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精神状况丛书第二辑.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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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时代的精神状况丛书第二辑(套装共3册)》包括《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断裂的年代》《我们应有的文化》三个单本。《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内容简介:知识分子一定是照亮公共空间的火焰吗?理想主义的人要失望了。海德格尔、施米特、本雅明、科耶夫、福柯、德里达,六位思想大师,六条政治歧路。以六位著名知识分子的生平行藏为据,马克•里拉讲述这些思想家如何及为何被激情或时代风潮所迷惑。这些智识丰赡、影响过人的知识分子也曾笔底战栗,或隐蔽或公开地偏向、支持极权主义,对暴虐政治制造的人类苦难,或拒绝承认或文过饰非,甚至视而不见。他们的故事充满20世纪的激情与失落,他们的思想依然宰制今日有关人类处境的各种论述。
《断裂的年代:20世纪的文化与社会》是现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离世前的最后力作。
霍布斯鲍姆的全局观念以及从纷乱的历史碎片中厘清轮廓的能力是惊人的。在《断裂的年代》中,霍布斯鲍姆考察了20世纪文化和各式各样新的社会运动和意识形态——从共产主义、极端国家主义到达达主义,再到迅猛发展的信息技术——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从文化的角度解读现代世界史,以其特有的神韵,描绘出了20世纪的筋骨与血肉。
《我们应有的文化》内容简介: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化的真正价值?文化繁荣的源泉何在?现代文化正遭受哪些致命的威胁?
在这本不可或缺的重要著作中,史学大师雅克•巴尔赞基于毕生的思考对此作出了振聋发聩的论述。他指出,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文化正在衰落之中。1500年之后,人类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或将成为过去。
从人文到艺术,从历史到哲学,巴尔赞全面考察了现代文化的衰颓迹象:在专业化的支配下,人文学科被学术研究侵蚀,丧失了其人文气质,沦为纯粹技术性的分析;文化被委托给专家,成为谋生手段,成为文化产业的组成部分,不再是大众完善自己精神的财富;艺术成为功利性的收藏活动,人们没有对艺术的真正理解,却为其疯狂飙升的价格而蠢蠢欲动;知识则转变可随时检索的信息洪流,人们专注于占有事实而不是领悟语境或者意义……
将来,是新黑暗时代的到临,或者是新的理想、新的文化的创生?巴尔赞并没有售卖廉价的预言,而是努力让我们重新理解现代人和现代文化的境况。他坚信通过回顾过去500年“伟大卓绝的成就和令人痛心的失败”,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过去,并且用它来创造一个新的现在”。
巴尔赞曾自称为一个“快乐的悲观主义者”。确实,在这些黯淡的语言之下,却饱含了炽热的激情和强大的生命力。
清晰的判断、深邃的洞察,还有必不可少的典雅文字,让《我们应有的文化》成为雅克•巴尔赞这位“风趣、博学、大胆的人文主义者”的文化宣言,更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对于任何希望理解文化或者对现有文化感到失望的读者而言,《我们应有的文化》无疑是必读之选。

《责任的重负》内容简介:
《责任的重负》是托尼•朱特最富盛名的两部著作之一。
在这本书中,他选取了阿尔贝•加缪、莱昂•布鲁姆、雷蒙•阿隆这三位法兰西精神最优秀的代表人物,还原他们生活的年代,考察他们的言行与历史纵横嬗变之间的联系,讨论知识分子与思想史的诸多重要议题。
托尼•朱特认为,评价知识分子的核心词应是“责任”。这三位道路迥异却共同拥有“勇气与正直”这种道德人格的知识分子,在投入公共生活之后,将个人利益置于公共责任之下,以独立的良知发言,以一致的言行影响现实政治、纠正时代谬误,并不惜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才有所谓“责任的重负”。
他们活在一个不负责任的时代,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经历过,并反对这个不负责任的时代”。
可以说,他们不单代表了现代法国的思想和政治文化中独特的、令人憬悟的一种声音,还代表了现代社会和思想中许多最优秀、最持久的价值——过去是,如今也是。

编辑推荐
“时代的精神状况”编辑推荐:越是让人困惑的年代,越需要相信思想的力量。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公共的精神空间,汇聚我们时代的大师,请他们分享对这个不确定的世界的洞见。我们希望他们的言辞,在带给读者阅读的快感之余,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在不经意间激发新一代人的思考。就是这样。
托尼•布莱尔、卢拉、尼尔•弗格森、托尼•朱特、翁贝托•艾柯、约翰•厄普代克、理查德•J•埃文斯、戴维•S•兰德斯、许知远、汪丁丁、郝明义……都是“时代的精神状况”丛书的忠实读者。

名人推荐
马克•里拉的这本书……是在失望感的驱使下写就的,那是爱者才有的失望。他看到,在面对充斥于20世纪的暴行时,这些深刻的、有影响的思想家在政治上极为不负责任……里拉才思敏捷,具有揭示真相的天赋,这本书的每一篇研究都发人深思、给人启示。
——《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在对欧洲知识分子的评论方面,马克•里拉无疑是最有才气的。他的作品不事技巧,深刻而流畅,真是了不起的成就。
——保罗•伯曼(Paul Berman,著名政治学者、纽约大学教授)

作者简介
马克•里拉(Mark Lilla),著名政治学者、思想史家,美国最具有公众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现任哥伦比亚大学人文学教授,牛津大学、耶鲁大学讲席教授,曾任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教授。他关注的领域包括知识分子研究、20世纪欧洲哲学、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等。主要著作《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维柯:反现代的创生》《夭折的上帝:宗教、政治与现代西方》等,选编文集《以赛亚•伯林的遗产》《新法兰西思想:政治哲学》等,均引起广泛关注与讨论。

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美国著名史学大师,文化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1907年生于法国,1920年随父抵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读历史与法律。毕业后即留校执教,历任塞思•洛历史学教授、教务长和院长。他是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会员,并且曾两度担任美国艺术和文学学会主席。他一生致力于通过推行大学“通识教育”把欧洲的博雅文化传统引入美国,对推动美国现代的“通识教育”贡献极大。

托尼•朱特(Tony Judt),著名历史学家,以其对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而闻名于世。1948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先后执教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纽约大学。托尼•朱特长期为《新共和》《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书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等欧美主流媒体撰稿,并以尖锐的自由主义批评文风成为备受尊重的知识分子,拥有“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之美誉。其主要著作有《战后欧洲史》《沉疴遍地》《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思虑二十世纪》等。其中,《战后欧洲史》被誉为“关于战后欧洲历史的最佳著作”“短时间内无法超越的伟大著作”。

目录
致中国读者
序言
第一章 马丁•海德格尔 汉娜•阿伦特 卡尔•雅斯贝尔斯
第二章 卡尔•施米特
第三章 瓦尔特•本雅明
第四章 亚历山大•科耶夫
第五章 米歇尔•福柯
第六章 雅克•德里达
后记:叙拉古的诱惑
译后小记

《我们应有的文化》目录
作者序
第一章 文化:高雅与枯燥
第二章 无法解决的问题:为艺术提供资金
第三章 历史如今在何方?
第四章 批评家的作用
第五章 重视时间和空间
第六章 相对主义的怪物
第七章 退场吧,人文学科
第八章 艺术的过剩
第九章 单一成因谬见
第十章 败坏的许可证
第十一章 查找!核实!
第十二章 迈向21世纪
特别说明

《责任的重负》目录
前言
导论 巴黎之误
第一章 被遗弃的先知——莱昂•布鲁姆和妥协的代价
第二章 不情愿的道德主义者——阿尔贝•加缪和暧昧的难堪
第三章 局外的当局者——雷蒙•阿隆和理性的报应
进一步阅读
六十年后,一个更重的赌注(译后记)
人名索引

序言
致中国读者
知道这本小书要出中文版,我非常愉快。乍看之下,本书与当代亚洲知识界关心的事距离遥远。它是针对20世纪欧洲最重要的思想家及其政治参与而展开的一项既富哲学意蕴又不乏传记旨趣的考查。然而,我还是希望中国读者能够很快地看到蕴涵于其中的双重旨趣。首先,因为本书所论及的思想家,从马丁•海德格尔、汉娜•阿伦特到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都已经对中国近些年来的思想纷争产生了影响,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是很好的事情。当然,我不是很了解中国读者在多大程度上知晓这些人物在纳粹时期和更为晚近的冷战期间的政治参与。本书对这些实践予以讨论,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弃置这些思想家和他们的书。恰恰相反,正因为他们对政治怀着思想层面上的深刻兴趣,只有试图考虑到他们会怎样设想自己的观念被付诸实践后所产生的深远意涵,我们才能真正充分地理解他们的著作。
从更为宽泛的层面来看,《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意欲探讨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那就是哲学与政治权力的行使之间的关系,尤其关注它遭遇被暴政滥用的政治权力的状况。在西方传统中,关于这一关系的论争始于柏拉图的《理想国》,它至今依旧如当日一样适时。然而,柏拉图的分析不仅限于西方的政治经验,它指向的是一系列普遍的思想与政治问题。暴政对政治生活的挑战由来已久,从新生的21世纪的经验来看,它也丝毫没有消失的迹象。僭主及其思想上的支持者的面孔、衣着和语言可能变化,位于僭主政治核心地带的基本意识却似乎植根于人类灵魂深处。本书的写作基于以下假设:我们对这个意识及助燃它的种种激情理解得越多,我们就越能更好地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它的需要,无论我们身处哪个国家、哪种文化。

马克•里拉
2005年10月于纽约序言

序言

为了着手研究一个人的心,我要先看一看他的个人生活。
——卢梭
生命万象,终归于某个中心。
——艾米莉•狄金森
1953年,当时在西方还藉藉无名的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aw Miosz)出版了《被禁锢的心灵》(The Captive Mind),探讨战后波兰的知识分子们如何顺从于斯大林主义的所谓正统辩证唯物论与社会主义的唯实论。该书正逢冷战登峰造极之时问世,立即引起广泛关注并被译成多种文字。然而《被禁锢的心灵》绝非仅是一本冷战的宣传册。时至今日,它仍不失为一部令人震撼与不安的作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米沃什选择细述一些平常的案例而不是极端的事件。那些人身受到胁迫甚或锒铛入狱的作家们并没有出现在他的作品中,那些围追堵截他们的人民委员和官吏们也没有露面。相反,米沃什截取的是四位颇为成功的作家的肖像,细致入微地刻画他们在战前波兰的智识生活与政治历程(通常是处于民族主义和反犹右翼),他们的战争体验(往往是英勇的),以及他们对苏联强加的共产主义制度的调适。在每个个案中,米沃什都聚焦于作家性格里的某一侧面,这一侧面早在其生活的前期便显露端倪,之后更逐渐形塑作家的写作以及政治事业的变迁。我们遇到了阿尔法——“道德学家”;贝塔——虚无主义者,其“虚无源于一种伦理激情,源于对世界绝望的爱”;伽玛——“历史的奴隶”;最后还有诗人德尔塔——“一个游吟诗人”。这些肖像可被作为有关那段暗无天日的历史时刻的文献来阅读,但使之更为刻骨铭心的,当是他们对于人类心理学的深刻洞见。米沃什并未道德化历史进程,他也没有以历史进程的全知全能者自居(战后,他同样也曾寄希望于共产主义的救国之路,并为波兰政府工作,直至1951年向西方申请政治庇护之前,他一直身为派驻华盛顿及巴黎的文化参赞)。他旨在通过例证展示当某种人格、某类思维模式被卷入政治旋风中时所发生的一切。
米沃什笔下的肖像是饱含羞辱的。但他们同时又是令人迷惑不解的。历史捉弄着生活在“铁幕”背后的思想家与作家们,有些人不为所动,倾尽全力抵抗着僭主的威逼利诱,另一些人则不免同流合污。许多人如我们,从未面临过如此抉择,自然很难评判他们的功过。但是我们如何解释如下事实:与僭主政治的同流合污同时也存在于那些知识分子未处于危险境地而完全可以自由书写的国家?是什么在诱使他们为现代暴政提供合法性辩护,或者更普遍的情况是,在否认暴政和西方自由社会的本质区别?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制度在整个20世纪被许多欧洲知识分子张开臂膀大加欢迎,正如无数的“民族解放”运动很快转变成传统的暴政,给全世界不幸的人们带来灾难。整个世纪欧洲的自由民主被用魔鬼的字眼描绘成僭主的真正家园——资本的、帝国主义的、尊奉资产阶级的(bourgeois conformity),“形而上学的”、“权力的”,甚至是“语言的”僭主政治。这些事实几乎不容争议,对于任何阅读报纸且具有一定道德感的人来说都如此明确。然而,在这些欧洲知识分子的头脑里还隐藏着一些别的什么,一些深层的东西,一些不计后果的思考,一种不负责任(reckless)。我们不免要问,这些思想是如何运作的?他们在政治中寻找什么?
本书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并希望成为《被禁锢的心灵》可能的姊妹篇。本书并不是一种系统的论说,因为书中所探讨的内容只有通过研习具体历史情境中的知识生活和政治生活,才能被最好地领悟。20世纪有过大量的文字,探究“知识分子的责任”这个无意义的语词,探究一个学者的思想是否可以与其思想的政治用意割裂开来的问题。对我来说,这似乎一直是一个被误问的问题(une question mal posée)。在一定程度上,回答肯定为“是”,欧几里得定理的正确与否与他怎么对待仆人无关。但是,成年人都明白,严肃的思想者就严肃论题从事的写作并不是在做几何学的室内游戏,他们的写作是源于自身经验这眼最深邃的井,因为他们意欲在世界中找到自己的方位。他们的作品与他们的行为,包括政治行为,是这一探求所留下的踪迹。如果我们也处在与他们一样的思想之旅中,我们就会认为有必要对他们的言行以及为何如此言行进行反思。
诸多20世纪的欧洲思想家可以作为哲学—政治考察的课题。我的选择聚焦于这样一类哲学家:他们的思想至今仍然颇具影响力,希望读者在掩卷之时能够确信本书所涉及的问题并未随着1989年的到来而烟消云散。另一个动因在于,这些哲人的众多崇拜者仍旧对他们在政治上的不计后果视而不见,或者继续为之辩护。我所选择的思想家们来自莱茵河两岸,亦来自意识形态的左右翼,我想以此说明他们所代表的现象并不仅限于某个国家或者某一种政治倾向。为从这些肖像中获取教训,我们将在结语中予以分析,希望读者在浏览这个画廊之后能够斟酌、思量。
在此,我再就书中涉及的这些思想家说最后一段话。在本书中,我无意为读者提供借口,以有失体统为理由摒弃这些思想家。恰恰相反,笔者本人也一直被他们吸引,而且多年来从他们的作品中受益良多。然而,愈是沉浸其中,我的失望感就愈是强烈。我发觉这种失望可以透过卡尔•雅斯贝尔斯写的简短札记——谈的是马丁•海德格尔,以及其他几位在1933年暴政来临之际欢欣鼓舞的德国思想家——获得最妥帖的表达。他的感悟即我的心声:
无论我距离他们有多么遥远,我仍能感到自己对这些人的倾慕——各式各样的倾慕之情,因为他们本身是如此丰富多彩。但这种倾慕永远也不可能发展为爱。我多么想恳求他们将其高深的思想奉献给更为善好的权力。唯有当精神中的主宰力量本身具有尊贵的气质时,精神的伟大方能成为爱的对象。

文摘
第一章 马丁•海德格尔 汉娜•阿伦特 卡尔•雅斯贝尔斯

哲学与爱有何关联?在柏拉图眼中,两者息息相关。爱者不一定是哲学家,哲学家却是唯一真挚的爱者,唯有他们懂得爱所盲目追求的事物。爱在我们心里唤起的是对理念之美的潜意识记忆,这一记忆让我们痴狂;正如《会饮篇》209b的优雅行文,我们会被一种强烈的渴望驱使,要寻找伴侣并“诞育在美之中”。节制有度的人会透过知性与理性结为一体,这也是哲学家的目标,而有的人缺乏节制,在肉欲上倾注自己的激情并被尘世束缚。
柏拉图说,因为爱欲不总是导向哲学,所以必须极谨慎地对待它。如果爱欲萌生在一个无节制的人的身上,灵魂就会陷入感官的愉悦,对金钱的爱,醉态以至癫狂。爱欲的力量极为强大,它会超越我们的理性和自然本能,将它们引向自己的目的并成为灵魂的僭主。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让苏格拉底发问,如果暴政不是一个人被自己最低下的欲望主宰,对人民进行不公正的统治,那么它又是什么?根据柏拉图的界定,爱欲是飘浮于人与神之间的魔力,帮助我们上升,或者将我们的灵魂输送到卑微而痛苦的生活中,并连累他人一起经受磨难。哲学家与僭主,最高尚与最低等的人类,就是通过爱的力量中某种乖戾的伎俩联系在一起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第1章马丁•海德格尔汉娜•阿伦特卡尔•雅斯贝尔斯〖2〗00〖2〗00
我们已不再习惯于这样来思考爱欲了。在我们看来,情欲吸引、思想活动、政治世界都是独立运转的、完全不同的领域,受不同的规则支配。因此,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去理解我们所处时代的知识界中最非同寻常的故事,亦即马丁•海德格尔、汉娜•阿伦特和卡尔•雅斯贝尔斯之间的爱与友谊。这三位思想家初识于20世纪20年代,不久后即因为对哲学共同的激情而同气相求。但随着他们卷入震动欧洲乃至世界的政治剧变中去,对哲学的激情就流溢到他们个人生活和政治信念的各个方面。海德格尔和阿伦特年轻时的情侣关系已为世人周知,但这并没有太多发人深省之处。真正重要且值得认真反思的是:在思想家的生活与当代暴政的魅惑中,这三个人如何定位自身的哲学热情?
海德格尔和阿伦特的恋爱最早是由伊丽莎白•扬-布鲁尔(Elisabeth YoungBruehl)在其引人入胜的传记《汉娜•阿伦特:为了世界的爱》中予以披露的,因为扬-布鲁尔女士下笔谨慎,所以她的描述在当时并未引起公众注意。然而,数年前,随着埃尔贝塔•埃廷格(Elzbieta Ettinger)的《汉娜•阿伦特与马丁•海德格尔》的出版,这段爱情成了令人反感的话题。埃廷格教授满心希望用这本小书制造一个丑闻,她做到了。在创作阿伦特的传记时,她得到阅读阿伦特与海德格尔之间往来信件的许可。根据文稿遗嘱执行人制定的条款,很少有人读过这些通信,更不允许任何人引用。读罢这些信件,埃廷格赶紧将这一爱情故事发表,详尽地解释了海德格尔的信件并直接引用了阿伦特的回信。
埃廷格将阿伦特和海德格尔之间描绘成极为病态的关系,这场恋爱从1924年他们相遇,持续到1975年阿伦特遽然辞世。在她笔下,海德格尔是一个残酷无情的掠夺者:他引诱了自己天真而不谙世事的年轻学生,又出于自身目的而抛弃她;在她1933年逃离德国时无视她的困境,在战后却又利用她作为犹太思想家的声名来修复自己因纳粹主义而受损的名誉和思想。至于阿伦特,埃廷格认为她是个受辱的受害者,遭受着海德格尔这个男人的轻视和拒绝,却不遗余力地帮助提升海德格尔作为思想家的地位,罔顾他在智识层面上支持希特勒。阿伦特这样做是出于需要父亲形象关爱的深层心理需求,还是对自己犹太人身份的仇恨,抑或是为了迎合一个她误认作天才的骗子?这是一个埃廷格无力回答的问题。于是,她就在未完整阅读信件的基础上列出了这三种假设。从任何角度看,这都是一本不负责任的书。
然而丑闻已酿成了,阿伦特的批评者们抓住这一点不放,将这作为她在学术上不值得信任的证据。近年来,她的捍卫者们在作品中将她作为圣徒顶礼膜拜,因此在回应上也未见迟疑,但回应却软弱无力。此外,最重要的是,除了埃廷格教授以外,几乎没有人看过那些信件。在这个关头,海德格尔和阿伦特的文稿管理人站了出来,同意发表他们拥有的全部信件,好让真相大白于天下。由于海德格尔销毁了阿伦特的所有早期信件,她也很少留有副本,这就造成了四分之三的信件来自海德格尔一方的局面。不管怎么说,这个工作还在继续进行,并使得我们现在有了德文版的书信集,其编辑缜密,注释甚是有用。 这个决定是明智的,因为刊行的信件并不仅仅是将材料予以公示。书信集将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的关系放在了更具智识意义的、全新的背景下,呈现了他们之间的哲学友谊,以及与共同的朋友——存在主义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的友谊。
1889年,马丁•海德格尔诞生在巴登地区的一个乡村小镇梅斯基尔希。他从小的志向是做一名牧师,并在二十岁的时候决定去当耶稣会的见习修士。但是海德格尔的耶稣会修士生涯仅持续了两周,就因为胸痛被送回了家。然而,他对宗教依然怀有浓厚的兴趣,并于其后两年在弗莱堡大学就读神学,间或给偏保守的天主教期刊写文章,抨击所处时代的文化衰落。1911年,他的心脏出了问题,转到了数学系,并开始自学哲学。
海德格尔与教会知识传统的分离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迟至1921年,他还写信给自己的学生卡尔•洛维特(Karl Lowith)说,他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基督教神学者”。众所周知,海德格尔跟随现象学大师爱德蒙•胡塞尔学习,胡塞尔1916年来到弗莱堡实施他扫除哲学传统中所有形而上学障碍的计划。对于意识的哲学探讨,胡塞尔希望赋予其新的严格规范,让哲学“回到事物本身”;他最初对海德格尔是有所保留的,认为这个学生是天主教的思想者。然而,胡塞尔渐渐开始享受与海德格尔之间的长时间的哲学对话,在海德格尔服兵役期间,胡塞尔备感失落。海德格尔退伍回来后,胡塞尔聘请他做了私人助理,这一职务持续到1923年。在那段岁月里,胡塞尔与海德格尔之间宛若父子,年长的学者不遗余力地培养着传承薪火的弟子。
1920年,胡塞尔夫人介绍海德格尔给卡尔•雅斯贝尔斯认识,她说,海德格尔是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孩子”。这是一次注定要改变两个人生活的相遇。雅斯贝尔斯比海德格尔年长六岁,其时已是德国学术界的名人,他年轻时曾研习法律、医学,并取得了弗莱堡大学心理学专业的任教资格。雅斯贝尔斯于1919年出版了成名作《世界观的心理学》,这是一本奇特的、今天不会再有人读的书,充斥着马克斯•韦伯和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的术语,但也试图用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方式探讨存在问题。
尽管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一样对同时代的学院哲学家怀着几乎无法掩饰的轻蔑,但这本书最终使雅斯贝尔斯获得了哲学教席。两位思想家很快找到了共同的兴趣,那就是雅斯贝尔斯书中所称的“极限情境”——在这些情境中,通常遮蔽我们的“存在”的云翳(clouds)消散了,我们蓦然直面生命的基本问题,尤其是死亡。雅斯贝尔斯描述了这些情境如何唤起我们的焦虑和罪恶感,与此同时也让我们以自由而果敢的态度直面这一切,开启了真正生活的可能性。尽管海德格尔是从完全不同的经院哲学和现象学的传统出发的,但吸引他的同样是上述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其不朽著作《存在与时间》(1927)的中心主题。
在随后的数年中,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哲学友谊,这体现在他们的早期信件往来中。友谊的契机发生在1922年,雅斯贝尔斯邀请海德格尔到海德堡小住一周,当时雅斯贝尔斯在海德堡任教。这次相聚对两人来说都是一次无法忘怀的经历,从此他们互称对方为战友。然而,从一开始就很明显的是,这场友谊基于一个尴尬的事实,雅斯贝尔斯不得不承认:尽管他比海德格尔年长,也更有名,但海德格尔是更伟大的思想家。
当海德格尔遇到雅斯贝尔斯的时候,他碰巧正打算写《世界观的心理学》的长篇评论,1921年他将评论恭敬地送给了自己的这位新朋友。虽然雅斯贝尔斯表示自己不能把握海德格尔据以提出批评的立场,但他还是在表面上感谢了海德格尔对自己著作的关注和建议,而在雅斯贝尔斯的内心,却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该评论不啻一种新思考方式的宣言,雅斯贝尔斯对此完全没有准备,而且他也志不在此。海德格尔先在评论中就雅斯贝尔斯在心理学上的敏锐表达了尊敬,随即用最强烈的言辞批评了他研究心理经验的“美学”进路,这种进路认为,心理经验是一个不能从外部观察的客体,而不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事物。海德格尔写道,为了探索人类存在的“原初”状态,哲学必须承认:意识必然存在于时间,亦即“历史性”之中。人的存在是某种“存在”,某种与纯粹客体的存在不同的“存在”。海德格尔声称:说“我存在”时所肯定的内涵与说“它存在”截然不同。这是因为,我“存在”是通过历史性的自我实现的过程,我在其中体验到了对我的存在“焦虑的关注”,如果我打算真正地生活,这是我必须承担和拥有的。“原初”、“存在”、“历史性”、“焦虑”、“ 关注”,所有这些概念都是在对雅斯贝尔斯的评论中第一次提出的,它们不久后即出现在《存在与时间》中。
海德格尔这一摧枯拉朽的评论并没有毁坏他与雅斯贝尔斯的友谊,尽管偶有裂痕,但两人的友谊在其后的数年中益发深厚。然而,让雅斯贝尔斯萦绕于怀的是,海德格尔,而且只有海德格尔,已完全看透了他,而他也理解了“我所不能企及的事情”,他在私人札记中这样写道。从这一点来看,海德格尔是雅斯贝尔斯评判自己哲学严肃性的标准,是他郁郁终生地反思哲学对生活的利弊之所在的动力。我们对这一点的了解源自雅斯贝尔斯的札记,雅斯贝尔斯身后,人们在他的桌子上发现了这部长达三百页的不寻常的手稿,它记载了1928—1964年间雅斯贝尔斯对海德格尔的反思。 这些札记在惊奇(“他看来注意到了从未有人洞见的问题”)、挫败(“无法沟通、非人间、无神论”)和忠诚(“我对其他所有在世的哲学家都没兴趣”)之间摇摆不定。雅斯贝尔斯甚至记录了他做的一个梦,他正与一些批评海德格尔的人激烈交锋,海德格尔突然来了,并第一次用亲昵的“你”(du)来称呼他。然后他们两个就撇下众人一道走了。
1923年,海德格尔来到马堡,接受了自己的第一个独立学术职位,并吸引了一批来自欧洲各地的学生跟随他学习,其中就有汉娜•阿伦特。多年后,阿伦特在《纽约书评》发表纪念文章《纪念马丁•海德格尔的八十华诞》,描述了她那整整一代人对海德格尔的仰慕,这段文字如今已广为人知:
他所有的不过是一个名字而已,但这个名字就像秘密国王的传说一样传遍了整个德国……关于海德格尔的传说很简单:思想又复活了;人们认为已死的昔日的文化瑰宝又获得了言说,在此过程中,人们发现这些瑰宝所呈现的事物完全不是人们先前认为的那样无足轻重。终于有了这样一位教师,人们也许能够从他那里学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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