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罪 非常美:毛尖电影笔记.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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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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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罪 非常美:毛尖电影笔记(增订版)》前几年初出的时候,以其独特的文字魅力和精美的设计制作,风靡全国,被评为全国优秀畅销书(文艺类)、全国图书装帧设计一等奖,深受读者的喜爱,被视为21世纪最佳电影随笔。作者的处女作也因而成为代表作。本次修订,作者增加了三分之一的新篇目,调整了大部分图片,封面沿用原来的佳构,而内文重新设计制作,以纯质纸印制,比初版更为丰富,更为精致耐读,更为赏心悦目,书更厚但定价比初版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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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与朝圣之旅
罗岗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毛尖写得一笔好文章!
这在十年前我们一起读书时,同学们都公认的。那时候毛尖写了不少文章,大家也特别爱读,都说毛尖可以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有一个现成的好名字,就叫“毛选”,又响亮又轰动,无形之中做了一个大广告。
自然,我们那时没有看到“毛选”的出版就全做“鸟兽散”了,毛尖当年随写随扔的那些文章现在也下落不明,套用一句“文艺腔”,也许是“飘落在风中”!不过今天看来,这也有好处,如果将来华东师大中文系再出一个像陈子善教授这样的人物,毛尖的“佚文”不正是他辑佚、钩沉和辨伪的好题目吗?我作为当事人之一,或许还能提供一点两点有价值的线索呢!
这些都是闲话了,按下不表。差不多十年的等待,“毛选”终于出版了,虽然没有出现“毛选”的字样,但“毛尖电影笔记”还是传递出类似的信息。整本书的装帧很费了一番心思,特别是图片和文字之间关系的处理,许多细节的讲究恐怕是国内图书中少见的。责任编辑是我的老朋友,后来他开玩笑说,为了这本书出得像个样子,他关了手机待在美编室,好几天没有见人。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本《非常罪非常美》是以某种时尚、前卫、另类和略带神秘色彩的面貌出现在图书市场上的。不过,因为是老同学的关系,我的阅读感受可能会和别人不太一样。
毛尖在书的后记中,兴致勃勃地回忆起读大学时看电影的情形,还有她制造“假票”的好手艺。她说:“那真是暖洋洋的票友时代,电影院的看门人也是暖洋洋的..那个时代真带劲啊!电影看着看着,底下就有人打起来了,然后灯就亮了,所有的人兴致勃勃地看他们打完。
待灯关掉,继续看电影。”看到这样“暖洋洋”的文字,有过类似经历的人一定会露出会心的微笑。
那时候的电影院不像现在这样豪华,也没有什么“进口大片”之类的说法,却常常可以在不经意间和好电影相遇。我印象深刻的是大学下乡实习,在一个县城的电影院看《得克萨斯州的巴黎》,文德斯的好电影,那时候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更不晓得他那部名满天下的《柏林苍穹下》,只记得娜塔莎•金斯基的回眸浅笑,还有电影的音乐——多少年后,我才知道出自RyCooder之手——如一驾夜行驿车,应和着影片“寻找”的主题,在地平线的那一个无名小站掠过,暗夜中寒风习习,远方的星星却给人明亮的启示,同伴喃喃的细语抵御着无边的寂寞,相互取暖的体温偎依出温馨的爱意,“全维罗纳响彻着晚祷的钟声”,每个人的眼角都情不自禁地湿润了。就是在这次感伤的行旅中,一位邂逅的朋友告诉我:“只有在想象中爱情才能天长地久,才能永远围有一圈闪闪发亮的诗的光轮。看来,我虚构爱情的本领要比在现实中去经历爱情的本领大得多!”
是啊,爱上电影就像爱上爱情,伴随着这种哀歌般爱意的常常是难以克制的欲望、激情和感动。罗兰•巴特说过:“在谈到电影时,我从来都是想到‘放映大厅’,很少去想‘影片’。”他对电影院中的“黑暗”有一种近乎偏执的迷恋,“黑暗不仅仅是梦想的实体本身(依据该词先于催眠的意义);它还是弥漫着一种色情的颜色;(通常的)放映厅以其人的汇聚和交往的缺乏(与任何剧院中的文化‘显示’相反),加之观者的下卧姿态(在电影院里,许多观众都卧在软椅里,就像躲在床上那样;外衣或脚就搭在前面的软椅上),它就是一种无拘无束的场所,而且,正是这种无拘无束即躯体的无所事事最好地确定了现代色情——不是广告或脱衣舞的色情,而是大都市的色情。躯体的自由就形成于这种都市才有的黑暗之中;这种看不见的可能的情感形成过程发端于一种真正的电影茧室;电影观众可以在其中重温有关桑蚕的格言:作茧自缚,勤奋劳作,誉昭天下;正是由于我被封闭了起来,我才工作并点燃全部欲望。”(《走出电影院》)这是一种和都市经验密切相关的现代“欲望”形式,和静态的观影方式相对的,是银幕上“快速转换的影像、瞬间一瞥的中断与突如其来的意外感”。毛尖的确也曾像罗兰•巴特那样钟爱于“电影院的黑暗”以及黑暗中的“激情”——用这个词替代“色情”,或许可以多少抵消一点罗兰•巴特论说中男性狂想的成分——整本书毫不掩饰地表露对“黑色现代”的偏爱,即使从文章的标题也可以看出来,《“对不起,亲爱的,我要杀你!”》《劳驾您指点地狱之路?》《立即做爱》《倾国倾城的男人》……还记得有一次和毛尖讨论奥图鲁•里普斯坦的《深深的腥红》,我很是书生气地说,这部电影是“德里达式的”,男女主角的关系建构在“危险的增补”之上。而她则津津乐道于导演对“红色”的处理,臃肿丑陋的歌娜穿着红色连衣裙,倒毙在荒野的烂泥滩边,死亡好像给她戴上了一圈美丽的光环..不久,我就在《万象》上读到她写的《电影为什么这么“红”?》。
然而,犹如“黑暗”永远是在“光亮”的映衬下才存在,毛尖同样欣喜于电影院中“灯亮起来”的那一刻。因为在那一刻,随着灯光而来的,是影片的奇观与人世的平凡、梦幻与现实、激情与庸俗、黑暗与光亮..之间冲突、搏斗、交织和融合。在我看来,正是出于传达这种具有紧张感的复杂经验的渴望,才构成了毛尖写作的最大动力。
齐格门特•鲍曼曾把现代情境中人们的生活伦理理解为“荒漠中的朝圣”。可这种朝圣再也没有什么“神圣”的意义,只是“一个人必须像朝圣者般地生活以避免在荒漠中迷失方向——当浪迹于无目的地的地方时,把目的赋予行走。作为朝圣者,人们能做的不仅是行走——人们能有目的地行走”。(《生活在碎片之中》)对应于这种譬喻,“看电影”就成了现代生活的“寓言”,而“电影院”就成了“朝圣者”想象中的目的地,依靠它,我们的生活或多或少地获得了某种意义。可是,这种意义也渐渐地离我们远去了。对电影来说,20世纪80年代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是,影片开始沦为录像带——当然,就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是更为精致复杂的VCD和DVD以及网络电影——的附属物,电影院逐渐失去原有的意义,朝圣般的观影经验被随时随地地看录像、看影碟所取代。不仅是我们,就是更年轻的一代也清楚地看到了“一个时代的背影”:
“记忆里没有任何干扰的影院经验是我的小学和初中。那座隐藏在弄堂里的学校每季的经典节目是去隔一条马路的永安电影院看电影。小孩子们兴高采烈地手拉着手走出阴暗的日式房子,穿过如今商铺林立的四川北路。那座老旧的影院在我的记忆里永远是绿色的绒布椅子和潮湿、发霉的空气,当然还有“王中王”桃板的甜酸气,我们在那里看了许多爱国主义的教育片,最为出格的一次是看《真实的谎言》,银幕里夸张而拙劣的性爱镜头让一屋子的小朋友大气也不敢喘,不知道为什么会带我们去看这样的片子,这似乎是我记忆中最早的与性有关的模糊经验。后来慢慢就长大了,慢慢有了自己对电影的选择权和喜好,慢慢学着和朋友们在乌烟瘴气的房间里对着电视和影碟机一言不发,慢慢就再也没有了小时候像春游一样去看一场拙劣片子的认真心情。
永安电影院和我的小学,她们和我的影院经验一样,也慢慢从这个城市里消失了。”
这是一个学生在网上给我的留言,我想,有这样经验的年轻人肯定是毛尖这本书最好的读者。
《非常醉 非常美》:站着还是躺下?
东方早报
一本书,从内容到装帧,造型可以拗了又拗;一旦进了书店接客,可拗的造型就只剩下两种了:一种是站着,一种是躺着。
站着的,即常见的“立式”,但不是“玉立”,而是“郁立”,很郁闷地立在那里,背靠面,面贴背,无缝隙地一本紧挨着一本(在书店里,书架的空间就像乳沟,挤一挤总是有的),费尽心机动足脑筋“拗”出来的封面或者腰封,一概惨遭埋没,不见天日。看不见面孔,只能以脊示人——难怪书越出越厚,书们的命却越来越薄。每次站在这些书架前,就会觉得“跻身××××之林”之类,端的是说说容易,做起来会是一件多么难受的事。
另一种造型是躺着,比站着舒服多了,体面多了。当然,能享受以袒胸露乳造型接客待遇者,只有特别能挣钱的畅销书或者被书店店主认定为具有挣钱潜力的书。旁边那一排排挤着站着的书,虽然也是爹生父母养,也是人手一个字一个字码出来的,却不应有恨。躺着多好啊,有次饭后讨论到如何才是最省力的挣钱方法,结论是“躺着挣”,又细分为以下两种情况:一,“躺着也能挣钱”,如放高利贷;二,“躺下就能挣钱”,具体事例就不举了。至于躺在书店里的书,以上两种情况恐兼而有之——把书架上的“立书”任抽一本躺下,销量再不济,总好过躺倒之前,问题只是书店能提供的铺位实在有限。
如果嫌我说得还不够清楚,自己去季风书店望一望吧。不过,“季风”就是“季风”,因为除了以上两种常态外,“季风”还有三架“值得注意”的书,站没站相,卧无卧相。虽站着,却不好好站,而是以“稍息”的姿势有角度地站着;躺也不好好躺,而是半仰卧地躺着,近似于贾宝玉跟林妹妹要求的那种“歪着”。当然,无论是什么姿势,让书躺着还是站着,决定权尽管在理论上属于那只看不见的手,但实践上却是宝爷说了算,取决于宝爷那只看得见的手——是两只。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谁肯为宝爷躺下,他就让谁的书躺下;你有玉体不肯横陈,他就让你直挺挺地站在书架上吃灰,任人抽出来塞进去,肉弛色衰,飞快地变成黄脸婆——以上都是你的小人之心,宝爷终究也不敢腐败到这一步,充其量只是在复兴路的“小季风”里为他自己的“别•爱”二书常年保留了一处通风采光俱佳的双人床位。事实上,宝爷非但从未以权谋私,反而因屡遭他人之以私相“谋”而不胜其烦。宝爷朋友多,朋友里又以写字的为多,写字的更以女性为众,这些女性写字人只要一出书,都会向宝爷提出“躺下”的无理请求。有一本名叫《非常罪 非常美》在上市一年之后,作者毛尖首次到“季风”巡视,见到自己的书站在架上,说时迟,那时快,只三个箭步便冲到角落里的“季风咖啡”,一把揪住正在与另一女作家棉棉协商着站着还是躺下的宝爷,宁式哭腔大作:“我要躺下!我要躺下!”
那宝爷,被吓得一杯咖啡当场洒了半杯,连声安抚道:“好好好,我让你躺下!我马上让你躺下!”又向四周振臂高呼:“来人吶,还不快去伺候毛小姐躺下?!”
为了这件事,宝爷后来专门请毛尖吃了顿饭。席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后双方商定,为了避免在公众场合造成不良影响,今后一律把“站着”和“躺下”改为比较隐晦的“卧铺”和“站票”,毛尖方才破涕为笑。
半年后,毛尖又有新书《非常醉 非常美》面世。两年后,作者再度莅临“季风”寻场,一刻钟后,正在“季风咖啡”与另一女作者胡茵梦商谈躺下还是站着的宝爷,听到一个声音高叫着:“我明明要的是卧铺,你怎么又给我站票?!宝爷,小宝,何平,你们都他妈的给我死出来!”
一分钟后,和小宝同时赶到毛尖身边的还有地下铁路警察,后者以为毛尖碰到了黄牛,一度坚持要把宝爷移送地上铁路警察。
书从书店到了家里,毛尖和宝爷就都管不着了;书的主人所碰到的,也不再是站着还是躺着的问题——反正一律都得站着。书要是都躺下了,人就得站着睡觉了,除非你有毛主席生前那么大的床——而是如何分类的问题了。这件在书店很容易办到的事,到了家里反而难了起来,盖因“家书”无论在数量和种类上皆不敌“店书”。比如,你有两种菜谱各一册,店里则在“烹饪”架上各有一百种八百册,你家里的那两本虽也算是一个门类,但要怎么分类?如何归置?或者,还有分类的必要吗?分也不是,不分也不是。前年我去一个新单位上班,照例是时间紧,任务重,每个岗位上至少招到一个人,就急着开工了。到了制定员工手册的时候,感觉就很尴尬,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条例(尤其是惩罚性条例)也就只管并且只“针对”某一个具体到有名有姓的人,在那种情况下,你还能理直气壮地宣称“对事不对人”么?
因此,欲将家里的书做分类摆放,只能参考博尔赫斯在《想象中的动物》(The Book of Imaginary Beings)使用的“中国古代动物分类法”:“a.属于皇帝的;b.涂香料的;c.驯良的;d.哺乳的;e.半人半鱼的;f.远古的;g.迷路的野狗;h.本分类法中所包括的;i.发疯的;j.多得数不清的;k.用极细的驼毛笔划出来的;l.等等;m.刚打破了水罐子的……n.远看如苍蝇的。”我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即当你的书在种类和数量上都不足以效法书店或图书馆式分类的情况下,不妨参考博尔赫斯的逻辑,例如,a.属于公家的;b.洒过香水的;c.男作者写的;d.女作者写的;e.作者为同性恋的……以此类推。网上也有人建议“按人物关系分”:“钱锺书自然是和杨绛摆一起……木心后面应该摆陈丹青,如果有阿城的话,也可以放一起,只是阿城的书很少。按这样的逻辑,王小波和李银河放在一块。”
星星和月亮在一起,珍珠和玛瑙在一起……按照这个“在一起”法则,宝爷写的书就可以和毛尖、素素、棉棉以及胡茵梦等众多女作者的书做了一处,人缘好啊。不过,若你藏有孙甘露的著作,哪怕只是一种,上述分类法就得慎用了:只要甘露的书一出现,你就不得不实事求是地把大部分女作者和他归在一类。最后,你家书架上的所谓分类,可能就只剩以下两大类了:一,孙甘露以及与孙甘露有关的;二,所有与孙甘露无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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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爱上电影就像爱上爱情,伴随着这种哀歌般爱意的常常是难以克制的欲望、激情和感动。罗兰?巴特说过:“在谈到电影时,我从来都是想到‘放映大厅’,很少去想‘影片’。”他对电影院中的“黑暗”有一种近乎偏执的迷恋,“黑暗不仅仅是梦想的实体本身(依据该词先于催眠的意义);它还是弥漫着一种色情的颜色;(通常的)放映厅以其人的汇聚和交往的缺乏(与任何剧院中的文化‘显示’相反),加之观者的下卧姿态(在电影院里,许多观众都卧在软椅里,就像躲在床上那样;外衣或脚就搭在前面的软椅上),它就是一种无拘无束的场所,而且,正是这种无拘无束即躯体的无所事事最好地确定了现代色情——不是广告或脱衣舞的色情,而是大都市的色情。躯体的自由就形成于这种都市才有的黑暗之中;这种看不见的可能的情感形成过程发端于一种真正的电影茧室;电影观众可以在其中重温有关桑蚕的格言:作茧自缚,勤奋劳作,誉昭天下;正是由于我被封闭了起来,我才工作并点燃全部欲望。”(《走出电影院》)这是一种和都市经验密切相关的现代“欲望”形式,和静态的观影方式相对的,是银幕上“快速转换的影像、瞬间一瞥的中断与突如其来的意外感”。毛尖的确也曾像罗兰?巴特那样钟爱于“电影院的黑暗”以及黑暗中的“激情”——用这个词替代“色情”,或许可以多少抵消一点罗兰?巴特论说中男性狂想的成分——整本书毫不掩饰地表露对“黑色现代”的偏爱,即使从文章的标题也可以看出来,《“对不起,亲爱的,我要杀你!”》《劳驾您指点地狱之路?》《立即做爱》《倾国倾城的男人》……还记得有一次和毛尖讨论奥图鲁?里普斯坦的《深深的腥红》,我很是书生气地说,这部电影是“德里达式的”,男女主角的关系建构在“危险的增补”之上。而她则津津乐道于导演对“红色”的处理,臃肿丑陋的歌娜穿着红色连衣裙,倒毙在荒野的烂泥滩边,死亡好像给她戴上了一圈美丽的光环..不久,我就在《万象》上读到她写的《电影为什么这么“红”?》。

然而,犹如“黑暗”永远是在“光亮”的映衬下才存在,毛尖同样欣喜于电影院中“灯亮起来”的那一刻。因为在那一刻,随着灯光而来的,是影片的奇观与人世的平凡、梦幻与现实、激情与庸俗、黑暗与光亮..之间冲突、搏斗、交织和融合。在我看来,正是出于传达这种具有紧张感的复杂经验的渴望,才构成了毛尖写作的最大动力。

齐格门特?鲍曼曾把现代情境中人们的生活伦理理解为“荒漠中的朝圣”。可这种朝圣再也没有什么“神圣”的意义,只是“一个人必须像朝圣者般地生活以避免在荒漠中迷失方向——当浪迹于无目的地的地方时,把目的赋予行走。作为朝圣者,人们能做的不仅是行走——人们能有目的地行走”。(《生活在碎片之中》)对应于这种譬喻,“看电影”就成了现代生活的“寓言”,而“电影院”就成了“朝圣者”想象中的目的地,依靠它,我们的生活或多或少地获得了某种意义。可是,这种意义也渐渐地离我们远去了。对电影来说,20世纪80年代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是,影片开始沦为录像带——当然,就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是更为精致复杂的VCD和DVD以及网络电影——的附属物,电影院逐渐失去原有的意义,朝圣般的观影经验被随时随地地看录像、看影碟所取代。不仅是我们,就是更年轻的一代也清楚地看到了“一个时代的背影”:

“记忆里没有任何干扰的影院经验是我的小学和初中。那座隐藏在弄堂里的学校每季的经典节目是去隔一条马路的永安电影院看电影。小孩子们兴高采烈地手拉着手走出阴暗的日式房子,穿过如今商铺林立的四川北路。那座老旧的影院在我的记忆里永远是绿色的绒布椅子和潮湿、发霉的空气,当然还有“王中王”桃板的甜酸气,我们在那里看了许多爱国主义的教育片,最为出格的一次是看《真实的谎言》,银幕里夸张而拙劣的性爱镜头让一屋子的小朋友大气也不敢喘,不知道为什么会带我们去看这样的片子,这似乎是我记忆中最早的与性有关的模糊经验。后来慢慢就长大了,慢慢有了自己对电影的选择权和喜好,慢慢学着和朋友们在乌烟瘴气的房间里对着电视和影碟机一言不发,慢慢就再也没有了小时候像春游一样去看一场拙劣片子的认真心情。

永安电影院和我的小学,她们和我的影院经验一样,也慢慢从这个城市里消失了。”

这是一个学生在网上给我的留言,我想,有这样经验的年轻人肯定是毛尖这本书最好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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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着的,即常见的“立式”,但不是“玉立”,而是“郁立”,很郁闷地立在那里,背靠面,面贴背,无缝隙地一本紧挨着一本(在书店里,书架的空间就像乳沟,挤一挤总是有的),费尽心机动足脑筋“拗”出来的封面或者腰封,一概惨遭埋没,不见天日。看不见面孔,只能以脊示人——难怪书越出越厚,书们的命却越来越薄。每次站在这些书架前,就会觉得“跻身××××之林”之类,端的是说说容易,做起来会是一件多么难受的事。

另一种造型是躺着,比站着舒服多了,体面多了。当然,能享受以袒胸露乳造型接客待遇者,只有特别能挣钱的畅销书或者被书店店主认定为具有挣钱潜力的书。旁边那一排排挤着站着的书,虽然也是爹生父母养,也是人手一个字一个字码出来的,却不应有恨。躺着多好啊,有次饭后讨论到如何才是最省力的挣钱方法,结论是“躺着挣”,又细分为以下两种情况:一,“躺着也能挣钱”,如放高利贷;二,“躺下就能挣钱”,具体事例就不举了。至于躺在书店里的书,以上两种情况恐兼而有之——把书架上的“立书”任抽一本躺下,销量再不济,总好过躺倒之前,问题只是书店能提供的铺位实在有限。

如果嫌我说得还不够清楚,自己去季风书店望一望吧。不过,“季风”就是“季风”,因为除了以上两种常态外,“季风”还有三架“值得注意”的书,站没站相,卧无卧相。虽站着,却不好好站,而是以“稍息”的姿势有角度地站着;躺也不好好躺,而是半仰卧地躺着,近似于贾宝玉跟林妹妹要求的那种“歪着”。当然,无论是什么姿势,让书躺着还是站着,决定权尽管在理论上属于那只看不见的手,但实践上却是宝爷说了算,取决于宝爷那只看得见的手——是两只。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谁肯为宝爷躺下,他就让谁的书躺下;你有玉体不肯横陈,他就让你直挺挺地站在书架上吃灰,任人抽出来塞进去,肉弛色衰,飞快地变成黄脸婆——以上都是你的小人之心,宝爷终究也不敢腐败到这一步,充其量只是在复兴路的“小季风”里为他自己的“别?爱”二书常年保留了一处通风采光俱佳的双人床位。事实上,宝爷非但从未以权谋私,反而因屡遭他人之以私相“谋”而不胜其烦。宝爷朋友多,朋友里又以写字的为多,写字的更以女性为众,这些女性写字人只要一出书,都会向宝爷提出“躺下”的无理请求。有一本名叫《非常罪 非常美》在上市一年之后,作者毛尖首次到“季风”巡视,见到自己的书站在架上,说时迟,那时快,只三个箭步便冲到角落里的“季风咖啡”,一把揪住正在与另一女作家棉棉协商着站着还是躺下的宝爷,宁式哭腔大作:“我要躺下!我要躺下!”

那宝爷,被吓得一杯咖啡当场洒了半杯,连声安抚道:“好好好,我让你躺下!我马上让你躺下!”又向四周振臂高呼:“来人吶,还不快去伺候毛小姐躺下?!”

为了这件事,宝爷后来专门请毛尖吃了顿饭。席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后双方商定,为了避免在公众场合造成不良影响,今后一律把“站着”和“躺下”改为比较隐晦的“卧铺”和“站票”,毛尖方才破涕为笑。

半年后,毛尖又有新书《非常醉 非常美》面世。两年后,作者再度莅临“季风”寻场,一刻钟后,正在“季风咖啡”与另一女作者胡茵梦商谈躺下还是站着的宝爷,听到一个声音高叫着:“我明明要的是卧铺,你怎么又给我站票?!宝爷,小宝,何平,你们都他妈的给我死出来!”

一分钟后,和小宝同时赶到毛尖身边的还有地下铁路警察,后者以为毛尖碰到了黄牛,一度坚持要把宝爷移送地上铁路警察。

书从书店到了家里,毛尖和宝爷就都管不着了;书的主人所碰到的,也不再是站着还是躺着的问题——反正一律都得站着。书要是都躺下了,人就得站着睡觉了,除非你有毛主席生前那么大的床——而是如何分类的问题了。这件在书店很容易办到的事,到了家里反而难了起来,盖因“家书”无论在数量和种类上皆不敌“店书”。比如,你有两种菜谱各一册,店里则在“烹饪”架上各有一百种八百册,你家里的那两本虽也算是一个门类,但要怎么分类?如何归置?或者,还有分类的必要吗?分也不是,不分也不是。前年我去一个新单位上班,照例是时间紧,任务重,每个岗位上至少招到一个人,就急着开工了。到了制定员工手册的时候,感觉就很尴尬,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条例(尤其是惩罚性条例)也就只管并且只“针对”某一个具体到有名有姓的人,在那种情况下,你还能理直气壮地宣称“对事不对人”么?

因此,欲将家里的书做分类摆放,只能参考博尔赫斯在《想象中的动物》(The Book of Imaginary Beings)使用的“中国古代动物分类法”:“a.属于皇帝的;b.涂香料的;c.驯良的;d.哺乳的;e.半人半鱼的;f.远古的;g.迷路的野狗;h.本分类法中所包括的;i.发疯的;j.多得数不清的;k.用极细的驼毛笔划出来的;l.等等;m.刚打破了水罐子的……n.远看如苍蝇的。”我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即当你的书在种类和数量上都不足以效法书店或图书馆式分类的情况下,不妨参考博尔赫斯的逻辑,例如,a.属于公家的;b.洒过香水的;c.男作者写的;d.女作者写的;e.作者为同性恋的……以此类推。网上也有人建议“按人物关系分”:“钱锺书自然是和杨绛摆一起……木心后面应该摆陈丹青,如果有阿城的话,也可以放一起,只是阿城的书很少。按这样的逻辑,王小波和李银河放在一块。”

星星和月亮在一起,珍珠和玛瑙在一起……按照这个“在一起”法则,宝爷写的书就可以和毛尖、素素、棉棉以及胡茵梦等众多女作者的书做了一处,人缘好啊。不过,若你藏有孙甘露的著作,哪怕只是一种,上述分类法就得慎用了:只要甘露的书一出现,你就不得不实事求是地把大部分女作者和他归在一类。最后,你家书架上的所谓分类,可能就只剩以下两大类了:一,孙甘露以及与孙甘露有关的;二,所有与孙甘露无关的。

作者简介
毛尖,浙江宁波人。当代最具个性的女性随笔作家之一,现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除本书外,作者还著有《乱来》《当世界向右的时候》《慢慢微笑:毛尖自选集》《没有你不行,有你也不行:毛尖文化生活笔记》等。译有《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没有你不行,有你也不行:毛尖文化生活笔记》等。

目录
没有人是完美的
非常罪和非常美:关于瑞芬舒丹/003
慢慢微笑:加曼的最后岁月/016
从门进来,从窗出去/024
哈姆雷特小姐:嘉宝的故事/034
特吕弗和戈达尔/046
没有人是完美的/055
照亮黛德丽的脸!照亮黛德丽的腿!/062
钱德勒来到好莱坞/072
劳驾您指点地狱之路?/082
“希区柯克有多胖?”/095
看看我,了解我,原谅我:伯格曼和乌曼/104
爱女人,爱电影:特吕弗/114
永远和“三秒半”:鲍嘉/119
尊敬我,爱我/129
妮可•基德曼:她是这样长大的/140
他是深渊他是悲剧:丹尼尔•戴•刘易斯/143
金焰的脸蛋/148
“长跑教练”张艺谋/156
倾国倾城的男人/161

看啊看,看啊看
看啊看,看啊看:关于一个动作的不朽/167
屁股、帝国大厦和高度孤独:谈先锋的“现实”/181
一个世纪的缠绵:电影世界的同性恋歌/190
电影为什么这么“红”?/207
立即做爱!——库比利克的最后岁月/218
“对不起,亲爱的,我要杀你!”/226
杀手们的爱和死/240
名贼/253
裸体的纽约/264
香港时态:谈《胭脂扣》/274
为什么乌玛不可以抽一支烟?/287
持摄影机的男人/290
危险的关系 /294
上海来的女人/301
香港制造/304
后记/311
新版后记/313

序言
毛尖写得一笔好文章!
这在十年前我们一起读书时,同学们都公认的。那时候毛尖写了不少文章,大家也特别爱读,都说毛尖可以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有一个现成的好名字,就叫“毛选”,又响亮又轰动,无形之中做了一个大广告。
自然,我们那时没有看到“毛选”的出版就全做“鸟兽散”了,毛尖当年随写随扔的那些文章现在也下落不明,套用一句“文艺腔”,也许是“飘落在风中”!不过今天看来,这也有好处,如果将来华东师大中文系再出一个像陈子善教授这样的人物,毛尖的“佚文”不正是他辑佚、钩沉和辨伪的好题目吗?我作为当事人之一,或许还能提供一点两点有价值的线索呢!
这些都是闲话了,按下不表。差不多十年的等待,“毛选”终于出版了,虽然没有出现“毛选”的字样,但“毛尖电影笔记”还是传递出类似的信息。整本书的装帧很费了一番心思,特别是图片和文字之间关系的处理,许多细节的讲究恐怕是国内图书中少见的。责任编辑是我的老朋友,后来他开玩笑说,为了这本书出得像个样子,他关了手机待在美编室,好几天没有见人。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本《非常罪非常美》是以某种时尚、前卫、另类和略带神秘色彩的面貌出现在图书市场上的。不过,因为是老同学的关系,我的阅读感受可能会和别人不太一样。
毛尖在书的后记中,兴致勃勃地回忆起读大学时看电影的情形,还有她制造“假票”的好手艺。她说:“那真是暖洋洋的票友时代,电影院的看门人也是暖洋洋的……那个时代真带劲啊!电影看着看着,底下就有人打起来了,然后灯就亮了,所有的人兴致勃勃地看他们打完。待灯关掉,继续看电影。”看到这样“暖洋洋”的文字,有过类似经历的人一定会露出会心的微笑。

后记
网上流传的《包子与面条的战争》,我看了很多次,每次都开心。包子族与面条族结下梁子后,方便面一上街,就被煎包、馒头、面包等围攻毒打,青红皂白一顿后,还被羞辱一番: “小样,别以为烫了头发,就认不出你了!”
前些日子,上海贝贝特的掌柜郑纳新先生打电话来,要我在原先《非常罪非常美》的基础上,增补些新写的文章,出一本文字版。放下电话,想起了那被毒打的方便面,心里就忐忑,这文字版一出来,读者诸君是不是能够接受我的新发型?
然而,朋友的怂恿让我昏了头,加了几件衣服又出来了。看电影,买影碟,经常得到罗岗指点,他亦是本书的一个怂恿者,谢谢他愿意将他的文章作为这本增补文字版的代序。
这次增补的十篇多是发在《万象》《上海文学》上的文章,穿插在原来的义字当中,按内容大敛分了两辑,谢谢郑纳新先生与王晓东小姐为这本书所做的工作。
谢谢亲爱的读者。

文摘
关于瑞芬舒丹
今年,雷妮•瑞芬舒丹(Leni Riefenstahl)97岁了,可全世界,包括她自己都明白她活着或死去都无法摆脱一个死了有半个多世纪的人——希特勒。在回忆录里,她说:“人们无休无止地问我是不是和希特勒有罗曼史,是不是希特勒的女友。每次,我都笑笑告诉他们,那是谣言,我不过为他制作了纪录片。”但问题是,她很美,她为希特勒制作的纪录片很美,她是希特勒最喜欢的导演,德意志第三帝国时代最才华横溢的女人。


1902年,雷妮•瑞芬舒丹生于柏林一个商人家庭,先是以一个芭蕾舞者成名。有一天,她在等一列地铁的时候,瞥到月台对面的一张电影海报,宣传的是阿诺德•范克博士(Dr. Arnold Fanck)导演的“高山片”《命运山峰》(Mountain of Destiny)。这张海报催眠了她,她先是找到了《命运山峰》的主演路易•特兰克(Luis Trenker),说她想在他的下一出戏里和他演对手戏,并请他把她的照片寄给范克博士,魏玛影界的“高山片之父”。那张照片上咄咄逼人的美也把阿诺德催眠了,他马上请她主演他的下一部电影,演对手戏的是路易•特兰克。到20世纪20年代末,瑞芬舒丹已是当时的一个偶像,她的高山攀援几乎撼人心魄,赤着脚,抛弃绳索,向人的极限挑战,向至高无上的力量进军。在那荒无人烟的积雪地带,自然环境所携带的震慑力兼具大美和大恐怖,而瑞芬舒丹的美因此也超越了“女性、性感、人间”这些范畴,这让塑造了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的冯•斯登堡(Josef von Sternberg)极为欣赏,对她说:“我可以把你塑造得跟黛德丽一样举世闻名。”但是另一个人比斯登堡更欣赏她,或者说,更有条件欣赏她:阿道夫•希特勒把她变成了国社党电影的首席指挥。她也凭此极为天才地成了纳粹政治的美学诠释人。
1933年,希特勒请她为国社党的大会拍摄纪录片,这部影片没有公开放映,但她不久就接受了希特勒的个人委托,为国社党的1934年纽伦堡军事阅兵拍摄纪录片,这就是她最为世人激赏和诟病的《意志的胜利》(Triumph of the Will,1934)。摄制期间,第三帝国向她提供了任何一个导演都梦寐以求的工作条件:无限制的经费,一百多人的摄制组,包括16个摄影师,每个摄影师配备一个助手,36部以上的摄影机在同时开工,再加上无数的聚光灯听候调配。无与伦比的拍摄条件让瑞芬舒丹首创了电影史上的很多摄影技巧,在大场面的把握上,至今没有一个导演可以声称超越了她。她用情节剧的摄影机角度来记录这场宏大的阅兵里的个人和整体,又用瓦格纳歌剧的手法来表现这场庞大阅兵的主角——希特勒,把他拍成了人间之神。在这部毫无情节可言的杰作里,瑞芬舒丹把“纯粹”和“秩序”当作主人公来塑造,她把希特勒的政治理想表达得不仅前程灿烂,而且显得无限动人。这部影片后来获得了威尼斯影展的金奖。
之后,她受国际奥委会所托,为1936年在柏林召开的奥运会拍摄一部纪录片,《奥林匹亚》(Olympia,1938)因此成了她的经典之作。1938年4月20日,《奥林匹亚》首映,正好是希特勒的49岁生日。她的这份辉煌礼物后来在电影史上得过四个大奖,但同时也永远地成了她的污点,因为在当时和现在的众多影评人看来,她把“奥运会转化成了法西斯仪式,旁白中不断出现的‘战斗’、‘胜利’字眼,都透露了创作者的法西斯信念”(焦雄屏:《电影法西斯》)。不过,这部影片所记录的人体之美和仪式之美的确让以后的电影人叹为观止,人与速度和力量的结合在瑞芬舒丹的摄影机之下,显得像神话一样。法西斯美学波澜壮阔地侵入人心,她先是把竞技变成宗教,然后又把宗教变成“意志的胜利”。


第三帝国倒台后,瑞芬舒丹是第一批被送进监狱的电影人,她被定性为纳粹同情人,几次遭到逮捕(期间她成功地越过一次狱)。1949年,她终于结束了牢狱之灾,但是舆论和评论界的牢狱更迅速而扎实地围困了她,而且她作为导演的生涯随着帝国的覆灭也永远结束了。终其一生,瑞芬舒丹都拒绝承认她和希特勒政府有什么“浪漫的交往”,她坚称她只是一个电影导演。90年代初,瑞•慕勒(Ray Muller)拍摄的《瑞芬舒丹壮观而可怕的一生》(The Wonderful, Horrible Life of Leni Riefenstahl,1993)以采访90岁的瑞芬舒丹的形式展开。在这部纪录片中,瑞芬舒丹回顾了当年如何开始走上银幕;如何第一次执导《蓝光》(The Blue Light,1932);如何受邀于希特勒,开拍她的两部经典之作,并在摄影技术上费尽心思;如何被别人误解和诟病,如何继续活下去;等等。自然,瑞芬舒丹在她和纳粹党的关系上有撇得过清的嫌疑,而且,在很多问题上,诸如她对纳粹集中营的不知情,她也无力自圆其说(在她摄制她的最后一部电影Tiefland时,她曾经使用过集中营的一批吉普赛人)。但是,她半个多世纪来所承受的耻辱和痛苦似乎也够多了。1938年,瑞芬舒丹出访美国,包括好莱坞,为她的《奥林匹亚》作宣传。自那时起,她就开始遭遇一生源源不断的攻击:“雷妮,滚回家去!”——这就是好莱坞给她的欢迎词。各大制片公司的头都不敢见她,怕从此影响制片公司的声誉。虽然最后她竭尽所能主持了一场《奥林匹亚》的非公开放映,好莱坞的不少圈内人还在黑暗中偷偷溜进影院观赏影片。美国评论界无法忽视《奥林匹亚》的成就,《洛杉矶时报》写道:“这部影片是摄影机的胜利,是银幕的史诗。”
事实上,在追求完美上,很少有导演可以和瑞芬舒丹匹敌。在拍摄《奥林匹亚》期间,为了表现百米短跑的真实速度,瑞芬舒丹创造了自动前行的摄影机,运行速率和运动员的速度相当;拍摄跳远时,她在沙坑边挖了一个洞,以此达到仰拍跳远的效果;为了拍全景,她用热气球送六个打开的摄影机上天,虽然这个试验连续地以失败告终,她的摄影理念还是远远地走在了那个时代的前面。但是极为有意思的是,正是她的这种史诗般的镜头和天才设想成了她悲剧的材料。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迷人的法西斯》一文中,说:“雷妮被平反为美的祭师,并不见得是好现象,显示了我们无力侦察出对法西斯的渴望。雷妮不是一般的唯美派那样浪漫地玩人类学,她作品的力量,等于她政治及美学意念的连贯……没有历史透视,这种欣赏会引导我们不知不觉间接受了各式各样有害的宣传。”(《文星》1988年2月号)不少影评人更把瑞芬舒丹的这种法西斯美学上溯至她的“高山片”时期,认为“高山片”所传达的征服意识和壮阔美感正好和希特勒的纳粹思想不谋而合。不过,如果真的要在纳粹政治意识上追究瑞芬舒丹的话,那么,她的电影中至少也有和希特勒思想相矛盾的地方。比如,在《奥林匹亚》中,她用大手笔表现了黑人的身体、黑人的速度,而这显然不会让希特勒高兴。在她的生命后期,她更几次出入非洲,和当地的土著一起生活,拍摄了大量的照片。最后,在她72岁的时候,她开始学习潜水,撇开人间,专注于拍摄寂静无声的水下世界。但是,这些照片的命运并不比她的电影好。1997年,在德国汉堡有一个“瑞芬舒丹剧照和摄影展”,这个展览立即遭致了强烈抗议,他们的标语是:“纳粹展览”,“不许兜售法西斯美学”,等等。为此,瑞芬舒丹很愤怒地对报界声称:“不要因为我为希特勒工作了7个月而否定了我的一生!”

内容简介
《非常罪 非常美:毛尖电影笔记(增订版)》以优美而挑逗的文笔,重现了一部部经典电影的画面之美,发现了那些潜在的隐情与流动的心声,构筑了一部入情入色入世的电影浪漫史。书中的文章像一部纸上进行的电影,细腻地展现了电影界的风情万种和人世的奇诡变幻。作者让自己内心和演员、导演的内心交叉重叠,叙述着电影世界带罪的美;那个时代、艺术、事业和爱情付出的沉重代价,都化作了无声的泪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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