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眼睛看世界:一个民主小贩眼里的世界.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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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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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眼睛看世界:一个民主小贩眼里的世界》作者用最生活的眼光、最普通的事例,阐释民主、自由、平等是如何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体现的。通过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分析评论,指出支撑民主制度得以建立、维持和运行的各种因素,以及使其得以生长的社会民情。

媒体推荐
杨恒均所见所闻所思所言,从心中流出一篇篇优美、睿智、自然、来于生活又富有机锋的博文,被众多网友粉丝昵称为“民主小贩”。好一个吆喝民主、呼唤宪政的“民主小贩”!当今中国不正需要更多的杨恒均,更多的杨恒均式的博文,来推动政治体制的改革么!
——周瑞金(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以“皇甫平”笔名撰写一系列关于中国改革文章闻名于世)
相比于制度建设,老杨头更关心活生生的个人对于民主的体验。他不讲尘封的理论,也没有冲锋陷阵的激烈,只是通过自己真实经历过的事实,讲述一些涉及每个人生活的规则和道理,以实现素朴的启蒙,一点一滴,聚沙成塔。
——信力健(教育家、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时评专栏作家)
杨恒均博士的文字一向是平和的,能够洞悉人心人性,对于一切关于民主的是非曲直,总是先从自身利益开始谈起,即民主对于“我”自己,对于我们每一个平凡的人意味着什么,而不是像某些专家一样通篇大道理,专业名词一大堆,动不动就上升到国家民族的大战略。杨博士的文字契合的是每一位普通人的心灵,这就是如此吸引我的原因。
——网友Tassdars
可能还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像老杨头这样把民主、自由、理想、价值讲得像邻居大爷和你聊家常一般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老杨头的文章适合所有迷茫或者麻木没有理想的人阅读!
——网友chunwan

作者简介
杨恒均,1965年生于湖北省随州市。复旦大学法学学士,澳大利亚新兰威尔士大学文学硕士,悉尼科技大学博士。1987年至1997年,分别在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海南省人民政府、香港中资公司工作。1997年到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从事国际战略问题研究,2000年在华盛顿和悉尼从事国际问题研究。2004年出任恒远集团副总经理。2004年开始写作,著有小说“致命”系列三部曲、评论集《家国天下》以及数百万字的杂文、时评等。目前定居广州。杨恒均博士以独立思考和严肃题材写作著称,才华横溢,粉丝无数,被读者亲切称为“民主小贩”,拥有极高声誉。

目录
序言 越民主越好吗?
政治篇 有病,治病
给我们八分钟,我们给你八年
伊拉克的民主出了什么问题
美国选民只关心经济议题吗?
CNN 为什么那么爱国
马桶上的政治
谁有资格代表总理
中文好的澳大利亚总理为何读不懂中国
换裤子的时间澳大利亚就可以换一个总理
对华外交怕中国
崛起了怎么再谦虚
别了,穆巴拉克们!
美国将军因言论自由而到白宫作检讨
社会篇 现实照进梦想
不给肉吃,老虎还怎么猛
谁为绝望买单
美国是如何解决春运的
要社会还是要政治
抗灾不是歌功颂德
开启“民智”不如开启“官智”
民生篇 动什么,不能动民众
全民医保太“恐怖”
食物还是出口的好
在中美两国开车,不是堵与不堵
穷人心理都不正常?
民众是什么级别
都是“弱势群体”惹的祸
教育篇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噩梦
西方教育让儿子失去了“理想”
最牛的价值输出——高考噩梦
我对儿子讲我们是少数民族
我们需要家长,但不需要大家长!
钱学森的最后提问
美国家长为啥不愿意让总统教育自己的孩子?
网络力量篇 君要臣死,臣Facebook
有人民没民意
自由言论不等于言论混乱
把互联网变成儿童乐园?
中国的“网民外交”
“跨省”的另一端
观念篇 无梦一代的80后病
躺平了世界就不存在
一天才赚75 万
留学的富不富都是“事”
打倒“三俗”主旋律
“宽容”这把钥匙
当批评知识分子成为一种时髦
只给男性读者的寄语
我们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2012?

序言
序言
越民主越好吗?
民主的理念很简单,了解西方的民主理论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即可,但对民主的认识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有年轻的朋友想听我讲民主,一些学者也愿意和我讨论,可不久他们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我讲民主既不从苏格拉底讲起,也不从托克维尔说起; 我不说欧洲,也不爱谈美国。我都是喋喋不休地先谈论我自己的经历,甚至我的家庭,有时简直像个自恋的暴露狂。为什么呢?除了因为我接触民主就是靠实地观察之外,还和我对民主的认识有关: 说到底,民主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事,无论那些理论多么宏大,无论投票的场面让个人显得多么渺小,无论你多么喜欢夸夸其谈,你最好在谈论民主的时候弱弱地问自己一句: 民主对于我,对于我的家庭,意味着什么?
如果这个问题你不愿意回答,或者你不懂得如何回答,最好先停下来,从一个个体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一下民主。
我们当然都知道,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就是投票选举,就是有完善的制衡机制的制度,可以防止腐败。但这个大道理说多了,人人都听腻了,也就没有人听了。是的,民主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含义,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实际意义。在追求民主时,大家的想法也都会不一样,而我只是从我在其他一些民主国家生活的经历,从个人的角度解释一下民主。
一位外国朋友对我说,你认为西方就是让老百姓当家做主吗?你看看日本,多少年都是那个党以及少数几个家庭在执政; 你看看印度,民主建国多少年了,总理几乎都是出自那几个大的家族与利益集团。就拿美国来说吧,为什么一直是两党执政,始终不能产生第三个党,即便茶党也力有不逮?因为那两个党的本质都一样,始终代表大资产阶级、大资本家的利益啊,这些国家都不是真正的民主!我问他,那么,哪一个国家是真正的民主?他说,根本没有真正的民主。我说,既然没有真正的民主,那“假民主”就是真正的民主了嘛!这个他不反对,随后他说中国其实也可以搞这样的“假民主”……设立一种选举制度,用宪法把私产与人权牢牢地保护起来,把参政的门槛设高一点,让其他的党派与普通人进不来,保证选来选去,还是自己的人……
我们不妨按照他的思路继续思考下去: 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七十多年的历史里,最高领导人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可没有一个是子承父业。然而,他的对手民主美国,竟然出现了好几起老子当完总统儿子再隔代当总统的事儿。苏联的体制,民怨极大,最终被推翻了,美国的这种制度却成为世界楷模,到处推广。这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民主制度的“妙用”,民众在游戏规则(宪法与价值观念)之内选举领导人,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统治者“权为民所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和谐相处,该发财的照样发财,该穷的还是一样寻不得机会,可人家不怨天尤人。即便这是“假民主”,也有假民主的妙用。
作为统治者,为何不考虑一下?那些没有选票的老百姓总有一天会推翻你,没收你全部财产,甚至威胁到你和你子孙后代的生命。
然而,越民主就越好吗?全民普选真的就是衡量民主发展的终极标准吗?民主和法治究竟以何为先?民主真是万试万灵的妙药吗?未必!
可以这样说,一个民主国家的国民素质决定这个国家的民主质量。再好的制度,强加在一帮愚昧无知的人身上,也不一定显得出优越性。
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民主国家,然而,它们的民主却显出了不一样的水平,除了新兴的民主国家制度尚待完善之外,造成差别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国民素质。俄罗斯与亚洲一些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常常出现一些问题,究其原因,根本上还是国民素质。很多人抱怨: 身边的人只关心个人的经济收入,根本不关心民主。于是有人就带点期待地问: 是不是等到经济停滞了,或者出现经济危机,甚至经济体系垮掉了,民主就有希望了?
从历史上来说,经济发展与民主制度的关系确实是太密切了。且不说东南亚和其他一些后进民主国家的转型几乎都是由经济问题(危机)引发的,就拿世界上最老牌的民主国家英、法、美来说,当初促成民主制度建立起来的也都是经济问题。更具体一点说,就是统治者日子不好过,要增加税收(英国与法国是王室征税,美国是印花税),结果激起了老百姓和新兴阶层的不满,起而推翻旧制度,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三个现代民主制国家。
如果中国的经济出问题,苦的还是老百姓。所以民主与民生,两者不但不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民生的改善将会促进民主,民主则保障民生长期向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没有注重人权、自由和法治的民主制度来支撑,不但走不远,还可能会车毁人亡。
所以,在民主与经济的关系上,我是支持民生与民主两不误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在一个各方面都没有准备好,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地方,在一个洗脑特别严重、不明真相的人不是少数而是绝大多数的时候,真正发生了经济危机,或者因经济引起了混乱,不一定会带来民主,反而有可能会倒退回专制,长期的混乱很可能接踵而至。
所以很多有识之士说,我们需要一场启蒙。这应该不是一个问题了,问题是我们需要一场什么样的启蒙。我想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 用什么来启蒙,谁来启蒙,启蒙谁,等等,当然,还可以分得更细。
先说用什么来启蒙。很多人可能想都不想就会说,这还用问吗?当然是用先进的理论、普世的价值,用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些耳熟能详的概念。
回想几百年前欧洲的那场启蒙运动,我们不会怀疑,把当时的启蒙思想家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的理论拿来启蒙中国人,不但不显得过时,甚至还有些过于“先进”了。这大概也是我们的知识分子们一直没有放弃启蒙的努力,却和民众愈走愈远,最后弄得自己比民众还灰心丧气,还更需要启蒙的原因。
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用什么来启蒙中国更有效?用理论?讲道理固然不能少,但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国际的大环境,中国今天需要的启蒙不一定要从那些尘封的理论入手,更简单也更容易让大众接受的方式是睁眼看世界,用事实和实践来启蒙。
两百年前欧洲有启蒙运动,中国九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也是启蒙运动,两者都是知识分子们用先进的理论思想启蒙大众。欧洲的启蒙成功了(在一些国家也走了弯路),中国的启蒙不但没有成功,现在还被有些学者认为是导致了五四运动,把中国引向了邪路(也许可以用一个“更大的弯路”来形容更恰当)。可见,在中国启蒙和在外国启蒙,虽然拿的理论是一模一样的,结果却大不相同。
今天的知识分子,作品汗牛充栋,可有多少真正能够在思想高度上超过九十年前的那帮启蒙先锋们?有多少走出了欧美启蒙学者的理论框框?
那我们今天还启什么蒙?九十年前那帮人比我们差吗?人家那样折腾,都没有成功,看看我们今天的处境,再折腾九十年,保不准还在原地踏步。
所以,今天的启蒙和九十年前的启蒙有什么不同?
我们不妨思考一个问题,从启蒙的角度看,现在的中国和两百多年前的欧洲以及九十年前的中国有什么不同?不同有很多,但我要强调一点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如果说两百年前(中国九十年前)启蒙前辈们用来启蒙大众的东西还只是停留在理念和理想阶段,现在那些理念已经深入世界各个角落和绝大多数人的内心,当时的理想,也早就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
这就是最大的不同!他们在全人类尚在黑暗中徘徊的时候,就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悟出了人类的真谛,照亮了人类前进的路。要知道,就在他们大谈人权、民主和个人自由的时候,当时世界上有几个国家真正是自由、民主以及讲究人权的?他们的伟大就在于此。至于九十年前中国的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们,我也是要仰视的。但读了他们用来启蒙的作品,再去读西方的启蒙理论,我就感到有些不安了。因为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发现九十年前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人类启蒙的理论有什么新的贡献。他们只是把西方启蒙的理论照搬到中国,说服大众这个理论能够把我们国家带向光明。问题在于,欧洲人自己悟出的道理,也坚信这个道理,而照搬过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内心深处,是否真认为这些理论可行?如果说有实践支持他们的信念,那就是已经开始把这些理念变成现实的西方国家把大炮战船开到了中国的大门口。
而正因为这同一个原因,让我们那些启蒙思想家们感到了透顶的绝望,到后来几乎都一夜之间改弦易辙了。理论本来就不是原创,面对复杂的现实的时候本来就显得苍白,加上他们几乎没有启蒙几个普通民众,还有几千年沉积的专制糟粕,到后来,他们把自己都弄“蒙”了
头。现在有些知识分子站在九十年后的高度,责怪当时的知识分子怎么突然都向左转,同情苏联。他们忘记了当时相比于苍白的理论,鲜活的历史事实是,五四运动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欧美国家陷入经济危机,苏联的经济却以比现在中国GDP 增长还快的速度在飞速发展。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 被美英法三国启蒙最快最彻底的日本和德国,走上了给全人类造成巨大灾难的邪路。
因此,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当初中国启蒙运动没有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人引进了先进的启蒙理论,却找不到实践和事实来支撑这些理论。
然而今天已经完全不同了,如果现在还有人试图坐在书房,拿蒙上尘土的两百年前就诞生了的理论来启蒙中国,甚至还绞尽脑汁地去向国人证明哪一个理论是正确的,哪一个理论更适合中国,我觉得肯定是吃力不讨好的。我们不如顺手打开窗户,指着远方和我们的周围,告诉大家,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方式方法可以让我们活在更公平的世界里,让我们少受别人欺负,让我们充分享受到个人自由,让绝对的权力受到限制,让我们活得更有尊严……

文摘
在中美两国开车,不是堵与不堵
从广州开车到深圳,刚过新塘不久,后面就传来警笛声。这个时候车虽不多,但毕竟是广深高速,三条道上都有车在行驶,所以警笛在我后面响了好一会儿。等有了空隙,这车“呜呜”叫着从我右边超了过去,原来是一辆带“广”字头的广州军区的车。军车超过我之后,没走多远,就又被堵住了。我看到,如果前面的车想让道,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让出快车道,或者和旁边的车拉开距离,鸣笛的军车就能过去,可是没有一辆车这样做。这让我一下子想起了好多事,于是在接下来的三十多公里的高速路上,我紧跟这部闪烁警灯鸣着警笛的军车寸步不放,一直来到东莞境内。
这可是享受高速路上的“警车开道”,可哪里想到,仅仅三十公里,简直把我辛苦死了。原来,这一路警灯警笛没有闲下来,可不但没有车让出快车道,即便有条件闪避的时候,也没有一辆车主动让开,结果可想而知,那辆任务中的军车几乎是一路避让绕行,我也跟着它走了三十公里的S 型,最后实在受不了,我就慢了下来。
高速路上的军警车警笛嗡鸣的时候并不多,也许速度太快不好让道。但在城市街道和普通公路上,“你的警灯闪你的,我自岿然不动”的情景太常见了。这种景象常常让我困扰,因为没有什么比警灯警笛更能展现一个国家的权威和权力了,而中国人应该是最屈服于权力的民众。可是,如果你把中国司机对待警灯的态度和西方其他国家一比,你就会发现,把警灯不当一回事的反而是中国人。
世界各地闪烁的警灯常常让我驻足思考。我对警灯的关注当然也不止一天了。在澳大利亚、欧洲各国和美国都开车的我,最害怕的就是听到警车声音,因为我总是手忙脚乱不知道如何闪避。其实,在西方和中国学习驾驶的那个小本子上,都有教导大家在看到执勤的警车和救护车时立即避让。如果你到澳大利亚、欧洲或者美国等地,当你听到远处传来警笛的声音时,你会注意到身边的车都会慢下来,等到看到那警车是朝他们方向开过来时,那条道上的车一定会停下来。
这一情况我当然并不陌生,但我还是被在美国时的一件事惊到了。在华盛顿南边的北弗吉尼亚,有一条在美国很有名的公路,叫哥伦比亚道。这条路很有历史,道路两边韵味十足,好像还有什么讲究; 路面有起伏,但却笔直,是我以前经常开车散心的一条路。一次,我去吃晚饭,正好开车经过这条路,我正欣赏雨中的小道时,听到了警笛声从身后传来。
这条路虽然拓宽了,可仍是窄窄的两条,旁边救援车道非常窄,中间是修缮得很好的草坪。正在我不知道怎么避让的时候,一个让我惊讶的场景出现了,两排望不到头的车队,从我前面那部开始,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辆又一辆迅速转向,车头朝两边滑开去。转眼间,我前面所有的车几乎都成了车头朝向左前方或者右前方,停止不动了。那景象好像摩西出红海时的感觉,摩西的手一挥,“水”向两边分开,以最不可思议的形态静止在那里。
我当时被眼前整齐划一的好似军事训练的场面震到了,差一点就把车停在路中间。好在前面一辆车给我让了一点空间,我滑了过去,刚刚停好,后面那辆警车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我当时震惊于眼前所见,急忙找出相机,调正了车头,拍下了照片。当然,当我按下快门的时候,由于警车已经离开了,刚才停得一动不动的车也已经开回到路上。在这张照片上,那些车显然还没有完全回到自己的道上,左边的比较靠左,右边的比较靠右,有些车因为没有错开,还毫不犹豫地开上草坪,而我由于闪避不及,还在比较居中的位置。
住在海外十几年,“呜呜”的警车从眼前过去当然是屡见不鲜。为什么这一次把我惊到了?我想,这和那条道有关。因为当时是下午六点左右的下班时间,这条有名的道路上挤满了下班的车辆。突然来了一辆警车,这个时候,你根本不能使用慢行或者走入其他道路来避让警车,唯一的办法就是所有的车都尽量向两边靠,留出中间狭小的空间。只要有一两辆车不这样做,警车就无法通过。而且,那条道是美国最著名的起伏直道,一眼望不到边,就因为听到了警笛声,路上我目力所及的大概有上百辆车,竟然如此齐刷刷地转动了方向盘,停了下来。
美国人一向对军警和权力不当一回事。可是,看到他们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美国佬如此敬畏一辆也不知道去干啥的警车,我真的有点感动。这也是为什么我电脑里始终保存着这张拍摄失败了的照片。
从我看见这部左避右闪的军车,我就一直在想:如果这辆军车真是去执行军事任务,去保卫国家,去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坐在车里面的军人的心里会不会升起一种悲哀?超过上百辆的车竟然没有一辆主动避让。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是在对越自卫反击战就要开打前夕,海南军分区司令员驱车从海口到三亚海军榆林基地视察,车到途中,被一辆慢吞吞行驶的大货车挡住了。当时的路很窄,只要那部大卡车不主动让路,司令员的车还真就挤不过去。可任凭那司令员的司机如何闪警灯按喇叭,那大货车司机只当没有听到,就是不让,大概足足有半个多小时,司令员的车终于在一个弯道超了过去。超过去后的司令员命令司机立即停车,截停大卡车,然后怒不可遏的司令员掏出手枪,就把大货车的轮胎给击破了。
这事后来传出来,几乎没有人说司令员做得过火,按照相关法律,这种故意阻拦军警执行任务的行为是要受到起诉的,中国是这样,西方也如此。可是,经过这些年的观察,我却发现,最害怕军警,常常匍匐在权力脚下的民众,却偏偏是最不敬畏警灯警笛的人;而从来不必害怕军警,甚至往往不把军警放在眼里的西方人,却对警灯警笛言听计从,一副随时听从召唤的样子。
是的,不是老百姓不敬畏和尊重象征权力的警灯,而是我们的执法者太多次滥用这种权力了,当统治者使用特权愚弄了民众,民众就对那些正当与合法的权力也产生了蔑视。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军警车辆在不执行任务时,甚至以前在送老婆孩子的时候,也总是无视交通规则,甚至闯红灯。就在他们每一次玷污权力的时候,那本该受到民众敬重的用于保卫国家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权力也受到了侵蚀和轻视。
好了,最后再讲一个故事。那是二十年前了,有一次在广州环市路区庄立交附近的远洋宾馆的一家潮州菜馆吃饭,当时在场的都是政法系统的领导。菜开始上的时候,一位领导突然提到他办公室里有一瓶什么法国出产的限量的洋酒,另外几位一听就起哄,说立即去拿吧,好久没有喝那酒了。于是,领导招呼司机进来,让他马上开车去取。过了十几分钟,那位领导说怎么还没有到啊(办公室就在离远洋宾馆不远的农林下路附近)。我就起身走到窗边查看,这时,我看到闪烁的警灯由远及近,车停到宾馆门前时,那临时放到车顶的警灯几乎刺痛了我的眼睛。我看到那位领导的司机抱了一个大盒子从皇冠车里爬出来,两个健步就冲进宾馆。原来,司机开着警灯警笛在最快的时间里取来了洋酒。
我讲这个故事,并不是想指责什么人和机构。我自己前后对权力的看法与理解,让我知道哪些权力是必须摈弃的毒素,哪些权力应该珍惜,哪些权力是用来保卫国家和保护民众所必需的。如何让民众不再害怕军警,同时又对真正执行任务的警灯怀有敬畏,可以说是检验军警持有的公权力是否合法与合理的试金石。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只有当权者遵纪守法,民众才会认同法比天大的道理,只有统治者不滥用权力,民众才会对权威保持应有的理解与尊重。
2010.03.03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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