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的理论准备.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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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中国崛起是当代最为重要的国际关系发展之一,其成败不仅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决定着人类文明的走向。尽管并不存在特定规律,但历史上大国崛起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确能为中国提供诸多有益参考。同时,大国崛起的历史也表明,大国在崛起过程中正日益有意识地进行全方位的理论准备。本书通过考察美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印度崛起的历程,为中国崛起的理论准备提供参照。作者们认为,成功的大国崛起包括经济、军事、制度和道德崛起四个维度,如何协调这四个维度的相互关系、区分不同时期的不同理论任务、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建设等是其核心要务。

编辑推荐
本书通过考察美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印度崛起的历程,为中国崛起的理论准备提供参照。

作者简介
杨洁勉,1951年生于上海,先后获得上海师范大学英语专业学士,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硕士、美国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硕士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现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主要社会兼职有: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组成员、教育部社科项目评审专家、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华美国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会长、上海市国际战略学会会长等;(美欧亚)三边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国组组长、中俄友好和平发展委员会委员等;国台办海研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兼职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苏州大学兼职教授等。获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授予的世博先进个人奖”、“国务院特殊津贴”和“上海市杰出专业人士”的荣誉称号,并多次获得上海社科优秀专著和论文奖。主持过多项国家和上海市重大社科项目、外交部和市外办课题、国台办和市台办课题等。主要专著和合著有:《大合作:变化中的世界和中国国际战略》、《大体系:多极多体的新组合》、《对外关系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与实践》 、《体系改组与规范重建:中国参与解决全球性问题对策研究》等。

目录
绪论
第一节崛起理论准备的重要意涵
一、问题溯源与历史经验
二、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二节崛起理论准备的战略自觉
一、研究现状及主要问题
二、中国外交理论准备与战略自觉
第三节研究方法和内容架构
一、研究路径和方法
二、篇章结构和主要内容

第一章美国崛起的理论准备
第一节崛起环境和理论需求
一、美国崛起的国际环境
二、美国对理论需求的判断
第二节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的准备
一、基督教现实主义
二、经典现实主义
三、外交行动性理论
第三节理论的应用与推广
一、个体努力
二、智库建设
第四节小结

第二章德国崛起的理论准备
第一节德国崛起的经济战略理论
一、德意志统一时期的经济民族主义
二、二战后的经济自由主义
第二节德国崛起的政治认同理论
一、德意志统一时期的文化民族主义
二、二战后的宪法爱国主义
第三节德国崛起的外交战略思想
一、德意志统一时期的外交战略思想
二、二战后联邦德国的外交战略思想
三、德国重新统一后的外交战略思想
第四节小结
一、德国崛起的外部环境的局限性
二、德国扩展外部战略空间的经验与教训
三、德国经验对中国的启示意义

第三章苏联/俄罗斯崛起的理论准备
第一节崛起环境与战略运筹
一、苏联/俄罗斯崛起的战略环境
二、苏联/俄罗斯崛起的战略运筹
第二节苏联/俄罗斯崛起的基础理论准备
一、苏联/俄罗斯崛起的基础理论准备
二、苏联/俄罗斯崛起的基础人才准备
第三节苏联/俄罗斯崛起的应用理论准备
一、苏联/俄罗斯崛起的外交思想准备
二、苏联/俄罗斯崛起的机制建设准备
第四节小结

第四章日本崛起的理论准备
第一节崛起环境和战略运筹
一、日本崛起的战略环境
二、日本崛起的战略运筹
第二节日本崛起的行动性理论
一、“大日本主义”和“小日本主义”的特征
二、战后日本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两阶段论战
三、军事型现实主义和日本式戴高乐主义的兴起
第三节日本崛起的指导性理论
一、战前日本崛起的指导性理论
二、战后日本崛起的指导性理论
三、安倍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构想
第四节小结

第五章印度崛起的理论准备
第一节大国之梦和崛起的国际环境
一、印度大国之梦的由来
二、印度的大国崛起之路
第二节大国崛起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
一、印度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及智库建设
二、印度大国崛起的基础理论
第三节大国崛起的外交指导思想
一、尼赫鲁的大国外交理论
二、全方位外交和升级版的“不结盟”政策
三、实现大国崛起的战略途径
第四节小结

结语大国崛起理论准备的思考
第一节大国崛起理论准备的启示
一、大国崛起的物质基础
二、大国崛起的道义支撑
三、大国崛起的军事和制度保障
第二节中国理论建设的战略思考
一、内生和外生理论的互动互补
二、共生理论的创新
三、指导性和行动性理论的建构
四、当前的阶段性任务
第三节塑造新型大国关系的愿景
一、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界定
二、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记忆和时代潮流
三、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建构
四、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考
五、新型大国关系的实现途径

参考文献

序言
绪论大国崛起的理论准备绪论
从概念上看,“崛起”表示在国际社会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或几个大国,综合实力不断上升,与最强国家的国际地位日益接近,成为世界上少数最重要国家的过程。崛起的内在含义是指一个不断壮大的国家越来越不屈服外部压力,越来越不愿意接受其他国家领导的过程。阎学通:《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环境与国际战略——对“和平崛起”的理解》,《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4期,第5页。从历史上看,大国崛起与衰落的路径多种多样,主要体现为和平与战争两种形式,为考察国际体系中大国兴衰提供了诸多值得思考的经验与教训。在这种情况下,当前许多大国在实现崛起前和崛起过程中,都需要对大国崛起的历史进行深刻反思,并根据自身国情和国际形势,以国际战略的广泛和长期视角,进行必要且充分的理论准备,为崛起实践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指导。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历过多次沉浮,既有雄踞东亚地区最高地位之期,也有外强中干遭受外敌欺凌之时,因此对大国兴衰的感触更为深刻。这些都启示近年来高速发展的当代中国既需要以史为鉴,也要超越历史的樊篱,探索以最适当的方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第一节崛起理论准备的重要意涵
如何避免大国冲突的历史悲剧重演,如何规避国强必霸的逻辑陷阱,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在推进国际形势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关切。世界上许多大国崛起的历史往往伴随着冲突或战争,给人类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灾难。近年来,随着新兴大国崛起并推进国际权力快速转移和国际体系持续转型,国际关系进入了新的关键时期,大国崛起的实践与理论准备逐渐成为国际议程中的核心议题之一。
一、问题溯源与历史经验
世界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大国崛起过程,无论是古希腊的雅典和斯巴达,还是曾统治过亚非欧大陆的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都各领风骚若干年,但最终都走向瓦解或灭亡。近代以来,西班牙、英国和美国都曾经或依然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德国和日本等在实现崛起的过程中遭受到夭折的命运。从崛起历程来看,无论是有意还是无奈,这些国家都未能避免落入战争的窠臼,给人类社会造成了沉痛的灾难。从中国历史上看,从大秦帝国到大清帝国的朝代更替也往往和冲突与战争相联系,这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极为可悲可叹的镜鉴素材。因此,追溯大国兴衰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大国兴衰史,对当前国际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作为较早实现具有全球性意义崛起的大国,西班牙建立霸权的基础是进行海外贸易和对殖民地的直接掠夺。另外,强烈的宗教扩张和政治霸权意识,既是西班牙帝国形成与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其在全球不断拓展殖民利益时的精神支柱。在内在信仰和外在利益的双重驱动下,西班牙帝国注定终将从成功走向倾覆与终结。在宗教战争的极端形态下,军事胜负成为衡量和决定其最终能延续多久的重要标准。\[美\]保罗·肯尼迪:《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时殷弘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页。西班牙在崛起过程中,更倾向于通过战争的方式加强对殖民地和其他国家的掠夺,使其陷入无休止的崛起“魔咒”中。由于西班牙没有将海洋主导权作为对外战略的重中之重,并将之转化为对其他国家的战略优势,反而将自己存在劣势的战略资源消耗在欧洲大陆的内部纷争之中,削弱了其维护霸权地位的战略基础。因此,在与崛起中的英国进行决定性的海战失利后,西班牙帝国的辉煌顷刻间就黯淡了。
从英国的情况来看,政治制度与体制改革和促进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工业革命等,共同促进了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和国家发展,成为其称霸全球的重要国内基础。在不断扩张的殖民统治中,英国在经济、科技、文化、价值与制度等方面的相对优势,对西班牙和法国等殖民强国逐渐显现出来,大英帝国的军事力量在这一进程中也逐渐增强。在与自身具有较大利益关系的欧洲地区问题上,英国担心“欧洲巨兽最终会对英格兰构成威胁”,因此,“英国对欧洲大陆保持高度警惕,以确保没有一个单一国家能够成功主宰整个欧洲大陆。”\[美\]查尔斯·库普乾:《美国时代的终结:美国外交政策与21世纪的地缘政治》,潘忠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英国通过离岸平衡战略,维持欧洲大国间的既有权力平衡关系,在欧洲大陆这一权力争夺的核心地区保持光荣孤立的对外政策,倪世雄、王义桅:《霸权均势:冷战后美国的战略选择》,《美国研究》,2000年第1期,第11页。使自己成为维持欧洲体系稳定的决定性力量,并使其由多极、两极再回到由英国维系的多极体系,从而使得英国得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和战略资源在其地缘所属的区域之外进行殖民扩张。同时,英国极力追求掌握海洋主导权,集中有限资源经营海洋,逐渐构筑起以牢牢掌握制海权为核心的全球帝国霸业。吕庆广:《大国崛起的类型学分析——兼论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可行性》,《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13页。
从美国情况来看,其崛起的路径、目标和手段等有其独特性。首先,美国相信信仰是力量之源,在对外政策中使命意识表现得尤为突出。其次,美国的崛起基于内部领土兼并和向周边进行势力扩张。美国选择了孤立于既有国际体系之外,以周边为依托的崛起方式。高程:《工业化大国崛起模式背后的理性计算——历史透视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5期,第128页。当然,独立后的美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对于占有殖民地的兴趣并不是很强烈,仅在美西战争后将菲律宾纳入殖民范围。再次,除对外扩张市场外,美国崛起的重要动力是以文化扩张为表现形式的理想主义理念。最后,美国具有深厚的孤立主义传统,美国的力量虽然在国际社会中受到一定自我束缚,但其能量的释放可以维持在相对有限的范围之内。吕庆广:《大国崛起的类型学分析——兼论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可行性》,《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14页。军事力量成为支持美国成为一个新霸权的重要因素,其逐渐从一个缺乏常备武力的内向型国家转变为向外扩张的海权大国。从软权力上看,美国的对外贸易、财政能力、科技能力与其他文化与价值逐步成熟,并逐渐掌握许多国际机制的主导权和联盟体系的领导权,促进了美国在20世纪成为世界的新的霸主。当然,美国的崛起,还是一个移民立契的故事,一个掠夺伤害国内少数民族和其他国家民族的故事,更是一个逐步从孤立走向开放、从地区迈向世界的故事。美国崛起过程中的地理、移民、思想与制度、扩张掠夺、世界化和全球化等因素,成为其建立霸权的关键。沈丁立:《美国崛起的若干历史经验》,《击水谈》,2011年9月刊,第35页。
从德日的情况来看,二者都经历了崛起成功与失败的反复起伏。二战前,德国和日本都是崛起群体中最强势的国家,都属于企图通过武力方式挑战既有国际秩序/地区秩序的崛起模式,高程:《工业化大国崛起模式背后的理性计算——历史透视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5期,第128页。但均遭到了严重失败。二战后,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实现了和平崛起,主要原因在于其较为妥善地处理了:(1)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通过地区一体化的方式,将欧洲大部分国家整合为一体,促进了欧洲范围内的共同繁荣,实现了以欧盟为代表的集体崛起。(2)与霸权国家美国的关系,通过与美国结盟,在经济与安全领域搭美国的“便车”,避免了为维持地区秩序提供公共产品承担过多责任。(3)与整个外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增进南北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宋新宁:《中国的崛起与欧洲的经验》,《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4期,第6页。日本在二战后的崛起道路一度相当成功,主要表现为:首先,它理顺了与西方大国,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日本奉行对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借助与美国结盟获得支持,实现其所要达到的目标。同时,日本谨慎地处理与苏联的关系,相对超越了狭隘冷战思维的局限,主动选择对国家发展有利的政策。其次,利用东西方对峙的国际形势致力于国内经济建设。第三,在崛起过程中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和进取精神。陈奉林:《日本的崛起及其对大国关系的利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年第2期,第14页。然而,当前日本仍不彻底认真反思并悔改曾给世界特别是亚洲国家和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历史,影响了其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由于综合实力体量和增长速度都相对有所下降,其发展前景和动力不确定性都明显增强。
对上述案例的比较可以看出,西班牙和英国的霸权兴衰都取决于军事能力的强大。西班牙的兴盛与衰落似乎与其习惯使用战争方式解决问题密切相关。西班牙维持了一个强大的帝国,但由于缺乏一种治理帝国的有效模式,从而陷入帝国形成时的惯性和线性思维,最终将帝国推向了难以挽回的衰落深渊。英国的崛起之路固然起始于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制改革与建设,但赢得与西班牙帝国的战争才是其真正崛起的标志。在维护霸权之路上,英国成为诸如拿破仑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等残酷战争的主要策划者或参与者,尽管最终都赢得了战争,但却对欧洲地区形势和世界格局造成了极大影响,也拖垮了英国维持和建构秩序的实力与能力。与西班牙比较而言,大英帝国维持全球霸权地位的时间更长,地位相对也更为巩固,这既与其强大的综合实力相关,也与其保持海洋霸权的相对优势有关,更与其通过一系列改革为其最终崛起进行了一定准备有关。然而,英国维持霸权之路更多的还是诉诸于军事战争手段,最终损耗了帝国的战略基础,使其不得不拱手让出了全球霸权地位。
作为在19世纪末经济实力已经居世界首位的后来者,美国具有强烈的孤立主义传统,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其在巩固自身及周边地区建设上,为稳健崛起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取得胜利曾一度鼓励了美国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的意识,但欧洲传统势力的过于强大使美国更加认清了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从而实施战略回归,认真积累战略资源,最终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并实现了全球领导地位的强势崛起。相比以往大国崛起历程,美国在物质和制度等方面的准备都更为充分,意识性更强。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美国崛起进程达到顶峰之时,也是许多大国因战争而陷入衰落谷底之期,为其建立制度霸权巩固最终崛起成果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尽管当时的苏联有能力对美国进行制约,但美国在规划国际机制,特别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时,尽力避免了苏联削弱其领导力的可能性,为维持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超强地位,并为冷战期间与苏联对抗中处于不败之地奠定了基础。
作为在冷战格局下实现和平崛起的两个大国,德国和日本都是美国的盟友,在军事安全和对外关系方面都受到美国极大的影响,在相当大程度上处于美国的领导和主导之下。然而,这两个国家虽然对自己在二战中造成的罪行认识和悔改程度存在很大差别,但它们都利用了美国因对苏联的冷战需要而逐渐壮大了自己。德国在二战后得以恢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日本得益于美国因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战略需要。更为重要的是,这两个国家在内部建设和外部关系发展上都极大地促进了自身的战略利益。德国在推进欧洲一体化中作出了重要贡献,而日本极力促进东亚经济格局的“雁形模式”。尽管两个国家都没有明确声称自己在地区合作中的领导地位,但地区发展都促进了两国综合实力的提升,增强了两国在地区和国际上的作用。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国家的崛起可能是不完全的,具有相当强的相对性,其崛起进程也过于忍辱负重,尽量避免引起美国的担忧和警惕,为跻身于世界大国行列的崛起准备也更为细致。
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历程告诉我们,大国越来越有意识地对自己的崛起之路进行规划和设计。这既是为了避免崛起态势受到压制和阻碍,也是为了尽量巩固自己的崛起成果。然而,即使如美国这样在崛起过程中也曾受到过挫折、在崛起后仍对两次世界大战存在深刻历史记忆的国家,在美苏两极格局对峙期间形成的冷战思维仍深刻地影响着其在冷战后的国际战略。在国际形势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新时期,美国需要思考如何与时俱进,修正其与其他大国相处和共同应对全球和地区问题的战略思维,才可能有效地维持其在国际社会上的优势地位,避免因阻止其他大国崛起而跌入“修昔底德陷阱”。对于当前的美国来说,如何与新兴崛起的大国实现和平相处,同时防止自己衰落,避免在国际社会中丧失更多的既有权利,才是最重要的战略任务。
随着经济全球化推动许多地区大国力量快速上升,以及传统大国力量发展相对停滞,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及其推动国际体系出现艰难转型,杨洁勉:《新兴大国群体在国际体系转型中的战略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6期,第6—12页。似乎已经成为当前国际关系中最受瞩目的重大事件。这意味着将出现一群国家,试图根据自己的实力和能力,重新制订游戏规则,构建以自己为主导的多边政治、经济结构及安全合作机制,将自己的利益及观念在系统内推行,贺双荣:《拉美国家人均GDP的增长与国际地位的变化——拉美国家的经验》,第5页,http://ilascasscn/u/heshuangrong/%7B04ABA50C-9F72-43B4-AADB-0EE38510B4AC%7Dpdf。摆脱外来压力和既有束缚,希望引导国际机制及其治理规范朝着更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变革。然而,国际社会的传统国家势必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出让自己在既有国际机制中的地位,削弱自己在国际社会的作用,从而损害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在崛起过程中如何与守成大国协商、协调各自的立场与利益,在促进自身利益的同时实现与守成大国的和平共处,维护国际社会的稳定与繁荣,已经成为当前迫在眉睫的重要课题。
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综合实力的快速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必须要以史为鉴,做好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准备,避免历史悲剧重演。然而,大国崛起的历史对当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崛起的借鉴意义,既具有警示性,也存在极大限度。从阶段性上看,以中国为代表的大国在崛起前必须做好必要和充分的准备,在维护国内稳定和国家安全,维持与其他国家合作关系的同时加强国家建设,夯实实现崛起的软、硬、巧实力的基础。在崛起过程中,要更多地融入国际体系,依靠国际机制缓解守成大国的压力,尽量在体系内实现和平崛起。在崛起之后,主要利用各种可能的渠道,不仅要避免自身实力的衰落,而且要避免其他新兴大国挑战自己的核心利益。基于长周期理论对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典总结与阐释,中国不仅需要从一些大国成功崛起中找到可资参考的历史经验,也要从一些大国崛起失败中汲取教训。然而,长周期理论对未来大国崛起的预期能够提供的更多是解释,而不是以历史为依据下断论。未来的世界是不可知的,或者说是不完全可知的,不能断定未来一定会重演历史的悲剧或喜剧。另外,随着全球化日益深入,在国际关系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加强的情况下,当前国际力量转移速度加快,大国崛起与衰落都在加速,周期性显得更短,且存在强烈的扩散性,可预期性显得更为微弱,或者说预期的难度已经明显增大。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为自己的崛起进程进行充分准备必然更加艰难。大国崛起的准备主要分为物质准备和理论准备两大部分。从根本上说,物质准备固然重要,但理论准备有助于防止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陷入“物质主义”,单纯追求发展硬实力。大国崛起的理论准备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具体表现,包括对以往大国崛起路径进行阐释与分析,在符合现实情况的基础上,为中国在崛起前和崛起过程中的国家建设与对外关系提供战略指导,并有可能对中国崛起提供国际合法性,让世界愿意接受或至少不阻碍中国的和平崛起。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应该有意识地,或者说自觉地为实现真正崛起做好理论准备。

文摘
第一章

美国崛起的理论准备


1950年4月,哈里·杜鲁门总统的顾问告诉他,美国“已独步天下”。如果说从统计数据上看美国早在1898年就已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那么到1950年时或更为准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1945年),美国独步天下这一“事实”已经非常明显。美国现在占据着一种异乎寻常的、空前绝后的世界优势地位——常常被时尚的概念描述为一个霸权或帝国。\[美\]韩德:《美利坚独步天下:美国是如何获得和动用它的世界优势的》,马荣久等译,牛军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很显然的是,从1898年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到真正成为世界霸权,美国花费了半个世纪之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顺利从英国手中接过世界霸权的权杖。如果将前一时间节点界定为美国内战结束、实现国家统一后(1865年),那么美国真正获得世界霸权花费了将近一个世纪(90年)。这充分说明,一个国家拥有的强大甚至是世界第一的经济实力,并不能自动地转化成为其战略优势地位或为其赢得世界性霸权。在经济基础与世界霸权之间,明显存在诸多隐而不露的重要转换机制和环节,而这就需要一项足够明智、足够长远和足够宏大的工程来实现从经济力量向世界霸权的转变。其中,思想理论的准备尤为重要,因为思想理论乃是一切行动的指南和出发点。回顾美国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从世界头号经济大国转变为世界性霸权的历程,美国始终在全方位地为“由富变强”作准备。
作为一项未必精心但绝对长期的努力,美国崛起的理论准备主要包括三大方面。首先是对美国自身崛起时所处的整体国际环境及背后所隐含的更为宏大的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充分论证,进而得出相对符合实际的判断,而这是此后半个多世纪甚至更长时间内美国战略和政策未犯根本性错误的重要保证。以此为基础,美国学术界、政策界对自身需要何种理论也展开了充分的辩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三任政府——即西奥多·罗斯福(老罗斯福)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罗斯福)总统——对这一需求进行了实际的测验,并最终为美国的物质性霸权增添了道德支撑,后者逐渐转化成为美国的道德霸权。其次,基于对时代潮流、国际环境和理论需求的判断与试验,美国学术界和思想界对美国崛起所需的基础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特别是如何有机结合美国的理想与国际生活的现实,结合美国的新教思想和欧洲的政治现实主义。由此而来的,美国崛起的基础理论既充满了道德关怀(理想主义),同时又以其国家利益关切(现实主义)闻名。与此同时,充分利用美国特有的精英—大众沟通机制,上述基础理论得以普及进而塑造出普通公众对美国崛起的合理预期。最后,大国崛起的过程既是缓慢的又是复杂的,需要脚踏实地的外交折冲,而这就需要在基础理论之外的应用理论准备,这一方面需要将基础理论转化成为操作性强的外交思想或理论,另一方面需要大量从事这一转换努力的研究机构即智库来完成这一使命。
尽管美国崛起的理论准备有着诸多独特性和创造性,但这一准备的核心逻辑仍在于,“美国从来不试图创建一种全新的制度,我们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一点点地改良、修缮和改造既有的古老制度,从而让它更适合这个时代”,“这辆车经过了无数次修理,身上装潢了不同的零件,到最后,谁也说不清我们开的车是一辆别克,还是卡迪拉克,或者是一辆福特”。\[美\]弗雷德里·L艾伦:《美国的崛起:沸腾50年》,高国伟译,北京:京华出版社,2011年版,第259页。无论是在国内政治还是外交政策方面,美国都用了相当长时间实现渐进而非突然的崛起,在这一过程中建立了一套从根本战略目标到系统理论再到操作技术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可为中国崛起提供重要的参考。也需指出的是,正是这种“滴水穿石”的效应,使得美国最终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个“革命国家”:在追求重新安排国际关系体制使之符合自身的理想和利益方面,尽管其信条或言辞表现得不那么激进,但其意愿最为强烈、行动最为坚决。Michael HHunt,Ideology and USForeign Polic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7,Chaps1,2,5;David Armstrong,Revolution and World Order:The Revolutionary State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Chap4这在当前美国对国际体系的渐进式革命中再一次得到明显体现,特别是如试图通过“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的谈判来取代既有的世界贸易组织下的国际贸易规则。
第一节崛起环境和理论需求
美国从建国之初甚至更早时期便显示出其与众不同,那就是:它从内心里认定自身是完全不同于古旧的欧洲大陆的。因此,作为一个脱离欧洲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制的国家,在对其自身崛起的历史潮流和国际环境作基本判断时,美国对自己国家的优越性充满自信,认为美国是新兴的、有前途的,而欧洲则是腐朽的、没落的。欧洲人的智慧与创造力已经枯竭,未来的世界应该由美国来安排。Seymour Martin Lipset,American Exceptionalism:A DoubleEdged Sword,New York:WWNorton,1996,pp18-31所幸的是,美国人的这一基本假设很大程度上与其物质性崛起相吻合,这就导致了美国对世界历史潮流的崭新判断,并尝试利用各种国际危机推行自身的理想主义目标。但现实显然是残酷的,仅凭巨大的实力和满腔的激情未必能征服现实世界,美国对世界历史潮流的新判断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接受所经历的时间远超出美国人的预期,这便是老罗斯福和威尔逊总统之所以失败,而罗斯福总统之所以成功的深层原因之一。\[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二章、第十五章。可以认为,尽管美国拥有了强大的物质能力,并自认为代表着世界历史潮流发展方向,但仅依靠威尔逊总统为美国寻找到的道德霸权基础并不足够,美国还需要继承传统的现实主义政治特别是均势战略,才能完全建立其霸权。
一、美国崛起的国际环境
从美国内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从实现国内稳定并全面致力于发展国力,到完全从英国手中接过霸权权杖,经历了90年时间。尽管这一时期发生了诸多的重大变化,但就美国崛起而言,需要强调的是三个方面的变化。
首先是美国自身国力的快速上升,特别是美国作为崛起国与当时的霸权国——英国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快速而重大的变化或权势转移。
尽管在内战爆发前国力已经有了很大增长,但美国的真正崛起是在内战结束之后。基于所谓“新教伦理”,美国成为资本主义的先行者并成为世界上“最进步的国家”。各种计量标准均表明,1820到1913年是一个贸易和投资增长显著的时代,美国经济在这个时间段超越了世界其他地区。按照国内生产总值(GDP)计算,美国取得了超常的持续性增长,到20世纪初,美国的GDP是一个世纪前的40倍。到1919年,美国已经稳居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占据了全球近1/5的GDP产值。同时,美国的人均GDP在1820年至1913年间增长了4倍,美利坚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民族。\[美\]韩德:《美利坚独步天下:美国是如何获得和动用它的世界优势的》,马荣久等译,牛军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在世界工业强国排名中,美国从1840年的第五位上升到1860年的第四位,1870年跃居第二位,并于1895年占据首位。著名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将从美国内战结束到19世纪末这一时期称作“镀金年代”,美国的钢、煤、设备、工业制成品、木材和黄金产量增幅巨大,使其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关美国经济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可参见\[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伍晓鹰、施发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章。
高水平的经济表现让美国超过了当时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英国。早在1870年,美国的总产值就超过了英国,1913年超过了英国的两倍。到1913年,美国人均收入也超过了英国,当时英国的人均GDP是欧洲第一。德国和法国的人均收入大约只是美国的2/3。在当时,制造业是先进经济的决定性特征,在这个领域美国取得了显著成功。1860年,美国的制造业落后于英国和法国。到了1913年,美国的制造业产量大幅增长,超过当时的工业强国德国和英国的总和,占世界总产量的1/3。Paul Bairoch,“Inter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Levels from 1750 to 1980,”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Vol11,1982,pp275,284;另可参见有关美国经济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可参见\[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伍晓鹰、施发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章。
有多种方法可以衡量从美国内战结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国力的重大变化。一种方法是相对更为简单的直接可见的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比较方法。根据著名历史学家安古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以1990年国际元(吉尔里—哈米斯元,GearyKhamis dollar)为基准,对自公元1年至2008年的全世界各国国民生产总值加以统计,美国在1830年达到英国GDP的43%,1872年起超过英国,到一战前(1913年)已达到英国的230%左右(图1)。而根据战争相关性指数(correlates of war)为代表的综合性指数来衡量的结果同样明显。该指数综合了一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总人口、城市人口、钢铁使用量、能源消耗量和军队人数等6个指标,依据一定的定量原则计算出一国的总体国力指数。根据这一指数,美国在内战结束时仅为英国国力的40%,但到1898年便超过了英国,到1913年更达到英国的近2倍(图2)。
图1美国占英国GDP比重,1820—1913年(以1990年国际元为基准)
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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