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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 布2013-05-07 17: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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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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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梁庄记》编辑推荐:“《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好书”“新浪年度十大好书”“新京报年度好书”作者梁鸿最新力作:看梁庄与梁庄人走出去的路,看见中国近2.5亿特色农民之路,看中国的细节与经验,看见“看不见”的中国。阎连科、王小山、刘瑜、许知远推荐阅读。
历时2年,走访10余个省市、340余人。以近200万字的图文资料,整理撰写的非虚构作品。梁庄的打工者在城市打工时间最长的有超过30年,最短的才刚刚踏上漂泊之程。他们是中国特色农民,长期远离土地,长期寄居城市,他们对故乡已经陌生,对城市未曾熟悉。他们是中国近2.5亿农民工大军的镜子。梁庄与梁庄人的迁徙与命运,中国的细节与经验。看梁庄人走出去的路,看中国农民走出去的过程,看见“看不见”的中国。
非虚构文学作品《中国在梁庄》分别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香港商务印书馆2011年出版,获“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新浪2010年度十大好书”“《新京报》2010年度文学类好书”“《亚洲周刊》2010年度非虚构类十大好书”“第七届文津图书奖”等。

名人推荐
说《出梁庄记》是《中国在梁庄》的延续,不如直言它是《中国在梁庄》更为深刻的扩展和掘进。一个村庄遍布在一个国家,其足迹是一个民族命运的当代画影,其诉说的眼泪,是今日中国澎湃的浊浪。
——阎连科
《出梁庄记》具有“人间”气象。众生离家,大军般、大战般向“人间”而去,迁徙、流散、悲欢离合,构成了中国经验的浩大画卷。在小说力竭的边界之外,这部非虚构作品展现了“史诗”般的精神品质。
——李敬泽
这两年多来,梁鸿的很多时间花在了寻亲之旅上——寻找在国内其他地方务工、生活的梁庄乡亲。《出梁庄记》是又一部“非虚构”上佳之作。由于作者的着眼点有足够强大的辐散性,并不特意显露的人性思量、民生关切和家国情怀便更具内在的感染力。
——施战军
梁鸿老师将那个“隐形的中国”带入我们的视野。《出梁庄记》它推倒我们的傲慢,迫使我们去正视那个有血有肉却早已为我们熟视无睹的城市打工人群。令人疼痛的不是其中的残酷,而是整个社会——甚至包括承受者本身——在这些残酷面前的无动于衷。
——刘瑜
与上一本书《中国在梁庄》一样,梁鸿的叙述深情、细致而冷静,描绘了我们时代重要却常被忽略的故事。
——许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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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梁庄记》是《中国在梁庄》的延续,不如直言它是《中国在梁庄》更为深刻的扩展和掘进。一个村庄遍布在一个国家,其足迹是一个民族命运的当代画影,其诉说的眼泪,是今日中国澎湃的浊浪。
——阎连
《出梁庄记》具有“人间”气象。众生离家,大军般、大战般向“人间”而去,迁徙、流散、悲欢离合,构成了中国经验的浩大画卷。在小说力竭的边界之外,这部非虚构作品展现了“史诗”般的精神品质。
——李敬泽
这两年多来,梁鸿的很多时间花在了寻亲之旅上——寻找在国内其他地方务工、生活的梁庄乡亲。《出梁庄记》是又一部“非虚构”上佳之作。由于作者的着眼点有足够强大的辐散性,并不特意显露的人性思量、民生关切和家国情怀便更具内在的感染力。
——施战军
梁鸿老师将那个“隐形的中国”带入我们的视野。《出梁庄记》它推倒我们的傲慢,迫使我们去正视那个有血有肉却早已为我们熟视无睹的城市打工人群。令人疼痛的不是其中的残酷,而是整个社会——甚至包括承受者本身——在这些残酷面前的无动于衷。
——刘瑜
与上一本书《中国在梁庄》一样,梁鸿的叙述深情、细致而冷静,描绘了我们时代重要却常被忽略的故事。
——许知远

作者简介
梁鸿 女,文学博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关系研究。已出版《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等多部学术专著。

目录
写在前面 1
书中主要人物 3
第一章 梁庄
闲话 2
离开梁庄 8
第二章 西安
德仁寨 18
流转 24
抢劫 31
打架 35
小天使 42
人家不要咱 46
作假 50
羞耻 52
第三章 南阳
葬礼 64
房檐滴水窝窝照 67
算命者 73
传统 82
小海的传说 85
入伙 92
传销 97
第四章 内蒙古
河南校油泵 104
白牙 108
恩怨 114
扯秧子 120
相亲 126
第五章 北京
体面 140
围墙 145
河南村 153
打官司 157
院子里有棵树 163
千万富翁 169
保安 175
第六章 郑州
“机器”人 186
孤独症患者 191
凤凰男 199
狐狸精 203
第七章 南方
我不是深圳人 212
电话推销员 217
每扇门后面都是工厂 221
干事业 225
九岁的打工者 229
归零 232
眼球出来了 236
第八章 青岛
小柱 244
氰化物 246
幽灵 251
2000:1的1 256
反抗 263
无名之死 269
四十岁的“老太婆” 272
这村落里最后的房屋 278
第九章 梁庄的春节
“老党委” 290
勾国臣告河神 293
黑女儿 298
后记 309

序言
写在前面
2008年的夏天和冬天,我回到我的故乡穰县梁庄,前后住了约有五个月的时间。在这五个月中,我对我故乡的亲人们——梁庄的老人、妇女、儿童,对梁庄的自然环境,对梁庄村庄的文化结构、伦理结构和道德结构,进行了考察,试图写出梁庄人的故事,并勾勒、描述出梁庄这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命运、生存图景和精神图景。最终,以《中国在梁庄》为名出版。
但是,这并不是完整的梁庄,“梁庄”生命群体的另外重要一部分——分布在中国各个城市的打工者,“进城农民”——还没有被书写。他们是梁庄隐形的“在场者”,梁庄的房屋,梁庄的生存,梁庄的喜怒哀乐,都因他们而起。梁庄的打工者进入了中国哪些城市?做什么样的工作?他们的工作环境、生存状况、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如何?如何吃?如何住?如何爱?如何流转?他们与城市以什么样的关系存在?他们怎样思考梁庄,想不想梁庄,是否想回去?怎样思考所在的城市,怎样思考自己的生活?他们的历史形象,是如何被规定,被约束,并最终被塑造出来的?只有把这群出门在外的“梁庄人”的生活状态书写出来,“梁庄”才是完整的“梁庄”。
2011年1月和7月初,我重回梁庄,着手收集在外打工的梁庄人的联系方式,了解梁庄打工者所在的城市、所从事的职业和大致的家庭成员分布状况。
2011年7月10日〜18日,到西安。采访福伯家的大儿子万国、二儿子万立和其他梁庄人15人。他们在那里蹬三轮车、卖菜或做其他小生意。采访穰县、吴镇和其他县的一些老乡40余人。
2011年7月22日〜26日,在信阳。采访梁庄老乡10人。他们在此地蹬三轮车,做工人。
2011年7月28日〜8月4日,到南阳。采访梁贤生一家9口人,韩小海一家4人及其他老乡12人。贤生的大弟弟贤义在现代都市做了算命者,韩小海传销发财,都是传奇般的当代故事。
2011年8月13日〜20日在穰县周边县城作调研,考察南水北调工程和湍水,考察穰县传统戏剧。
2011年8月25日〜27日,到广州、东莞虎门。采访开服装厂的梁万敏一家、服装厂工人,采访在虎门开各种厂和做工人的吴镇老乡18人。调查虎门小型服装厂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模式。
2011年9月28日〜10月7日,在内蒙古。采访韩恒武一家12人和其他吴镇老乡10人。
2011年10月24日〜30日,在青岛。采访梁光亮一家3人、王传有一家2人和其他吴镇老乡23人。梁庄人前后有40多人在青岛的电镀厂打过工。福伯的小儿子、我同岁的堂弟小柱,在此地得重病,最后去世。
2011年11月25日〜30日,2012年5月8日〜11日,在郑州。采访富士康工厂和在富士康上班的梁平。采访梁东、兰子和其他梁庄人10人。采访大学毕业在郑州打工、居住在城中村的年轻打工者5人。
2011年9月〜2012年3月,在北京。利用周末,在北京郊区采访梁庄和吴镇老乡55人,举办工友座谈会,采访年轻工友30余人。
2012年1月14日〜2月14日,北京—郑州—南阳—梁庄。采访梁庄打工者60余人。
2011年1月20日〜25日,2012年4月22日〜24日,厦门。采访安兜村、“国仁工友之家”、几家科技电子厂。采访工人40余人。
2012年4月24日〜5月2日,到台湾。考察台湾农村农民的生存、精神和传统文化状态。
2012年5月3日〜5月7日,在深圳。采访梁磊等4人。
在本书中,我以梁庄四个大家庭的子孙——福伯家、五奶奶家、梁贤生家、韩恒文家——在中国城市的生活轨迹为核心,辐射其他梁庄成员、梁庄亲戚和一些吴镇老乡,描述进城农民的命运、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

后记
土耳其的当代作家帕慕克在凝视他的城市——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时,他说他的内心充满了“呼愁”(huzn)。“呼愁”,在土耳其语中,有宗教的含义。“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郁,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用中文来翻译,“呼愁”或可以用“忧伤”来对应。“忧伤”,忧郁、伤感、郁结、凝聚、怀念,与真实的事物和情绪本身已稍有距离,有间隔,有审视的意味。它是一种集体情绪和某种共同氛围,蕴藏在这个时代的每一处废墟之中。并且,我们越是决心清除这一废墟,“忧伤”就越是清晰地存在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每个人心中。
是的,忧伤,当奔波于大地上各个城市和城市的阴暗角落时,当看到那一个个人时,我的心充满忧伤,不是因为个体孤独或疲惫而产生的忧伤,而是因为那数千万人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场景和共同的凝视而产生的忧伤。忧伤不只来自这一场景中所蕴含的深刻矛盾、制度与个人、城市与乡村等等,也来自它逐渐成为我们这个国度最正常的风景的一部分,成为现代化追求中必须的代价和牺牲。它成为一种象征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我们按照这一象征分类、区别、排除、驱逐,并试图建构一个摒除这一切的新的自我的堡垒。
然而,如何能够真正呈现出“农民工”的生活,如何能够呈现出这一生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这一国度的制度逻辑、文明冲突和性格特征,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并非因为没有人描述过或关注过他们,恰恰相反,而是因为被谈论过多。大量的新闻、图片和电视不断强化,要么是呼天抢地的悲剧、灰尘满面的麻木,要么是挣到钱的幸福、满意和感恩,还有那在中国历史中不断闪现的“下跪”风景,仿佛这便是他们存在形象的全部。“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包含着诸多社会问题,歧视、不平等、对立等复杂含义的词语,它包含着一种社会成规和认知惯性,会阻碍我们去理解这一词语背后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生命存在。
复杂性还远不止这些。农村与城市在当代社会中的结构性矛盾被大量地简化,简化为传统与现代、贫穷与富裕、愚昧与文明的冲突,简化为一个线性的、替代的发展,简化为一个民族的新生和一个国度兴起的必然性。我们对农村、农民和传统的想象越来越狭窄,对幸福、新生活和现代的理解力也越来越一元化。实际上,在这一思维观念下,“农民工”非但没有成为市民,没有接受到公民教育,反而更加“农民化”。
一个词语越被喧嚣着强化使用,越是意义不明。与其说它是一个社会问题,倒不如说它是一个符号,被不同层面、不同阶层的人拿来说亨儿。人们抱着面对“奇观”的态度去观看,既泪流满面、感叹万分,又事不关己、冷漠无情,“只有轰动,而没有真正的事件”。。
我们缺乏一种真正的自我参与进去的哀痛。“当遭遇现代性时,我们失去了‘哀痛’(mouming)的能力。”印度的当代思想家亚西斯·南地认为,“现代性的语言是一种精算术的语言,我们学会了计量得和失,但是却忘掉了怎样去缅怀和表达我们的哀痛。”哀痛,就是自我,就是历史和传统,就是在面对未来时过去的影子。
用哀痛的语言来传达忧伤,那共同风景中每一生活所蕴藏的点滴忧伤。哀痛和忧伤不是为了倾诉和哭泣,而是为了对抗遗忘。我试图发现梁庄的哀痛,哀痛的自我。说得更确切一些,我想知道,我的福伯、五奶奶,我的堂叔堂婶、堂哥堂弟和堂侄,我的吴镇老乡,那一家家人,一个个人,他们怎么生活?我想细致而具体地去观察、体验和感受他们的所思所做。我想把他们眼睛的每一次眨动,他们表情的每一次变化,他们躯体的每一次摇晃,他们呼吸的每一次震颤,他们在城市的居住地、工作地、日常所走过的路和所度过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记录下来。我想让他们说,让梁庄说。梁庄在说,那也将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在说。从那些新闻和画面里,我看不到这些。我们不知道梁庄发生了什么。
他们欢乐、大笑、热情、自制,他们打架、示威、反抗、忍受,他们哭泣、冷淡、自嘲。这一切都源于那条河流,几千年以来它一直默默流淌。静水深流,形成这个民族共同的哀痛,如此地源远流长。
每个生存共同体、每个民族都有这样的哀痛。这一哀痛与具体的政治、制度有关,但却又超越这些,成为一个人内在的自我,是时间、记忆和历史的积聚。温柔的、哀伤的,卑微的、高尚的,逝去的、活着的,那棵树、那间屋、那把椅子,它们汇合在一起,形成那样一双黑眼睛,那样一种哀愁的眼神,那样站立的、坐的、行走的姿势。
“忘掉哀痛的语言,就等于失去了原本的自我的一些重要成分。”哀痛不是供否定所用,而是为了重新认识自我,重新回到“人”的层面——不是“革命”“国家”“发展”的层面——去发现这个共同体的存在样态。哀痛能让我们避免用那些抽象的、概念的大词语去思考这个时代的诸多问题,会使我们意识到在电视新闻上、报纸上、网络上看到读到的那些事情不是抽象的风景,而是真实的人和人生,会使我们感受到个体生命真实的哀痛和那些哀痛的意义。
与此同时,必须承认,对于我这样一个并不坚定的调查者而言,每每离开他们的打工场地和出租屋,我都夹杂着一种略带卑劣的如释重负感,无法掩饰的轻松。任务终于完成了,然后,既无限羞愧又心安理得地开始城市的生活。这种多重的矛盾是我必须面对的问题,必须解决的心理障碍。还有羞耻,你无法不感到羞耻。一个特别清晰的事实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一羞耻的塑造者和承受者。它不只是制度、政治的问题,它是每个人心灵黑洞的赤裸裸呈现,它是同一场景的阴暗面。
责备制度、批判他人是我们最普遍的反应,但却唯独忘记,我们还应该责备自己。我们也是这样的风景和这样的羞耻的塑造者。我们应该负担起这样一个共有的责任,以重建我们的伦理。路边倒下的那个老人,超市里的问题牛奶,马路上突然下陷的大坑,村庄里被拆掉的房屋,都不是与“我”无关的事物。它们需要我们共同承担起来,否则,我们的“自我”将彻底地失落。
如果不能对“自我”提出要求,那么,这样的生活还将继续。我们也不可能拥有真正的情感和深沉的哀痛。
我听说,为了改变村庄的落后面貌,许多地区正在大规模地推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我也听说,梁庄,可能将和邻近两个村合并到一起,政府盖几栋高层建筑,把梁庄村民迁到楼上,腾出耕地,把村庄化为良田。实际上,中国大地上许多个“梁庄”正在被拆解并重新组装。
那么,梁庄原来的房屋、道路、坑塘、沟沟坎坎和一些公共空间将彻底消失;那在每家院子里和村头沟边的树——枣树、苦棣树、杨树、椿树、榆树、槐花树、杏树、梨树、核桃树,它们生长在村庄的角角落落,把梁庄掩映在大地之中——都将消失;那种在院子里的各色花草,花婶家的刺槐花、大丽花、月季花,玉花家的向日葵、指甲花、牡丹花,也都将消失;那原野上孤独的坟头和坟头上那孤独而郁郁葱葱的松柏也将消失。梁庄的人,将与泥土、植物、原野再无关系,他们将进入高楼,变为大地的寄居者。梁庄也将变为一个陌生人社会,将对面不相识,将永远被困在高楼。是这样吗?想到这些时,疼痛慢慢淹没我的整个身心。
这并非只是一种缅怀和感伤,而是对这一合并、打破、重建本身的质疑和忧虑。“并村”真的可以“还地”吗?这“地”是还给谁的?如何重建?在什么基础和前提下重建?谁作的论证?农民是否愿意?为什么愿意?为什么不愿意?这一切,都是在语焉不详的情势下进行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可以遮蔽权力欲望、资本推进和更为复杂的利益博弈,也为“拆”“建”等中国当代生活中最常见的粗暴词语找到遮羞布。我尤其担心的是,以“发展”为名,农民又一次成为牺牲品。在这其中,每一个人都将被绑架。
我们所要思考的不是简单地让村庄变为城市,而是,我们的村庄为什么会变为如此?我们的文化、道德和我们的生存状况为什么会变为如此?反过来说,难道农民搬到楼上,或被迫进入城市,一切就都改变了吗?农民就获得了权利,他就有了居住的地方,就有了很好的工作,就没有恶势力的压迫,就老有所依,就可以保护自己的孩子了吗?社会就更加文明、更加安全和更加公平了吗?形式的改变不能代表什么。否则,一切都仍然是换汤不换药,换来换去,农民连那一点点的立锥之地也被换没了。
有许多人说我们现在走的路正是台湾当年走过的路。台湾的工业化比我们早二十几年,但是,在已经完成工业化了的台湾,村庄及传统文化仍然活在大地的角角落落。那里的村民、民众活在大大小小的庙里,他们有种类繁多的祖佛,妈祖、大道公、关帝爷、财神爷、玄天大帝、观音菩萨、土地公,他们祈求祖先的保佑,在庙里祈祷、许愿、玩耍、聊天、学习、商量村事。传统文化和传统生活以积极的方式影响他们的心灵。在台江一个村庄的庙里,主人带我们到大道公像面前,让大家拜一拜。然后他开始向大道公禀报,说,大道公啊,今天是大陆那边过来的人参观,我给你说一下,希望你能保佑他们平安健康。他如此自然地向大道公诉说,就好像大道公还活着,还在关注着、庇佑着他的生活。那一刻,我感觉到他的幸福、安稳和踏实。至少,在这个村庄,在这座庙里,他是有根基的、被庇护的人。
不是直接地否定和放弃,而是努力去开掘新的、但又不脱离自我的生存之道。他们在努力以自己的形象去建构一种生活方式,实际上,也是在建构自己的文明方式。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存在方式,显示出它巨大的容纳力、活力及独特性。
如果过去和未来,传统与现代,都只被作为“现在”的附庸和符号而利用(就像不断被拆掉的老城区、古建筑和不断再建的仿古建筑和仿古景点,崭新的“古代”,让人悲怆的滑稽),那么,我们的“当代”将被悬置在半空中,无法对抗并生成新的历史洪流。如此单薄而脆弱的当代,怎么可以建构开明、敦厚、合理的社会和人生?
我喜欢梁庄在的感觉,我为我能站在母亲的坟头思念她而感到深刻的幸福,因为它使我感觉我生活在自己的大地上,是我自身,它是独一无二的,那里有属于我的、一直流淌着的河流。我还曾经幻想着,我能够把在台湾找到的苦楝树的种子,种到梁庄老屋前的院子里。如果它能够生根、发芽、成长,那么,春天来的时候,我将再次看到那淡紫色的柬束小花,再次闻到那渺远的清香。
“我那耸立在平原上的故乡,它像是扑满一样保存着我们的回忆。”
然而,一切都将永远的失落。
感谢。我要衷心感谢梁庄的亲人们,感谢我所访问的所有打工者。他们误工误时,想办法给老板请假,他们到处打电话联系,陪着我去找其他老乡和伙伴。他们发自内心的热情和对我的支持,使我感觉到,梁庄,还是他们心中的神圣家园。因为有了梁庄,我们才有根本的亲近和亲情。我无以回报。
感谢穰县的朋友们和在各地帮助过我的朋友们。不管各自的生活轨迹如何不同,在这样一个公共的交叉点上,我们为共同的事物奔走,为可能的美好激动、感叹。这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还有希望。因为我们还没有使自己完全熄灭。
必须说明的是,书中城市里面所涉及的部分地名、人名和人物关系都作了技术性处理,除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之外,我不希望大家进行绝对的对位。梁庄里的中国,只是我所看到的和我所理解的梁庄和中国,我不希望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和争论。
感谢我的家人们,他们一如既往地、全身心地支持我。我要特别郑重地感谢我的父亲,这本书有他的劳动和汗水。
谢谢。

文摘
小天使
天气闷热,空气湿度很大,黏在人的身上,浑身难受。出去跑两三个小时,回来又连续坐在二嫂家那极低的小凳子上七八个小时,聊天时很兴奋,忘了时间,忘了变换姿势,一放松下来,发觉竟累得不能动弹。“如意旅社”的热水器让我颇为懊恼,和房主交涉,毫无结果,我只好买个盆子,将就着洗洗。房间里的空调打开,吹进来的仿佛是灰尘,不知道有多久没有开过了。这充满细菌的空气拂过我的脸,我不堪一击的皮肤迅速严重过敏,痒痛难忍。我用手“啪啪”地拍打着,像是打在一个橡胶皮上,厚厚的,隔着好几层才传到我的感觉神经上。
后来几天,我都是将近七点钟才到二嫂家。二嫂总是笑吟吟的,看我疲惫的样子,劝我说,有啥看的,别去了,不就是那几个人,见天干一样的活。我不敢承认自己内心的念头:我其实已经在盘算着什么时候走了,过敏只是给自己的一个借口。但好像是为了完成任务一样,我坚持早晨的例行功课:到市场和老乡们聊天。
刚到梦幻商场,就听其他老乡说,早晨又逮人了。其中一个老乡的车被拖走了。一会儿,那个老乡走过来,就是这几天经常和我聊天的王营人,爱说爱逗,非常活跃。问他情况,和大哥被抓的过程差不多,看得出他很生气,但也有自认倒霉的态度在里面。“抓”是常态,但不是每人每天都要被抓,排排坐,分果果,轮到谁谁倒霉。二嫂用一种劫后余生的语气告诉我,她很幸运,拉三轮车这些年,才被抓过三次。
十点左右,虎子打来电话让我和父亲到他那边去玩。听到这件事,说可能是全市统一行动,金花路那边也在大规模查车,一早晨就查了十几辆车。他们今天进菜少,开回市区早些,躲过一劫。这次是专抓机动车,理由种种:没戴头盔,穿拖鞋,没带运营证、车牌证、驾驶证、行车证等。总之,肯定能找到一个理由罚你。
我想起《华商报》的一位记者,他采访过我,我们聊得还比较投机,不知他能否帮上一些忙。我给他打了个电话,说了这位老乡的情况。他非常同情,但同时直接表示,这事儿不好办,他只能帮着去新闻处问一下。
十一点左右,我们坐上出租车,到虎子那儿去。虎子住在金花路那一片的一个拆迁村里。虎子早就站在路口等我们。看见我们,一蹦一跳地要过路这边给我们开车门,被二哥骂了回去。村头是一条长长窄窄的石板小路,下面排水沟的味道时时冲上来,非常难闻。向右转,一个狭长的石板小道,宽不到三米,长却有一两百米。小道中间停着一辆三轮车,一边紧靠着墙,另一边还剩下窄窄的小缝,只是一个人的宽度。这是虎子的拉菜车。走过车,路似乎越来越窄。路的中间立着一些长长的钢管,直伸到二楼,支撑着二楼往外延伸的那些房间的地板。在这些林立的钢管下面,一个小女孩坐在一张小凳子上,拿黑黑亮亮的眼睛看着我们。
她左边是一个简易的三合板钉的小桌子,桌子上放着黑色小锅、作业本和文具盒,旁边散落着几个薄薄的木制简易小凳。右边,楼梯的墙体石灰完全脱落,露出一种充满油腻感的黑色。她的后面是封死了的小路,尽头被一个高大的土堆严实实地堵着,几乎和这二层的楼房一样高。阳光从一线天的上方洒下来,单薄、稀少,在小女孩儿身后形成模糊的亮光,而在小女孩的前面有重重的阴影。高大、阴沉的夹缝中,这个眼睛黑亮、茫然的小女孩坐在那里,像一个孤独的、流落人间的小天使。
“这是强的女儿,今年十岁。”强,虎子的大弟弟。虎子朝屋里喊了一声,一个皮肤苍白、有着阴郁眼神的青年人从屋里走出来,和这周边的氛围非常协调。他朝我们看了一眼,表情淡然,对我们的身份没有探究的兴趣,也没有交流的愿望。
虎子家在二楼。踏上楼梯,一拐弯,突然进入完全的黑暗之中。此时是中午十一点半左右,正是青天白日。这是怎么回事?我吓了一跳,在前面走的虎子(我完全看不见他)一边不断招呼我“要小心啊,小心哪”,一边骂房东,“房东坏得很,给他说过多少次这楼梯灯泡坏了,就是不来修。”
站在二楼的楼道里,我明白了楼梯为什么那么黑。二楼所有的空间全部被封闭起来,银色的铝皮,从栏杆到楼顶,从楼道的这头到那头,严严实实地围住了这一切。这有六间房长度的地方,只挖了三个小窗户,露进微弱的阳光。比牢房还牢房。虎子说,这是三年前说要拆迁的时候,房东为了能够多出一些面积(拆迁的规定,是封闭空间都算面积),临时钉起来的。楼下钢管所支撑的楼上的房间,也是那时搭建出来的。全村所有的房屋都这样改造过。
这二楼,住了四户人家,是虎子姊妹三个和另外一家老乡。
虎子进屋,先拉亮房间的灯。这是一个里外间的两间房,外面是厨房,放着简陋的做饭家什。里面那间侧墙用石灰潦草地刷了一层,白白的,透着里面的黑色墙体,有种分外的凄凉,房间潮湿、阴暗、憋闷。唯一散发着明亮气息的是一个崭新的金属色音响。黑色的地面,低矮的凳子、桌子、纸箱子、塑料袋,随意拉的绳子,一切透露着马虎、潦草和暂时对付的气息。
虎子在这个村庄的这两间房里整整住了二十年。他今年四十三岁,换句话说,他在西安和在梁庄的时间几乎是均等的。在梁庄,他花了将近三十万元,盖了一栋华美的房子,先进的抽水马桶,大理石的地面,空调、冰箱、热水器一应俱全,去年他的儿子就是在那座房里结的婚。可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在那座房子里总共住了不到一个月。
虎子一定要请我们在路口一家饭店吃。出来的时候,他的姐夫哥在门口站着,和我们打招呼。我招呼他一起去,他拒绝了。这时,迎面走过来一个瘦小的女性,稍微看了一眼之后,我的记忆马上恢复了,这就是虎子那位长辫子的姐姐,极其温柔的、腰稍微有点探的、沉静的姐姐。现在,她的大眼睛变得往外突着,腰更加弯了,还是一根长辫子,但前面的头发明显少了、稀了,几乎可以看见头皮。穿着最劣质的涤纶衬衫,空空荡荡的,不见乳房,也不
见躯体,如幽灵一样。好像有什么深深地压着她,一直压着,最后,这压力内化为她身体的一部分,再也摆脱不了。她手里拿着一把面条,并没有看我们,低垂着眼睛,还是那样温顺,只是脸上多了一丝微微的笑意,算是打招呼吧。走在路上,虎子以一种轻视的口气说:“他(姐夫哥)肯定不会去吃,不跟人来往,来往了还要还人情,他舍不得。一分钱都看得可紧。你知道他们手里现在有多少钱?至少百十万。这我可有数,这些年他们是只进不出。不吃不喝,不和人来往,一门心思挣钱。他们现在还在老市场卖菜,比我生意还好。儿子上大学,重点大学,还想着要在农村给儿子说个人(给儿子找老婆)。真是不知道咋想的。”
和虎子、二哥在他家门口的面馆吃饭。突然听到外面吹吹打打的唢呐声和司仪的唱喊声,跑到门口,看到一群穿白色麻布、戴孝帽的人正跪在饭店门前的路上,低着头哭泣。队伍最前面放一张四方形桌子,桌子四周用布撑起来搭成小房子模样,里面放着一张老年妇女的遗像。一个中年妇女正趴在桌子前做哭泣状。执事的人拿着喇叭喊着,大家起来,再跪,再起来。过一会儿,在几个唢呐手的喇叭声中,几个人抬着放遗像的桌子和那桌饭,孝子们跟在后面,继续往前走。
葬礼的执事像玩笑一样,看到我照相,对着我,摆弄着姿势,又以夸张、表演式的声调喊着各种口号。年轻一辈有低着头不好意思看人的,有四处张望的,有相互交谈的,很少专注于葬礼本身。唯有那个中年妇女扶着桌子在认真而悲怆地流泪。在城市的车水马龙和机器的嘈杂声中,葬礼变得轻浮、陈腐,毫无尊严。没有大地、原野的背景,这些仪式成为无源之水。
传统
那几天,我也看到了工作时的贤义。街边一家香火店,经常请贤义去给一些佛像、饰品开光。坐在大大小小的佛像中,贤义看起来更加消瘦,给人的感觉干净、清爽、不事张扬。他坐在店里的沙发上,帮买家请神像,为那些小饰品念经、念咒,眼睛微闭,念念有词。有一种让人不好意思的肃穆,这种肃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太陌生了。
我和他一起去主顾那里,看他如何给人家算命、看宅子。认真勘探过房间方位和房内布置,问明生辰八字后,贤义开始运算,一会儿闭目掐指,询问顾主,一会儿又用笔计算,一些符号不断出现在他的小本子上。他非常严肃、认真,旁观的几个人都不自觉地进入到某种氛围之中。我对生辰八字的内在逻辑一点也不懂,也有本能的拒绝心理,但是,贤义以一种特别家常和世俗化的语言去阐释顾主名字的好坏、房间方位的对错,不故弄玄虚,并且,他指出的很多方面往往是印证一些常识,你即使不信算命,平时也可能在不自觉地遵守和回避。他的另一个重点就是让顾主淡然,凡事想开,“做人要通,不要老想着自己对人咋样,别人对我咋样,这样,就是福德无量”。这种印证和达观的主张也让主顾和我们这些旁观者感到很舒服,也能够接受他所讲的命理的东西。
贤义非常讲究养生,不吃肉、不喝酒、不吸烟,他认为这是尊重自然,是一种修炼,和他所学习的八卦、《易经》相一致。内心清洁,才能够真正体会《易经》和佛道里面的意义。在他心里,他把这些对自我的规约看作是对某种神圣规则的遵守。
毫无疑问,贤义有点民间术士的味道,阴阳五行、算命测字、占凶问吉,很有神秘色彩,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糟粕最多的地方。贤义的房屋像一个五彩拼图,有一种奇怪的炫目之感,生硬、幽默、后现代,几者不伦不类,彼此犯冲,又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互不干涉,最后统一在墙壁上。它们之间的黏合剂不是贤义高深的道行,而是他对生活有类似于信仰的理解和他温暖、朴素的家庭。他对他所学习的传统,《易经》、佛法也许有所掌握,却也隐藏着一种本质的误解。但是,这一误解并没有妨碍贤义得到清明的智慧和对人生、人世的透彻理解。
20世纪30年代,张爱玲曾经在散文《中国的日夜》中描述道士的形象,“带着他们一钱不值的过剩的时间,来到这高速度的大城市里”,极传神地道出了中国传统生活的失落。道士、道及背后一整套象征体系都被迫成为“一钱不值的过去”,在上海这个大都市里,它是完全不协调的和被否定的。“那道士走到一个五金店门前倒身下拜,当然人家没有钱给他,他也目中无人似的,茫茫地磕了个头就算了。自爬起来,‘托——托——’敲着,过渡到隔壁的烟纸店门首,复又‘跪倒在地埃尘’,歪垂着一颗头,动作是黑色的淤流,像一条黑菊花徐徐开了。”张爱玲在彼时感受到的震动,无疑是因为这一形象背后很深的象征性,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早在中国现代性发展之初就已经开始发生巨大的断裂。挽着头发的道士、穿着长袍的和尚、躲在街角处的算命仙儿,在中国的现代生活中都是非常怪异的形象,他们背后的那一套生命观、宇宙观和认知系统也被简化为几个如“迷信的”“封建的”这样的词语。在贤义的身上,有一种突然的开阔。或许,在这个现代的算命人身上,还存在着某种光亮,古老的光亮,它曾被我们熄灭、遗忘,被我们扭曲、误解,在狭窄的钢筋水泥的缝隙中,它挣扎着,以孱弱而又顽强的姿态向我们传递着久远的信息。
从贤义的穿着和居住地来看,他并不比他的姐妹兄弟更富有,甚至还处于贫困状态。他仍然是城市流浪者和农民工,却不是一个毫无希望的、仅为生存而奋斗的人。他在试图对自己的生活、精神和存在进行解释,这使得他能够保持一种与现代精神并行的独立姿态,并拥有某种尊严。一个农村妇女遇到难处,无法找到生存的依据时,她想到的不是法律和制度,心灵的痛苦从来不是法律和制度的范畴,而是最古老的方术。她要去拜神,她要去找算命仙儿。她可能不甚清楚这些“传统”,算命、星座、八字有什么依据,但她可以从中找到安慰。这些依然是她重获意义的最本源方式,因为她生活在这样的历史洪流之中。只有从这条河里找到依据,她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慰。巫术与生命、自然、信仰的关系是密切的,它们之间有着秘密通道。
也许,我的堂哥贤义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他所拥有的知识和对传统的理解也还不能够承载这么多历史内容,但谁又能说,他那坦然、光明的脸和笑容,他温暖、亲密的家庭生活,他对世界那家人般的心态与过去的灵魂没有关系,与那条河流没有关系?
在人们中间
它是一条运载的河流
在《杜伊诺哀歌》中,里尔克用“河流”形容“传统”。只有进入传统和“苦难之城”,把人“引向悲伤家族长辈们的坟墓,引向神巫们和先知们”,才能够到达更加古老也更加悲伤的“喜悦之泉”。
对于中国的当代生活而言,不管哪一个意义的“传统”,它们早已成为一个巨大的悲伤之地,充满着被遗忘的历史、记忆、知识和过去的神灵。奇门遁甲、生辰八字、五行八卦,这些古老而神秘的事物,已成为腐朽的过去。我们缺乏真正的传承和真正的理解,它们也就失去了在现代社会被重新打开的可能性。那用抛起蓍草的方向与形状来推测命运的术士,他们与天地之间的感应、与宇宙秩序的应和,他们在自然肌理中寻找生命秘密的努力被看作愚昧的行为。而当代所流行的算命、占卜,只是为信者提供对于死亡的抚慰与粉饰,对于腐败灵魂的自我欺骗性的安慰,并非真的相信。这也正如英籍印裔作家奈保尔1967年在印度考察时所感受到的,印度的神像、神祇和信仰被迫成为现代世俗生活的装饰者。
与此同时,当传统话语重新闪现在现代话语中,成为现代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守护神时,它与体制和普遍社会观念所产生的复杂化合作用,有可能再次成为传统自我嬗变的阻碍。这不只是“传统”本身的问题,而是它被以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形态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和心灵之中的问题。
这或者也是如贤义这样的传统者所必须面对的:如何能够自持,并且不被作为现代性的“笑话”和“阻碍”存在,如何能够在历史的洪流中真正理解“传统”并重获价值和尊严?
在一座寂寞的寺庙里,一个和尚坐在阴暗的大厅侧面,背景是久远的佛教绣像。年轻和尚闭着眼睛念经,桌子上摆着《佛经》《金刚经》和卦筒。被他的淳朴、声音和专注的形象所吸引,我坐下来,听他哼唱一段。悄悄往桌子上的箱子里放一百元钱的时候,他的眼睛突然睁开,犀利地看着我,说:“别人都至少给三百。”我尴尬地逃了出来。
如此想来,贤义的形象和他混搭的家是有着无限悲哀的。不管贤义如何努力去理解人生,其内在的荒谬性还是一眼可见。

内容简介
《出梁庄记》内容简介:2010年《中国在梁庄》出版,它是梁庄人留守在梁庄的故事。但是,这并不是完整的梁庄,“梁庄”生命群体的另外重要一部分,进城农民,还没有被书写。梁庄的打工者在城市打工时间最长的有超过30年,最短的才刚刚踏上漂泊之程。《出梁庄记》主要人物有51位,51位中,外出务工时间长达20年以上的有26个,外出务工时间10年以上的有15个,平均外出打工时间为16.7年。
然而,他们进入了中国的哪些城市?做什么样的工作?如何流转?他们与城市以什么样的关系存在?他们怎样思考梁庄,是否想回去?怎样思考所在的城市?怎样思考自己的生活?他们的历史形象,他们的身份,是如何被规定,被约束,并最终被塑造出来的?
中国有近2.5亿农民和梁庄打工者一样,他们是中国特色农民,长期远离土地,长期寄居城市,他们对故乡已经陌生,对城市未曾熟悉。然而,他们构成完整的农村与城市,构成完整的中国。他们是一个共同体的存在样态,我们是如何思考并以什么样的姿态参与了他们的生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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