人家也重丧葬,也谈一点鬼神,那只是对习俗的让步,而非哲学的立场。孔子对死亡的哲学立场,隐藏得如此之深,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怀疑,他究竟有没有这样一种立场。如果有的话,也许是不可知论吧。幽明永隔,死生在孔子那里是悬而未决的事,而他的后学如此之懒,这个问题就一直那么悬着。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这既是正确的生活态度,也是对问题的一个搪塞。生活中的问题尚难以穷知,死的事,自然可以无限期地推后了。所以儒家对生死的讨论,止于死前的瞬间,无论是成仁,还是取义,是把死亡当做价值问题来处理。他们喜欢谈的是不朽,这不朽并不涉及灵魂,只是声名的不朽,也就是道家人士讽刺的“死后之余荣”。
道家是从儒家内部成长出来的,和儒家一样,都不太相信鬼神之说。道家的齐死生,大意就是说生并没什么特别的意义,死也就不是什么特别的丧失意义。儒家死生观的内在迷惑,在道家这里更明显,因为道家喜欢琢磨终极问题;这一琢磨,难免要自相矛盾,最简单的例子,是他们一边说“不知悦生,不知恶死”,一边又要长生久视。
道家说得高妙,但要做起来,无比之难。那些宣称物我两忘、不知生死之别的,在我看来,或者是幻想者,或者是受了药物的影响。我在酒喝多了,或者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之后,也曾有过些奇思妙想,可惜神志恢复之后,依然俗物。
上古传下来的风俗,是信鬼神的。成长在风俗之中的古人,要彻底地不信邪,并不容易。但儒学内在地是一种无神论,当它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强之后,对身后事毫不操心的人士,层出不穷。慕俗的,一旦日暮途穷,就要倒行逆施;向雅的,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世。如和士开者,只是其中之一。比和士开小不了几岁的颜之推说:“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说得很好,但为什么呀?经不起追问。
古代普通人的生死观是本糊涂账,风俗持此,朝廷持彼,教书先生又有自己的主张;和尚这么说,道士那么说,谁的话也不敢不听。家里有鬼,山上有神,哪个也得罪不起,所以进庙烧香,入观求签,还有几百个杂神,都得磕头,宜乎古人之半月板容易受伤也。既有勇气又有脑筋的,直起膝盖,什么也不信,连“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也不信了,其中的不道德者,难免与和士开一样,“一日快活敌千年”。
儒家,至少在用道德感强行部勒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苦恼,道家不受这限制,便有人主张:“欲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饮,力惫而不得肆情于色,不遑忧名声之丑,性命之危也。”这是《列子》中的名言,和士开说的话,不过是它的翻版。
《列子》中还讲,“死后之名,非所取也”。其实,身后的毁誉,并不是黑黑白白的事。和士开之死,是他做坏事太多,得罪了好多人,最后这些人联合起来,发动了一场小政变,把他杀掉了。我最近在乡下见到和士开的墓志,述及他的死,是这么说的:
“而天临恍惚,神听廖寂,未极忠贞之福,遽见朝野之悲。……天子辍县罢膳,永悼于怀,褒贤笃终,礼超恒数。”
这墓志也讲了一点他祖上的事。从这篇墓志,以及几十年前出土的和士开叔祖的墓志来看,这一家子完全就是一门忠烈。墓志都是讲好话的,不足为怪,也许应该注意的,是古人顾及身后事的一大动机,是在家族之中。祭祖的传统,要比祭圣人的传统持久,便在“文革”当中,好多人还在偷偷供给祖先血食,至于圣子有没有猪头肉吃,倒无人过问了。
要是家族感也消失了呢?对和士开这样的人,如何教化,如何劝善呢?道德的力量是强大的,但如果道德的基础只能向社会中寻,必有在人心中失效的时候。我们无法统计,在某个时代,有多少人完全挣脱了美德的羁束,只是因为不得已才遵守一点社会规范;我们只知道,儒家后来也意识到理论的失效,转而求助于人的自省,相当于在说:我讲的,你自然是不信,但你可以反诸内心,看看是不是有一点良知在那里呀。
也许有,也许没有,就看从哪儿找了。
性格决定命运
刘备死后,诸葛亮一心一意地在成都替刘氏看家。不到五年,他就坐不住了。如果允许对古人的心思胡乱猜度的话,我会想,诸葛亮不计成败地北伐,一大原因,是要回避皇帝刘禅。刘禅对诸葛亮又敬又怕,敬也罢了,这位相父智逾周公,自己的德才,怎么掂量也不及成王,能不“严惮之”?诸葛亮坐成都,刘禅吃也不敢吃,玩也不敢玩,束手束脚,着实没什么风光。诸葛亮自己也别扭,做臣子的令皇帝怕,岂是长久的事?虽然眼下君臣情笃,但日久天长,必生龃龉,有道是距离产生美,不如离得远些,君臣两便。
建兴五年三月,诸葛亮进驻汉中。从此,到七年后病逝五丈原,他再也没有回过成都。其五次北伐,七番用兵,岂能撼动曹魏?这一点,以他的智力,不会看不出来。所谓尽人事以听天命,天命如何,诸葛亮心知肚明,那么剩下的,只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在公而言,不愿效公孙述之坐以待毙;在私而言,要以死于王事为自己的结局。
那么,回到那个老问题,诸葛亮为什么不赶下刘禅,自己当皇帝?刘备临死的时候,已说过“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遗命在耳,诸葛亮此时“夺了鸟位”,也可以说是“奉旨篡汉”,有何不可?诸葛亮虽然忠诚,并不愚蠢,如果事皆可行,区区一个“忠”字挡不住他。那么,不可行的是什么呢?
诸葛亮清楚,自己不是当皇帝的材料。我们看他的《诫子书》,“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云云,知他的性格,多内省而自敛。这样的人,当当丞相是可以的,要做开国皇帝,就差得远了。
皇帝并不像咱们想的那么少。从秦始皇开始算,中国称过帝的人,可能成千上万,特别是在乱世,夥涉为王者,遍地都是。只是绝大多数,顶多算山大王,或山皇帝。最寒酸的一位,只有两个臣民,一个是宰相,一个是大将军。文武夹辅着,这个皇帝去讨正宫娘娘,半路上被人捉起,国祚不永,亦云悲哉。
这么多皇帝,分为两种,一种是继承人,一种是创基人。普通人生而不是现成皇帝的子侄,要创造幸福,只有靠自己。其中很要紧的,是胸有大志。当年刘邦去咸阳公干,看见始皇的排场,说:“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看到始皇南巡的威风,对他叔叔项梁说:“彼可取而代也。”另一位陈胜,年轻时在田里做工,便怀鸿鹄之志。他有名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实在是帝制时代的最强音。
刘备之有大志,从一点上就看得出来:他自称是汉朝的宗室。诸葛亮呢?从小就没这种志向,等到做了丞相,有了大权,现要立志,来不及了。
仅有志向还不够。要做开国皇帝,最要紧的素质,是性格中的某种因素。比如刘邦的时代,大家平起平坐,你是枭雄,我也是枭雄,凭什么你不听我的,我倒要听你的?刘邦性格最突出的一点,是盛气凌人,当亭长时,对属吏“无所不狎侮”,当上了王公,待人更是无礼,呼喝下属如小儿。人性的弱点,是屈服于强者,投靠于强者。而强者的强,并不总是在智力和势力的意义上,多数时候,还是性格决定命运。陈胜称王,而吴广为假王,二人的高下,只在性格。和刘邦一同起事的,还有萧何、曹参,这二人论才论德,都比刘邦高,而一为主上,一为臣下,就是气势之别。
社会学家有研究,人们说话,一部分是在交流信息,另一部分,是在控制与接受控制。普通人说话办事,多少总要为对方着想一下,真正的强人,从无这种忌讳。他们知道,只有自己多占一步,才谈得上让别人让步,而所谓皇帝,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人对他让步。在人类的原始时代,可能曾有那么一个阶段,领袖是力气大或岁数大的人,而自从政治权力一出现—一开始是神权,社会就被那种性格的强者领导了。
比刘邦更好的一个例子是朱元璋。刘邦为人大度,是个不错的领袖。朱元璋凶狡猜忌,然而为开国皇帝,他性格的强悍,实有过于刘邦。我们看他,只识得几百个字,就随意论衡文事,评点诗文,上达圣贤,下及群臣,仅此一项,便可知道他的自信,非常人所及。你可以叫它勇气,也可以叫它厚颜无耻。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人当了皇帝。
诸葛亮,自然也是性格上的强者,但还不够强;能驾驭人,但心有顾忌,而未能全心投入驾驭人的快乐中去。所以他当不了皇帝。
宋儒程颐曾有高论,说不是高祖用张良,而是张良用高祖。这个是儒生自解的话—虽说互相为用,但论其始末,怎么也是皇帝用臣下,臣下为皇帝所用。但程颐又说,高祖与群臣,只是以力相胜,力强者居上。这个就说得很好。人在社会中的力量,手足居末,头脑居次,性格居首;所以第一要务,是找到性格比你弱的人,驾驭他们。能驾驭几百个,就可以纵横一方;如能驾驭亿万个,那么,恭喜陛下。

内容简介
《旧山河》是刀尔登的历史文化随笔集。《旧山河》以另类的視角和犀利的笔触,重写历史中的各色人物和轶事,见人之所未见,引领读者去思考中国几千年的文明给中国历史、给国人,乃至对当下带来的影响。《旧山河》作者刀尔登的文风从容、收放有度,不铺张,见好就收,常被误以为是深刻,其实他追求的不是深刻,就是刁。“在平民看来,顺康年间,除了头顶上多根辫子,生活和从前,也没很大的不同,风俗依旧,人伦依旧,豆腐也还是原来的味道”。
“土财主派儿子去念书做官,白胖胖的一个孩子出去,回来已变成儒士”。
“家里有鬼,山上有神,哪个也得罪不起,所以进庙烧香,入观求签,还有几百个杂神,都得磕头,宜乎古人之半月板容易受伤也。”
刘瑜在给《旧山河》写的序中说:“这是难得的不含三聚氰胺的中国历史。岂止无毒无害,里面还加了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在学历史的人中,刀尔登是少有的学进去又学出来的人。刀尔登能钻进浩渺的史料,又从里面钻出来,用反思的眼光去看待历史的波涛汹涌。所谓反思的眼光,就是重新诠释中国历史中被颠倒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集体与个体的关系、道德与制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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