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一个作家的野蛮生长.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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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张贤亮凭借《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等一系列作品,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成为文坛中极具名气和争议性的人物,他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会引发一轮争议。回忆起最初看到《绿化树》手稿,今年81岁的原《十月》杂志副主编张守仁依然很激动,觉得“自己这辈子怎么能捞到这么一条大鱼”。又有统计显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评论文章加起来有200多万字,是小说体量的十几倍。而记者在一路的寻访中发现,张贤亮的矛盾和复杂性,不仅在作品里,也存在于真实的人生中。现实的生存与理想的精神世界,在张贤亮身上,始终在搏斗。不管是写作还是创业,他都始终处于既想直面自己,又想趋利避害的矛盾状态。他在作品里歌颂劳动者,却始终不太愿意面对农场的故人。他逐渐放弃写作,开始经商,却又不断在散文中为自己辩解,论证经商的重要性,以及镇北堡是他的“立体文学作品”。《光明日报》驻宁夏记者站站长庄电一曾这样评价张贤亮:“如果说中国文人能安于贫寒的占大多数,那张贤亮这样安于富贵的,可能还真是少数吧。”

张贤亮的才气于是从北京移民中凸显出来,“有才华”这个论断,此后成为贯穿他一生的评价,尤其是文化程度并不高的农场同伴们,用来描述他的第一个形容词,就是“有才华”。可惜,厄运也随之而来。《大风歌》发表后,迅速遭到了《人民日报》的批判,在“反右”风潮里,张贤亮迅速被打成“右派”,1958年被发配至西湖农场劳改。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生,从此持续了22年,贯穿了他的22岁到44岁。最年富力强的年华,他的人生在西湖农场和南梁农场之间辗转,前者是劳改,后者是劳动。名义不同,自由度不同,但工作内容大同小异。
生活的磨难里,他写下的最伤痛的记忆,是母亲的去世。1968年,趁着“文革”的混乱,他偷偷回过一次北京,只来得及跟母亲短暂相聚,因为发生了西单爆炸案,就被眼尖的“革命群众”揪出来,关进了派出所。母亲花了5天,筹到了给他买票回兰州的钱,当晚,他就连夜被红卫兵遣送到了火车站。此后,他再也没有见过母亲,只收到了一封载有母亲死讯的电报。等到再有机会拿起笔,张贤亮愿意书写下的记忆,是对母亲的敬仰和歌颂:“她从一个贵妇人沦落为在街头靠手工编织毛衣糊口的老太婆,仍始终保持着高雅的风度,我想,只有受过旧社会高等教育的妇女才经得住人生的反复折磨。她虽然身材矮小骨瘦如柴,却是一个文化的载体,即使变成化石也令人敬仰。她好像是一座贵族文明雕塑出的塑像,专门留给后人瞻仰那过去的永不复返的时光,并且时间越往后越会放射出古典的光泽而历久弥新。”



目录
封面故事
张贤亮的人生考察
一个作家的“野蛮生长”
44 那个叫章永璘的张贤亮
56 名声的价值:张贤亮与镇北堡
62 八十年代的张贤亮作品:争议、突破与脱节

特别报道
68 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读莫迪亚诺,不必问流派
73 2014年诺贝尔和平奖:女孩马拉拉
76 201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大脑GPS
79 2014年诺贝尔化学奖:注视纳米世界
82 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白光中的一抹蓝

社会
84 热点:悲情之外:云南景谷地震见闻
90 热点:音乐去哪儿了?
94 城市:城市中心的记忆与嬗变

经济
66 市场分析:房地产救市的高潮
100 收藏:永青文库
106 商业:大众汽车如何应对新挑战?

文化
116 摩登英伦:与薇薇安·威斯特伍徳骑行/与柯瑞思漫步剑桥八百年
122 艺术:廖昌永:赤脚踏入音乐殿堂
130 艺术:此葵,彼葵
136 艺术:沈伟:自然之舞
144 设计:在自我与非自我的轴线两端

专栏
26 邢海洋:血拼大宗商品
154 苗千:暗物质的新闪光
156 张斌:主席使命
157 宋晓军:美日新“指针”针对中国干什么?

4 环球要刊速览
14 读者来信
18 观察
20 天下
28 理财与消费
32 好消息·坏消息
33 声音
34 生活圆桌
38 好东西
158 漫画
160 个人问题

文摘
插图:









《那个叫章永璘的张贤亮》
张贤亮初到宁夏是1955年5月,落脚在贺兰县通义乡的黄河滩边,成为京星农牧场的第一批北京移民。母亲陈勤宜和妹妹张贤玲一同迁来,母亲已经46岁,妹妹才7岁,安顿落户后,在农牧场的花名册上,19岁的张贤亮是户主,妹妹当时还随母姓,叫陈贤玲。
一个冷雨薄雾的清晨,我们沿着滨河大道从银川市区前往通义乡,雨雾里的天光苍白混沌,倒是路边的树木颜色格外润泽,翠绿、金黄和艳红,掺杂渐变出可入画的秋日图景。按着路标拐入京星农牧场,大片收割后的稻田就展露出来。在京星农牧场一队,我们寻访到了老农牧场书记王庚年。他也是1955年的北京移民,迁来时才5岁,童年记忆只剩下片段。他在2005年组织编写了《京星农牧场志》,把农牧场的老人们都聚起来,还专程带人到北京查找老档案,终于把零碎的私人记忆与史料相印证,重构起这段快被湮没的移民史。
1955年5月到8月,468户北京移民,共计2025人,分8批陆续抵达通义。移民们先在北京的接待站报名集结,接待站分设在北京西皇城根26号、旧鼓楼大街3号、甘雨胡同30号和月坛等地。集结就是等人凑齐。今年已经88岁的老太太张淑芳已经是“活历史”,1955年的移民里,还健在的最年长的就是她了,虽然耳朵背,但记性好,一口标准的京片子。她告诉我,接待站都是平房,一家一间,住了将近半个月,每天“白面馒头管够”。她家是5月31日出发的,从前门站上火车,到包头就没有铁路了,再换大蓬汽车继续走,沿途穿过毛乌素沙漠,两渡黄河,到达通义是6月6日。过河坐的是大木船,一艘船能装两辆卡车,卡车放中间,人都下车,坐在周围。路上吃的是从接待站打包的馒头,“一大袋子,天气又热,吃到后来都长毛了”。
张淑芳家并不是第一批移民。第一批移民是1955年5月24日到达的,共计55户230名。张贤亮一家和胡晓明一家都在其中。我们在立岗镇寻访到了胡晓明,他只比张贤亮小一岁,今年77岁,终身未婚。一个人住在养老院的旧房子里,离镇政府不远,一条小路拐进去,雨后深一脚浅一脚的烂泥。院落三排平房围合,只住了两户人家,有丛生的杂草,也有刻意种植的花木和蔬菜。时值秋天,植物开始凋零,荒芜又清净。掀开门帘,18平方米的屋子,墙壁斑驳黝黑,虽然破旧简陋,却收拾得很齐整。两张小桌,两把椅子,来了两个客人,胡晓明就只能自己坐在土炕上。
1955年5月24日,第一批移民的车队经过立岗,胡晓明记得,受到了敲锣打鼓的夹道欢迎。这是到达荒滩前的最后一个乡村集镇,围观的群众挤在立岗街上,有一些人是走了几十里路过来,专程为了看汽车。他们不仅看到了汽车,还看到了北京移民们不一样的穿着打扮,连小姑娘穿的裙子,都是新鲜事物。离开立岗镇,到达移民点是15点多。车最多只能开到一队,就是老场部所在地。一下车,就是一望无际的荒滩了。遍野是沙丘刺丛,和丛生的芦苇蒲草。“地上都是石头子,走路都硌脚。”“移民安置点的房子,都是就地取材,土坯屋、土桌、土炕,外头是三芯砖,里头是一芯砖,院子里都是挖土留下的大坑。”胡晓明说,他是跟父亲和弟弟一起来的,三口人分到两间房。“我家在第三排房子,张贤亮家也分了两间房,在第四排,我家后头那排。”而张贤亮自己的回忆:“每个村有三四十排土坯房,一排排的和兵营一样。”“土坯房里只有一张土炕,散发着霉味的潮气,房屋在夏季怎么会发霉呢?后来我也成了老宁夏人时才知道,抹墙的泥一定要用当年的麦秸或稻草,如果用陈年发了霉的草秸和泥,肯定会有霉味。”与众人的回忆,可为印证。
新时期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依据1954年《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要在三个五年计划内开荒4亿到5亿亩”。等待垦荒的西部边疆,主要是那时的甘肃、青海和新疆三省,宁夏当时已经撤省,作为银川专区并入甘肃。而迁徙的移民们,来自北京、上海和其他的省会大城市。首都北京1955年春率先开始移民号召,定下的名额是2000余人,目的地是贺兰县。为什么是贺兰县?《京星农牧场志》给出了一种答案:“当时甘肃省面积有78万多平方公里,耕地仅为6800万亩,占全省总面积的5%,且有可垦荒地3000多万亩,大多集中在银川和张掖专区,在银川专区贺兰县尚有30多万亩可垦荒地待开发。”
1955年1月底,贺兰县政府已经接到指示,开始制定安置北京移民的计划,选定“通义乡和通吉乡的东面,自洪水沟至北沙窝,南北长约10公里,东西宽约2.5公里,总面积约20平方公里的黄河滩地”作为北京移民安置点。这片河滩曾经得到过开垦,1949年秋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解放宁夏,曾经派兵进驻贺兰,垦荒1000多亩,开挖了两条农渠,1950年末部队奉命赴朝参战后,大部分耕地又随之复归弃荒。
这片河滩,也是旧日“宁夏八景”的“黄沙古渡”所在。如今依旧设有黄河渡口,有以摆渡为生的人家。在滨河大道的指示路牌上,既能找到京星,也能找到渡口。雨中的渡口,如同幻境。浑黄的河面上升腾起1米多高轻烟般的薄雾,贴着河面随风徐行,至远方,雨雾中水天一色,苍茫辽远。最奇特的是水声,并不是澎湃的湍急拍岸,而是一种清脆的婉转。夹河两岸,东侧是月牙湖乡,西侧是京星农牧场的广袤稻田,已经收割,只剩大片枯黄的秸秆,在风里倒向同一个方向。

《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读莫迪亚诺,不必问流派》
作为第15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Patrick Modiano)在当地时间10月9日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从诺奖结果公布时业界传出的惊讶回音可以推测,这句话大概也早在众多专业人士脑中徘徊了。
惊讶声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诺奖在2008年颁予了法国作家勒•克莱奇奥,如此短的间隔后竟再次落户法国;二是莫迪亚诺的写作,无论风格还是内容,45年间一如既往,没有鲜明的异于传统的追求,也并非具有明显的政治性,似乎并不符合诺奖的口味。
这两点讶异全部来自对诺奖评判喜好的揣测失败,而并非针对莫迪亚诺作品水准的质疑。以莫迪亚诺的创作才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不让人意外,这是诺奖公布后绝大多数法语文学研究者相对一致的回应。“只要诺奖这次颁给法国作家,就一定会是莫迪亚诺。” “诺奖迟早是莫迪亚诺的。”这几乎可以代表中国法语文学研究者的众声。
诺奖之前,莫迪亚诺早已揽获法国文坛几乎所有重要奖项。2010年,他还获得了法兰西学院的德尔•杜卡大奖。这个奖在欧洲几乎就是文学家的终身成就奖,在圈内往往被视为诺贝尔奖的前奏,奖金高达30万欧元,可能是诺贝尔文学奖之外奖金最高的文学奖项。
而莫迪亚诺在法国文坛的地位并不仅成就于奖项。很久以前,法国伽利玛出版社就将他列为最重点的作家之一,并在2013年将他的10部小说打包收入了著名的“Quarto”系列丛书。曾在伽利玛出版社任职7年的法国驻华使馆文化专员安黛宁(Delphine Halgand)对本刊说,虽然“Quarto”丛书封面柔软,内页的用纸也比较细薄,外观上与伽利玛的“七星文库”在装帧上用皮质封面、烫金装饰所塑造的“永恒经典”的形象相距甚远,而不得不被出版界自嘲为平民版、穷人版的七星文库,但其遴选作者的标准却毫不逊色。甚至几乎只收录已过世的作者作品,莫迪亚诺因其极高的文学造诣成为极少数在世时就已被列入的作家之一。
另一家同样重要的法国出版社——瑟伊出版社也得到了莫迪亚诺的授权,出版了几部他的作品。以至于每逢莫迪亚诺新书出版,都会成为法国出版界的盛事。大家明明知道他的书不管是风格还是内容都存在一种“同一性”,却每每都期待拥有他的新书。
法国当代作家奥利维埃•亚当就在莫迪亚诺《缓刑》的中文版(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序言中提到过这种期待之情:“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跑去图书馆囫囵吞枣地读完了所有莫迪亚诺的作品。之后,我去圣米歇尔区的折扣店淘书,连着几个月省下饭钱,我渐渐补全了他的旧作,开始追他的新作:我翘首企盼着,几乎每年一部,此后从未爽约,他的新书没有让我失望过,恰恰相反,每每读完一本,等待下本出版的迫切之情就更甚,我迫不及待想要揭开那层薄纱。我们总以为会在下本书中做到这点,最后却发现还笼罩着另外的层层薄纱,人们急于亲自揭开,却无从知晓这最终是水落石出还是疑云渐浓。”
奥利维埃•亚当的这段表述除了以读者的身份诉说心情之外,还指出了莫迪亚诺作品富有的“同一性”以及附着在其作品同一母题——“寻找”之下由悬念不断牵引的写作风格。只不过与真正的侦探小说不同,莫迪亚诺并不是要在故事的最后揭开悬念,而是相反地为读者留有余味。
由于他的家庭原因(他的妻子和女儿都是电影圈的人士,女儿同时还是作家),他与整个文化圈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法国戴高乐时期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前文化部长马尔罗是他的结婚证人。他本人还写过剧本、歌词、电影评论等,这也使得他的读者受众更为广泛。
从20世纪80年代起,莫迪亚诺的作品就开始被陆续翻译成中文出版,从《星形广场》、《暗店街》到《青春的咖啡馆》,已发行过十余部。最新的一本译作,是凭借译作《青春的咖啡馆》而获得傅雷翻译出版奖的译者金龙格所译的《夜的草》,这本莫迪亚诺2012年的作品的中文版预计在11月上市。目前拥有莫迪亚诺作品中文版权最多的出版公司上海九久读书人还将在同期陆续推出莫迪亚诺早期的经典之作《暗店街》、《8月的星期天》《凄凉别墅》等等。
10月2日,也就是在获得诺奖前一周,莫迪亚诺最近的新作《为了不让你在本区走失》被伽利玛出版社推出,依然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法国各大媒体给予的高度评价。它讲述一名叫达拉甘的男子偶然丢失了一个地址本,有两人找上门来,送还给他本来已经没有多大用处的地址本。这驱使他重新出发,去寻找一个失踪的小男孩……不论风格还是内容都是纯粹的“莫迪亚诺式”。

《悲情之外:云南景谷地震见闻》
周正华一直在自己已经倒塌的房子附近溜达,大红背心外披了一件宽大的军绿色衬衣,脚下一双人字拖,背着手,来回地走。芒费村大部分村民都去安置点的帐篷里休息了,危房边只有几个在拍照的记者。他没去,守在满是碎瓦片的院子,远远朝我微笑。他那黝黑的脸,一笑,满是皱纹。
我赶到震中永平镇芒费村的时候,6.6级地震已经过去38个小时。同行的新加坡记者路上一边拿出手机拍摄,一边向我回忆她8月份进入鲁甸震区的困难:“靠着记者证挺过了第一道关口,之后因为道路塌方,社会车辆不能通过,我们坐上志愿者开的摩托车,最后只能徒步。”相比之下,这一次算顺利,从普洱市到景谷县永平镇再到震中芒费村,一路盘山弯道,车子左右晃得厉害,后背一直在和椅背作斗争,每个方向只有一个车道,运输救灾物资的大卡车偶尔从对面呼啸而过,让人有点紧张,但道路是畅通的,车辆也不多。直到靠近永平镇,才看到大块的石头被推到两边,路旁支离破碎的木房子,挖掘机也频频出现。
终于,在尘土飞扬的乡村小路上,司机停下了车,迎面站着对我笑的周正华,这是震区给我的第一个表情——震中芒费村,一个老人憨憨的笑容。
他的小院里,地上层层叠叠着几层碎瓦,踩上去能听见自己的双脚把瓦片踩得更加细碎的咔嚓声。周家的四间房都在地震中受损,屋顶只剩下是孤零零的排排木架,能清晰看到结构,中间高耸,瓦片就顺着从两边掉下来。惨烈的是厨房,烟囱掉进了屋里,狠狠砸在灶台上,炒菜的大铁锅被砸得裂成几块,煮饭锅从侧面被砸扁,只剩下一条缝。老人说他在惊慌中跑出院子的时候,噼里啪啦的响声像是一场爆炸。
村里没有发放热食的地方,各家都有一大袋志愿者送来的沙琪玛一类零食和一箱矿泉水。他点燃了几根木柴,准备生火,安排我坐在小板凳上,把背包放在另一个板凳上。等我安顿好行李,再抬头已经找不到他,这才发现这个小院里别有洞天,断壁残垣外,还有一个保存完好的木制小屋,老两口的合影摆在显眼的位置,杂物紧凑地堆在里面,旁边的几棵果树正长得茂盛,绿油油的,一群小鸡跟在一只母鸡后面,在树下找食。周正华从树后走出来,手里拿着几个鸡蛋给我展示。
摩托车的声音突然近了,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下车朝我们挥手,女人穿着粉红色的高跟鞋,领着孩子小心翼翼地迈过碎瓦,男人穿着人字拖,大步流星地走到周正华身边。他笑起来和周正华一样,脸颊和鼻子上都是皱纹。这是周正华的儿子周德兵和儿媳罗成秀,刚去镇上把朋友的孩子接回来帮忙照顾。
小男孩是自来熟,问他叫什么名字,他指挥我在本子上一笔一画写出他的名字:“尹,然后再写一个尹,旁边加一个单人旁,君子的君,尹伊君。”他也坐在小板凳上,笑着,露出一颗还没有完全长出来的牙齿。
“地震没有那么可怕,我们都没事。”小男孩没有表现出任何恐惧和悲情。周德兵坐在一旁,夸奖他学习成绩好。只有罗成秀没怎么说话,她穿得很时髦,蓝色的连衣纱裙和黑色的丝袜,头发烫成小波浪,但浅色的高跟鞋被磕碰得有不少划痕,头发上不知被蹭上了什么黏糊糊的东西,表情说不上悲伤,像是疲倦。
10月7日21点49分,6.6级地震发生时,这对小夫妻正在离家8公里外的大棚里摘松茸。“木头架子突然左右摇晃,手里的电筒都拿不稳当,摇晃的幅度太大了!我的腿软了,坐在地下,怎么都站不起来。”罗成秀的情绪激动起来,她说,黑漆漆的夜里,依靠手电筒的光亮,两人在大棚里找到对方,紧攥着对方的手,出了大棚,开始担心一个人在家的爸爸。
电话最开始是不通的,两人越想越怕,惊魂未定时,还是决定骑上摩托车回家。镇上也是漆黑一片,但月亮很亮。
罗成秀从平静越说越激动,说到后面情绪又平缓下来。“房子塌了,住的地方没了,我们在镇上开的烧烤店也裂了,松茸也没再去管了,都乱了,可是想想家人都没有受伤,又觉得很幸运。”丈夫听了这话,点头赞成,温柔地说:“人平安就好。”
话音刚落,我听到声响,像是过年时远处有人放炮,孤零零一声,紧接着感觉到地下一阵晃动。
“是余震,已经好多次了。”他们四人都表现得很平静,我有点慌,老人还在用一个烧水壶煮鸡蛋。罗成秀被我惊慌的表情逗笑了:“如果你前天晚上在这里,一定也和我一样腿软。”

《廖昌永:赤脚踏入音乐殿堂》
上次见到廖昌永,是国家大剧院《茶花女》的排练现场。廖昌永早早就到了,专注地看台上“薇奥列塔”和“阿尔弗雷德”的表演,手里还习惯性地拿着《茶花女》的总谱。虽然对他来说,这个角色已演了不知多少遍,每一句唱词都烂熟于胸,但这是他的习惯。歌谱的首页龙飞凤舞地写着“廖昌永,1998年12月20日于台北”,这也是他第一次出演阿尔弗雷德父亲阿芒这一角色的时间。
廖昌永已经记不清这是自己多少次饰演阿芒这个角色了,可是每一次的感觉又完全不同。“这就是做演员感觉蛮神奇的地方。”廖昌永一直保持着他招牌式谦和的微笑。他上场的时间到了,那饱含深情的声音,将一位满怀关爱而又忧心忡忡的父亲演绎得淋漓尽致。虽然是彩排,但是当那段经典的《普罗旺斯的陆地和海洋》唱毕,指挥与乐队也忍不住停下来为他鼓掌。
谁曾想到,当年他在上海音乐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次一位外籍教师给他们班上课,试唱的时候,廖昌永唱了一首威尔第的作品。唱完后,老师说:“请你不要唱威尔第的作品了,你不是那个材料!”甚至还要他在全班同学面前发誓“永远不再唱威尔第的作品”。如今讲到这个经历,廖昌永释然一笑。“当时我的确是不服气的:‘我唱得下来,为什么不让我唱?’但现在回过头想,当年确实对作品的理解没有成熟到那种程度,即便把整部作品唱下来,声音色彩是不对的。我也许可以‘做’出这样的声音,但那是极不自然的,而且对嗓音也有破坏。所以,国外一般不太建议在30岁左右唱威尔第的作品,40岁左右是最成熟的。”
当年,那个大雨滂沱的夏天,赤脚走进上海音乐学院的廖昌永几乎是一个异类。1968年,廖昌永出生在四川郫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7岁那年,年富力强的父亲突然因病去世,留下母亲一人带着他和三个姐姐。廖昌永的父亲生前是名狱警,常年在外地,对童年的廖昌永来说,这7年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加在一起也不超过半年,“对父亲的记忆只是一张遗像”。在农村,像他这样早早失去父亲庇护的孩子,不免时常受到同龄孩子的欺侮。每逢此时,瘦小的他偏偏像猛兽一样,和那些试图欺侮他的人厮打在一起。“我的性格就是这样,打不过也打。”时隔多年,他淡淡笑着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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