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女孩.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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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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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女孩》讲述80后、90后打工女孩的寻梦历程,追问现代工业洪流中的个体命运。2011年,诗人丁燕先后在东莞的三家工厂打工,经历了200天最真实、最深刻的工厂生活,记录下这些工厂女孩青春、爱情与梦想的萌生与破灭。

作者简介
丁燕,诗人,作家。二十世纪70年代生于新疆哈密,汉族。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本科,新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诗作入选百种诗歌选本。出版诗集《午夜葡萄园》,曾获得多种诗歌奖项,2011年获第三届“中国当代十大杰出青年诗人”。同时从事小说、散文、评论创作,有长篇小说《木兰》、散文集《和生命约会四十周》、《王洛宾音乐地图》等。2010年迁居广东东莞, 专事写作,系东莞文学院签约作家。

目录
前言:飞跃电子厂 001
啤工初体验 019
赌徒阿凤 037
插嘴事件 051
玛丽的爱情 067
第二面的生命 087
深夜尖叫的兰花 105
怀揣菜刀的女孩 125
从女工到女生 139
阴性帝国 167
北方出逃 185
厚街有女初长成 199
梅娇梅娇我爱你 219
何日君再来 239
疼痛的肉身 261
后记:从西北到东南 281

序言
前言:飞跃电子厂
在一个潮湿、闷热、低云灼烧的日子,我拿到了东莞居住证。
作为身份证的赝品,这个四方形硬卡片的表面,有层憔悴的光(在银行,它并不被承认)。那个将它发给我的警察眼神里映射出这样的含义:一个人,无论他的家乡有多么坏,任何逃离它的人,本质都是可鄙的,因为他生活在那个场之外,他让自己变得像个私生子。
我并不同意这种苛责。
迁徙对于一些作家意味着死亡,而对另一些作家,则是重生。
或者更武断一些:死亡的,是那些曾经在故乡有着强烈优越感的作家。
在新疆乌鲁木齐,我过的是靠稿费维生的自由写作生活。抵达东莞后,我的生活本质并未发生改变,所不同的,是我的外部环境。新环境让我每每陷入窘迫、颓废、悲愤乃至深思的境地中,好像我太孱弱,根本无法承受这些浓烈情绪般。我总是那么敏感。我被投进一个速成器,在短短几个月内,要将本地人用十几年、二十几年掌握的生活能力,悉数学会。
适应东莞生活的第一步,是将以“公斤”计算的习惯,改变成“斤”。
这种东西陡然少了一半而价格还比原来贵的日常生活,对操持一日三餐的主妇来说,是痛苦的。核算出一根黄瓜价值四元时,我的心尖一抽一抽地疼。我从不轻易买肉。如果馋,就买秋刀鱼,放上豆瓣,将膻腥味遮住。我敏锐地发现,每晚九点后,超市的食物要打折,便总赶着那个点去抢购。
在银行,我的新疆身份证引来穿着制服的柜台人员的惊呼,除了汉字,还有一种她从未见过的文字赫然展现;在大街上,我突然愣怔,招牌上明晃晃的“猪脚饭”,令我的眼仁儿生疼,像即刻就要流出眼泪(在新疆,某些词语是禁忌);在公交车里,我听不懂妇女叽里呱啦的聊天。一个字都听不懂。我是从“出边落紧雨(外面正在下雨)”“有呣担遮啊(带伞了吗)”开始学习白话的。
不惑之年,我让自己重新变成婴儿。
我结束了在故乡的全部优势:我对周边环境的熟识,我在那里开拓的一点点文学局面,我和亲友、同学、同事所建立的关系网。我将自己推到一个全新之地。我进入另一个环境,要适应这里的生存规则。
在东莞,拥挤在街道上的,不仅有出入酒店的长腿女、边走边吃盒饭的打工妹、推木板车卖橘子的黝黑老妇,还有提着菜兜的主妇、白衫黑裤的职场女、拽着孩子奔向校车的母亲……这里是珠三角最炙热的生存场,是中国制造业的前沿,人们在此地遭遇的生存境遇,格外严峻、尖锐。
东莞没有中心:三十二个镇区,星星点点,编织成网。在每一个小镇,都能看到蜂巢状的街道、长茅草的田埂、灰扑扑的厂房、大门紧闭的仓库、低矮的瓦房、硕大的酒店、吊挂在树枝上的衣衫……各种事物争相浸润其中,令这里更像个大村庄。这里交叠着农业的废墟和工业时代的各种痕迹—美的地方不可思议,丑陋处,也清晰可辨。
过去的三十年里,这里发生的转型势不可挡、接二连三,而这正是当代中国的典型。成千上万的打工者涌入这里,让自己投入到一场巨大的洪流中,其成果在如今已明显可见。日益增多的商贸机会,使东莞声名远扬,越来越像一块磁石。街道和房屋涟漪般扩散,到处可见正在修建的高架桥、半截子楼房。
财富如期增加,而往昔的穷人,渐渐显露出新的信心。这种信心的另一方面,便是新歧异、新认同的崛起。
当我走进工人们租住的瓦房区,穿过摊贩混杂的集市,路过墙面满是裂缝、长出青草的出租楼,总会被这些具有新鲜的“舞台效果”的街景,震得双眼圆睁。
我掏出笔记本,记录下这些细节。
我希望把这些特定地点和特定时刻记录下来。
是的—东莞不是我的出生地,但我却不能拒斥和漠视它所呈现的全部细节。我无法将自己“孤立”出来。面对这个崭新的居住地,我既是旁观者,又身处其中,这种既亲切又疏离的观察角度,让我眼里的东莞总是那样不同凡响—它既不是城市化程度很高的大都市,也不是沉溺于乡村酣眠的小城市,更不是有着明确中心区的中等城市,它的形态更复杂多样,生活更斑斓紧凑。它像一块毛茸茸的生活切片,正需要作家用细致的目光,去细细凝视。
我从不想俯瞰东莞,宏大叙事,而只想以个人视角,平视这个城市。
我写下我所看到的吃、住、行,以及一些人生存的真实场景。我希望写出我的观察后,能有一些事实引起大家的注意,而对另一些谎言及误解,有所甄别;我希望我的写作是一次审美和艺术的活动,而不是直接的呐喊或时事评论。
这样的要求在实际写作时,简直是自设藩篱。首先,我要写的是亲历;其次,又不能仅限于一种平铺直叙的表达。我的态度要相对客观,文笔要更严谨;同时,在我说出我所知道的真相时,又不能违背我的艺术本能。

看到莞樟路上下班的女工穿梭在箱式货车间时,我被震慑得不能动弹。
我决定去工厂打工。
这是我要理解东莞、成为东莞人所必须补的课。
在新疆,我常见到这样的游客:斜倚在一匹白马旁,旁边是松林环绕的湖泊,让别人咔嚓一张照片,以为他便从此带走了那里的一切;在东莞,当我从餐厅、剧场和酒店走出时,我感觉自己就是那个愚蠢的游客。那些大理石的地板、水晶灯、轻音乐,它们太干净、太优雅,毫无泥腥味,让我觉得自己根本不在东莞,我始终在它的外围打转,而没有摆脱程式化的隔膜。
我要到工厂去!
我知道,比任何想象、阅读、泛泛之谈都更强有力的方式就是—将自己的肉身作为楔子,深深地插入生活底部—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挽救自己。有时,把身体交出去,把眼睛、手指和心脏交出去,让它们的触角带回陌生的敏感,让记忆以更慢的速度被遗忘,也许才是最古老、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
“有礼貌、诚实、技术熟练……”在这样的招工标准下,女工显然比男工更具优势。资料显示,在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中,女性比例约占80%;而在东南沿海某些轻工业企业中,超过90%的工人,都是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下的女性。然而,当我试图去打工时,才发现我几乎已丧失了这种机会。
穿过“大量招收普工”的红色横幅,我在警卫室就被挡住:只招收十八至三十五岁的女工。
我返身往回走。穿过这些贴满小广告的巷子,看到路口有个卖甘蔗的老人正在削皮。他指着一堆甘蔗说:“中间的这段最甜,两块,两头儿的一块。”
我的心尖一抖。
女孩子们的全部青春折合起来,就值两块钱吗?
我终于找到家电子厂:它没设最高年龄限制,也没有学历要求。
进入车间后,我才发现,生活如此庞大,丰富,令人敬畏。人们对女工的了解,少之又少。如果我没有动手干那些活儿,我会把车间想象成和办公室差不多的地方,但从车间走出后,我知道,街景下的东莞,是被简约化的东莞,真实的东莞,始终裹藏在车间里,隐而未现。
开始工作前,我买了几个巴掌大的小本子,即便在封面上别只笔,也可以轻松地装在裤兜里。通常,我是躲在女厕所里潦草记录的。我害怕时间一长,那些劈面相逢的场景、故事和人物,就会变得和原来不一样。这种收集素材的方式,于我是第一次,而我的观察,也因这种争分夺秒,变得敏锐起来。
在我的记忆中,所谓厂房,是些长、宽、高都猛然阔大的区域。而这家电子厂却是幢普通楼房,就摆在村子边。这里的行人很古怪:没有孕妇,没有骑自行车的人,没有背书包的人,没有老年人,只有整齐划一的工人。四方楼房,一幢挨着一幢,像不断重复的相同音符。这里的节奏,看起来和日出而作的田间并无差别,但是,时间在这里似乎凝固下来了,人们保持着劳作的姿态,紧缚在这个钢与铁的世界里。
进入楼房内部,走廊昏暗,前台昏暗,会议室昏暗,库房昏暗……这种暗,和乡村的暗不同。在野外,落日只占浩大天空很小的一部分,光线慢慢收拢,直至每一条丝线都缩进月亮的匣子;而现在,昏暗的景象发生在清晨,这种暗是人为的,沉闷的,黏稠的。那些长条桌、靠背椅、塑胶箱、刷子、电子板……皆释放出一股辛辣、发霉、潮热的混合气息,像存放了很多棉衣的柜子,在春天第一次被打开。这种味道进入鼻孔后,像是永久地定居在那里。之后很久,我的鼻孔周围,总蒙着一种焦糊味。
车间拐角的窄桌上,突兀地亮起盏日光灯,让墙上贴的A4纸上的三个字母OQC(out quality control,出厂质量控制)显得粗大黝黑。桌上是插着纸张的文件盒,成堆的电子板上,粘黏着黑色、蓝色、红色的导线。木凳上的女孩,正在翻检电子元件,拿起、塞入、按键,整套动作匀速快捷。前台的弧形桌,因灯光太暗而变成一道黑线。文员是个长发妹,侧面阴沉,和靠背椅融为一体,像要陷落进暗夜的深谷。
我完全不能相信,这就是电子厂的早晨。这里更像是卡夫卡的洞穴。
我目睹她们—那些拥挤在拉线旁的女工,海浪般暗哑、幽深、庞大,脸色灰黄,油垢满面,穿着不成样子的工装。有人把袖子卷起来,露出手臂,有人把领口敞开,有人踢踏着塑料拖鞋。自进厂那刻起,她们便失去了名字,而成为工牌上的那串数字。为打发机械劳作,她们总是低声聊天,满嘴俚语,互相调笑。
电子厂是个阴性帝国,轻柔、耐心、反复是这里经久不衰的主题,而男人们引以为傲的体能、毅力和创造性,则被理解为粗心、不良品、被开单。电子厂永远都欢迎女工而排斥男工。男工是捣蛋、胡闹、不安分的代名词。
她们用十八岁到二十岁的手指,一点五、不带散光的眼睛,粉红色、亮石英般的嘴唇,A或B、应该不会是C、完全不可能是D的乳房,小麦黄的皮肤,浑身裹挟着洗面奶、止汗露、经血的体味,长久地装配电子元件。那些电子板,小巧、脆弱、精致,像蚕宝宝,稍微大力些,便会破碎。女工的手指被灯光单独截取下来,以同一频率、同一速度、同一姿态舞蹈。那些手指惨不忍睹—粗糙不已,像树棍,又像耙子,但因不断动作,又持有罕见的灵活性。
我干的第一个活儿是“贴pass纸”。
Pass:前进、通过、超过。
国际化的巨变就发生在我的周围,而它所能分配给我的份额,就是这些密密麻麻、粘在黄色油光纸上、星群般的小长条。先翘起纸的一角,顺势轻拽,再捏在指尖,对准电子板上“CC7”和“CC8”间的位置,贴下去。
那是两座微型小山,其凹陷地带格外逼仄,纸片贴下去,既不能歪斜,也不能将底部丝印盖住,要恰好在中间,如演员置身最亮的灯光下。我俯身,瞪眼,以缓慢而决绝的勇气,贴上去!顿时,电子板活了:不再是混搭着二十多个元件的材料,而沾染上了人的气息。
我逐渐习惯,能通过目测找到合适的位置,将手指的节奏和呼吸合并。
一次贴纸=一次呼吸。
新鲜的手指=有耐心=不厌烦=准确。
我用眼看,用手贴;而我周围的那些女孩,已贴了一万次乘一万次。
最初,手指碰到板子边角时,会感觉锐痛。当痛不断叠加后,皮肤下的血肉便会变得黯淡。像葡萄一旦碰破皮,便会喷出汁血,干久了,指节僵硬粗糙,指甲盖破损残缺。
Pass,pass,pass……一秒秒的时间,像火车车厢,有形状,有重量,必须用手指搬运。当装满八十个板子的纸箱被拖车运走,摆在我们面前的板子,却一个都不会少。每天都有新板子运来。我们的手指舞动,上午四小时,下午四小时,晚上四小时。
第二个活儿是装袋。把蓬松的气泡袋装入闪着铅色水波纹的防静电袋中,组成襁褓,将电子板包裹。气泡袋很快装完,我起身朝墙角走去,幸福感突然涌现:折叠太久的身体,猛然被抽长、打开、舒展,快感令我几乎不愿迈步,只是慢慢蠕动。
啊,锈死的细胞在复活,韵律重起,河流汩汩向前……
然而,这只是个梦。墙角很快到了。抱起两叠袋子,堆在胸前,转身朝那凳子走去。现在,我才知道,我有多讨厌它。窄小的圆形凳棉,凳腿很高,中间架着横杆,黄色的油漆斑驳。当我坐下,那凳子马上变成一个刑具,我的膝盖、肩膀和颈项,像猛然被架上一副枷,咔嚓,上锁,整个身体僵硬不动,只有手指在飞舞。
打黄胶的活儿并不难:为了将电子板上的元件固定住,用一个装满胶的小壶,朝元件根部挤出团黏稠液体。这个活儿,只需要掌握挤压的力度便可。接下来的活计相对轻松:检查电风扇按键,将损坏处贴上红色的不良标识。而安装液晶显示屏则需要技术:要将左右各八条引脚,斜侧着插入电子板上的洞孔,再将另外八个插入另一边。
当我插好一、二、三只脚,要插第四只时,前面三只又都弹跳出来。插了七八分钟,还是未能将脚归位,只好放弃,将板子递给拉长。她将歪曲的引脚在桌边捋直,不到一分钟,轻巧地将十六只脚全部安插到位。
第二块板子,我插入了左侧八只脚后,无法插入右侧,只能再次将板子递给拉长。
直到第八块板子,我才能彻底独立操作。
在拉线上,每个人都是固定的螺丝钉,每个工位,都被清晰而准确地规定好身体应该采取的姿势。工人们仅仅被训练成某道程序的专家,而很少能掌握整个工艺流程。一个人,只要足够细心和遵守纪律,那么他所需要的,便是机械地重复、重复、再重复。每个身体都被训练成没有思想的身体。每个人都是有用的,但却并非不可或缺。
尽管每一项工作都尽可能地被精细分解,仍然无法使每一道工序都在相同的时间内完成,于是,有些人被迫比其他的人工作得更快一些,而另一些人,被迫要去干更复杂或更艰苦的工作。一旦堆积如山的工作完成,人的身体会感觉到分外自由。这既荒谬又完美,是纪律和自由的另一种辩证关系。
在电子厂,我生平第一次发现,时间是有硬度的。时间不是空气,不是流水,而是一堵用钢筋和水泥堆砌而成的墙,它就伫立在我的对面,就抵在我的鼻尖下,阴影潮湿冰冷。拉线是一只电子虎,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它催促着女工尽可能迅速地干活。干活,干活,脑袋里却空空荡荡。
我身旁的女孩说:“我真希望拉线停下来,我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
我看不清她的眉毛和嘴巴,只觉得她像个泥塑。我确信,我在她眼里,同样是泥塑。
完全没有预兆,有人小声说:“下班了。”
我面前还有几个板子没插上引脚,想着干完再走,可我身旁的那个女孩,却像触电般,两手将板子朝前一推,即刻离开凳子,转瞬间,人便已闪出房门。紧接着,“啪啪”两声,车间顶部的日光灯被关闭,整个车间瞬间改变了基调和颜色,噗通一声,像跌入河谷深处。
所有的人在瞬间消失殆尽,如夏夜星空中的闪电。
我惊诧无比,站起身,走了几步,又回头。刚才还滴滴作响的机器,轰隆隆转动的履带,现在变得僵硬、喑哑。这里的一切即将被埋藏起来,像坟墓要合拢。
我的年龄大那些女孩一倍,可我的“受损程度”,却远不及她们。表面上,她们在安静地工作,不说话,可浑身都蕴藏着疯狂的气息,像不断膨胀的气球,鼓胀到了最后一秒,即将狰狞爆炸。离下班时间越近,她们的心跳得越疯狂。
她们太累了。
只有累得深入骨髓的人,才会以如此迅疾的速度,让自己解脱。
这种累,如一间破败的屋子,长年累月风吹雨淋,到处都是裂缝,只需手指轻轻一点,便轰然坍塌。

走下楼梯,置身阳光,双眼即刻灼痛,泌出液体。
楼下拐角,黑笔草书:“乱丢垃圾,罚款50—100元。”
可垃圾就在那里,就在从厂房通往快餐店的灰白路面上:餐巾纸、塑料袋、快餐盒、筷子、报纸、串鸡翅烤肠的木棍、香蕉皮、可乐瓶……
一条废水河,横在工厂和街道间,穿过桥面时,墨汁河面凝结如固体,其上浮游着一堆堆银白饭盒,像沉重的黑色浴袍上,粘着银色纽扣。
走过蒸菜馆(门前停着辆炊车,底部带轮,九十度直角状,横竖各并列两口大锅)、潮州砂锅粥、汤粉王、家猪简骨、祥锦五金交电商行(货架以纸箱分割,箱外标着黑字:6分通、6分弯头)、如家旅寓(豪华商务房108元,豪华双人房88元,情侣包房58元)、便利店、专业手机维修、网吧、电线杆(贴着小广告:高价收购电子元件,高价收购废品,收锡,收铜锡,收锡镍),到达顺风快餐店。
我点了西红柿炒蛋、炒茄子。菜装在快餐盒的两个凹陷处。米饭就倒扣在饭盒盖上。我尴尬地捧着这个敞开的饭盒,费劲地将米饭塞入口中,让它们穿过漫长、幽暗的喉管,进入胃部。这种没有油水、像猪饲料般粗糙的饭食,吃两口就唇焦舌燥。本来就渴,现在变得更难受。碗里的汤,两口就喝完。没有茶。店里卖一种瓶装可乐,没有商标,一块一瓶。男孩们插了吸管后,喝得砸巴砸巴响。我抵挡不住诱惑,也要了一瓶,啜了一口,即刻知道是在地下加工厂制作的。但是,依旧有可乐味。
吃饱了,没活干,没有监视的眼神笼罩,且能晒到太阳……我一步步朝工业园的电子厂走去时,感觉身体像一根颤动的琴弦,既刚劲,又柔和。在拉线旁坐久了,身体早已丧失了自我;而此刻,我又能自己掌握自己,居然就生出一种神奇的感动,觉到一丝幸福。
路过库房后,我返回车间。还未到上班时间,拉线是停止运作的。
一个女工趴在操作台上睡觉,短裤,T恤,脑袋旁放着个粉红手机,头顶的吊扇没开,她的额头汗津津的。这个空间里充满了阳光的重量,闷热无比,和那少女鲜嫩的肉体并存的,是四周堆放着的塑胶壳、LED灯、液晶显示屏、测试架、控制板、电子元器件、烙铁、洗板水、焊锡丝、防水胶、防静电包装袋、包装箱……
那女孩阖着眼皮,瘦骨嶙峋的脸上浮现出安详,正悄然入梦。她的身体里有种芳香,虽已被湮没,可依旧流泻出一缕。这个空间里的全部物件,本已冷硬至极,但因着这柔软女孩的体香,又变得有了暖意。
那晚从电子厂回到镇中心,我惊讶地发现,夜色下的小镇根本不沉寂,反而愈发喧嚣。每一幢华彩的玻璃楼,都涂抹着红、黄、蓝、紫的诱魅之色;每一幢玻璃楼的光与影,都掩藏着南方的暧昧和私密。那些白天裸露出的残败之相,皆被夜幕遮盖,各种茶餐厅、咖啡馆、酒吧,皆亮了起来。
我陡然生出幻觉,好像那正在酣睡的女工,从指间滴落下的鲜血,汩汩流淌而来,正滋润着这些璀璨灯光。
这些来自乡村的淳朴女孩,充满着渴望,天性普通,被吸入东南沿海的厂房后,很快就发现,这里并不需要古老的礼仪、戒律和恪守,不需要良好的素养,除了钱,这里似乎什么都不需要。她们漂浮在这个城市的河流中,不能自拔。

关于工厂内部的生活,拿着照相机或扛着摄像机,是无法看到真相的。
当我穿上工衣,被主管派了活计开始工作时,整个车间的景象,才像雾气消散后的树丛,所有的隐秘皆暴露无遗:枯枝、败叶、新芽、鲜花,它们簇拥成团,叉叉丫丫。
工厂的日子,是一连串的因果链条,没有什么人会对女孩子们夭折的青春负责,她们沉默着,倦怠而早熟,比实际年龄要老十岁或二十岁。在她们饱满的躯体内,蕴藏着最荒凉的记忆。当这些女孩无望地要求享有某种被延误的事物—平等、同情、理解和自由,无论什么—也无法取代那些逝去的青春。那些芬芳和甜美,水分和透明,皆无法挽救。
从工厂回家后,我即刻开始写作。我写得很快,句子汩汩而来。当我敲打键盘时,手指还胀疼,头发上还黏着机油,脖颈持续僵硬……我的整个身体,还延续着劳动的亢奋状态,以至那些敲打下的文字,各个都裹挟着焦糊味。
我写下女工的自尊和柔韧,以及她们面对生活的坚硬,并惊诧地发现,知识分子在审判他人时既武断,又可笑。在工厂,女工同样有属于自己的快乐;并且,她们的快乐,为多数人所不知。
正是这众多的女性—少女或母亲—构筑起当代中国的最底层。她们潜伏着,无语着,拥有最坚韧的力量。她们的生命,不仅仅由寒酸的服饰、寒酸的收入、寒酸的住所、寒酸的希望构成,如果不给予尊重,这些血肉之躯汇聚而成的海洋,会汹涌澎湃,湮没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离开工厂以后我才反应过来,我和她们在一起的时间那么少,而她们的离去,像一列长啸的火车在车轮与铁轨摩擦出火花后继续向前那样,势不可挡。每当我试图回忆起那些女孩时,就像回忆一部旧电影,一系列暗淡、焦黄、蒙尘的脸庞,恍惚浮动。
当少女之核消失后,她们长大,她们衰落,她们走向一条肃穆的成人之路。
我和她们相遇—在拉线上拿起电子板时,从啤机里取出塑料品时,在餐饮前排队等饭时,下班后涌出楼道时,在宿舍争吵时,冲进便利店购物时……我却无法看清她们的全貌。当工厂的大门关闭,这幅少女的群像图变得越发模糊,变成一张沉入河底的照片,无论我怎么辨认,也还原不了其中的万分之一。我只能说出我所看到的那点细小和琐碎,那点微光和温暖。

后记
2010年,我定居南方后决定去工厂打工。到2012年年底,我将在两家电子厂、一家音像带盒厂做普工的经历写下来后,发现有十几万字之多。这完全是意外收获。在我到达南方之前,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会写下如此之多和打工有关的文字。
然而,我到工厂打工的举动却遭到了来自两个阶级的强烈质疑。
首先是来自中产阶级的嘲笑。他们对“打工”“打工仔”“打工文学”等凡和打工有关的词,都会撇嘴,并从鼻孔中喷出一声轻蔑的“哼”。他们有房、有车、有固定的社交圈,他们的孩子不屑参加中国高考,早已到国外学校,他们自己已经移民或正在移民,面对偌大中国,他们看不出有什么新花样值得留恋,他们的身体暂时滞留于此,而心思早已和这块土地距离遥远。无论他们对我多么热情、客气、礼貌,我都知道,他们并不是真的看得起我——我的全部资产不及他们户头的尾数,我亦非社会名流,他们和我在一起,不过是凑个人头一起玩,打发时间。到车间后我深刻地发现,我和那个流光溢彩同时又虚幻迷蒙的中产阶级世界那么遥远,我从来和他们都是两类人,而这一点,他们发现得比我更早,于是,我们在心里互相删除了对对方的关注,让所谓的“好友”,成为陌生人。
其次,是那些从打工者蜕变而来的精英。他们是真正的打工:离开家,背着行囊,被治安仔查暂住证,烂尾楼、榕树下、桥洞里、车间的水泥地上,他们都睡过。他们的手上有伤,心里有痛,眼里有泪。他们有工友,有老乡,有亲戚,有同龄人,他们从来都不是一个人,让他们感兴趣的话题,也从来都不仅限于一个。他们热烈,激情,冲动,不断为同类呼喊,被冠为“产业工人”代表,但他们的队伍,从来都不会认可我这样一个人,他们认为我去打工是客串,是演戏,在本质上,我并非他们的自家人。
于是,无论是我的打工经历,还是我写下的打工作品,都遭到来自两个阶级的赤裸裸质疑(而他们质询我的语调又是多么地一致):你怎么想到要去打工?!
我对自己生气,感到委屈,感到自尊心受到了凌辱——我完全可以坐在家里,写点大衣如何防虫蛀、马鲛鱼怎么煎、正午如何防晒,这样的话,没有任何人会来申斥和指责我,大家都会说我多么热爱生活,而我也会拥有更多的朋友。然而,我却自己拿着身份证,来到工厂门卫室,从窗口将证件递了进去。

文摘
啤工初体验

那条横幅一直挂在那里:
大量招收男女工,薪多粮准!
宽红布,大白字,如火如荼的感叹号。
工厂过去和现在都需要人,而工人并非生来就是工人,在某段时间,工人是被邀请到工厂来的。和传统大厂不同,在珠三角,密集的小楼里拥挤着各类小厂,重复而相像。
从新疆迁居珠三角后,每当我对某些场景提出疑问:人们为何边走路边吃盒饭?厢式货车为何横冲直撞?邮局提款机前为何排着长队?皆被一句轻描淡写的话所打发:工厂多啊。那条通往镇中心的道路,正午时分,行人稀疏,但在清晨或黄昏,车轮滚滚,人流澎湃,米粉店、小卖部、菜场或水果摊前,到处是穿工装的人。
很快我便发现,事情比我所看到的更为复杂。在我的周围,半明半暗中,大多数是穿工装的人,数百名、上千名穿工装的人……这么说,简直像在拍电影,然而,这是真的。
在新疆,我知道游牧文明的魂是转场,农耕文明的根在定居,然而,对工业化进程中的钢铁、戒律和坚硬,我是目盲的;这一空白,令我对目光所及的南方景象,总处于惊讶状态。我变得不安起来。我的不安告诉我,在我的近旁,还有另一个隐秘世界。我想进入那里,不是被人介绍、处处受照顾的体验生活,而是自己拿着身份证,递过去。
中年女瞄了我一眼,即刻做出判断:“你干不下来的。”
又问:“高中(我在学历一栏填了高中)?”见我点头,说:“我帮你问一下QC(quality controller,质量检查员)招不招人。”
我穿着灰衣灰裤旧运动鞋,戴着隐形眼镜,试图让以往的身份变得模糊,然而,这个女人依旧看出了某种差别。我身旁的女人粗矮黑胖,头发腻成缕,她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掏出身份证,让保安帮她写,而中年女对这举动没提出任何异议,好像这个女人才是她要招的人。
在中年女打电话时,保安递来叠发黄的打印纸,写着各类规定:上下班要打卡,厂方有权利要求员工加班;旷工一天反扣一天工资,辞职要提前三十天通知厂方;殴打他人、罢工、调戏女工,解雇时扣工资20%;严禁上班睡觉,厂方可没收员工在宿舍内的煮食器……
中年女沮丧地向我摇头:“不行……你年龄太大了。”
她的惋惜令我迷惑。她是招工的,却以某种奇怪的方式,竭力阻止我进厂。保安突然笑起来,犀利夸张。女人把脸一沉,嚷道:“我不想把人家骗来,干不了又走!”……骗?片刻的沉默后,中年女又拿起我的表,不甘心地问:“文凭带来了吗?有复印件吗?”见我摇头,她便肃然起来,在表格的职位栏,写下两个字:“啤工。”
可这不是啤酒厂……这是音像带盒厂啊!然而,我忍住纳罕。我已不能随便发问,我已不是我自己,而是118号。直到这时,我还不知道那个字的念法:biē。

第二天,6点50分,我已骑着电动自行车,拐入工业区。春风猎猎,扬起头发。迎面走来一群女工,清一色土黄工装,大声说话,伴以粗粝锐笑,牙齿白得瘆人。是她们的嘴咧得比常人大,还是晨光中明暗对比更强烈?后来我才知道,她们也是啤工,我上的是白班,她们是晚班。机器二十四小时不休息,所以啤工一般都是两班倒,半个月白班,半个月晚班,倒班时休息两天,平时周末正常上班,每天八小时后,再加班三小时。
四周高墙包裹着办公楼、厂房、操场、宿舍楼。办公楼的玻璃窗很大,外墙悬挂着空调主机,操场上立着篮球架,宿舍楼上晾晒着衣服,而车间的模样,显得既现代又壮观……如今,这一切都和我有了联系。我心跳怦怦地冲进门卫室,拿起卡,却不知该打两台打卡机中的哪一台。保安疾呼:“这个!”打卡后,我居然……迟到了两分钟!我拿起手机一看:离7点还差四分钟。
虽然厂规规定,迟到或早退五分钟,扣人民币一元,我迟到了两分钟,还不会被扣款,然而我惊讶的却是这时间。保安道:“打卡机快六分钟,二十年了,一直这样!”我脱口而出:“这种走在时间前面的时间,根本没道理!”
在车间的时间越长,我便越理解“时间就是金钱”的含义:抓紧一切时间,埋头苦干,是工厂创造财富的秘诀;而时间的损失,就是个人收入和公司利润的损失。不同的时间段工资不同:正常上班时间,工资较低,只有加班时间,工资才高一些,故而精打细算地控制时间,不仅是来自生产机器的要求,也来自生产者本身。
保安将我带进通道,左右敞开两个巨大的车间。他指着右边道:“进去吧,找组长。”
我傻了:“谁是组长?”保安眯起眼,指着晃动的白衣服说:“就是他。”

这就是注塑车间:水泥地面潮湿,噪音巨大,四处是碎屑,充满刺鼻的混合味。
这个车间并非全封闭,相反,除东西方各有两个大门外,中部还有两个对称小门。车间长五十米,宽三十米,有两层楼那么高,顶部挂着排排日光灯,行车轨道上吊着大铁钩,像倒置的问号,能轻而易举钩起千斤重的货物,一圈圈铁链弯曲而下,机修工一扯,链子便哗啦响。靠墙的两侧摆放着十几台注塑机,中部立着六七根水泥柱,白灰斑驳,每根柱子上悬着台风扇,一圈圈黑铁丝,中间是花瓣心脏。
在注塑机和水泥柱的空当,垒着一摞摞高出人头的塑料箱,一摞十几个,或黄或蓝,内铺塑料薄膜,放着各类产品。在箱子和箱子间,夹着小纸条,是“塑胶成品标签”,印刷着日期、班别、机号、工号、产品、色粉号码、数量、检查员……这些红字居然是繁体字:原来老板是香港人。
路过卫生间时,我从脏污的镜子里看到自己。土黄工装,淡黄帽子,松紧带已脱线,帽檐软塌塌地耷在脑袋上,邋遢如一片落叶,但我的脸色是红扑扑的。几乎所有从农村来的女孩,都持有这样的红晕;但到了工厂后的第二年,脸色就会变得发黄,及至发青、发乌。
我迎向那个穿白大褂的男人:一米八,五官祥和,但各个部位都发生了下垂,无论眉毛、眼皮还是嘴角。说起来,他长得不差,但器官从原来的位置歪斜下来,显出不可遏制的老相。他已秃顶,侧旁头发留得很长,搭到头顶,支援中央。我对他说:“组长你好,我是新来的。”他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说,转身就走。我就跟着他走。他歇脚后,指着29号机说:“你到那儿。”然后转身朝门口走去。
我完全愣怔。到那儿?干啥?
两台机器的空当,有个女人,正从水箱里捞货,看到我,用脚踹过个反扣的塑料箱来:“坐。”箱底上垫着纸壳,边缘沾着水渍,箱子下汪着水,浮动着机油。我坐到上面—在两台注塑机的缝隙中,坐了下来。轰隆声在这个地方,陡然变得巨大,前后叠加的雷声,无碍地砸向前胸后背,我怀疑我马上就要碎掉。我的脸正对着机子闸口,每过三分钟,闸门打开一次,将啤好的注塑品“扑哧”吐出来,刚好掉进装满凉水的箱子里。刚啤出的产品温度太高,要用凉水降温。
这个叫方姐的女人,身材瘦小,五十多岁,焦黄的长脸上挂着双三角眼,额头皱纹深刻,鬓角处有白发。她让我把“726刷头”(刷马桶的小型刷头,像两根冰棒,中间被水口相连)从水箱里捞出,再放进另一个水箱,用倒扣的塑料筐压住。还是为了降温。而她呢?终于可以从两台机器间抽身而出,坐在通风的过道口,待刷头完全冷却,从水口上拧下,用干净的白布擦拭,刀片削去披锋(凸起毛刺),交替码在箱内。
一旦跨入车间大门,被安置在特定位置,工人便被牢牢地钉在网格之中,劳作即刻迫不及待地作用在工人的身上。每个工位都规定了身体应采取的姿势。个体所能做和应该做的,就是严格遵守这个工艺流程。
这种工作的恐怖,不在惨烈,而在消磨:注塑机在规定的时间开机、出货;接着继续,开机、出货。时间被切割成块,四方四正,不多不少;同时,也将人的身体切割成无数个格子,放在规定尺寸中。这种活计若只坚持几分钟,并不会感觉疲倦,可一个小时呢?五个小时、十一个小时呢?若去上厕所,那机器还在“扑通、扑通”往下掉货;如果想偷懒,货就会明显地积压下来,招来组长臭骂。工人在车间存在的理由,只有一个:重复、重复、重复地干活,让一个简单动作,一万次乘一万次地,重复再重复!最终,工人变得和注塑机一样,一起动作、呼吸、旋转。
我好羡慕方姐,她让自己稳稳地坐在干爽处,拿布擦刷头,浑身松弛;而我所在的位置,扫水是没用的,因为将刷头捞起,放进旁边水箱时,总会有水溢出。水混合上机油(姜黄如糖浆),形成一条条变形的蛇。我貌似有板凳,却要不断起身捞刷头,根本无法享受坐的滋味。因脚底寒凉,一阵风从大门吹进时,我止不住打了个冷战。车间里的浮尘侵入眼睛,让原本如水滴般柔软的隐形镜片,变成两把小刀,不断刮擦眼仁儿,硬生生地痛。
在捞刷子的间歇,我下意识地闭了闭眼。突然,组长从天而降,话像锥子,猛地扎入耳膜:“一大早就打瞌睡!货都满了!”我的脑袋轰地一下,突然变得清醒,双手赶忙探入水箱。方姐见组长走了,一拍大腿笑起来:“我来不及告诉你啦。下次吧,下次一定!”方姐说,她最害怕组长说“交工衣,走人”!听到组长只是催促干活,知道他不会辞退我。我心存感激,说我倒不是瞌睡,而是眼睛疼。
奇怪得很,每次当我试图闭眼,或吃了口东西,或拿出手机看时间时,组长都会从天而降,大喝一声:“还不做事!”是因为我开小差时,表情很慌张吗?我渐渐发现,恐惧是个活物,在脆弱而孤独的灵魂里,它会生长,会变出各种花样。“你要小心,有人会打小报告。”当方姐告诉我这个秘密时,我感觉脚底愈发寒凉。
只有我是傻瓜—以为只要逃得组长盯视,便可偶尔偷懒。我错了。车间里的每个人,都目光灼灼,互相盯视,然后在某个隐秘时刻,向组长汇报,以换得他们想要的好处。他们并不为二十年如一日,提前六分钟打卡而愤怒,相反,却要死死地盯着那些新来的、更弱的、懵懂的人。然而,在车间干活,每个人都会疲惫、打瞌睡、往嘴里塞食物、到卫生间接电话……每个人,都无法让自己彻底变成机器。
方姐对我接替了那不断躬身、将双脚浸在油水中、双手泡在凉水里的活计,充满歉意。她絮叨说:“这活儿一个人做不来的。”她说她的手一会儿干,一会儿湿,腰一会儿直,一会儿弯,所以,向组长提出一个人干不了!现在,为显示她的工作强度,她举着抹布道:“这水是有毒的!”矿泉水瓶子上贴着三个字:天那水。就是香蕉水:无色透明,易挥发,易燃烧,有一定毒性,对人体有害。我们无法不闻到那味道,无形无象,却尖锐存在,堵得鼻孔发紧,每呼吸一次,心脏就更猛烈地跳动一下。但我却无法不呼吸,不管我多么不想让这毒气进入体内。
方姐说她不愿去别的厂,因为这里发粮准,二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出门打工就是要挣钱,不加班的厂,谁去?!”对从没打过工的人来说,这是种陌生的生活,根本无法想象。当我听到方姐这样说时,深深地吸了口气,像将某种灼痛也同时吸进肺腑,然后,再吐出。仅仅坐在办公室,或看报纸、听广播,根本无法体会方姐们的心情。存钱是她们的终极目标,如果将时间用来娱乐,那简直是扯淡。
我们俩分工合作,步调趋向默契一致。某个间歇,方姐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是新疆,她于是两眼放光。“你们那里雪下得很大吧?吃什么肉?有没有鱼?棉花几月熟?”我尽量以形象而专业的语言回答这些问题。虽然厂规规定,闲聊、开玩笑、吃东西是不允许的,但是,有时候组长走来走去,盯的只是工人的手,只要手还在麻利地动着,他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许他知道,不聊天是不可能的,人会崩溃;同时,组长并不指责我们在卫生间里磨蹭几分钟。
总算熬到11点,我准备下班,但方姐却拦住我:坚持到12点。她分析给我听,上午干四小时,下午就要干七小时;上午干五小时,下午只干六小时。她说:“劲儿要匀着使才行。”我点头同意。然而,下班前的最后一小时,难熬至极,大脑趋于呆滞,手指的速度明显降低。快到12点时,组长来了,看着我,语气突然变得温柔:“吃完饭快点儿回来啊,机器可是不停的哦。”他指了指那箱子,“货堆得太多可不行啊!”
从早7点到晚7点,不间断工作,中间只休息一小时,而他居然说,吃完饭快点回来!他要求啤工像机器,完全适应钢铁的速度。要知道,人下班了,机器不停,人走开的那段时间,虽然有同事会帮着接货,可货堆在那里,要等自己回来做。除非这个机器坏掉,否则,它便永远不会停下来。这种所谓的午休,反而需要身体更加卖力才行。
我的午饭怎么办?我刚进厂,到食堂吃饭要交五元现金,不能享受从工资里扣三元的待遇。去外面吃,我对小吃店一概不熟。方姐一挥胳膊:“走,到我家!”时间太紧迫了。一小时六十分钟,每一分钟,都在静静流逝,我来不及多想,触电般起身,朝门外走去。打卡后,我将帽子从头上捋下来,把工衣也脱了,而方姐,只摘下了帽子。

一百米处就是巷子尽头,过了主通道,进入对面小巷,两侧是五六层高的农民楼,穿过小菜场的凉棚,空间陡然变暗,味道比车间更难闻:黑泥、灰尘、排水沟、鸡屎、尾气、皮革、化学、汽油……菜场旁的空地上,纵横交错着瓦房,有上百间,每一间都有扇单独的门。
这片瓦房得以存在的原因是,打工者永远是城市的匆匆过客。在劳务市场,农民工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工人,而只是临时工,不仅“认真、肯干、易于管理”,且“不用变更户口”,“有工作的时候来,没工作的时候走”,这种暧昧的身份,为城市提供了劳动用工,又不会导致城市人口增多。而当农民被召唤到城市来打工时,这里并没有相应的住房和教育提供给他们,他们要么住宿舍,要么租住贫民区;他们的孩子,要么在老家读书,要么上当地的私立学校。
方姐掏出钥匙,打开房门,阳光射进内部,投下斜影:只是单独的一间屋,没有窗户,靠门的左侧,立起道水泥墙,隔出个卫生间,令整个房间弥漫着浓烈的怪味,像钢爪一下子掐住我的喉咙,让我想吐。屋子四壁黝黑,从没粉刷过,墙角有霉点,双人床上窝着被子,桌上倒扣着碗筷,拉杆箱靠在衣柜旁。
没有阳台!没有厨房!没有阳光和清洁的空气!这片瓦房令人沮丧:它莫名其妙地藏在小巷深处,像个巨大的垃圾场。房间里除了味道难以忍受,还有种可怕的窒息—如果将门关上,整个房间将完全陷入漆黑,无一丝光亮,如墓穴。
显然,这屋子仅仅是提供一个睡觉的地方,而不具备房屋所包含的温馨内涵。到了夜晚,这片瓦房如黑魆魆的波浪,潜伏在周围灯光璀璨的摩天大厦下。
这些房子的主人是本地人。他们不仅盖起了五六层小楼,还在逼仄处盖起简易瓦房,皆用来出租。这个地方已形成两个阶层:拥有本地户口的本地人(拥有生产资料、土地、居住权);向本地用工单位出卖劳动力的外来工(但没有在此长期定居的权利)。
方姐将煤气罐搬到屋外,拎出炒勺,撕开两包方便面煮起来。这时,周围的门一扇扇打开,回来的几乎都是中老年妇女。她们大声嬉笑,麻利地做饭。有人在面条里下了几片生菜叶,有人蒸了米饭,就着榨菜和辣椒酱吃。食物在这里变得异常简单:一个菜、一碗米饭、一碗面。没有肉。我目光所及的碗里,没有一星肉。但她们非常爱笑,喜欢互相开玩笑:谁和谁去吃饭啦,谁和谁分手啦,谁因为谁的关系从普工变成文员啦……她们总会说到男人,出现在她们话里的那些男人,不再高大神圣,反而遭到了某种程度的亵弃。虽然她们知道这种亵弃是无力的,然而,同样能给她们带来快感。
方姐说,不同年龄段的打工者,住的各不相同。十几岁的年轻人住宿舍;二十几岁的租一室一厅,两百五;有老人和孩子的中年人,租两室一厅,三百五;四五十岁的夫妻俩,租瓦房,一百五。方姐的丈夫就在旁边印刷厂工作,两个人每月可挣四千元,一千五用来维持基本生活(房租、食品、电话费),预留五百元现金机动,存两千。
我想弄明白,何以方姐如此大的年龄才出来打工。答案令我惊诧,原来早在二十年前,方姐就已出门打工。她和这家音像盒带厂的关系,哪里如我这般简单—看到招聘启事,一个人来到门卫室,掏出身份证—不,她和这个厂的关系,几乎称得上血肉相连。
二十年前,当这家厂刚刚建成,方姐的小姑子便离开四川农村,成为第一批打工妹。春节时,小姑子说起工厂趣事,令方姐十四岁的女儿颇为心动,遂弃学南下。几个月后,方姐亦收拾行李,来到此厂—家里的地让丈夫打理。小姑子和女儿在拉线上当普工,方姐当清洁工。对在大田劳动惯了的方姐来说,打扫卫生相当于玩耍。她和女儿住在同一间宿舍,小姑子住在隔壁,周末时三人去逛街,并不寂寞。
在珠三角的工厂中,工人们之间大多有着各种联系。内地乡村的异变,通常从两三个女工开始,之后,以她们为核心,扩散到她们的家人、亲戚、老乡,令打工者队伍不断扩大,形成族群,大家彼此照应,遵守互惠原则。这种蜂窝状的关系网,是被特定的时间和情境创造出来的。那些刚到城市来的打工者,往往寄身于熟人的工厂宿舍。她们住不起招待所—哪怕是最便宜的地方,于是,由亲戚或同乡构成的这个隐秘族群,便为她们抵达城市并进入其内部,提供了最初的支持。
年复一年,五年过去了。女儿十九岁时找了个男友,是老乡,于某个周末突然宣布要辞工,回老家。方姐惊诧:难道女儿要跳槽?她们在这里待得太久了,犯不着去别家。然而,女儿的理由让方姐无法不辞工:她怀孕了。这是显性原因;隐性原因是,女儿厌倦了打工生活。女儿越来越知道,她们和本地人有差别。女儿拼命存钱,但并不奢望在这里定居,她知道她买不起这里的房子,也知道没有户口,孩子上不了公立学校,她想的是多存些钱,回老家结婚。
方姐操持了女儿的婚礼后,将自己和女儿攒下来的钱凑起来,开了家服装店,让女儿经营。又买了辆二手小面包,让女婿进货。她自己,当起了全职外婆。看起来,方姐的生活和周围村妇一样,做饭,带外孙女,洗洗涮涮。然而,关于工厂的回忆,常在夜深人静时,猛然涌起。
方姐变了。她不再像别的村妇那样没有时间概念。在乡村,农民遵循着耕种和收获的模式生活,这种劳动方式是闲散的,无需争分夺秒。然而,五年的工厂生活,令方姐习惯将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起床、做饭、歇息,皆有定时。参加红白喜事,方姐总穿得整齐干净,手里捏着餐巾纸。
六年后,方姐决定再次南下,不仅女儿吃惊,更令全村惊骇。“哪有厂要你这样的外婆?!”但方姐自有打算:外孙女上的是住宿学校,田里的事可让女婿打理,家里虽盖起二层楼,但手头还是拮据,不如最后一搏!她和打工回来的女孩闲聊,获悉珠三角缺工人,年龄大的女人也能找到工作。
方姐似乎又回到了十一年前的那个夜晚:也是灯下,也在收拾行李。然而那时,有小姑子和女儿等在厂里,她并不害怕;而这次,她还要带上从未出过门的丈夫!
她用工资说服他:哪怕是清洁工,一个月也有好几百。并且,再等下去,这辈子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方姐不懂政治,不懂经济,只凭生存嗅觉,在关键时刻,心一横,脚一抬,做出决断。
二楼清洁工的美差,自然不会等着她,然而一楼的啤工,又脏又累,总是缺人。方姐一咬牙:干!她不愿去别的厂。铁打的工厂流水的工人,总会有人要走,总可以等到机会。她带着丈夫围绕着这家音像带盒厂找工作。没出几日,便被印刷厂要去。两人一合计,在两家工厂间的巷子里,租了间瓦房。

返回车间,水箱里虽然浮着刷头,但却不多,显然,有人帮我把货捞了出来,且已堆在旁边箱子里。是谁呢?两台注塑机间的位置,空空荡荡。来不及细想,我即刻弯腰,开始干活!
时间一声不吭地下达着命令,让我从脑海中挤掉哪怕半点想象,开始变成注塑机身上的运动零件。短暂的午休,换来的是频率更高的劳作:我的手、肩、颈、腰,全都动了起来,希望能把活儿干得更巧妙、迅速、出色。和早晨不同,那时的肉身充满清新和希望,而现在,只剩单调和艰涩。我渐渐领悟,农民在田里干的活儿可能更繁重,秋收时需要连夜干,但他们可以选择干活的时间,也便更自由;车间里的活儿却像苦役,其艰苦程度在于永无休止、不断重复。
空气越来越污浊:汗腥味、脚气味、塑胶味、柴油味、铁锈味,受潮的木板味、腐烂的石灰味、电焊味、旧塑料味;噪音更剧烈—咚咚、轰隆、吱嘎、咔咔、沙沙,每一种声音,都比早晨扩大了好几倍。气味和声嚣互相重叠、倾轧、交织,并非只侵占了人的身体,更如蛇信,引毒钻入人的血液,形成痉挛,要将五脏六腑都掏出来。
组长板着脸走过来时,没有在我的身旁停留一秒:他在表达他的愤怒!他像只秃鹫,锐利的双眼什么都能看见。越到快下班,方姐变得越有耐心。她告诫我:别出现不良品,省得返工。而我却愈发焦虑、烦躁,心里乱成蚂蚁窝,想即刻逃离此地。
这就是我和方姐的差别:这个车间对我来说,是某段旅程中的客栈;但方姐做活儿用力均匀,有条不紊,不随意停歇,也不猛烈狂干。她不觉得这活儿是惩罚,也不觉得这车间是牢笼,她将整个身心扑在活计中,反而更坦然。
当方姐让我帮她填写工单时,我才发现她是个文盲。她自己无法将“塑胶成品标签”上的空白处填满。显然,她并非一时心血来潮邀我吃饭,而是早有预谋。同时,她说出了新的打算:“去新疆打工!”
听说音像带盒厂要搬迁到江西,方姐意识到,她不能随厂迁徙。内地有大把年轻的女孩,就是啤工,也不会轮到她。但方姐却不想返乡。有老乡从新疆回来,说那边活儿多,无论拾棉花、晒辣子皮、摘红花、割麦子,总缺人,吃的饭里有肉,喝的是雪水,就是离家远。我这个新疆人的出现,令方姐的狂想有了依据。她下定决心,下半年走西口,去新疆!
“新疆再远,还不是中国?”她哈哈笑着,像已经穿过河西走廊,看到了天山。
赌徒阿凤

卡上出现的时间是6:58。我笑了,同时心里一紧。
我已不再像刚进厂时那么愤怒,身体像完全接受了这个事实:打卡机快六分钟。现在的真实时间,应是6:52。当我习惯性地“走在时间前面”时,我知道,我还习惯了其他的。
譬如这个车间。它还如第一次所见的那般喧嚣,那些气喘如牛的注塑机,依旧轰响;穿土黄工装的啤工,依旧如枯草般抖动……然而,时间一久,这一切便如褪色画面,丧失了最初的饱满和尖锐,变得不再扎眼。
譬如每天六小时的睡眠。开始我觉得我坚持不了一周;然而,一周后,那种重复的循环、稳定的规律,不仅精密地操控住我的身体,同时,还渗透进我的灵魂和精神中。无论我起初多么不适应,最终,还是屈从了这新的日常生活习惯。工厂的时间表规定得细致而严格,每个进厂的人,都会强烈地感受到它的存在,都必须熟悉它,实践它。现在,当我套上工衣,对着脏镜子扣上帽子,端着不锈钢茶杯,走向注塑机,脚步平稳,眼神安然,像在这里已待了几辈子。
在工厂工作,比参观工厂有意思得多。一旦受雇,无论是注塑机、卫生间、塑料箱,还是那敞开的前后左右四个门,都显得真切起来。人们承认工厂是重要的,但如果不参与其具体的日常工作,很难理解这两个字的真正含义,也会对工人的某些行为感到怪诞惊诧。参观者永远不会真正了解一个工厂:工厂被努力装饰过,而参观者所能提出的疑问又那么少。
那天早晨,一切都那么平静。当我走向29号机时,停住脚步:那里已有人在干活。是个女孩,十七八岁,身子细长,小脸白肤,单眼皮,怯生生望着我。我问她,方姐呢?她没听懂:“什么意思?”
我将茶缸放在倒扣的塑料箱上,冲着机器里喊:“方姐?”
阿凤探出身子,团团的脸,肿眼泡。她用手戳了戳对面车间:“去了那边。”
我瞥了眼那女孩:“你老乡?”
她点点头:“新来的。”
看起来,她像片移动的纸,白、薄、脆;而阿凤则刚好相反,黑、胖、粗。

118号!
我打了个寒噤。在车间,每个人都必须牢记自己的号码。这个号码会让人忘记自己的私人身份,而变成某种被高度浓缩的简化品。我想起草原上的哈萨克人,他们能认得出羊群中的每一只,并根据不同特征,给它们起名:半只耳、黑白花、小尖角、傻大个。
迷你衣架有巴掌大,凹槽里凸起的塑胶棍,需用钳子剪掉,再用布擦净,放在箱内,每箱五叠,每叠二十个,一箱一百个。看起来,这个活儿比从水箱里捞刷头轻松许多,至少,那种钻入骨缝的寒凉,不再侵袭我;然而,我高兴得实在太早。衣架刚啤出,滚烫,凸起小棍虽细如铅笔芯,有一指节长,却相当坚硬,加上支架内交叉着十字框,所剩空隙有限,若要平稳剪去小棍,须将钳子完全探入,适度斜侧,方能彻底了断。若第一次剪不彻底,留有凸点,需补剪。
这一天,我做了二十箱货,捏钳子两千次以上。我从未如此频繁地使用过手掌。因为没戴手套,到中午,右手几近僵硬,从无名指至掌心,表皮磨出道暗红印迹,大拇指变粗,虎口处肌肉隆起。那凸起的小棍,不是一个个出现,而是一群群出现,我的动作变得越来越捉摸不定……我总想找一块尚未受到挤压的地方,然而,丝缕暗伤,已蔓延到整个掌心,无论我从何种角度捏下,都能扯得心痛。
没有人计算过,一双手的皮肤、血管、肌肉和神经,到底能承受得住多少次挤压。枯燥、单调,单调、枯燥。循环往复。也许我会发疯。现在我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和钳子组成一个整体,我是不存在的,只是钳子的一部分。

嫌我干得慢,组长把阿凤调过来。她确实快,简直是,太快了。我剪掉一根棍子的时间,她已剪掉两三个。这种活生生的逼迫,令我真想抡起衣架,打在她的肩膀上,让她慢一点儿。然而,很快我就发现,我错了。
阿凤才不傻,不会只顾埋头苦干,把自己变成机器人。不,阿凤的聪颖,需面对面潜心观察才能发现:她往往在一阵大干之后,突然起身,像听到有人喊她的名字,昂首疾步走到对面,从注塑机间穿过,从有风和阳光的门口穿过,再挺直腰杆,大踏步返回座位。
她干得太漂亮了!
脸色坦然,嘴角挂着笑,根本不像无故脱岗。当她返回,坐定,再次启动手指时,像某台机器被按了启动键,闪电般干起来。如果这时组长进来,会一眼看到,整个车间里,惟阿凤最卖力。
阿凤的快让我的慢变得扎眼,我戴着隐形眼镜,对焦总不那么利索。并且,我没有那样一双手:五指粗短,像被烟熏过的木棍,指甲乌黑,看不清掌心纹路,左手大拇指内侧,有几道印痕(她削东西时总是刀片朝内),像毛笔蘸着白漆在黑纸上划过。
她说:“绝不在一根棍上剪第二下。”
我纳闷:活干得快,有表演性质;但活还要干得细,不返工,才是最后的胜利。
我惊诧地问:“QC让返工怎么办?”
她“呸”了一口,咬牙道:“QC跟我们,从来都不是一家!”
组长喜欢熟手,怂恿大家速度要快,填工单时,可以将总数最大化。可是,这一切都必须要过QC关。阿凤将对QC的声讨扩大化,延展到对这个厂的不满。她扬言再过两个月就走,回原来的玩具厂,说这里不好,要连上十三天才能休息,下半个月还要上夜班,能把人熬死。我诧异地问她,何不现在就离厂?她叹气,春节为回家辞了工,再来时,厂里已招满人。但她揣测,再过两个月,天气变热,到了卖玩具的高峰期,工厂为赶货,还会再招工。
突然,没有任何征兆,阿凤甩下钳子,冲着小老乡喊:“阿红,走!”阿红像触电般,即刻抬起苍白小脸,丢下刷头,将湿漉漉的双手在工衣上擦了擦,跟着阿凤冲出大门。她们居然……上了办公楼!上班时间擅自离岗,简直是发癫。阿凤打工多年,哪里不知这道理?即便是阿红,也不会如此愚痴。可是,听到阿凤召唤,阿红依旧毫不犹豫地跟在她身后,一派生死与共的模样。
她们离开车间后,这里的一切都在继续,像没发生任何改变。然而,某种古怪的情绪四处蔓延,致使空气稀薄。每个人都呼吸紧张,眼神古怪。二十分钟后,她们从大门口进入,我即刻做出判断:她们不会走。因为……她们没有摘下帽子!那帽子在我看来,实在丑陋:面料稀疏,帽檐疲沓,松紧带丧失弹性,既不像厨师帽般雪白,也不似头盔般坚硬,非但不能赢得某种职业尊重,反而更让人丧失自信。若我离职,第一时间,就要把那帽子摘下来。
我对啤工的工装颜色亦很愤怒:土黄色。在这个厂里,还有湖蓝、粉红、果绿、白色工装,那些颜色让人显得鲜艳、干净;而“普工=土黄”,其心理暗示是:低人一等。我曾在克拉玛依陆梁油田和采油工深入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既不感觉害怕,也没有因穿了工装而感觉身体遭到贬抑。现在想来,同为工装,意义却大不相同。石油工人是个确定称号,他们生活在自己建造的城市里,颇具自豪感,完全不同于珠三角的打工者。
阿凤和阿红回到座位,一声不吭地开始干活。不到十分钟,阿凤忍不住骂起来:“破保安!”昨晚,保安突击检查宿舍,发现阿凤屋里接了电线,要罚款(工厂为省电,宿舍不安装插座,手机在门卫室充电)。阿凤说她根本不知道这根电线的存在,一定是前面的人接的。保安说,你们湖南女人最会说谎!
在工厂,打工者总是被预先设定某种身份,以及一系列被想象和假定出来的文化特征。在广东人看来,外省人懒惰、不讲文明;而外省人则总是力图通过抗争来纠正这种偏见。阿凤虽打工多年,能听得懂也会说广东话,但却坚持说湖南普通话。她不喜欢广东人,觉得他们仗着自己有钱,就胁迫别人说他们的方言。
而在女工宿舍,很多女孩周末租碟看电视剧,不是为了剧情,是为学广东话。她们都强烈地意识到,在珠三角,若想获得更多上升机会,不仅要改变以往生活的“坏习惯”,还要改变口音。而阿凤则认为,只要自己干得足够快,就已是好员工。
今天一早,阿凤都在寻找机会,当看到经理的身影闪过门口时,她弹跳起来,喊上阿红,直冲三楼申冤。这种做法危险至极,如果经理心情好,一切都好说;如果碰巧经理心情烦躁,懒得听这种越级汇报,阿凤便会失去工作。今天,经理的心情不坏也不好,听完阿凤的讲述,叫来组长,让他处理这件事。
经理并非纵容这种行为,实在是,珠三角严重缺工。并且,工厂就像个压力锅,必须让工人有地方透气。放别人一条生路,否则,就会有人在你喉咙上开一道口子—这道理,经理懂。组长根本不愿辞退阿凤,他最讨厌培训新手。一切因素纠结在一起,国际大环境加上工厂小环境,令阿凤的这次赌博行为,非但没有遭遇惨败,反而以保住工资、挽回尊严告终。

车间生活只有一个目的:复制、复制、复制。注塑机中不断吐出啤好的模具,让它们从一变成一亿,无限膨胀,大如银河系。所有的机器都在动,自己也在动,整个世界都在动。在运动的车间,思想是软弱的,没有中心,一切都在围绕着机器旋转,没有任何支撑点,人变得随波逐流,成为漂浮物。
当我不断地捏下钳子,终于明白:肉身是有极限的。手掌磨烂,肩头酸痛,腰肢弯曲,汗液从全身喷涌……疲惫、疼痛、困倦,无尽头的重复,没完没了的衣架,汹涌而来的珠光蓝小棍……扭成龙卷风,裹挟着我,让我几近晕厥。人到底不是机器—甚至机器,也要加油,也要发脾气,突然啤出如婴儿拳头般大小的产品,像某天心情不爽,要罢工。
人在机器面前失去的是自由—这是最重要的症结。
当我陷入思忖时,干活的速度就会变慢。我总比不上阿凤。她说,最初在电子厂干活时,也慢,被拉长训斥后,她还被罚不准吃饭,中午加班。整个拉线上只有她一个人,她边干边哭,不是因为累,而是因为屈辱。她发了狠,尽量不去想任何事,让脑袋一片空白,只用眼睛盯着电子板。奇迹发生了:速度提了起来。
我试图照着阿凤的样子,让手指快起来,然而,我却无法让脑袋一片空白。阿凤说我的心思太多,说老板根本不喜欢像我这样的人,说老板喜欢年轻、没有经验的女工,不会提更多要求,不会打架滋事,一干就是好几年。
终于熬到中午。
厨房紧靠宿舍楼,是间大平房,侧旁开着窗,窗外有个铁护栏,长四五米。人群在其间蜿蜒,一个挨一个。菜装在长方形不锈钢铁盘里:炒豆腐、炒黄瓜片、炒油白菜、炒笋丝。除笋丝里有些肉外,其余三个皆素。汤和饭放在露天的大桌上,管够。汤的颜色灰白发乌,装在大桶里,看不到底,用木柄长勺舀起后,有丝缕蛋花浮动。
饭堂不大,有二十平方米,长条木凳前坐着三四个人,端着碗,正盯着电视看《甄嬛传》。坐在中间如痴如醉的人,居然是组长!一绺头发耷拉到额头,他却浑然不觉。屏幕上的人服饰华美、面孔精致,正与他疲倦的脸色、脏污的工装形成反比。据说,组长算不上管理级,工资只比普工稍高一点儿,角色十分尴尬,别说董事长、经理、QC他得罪不起,就连熟练的普工,他也不敢怠慢。他在监督别人干活的同时,自己也要干,将装好货的塑料箱码在大拖车上,运走,忙得昏头涨脑。
更多的人走到露天的棚子下,坐在塑料桌椅上吃。靠墙立着个一人多高的木架,六七米长,搭着木板,放着各式碗筷。洗碗池三米长,前后两个水龙头,有公用洗洁精。我洗净碗,打了饭,坐在凳子上时,突然反应过来:阿凤呢?
阿红说,阿凤出门,是为了还赌债。
上次倒班时,阿凤去打麻将,输掉一百五十元。我知道男工嗜赌成风,却第一次听说女工也爱赌。阿红垂下眼皮:“湖南人没法不爱打麻将,小伢子站不稳时,扶的就是麻将桌!”
我们俩沉默地吃起饭来,米粒和菜搅拌在一起,第一口和最后一口的味道,一模一样。喝完汤,肚子鼓胀起来,舌头却没有任何滋味,嘴里淡得很。离上班还有四十分钟,这时候就返回车间,下午简直没法熬。我提议出门去吃烤肉肠。
出了大门,走到巷子与大街的交叉处,是排农民房,一楼是铺面,楼上出租,晒着各类衣物,衬衫、牛仔裤、胸罩、枕巾,像万国旗,招摇在灰尘和尾气中。便利店门口放着台烤肠机,滚动着油光锃亮的肉肠。
阿红接过肠子,咬了一口:“真香啊。”这是她第一次吃烤肉肠。我笑了起来,随后,又被一阵抑郁淹没。

侧旁的屋里传出喧闹声,从门外看进去,麻将桌前围坐着男男女女,夸张地抓起牌,瞅一眼,再甩出去。女人戴着金戒指,男人将赤脚缩在凳子里。有台小风扇在半空旋转,它放在一个倒置的塑料凳中,用绳子缠住腿,勒在柱子上。我直喷笑:若不是亲眼所见,我断然不能想象,还有这种放风扇的办法。而那风扇底下的女人,正是阿凤。
这时候的阿凤,不再是车间里的阿凤。她的眼里像有种怪异的光,身体不可思议地晃动着,变成了某种精神的附属品,无论眼睛、鼻子还是眉毛,皆像被强光照射,变得灵动溢彩。她被一种绝对的、无条件的幸福感所笼罩,并且,这感觉似乎会伴随她一生。
然而,这种时间太短了。打完一局,阿凤起身,当她离开桌子,像离开了她所依赖的土地,陡然变得虚空,皱纹爬上她的额头眼角,她又变成了平庸的啤工。
我诧异何以没有年轻女孩打麻将,阿凤撇嘴道:“靓妹可以到网吧聊天,逛商场,拍拖,她们的日子不难熬啊!”“熬”这个字,从她的齿缝冷冷蹦出。
我递给她烤肉肠,她不客气地咬着,突然发狠,咬牙低吼:“我根本不喜欢打工!”而我却无法接话。在车间,她是强者,她的活做得那么快,总能获得组长首肯,而我,则几乎是个被嘲弄的笨蛋。转瞬,她又笑了起来:“改天我请你们吃邵阳米粉!”
邵阳这两个字,在珠三角是重要的:邵阳人从不打广东麻将,只打家乡麻将,且只和老乡打。一晚上输个几十块、几百块,不算什么事。打牌的人有小老板、主妇,也有如阿凤这般的普工。到了牌桌上,外在的标签皆被解除,只剩下两个字:老乡。邵阳人始终是岭南大地的陌生人,他们不说粤语,喜吃辣椒,但他们的身体上像长出了软壳,压住他们,让他们不能轻易返回家乡。于是,某种精神上的返乡之旅便建立起来:打麻将不仅仅是娱乐,更是某种“中国式的社交活动”,邵阳人用家乡话传递信息,相互照应,形成小集团,对抗外部的强大世界。
见我用五元钱买了双塑料手套,阿凤瞪圆眼睛:“你不能这样花钱!”我说我的手好疼。她瞧了瞧,确实,和她的不同。突然,她看我的眼神变得古怪起来。她从我请客吃烤肠、买手套不眨眼等细节,觉察出我是“富裕”的,但是,某种惯性思维依旧让她止不住说下去:“咱们出门打工,就是为了存钱,你这样花钱,哪里能存得住,一个月不是白辛苦了……”
我冲口而出:“你输掉的一百五十元,能买多少双手套?”
她愣住,血气凝在脸上,愈发苍老。她慢慢道:“我是戒不了……”
某种压抑的气氛笼罩住我们,那吃到嘴里的烤肠味,变得有些古怪。

下午的时间打发得很快,转眼到了三点。我暗中计算,还有四个小时就可以下班;还有四个小时,今天就变得无比完美。组长疾步走来,速度快得吓人,令我浑身一抖,然而,他却看都不看我,直挺挺走向阿凤。阿凤将钳子放进塑料箱,跟在他身后,出了车间大门。二十分钟后,阿凤回来,头上居然没了帽子!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阿凤。这时的她,和中午在牌桌上的她,精神迥异。她脚步踉跄、脸色乌黑,像被人举起枪打了一靶,正中眉心。她已经死去,只凭借着本能挣扎,挪动身躯。她无力多说话,只在拿走茶缸时,向我们摆了摆手。
阿凤的丈夫雨天跌下山沟,摔断了腿,高位截瘫。
和别的女性主动逃离乡村不同,阿凤是被丈夫赶着出门打工的。丈夫眼瞅着别人家里慢慢富起来,心里急,就和阿凤商量:必须有个人出门打工。说来说去,还是决定让阿凤出门。阿凤便拎着包,上了火车。阿凤的强悍坚毅,都是在打工途中历练出来的。她也累,甚至比别人更累,但却咬着牙硬挺着。一年又一年,每次春节都嚷嚷着不出门,可正月一过,还是照样上了车。
虽然她的能干有口皆碑,然而她从不以此为豪。她和工厂,和城市,始终处于隔离状态。现在,阿凤将重返老屋,照料丈夫吃喝,下田种地,烧火做饭,洗涮缝补,拉扯孩子,巨细靡遗,一点不漏。她将变回一名普通村妇,春种秋收,曾在南方的生活,恍如一梦。
然而,这样一场梦,那么容易被遗忘吗?
阿凤不再是从前的她。从前她是家里向外延伸的翅膀,说不定,能带着一家人飞起来;现在她是家里的一根梁,里里外外都靠她,她需加倍努力,才不致让日子陷入困顿。但她到底和那些从未出过门的女人不同。
“嘿,我打工的时候啊,你才这么大点儿……”阿凤曾和阿红这么开始聊天。
阿凤能够诉说的南方,不过是把门推开了的微小的局部,而就那么一点点光亮,吸引着阿红,毅然离家。如今,当阿凤返乡回家,那扇已经推开的门,在身后,无声无息地关上了。
插嘴事件

早晨一进厂,组长还未派活儿,大家便围坐在凳子上,边剪迷衣架上的小棍,边说笑。好景不长。二十分钟后,组长拿到工单,伸出手指:118号!
我被调到23号机前:它正从洞里吐出B-370刷头,白色,用PP塑胶粒制成。这种刷头成型后,以四个小圆缀成“品”字形出现。我先拧下刷头,再将半米长的柄插入,看能否到底,将接缝处的白色凸点、披锋(边缘毛刺)用刀片削去,擦净水和油,方始合格。有些刷头因浸泡不充分,长柄插不到底,或插进去拔不出来,我便对着箱子边磕。无论插、拔、磕……都得使大力,干半个小时后,肩头酸痛起来。
阿清出现在门口,车间一片窸窣:“QC来了,QC来了。”大家并不叫她的名字。在珠三角,我逐渐习惯靓妹(美女)、醒目仔(漂亮的孩子)、炒鱿鱼(被辞工)、出粮(发工资)、搞掂(办事成功)、八卦婆(多嘴女人)、卖剩蔗(大龄未婚女)等词,也不再为英文字母混在粤语中皱眉。这种南方语汇的侵蚀力是强大的。某些词语已成功北伐,譬如,埋单(结账)。
阿清穿着蓝工装,帽子戴得稍微向后,将刘海裸出,像道黑瀑布,恰好停在清泉之上。她的五官虽然标致,但却有一股稚气,说话细声细气,总喜欢“哎呀哎呀”大叫,那声调出现在车间,简直就是娱乐。
阿清在查阿超的刷头。阿超的手虽然还在忙碌,但眼神已变得暧昧,语调从贵州腔换成广东腔。阿超二十八,十年前,他出门打工,先在浙江,后到广东,攒了点钱,去年回家结婚,不到一年就离了婚。新婚妻子不让他赌钱,他就甩出拳头,打来打去,只能散伙。
“靓妹,和哥晚上去宵夜?”
“没空!”
“哥好想你哦……”
“闭嘴!”
“哥很累了,你不心疼啊?”
“关我什么事?!”
“你不要让哥返工啊……”
“该返就要返!”
“返就返,谁让你是皇太后!”
“做不好就要返!”
阿超正处于肉体和精神的双重饥渴期,他疯狂追求阿清,而阿清却不吃他那套。阿清在箱子里挑挑拣拣,眼神锐利,态度凛然:不良!不良!不良!最终,阿超抠女(泡妞)失败,被迫端着塑料箱,坐到注塑机对面,一个人孤零零开始返工。
阿清走到我身旁,轻声说:“干得仔细点。”
她住在我的隔壁宿舍,晚上聊天时,我获悉她是广东焦岭人,父母连生七胎,最后一个是儿子,她排行老三。小学毕业那年,她跟着叫“吴校长”的人,到广州附近印刷厂打工,说是“培训实习”。父母倒很愿意她出门,家里孩子太多。她说印刷厂的环境还可以,但组长脾气太坏,如果做得慢或做坏了,就要吃拳头;男孩子更惨,要被抓起头发来扇巴掌。每天工作十一个小时,一个月八百元,而且她知道厂里根本没按加班工资付。她想要跳槽,便常买报纸看招聘信息。听同学说这个厂出粮准,便来见工,因为视力好,直接分到QC部。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我的眼前,无数个刷头跃动起来,像一群刚上岸的鲤鱼,我头晕眼花。太累了。我起身朝厕所走去,在那里可以暂时歇息一下。厕所在车间大门右侧,用水泥墙隔出两个屋,镜子脏污,洗手池发黑。没有门,穿过水泥框架,拐个弯,就到了里间。三个坑,也都没有门,没有垃圾桶,卫生纸、卫生巾,就丢在角落,散发着黏稠的血腥味。我蹲下,一侧眼,发现墙上写满字迹—
我很累!我不想加班!都是我的错!我只爱你!我想要你!你去哪里了?我要杀了你!嫁不出去吗?王鲜香爱马为亮!有你这样的男人!如果你爱男人?如果有一天!相识是一场梦!我叫马志英!女人没人爱!我累得要短路!恨能维持多久?快乐的我不见了!快疯了我!我一直在等你!
在珠三角,由于男女比例失调,女工对性的需求格外强烈。“60后”、“70后”的打工者,因为穷怕了,一心想挣钱,把性的问题紧紧压抑住;到了“80后”、“90后”,性成为格外刺目的问题。

没有任何征兆,我被调至36号机。这个机器面目狰狞,像一张狮子大嘴,外套闸门,关闭后,内里两个铁家伙一对接,浇铸出塑料壳。啤工需把外门拉开,将胳膊完全探入,将粘黏在机器左侧的壳子取下来。壳子滚烫,散发着甜腥味。将外门关闭后,机器继续对接。组长演示一遍,即刻转身走人;我凝立在机器前,陷入两难:我怕胳膊伸进去后,把握不准手指缩回的时间,被两个铁家伙夹在正中……
断指!
我在虎门医院工伤康复中心,一早晨见到过六个断指者。
一个男人的右手只剩大拇指,被切掉其余四指的地方,形成道古怪斜线;另一个男人的断指被及时接上,但不如以前灵活(即便是最成功的手术,看起来,也和正常的手指完全不同);那个断脚趾的男子对我说:“我可以把脚趾向上翻过去。”我惊骇得直摆手:“不要……不要……”然后他大笑,说现在不行,是刚砸断的时候。他走路时斜着身子,已经做了手术的脚趾黑黄,粘着干巴巴的药膏,像秋天被雨水浸泡后的树根。
当我伸出右臂,浑身都在发抖,满脑子闪过那些断指者。
我关上外门,紧紧盯视内里的运动:凸起的钢铁深深插入凹槽。看起来,一切都没有问题,然而,啤出的产品越来越小,充满黑气纹、淡黄油渍,无一合格。我毛发悚立:机器有问题!
几分钟后,阿清和QC主管到。主管拿起产品仔细看:不良、不良、不良!然后将废品丢弃,顷刻间,堆满两大筐。我好不容易挑出个齐整的,递给阿清,她却轻易地找出瑕疵。我们继续,拿起一个又一个。
主管走后,阿清揉着眼睛说好累。
我也累,不仅仅胳膊、手、腿和脚趾累,眼睛最累!
要紧紧盯着白色面板,在灯光下晃动,细细检查表面,一遍遍重复后,眼里像揉进沙粒,磨得发痛。
我恍然明白,何以阿清一进厂就干上QC,而我只能干啤工。她那十八岁的眼睛,多么明亮、新鲜!工厂要的就是这样的眼睛。如我这样的年龄,必然遭到歧视。似乎,中年妇女、老年妇女,是可以被完全忽视、根本不存在的群体。
阿清轻声说:“主管不喜欢你。”
我知道,她说出这句话,下了很大决心。同时,我也能理解主管何以讨厌我。
在注塑车间久了,啤工们驯服于这里的气场,卑躬屈膝,视角越来越低,只顾盯着脚面看,只看到那些浮动着油花的积水。因为是超负荷劳作,且每一项工作,都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于是,啤工的适应能力格外强,见了主管,便不自觉地畏缩、讨好、巴结。但是,即便农民耕田再自由,人们还是愿意到工厂里受束缚:从土地里得来的收入太微薄。
厂规第五条:厂方有权要求员工加班或调动部门及工作时间,员工请假,经部门主管、组长批准,旷工一天反扣一天工资,员工必须服从厂方负责人支配工作,否则,将予以解雇。
阿清丢下产品:不行。她叫来机修工。那男人瘦而黑,脸色冷峻,扯过挂在行车上的大铁链,套在注塑机上,又拿起钢钎,对着某个地方捣鼓。在他大规模动作时,啤机的外门依旧一张一合,我依旧要伸进胳膊去。
我忍不住问他:“如果不关外门,里面就不动?”他含混地“嗯”了一声,脸色愠怒。难道在我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啤工,对这台机器的安全性提出质疑?而它,显然不是万能的:我眼瞅着它因为缩水,让产品从一本书的面积缩成一片树叶。然而,在机修工看来,我对机器的不信任,就是对他工作的藐视,我对机器性能的揣测,就是对他技术的嘲讽。后来,机修工说我多嘴多舌。
我不放心这个铁家伙,拉开外门,取出产品后,仔细揣摩凸起的钢板要过多久才会插入凹陷处。虽然我知道,厂方压下我的身份证,并用我的五元钱买了工伤保险,但是,我才不想享受那个保险!我本来就对机械反应迟钝,加上近视,举止有些迟缓;现在,要克服巨大的心理障碍,掐算好时间,举起手臂,一次次伸进那个恐龙大嘴里!
在工伤康复中心,那个家具厂的男工说:随时随地都存在危险!
他盯视着我:不管你是新工人,还是干了二十年的老工人,不管你是刚上班,还是要快下班,因为你不是机器,总会有一不留神的时候,然后,扑哧,你的手就完蛋了……
他伸出他的手,凑到我眼前,我下意识地朝后退了退:看起来,那手掌完好无损,白而大,没有明显的疤痕,然而,他抱怨说,明显不如以前灵活。
他说:我做家具十年都没出事,那天,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剩下最后一片木板,用手推过去,心里一愣神,扑哧一下,指头已经被咬住了,举起一看,血淋淋的,断了四根,能看到白森森的骨头。我大叫着“完了完了”,赶快坐上摩托车到医院,说“快做手术,快做手术”,可医生先包扎起来,让我去交钱。两千不够,我让工友们凑,交了五千元,一个小时后才开始做手术,做了四个小时,总算都接上了。麻醉过后,疼得直打摆子。现在好些了,不那么疼了……
他的模样很周正,甚至算得上英俊。他是湖北人,三个孩子的父亲,已买好回老家的火车票,当晚就要上火车。然后,“扑哧”,一切都变得和以前不同。他将很难再找到技术性较强的工作,而全家老小的开支,原本都靠他。但他又笑着指指旁边的人:“总比没有手指强!”
难道这种社会底层的牺牲是发展之必需?

注塑机修了十分钟,没有好转迹象。
主管到了,拖着长腔:“哎哟,看来,早晨是搞不掂了?”
她耸着右肩,顺势往机修工身上顶了过去。在这样的空间,看到如此暧昧的身体动作,令我瞠目。那机修工无言地转身走了,而她还在笑。直到那男人走远,她的嘴角依旧上翘。
36号机是无法继续等下去了,组长带我去20号:那里有个钢铁装置,类同机械手,高高在上,咔哒,右移,长铁杆下缀着铁板,上面吸着两个白色PC305内碟,铁板向下一翻,内碟坠落桌上,铁杆收回,左移,再向下探去,吸出内碟,循环往复。
被调离此岗的大姐皱眉:“我干得好好的,凭什么让我去那儿?”
我理解她:到新岗位,要适应新程序,会加重身体的疲劳感。
每日连续工作十一个小时,人的身体会变薄、变脆,皮肤变厚,脸颊干燥,每个手脚关节都痛,不痛的时候则发酸,肌肉不可控,四肢失去整合能力,目光无法长时间集中于一点,看什么,都有些摇晃。
但她还是接受了现实,教我如何操作。机械手在半空丢下两张碟片后,她将其分别归拢后道:“左边那叠很干净,不用管它;右边的,侧面有油垢,要用棉花蘸上天那水擦掉。”我不解,为什么左边没油垢?她住手,惊骇地瞪我:“不知道哦。”
我已很熟悉这种表情了……上一个啤工只负责告诉下一个怎么去干,没有人会问为什么。我的想法是,如果出现油污,说明机器的某个部位脏了,可以直接擦净机器,而不必让啤工在成品上一个个擦拭,浪费时间。但是,我的提问让我在这个空间变得滑稽、突兀。人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在工业化流程中,已被榨干,人只剩一具机械操作的躯壳,像牲口一样不停地干活,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任何时候都得服从命令。
大姐拿起吹风机,对准光碟的披锋吹,原本细小的碎片,在热风中缩成小晶体,渐次消亡。要等到吹风机的头部变红,再开始吹;风不能太大,否则会吹过头,让盒子上出现白色晶体。她告诉我怎么将二百六十张碟片装入箱子后,走了。我扯过铁腿高凳坐下,打开电吹风,启动身体内部的程序,一刻不停地擦、吹,将碟片对好,先数出五十个为一叠,用硬物压住,压好四叠后,将第一叠装入箱中。
每个动作看起来都毫不费力,但却要保持快速和稳定的节奏。
我真想磨洋工。但是,不行……
一旦机器设定好速度,便有了自己的意志,它会推着人往前走。如果不想被组长骂,桌上便不能堆货太多,所以啤工虽然是一个人面对啤机,无人盯视,但却像身旁站着个幽灵,正监督着这一切。身体陷入周而复始的怪圈中,能量被最大限度地压榨了出来。
崩溃终于来临,这种无止尽的节奏让我真想大吼一声:不干了!
可我到底还是忍住了。
我想起那个中年女,她看穿了我。她说,你干不下来。不,我不能自己败下阵来。
我趁着去找空箱子,快步走到车间大门,在那里顿住脚步:一股风吹过,我赶紧深吸两口,喔,干爽,甜,洁净。原来,外面的风是这样的味道!此前,我从未觉察。咬咬牙,返回啤机,挥动手臂,接着干起来。
当越过那个尖锐的坎儿后,身体变得麻木起来。
身体像失事飞机的黑匣子沉入深海,意识居然纵入茫然。
现在,我不看任何人的脚步,不管任何人的脸色,一心一意将碟片擦净,吹好,扣在一起,数好二百六十个,装入空箱。
汗流了出来,不是从额头渗出、从腋窝泌出,而是从浑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胞喷涌而出。身体像水库的闸门被拉开,汩汩外溢液体。汗如此之多……甚至腰部,也滑腻起来,人像泡在游泳池。
此前,我从来不知,身体可以这样流汗。
我陡然想起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人,会因为脱水而晕厥、死亡,突然害怕起来,赶忙翻出水杯,接了水来,啜了两口。我忘记给自己补充水分,忘记身体是个多么纤细、敏感的物件。
我干得太投入了,甚至中午去食堂,还惦记着那些“噗噗”掉下来的碟片。
我居然,用十五分钟吃完饭,五分钟返回车间,提前四十分钟到岗!
桌上多了四堆碟片,静静地等在那里,等着我来处理。我的身体像上了发条的闹钟,咔哒,咔哒,加速运转起来。我和它—20号机—融为一体。我逐渐适应了这个空间的一切:味道、噪音、油污、速度……我投入地劳动。我正在自我消失。我作为人的特点,正在被机器抹煞,它越来越坚强,而我,越来越像它的某个零件。这是我到达这里后,最和谐的时刻!
我不再紧张地环顾左右,看组长是否来巡查,想法子去厕所,找个机会偷懒……没有,我一心一意干活,将整个桌面清理得干净利落。我简直要表扬自己:在某个时刻,我甚至比机器还快!当停下来等它时,我会犒赏自己:看窗外。
围墙边那排芒果树,顶着繁茂而可爱的绿叶,每一片叶上,都有纹脉,涌动着鲜活气。

阿清来了,拿起一张碟片,对着阳光道:“披锋有些没吹好。”
我接过那张:“还要再吹?”
她点头。我便抄起吹风机,再吹。递过去后,她皱起眉头:“过了。”
“过了?怎么过了?”我太想把这个活儿干好,于是,不断吹,不断问:“这样?这样?”很快掌握了技巧。这个度,无法精确计算,但干多了,手便有了灵感。阿清不断点头:“就是这样。”
主管来了,径直走到这台啤机前,看了看箱子里的货,突然道:“这里绝不能出现次品。”
我不明白这话从哪个角度横空出世,下意识地反抗:“没有次品啊。”
她和我对视一眼:她的脸很白,眼皮有些浮肿,涂着淡色唇膏,面色愠怒,和冲着机修工媚笑时,完全不同。我和她,同时想到了那一刻:她知道我看到了那一幕!
她突然恼羞成怒:“你顶嘴!”
我的忍耐亦达到极限:“我只是说这箱子里没次品……”
她容颜大变:“你还插话!”一转身,她大喊:“组长!”
组长顷刻间赶来,铁青着脸对我说:“她们是检查产品的,你要听她们的,不然会返工!你要返工的!”他浑身颤抖,像触到高压线。他急切地说:“你不懂,产品要让她们查,你刚来,不明白……”
我怎么能不明白!QC主管高看一眼,产品就过了关;低看一眼,就要返工。一箱子几百个货,端到一边,比别人多干一个小时,还连累整个车间的出货率。
组长说:“你道歉。”
我瞪着眼,简直不敢相信。我闭紧嘴唇。
不……我绝不会道歉。
我提前四十分钟来上班,努力掌握吹披锋的技术,甚至将速度提前到机器之前,工作台没有堆积一个产品……如果我承认我有错,那就是将我自己的汗水一笔抹掉,不留一点痕迹。别说我的自尊心不答应,首先是我的汗水不答应。
组长道:“你怎么不听我的话?”
我不解:“我一直都在听啊。”
他苦笑:“你看,我说话的时候你也插嘴。”
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这个瞬间真是具有典型意义:啤工,车间里最低级别的工种,身体上只长着耳朵,没有嘴巴,只能乖乖地聆听,而不能开口说话。只要开口,无论说的是什么,就是插话,就是反抗,就是不服管教!
后来,每当我试图反思这场“插嘴事件”,都像深夜里走在戈壁滩,感觉周身辽阔,彻骨寒凉。这场事件,对真正的打工者来说,小得不值一提;但是,我记录下它,它的价值在于我是现场亲历者。无论我将身体的耐力发挥到怎样的极限,如何适应各种规章制度,忍受疲劳疼痛,都难以改变啤工的最终命运:在这个大系统中,作为个体的啤工,其力量是微小的。在车间,啤工并未自由地发挥出体力和智力、因劳动而幸福,只感觉肉体备受折磨,精神备受摧残。只有逃出车间后,啤工才感觉获得了自由。
然后,他们全都消失了:主管、组长、阿清……只剩下我和20号注塑机。
半小时后,组长走来,向我招手。我站起身。他眼皮耷拉,脸色很不好看。他并不看我。在我和他之间,出现了一段极为复杂的安静。我心跳得厉害。
他终于开口,语调沉闷:“他们反映你插话、打瞌睡、偷懒……现在,你可以……”
他咽了口唾沫(他知道我比刚进车间时进步了多少):“你可以走了……”
在这个车间,我一点机会都没有,我做什么都不对,因为我骨子里是剽悍的,我的脑袋里总在想着什么,我的舌头下总藏着个大怪物,让我止不住要说点什么,所以,我是被一股合力推出车间的,而不是被哪个人,哪项制度。
厂规第八条:员工辞职,要提前三十天通知当事方,按当地政府最低工资核算;离厂前将工衣洗净,交回人事部,如果遗失,照价补偿。凡没办理离职手续者,当月工资不发。员工触犯法律法规,后果与厂方无关。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拽下帽子。
我看着他说:“谢谢你,组长。”他涨红了面颊。
我三下两下脱掉工装,朝门口走去。我知道,那些忙碌在啤机前的人,都看到了这一幕。我获得了解脱,而他们的刑期,还长得很,须在这个油污之地,在声嚣和浊气中,过着没有希望又胜似有无穷希望的日子。当我转身挥手时,他们并不显得吃惊,但我知道,他们因清楚自己无法轻易摆脱这个地方,而在内心悲伤不已。
回到家,倒在床上,我听到骨头缝咯咯响,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像遭到强有力的挪移,不在原来的位置:某些地方变得沉重、坚硬;而另一些地方,又像根本不存在。这种累所导致的痛,令人昏沉,像吸食了乙醚,什么都不想干,只想尽快睡着,白天晚上地睡,一周、两周、三周、四周地睡。
我沉沉睡去,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还能闻到鼻腔中仍存有股怪味:是混合了机油、塑胶、潮湿的车间味。我可以洗净身体表面,却无法涤荡掉那已吸入肺部、进入循环系统的车间味。
我的身体!
它迸发出超强能量,变得安静下来时,多像一片薄羽毛。

内容简介
《工厂女孩》内容简介:在东莞,这个中国最大的制造业基地,数百万女孩从乡村奔赴这里,固定在流水线旁,日夜重复着机械的劳动。在工厂,女孩们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一个小时。在流水线上,人是固定的螺丝钉,每个身体应该采取的姿势,都被清晰而准确地规定好。一个简单的动作,一百次地重复,一万次地重复,一万次乘以一万次地重复。一切围绕着机器旋转,人成为无意识的附庸。2011年,为深入理解东莞工厂女孩的生活,诗人丁燕先后在两家电子厂、一家注塑厂打工,经历了200天最真实、最深刻的工厂生活,记录下这些工厂女孩青春、爱情与梦想的萌生与破灭,也是对裹挟了无数人命运的现代工业洪流的追问。只有亲历过工厂生活的人,才能写下这样细致、敏感、真实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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