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集.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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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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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火集(20年纪念版)》从当年一篇篇发表到成书畅销,至今已有20年了。这些文章(包括《野火外集》)记录了20年来台湾曾经的青春炙热,重新编整后的《野火集(20年纪念版)》,除了保留作者龙应台当年27篇野火文字,并有作者回忆当年每篇文字发表后的背后故事,一则则都是风声鹤唳的时代痕迹,新版中更盛大邀请了海内外最具代表的19位华人柏杨、余秋雨等,为文或追忆或评析走过野火时代的台湾,共同见证这一场20周年大事纪。

作者简介
龙应台,1952年出生于高雄县大寮乡,1974年毕业于台南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获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美国、中国台湾、德国多所大学,曾首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现任教于香港大学。龙应台作品系列:《野火集》(二十年纪念版),《孩子你,慢慢来》(十年纪念版)。

目录
纪念版序
天真女侠龙应台——走过野火时代
新的“野火”,从哪里开始?——写给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生
八0年代这样走过

从“一九八四”出发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生气,没有用吗?
生了梅毒的母亲
难局
美国不是我们的家
幼稚园大学
不要遮住我的阳光
不一样的自由
正眼看西方
“对立”又如何?
焦急
机器人中学
我的过去在哪里?
以“沉默”为耻——为高雄市民喝彩
啊!红色!
不会“闹事”的一代——给大学生
自白
欧威尔的台湾?
精神崩溃的老鼠
台湾是谁的家?——啊!光复节!
容忍我的火把——与一位告密者的沟通

在“一九八四”以后
野火现象
又是公假
天罗地网
弱者,有没有说“不”的权利?
民主?理直气壮罢了!
文化的困境

野火二十年
从“当家”到“作主”
不能熄火
第三度成功
野火不尽
龙应台的启示
期待新加坡的龙应台?
直言不讳与包容同等重要
三月的杜鹃
期待“新火”相传
龙应台如何在香港放火?
一把野火烧出一片天
非线时代的线性记忆
现在,龙应台正“舍末逐本”
海外,留一星火种
检验龙应台
自由精神与文明标准
再点野火
且赋招魂

序言
新的“野火”,从哪里开始?
——写给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生
龙应台
网上“维基百科”是个惊人的创举:任何人可以上网去把自己的见解和知识写成辞条定义,任何人也可以去修订前面那个家伙所下的定义,然后等待被后面的人——如果他有更准确的讯息、更精辟的见解一一将你推翻。也可能后面那一位是个罕见的“大说谎家”,篡夺解释、颠覆是非,可是总有人起而反对。洛杉矶时报够大胆,将自己的社论拿出来,欢迎读者用“维基加注”的方式,对社论进行改写。
“野火”20年了。当年充满理想,立志要改变社会的20岁的人,今年40岁,今天的你在哪里?浪漫的理想主义仍旧是生命的动力?或者,它早已被平凡生活磨损和冷却?或者,完全被怀疑和无所谓取代?
在20年的漫游途中,我曾经和几个人偶遇:那深入部落为原住民孩子争取权益的,那回到乌丘孤岛去为穷乡僻壤努力的,那起而行组织了全国环保运动的……台湾的文化底蕴,很大一部分是在这些人的坚持和努力中累积了厚度。但是,是不是也有很多人,疲累不堪,被打败了?被什么打败?
我们的上一代,受战乱和贫穷之苦,期望我们这一代温饱安定。我们这一代温饱安定了,但是受威权统治之苦,期望下一代在没有恐惧、没有控制的自由环境中成长。
今天20岁的人,当年才出生,也真的就在我们所努力、所祈求的环境中长大了,今天和我们站在一样的高度上,眼睛与我们平视。我好奇,当年的“幼稚园大学”,现在是什么?当年的大学生,在威权政体长期的控制和操弄下,往往遇事“泪眼汪汪”、“没有意见”、“不知道”;今天,在民主政治中成长的大学生,是不是多了很多“能思考”、“能判断”、“有勇气良知”呢?或者说,20年里,价值翻转到一个程度,所谓思考、判断,所谓勇气良知,都不再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
倒是我自己,在写过“野火”20年之后,世界看得愈多,困惑愈多,答案愈少。如果下面的文本摊开来请今天的大学生来“维基加注”,你会怎么加呢?
今天的新瓶装昨天的馊酒
比如说,我承认民主让我困惑。(是否观察过、比较过,印度的民主、俄罗斯的民主、拉丁美洲的民主,跟中国台湾的民主比起来,如何?我们是更糟呢,还是不错?)
民主以后,台北每年有跨年晚会,“市政府”广场和“总统府”广场,在一条街的两头,同时举行。但是“总统府”和“市政府”分属不同政党主政,所以是一个较劲的局面。通常“总统府”钱多,场面也比较豪华。两边请的都是偶像流行歌手,而不是交响乐团或民族音乐或地方戏曲,因为,主政者锁定吸引的“顾客”,是年轻人。
在威权时代,统治者有一套笼络年轻人的方法。当年“救国团”每个寒暑假举办青年战斗营,设计种种“育乐”活动让年轻人参加,同时将政治意识形态,像把糖置人咖啡一样,溶入歌舞升平、欢乐光明的活动里,很轻易地就赢得青年人对执政者的好感、信赖和忠诚。在对统治者的“爱戴”里,有很大一部分是真诚的。
威权被我们“打败”了,民主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在广场上摇晃手里的金光闪闪,在青春洋溢的歌声里,露出热切而幸福的表情。当他们情绪里的快乐和感恩激素涨到最高度时,政治人物上场了:他打扮成“超人”或“蝙蝠侠”,他穿着和年轻人一样轻松而“酷”的服装,讲着和年轻人一样俏皮的语言,做出年轻人熟悉做的手势。当他凑近麦克风大声说:“好不好——”,广场上的群众,一如他所期待的,响雷一样地欢呼响应,“好一”。(你在场吗?)
不管是灯节、圣诞节,不管是挂着什么名目的文艺季,不管是北中南城市或乡下,到处都是这样的歌舞升平、欢乐光明,而在舞台和灯光的后面,基本上是这样的操作:该不该有文艺活动,不是看文化发展的内在需要,而是看政治人物的政治需要。他需要的是高曝光率,需要的是选民的好感、信赖和忠诚。于是从预算的编列到预算的使用,从晚会的时机地点到宣传的文字调性,从图腾的挑选到节目的设计,丝丝入扣,扣住的是如何行销这个政治人物,累积选票。在太多的场合里,所谓文化,所谓艺术,其实包裹在选举的规划里,花的是公家的钱。
讲得更白一点,如果专业告诉你,最迫切需要预算的是山区小学建立图书馆,或者中学艺术教育的深化,但是这些措施只能靠默默的投资、长期的耕耘,政治人物是不会去做的;一场一场声光绚烂的晚会,一砸几千万,却可以为他塑造形象,赢得选票。钱,就往那个方向流去。再加上民意代表懒惰,人民又不假思索,大家都成了政治人物的快乐消费者。
我看不出这种公器的私用、这种权力对人的操弄,和从前的威权政治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反而,威权的统治者因为不需要选票考虑,他可能做长程投资和规划,即使不讨好;那需要靠四年一轮的选举的执政者,却往往选择牺牲长期的利益来换取眼前的权宜。而每一任执政者都以最短距离的眼前的利益为利益,社会发展永远像夜市里的流动摊贩、洼地里的违章建筑,急就章,而且品质拙劣。
(你是否思考过这种矛盾?就是说,好不容易得到了民主,但是我们所创出来的民主,是第几流的品质?没有人愿意往回走的,可是,这往前走的路你看见吗?)
在威权时代,所有的媒体都被统治者垄断,报纸上从头版到尾巴都是领袖的照片和言行,都是政府的英明作为。今天民主了,是的,声音多元了,批判的言论激烈了,奇怪的是,为什么仍然有整版整版的政府宣传?
原来,从前靠的是行政命令,媒体配合报导,政令宣传都以新闻的面貌出现。现在靠的是市场:媒体需要赚钱,政府就用纳税人的钱去买报纸版面或电视时段,于是政令宣传再度以新闻的面貌出现。这就叫“置人性行销”。民主是竞争的,但是谁执政,谁就花得起钱,购买媒体,购买知名度,购买政治资本。在野的反对者没这个优势,是活该。而在野反对者一旦得权,马上占尽资源。累积政治资本的钱,全是纳税公民的,而媒体,与他共谋。
我看不出这种公器的私用、这种权力对人的操弄,和从前的威权政治有什么本质的差别。
知识分子、新闻记者、进步的大学生,在威权时代,对政府的垄断和操纵曾经前仆后继地批判、反抗,在今天,知识分子和记者却成为政治人物的事业合伙人,进步大学生成为竞选团队。还不提财团与政权之间绵密的暖昧互利。
这些都没错,因为在民主结构里,知识分子、新闻记者、大学生,财团,都有自由的公民权利。可是,问题是,今天的新瓶装了昨天的馊酒,那么谁是新时代的反对者呢?
从威权到民主,不是从奴役到自由吗?或者认为“奴役的反面是自由”,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认知?(不要告诉我,你8岁就知道了这个道理。)
文学、知识和语言的敌人
著名的捷克作家克里玛在10岁那一年就跟着父母住进了集中营,在死亡的阴影、恐怖的环境里成长。解放的那一天,监狱的栅栏被拆除,苏联红军和斯大林的巨幅相片在他眼前出现,对劫后幸存的他,这代表了“善的力量”,即使在同一瞬间,他看见一个德国平民被枪杀,看见一个囚犯扑向一包地上的香烟而被坦克车辗过。被幸福感所充满,他告诉自己:“我自由了。”(你又怎么理解“自由”呢?没有经过不自由的人,能不能理解自由?你认为自己自由吗?你怎么理解以萨克·柏林所说的消极和积极自由之间的差别?这个问题和你的个人生活有没有关连?抽象观念和你的具体生命,有没有关连?)
1945年,纳粹崩溃,苏联“解放”了捷克,克里玛以为是自由的来临,自由却再度变成奴役,捷克陷入苏联的集权控制。1990年,苏联解体,自由似乎像无辜的鸽子一样突然飞进窗户,他却已经不再天真。克里玛回首烟尘岁月,试图理解“自由”的含意,结论是:“很长时间后我才完全明白,常常不是善与恶之间的力量在战斗,而仅仅是两个不同的恶,在为了控制世界而互相争斗。”自由,和权力的行使有关,而权力,克里玛说:“权力是没有灵魂的。它来源于没有灵魂。它建立在没有灵魂之上并从中吸取力量。”
他好像在讲秃鹰如何依靠动物的尸体让自己强壮。自由之于权力,是否犹如尸体之于秃鹰呢?(可以吗?可以这样比喻吗?)
但是1990年代以后,腐蚀自由的“秃鹰”有一种流动的面貌,不容易辨认它的轮廓。美国作家菲力普·罗斯逼问克里玛,言词锋利:
……我要说的话也许会给你留下傲慢自大的印象——自由的富人在对自由的穷人告诫致富的危险。你为了某个东西奋斗了许多年,某个你需要它就像需要空气一样的东西,而我要说的是,你为之奋斗的空气也有一点败坏了……随着捷克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消费世界,你们作家会发现自己正被一些新的敌手所困扰,说来也奇怪,令人压抑的、毫无生气的集权主义曾保护过你们免受这些敌手的伤害。尤其使人不安的将是这样一个敌手,它是文学、知识和语言的无所不能的首要敌人……这个敌手实际上使整个人类的语言都变得愚昧。我谈的是商业广告电视,它的一切都是庸俗浅薄的——不是由于一个愚蠢的国家检察官所控制……而是由于其娱乐性几乎所有人都爱看的大量陈腐乏味的电视节目。
你和你的作家同行们好容易才冲破集权主义的知识囚笼。欢迎来到“绝对娱乐世界”。你们不知道你们正在失去什么,还是你们已经知道?
(你在台湾的现实里是否看得见那“文学、知识和语言的无所不能的敌人”?或者,你能为这个“敌人”辩护?你拿罗斯的问题怎么办?)
读到这里,我把书阖上,暂且不看克里玛怎么对付这个问题,倒是先自问:20年前写“野火”时,我知不知道“我们在失去什么”?我知不知道,我所追求的自由,会邀来另一种敌人,一种以庸俗浅薄为时尚、以“绝对娱乐”为目的、以行销消费为最高指导原则的生活哲学?我是否知道,政治人物可能变成没有灵魂而机关算尽的豪赌客,政治可能变成纯粹的商品推销术,政治理念可能被抽空,转为权力斗争技巧学,知识分子可能争相以虚无为高尚,而群众可能比从前更不宽容?我是否知道,新闻学的种种崇高理想可能变成一种令人难堪的讽刺,摆脱了威权之后,电视由虚假和童骏式的愚蠢统治?写“野火”时,我是否知道,20年后的大学生可能不再有“幼稚园大学”的天真幼稚,反倒是理直气壮地嘲笑深刻、拒绝思想?(20世纪70年代的大学生会把罗素、尼采的书夹在腋下走路,假装“深刻”。21世纪的大学生,“假装”什么?人们又是否夸大了新一代的“虚无”和“草莓”倾向?在这里,我们可以讨论所谓“后现代”和所谓“现代”的语意错综吗?)
我得诚实地说,不,我没有料到。事实上,不能呼吸、渴望空气的人,你不能跟他说“那空气充满杂质,是败坏的,所以留在屋里吧”。你就是不能这么说。
用卡夫卡来回答
1914年8月2日,卡夫卡在日记里写下一行字:“德国对俄国宣战。下午游泳。”(“9·11”那天的日记,我写的是:“飞机撞世贸大楼爆炸起火,大楼崩塌像计算机游戏。”你的呢?)
卡夫卡是一个彻底的私我个人,不是社会人或行动公民。国家层次的惊涛骇浪,和他下午要去游泳比例并重;要死好几百万人、千万人的大浩劫和他小小的舒懒闲情,等量齐观。有谁比他更自我、更虚无吗?
可是他写出了《审判》、《在流放地》这样的书。这些书里头人性的异化程度,每一行都像滴着鲜血的预言,预言15年以后才会发生的人类的大劫难。
克里玛用卡夫卡来回答罗斯的挑战:
(卡夫卡的)这些作品只证明了一个创造者,他知道如何深刻和真实地表现完全属于个人的经验,同时又触及超越个人的或社会的领域……文学没有必要四处搜寻政治现实,或甚至为那些换来换去的制度烦恼;他可以超越它们,同时依然可以回答制度在人们心中唤起的问题。这是我本人从卡夫卡那里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训。
把游泳和战争“齐物论”的卡夫卡,表面上看起来像是虚无,事实上,他的“深刻和真实”使得他的个人小我经验可以涵盖甚至于超越国家的大我经验。也就是说,从国家社会的“大叙述”里抽身而出,获取自由,并不等同于意义的抽空、价值的犬儒化、叙述的琐屑化、理想主义的空洞化、传统的失忆化。(这些都是欧化的句子、坏的中文,但是你告诉我是否有更精准的表达句型?)从“大叙述”抽身可以,但是不可以离开“深刻和真实”,不可以离开某些最简单、最原始但是最永恒的原则,比如人道,比如美,比如善与恶的分野,比如思想和文学。(连这一点,你也想挑战吗?)
克里玛其实无法回答罗斯问题中所呈现的一种全球性的趋势,但是他不无骄傲地告诉罗斯,请放心,在他的国家里,“文学总是不仅享受到普及,而且也享受到尊敬……在一个不足一千两百万居民的国家,好作家的书,捷克语或翻译作品,都有成千上万的发行量”。
如果罗斯用同样的问题来问我,我会不会和克里玛一样对自己的社会、自己的青年那样有信心呢?说我们的作者和知识菁英有足够的“深刻与真实”,能够辨别自由与虚无的分界;说我们的读者和年轻人有足够的品味,探查得出那乘虚而入的“绝对娱乐世界”的全盘统治,辨认得出“文学、知识和语言的敌人”,抵挡得住理想主义的消费商品化,鉴别得出价值的真伪?
我想我会沉吟许久。
(好,你怎么回答罗斯?)
不知道是谁发明的词,称21世纪的年轻人为“草莓族”;意思是说,“草莓族”软绵绵地生活,轻飘飘地过日子。生活里没有任何压迫,所以他们是禁不起压的。同时因为没有了威权政治,没有了压迫。没有了值得反抗的对象,当然就没有了点燃“野火”的理由和必要。
我其实一点儿也不相信“草莓族”这个说法——每个时代都有思考的和不思考的人;对于所谓“没有了值得反抗的对象”更觉得不可思议。压迫我们的,岂止一个威权政治?威权政治因为太庞大,迫使我们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它身上而忽略了其他的压迫,这些其他的压迫,当威权不在时,倾巢而出,无孔不入,渗透进入品味低劣到近乎侮辱的电视节目,进入企业管理中对员工人权的践踏,进人民族主义者狂热的叫嚣,进入民主操作中多数的暴力、进入新闻媒体的作假和垄断……所谓压迫,哪里只有一种面孔呢?对于自由精神的压迫,威权时代和民主时代以不同形式发作,所以,哪一个时代,可以不需要点火的人?(任何人可以上网去把自己的见解和知识写成辞条定义,任何人也可以去修订前面那个家伙所下的定义,然后等待被后面的人——如果他有更准确的讯息、更精辟的见解,将你推翻。)
2005年6月21日 沙湾径

文摘
从“一九八四”出发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在昨晚的电视新闻中,有人微笑着说:“你把检验不合格的厂商都揭露了,叫这些生意人怎么吃饭?”
我觉得恶心,觉得愤怒。但我生气的对象倒不是这位人士,而是台湾1800万懦弱自私的中国人。
我所不能了解的是: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包德甫的《苦海余生》英文原本中有一段他在台湾的经验,他看见一辆车子把小孩撞伤了,一脸的血。过路的人很多,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帮助受伤的小孩,或谴责肇事的人。我在美国读到这一段,曾经很肯定地跟朋友说:不可能!中国人以人情味自许,这种情况简直不可能!
回台一年了,我睁大眼睛,发觉包德甫所描述的不只可能,根本就是每天发生、随地可见的生活常态。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
我看见摊贩占据着你家的骑楼,在那儿烧火洗锅,使走廊垢上一层厚厚的油污,腐臭的菜叶塞在墙角。半夜里,吃客喝酒猜拳作乐,吵得鸡犬不宁。
你为什么不生气?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滚蛋”?
哎呀!不敢呀!这些摊贩都是流氓,会动刀子的。
那么为什么不找警察呢?
警察跟摊贩相熟,报了也没有用;到时候若曝了光,那才真惹祸上门了。
所以呢?
所以忍呀!反正中国人讲忍耐!你耸耸肩、摇摇头!
在一个法治上轨道的社会里,人是有权利生气的。受折磨的你首先应该双手叉腰,很愤怒地对摊贩说:“请你滚蛋!”他们不走,就请警察来。若发觉警察与小贩有勾结——那更严重。这一团怒火应该往上烧,烧到警察肃清纪律为止,烧到摊贩离开你家为止。可是你什么都不做;畏缩地把门窗关上,耸耸肩、摇摇头!
我看见成百的人到淡水河畔去欣赏落日、去钓鱼。我也看见淡水河畔的住家整笼整笼地把恶臭的垃圾往河里倒;厕所的排泄管直接通到河底。河水一涨,污秽气直逼到呼吸里来。
爱河的人,你又为什么不生气?
你为什么没有勇气对那个丢汽水瓶的少年郎大声说:“你敢丢我就把你也丢进去?”你静静坐在那儿钓鱼(那已经布满癌细胞的鱼),想着今晚的鱼汤,假装没看见那个几百年都化解不了的汽水瓶。你为什么不丢掉鱼竿,站起来,告诉他你很生气?
我看见计程车穿来插去,最后停在右转线上,却没有右转的意思。一整列想右转的车子就停滞下来,造成大阻塞。你坐在方向盘前,叹口气,觉得无奈。
你为什么不生气?
哦!跟计程车可理论不得!报上说,司机都带着扁钻的。
问题不在于他带不带扁钻。问题在于你们这20个受他阻碍的人没有种推开车门,很果断地让他知道你们不齿他的行为,你们很愤怒!
经过郊区,我闻到刺鼻的化学品燃烧的味道。走近海滩,看见工厂的废料大股大股地流进海里,把海水染成一种奇异的颜色。湾里的小商人焚烧电缆,使湾里生出许多缺少脑子的婴儿。我们的下一代——眼睛明亮、嗓音稚嫩、脸颊透红的下一代,将在化学废料中学游泳,他们的血管里将流着我们连名字都说不出来的毒素——
你又为什么不生气呢?难道一定要等到你自己的手臂也温柔地捧着一个无脑婴儿,你再无言地对天哭泣?
西方人来台湾观光,他们的旅行社频频叮咛:绝对不能吃摊子上的东西,最好也少上餐厅;饮料最好喝瓶装的,但台湾本地出产的也别喝,他们的饮料不保险……
这是美丽宝岛的名誉,但是名誉还真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们下一代的健康。100位“交大”的学生食物中毒——这真的只是一场笑话吗?中国人的命这么不值钱吗?好不容易总算有几个人生起气来,组织了一个消费者团体。现在却又有“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卫生署、为不知道什么人做说客的立法委员要扼杀这个还没做几桩事的组织。
你怎么能够不生气呢?你怎么还有良心躲在角落里做“沉默的大多数”?你以为你是好人,但是就因为你不生气、你忍耐、你退让,所以摊贩把你的家搞得像个破落大杂院,所以台北的交通一团乌烟瘴气,所以淡水河是条烂肠子;就是因为你不讲话、不骂人、不表示意见,所以你疼爱的娃娃每天吃着、喝着、呼吸着化学毒素,你还在梦想他大学毕业的那一天!你忘了,几年前在南部有许多孕妇,怀胎九月中,她们也闭着眼梦想孩子长大的那一天,却没想到吃了滴滴纯净的沙拉油,孩子生下来是瞎的、黑的!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种、有良心,你现在就去告诉你的公仆立法委员、告诉卫生署、告诉环保局:你受够了,你很生气!
你一定要很大声地说。
生气,没有用吗?
想一想,在一个只能装10只鸡的笼子里塞进100只鸡,会是什么光景?台湾,就是这样一个笼子:你与我,就是这笼子里掐着脖子、透不过气来的鸡……
如果你住在台湾,如果你还没有移民美国或巴拉圭,如果你觉得你的父母将埋葬于此,你的子女将生长于此,那么,这是我给你的一封信。
写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之后,有些人带着怜悯的眼光,摇着头对我说:生气,没有用的!算了吧!
他们或许是对的。离台10年,在回到台湾这一年当中,我有过太多“生气”失败的经验。有些是每天发生的小小的挫败:
在邮局窗口,我说:“请你排队好吧?”这个人狠狠地瞪我一眼,把手挤进窗里。
经过养狗的人家,看见一只巨大的圣伯纳狗塞在一个小笼子里;鼻子和尾巴都抵着铁栏,动弹不得。找到狗主人,我低声下气地说:“这太可怜了吧!”他别过脸去,不说话。狗在一旁呜呜叫着。
有人把空罐头丢在大屯山里,我伸出头大叫:“这么美的景色,别丢垃圾!”没有回音,我只好走过去,自己捡起来,放回我的车上。
南部的商人屠杀老虎,我问环保局:“没有法令保护这些稀有动物吗?”回答是:“没有。”
有些是比较严重、比较激烈的失败:
回台湾第二天,计程车经过路口时,猛然发觉有个人躺在马路中间,黑衫黑裤,戴着斗笠,像是乡下来的老农夫,姿态僵硬地朝天躺着。流水似的车马小心而技巧地绕过他,没有人停下来。我急忙大叫:“赶快停车,我去给警察打电话!”
司机狠狠地往窗外吐了口槟榔,回头对我哈哈大笑:“免啦!大概早就死了。打电话有什么用!”油门一踩,飞驰而去。
《英文邮报》登了一则消息:发现“乌贼”者,抄下车牌号码,请打这两个环保局的电话。几个星期之后,我拨了其中一个号码,正要把“乌贼”报出,那边打断我的话:
“有这样的事吗?哪家报纸登的?”
“《英文邮报》。”我说,于是重新解释一遍。对方显然不知所措,于是要我拨另一个号码——另一个电话也不知道怎么办。最后,接第四通电话的人犹疑地说:
“那你把号码给我好了,我们看着处理。”
我并没有把“乌贼”号码给他;我把电话摔了。
有一段时候我们住在临着大街的10楼上。搬进去之后,发觉对街的夜摊每至午夜,鼓乐喧天,大放流行歌曲。于是我夜夜打电话到警察局去;电话那头总是说:好,就派人去。可是,站在阳台上观望,我知道,没有人去。
失眠一个月以后,我直接打电话给分局长,请他对我这个小市民解释为什么他不执法。这位先生很不耐烦地说:“咱们台湾实情如此,取缔是办不到的。”
过了不久,我打开门,发现一个满脸长横肉的人站在门口,凶狠地说:“哇宰样你报警察。给你讲,哇是会刣人的,哇不惊死!”
走在人行道上,有辆计程车扫着我的手臂飞过,马上又被红灯挡住。我生气地走过去,要他摇下窗户,说:“你这样开车太不尊重行人;我们的社会不要你这样没有水准的公民……”
很可笑的,知识分子的调调,我知道。灯绿了,这个司机把车停到街口,推开车门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根两尺长的铁棍,向我走来……
分析一下这些经验。造成我“生气”失败的原因大致有三个:第一,这个社会有太多暴戾的人,不可理喻。当司机拿着铁棒向我走来的时候,我只能默默地走开。第二,我们的法令不全。老虎如果没有立法来保护,跟唯利是图的人谈人道与生态毫无意义。第三,执法的人姑息。明令摊贩不准随地设摊、污染环境,但是当执法人本身都观念不清的时候,你怎么办?
这些都造成我的失败,可是,你知道吗?这些,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生气”的人太少。
如果打电话到环保局去的不只我一个,而是一天有200通电话、300封信,你说环保局还能支吾其事吗?如果对分局局长抗议的不只我一个,而是每一个不甘心受气的市民——他还能执迷不悟地说“中国台湾实情如此”吗?如果那个养狗的人家,每天都有路人对他说:“换个笼子吧!”他还能视若无睹吗?如果叫阿旺的这个人一插队,就受人指责,一丢垃圾,就遭人抗议,阿旺一天能出几次丑呢?
想一想,在一个只能装10只鸡的笼子里塞进100只鸡,会是什么光景?台湾,就是这样一个笼子;你与我就是这笼子里掐着脖子、透不过气来的鸡。我们既不能换一个较大的笼子,又不能杀掉一半的鸡(不过,我们混乱的交通倒是很有效率地在为我们淘汰人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要维持一点基本的人的尊严,我们就不得不仰靠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这个社会秩序不仅只要求我们自己不去做害人利己的事,还要求我们制止别人做害人利己的事。你自己不做恶事才只尽了一半的责任,另一半的责任是,你不能姑息、容忍别人来破坏这个社会秩序。
最近碰到一位来台开学术会议的欧洲学者。他自1960年起,大概每5年来台湾考察或开会一次。台湾的繁荣蒸蒸日上,他说,可是台北,一年比一年难看。我微笑——你要我说什么?我住过美国的纽约、西德的慕尼黑,到过欧洲的罗马、雅典、欧亚交界的伊斯坦堡、非洲的卡萨布兰卡、埃及的开罗、日本的东京;我知道:台北是我所见最缺乏气质、最丑陋、最杂乱的都市。当我站在十字路口,看见红灯未灭就在乌烟瘴气中冲过街去的一张张杀气腾腾的脸,我觉得惊骇:是什么,使这个城市充满着暴戾与怨气?
但是我爱台湾,无可救药地爱着这片我痛恨的土地,因为我生在这里,因为我的父母兄弟、我的朋友同事、学校里每天为我倒杯热茶的工友、市场里老是塞给我两把青葱的女人——他们,还有他们一代一代的子女,都还要在这个受尽破坏的小岛上生长、生活。可是,我是一个渴望尊严的“人”;我拒绝忍气吞声地活在机车、工厂的废气里,摊贩、市场的污秽中,我拒绝活在一个警察不执法、官吏不做事的野蛮的社会里。
我可以从皮夹里拿出护照来一走了之,但是我不甘心,我不相信“台湾实情”就是污秽混乱,我不相信人的努力不能改变环境。
我并不要求你去做烈士——烈士是傻瓜做的。看见那人拿着铁棒来了,夹起尾巴跑吧!我只是希望你不要迷信“逆来顺受”;台湾的环境再这样败坏下去,这个地方,也真不值得活了。我只是谦卑地希望你每天去做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拍拍司机的肩膀,请他别钻前堵后,打个电话到环保局去,告诉他淡水的山上有人在砍树造墓,写封信到警察局去,要他来取缔你家楼下莫名其妙冒出来的地下工厂,捡一片红砖道上的垃圾,扶一个瞎子过街,请邻座不要吸烟,叫阿旺排队买票……
我只想做一个文明人,生活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罢了。你说,我的要求过分吗?
生了梅毒的母亲
有一天黄昏,和一位瑞典朋友去看淡水的落日。河水低潮的时候,密密麻麻的垃圾在黑色油腻的污泥中暴露出来。好不容易找到一块离垃圾远一点的地方,刚坐下来,就看到这个毛毛头,5岁大的小男孩盯着我们,转身对抱着布娃娃,更小的小孩,用很稚嫩的声音说:
“妹妹,我会听英文,这个外国人在说我们台湾很不进步……”
我愣住了——因为我的金发朋友一句话也没有说。这个小毛头在捏造故事,可是他捏造了怎么样的故事啊!中国民族的自卑感已经这么深了吗?这孩子才5岁哪!
火红的太阳在垃圾的那一头沉了下去,我默默地离开淡水河。
而居然有人说:台湾没有你说的那么糟!
要糟到什么程度才能使你震动?
在德国,我看见莱茵河里游着雪白的野天鹅,公路旁高高地抽着鲜红的罂粟花,森林里嬉笑的小孩在寻觅香菇和莓果。
在意大利,我看见裸着身子的女郎在冰凉透明的湖里游泳,老太婆坐在葡萄藤下聊天,贩夫走卒在笼罩着月光的沙滩上跳舞。
在希腊,一个像淡水一样依山傍水的小镇里,我看着渔民把鹅卵石铺在海堤上,就着粼粼的波光喝酒唱歌;干瘠的山上猛烈地开着星星似的野花。
在土耳其,我碰到穿着花裙的吉卜赛女人背着满箩筐的花朵,沿着古老的石板路叫卖,脸颊丰润的小孩在山坡上滚来滚去。
回到台湾,我去看山——看见剥了皮的青山。绵延的绿当中突然陷下一大块,砂土被挖走了,红土石砾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台北县的山满目疮疤,像一身都长了癣、烂了毛的癞皮狗,更像遭受强暴的女人……
我去看水。听说关渡有雪白的水鸟,不错,可是水面上密密地覆着一层垃圾,水鸟瘦瘦的脚找不到栖落的地方。嬉笑的小孩涉在乌黑恶臭的水里抓水虫。
居然有人说:台湾没那么糟!
为了多赚几毛钱,有人把染了菌的针筒再度卖出,把病毒注入健康人的身体里去。为了享受物质,有人制造假的奶粉,明明知道可能害了千百个婴儿的性命。为了逃避责任,有人在肇事之后,回过头来把倒地呻吟的人瞄准了再辗过一次。我们的子女坐在教室里,让毒气给轰倒。我们的朋友喝了伪酒而失明。我们的兄弟,被车撞断了腿,每天拄着拐杖,一跛一跛上学校。而我们自己,心平气和地吃喝各色各样的化学毒素,呼吸污浊的空气,在横行霸道的车辆间仓皇怯懦地苟活。

内容简介
《野火集(20年纪念版)》主要内容:1984年的台湾,正处于热切希望突破现状、冲撞权威的八十年代,20年后看来,那也是充满了台湾命运的种种契机的时代。一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的个人投书会演变成一股燎原野火,借着口传、影印本、大字报,一个学英美文学批评的女子成了推动社会说真话的能量来源!1985年《野火集》成书上市,不到一个月再版24次,后势野火更惊人,说野火是一个时代的共同符号一点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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