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大变局:明清易代关键事件调查.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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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当年明月鼎力推荐!
本书侧重于明清易代这一剧烈的社会动荡,带给士人、朝臣的心灵冲击和精神创伤,进而探究支持他们个人行为的内在因素和思想根源。作者更踏足山海关大战古战场,绘制战场地形图,求索山海关大战的真实过程;解明清300年不决之悬案——分析袁崇焕斩杀毛文龙疑案;揭东林党人的弥天大谎;再现吴三桂、李自成、多尔衮山海关前的生死博弈……

作者简介
汗青,历史研究学者,已出版有史论集《史说新语》、同马伯庸合著《帝国最后的荣耀》。同时也是国内著名古兵器收藏和研究者。

目录
上卷崩解之兆

第一章天朝上国的荒唐
第二章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
第三章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
——从定策风波及阮马公案看明季东林党人之失

下卷天崩地解

第一章崇祯十七年缺失的朝贺
第二章因为欠饷而死的巡抚
——粮饷、官兵和流寇
第三章袁毛公案
——袁崇焕“斩帅”及东江崩溃辨析
第四章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
第五章崇祯帝的南迁之议
第六章山海关大战和神州易手

附录一阮大铖入“钦定逆案”诸事考辨
——自阮、魏争吏垣事看天启四年东林党祸及明季东林党
之失
附录二关外建州遗事
附录三明朝皇帝世系图
附录四大明朝及清朝综合国力对比
附录五明代历任内阁首辅
附录六东林党成员名单

文摘
上卷 崩解之兆 
 第一章 天朝上国的荒唐
  大明天启七年(1627年),明熹宗朱由校驾崩,时年二十三岁。
  熹宗先后育有三男二女,不过因为各种原因,最后无一长成,临终时遗诏,由其素来亲近的五弟信王继承大统。
  于是他那位年仅十七岁的弟弟信王登基,成了大明皇帝。
  这位少年天子上台后不动声色,一时也瞧不出什么兆头来。可一转眼不过数月,他便以只身之力就把权倾朝野的“九千岁”魏忠贤打入了十八层地狱,魏忠贤那覆盖了差不多整个朝廷的庞大集团也在瞬间灰飞烟灭,史称此事为“钦定逆案”。当时大明朝上上下下都说,当今天子圣明,大明中兴有望。
这位丝毫不比康熙除鳌拜逊色的少年天子的年号,叫崇祯。
  在明朝皇帝中,崇祯帝确实是一位严于律己、励精图治的皇帝,关于帝王的称呼,历史上有称年号者,也有称庙号者,其随时而定。通常而言,明清两朝称年号者多,也比较容易记,如明世宗为嘉靖、明神宗为万历、清圣祖为康熙等,故本书在涉及帝王时,起始会交代庙号,通常情况下则以年号代称。又,明末代皇帝朱由检的年号是崇祯,《明史》称其庄烈愍皇帝,弘光朝追谥为思宗烈皇帝,其后又尝改谥毅宗,清朝则追谥为怀宗端皇帝,而后世有称庄烈帝、思宗、烈皇帝者,少有采怀宗端皇帝一说。为统一起见,本书称其为崇祯,庙号则以思宗烈皇帝行。其操劳国事之勤奋程度,甚至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堪与之比肩者寥寥无几。
  虽然如此,这大明朝到底还是在他的手上亡掉了。
崇祯帝而崇祯帝的哥哥,传位给崇祯的那位天启帝熹宗朱由校,我们首先可以肯定他是位心灵手巧的皇帝,甚至可能是位很有天赋的发明家。但从他身为一位国家统治者的角度看,他则十分不幸地对治理国家完全没有兴趣,而是更热衷于自己木工手艺的提高,宁愿去做一个出色的木匠。因此几乎所有的国家事务,他基本都交给了自己十分宠信的宦官们,譬如魏忠贤这样的人去办理。
  至于崇祯和天启两兄弟的爷爷,就是明朝的第十四代皇帝,一样赫赫有名的荒唐皇帝万历,也就是明神宗朱翊钧;他们的父亲,则是那位一人身涉“争国本”事件和“明宫三大案”的老太子、短命皇帝——明光宗朱常洛。这位只在位一个月的短命皇帝,却一人身系明廷三大著名宫廷疑案和一桩使得朝野纷争几十年的公案,这在历史上也是罕见得很。
  朱常洛生于万历十年(1582年)八月,为万历帝恭妃王氏所生,因中宫王皇后无子嗣,所以他是正牌的皇长子,也是理所当然的太子人选。然而,最得万历宠爱的郑贵妃却在万历十四年生下了朱常洵,万历帝从此便有意改立朱常洵为太子,所以导致朱常洛迟迟不能被立为太子。
  万历帝有意改立太子的传闻一出,顿时朝野舆论一片哗然。
  户科给事中姜应麟首先发作,要求万历帝“册立元嗣为东宫,以定天下之本”(《明史》),结果被贬为广昌典史,因此事随后被贬的还有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此后,六部和首辅等无数大臣多次奏请立常洛为太子,但绝大多数官员都被神宗以各种罪名贬斥。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年正月,万历帝加快了改立进程,下手诏给大学士王锡爵,要将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洵和皇五子常浩一并封王,以后再择其中善者为太子。王锡爵既怕得罪神宗,又怕被朝臣攻讦,于是耍了个滑头,上疏请三王并封,并由皇后抚育长子,如此长子就成了嫡子,试图以此两面不得罪。然而神宗只以前谕示朝臣,继续准备行三王并封之礼,顿时朝中大臣又一次大哗。
  因为王锡爵这么说,就等于在明指朱常洛还需要补办手续,也就是质疑了朱常洛做太子的合法性,因此大臣们纷纷指责王锡爵阿谀顺上,王锡爵无奈自劾请辞,而神宗也迫于众议收回了前命。
  这件立储事,前后纷争凡十五年之久,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在孝定李太后的干预下,虚龄已二十的朱常洛才终于被立为太子,但万历帝同时也封了常洵为福王、常浩为瑞王、常润为惠王、常瀛为桂王。此后,福王又不赴封国长期逗留京师,于是大臣们又纷纷开始上书要求其按祖制离京赴封地居住,这其中以大学士叶向高、礼部右侍郎孙慎行争执得最强。
  这一拖又是十几年,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三月,在朝臣们的压力下,福王终于至封国。
  此次立储风波,最终以朝臣们表面上大获全胜而暂时告一段落。
  这场政治纷争,由于牵涉到未来的皇帝人选——太子,即所谓的“天下之本”和“立国之本”,因此又被称为“争国本”。在这场皇帝、后宫和大臣之间的对抗中,明廷的朝臣们集体表现出了大约是中国历史上士大夫们最后的一次风骨。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驾崩。
  年近四十的老太子朱常洛,终于坐上了那张由大臣们千辛万苦为他争来的皇帝龙椅。
  常洛于八月初一继位,是为光宗。然而到十二日,他就突然患了重病,十四日,谕册立东宫,准备于次月九日举行仪式。二十九日,病甚,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红丸”供服食。
  九月初一,明光宗朱常洛一命呜呼。
  他的年号“泰昌”,要到明年元月初一才开始,所以那一年依然是万历四十八年。这位终于媳妇熬成婆的大明老太子、新皇上,在位时间仅一月而已。
  由于光宗是服用了李可灼所进的“红丸”后暴毙,所以当时的朝臣和后来的史家们,均认为这其中有明显的宫廷斗争迹象,光宗之死极为可疑,故此事又被称为“红丸案”。
  “红丸”与朱常洛登基前发生的“梃击”两案,貌似尘埃落定其实悬而未破,又可说似未破而事已明,乃是两桩疑点多多的悬案,这两案与另一事件脉络均十分清楚但却没有确凿证据的“移宫”案,并称明代宫廷三大案,而这三大案和之前的“争国本”事件,都和朱常洛有关,且对后来明季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甚至可说影响到了崇祯十七年大明朝的最后结局。
  在对抗万历帝谋立朱常洵这长长十五年的“争国本”过程中,为了阻止万历帝废长立幼的企图,明廷的大臣士大夫们轻者辞职还乡以示不满,中者因上书抗争而被斥责、杖打、罢官、降职、削籍,重者则被下狱问罪。然而他们还是一拨接一拨持之以恒地与万历帝抗争,且抗争之烈、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大约也是仅见的。
  那些书呆子士大夫们此种前赴后继,看起来好像永无穷尽的疲劳轰炸,其实是有优良传统的,这终于使得万历不胜其烦,但又无可奈何,于是他干脆一赌气对涉及此事者一概不予理睬,同时也不上朝、不见朝臣、不理朝政——朕不和你们争了,皇上我罢工了。
  后世人都说,明之亡亡于万历帝,此言固为是,但是不上朝,罢工二十六年、三十一年不出宫门这等做法,其实不是他首创,而是学他爷爷明世宗朱厚熜,也就是嘉靖皇帝。
  罢工这事,嘉靖帝早就干过了,他有一阵在长长的二十六年时间里,大约只上过四次朝。而外边那些大臣前赴后继对皇帝那永无穷尽的疲劳式轰炸,也一样不是首创,同样是学自万历皇帝的爷爷,甚至更远的祖宗辈手下的那些大臣们。
嘉靖皇帝明世宗嘉靖皇帝登基时年方十五,他不是正德皇帝的儿子,而是正德帝的同辈兄弟,只因正德帝无子,他才得以做了皇帝。在当时,他的名声应该是不错的,不然也不会立他做皇帝。
  但是,就因为这嘉靖皇帝是以正德帝的同辈兄弟身份登基,是庶出旁支继任大统,于是就闹出了一件大事。其实这闹事的缘由要搁到现在说,真是一点都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在那时节,简直是头上的天都要塌下来一般的大事,因此酿成了一桩大风波。
  那时候的朝臣士大夫们,你说他们食古不化也好,说他们有原则也好,总之一句话:他们认定了“为人后者为之子”,所以一定要嘉靖认他的伯父、正德皇帝的老子明孝宗为父,也就是要喊明孝宗为“皇考”,而对嘉靖自己的生父兴献王,则只能叫叔父,即“皇叔考”。
  嘉靖当然是绝不会愿意的。
  哦,敢情自己做了皇上,居然连亲生父母都不可以认了,那还了得?当下嘉靖大怒道:“父母可更易若是耶!”(《明史》)说起来,我觉着嘉靖皇帝这句话,着实是很有为人子的道理的,可那会儿的大臣们,却认为这不是做皇上的道理。
  于是,就在嘉靖即位的第六天,提出要为他的亲生父母上“皇帝”、“皇太后”尊号时,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朝臣们的强硬反对,随后就发生了明代著名的内廷与外朝博弈事件——“议大礼”,也叫“大礼议”。不过,这事怎么称呼没什么所谓,总之我们知道是讨论怎么称呼皇上父母和伯父这事,那就对了。
  反对嘉靖为自己父母上尊号、要嘉靖认他的伯父明孝宗为父的,是以首辅杨廷和为首的一大批当权朝臣,他们抬出了“为所后者为父母”、“为人后者为之子”这一宗法道理,并且在人数上占了绝对优势。而另有一小部分人,在思虑很长时间之后则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认为可以“继统不继嗣”,可以尊兴献王为“皇考”,并把他加在宪宗与武宗之间,号睿宗,这一派以没太多实权的小官吏张璁、桂萼等人为代表。
  说老实话,这个折中的主张确实相当不错,一下解决了所有的不合理问题,真可谓两全之策。所以,张璁的这一主张必然会得到嘉靖的支持。
  但是那些有“原则”的老臣和士大夫们显然不愿意妥协,于是这“议大礼”一议就足足议了三年,不但没有议出个所以然来,还把事越闹越大,朝廷内外的派系之争也越来越严重,甚至于有许多大臣因对此的意见不一而不愿同朝为官,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国事运作,嘉靖皇帝自然也越来越恼火。
  在这段时期内,那些朝臣都忽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严重到最后他们全都因此吃了大大的苦头,并且一败涂地。
  被忽略的是什么问题呢?
  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嘉靖皇帝他是个人,而人是会长大的。
  他进宫那会儿虽然只是个十五岁的半大孩子,可现在都十八岁了,已经开始有自己的手段了。
  于是杨廷和等几个反对力量骨干终于被罢免,张璁开始进入内阁,嘉靖帝正式下诏,宣布采用张璁的建议。
  这一下,大明朝头上的那片天,可真的塌下来了。
  哦,不对,正确地说,应该是那些坚持不准嘉靖喊自己父母为父母的朝臣们,觉得自己头上那片天和大明朝的那片天要塌下来了。
  虽然皇上的亲爹不是大家的亲爹,可皇上要认自己亲爹为爹的这一行为,却让明廷的士大夫和朝臣们个个如丧考妣,痛不欲生。
  一日早朝罢,吏部侍郎何孟春对大家道:“宪宗朝,百官哭文华门,争慈懿皇太后葬礼,宪宗从之,此国朝故事也。”他刚说完,被罢免的内阁大学士杨廷和之子翰林修撰杨慎,又对百官振臂呼道:“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明史》)
  而另有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翀等几个人,又把群臣拦在金水桥南道:“今日有不力争者,必共击之!”这话听起来很有些威胁意味,似乎有点像街头黑社会的腔调。不过,这黑社会腔调,在大明朝也是有“传统”可循的。
  要知道这几位大臣把闹事的地点选在左顺门,这可不是随便选的。
  正统末年,朝中的大臣们正是在这里,将奸宦王振的党羽马顺等人堵住群殴,把那几人活活打死当场,连当时的代理皇帝都弹压不住。而现在支持嘉靖皇帝主张的张璁和桂萼两人,当初奉诏进京的时候,也曾差点被以杨慎为首的一群人设计在左顺门前打死。幸亏这二人一个谨慎,躲了几日悄悄地进宫去了;另一人则得人指点躲进了武定侯郭勋府中,这才幸免于难。杨慎等人敢于如此设计,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于皇宫内群殴杀人,正是因为此地此事有先例可循,他们认为到时候即使打死了这二人,有司有司,指官吏。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故称有司。也未必能定他们的罪,所以才敢放胆而为。
  现在可以想象一下,王元正、张翀两人说“今日有不力争者,必共击之!”这话是什么意思了,这种带有威胁性质的标准黑社会行为,在大明朝官场斗争中可是有着悠久而光辉的传统的。
  明代的士人们,真是聪明。事事都可以找到传统和先例,只要有传统,什么事都可以那么的理直气壮,包括在紫禁城内群殴杀人,乃至强迫当今皇上不许认自己亲爹而去改认伯父为父亲之类,都是那么的符合道德伦理、祖制礼仪,那么的大义凛然。
  不知道是因为被“仗节死义”的理想所驱使,还是为王元正、张翀他们“不力争者必共击之”的话语所威胁,又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总之,当时共有二百三十二名大臣,就此一起跪在了左顺门外,对着皇宫齐齐放声大哭。
  一时间皇极殿上只听得外边传来震天哭声,把个紫禁城内搞得有如正在办丧事一般。
  嘉靖皇帝听见哭声,自然龙颜震怒,当即下旨命众大臣速速退去。
  哪知道这些大臣们抱定了今天要“仗节死义”的念头,就是不退,嘉靖又下令要他们退,他们还是不退。于是双方一而再再而三地来回拉锯,这就对峙到了中午。
  嘉靖皇帝终于真的火大了。
  已经十八岁,是一个标准成年人的嘉靖帝,跟所有青年人一样的血气方刚,当即下令对这些大臣们执行“廷杖”,以示惩戒。
  关于“廷杖”这一处罚手段,史称“殿廷杀人”,此手段完全无视各种法规,亦无须任何审理诘问过程,活人杀人纯出于皇帝心情和行刑者之手段,且侮辱性极强,实为中国历史上最丑陋的恶法之一。关于明代此刑法的起源,据明史前辈吴晗先生考证,廷杖“始于元代,元代中书省长官也有在殿廷被杖的记载。朱元璋较元代实行得更普遍、更厉害,无论多大的官员,只要皇帝一不高兴,立刻就把他拖下去痛打一顿,打完了再拖上来,打死了就抛下去完事”。
  但实际上,廷杖并非始于元代,早在隋文帝时期就已经有吴晗先生所说之大臣在“殿廷被杖”的记载,如:
  上(隋文帝)性猜忌,不悦学,既任智以获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临下,恒令左右觇视内外,有过失则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赃污,私使人以钱帛遗之,得犯立斩。每于殿庭棰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尝怒问事挥楚不甚,即命斩之。尚书左仆射高颎、治书侍御史柳彧等谏,以为“朝堂非杀人之所,殿廷非决罚之地。”上不纳。颎等乃尽诣朝堂请罪,上顾谓领左右都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曰:“重。”帝问其状,元举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捶人三十者,比常杖数百,故多死。”上不怿,乃令殿内去杖,欲有决罚,各付所由。后楚州行参军李君才上言:“上宠高颎过甚。”上大怒,命杖之,而殿内无杖,遂以马鞭捶杀之,自是殿内复置杖。未几,怒甚,又于殿廷杀人;兵部侍郎冯基固谏,上不从,竟于殿廷杀之。上亦寻悔,宣慰冯基,而怒群臣之不谏者。(司马光:《资治通鉴》)
  
《明史》只不过那会儿的廷杖没有形成制度,属于偶尔为之,其被制度化引入朝堂确实应该自明代始,如《明史•刑法志》所言:“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由此可见这廷杖一刑,一如那些大臣们坚持的祖制一样,正是大明太祖高皇帝重八和尚正式引入朝堂成为制度的。这也是大明朝的传统之一,而且还不是一种纯粹的惩戒手段,而是一种含有极强羞辱意味、专门用来对付朝廷大臣的传统刑罚。
嘉靖皇帝此令一下,但见左顺门外,大批精壮锦衣卫蜂拥而出,如狼似虎般地扑将上去,摁住众大臣们拿了下去。在此日及后来几天里遭此刑的,大约有百数十名大臣。
  在太阳照耀下,胡子花白的老年以及中年、青年大臣们都被扒掉了裤子,那几百爿白花花的屁股分外耀眼夺目。号令声中,剽悍的锦衣卫们抡起棍杖呼啸而下,一时间血肉和板子共舞,惨叫与报数声齐飞。
  就在这噼啪声中,大明朝读书人的斯文和尊严,再次被抽打在他们屁股上的板子彻底剥了个干净。
  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大臣集体被打屁股事件,这通板子先后共打死十八位大臣,八位大臣当场下狱,为首的杨慎死而复苏,侥幸拣回了一条命。
  关于杨慎其人,另外还有几句闲话可以说一下的。此人的生平,只怕知道的人不多,但他有一首词,却是大大的有名,几乎只要是个中国人就知道,甚至连贩夫走卒也多半能咏上几句。
  那便是《三国演义》开篇的那首《临江仙》: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
  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
  
  这是他晚年所做的通俗历史说唱本《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中的一首词。此唱本后来又名《廿一史弹词》,这词乃是第三段说秦汉的开场,到了清代被毛纶、毛宗岗父子置于《三国演义》的篇首,从此唱遍大江南北。
  只可惜,现今已少有人知这词的原本出处。
  闲话说过,再回到正题。
  话说“大礼议”这场纷争,最后的大赢家自然是嘉靖帝了。只不过从此以后,那嘉靖帝竟然对这打板子的办法有些上瘾了,成了个要人命的后遗症。
  因为他发现,对那些不要命的硬骨头读书人,如果你和他们争论之后再砍他们的脑袋,反而会成全他们忠臣和诤臣的名节,而且还真有不少朝臣和读书人都指望着靠和皇上顶牛,然后大肆争论,争取朝野舆论支持,这样一来即使皇上最后把他们下了狱、砍了脑袋,也成就了他们千古忠臣的大名,而皇上却会被扣上一顶暴君的帽子。
  所以,按照正常途径去定罪杀了他们,是要不得的。
  最好的办法就是千万别和他们讲什么道理,坚决不争论,不说话就不会留话柄,然后随便找个碴儿直接把他们拉下去扒光裤子打一通屁股拉倒,看着很不爽的就打死,一般不爽的打残,小小不爽的打伤,这样最多也只能说皇上脾气不大好而已。也确实,舍此之外实无既可以泄皇上之愤,又不让那些前赴后继争着和皇上过不去的大臣得名声的法子了。
  在《明史》的《刑法志》中,对这种现象就有这样的记载和评论:
  (嘉靖帝)中年刑法益峻,虽大臣不免笞辱。宣大总督翟鹏、蓟州巡抚硃方以撤防早,宣大总督郭宗皋、大同巡抚陈燿以寇入大同,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侨、大理卿沈良才以议丁汝夔狱缓,戎政侍郎蒋应奎、左通政唐国相以子弟冒功,皆逮杖之。方、燿毙于杖下,而黯、侨、良才等杖毕,趣治事。公卿之辱,前此未有。又因正旦朝贺,怒六科给事中张思静等,皆朝服予杖,天下莫不骇然。四十余年间,杖杀朝士,倍蓰前代。(《明史》)
  
  正因为如此,嘉靖一朝大臣被廷杖打屁股的数量之多,可说是历史上排名第一。排名第二的大约是嘉靖的前任,那位喜欢给自己封各种大将军封号的明武宗正德皇帝,他也十分喜欢打人屁股。仅在正德十四年(1519年)的大臣们“谏南游”事件中,他分两次合计打了一百六十八位劝阻自己南游的进谏大臣的屁股,共打死十五人。
  “大礼议”和“谏南游”事件,除了其政治意义外,乃是有明一朝打屁股纪录的保持者,也是规模最大的两次朝臣被集体廷杖的事件。
  到了万历朝,由于明神宗在“争国本”之后的罢工活动搞得比较彻底,压根儿就不搭理大臣们,所以竟然是大明朝能打大臣屁股而打得比较少的一朝,几乎没多少人挨过他的板子。反倒是万历前期张居正任内阁时期,张居正替皇帝打了不少大臣的屁股。
  最让人哭笑不得且很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后终结了廷杖这个极具羞辱性质的刑罚,从此保全了大明朝朝臣和士大夫体面与屁股的,竟然是这些士大夫们恨之入骨的大宦官魏忠贤。
  不过魏忠贤虽然替他们保全了尊严,却会夺走他们的性命。(《明史》)
  不知此当为幸耶,抑或为祸耶?
  
  暂且按下打屁股这节不表,接着说皇上罢工的事。
  皇帝罢工这等做法,对庙堂社稷危害之严重,论著颇多,已无须我再多说。我只说因此而出现的各种具体事例,其荒唐程度堪称中国历史之最,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万历十八年(1590年),礼部尚书王家屏因大旱上疏曰“陛下又深居静摄,朝讲希临。统计臣一岁间,仅两觐天颜而已。间尝一进瞽言,竟与诸司章奏并寝不行”(《明史》),因此愤而辞职。
  不过这位尚书大人其实脑筋是不大灵光的,因为他自己都说了“诸司章奏并寝不行”,那么他就应该想到,这封辞职信肯定也会遭遇同样命运——“并寝不行”,呈上去之后必然有如泥牛入海一去无踪影,万历帝是不会给他想要的答复的。
  万历皇帝的罢工,固然让臣子们连辞职都辞不成,但更严重的是那些大小衙门里因病因事造成的职位空缺,也因此无法及时补缺,这导致了当时国家机器的各种零部件乃至关键的大部件都严重缺损。到了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十月,首辅叶向高上任时,由于万历长期不理朝政,此时朝中“大僚或空署,士大夫推择迁转之命往往不下,上下乖隔甚”。叶向高曾在几道疏章中这样说道:“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其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尝用一人。陛下万事不理,以为天下长如此,臣恐祸端一发,不可收也。”“今六卿止赵焕一人,而都御史十年不补,弹压无人。”
叶向高
看看,内阁和各部委的秘书及科员都没了——“曹署皆空”,全都是光杆司令,这还怎么办公?不过,即便是这样的光杆司令,全国也没剩几个了,南直隶的九卿只剩下了两个,六部尚书也只剩下了一位,这国家机器还怎么运转?
  万历罢工时间到底有多长,还真的不大好计算,没有非常准确的记载,但根据《明神宗实录》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的记载,御史翟凤翀在一份奏章中曾说:“上不见廷臣,又二十五年矣。”因此一般来说,大家认为他至少曾连续罢工了二十五年。
  只是说句老实话,说万历帝搞罢工还是有点冤枉了他的。
  因为万历帝并没彻底罢工,他其实还是在上班的。虽然他躲在宫里不见人,可照样还是会批奏章下达谕旨的,但如果看见不中意的奏章,他就不搭理,当然也死活不去见外边的那些大臣。所以他只不过是不去打卡上班了,做了个“自由职业者”,采取了在家办公的SOHO方式。
  其中原因自然是皇上我一旦见了你们,你们就要唠唠叨叨地和我理论个没完没了,搞得朕十分心烦,于是干脆不见了。
  不过万历虽然不上朝办公,可如果你官够大又够敬业又有耐心,还知道去走福王的门路,那么应该还是有可能去皇宫见他的,我估计跑个几十次大约就应该可以见上一面,只是这难度确实大了些。可皇上不上朝在家SOHO,那你们大臣有什么事跑去他的住处等他接见,说起来这也是自然——谁叫你们不让万历立福王为太子呢?
  反正万历就此抱定了你们不让我称心如意,我也不让你们快活的想法,大家就这么耗着,看谁能耗得过谁。
  于是这一耗就是二十多年啊,终于,万历把大臣们耗得老死、病死了不老少,因为病退和父母去世要守孝离任的也不老少,退休干部也产生了不老少,多少算是出了口气。
  只不过这么一来,大明朝官职出现的空缺之多,也蔚为壮观。据《明史•叶向高传》记载,只是万历三十年(1602年),南北两直隶六部就缺尚书三人,侍郎十人,科道官九十四人,各地巡抚三人,布政监司六十六人,知府二十五人;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后,又有不少大臣径自疏辞而去,政府办事机构十室九空。此种状态,别说是中国历史之最,就是在世界史上也是没有哪一人哪一朝可比的。
  叶向高的奏章中,还说到本朝因为“都御史十年不补,弹压无人”,所以朝廷风纪一落千丈。可在这事上,万历皇帝这么做也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
  那御史乃是言官,做个不是很恰当的类比,大约就相当于现在的纪检委,干的就是纠察风纪的工作,上面说的那位翟凤翀指责万历帝不上班就是个例子,你看他都管到皇上上班考勤这件事上来了,难道万历帝还会和自己过不去,再去多弄几个御史出来给自己添堵?
  显然不可能,门儿都没有。
  不过大官可以不任命,那些基层干部还是要的,不然大明朝的赋税和收入可就成了问题。可即使这样,那也还得要大臣们先去求神宗才可以,不然一样不给办。譬如当时应该由万历皇帝自己考选的科道七十多位天子门生的任命,就是靠着叶向高连上几十道疏奏,这才在两年后姗姗来迟。
  其实当时大臣为了一件事写个几十封上疏,并不算多的,为一件事上奏章的最高纪录,我估计大约还是那位叶向高创造的。
  他为了补阁部的空缺,曾经连上一百多道疏奏。
  叶向高和万历之间的关系说起来也很有意思,这两人客客气气地你上疏,我不理,你继续上疏,我继续不理,这么来往个几十上百次却都丝毫不动一点火气,一样的话说个上百遍也不嫌烦,这脾气之好、涵养之高、韧性之强,真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说实话,叶向高和万历两人的这份近乎偏执的执著劲和令人瞠目结舌的好脾气,着实令人叹为观止,叫我相当景仰。
一、“票拟”和“批红”
  到这儿,又要插几句闲话了。
  也许有人会问,皇上不上朝办公、不见大臣,那些国家大事怎么处理?好比万历朝支援朝鲜打日本、对蒙古动兵,都是怎么办的?
  说穿了,这其实也不难办。首先,万历帝自己还是在批阅奏章的;其次,是明代政制有内阁,内阁大学士要代皇帝批阅奏章,当然理论上这些批示需要皇帝认可,不过一般情况下都可以生效,只要你别太和皇帝拧着干。这就是明代独特的内阁“票拟”和皇帝“批红”制度。
  一般情况下,当时国家各部门送呈上来的各种文件,都由内阁“票拟”一个意见,有特殊问题或者有疑义的,需要由皇帝和阁臣们一起研究决定,而皇帝也可以直接使用手谕或者由宦官传口谕下达自己的意见,交给内阁做“票拟”。但是,对于这类直接下达的上谕,内阁可以执行,也可以予以拒绝,这都是制度允许的、合法的、有效的,以至到后来不经内阁的上谕,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说是不合法的。如《明会要》卷三十的《职官二》,就记载有大臣抗议皇帝不经过内阁和科道官,直接对办事人员下达上谕而遭到抗议的事:
  明旨传宣,定例必由内阁下科臣,然后发钞(抄)。若不由内阁,不由科发,不经会极门,不由接本官,突以二竖传宣于部臣之私寓,则从来未有之事。向来建议诸臣,以旨从中出,犹且虑之,况臣等竟不与闻乎?
  这个制度,其实也是之前万历无法一意孤行立福王为太子,嘉靖无法以一道圣旨独断专行摆平自己父子身份问题的原因所在。因为他们的那些上谕,都被内阁封还了。
  但是,你们别以为皇上就拿你们没辙了,反过来皇上也可以不准你们内阁的“票拟”,这就是所谓的“批红”。也就是皇帝在“票拟”上用朱笔写上自己的意见,他可以准你们的提议,也可以不准,如果不准,那么内阁的“票拟”也是无法实行的。不过真要是这么着,那可真成了踢皮球,一件事你封来我封去,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弄出个结果来。
  当然,万历帝不办公其实就是玩儿的这手,既然我想做的事你们不答应,那么你们说什么我也全都不搭理不答应,我和你们踢皮球叫你们没法做事,最后全都老死、病死、退休,你们能把我怎么着?
  所以,“票拟”、“批红”制度其实是一个互相制约的制度。
  事实上,明代自宣德以后,大部分的日常政务都是由内阁“票拟”处理的,所以哪怕当时万历不上朝,只要还有内阁大臣在办公,国家机器的一般运转,还是可以靠内阁以“票拟”方式来勉强维持。但那些必须要由皇帝下达指令的政务,是肯定没办法运作了,譬如重要的官职任命等。
  二、大臣骂皇帝成了时尚
  万历帝虽然也在家SOHO办点公批阅些奏章,但他此种对日常朝政不闻不问、拒不任命大批空缺职位的做法,还是严重影响了国家机器的运转,危害了大明朝的国计民生。另外一个副作用,则是使万历一朝的大臣们用奏章大骂皇上这一行为大行其道,居然成为一时风气,而且相当部分骂皇上的言官们没挨大板子安然无事不说,有的还会继续升官,这也可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奇观。
  例如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兵科给事中田大益在奏章中指责万历“驱率狼虎,飞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剥肤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以致天灾地坼,山崩川竭”,这基本就等于直接说皇上您就是个禽兽大头目,率领手下一群小禽兽到处荼毒百姓祸害天下,搞得老天都看不过去,所以在各地闹灾害来惩罚你了。据说万历见了这道奏章之后勃然大怒,但一转眼却又依然将此份奏章留中不发,既不处罚也不辩论,还是老方一帖——坚决不搭理你。
  骂到这种程度,这皇上依然还是不见声响,也确实让大臣们有点无可奈何了。
  再说那位田大益见皇上不理自己,于是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他又上了一道奏章,这次骂得更凶了,这一次他骂皇帝的这份奏章,倒真是很值得装裱一番,挂上墙供后人观摩,其文大略曰:
  陛下专志财利,自私藏外,绝不措意。中外群工,因而泄泄。君臣上下,曾无一念及民……臣观十余年来,乱政亟行,不可枚举……陛下中岁以来,所以掩聪明之质,而甘蹈贪愚暴乱之行者,止为家计耳。不知家之盈者国必丧。如夏桀陨于瑶台,商纣焚于宝玉,幽、厉启戎于荣夷,桓、灵绝统于私鬻,德宗召难于琼林,道君兆祸于花石。覆辙相仍,昭然可鉴。陛下迩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
  田大益先前已经骂了万历皇帝是率领禽兽飞而食人、剥肤吸髓,这回又干脆说他君臣上下无一念及民,甘心堕落大兴贪愚暴乱之行,其乱政的能耐即使和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夏桀,商纣,东汉桓、灵等六个朝代的那几位亡国暴君、昏君相比,那也是毫不逊色的。
  这种对皇帝肆无忌惮的骂法,纵观史籍,大约只有在敌对双方的言词交锋中才能见到。譬如一方讨伐另一方的檄文,又或者是一位忠臣义士对敌方君主的破口大骂,身为一个在朝大臣对本朝皇帝做如此骂,骂了之后还没什么后果,并且还不是一个两个的个案,而是一种大规模的普遍现象,我想这在中国历史上肯定是绝无仅有的了。
  譬如这位对皇帝破口大骂的田大益,不但没有因此获罪,后来甚至还因做官的资历比较深,论资排辈地升任了太常少卿,最后安然卒于任上。
  当然,我们基本可以肯定这个结果不会是出自万历之手,而应该归功于明内阁的“票拟”制度。
  田大益大骂皇上而没有受到任何处罚甚至丢脑袋的原因,据《明史》说是因“帝倦勤,上章者虽千万言,大率屏置勿阅故也”,对此种说法,余以为颇可存疑。
  盖因此前田大益说万历帝“驱率狼虎,飞而食人”的那份奏章,《明史》中可是明明白白地说万历见到了的,并且还因此大怒,可他怒归怒,却也没什么动作,这份奏章只被留中不发而已。至于田大益的后一道奏章,万历倒有可能没有见到,因为万历的态度于史无载,我不好乱说。但即便是这样,这位田大益的免祸,也就似乎不能说全因万历不看奏章之故了。
  
  认真说起来,万历皇帝真是个好脾气皇帝,在他手里,倒是很少有大臣只因为骂他被处罚的,除了一开始的那几位外,到中后期基本没人因这事被处罚。被处罚的基本都是拦着他做事(至于做的是什么事又当另说)的大臣。这点,我们不得不佩服他一下。
  不过他这种好脾气,其副作用也相当出人意料。
  因为这使得相当部分官员,竟然把骂皇帝视为博取社会和政治名望的捷径,这大约也是他始料不及的。到了后来,这种风气愈演愈烈,张萱在《西园闻见录》中记载有当时礼部尚书于慎行的话,对此种骂皇帝现象的评论很是一针见血:
  
  近世士大夫以气节相高,不恤生死,往往视廷杖戍谴为登仙之路。一遭斥谪,意气扬扬,目上趾高,傲视一世,正所谓意气有加也。
  
  确实,当时的士大夫以骂皇帝为荣,一旦被处罚就可以博得盛名,以至于飞扬跋扈,对皇帝的辱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病态的心理和病态政治,也为中国历史上所仅见。
  但是,不管怎么说,万历帝是名臣张居正一手调教出来的高足,他并不愚蠢,在这个问题上更是尤其清醒。《汤显祖诗文集》的《论辅臣科臣疏》中,就有记载说万历指责大臣时道:
  
  汝等于常时每每归过于上,市恩取誉。辄屡借风闻之语,讪上要直。鬻货欺君,嗜利不轨,汝等何独无言,好生可恶。且汝等不闻“宫中府中事皆一体”之语乎?何每每搜扬君过,沽名速迁为?
  
  据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其实万历帝对官员们这种沽名钓誉的把戏,心里明白得很,而当时的礼部尚书于慎行,也一样清楚万历为什么要将相当部分奏折留中不发,在他《谷山笔麈》的《臣品》一卷中,还有这么一段记载:
  
  今上在御日久,习知人情,每见台谏条陈,即曰:“此套子也。”即有直言激切,指斥乘舆,有时全不动怒,曰:“此不过欲沽名尔,若重处之,适以成其名。”卷而封之。
  
  现在,我们可以知道田大益为什么把万历帝骂了个狗血喷头却平安无事了。
  在万历帝的心目中,他便是属于“欲沽名尔,若重处之,适以成其名”的那一类。所以,你老兄的这种骂架帖,我给你来个“卷而封之”,不让你得逞,反正你骂我也不能让我少几两肉,由得你去。
  不过这么做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虽然万历以其好脾气、好涵养不回应臣子们的骂架,却无法让他的臣子们不继续骂他,而这些官杀又杀不得,所以我想换了是我,哪怕当时火冒三丈,到了最后大约也只能和万历一样无可奈何,给他们来个“卷而封之”束之高阁拉倒。
  三、东林党和齐、楚、浙三党及阉党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万历“争国本”事件中,和万历帝抗争得最强硬的那批名儒士大夫们,后来大多成了赫赫有名的东林党人,并且多是其中的中坚分子。
  这“东林党”在明季政治格局中,乃是不可不书的重要一笔。
  关于东林党形成的时间,一直有两说,一说是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一说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两说的年份差距比较大。其实这两说都有各自的道理,区别只在于看以什么标准来区分而已。
  事实上东林党成为一个政治团体雏形,确实始自万历二十二年,但其大本营“东林书院”落成却在万历三十二年,因此这两说其实都没错,都可以说得通。
东林旧迹牌坊,明朝末期建于东林书院大门前
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癸巳京察”发生后,被革职还乡的大儒顾宪成,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无锡知县林宰的资助下,与其弟顾允成开始修复始于宋代的东林书院,和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名士在那里讲学,并于“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支持他们的部分当地士绅、朝野政治人物及周边城市的乡土势力,也逐渐聚集在一起,其中以江南士人为多,慢慢地形成了一个以东林书院诸人为核心的松散型政治集团,这当然会引起其他政治权利集团的注意和攻击,即《明史》所谓之“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
东林书院
到了万历三十二年十月,东林书院正式落成,宣布以《白鹿洞学规》为章程,其中有“四要二惑九益九损”等条款,并定下每月大会之期,此时东林势力可以算正式大成。
  当时东林党人的主要对手,是万历帝身边的宦官们以及朝中的齐、楚、浙诸党,又由于到了天启时期这三党成员大多已依附于大宦官魏忠贤,所以有时这三党也会被直接划入广义的“阉党”体系。
  相对而言,东林党人初期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目的,是要求政治清明,致力于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生产力发展,同时他们的成分构成也比较复杂,综合了在野、在朝的知识分子及部分地主、工商业者,因此得到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但同时也遭到了和万历有近水楼台之便的内阁及宦官势力的猛烈狙击。
  到了天启中期,宦官魏忠贤终于一枝独秀地获取了天启帝的宠信,形成了继权宦刘瑾之后明朝势力最强大的一个“阉党”集团,齐、楚、浙诸党则因先前遭到了东林党人的沉重打击,也先后依附于魏忠贤。他们和东林党人的斗争,也逐渐从纯粹的朝议疏章之争转变为惨烈的生死之争,达到了双方斗争的最高峰。
  天启四年(1624年),东林党人杨涟因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去职,于次年被捕,并与左光斗、周顺昌等人一起下狱被杀。魏忠贤为彻底消灭东林党,随即主使编写了《三朝要典》,并借“红丸”、“梃击”、“移宫”三案毁东林书院,东林党中坚分子顾大章、高攀龙、魏大中等人也先后被迫害致死。齐、楚、浙三党则趁机效仿,将东林党人名单在全国张榜,一榜之上有百人到五百多人不等,上榜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夺,魏忠贤的各路党羽又先后做了《东林点将录》等名录,把著名的东林党人分别冠以《水浒传》一百零八将之绰号,以此为点名手册,试图彻底消灭东林党。
  这场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对东林党人的血腥迫害,直至崇祯帝登基消灭魏忠贤集团,为东林党人平反昭雪后才得以停止。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两党的斗争就此结束了,实际上崇祯二年的“袁崇焕冤案”,就是这一政治斗争的延续。东林党和三党及阉党之争,是明朝最厉害的党争,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党争。双方的争斗自万历年间开始,一直持续到南明灭亡还在继续,而且始终是晚明朝野政治格局和权利斗争的重中之重。双方斗争的主要武器之一,基本就是前面说的“红丸”、“梃击”、“移宫”三案,一般谁当权,谁就会以这三案来打击对方,到了崇祯朝则多了魏忠贤的“阉党逆案”这一武器,甚至到崇祯朝被灭,此类斗争也依然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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