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三千年.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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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2011年年度选书,基辛格视若珍宝的经典巨作。读《耶路撒冷三千年》,了解真实的耶路撒冷,就会明白世界为何演变成今天的模样。
耶路撒冷曾被视为世界的中心,是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圣地,是文明冲突的战略要冲,是让世人魂牵梦绕的去处,是惑人的阴谋、虚构的网络传说和二十四小时新闻发生的地方。
西蒙•蒙蒂菲奥里依年代顺序,以三大宗教围绕“圣城”的角逐,以几大家族的兴衰更迭为主线,生动讲述了耶路撒冷的前世今生;作者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和文献考据,以客观、中立的角度,透过士兵与先知、诗人与国王、农民与音乐家的生活,以及创造耶路撒冷的家族来呈现这座城市的三千年瑰丽历史,还原真实的耶路撒冷……

海报:

编辑推荐
《耶路撒冷三千年》是席卷欧美、台湾地区各大畅销榜的重磅图书,是克林顿2011年度选书,基辛格视若珍宝的经典巨作。
全球30多个国家争先抢读,《经济学人》《纽约时报》《泰晤士报》《新闻周刊》等50多家媒体竞相盛赞。被《经济学人》评为年度十大好书,被金石堂书店评为“年度十大好书”,荣登诚品书店2013年人文社科类年度畅销榜NO.1、博客来书店2013年社科类年度畅销榜NO.2。
读《耶路撒冷三千年》,了解真实的耶路撒冷,就会明白世界为何演变成今天的模样。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不禁感叹:“你会忍不住爱上这座城市,它是人类的瑰宝。而这本书值得你一读再读。”

名人推荐
你会忍不住爱上这座城市,它是人类的瑰宝。而这本书值得你一读再读。
——比尔·克林顿(美国前总统)

西蒙·蒙蒂菲奥里扎实的研究功底,栩栩如生的讲述能力,使得无论是学者还是门外汉,都将这本书视若珍宝。
——基辛格(美国前国务卿)

媒体推荐
一部权威之作。蒙蒂菲奥里遍集奇闻轶事,详加考察,以生动的笔触写出耶路撒冷的历史,给读者以充分的阅读乐趣。
——《经济学人》

蒙蒂菲奥里的博学、睿智使人忍不住想向美国国务卿推荐,聘请他担任幕僚。
——《新闻周刊》

在丰厚的历史叙述中,徐徐展开千年古城的圣殿、市集、生活、战争、诗歌与悲泣。一个瑰丽澎湃的立体剧场。综合当代研究成果,编织出族群、宗教与帝国冲突的悲剧,令人赞叹!
——金石堂年度十大好书获奖评语

作者简介
作者:(英)西蒙·蒙蒂菲奥里(Simon Sebag Montefiore)
生于1965年,曾在剑桥大学攻读历史。
他是英国皇家文学学会研究员,耶路撒冷旧城外第一座犹太住宅区的建造者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的曾孙,纪录片《耶路撒冷:一座圣城的诞生》(Jerusalem: The Making of a Holy City)主持人。
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三十五种语言,畅销多个国家,曾获得英国科斯塔传记奖、美国《洛杉矶时报》传记图书奖、法国政治传记大奖,以及奥地利克莱斯基政治文学奖等众多大奖。
《新闻周刊》评论蒙蒂菲奥里说,他能将庞大的历史书籍写成极为好看的惊悚作品;他知道怎样才能让历史变得浅显易懂;他的博学、睿智使人忍不住想向美国国务卿推荐,聘请他担任幕僚。

译者:张倩红
犹太文化研究专家,中国中东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理事,河南大学副校长。其在犹太学领域所作的贡献获得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认可,是首位在剑桥大学Journal of Jewish Studies上发表论文的亚洲学者,也是2008年以色列六十周年国庆大典上两位接到佩雷斯邀请的中国学者之一。

目录
序幕 /001

第一部分 犹太教 /013
1.大卫的世界 /015
第一任国王:迦南人
耶路撒冷的亚伯拉罕:以色列人
2.大卫的崛起 /021
年轻的大卫
3.王国和圣殿 /024
大卫:王城
押沙龙:一个王子的崛起和倒台
所罗门:圣殿
所罗门:衰微
4.犹大的国王们 公元前930年—公元前626年 /034
罗波安对耶罗波安:分裂
耶洗别和她的女儿:耶路撒冷的王后
以赛亚:集美人和荡妇于一身的耶路撒冷
西拿基立:扑向羊圈的狼
希西家的隧道
玛拿西:地狱之谷的儿童献祭
5.巴比伦的妓女 公元前586年—公元前539年 /046
约西亚: 革命的救世主
尼布甲尼撒
尼布甲尼撒:行毁坏可憎之人
伯沙撒的宴会
6.波斯人 公元前539年—公元前336年 /054
居鲁士大帝
大流士和所罗巴伯:新的圣殿
尼希米:波斯人的衰落
7.马其顿人 公元前336年—公元前166年 /061
亚历山大大帝
托勒密:安息日劫掠
多比雅的约瑟
安条克大帝:大象的碰撞
义人西蒙:晨星
安条克显灵:疯狂的上帝
神显者安条克:另一位行毁坏可憎者
8.马卡比 公元前164年—公元前66年 /075
铁锤犹大
西蒙大帝:马卡比的胜利
约翰·西卡努斯:帝国的缔造者
色雷斯人亚历山大:狂暴的幼狮
9.罗马人来了 公元前66年—公元前40年 /083
庞培在至圣之所
凯撒和克里奥帕特拉
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
帕科鲁斯:回马箭
希律:逃向克里奥帕特拉
10.希律家族 公元前40年—公元10年 /092
安提柯的倒台:最后一个马卡比
希律和克里奥帕特拉
奥古斯都和希律
米利暗:让希律爱恨交织的女人
希律:圣殿
希律的王子们:家族悲剧
希律:活着的时候腐烂
阿基劳斯:弥赛亚和大屠杀
11.耶稣基督 公元10年—公元40年 /113
施洗者约翰和加利利之狐
拿撒勒的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三天
庞修斯·彼拉多:对耶稣的审判
耶稣基督:受难
12.希律家族的终曲 公元40年—公元66年 /132
希律·亚基帕:卡里古拉的朋友
希律·亚基帕和国王克劳狄:暗杀、荣耀和蠕虫
希律·亚基帕二世:尼禄的朋友
大数的保罗:基督教的缔造者
义人雅各之死:耶稣王朝
约瑟夫斯:革命倒计时
13.犹太战争:耶路撒冷之死 公元66年—公元70年 /146
赤脚王后贝勒妮斯:革命
约瑟夫斯的预言:赶骡人做皇帝
妓院耶路撒冷——暴君约翰和西蒙

第二部分 异教 /153
14.埃利亚·卡皮托利纳 公元70年—公元312年 /155
提图斯的胜利:罗马的耶路撒冷
贝勒妮斯:犹太人中的克里奥帕特拉
耶稣王朝的终结:被遗忘的受难
哈德良:耶路撒冷方案
西蒙·巴尔·科赫巴:星辰之子

第三部分 基督教 /171
15.拜占庭的盛世 公元312年—公元518年 /173
君士坦丁大帝:基督,胜利之神
君士坦丁大帝:家族谋杀
海伦娜:第一个考古学家
叛教者尤利安:修缮耶路撒冷
哲罗姆和葆拉:圣徒、欲望和都市
巴尔索玛和武装僧侣
欧多西亚:耶路撒冷的皇后
16.拜占庭的衰落:波斯入侵 公元518年—公元630年 /191
查士丁尼和舞女皇后:拜占庭的耶路撒冷
波斯沙王和皇家野猪:疯狗的怒吼
尼希米二世:犹太人的恐怖
希拉克略:第一个十字军战士

第四部分 伊斯兰教 /201
17.阿拉伯的征服 公元630年—公元660年 /203
穆罕默德:夜行
哈立德·伊本·瓦利德:伊斯兰之剑
公正的欧麦尔:圣殿恢复者
18.倭玛亚王朝:圣殿的修复 公元660年—公元750年 /215
穆阿维叶:阿拉伯世界的凯撒
阿卜杜拉·马利克:岩石圆顶清真寺
瓦利德:天启与奢侈
19. 阿拔斯王朝:遥远的主人们 公元750年—公元969年 /228
萨法赫哈里发:刽子手
皇帝与哈里发:查理曼和哈伦·拉希德
卡富尔:有香味的太监
20. 法蒂玛王朝:宽容与疯狂 公元969年—公元1099年 /233
伊本·凯利斯:犹太“宰相”与法蒂玛征服
帕尔蒂尔与法蒂玛王朝:犹太医生王子和活伊玛目
穆卡达西:耶路撒冷人
哈基姆:阿拉伯的卡里古拉
哈基姆:消失
阿齐兹:野蛮的洗劫

第五部分 十字军东征 /247
21.大屠杀 公元1099年 /249
戈弗雷公爵:围困
教皇乌尔班二世:奉主之名
坦克雷德:圣殿山上的大屠杀
戈弗雷:圣墓守护者
22.十字军国家的兴起 公元1100年—公元1131年 /260
大鲍德温:首任国王
小鲍德温二世
23.十字军国家的黄金时代 公元1131年—公元1142年 /266
梅利桑德和富尔克:皇室婚姻
梅利桑德女王:丑闻
血腥的赞吉:鹰王
奥萨玛·本·蒙奇德:大事件和大灾难
梅利桑德的耶路撒冷:上层生活与下层生活
奥萨玛·本·蒙奇德和犹大·哈列维:穆斯林、犹太人和法兰克人
24.僵局 公元 1142年—公元1174年 /280
赞吉:狂妄与报应
阿基坦的埃莉诺和路易国王:丑闻与失败
母子之争:梅利桑德挑战鲍德温三世
阿莫利和阿格尼丝:配不上圣城的王后
提尔的威廉:埃及的战争
摩西·迈蒙尼德:迷途指津
25.麻风病国王 公元1174年—公元1187年 /291
提尔的威廉:王室的家庭教师
鲍德温四世的病
逆境中的风采:麻风病国王的胜利
居伊:有污点的继承人
居伊国王:中了圈套
26.萨拉丁 公元1187年—公元1189年 /298
萨拉丁:战役
萨拉丁围城:屠杀还是投降?
萨拉丁其人
舞女和春药:萨拉丁的宫廷
萨拉丁的城市
27.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萨拉丁和理查 公元1189年—公元1193年 /310
狮心王:骑士精神与屠杀
28.萨拉丁王朝 公元1193年—公元1250年 /317
苏丹之死
穆阿扎姆·伊萨:另一位耶稣
腓特烈二世:世界的奇才,《启示录》中的野兽
腓特烈二世的加冕:日耳曼的耶路撒冷
巴克汗与鞑靼人:灾难

第六部分 马木鲁克 /329
29.从奴隶到苏丹 公元1250年—公元1339年 /331
拜巴尔斯:黑豹
拉姆班
纳西尔·穆罕默德:优雅的鹰
30.马木鲁克的衰落 公元1399年—公元1517年 /340
帖木尔和家庭教师:朝圣之城
苏丹和基督徒的蛋饼

第七部分 奥斯曼 /349
31.苏莱曼的伟业 公元1517年—公元1550年 /351
所罗门第二和他的罗克塞拉娜
32.神秘主义者和弥赛亚 公元1550年—公元1705年 /355
苏丹的犹太公爵:新教徒、方济各会和城墙
乔治·桑迪斯:第一个英裔美洲人
弥赛亚:沙巴泰·泽维
爱维亚:奥斯曼的佩皮斯和福斯塔夫
33.诸家族 公元1705年—公元1799年 /371
侯赛尼家族:纳吉布·阿-阿什拉夫的反叛和大肆屠狗
侯赛尼家族:诸家族的崛起
“巴勒斯坦王”的兴衰
拿破仑·波拿巴:“我亲自创作的《古兰经》”

第八部分 帝国 /379
34.圣地的拿破仑 公元1799年—公元1806年 /381
阿克的蓝胡子
拿破仑:“总司令部,耶路撒冷”
西德尼·史密斯爵士——“最出色的骑士”
35.新浪漫主义:夏多布里昂和迪斯累利 公元1806年—公元1830年 /387
圣墓骑士子爵
布伦斯维克的卡罗琳与赫斯特·斯坦霍普:英国王后与沙漠王后
迪斯累利:圣洁的人和浪漫的人
36.阿尔巴尼亚人的征服 公元1830年—公元1840年 /397
红色易卜拉欣
易卜拉欣:神圣的火焰,神圣的死亡
易卜拉欣:农民起义
37.福音派传教士 公元1840年—公元1855年 /404
帕麦斯顿和沙夫茨伯里:帝国主义者和福音传教士
詹姆斯·芬恩:福音派领事
美国领事沃德·克雷森:美国的神圣异邦人
欧洲宪兵与圣墓大教堂的枪战事件:耶路撒冷的俄罗斯上帝
果戈理:耶路撒冷综合征
詹姆斯·芬恩和克里米亚战争:被谋杀的福音传道者与掠夺者贝都因人
作家:梅尔维尔、福楼拜和萨克雷
作家:大卫·多尔,周游中的美国奴隶
38.新城市 公元1855年—公元1860年 /428
摩西·蒙蒂菲奥里:“这个克罗伊斯”
39.新宗教 公元1860年—公元1870年 /434
皇帝与考古学家:无知的异国人
马克·吐温和“贫民村”
40.阿拉伯之城,帝国之都 公元1870年—公元1880年 /442
优素福·哈立迪:音乐、舞蹈、日常生活
耶路撒冷刺青:英国王子和俄国大公
美国的“胜利者”派:一直温着耶稣的牛奶
41.俄国人 公元1880年—公元1898年 /453
谢尔盖大公和大公夫人埃拉
谢尔盖大公:俄国犹太人和大屠杀

第九部分 犹太复国主义 /459
42.德国皇帝 公元1898年—公元1905年 /461
赫茨尔
威廉:我的帝国的寄生虫
德皇与赫茨尔:最后的十字军战士与第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
43.耶路撒冷的乌得琴演奏者 公元1905年—公元1914年 /473
戴维·格鲁恩成为了戴维·本-古里安
乌得琴手:瓦希夫·贾瓦哈里耶
拉斯普京:俄国修女们要当心了
令人尊敬的蒙蒂·帕克上尉与约柜
44.世界大战 公元1914年—公元1916年 /488
杰马勒帕夏:耶路撒冷的暴君
恐怖和死亡:屠夫杰马勒
耶路撒冷的战争和性:瓦希夫·贾瓦哈里耶
45.阿拉伯起义,贝尔福宣言 公元1916年—公元1917年 /498
劳伦斯和麦加谢里夫
阿拉伯的劳伦斯:谢里夫派——阿卜杜拉和费萨尔
法尔肯海因挂帅:德国的耶路撒冷
劳合·乔治、贝尔福和魏茨曼
“魏茨曼博士,孩子出生了”:《贝尔福宣言》
46.圣诞礼物 公元1917年—公元1919年 /515
市长试图投降
公牛艾伦比:最荣耀的时刻
东方的斯托尔斯:仁慈的当权者
47.战胜国和战利品 公元1919年—公元1920年 /529
凡尔赛会议上的伍德罗·威尔逊
斯托尔斯:先知穆萨节骚乱,第一枪
赫伯特·塞缪尔:一个巴勒斯坦,交接完毕
丘吉尔创造了现代中东:劳伦斯的谢里夫派解决方案
48.英国的托管 公元1920年—公元1936年 /539
穆夫提对市长:阿明·侯赛尼对拉吉卜·纳沙希比
穆夫提:西墙之争
沃科普之都:狩猎、咖啡馆、聚会和白袍
本-古里安和穆夫提:缩小的沙发
49.阿拉伯起义 公元1936年—公元1945年 /555
穆夫提的恐怖统治
奥德·温盖特和摩西·达扬:老城的陷落
穆夫提和希特勒:耶路撒冷的世界战争
50.肮脏的战争 公元1945年—公元1947年 /570
梅纳赫姆·贝京:黑色安息日
蒙哥马利的镇压:法兰上校案
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耶路撒冷前线
圣地上空的礼炮: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
51. 犹太人的独立,阿拉伯人的大灾难 公元1948年—公元1951年 /588
英国人离开;本-古里安:我们成功了!
急性子阿卜杜拉
阿卜杜拉:耶路撒冷之战
52.分隔 公元1951年—公元1967年 /597
耶路撒冷之王:圣殿山上的流血
约旦的侯赛因:耶路撒冷最后的国王
53.六日战争 公元1967年 /605
纳赛尔和侯赛因:战争倒计时
拉宾:战前的崩溃
达扬接过指挥权
1967年6月5日—7日:侯赛因、达扬和拉宾

后记 /617
耶路撒冷的早晨:从那时到现在 /619
明天 /629
今晨 /636

附录 /645
致谢 /667

序言
耶路撒冷的历史是整个世界的历史,它同时也是犹地亚山间一座长年贫瘠的小镇的编年史。耶路撒冷曾被视为世界的中心,而今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名副其实:这座城市是亚伯拉罕系宗教之间斗争的焦点,是越来越受欢迎的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基本教义派的圣地,是不同文明冲突的战略角斗场,是无神论与有神论交锋对峙的前线,是世俗瞩目的焦点,是惑人阴谋与网络神话的发生地,是二十四小时新闻时代里全世界摄像机聚焦的耀眼舞台。宗教、政治和媒体兴趣相互滋养,使今天的耶路撒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频繁地暴露在世人的目光之下。
耶路撒冷是神圣之城,但给人以迷信、骗术和偏执的印象;是帝国的欲望与奖赏,但又不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具有战略价值;耶路撒冷是许多教派的共同家园,但每个教派都认为这座城市只属于自己;耶路撒冷是一座拥有许多名字的城市——但每个传统都如此偏执地排斥他者,仅仅尊崇自己的称谓。这个地方是如此娇美,以至于犹太人在其神圣经典中以女性的口吻描述它——通常把她说成是一个鲜活的尤物,一个地道的美女。但有的人也把她描绘成无耻的荡妇,或者是被爱人抛弃的受伤的公主。耶路撒冷是一个神的殿堂、两个民族的首都、三大宗教的圣地,它还是唯一一个拥有天国和尘世两种存在维度的城市:而地上之城的绝美无双与天上之城的光辉荣耀相比,又显得那样的微不足道。耶路撒冷既是天上城又是地上城的事实意味着这座城市可以存在于任何地方:新耶路撒冷可以遍布全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耶路撒冷。据说,亚伯拉罕、大卫、耶稣和穆罕默德这些先知和长老,都曾在这里的石头上驻足。亚伯拉罕系宗教在这里诞生,而世界也将于末日审判时在这里终结。对于“圣书之民”来说,极为神圣的耶路撒冷就是“圣书之城”:《圣经》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是耶路撒冷这座城市的编年史,而《圣经》的读者,从犹太人和早期基督徒到穆斯林征服者和十字军,再到今天的美国福音派,一次又一次地改变着耶路撒冷的历史以实现《圣经》的预言。
当《圣经》被翻译成希腊文、拉丁文和英文后,它成了世界性书籍,也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之都。每个伟大的国王都成了大卫,每个特别的民族都成了新以色列人,每种高贵的文明都成了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一座不属于任何人的城市,但它又存在于每个人的想象当中,这是这座城市的悲剧,也是它的魅力所在。耶路撒冷的每一个梦想者,从古至今每一个到过耶路撒冷的人,从耶稣的使徒到萨拉丁(Saladin)的战士,从维多利亚时代的朝圣者到今天的游客、记者,每个人都怀着对真实耶路撒冷的美好想象来到这里,然而呈现在他们眼前的耶路撒冷使他们大失所望,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兴旺过,萎缩过,被重建、被摧毁过许多次的,不断变化的城市。但由于这是耶路撒冷,是所有人的财富,所以只有他们心中的耶路撒冷才是真正的耶路撒冷,而那些被玷污的、被合成的现实必须加以改变;每个人都有权把自己心目中的“耶路撒冷”强加到现实的耶路撒冷之上——而实现这一梦想的手段,通常就是用他们手中的火与剑。
14世纪的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既是本书中提到的一些事件的参与者,也是这些事件的史料来源。他注意到,历史被如此“热切地追捧,街头巷尾的人们都渴望了解它,国王和领袖们也愿意为它决一死战”。这对耶路撒冷而言尤为真实。不承认耶路撒冷是世界历史的一个主题、一个支点,甚至一根脊柱,就不可能书写这座城市的历史。在这个时代,互联网神话的力量意味着高科技鼠标和弯刀一样能够成为基本教义派军火库的武器,因此,就现在而言,我们对历史真相的追寻比在伊本·赫勒敦的时代更为迫切。
耶路撒冷的历史必须是对神圣本质的探究。“圣城”这个词经常被用来形容对它的圣迹的敬畏,但它真正的意思是耶路撒冷已成为尘世间人与上帝交流的必要场所。
我们还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在世界上所有的地方,为什么选中了耶路撒冷?这个地方远离地中海海岸的贸易路线;这里缺水,夏季阳光曝晒,冬季寒风凛冽,嶙峋的岩石参差不齐,而且不适合定居。但是,选择耶路撒冷作圣殿之城,不仅仅是人类自己的决定,也有着自然演进的因素在里面:随着时光的流变,它的神圣性有增无减,因为它已经神圣了如此长的时间。神圣不仅需要灵性和信仰,还需要传统与合法性。一个提出新想法的激进先知必须解释之前已经过去的那些世纪的历史,并用能为大众所接受的语言和神圣的地理来证明他的发现——对先前的启示和长期备受尊崇的地点的预言。没有什么比其他宗教的竞争更能提高一个地方的神圣性。
这种神圣性为许多无神论游客所厌恶,在他们看来,耶路撒冷弥漫着自以为是的盲从,迷信像流行病一样折磨着整个城市。然而,否认神圣就是否认人类对宗教的深切需求,没有这种需求就不可能理解耶路撒冷。宗教必须解释快乐为何转瞬即逝、忧愁为何亘古恒久这个让人类既困惑又恐慌的谜题:我们需要感受一种比我们自身更强大的力量。我们敬畏死亡,渴望发现它的意义。作为上帝与人的相会地,这些启示录中提出的问题将在耶路撒冷得到解决——世界末日来临时,将会有基督和反基督之间的战争。届时克尔白将会从麦加移到耶路撒冷,将会出现审判、死者复活、弥赛亚的统治、天国和新耶路撒冷。三大亚伯拉罕系宗教都相信末世,但具体细节因信仰和教派不同而异。世俗主义者可能将这一切视为过时的繁文缛节,但事实正好相反,这些理念都是非常流行的。在这个犹太教、基督教和穆斯林基要主义盛行的时代,末世是当今世界狂热政治的动力所在。
死亡是我们的永恒伴侣。长久以来,朝圣者为了死在耶路撒冷、葬在圣殿山周围,以为末日来临时的复活作准备而前往耶路撒冷,他们还在继续前来。这座城市被墓地包围并且建在墓地之上。古代圣徒的干枯躯体备受尊崇——抹大拉的玛利亚干瘪发暗的右手仍然在圣墓大教堂中希腊正教修会会长的房间里供奉着。许多圣迹,甚至许多私人住宅都建在坟墓周围。这座死人之城的阴森不仅源自恋尸癖,而且还与招魂术有关:这里的死人宛如活人一般,他们只是在那里等待复活。对这里无休止的争夺——屠杀、蓄意破坏、战争、恐怖主义、围攻和灾难将耶路撒冷变成了战场——用阿道司·赫胥黎的话说,是“宗教的屠宰场”;用福楼拜的话说,是一个“停尸房”。梅尔维尔称这个城市是一个被“死亡大军”包围的“头盖骨”;而爱德华·赛义德记得自己的父亲讨厌耶路撒冷,因为它“使他想起死亡”。
这个天与地的圣所不是一直靠神意庇佑而发展起来的。宗教起源于向某位具有超凡魅力的先知如摩西、耶稣、穆罕默德展示的灵光。帝国的建立、城市的征服依靠的是某个军阀的活力和运气。从大卫王开始,某些个人的决定使得耶路撒冷成为“耶路撒冷”。
谁也没有想到大卫的小小城堡,一个弱小王国的首都竟然会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尼布甲尼撒对耶路撒冷的毁灭造就了这座城市的神圣——正是那场灾难促使犹太人记录并赞颂锡安的荣耀。通常来说,这样的大灾难会导致一个民族的消亡,然而犹太人生机勃勃,对自己的上帝忠贞不渝,最为重要的是,他们还在《圣经》中将自己的历史记载了下来,这些都为耶路撒冷日后的名声和神圣奠定了基石。《圣经》取代了犹太国家和圣殿,正如海因里希·海涅所说的那样,成为“犹太人随身携带的祖国,随身携带的耶路撒冷”。除耶路撒冷之外,没有任何城市拥有自己的圣书,也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像《圣经》一样如此主导一座城市的命运。
这座城市的神圣性源自犹太人作为特选子民的“例外论”,即耶路撒冷是上帝挑选的城市,巴勒斯坦是上帝挑选的土地,后来这种例外论为基督徒和穆斯林所继承和接受。耶路撒冷和以色列的至高神圣性反映在从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到20世纪70年代宗教领域不断增长的对犹太人返回以色列的痴迷,以及西方世界对它的世俗对应物犹太复国主义的狂热上。自此以后,巴勒斯坦人的悲剧故事改变了人们对以色列的认知,对于这些人来说,耶路撒冷是座失落的圣城。因此,西方的固执迷恋,还有这种普遍的归属感可以朝两个方向发展——它有利也有弊,或者说是把双刃剑。今天,这种情况反映在对耶路撒冷更加强烈、更富感情的审视上,也反映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上,其中的紧张程度与情感纠葛是其他任何事情都无可比拟的。
然而,任何事物都并非表面看起来的那么简单。历史通常被描述成一系列的激烈变化与暴力更迭,但我想展示的是:耶路撒冷是一座具有连续性和共存性的城市,是一座有着混血人群和混合性建筑的兼容并包的大都市,这里的人们不符合各大宗教传说和后来的民族主义叙述的狭隘分类。这是我尽可能地以家族发展为线索追寻历史的原因——大卫家族、马卡比家族和希律家族、倭玛亚家族、鲍德温和萨拉丁家族,直到侯赛尼家族、哈立迪家族、斯帕福德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蒙蒂菲奥里家族——这种做法有悖于正统史学所注重的突发事件描述和狭隘叙事,但却可以展示有机的生活模式。在耶路撒冷不仅有相对的两方,还有许多相互连结、相互重叠的文化和不同层次的忠诚——它是一个由阿拉伯正统派、阿拉伯穆斯林、塞法尔迪犹太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哈雷迪犹太人、世俗犹太人、亚美尼亚东正教徒、格鲁吉亚人、塞尔维亚人、俄国人、科普特人、新教徒、埃塞俄比亚人、拉丁人等等组成的多姿多彩、千变万化的万花筒。某个个体经常忠诚于不同的身份,耶路撒冷每个土层的沙石都能找到对应人群。
事实上,耶路撒冷的重要性时盛时衰,绝非静止不动,而是一直处在变化之中,就像一种不断改变形状、大小,甚至颜色,但始终根植在原地的植物。最新的、肤浅的表现——耶路撒冷作为媒体所说的“三大宗教圣城,二十四小时新闻秀场”——是相对晚近的。有几个世纪耶路撒冷似乎丧失了它的宗教和政治重要性。在多数情况下,是政治需要,而非神圣启示再度激活了宗教奉献热情。
每当耶路撒冷要被遗忘、变得无关紧要时,那些虔诚崇拜《圣经》、潜心钻研《圣经》的遥远地方的人们——不管是在麦加、莫斯科还是在马萨诸塞——都会将他们的信仰投射回耶路撒冷。所有的城市都是认识外部思维模式的窗户,但这座城市却是一面双面镜,她既能展示其内部生活,又能反映外部世界。不管是绝对信仰的时代、正义帝国构建的时代、福音启示的时代,还是世俗民族主义的时代,耶路撒冷都是时代的象征与角逐的对象。然而,就像马戏团的镜子一样,它反射的内容通常是扭曲的,有时甚至是怪异的。
耶路撒冷有办法使它的征服者和访问者遭受失望与折磨。尘世之城与天国之城的差别是如此令人难以接受,以至于每年都有一百名病人进入这座城市的精神病院,所患之病是“耶路撒冷综合征”,即一种由期望、失望和幻觉组成的精神病。但耶路撒冷综合征也有政治性诱因:耶路撒冷藐视理智、现实政治和战略,耶路撒冷只存在于拥有贪婪情欲和无可匹敌情感的王国,理性在这里显得苍白无力。
即使在这场争夺统治权和真理的斗争中,对其他人而言,胜利也只是增强了这座城市的神圣性。压迫者越贪婪,竞争越激烈,就越发能激起本能的反应。在这里,结果往往会超出预期。
没有其他地方能够唤起这样的独占欲。而这种嫉妒心颇具讽刺性,因为耶路撒冷的大部分圣迹以及与此相关的解读,都是借来的或偷来的,它们原本属于之前的宗教。这座城市的过去通常是虚构的。实际上,每一块石头都曾屹立在另一种宗教久被遗忘的神庙之中,也曾屹立在另一个帝国的凯旋门上。伴随大部分但不是所有的征服而来的是在强占其他宗教的传统、故事和遗址的同时,抹去这些宗教存在的痕迹。耶路撒冷经历了许多破坏,但征服者通常不会摧毁之前就有的东西,而是重新加以利用并为它添砖加瓦。像圣殿山、希律城堡、大卫城、锡安山和圣墓大教堂这样重要的遗址没有出现明显的历史分层,它们更像复写纸和刺绣作品,里面的丝线是如此纵横交织以至于现在已不可能将它们抽丝剥茧。
占有欲支配下的神圣性竞争导致一些圣迹先后对三大宗教都变得格外神圣;国王裁决它们的归属,人们为它们而牺牲——而今它们几乎被遗忘:圣殿山曾是令狂热的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敬畏的地方,但现在很少见到穆斯林或犹太朝圣者,它基本上再次成为基督徒的场所。
在耶路撒冷,真相通常远不如神话重要。“在耶路撒冷,不要问我真相的历史,”著名的巴勒斯坦历史学家纳兹米·朱贝(Nazmi al-Jubeh)博士如此说,“若拿走虚构的故事,耶路撒冷就一无所有了。”在这里,历史的影响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于它一再被扭曲:考古学本身就是一种历史力量,考古学家有时和士兵一样拥有巨大能量,他们被征募过来为现在的目的而盗用过去。一个以客观、科学为目标的学科可以被用来粉饰宗教民族偏见,为帝国野心提供辩护。19世纪的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和福音派帝国主义者都曾犯下征用历史事件,赋予它们矛盾的意义和事实的罪行。所以,一部耶路撒冷的历史既是真相的历史,也是传说的历史。但其中有历史事实,而这本书致力于讲述这些历史事实,不论对一方或另一方而言是多么难以接受。

我的目的是为普通读者书写最广泛意义上的耶路撒冷历史,不管他们是无神论者还是有信仰的人,是基督徒、穆斯林还是犹太人,而不存在政治意图,不考虑今天仍在上演的冲突与倾轧。
我将按时间顺序,通过男男女女——士兵和先知、诗人和国王、农民和乐师——还有塑造耶路撒冷的那些家族的生活来讲述这个故事。我觉得这是把这座城市写活并展示其复杂的、意想不到的真相怎样成为这段历史之结果的最好方法。只有按时间顺序展开叙述,才能抵制住透过现在所痴迷的事物来重塑过去的诱惑。我试着避免以这样的目的论——证明每个事件都是不可避免的——来书写历史。因为每种变化都是对先前变化的反应,因此按时间顺序记事是搞清这种发展演变的最好方法,也最能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是耶路撒冷?——并展示人们为什么会如此行事。我希望这也是讲述这段历史的最有趣的方式。借用好莱坞的一句套语:我何德何能,竟敢解构人类有史以来堪称最伟大的故事?在成千上万部关于耶路撒冷的书中,仅有很少的部分叙述历史。大卫、耶稣、十字军和阿以冲突这四个时代之所以为人们所熟知,多亏了《圣经》、电影、小说和新闻,但其中不乏曲解。至于四大时代之外的叙事,我的初衷是把许多被遗忘的历史带给新读者。
这是一部耶路撒冷作为世界历史之中心的历史,它并非想成为有关耶路撒冷方方面面的百科全书,也不是每座建筑物中的每处壁龛、每个柱顶和每座拱门的旅游指南。这不是东正教徒、拉丁人或亚美尼亚人、伊斯兰教哈乃斐或沙斐仪学派、哈西德或卡拉派犹太人的琐碎历史,也没有以某种特定的观点来解读。从马木鲁克到托管时期,这座穆斯林城市的生活一直被忽略。耶路撒冷的家族一直由具有巴勒斯坦经历的学者研究,但它几乎不为大众历史学家所涉猎。这些家族的历史一直并且仍然是极为重要的:一些关键材料还没有英文译本,但我把它们翻译出来,并采访了所有这些世家的家族成员,以了解他们的故事。但这些仅仅是整幅马赛克的一部分。这不是犹太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历史,也不是对耶路撒冷之上帝本质的探究,所有这些已经被其他人仔细研究过——最新的研究就是卡伦·阿姆斯特朗的优秀作品《耶路撒冷:一座城市,三种信仰》。这也不是巴以冲突的详尽历史,当今事件并不是我要探讨的主题。然而我要面临的挑战是不得不涉及所有这些东西,我仅希望它们所占的篇幅能够符合比例。
我的任务是追寻真相,而非在不同宗教的神话间进行裁决。我当然不会以裁定三大宗教的神迹和经典是否“真实”的裁判自居。任何研究《圣经》或耶路撒冷的人都必须承认真相有许多层。其他宗教和其他时代的信仰对我们来说似乎很陌生,而我们这个时代和这个地方为人熟知的习俗通常看起来都颇为合理。就连被许多人奉为世俗理性和共识之顶峰的21世纪也有它自己的传统智慧和类似于宗教正统的东西,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后辈来说将是不可思议的荒谬。但宗教及其奇迹对耶路撒冷历史的影响却是不可否认的真实,不对宗教持些许尊重就不可能了解耶路撒冷。
有些世纪的耶路撒冷历史是鲜为人知的,它的所有内容都是颇具争议的。一旦涉及耶路撒冷问题,学术界和考古界的争议通常都会充满恶意,有时还会出现暴力,甚至引发骚乱和战斗。过去半个世纪所发生的事件是如此具有争议,以至于还诞生了许多诠释它们的版本。
早期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及一些爱好者对少得可怜的材料进行榨取、编造和人为加工,以服务于他们信心十足地树立的每一种可能的观点。我仔细研究了所有案例的原始材料和许多种理论,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如果综合研究每一案例,那么本书中最常见的词语将是“也许”“可能”“或许”和“应该”。因此,我不会在每一个合适的地方都把它们包括进去,但我希望读者明白在每个句子背后都隐含着庞大的、不断变化的文献,每一部分都由一位学术专家阅读并核实过。幸运的是,我在这方面得到今天仍在工作的一些最知名的教授的帮助。
这些争论中最伤脑筋的是关于大卫王的争论,因为它的政治含义太容易引起激烈反应,而且与当今局势息息相关。即便以最科学的标准来考量,这场争论也比其他任何地方就其他任何话题所进行的争论更具戏剧性、更引人瞩目,或许只有关于基督或穆罕默德本质的争论差可比拟。大卫故事的来源是《圣经》。长期以来,他的历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19世纪时,帝国主义基督徒对圣地的兴趣激发了人们对大卫时代耶路撒冷的考古探索。这场考察的基督教性质被1948年以色列建国所改变,这一事件因为大卫作为犹太人之耶路撒冷奠基者的地位而被赋予了强烈的宗教政治意义。由于公元前10世纪的证据相当缺乏,以色列的修正主义史学家就缩小了大卫城的规模,一些人甚至还质疑大卫是否为一个历史人物,这令犹太传统主义者气愤不已,而巴勒斯坦政治家却深感欣慰,因为这样的结论削弱了犹太人对这座城市拥有权的合法性。然而,1993年但丘石碑的发现却证明大卫王确实存在。尽管《圣经》主要不是作为历史来书写的,但它仍是我用来讲述这个故事的历史来源。大卫城的规模和《圣经》的可信度在行文中有探讨,至于当代关于大卫城的冲突,请参见《后记》。
需要说明的是,撰写19世纪的事情时不可能忽略爱德华·赛义德《东方学》的影响。赛义德是一个出生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基督徒,后来成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教授和世界政治领域最早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摇旗呐喊的人,他认为“欧洲中心论者对阿拉伯-伊斯兰民族及其文化有着微妙而持久的偏见”,特别是19世纪的旅行者,诸如夏多布里昂、梅尔维尔和马克·吐温等,既贬低了阿拉伯文化,又为帝国主义开脱。然而,赛义德本人的作品促使他的一些追随者试图将这些西方入侵者从历史上抹去,这同样是荒谬可笑的。如上所述,这些访问者很少能看到并理解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真实生活,而我致力于展示这些原住民的实际状况。然而,这本书不是一场论辩,耶路撒冷的历史学家必须展示西方浪漫主义帝国文化对这座城市的决定性影响,唯有如此才能解释中东与大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同样,我也描述了英国世俗主义者和福音传道士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历程,从帕麦斯顿和沙夫茨伯里,到劳合·乔治、贝尔福、丘吉尔和他们的朋友魏茨曼,这些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是19世纪和20世纪唯一一场最能对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的命运起决定性影响的运动。
本书的主干部分结束于1967年,因为“六日战争”基本上确定了今天的形势,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后记》部分大致概括了迄今为止的政治发展,以对三大圣地典型清晨的详尽描述收尾。但形势始终在不断变化,如果我要继续详述耶路撒冷迄今为止的历史,那么这本书将无法结尾,而且不得不随时更新。最后,我试图说明耶路撒冷为何会继续成为和平协议的核心与障碍之所在。
这部作品是在广泛阅读古代与现代的一手文献,同专家、教授、考古学家、家族人物和政治家进行私人探讨并无数次拜访耶路撒冷、圣迹和考古发掘现场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创作的结果。我有幸发现一些新的或很少使用的材料。我的研究带给我三方面的特殊愉悦:一是在耶路撒冷度过了许多时光;二是读了从乌萨马·本·蒙蒂、伊本·赫勒敦、爱维亚·瑟勒比和瓦希夫·贾瓦哈里耶到提尔的威廉、约瑟夫斯和T.E.劳伦斯等人的精美作品;三是和所有派别的耶路撒冷人——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亚美尼亚人、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成为了朋友,并在激烈的政治危机中得到这些人的充分信任与慷慨帮助。
我感到我的一生都在为书写这本书作准备。从孩提时代起,我就经常绕着耶路撒冷转来转去。因为家族的关系(正如书中所提到的),“耶路撒冷是我的家训”。不管与耶路撒冷有什么私人联系,我在这里只是为了讲述真实发生的历史和人们相信的历史。回到我们开始的地方:一直都有两个耶路撒冷,天国的和尘世的,两个耶路撒冷都更多地受制于信仰和情感,而非理智和事实。但无论如何,耶路撒冷依然是世界的中心。
我的写作方法不可能使每个人都乐于接受——毕竟,这是耶路撒冷。但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铭记劳合·乔治给他的耶路撒冷总督斯托尔斯的忠告——斯托尔斯当时正在遭遇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双面夹击——“如果任何一方停止抱怨的话,你将会失去工作”。

后记
耶路撒冷的早晨:从那时到现在

六日战争不仅改变、提升了耶路撒冷,也使得耶路撒冷更加复杂化。这个过程同时具有弥赛亚与启示的色彩,也具有战略和民族主义的意义。这种新的景象本身也改变了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和中东。一个仓皇之中作出的决定,一场从未经过周密计划的征服活动,一次从灾难边缘窃取的军事胜利,改变了那些有信仰的人,那些什么都不相信的人,还有那些渴望相信点什么的人。
那时候,这一切都不是很清晰,不过回顾往事,拥有耶路撒冷逐渐改变了以色列的统治精神,这种精神在传统上是世俗的、社会主义的、现代的,如果这个国家有宗教的话,这个宗教既可以说是以历史的眼光进行探索的犹地亚考古学,又可以说是正统派犹太教。
占领耶路撒冷甚至使最世俗的犹太人欢欣鼓舞。在歌谣、祈祷和神话当中,对锡安的渴望是如此深厚、久远,如此根深蒂固;不能靠近西墙的时间是如此之长,如此痛苦,而神圣的氛围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全世界最不敬神的犹太人都经历了一次类似于宗教体验的欢欣感,并且在当今世界他们是如此亲密,仿佛能成为一体。
那些虔诚的犹太人,那些从巴比伦迁徙到科尔多瓦和维尔纽斯的犹太后裔们,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数千年来一直期待弥赛亚的降临。这是一种征兆、一次拯救、一场救赎,是对《圣经》预言的应验,是流亡的终结,他们要重建大卫城,再次走进圣殿的大门和庭院。对许多拥护民族主义、军事复国主义,自诩为雅布廷斯基继承人的以色列人来说,这种军事胜利是政治和战略意义上的——是独一无二的、上帝赐予的建立拥有安全边界的大以色列的机会。信教的犹太人和拥护民族主义的犹太人同样相信,他们必须充满活力地肩负起重建犹太人的耶路撒冷并永远维护它的存在这一激动人心的使命。20世纪70年代,这些怀有救世主情结、反对妥协的人在各个方面表现出完全不逊于绝大多数以色列人的活力。这个时候,大部分以色列人还是世俗的自由派人士,他们的生活中心还是特拉维夫,而不是圣城。但民族主义和救赎主义的计划是上帝交办的紧急工作,并且这种神圣的诫命不久将改变耶路撒冷的外貌和血液。
受到影响的不仅是犹太人,还有数量更多、势力更强大的基督教福音主义者,特别是美国的福音派,这些人也经历了瞬间的近乎天启的狂喜。福音派相信末日审判的两个前提条件——以色列建国和将耶路撒冷归还犹太人——已经具备。剩下的就是第三圣殿的重建和七年的苦难,继之而来的是末日大决战,圣米迦勒出现在橄榄山,与圣殿山上的敌基督者作战。最终,犹太人要么改宗,要么被毁灭,基督再临,开始耶稣基督的千年统治。
弱小的犹太民主政府击败了苏联武装的阿拉伯独裁军团,这场胜利使得美国相信,以色列是它危机四伏的国际环境中的特殊朋友,是它抗击共产主义俄国、纳赛尔激进主义和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的盟友。除此之外,美国和以色列有着更多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建立在天赋自由理念之上的国家:一个是山巅之城——新锡安,另一个是重建后的老锡安。美国犹太人满怀热情地支持以色列,而今美国福音派相信,以色列是受神灵庇佑的。持续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百分之四十的美国人一度期盼基督再临耶路撒冷。不管调查数据是否言过其实,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基督教复国主义者确实支持犹太人控制下的耶路撒冷,而以色列也对此深表感激,尽管犹太人在他们的世界末日场景中扮演的是悲剧角色。
来自西耶路撒冷、以色列全境和所有犹太流散地的犹太人涌入老城去触摸西墙,并在那里祈祷。拥有这座城市是如此令人兴奋,所以放弃它这件事情是不能忍受,也不可想象的——对大量资源的动用使得放弃耶路撒冷变得极为困难,就连务实的本-古里安也在退休时提出,以色列应该放弃西岸和加沙,以换取和平——但永远不可能放弃耶路撒冷。
以色列政府将这个城市的东、西两部分合而为一,扩展了市区面积,使得这里能够容纳二十六万七千八百名市民——其中包括十九万六千八百名犹太人和七万一千名阿拉伯人。耶路撒冷比它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广大。战争刚刚结束,马格里布区(由萨拉丁的儿子阿夫达尔建立)的居民们就迁至新居,他们的房屋因为要拓展西墙前面的空间而被拆毁。数世纪以来,犹太人只能在一个9英尺(约2.7米)长、拥挤、狭窄的过道祈祷,期间还经常被骚扰,所以现在能在通风良好、光照和空间充足的新广场,在至高无上的犹太圣地旁祈祷本身就是一种解放,犹太人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祈祷。残破的犹太区被修葺一新,被炸毁的犹太会堂得到重建和圣化,遭到破坏的广场和小巷被重新铺砌和整修,正统派宗教学校耶希瓦也得以重建或修整,使用的全都是闪闪发光的金色石头。
科学界也受益匪浅。以色列考古学家开始发掘这座被统一的城市,长长的西墙一分为二:拉比们控制着从祈祷区到马格里布北部的区域,而考古学家则可以向南挖掘。以西墙为中心,考古学家们在穆斯林区和犹太区及大卫城中,发现了如此惊人的财富——迦南人的防御工事、犹地亚的印章、希律时期的房基、马卡比和拜占庭时期的城墙、罗马时期的街道、倭玛亚时期的宫殿、阿尤布时期的城门、十字军时期的教堂——他们的科学发现似乎与政治宗教上的热情融合在了一起。他们发现的石头——从希西家的城墙和罗马士兵随意扔下的希律方石堆,到哈德良柱廊古道上的铺路石——成了重建后老城里永久的展示品。
城市合并后,前西耶路撒冷市长特迪·科勒克当选为市长,他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二十八年,一直致力于消除阿拉伯人的疑虑,现在作为以色列自由派的代表,他让东西耶路撒冷在犹太人的统治下合而为一,同时给予阿拉伯人的耶路撒冷充分的尊重。就像托管时期一样,繁荣的耶路撒冷吸引着来自西岸的阿拉伯人——十年内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口翻了一番。现在这场征服鼓舞了所有党派的以色列人,特别是民族主义者和信奉救赎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通过创造“既成事实”来确保战果。东耶路撒冷阿拉伯区周围的犹太新区迅速建立起来。
起初,阿拉伯人没有反对,许多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工作或者和以色列人共事。幼年造访耶路撒冷时,我记得曾经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朋友家中玩过,他们有人住在耶路撒冷,有人住在西岸,这些地方我都去过,只是当时并未意识到这种友好的、不分你我的时光很快将成为过去。在国外,情况截然不同。亚西尔·阿拉法特和他的法塔赫于1969年接管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法塔赫游击队加强袭击以色列的同时,另一个派别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开启了另一种战争模式。
达扬明白,他对圣殿山负有一种令人敬畏的责任。1969年8月21日,大卫·罗翰(David Rohan),一个疑似患有耶路撒冷综合征的澳大利亚籍基督徒,]向阿克萨清真寺纵火以加速基督再临。大火摧毁了萨拉丁放在那儿的努尔·丁的宣讲台,还引燃了关于犹太人阴谋占领圣殿山的诸多谣言,这些谣言转过来引发了阿拉伯人的骚乱。
1970年的“黑九月”,侯赛因国王打败并驱逐了挑战他对约旦统治权的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阿拉法特将总部转移到黎巴嫩,法塔赫发起了一场劫机和杀戮平民的国际运动,从而使巴勒斯坦人的诉求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这是作为政治戏码的屠杀。1972年,法塔赫枪手发动“黑九月”行动,在慕尼黑奥运会上谋杀了十一名以色列运动员。作为回击,以色列秘密情报机构摩萨德在全欧洲对凶手展开追捕。
在1973年10月赎罪日那天,纳赛尔的继任者,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联合叙利亚成功发起了一场针对以色列的突袭。阿拉伯人旗开得胜。连续两天的失利使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不知所措,颜面尽失。此时,美国人空运物资以示支持,以色列人重整旗鼓投入战斗,领导以色列人穿过苏伊士运河展开反攻的阿里尔·沙龙(Ariel Sharon)在此战中一举成名。不久以后,阿盟劝说侯赛因国王承认了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的唯一代表。
1977年,大卫王饭店爆炸案发生后的第三十个年头,梅纳赫姆·贝京和他的利库德集团最终战胜从1948年以来一直执政的工党,上台执政,他推动了具有民主主义与弥赛亚色彩的大以色列计划,并定耶路撒冷为首都。然而,11月19日,正是贝京欢迎埃及的萨达特总统勇敢地飞向耶路撒冷的。萨达特入住大卫王饭店,在阿克萨清真寺进行祈祷,访问了大屠杀博物馆,并在以色列议会发表了和平演讲。人们的希望不断高涨。在时任外交部长摩西·达扬的协调下,贝京将西奈归还埃及,以换取与埃及的和平协议。但是,同之后不久就辞职的达扬不同,贝京对阿拉伯世界知之甚少,他还是那个波兰犹太小镇的孩子,一个固执的民族主义者,以摩尼教光明与黑暗对立的心态看待犹太人的斗争,在感情上非常依恋犹太教和圣经时代的以色列。在吉米·卡特的倡议下,贝京与萨达特进行了谈判,他坚持“耶路撒冷仍将是以色列永不可分割的首都”,经过投票决定,以色列议会将该原则写入了以色列法律。贝京受到其农业部长阿里尔·沙龙推土机般精力的驱使,决定“确保耶路撒冷作为犹太民族永久的首都”,他加速了沙龙所谓的“围绕阿拉伯社区外围”“发展一个大耶路撒冷”的建设计划。
1982年4月,一名以色列预备役军人艾伦·古德曼(Alan Good-man)在圣殿山射杀了两个阿拉伯人。穆夫提经常提醒阿拉伯人,犹太人想要在阿克萨清真寺的位置上重建圣殿,经此事件,现在阿拉伯人急切地想知道是否真有这个秘密计划。绝大多数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完全排斥这样的事情,并且大部分极端正统派犹太人认为人类不应该插手上帝的工作,仅有大约一千名犹太基要主义者组成各类组织,如主张谋求在圣殿山祈祷权利的“圣殿山信仰者”,以及声称为第三圣殿培养祭司的“建立圣殿运动”。但即便在最极端的狂热分子中,也只有极小一部分人阴谋摧毁这座清真寺,而且到目前为止,以色列警察已经挫败了他们所有的阴谋。他们这种暴行不仅对穆斯林而言是一场灾难,对以色列国来说亦是如此。
1982年,贝京通过入侵黎巴嫩(阿拉法特在那里取得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回击了巴解组织对以色列外交官和平民的袭击。阿拉法特和他的武装力量被迫离开贝鲁特,转移到突尼斯。然而,这场由国防部长沙龙策划的战争使以色列政府陷入泥潭,它最终演变成基督徒民兵对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中三百至七百名巴勒斯坦平民的残酷屠杀。对暴行负有间接责任的沙龙被迫辞去国防部长一职,贝京的政治生涯也在失望、辞职和众叛亲离中结束。
双方的毫不妥协、对平民的杀戮以及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点的扩张使得1977年燃起的和平希望破灭。1981年,萨达特被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组织暗杀,这是对他飞往耶路撒冷寻求和平的惩罚,也预示着伊斯兰世界一股新势力的崛起。1987年12月,一场自发的巴勒斯坦因提法达(Intifada,意为“起义”)在加沙爆发并蔓延到耶路撒冷。以色列警察在圣殿山的激战中镇压了起义者。耶路撒冷街道上向身着制服的以色列士兵投掷石头的年轻人取代巴解组织凶残的劫机者,成为世人眼中受迫害但英勇反抗的巴勒斯坦人的新形象。
因提法达导致的权力真空很快就由新领导人和新理念填补上了:巴解组织的精英与巴勒斯坦人失去联系,伊斯兰教基本教义派正取代纳赛尔老掉牙的泛阿拉伯主义。1987年,伊斯兰激进分子建立了伊斯兰抵抗运动组织“哈马斯”,该组织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分支,致力于发动圣战,摧毁以色列。
科勒克承认,因提法达也“以一种基本的方式”改变了犹太人的耶路撒冷——它摧毁了城市团结之梦。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不再一起工作,也不再穿过彼此的住宅区。不仅穆斯林和犹太人之间关系紧张,犹太人内部也开始出现矛盾: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不断针对世俗犹太人制造骚乱,后者开始搬出耶路撒冷。基督徒的耶路撒冷的古老世界正快速萎缩,到1995年,这里仅剩下一万四千一百名基督徒。然而,以色列的民族主义者没有稍歇他们使耶路撒冷犹太化的计划。沙龙公然搬进穆斯林区的一间公寓;1991年,宗教极端民族主义者开始在紧挨大卫城原址的阿拉伯西尔万地区定居。看到自己毕生的工作被富有侵略性的救赎主义者击溃的科勒克谴责沙龙和这些定居者,认为他们的“弥赛亚主义从古至今一直在对我们造成极大的伤害”。
因提法达间接促成了奥斯陆和谈。1988年,阿拉法特接受了两国分治方案,并决定放弃摧毁以色列的武装斗争。侯赛因国王放弃了对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的主权要求,阿拉法特则计划在这两个地方建立一个以圣城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1992年,伊扎克·拉宾成为以色列总理,他镇压了因提法达。拉宾为人直率且韧性十足,拥有取得以色列人信赖的一个和平缔造者的必要品质。美国人主持了胎死腹中的马德里和谈,但大部分主要参与者不知道的是,除此之外还有一场和谈,正是这场秘密和谈将会取得重大进展。
这场和谈始于以、巴学术界的非正式和谈。他们曾多次在被视为中立地区的美侨区、伦敦、奥斯陆举行会议。和谈之初,外交部长西蒙·佩雷斯和他的副手约西·贝林(Yossi Beilin)并没有让拉宾得知此事。直到1993年,他们才向拉宾报告了他们与巴勒斯坦人的和谈,拉宾对此表示了支持。9月13日,在克林顿总统的见证下,拉宾和佩雷斯在白宫与阿拉法特签订了协议。约旦河西岸和加沙部分移交给一个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该机构借用侯赛尼的老宅邸“东方之家”作为其耶路撒冷总部,由这座城市最受人尊敬的巴勒斯坦人——那个1948年英雄的儿子费萨尔·侯赛尼管理。拉宾和约旦的侯赛因国王签订了一项和平协议,确认由侯赛因国王担任耶路撒冷伊斯兰圣所的监护人,这个角色至今仍由哈希姆家族成员扮演。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考古学家通过谈判达成了学术领域的和睦,并且热情地开始了他们的首次合作。
耶路撒冷难题被搁置到以后的谈判中,在达成一致前,拉宾加紧了耶路撒冷定居点的建设。贝林和阿拉法特的副手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商谈后提出,在一个统一的市政管理下,将耶路撒冷划分成阿拉伯区和犹太区,并给予老城几乎和中东的梵蒂冈市类似的“特殊地位”,但是双方并未签署任何协议。
《奥斯陆协议》可能留下了太多悬而未决的细节问题,而且双方都对这个协议表示了激烈反对。八十二岁的市长科勒克在选举中被获得民族主义者和极端正统派支持的更加强硬的埃胡德·奥尔默特打败。1995年11月4日,贝林和阿巴斯在耶路撒冷问题上达成一项非正式谅解之后的第四天,拉宾被一名犹太狂热分子暗杀。出生在耶路撒冷的拉宾被运回耶路撒冷,葬在赫茨尔山上。侯赛因国王发表了一篇悼词,美国总统和两位前总统参加了葬礼。时任埃及总统穆巴拉克首次访问了以色列,威尔士王子也自以色列建国以来对耶路撒冷进行了唯一一次正式的王室访问。
和平局面开始破裂。哈马斯的伊斯兰基要主义者发起一场自杀性爆炸袭击运动,滥杀以色列平民:一名阿拉伯自杀性爆炸袭击者在耶路撒冷的一辆公共汽车上杀死了二十五人;一周后,另一个自杀性爆炸袭击者在同一条公交线路上杀死了十八人。以色列选民因为巴勒斯坦人的暴力怪罪总理佩雷斯,他们推选利库德领导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担任总理,口号是“佩雷斯将分裂耶路撒冷”。内塔尼亚胡质疑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反对对耶路撒冷进行任何形式的分裂,并批准设立更多定居点。
1996年9月,内塔尼亚胡开通了一条从西墙出发,经圣殿山通向穆斯林区的隧道。当一些以色列激进分子试图向上挖掘圣殿山时,瓦克夫的伊斯兰当局迅速用水泥封住了洞口。谣传隧道挖掘旨在暗地破坏伊斯兰圣地,这一谣言引发了骚乱,动乱中七十五人被杀、一千五百人受伤,这证明在耶路撒冷考古学是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不光以色列人的考古学被政治化,历史也无法逃脱被政治化的命运。巴解组织禁止巴勒斯坦历史学家承认耶路撒冷曾有个犹太圣殿——这项命令来自阿拉法特本人:他是一个世俗的游击队领导人,但与以色列人的情况一样,就连世俗的民族国家叙事也以宗教叙事为基础。1948年,阿拉法特曾与穆斯林兄弟会(他们的武装力量被称为“吉哈德·穆卡达斯”,意为“耶路撒冷圣战军”)并肩作战,他还相信这座城市对伊斯兰教而言有特殊意义:他称法塔赫的武装派别为“阿克萨烈士旅”。阿拉法特的助手承认耶路撒冷是他的“个人迷恋”。他把自己等同于萨拉丁和哈里发欧麦尔,并否认耶路撒冷与犹太人的任何联系。“犹太人对圣殿山施加的压力越大,”巴勒斯坦历史学家纳兹米·朱贝博士说,“巴勒斯坦人就越否认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
在骚乱后的紧张日子里,在以色列政府计划在所罗门马厩建造犹太会堂的传言甚嚣尘上之时,以色列人允许瓦克夫清理阿克萨清真寺下的古代过道,然后用推土机挖出一个楼梯,并在希律走廊上新建一座宽敞的地下清真寺——麦尔旺清真寺。珍贵的碎片轻易地被他们抛弃了。以色列考古学家对这种加诸世上最脆弱遗址上的粗鲁的挖掘行动感到震惊,考古学成了宗教信仰和政治之战的牺牲品。
以色列人并未对和平失去信心。2000年7月,克林顿在戴维营的总统寓所内让以色列新总理埃胡德·巴拉克和阿拉法特握手言和。巴拉克大胆地提出一项“最终”协定:将约旦河西岸百分之九十一的土地和东耶路撒冷的所有阿拉伯郊区交给巴勒斯坦人,并同意巴勒斯坦在西岸的阿布迪斯建都。老城仍将处于以色列统治之下,但穆斯林区和基督徒区以及圣殿山则将处在巴勒斯坦人的“主权监护”下。圣殿下面的土地和通道——尤其是圣殿的基石——将仍是以色列人的,而且犹太人首次获准在圣殿山的某个区域祈祷,只是人数有一定限制。老城将由巴以双方联合巡逻,但解除军事管制并向所有人开放。巴拉克已经答应让出老城一半的住宅区,阿拉法特又进一步对亚美尼亚区提出了要求。以色列同意了,最终让出了老城的三个区。尽管沙特向阿拉法特施压,希望他接受这一协议,但阿拉法特认为他既不能就巴勒斯坦人回归权的最终解决方案与以方进行谈判,也不能赞成以色列人对属于所有伊斯兰世界的岩石圆顶清真寺拥有主权。
“您想参加我的葬礼吗?”他向克林顿吼道,“我不会放弃耶路撒冷和圣地的!”但是他拒绝签约其实是出于更基本的理由:谈判期间,阿拉法特坚持声称耶路撒冷从来就不是犹太圣殿的遗址,事实上,圣殿只在撒玛利亚的基利心山上存在过,而对犹太人来说,耶路撒冷的神圣性只是一种现代发明。他的这些话让美国人和以色列人感到震惊。在稍后进行的谈判中,即在克林顿总统任期的最后几个星期内进行的谈判中,以色列人决定让出圣殿山的全部主权,仅保留与至圣之所象征性的某种联系,但阿拉法特仍然拒绝了。
2000年9月28日,反对派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龙在以色列警察的严密护卫下,带着明显威胁伊斯兰世界至爱阿克萨清真寺和岩石圆顶清真寺的“和平信息”,趾高气扬地登上圣殿山,从而使巴拉克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化。这次行动引发的骚乱升级为“阿克萨因提法达”。这场起义中既有像以前一样的向犹太人扔石头的攻击行为,又有法塔赫和哈马斯针对以色列平民的有预谋的人体炸弹运动。如果说第一次因提法达帮助了巴勒斯坦人,那么这次起义彻底摧毁了以色列人对和平进程的信任。阿克萨因提法达导致沙龙当选以色列总理,并且致命地分裂了巴勒斯坦人。
沙龙通过打击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包围和羞辱阿拉法特来镇压因提法达。阿拉法特于2004年去世,以色列人不允许他葬在圣殿山上。他的继任者阿巴斯在2006年的选举中输给了哈马斯。短暂的冲突之后,哈马斯占领了加沙,同时阿巴斯的法塔赫继续统治着西岸。沙龙修建了一道横穿耶路撒冷的隔离墙,一个令人沮丧的刺眼的混凝土怪物,然而它确实成功地阻止了自杀性爆炸。
和平的种子不仅遭到了扼杀,而且还被涂上了毒,连推动和平的人也名誉扫地。耶路撒冷至今还活在一种精神分裂症的焦虑状态之中。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不敢冒险进入彼此的街区;而世俗犹太人则要避开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因为这些人会因他们不守安息日或穿戴不敬而向他们扔石头;信奉弥赛亚的犹太信徒试图通过在圣殿山祈祷检验警方的决心,并挑起穆斯林的担忧;而基督徒的各个教派一直吵个不停。耶路撒冷人神色紧张,他们的声音充满愤怒,而且每一个人,甚至那些相信他们正在履行一项神圣计划的三大宗教信徒,都不确定明天将要发生什么。

明天

耶路撒冷比世上其他任何地方更渴望,更希望寻求宽容、分享与慷慨的万能灵药,以解开偏见、排外与强烈的占有欲。这并不容易找到。两千年来,耶路撒冷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巨大、如此华丽,如此势不可挡地犹太化。然而,耶路撒冷也是最受欢迎的巴勒斯坦城市。有时,耶路撒冷十足的犹太性呈现出某种融合的面貌,而与这个城市固有的特质格格不入,因而扭曲了这座城市的过去和现在。
耶路撒冷的历史是一部定居者、殖民者和朝觐者——包括在此地长大并多次签订契约的阿拉伯人、犹太人和许多其他人——的编年史。一千多年的伊斯兰统治中,耶路撒冷反复被伊斯兰定居者、学者、苏菲派和身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印度人、苏丹人、伊朗人、库尔德人、伊拉克人和马格里布人以及基督徒亚美尼亚人、塞尔维亚人、格鲁吉亚人和俄罗斯人的朝觐者殖民开发,这些人与后来出于类似原因定居在这里的塞法尔迪犹太人和俄罗斯犹太人并没有太多不同。正是这种特点,使得阿拉伯的劳伦斯相信,耶路撒冷是一座黎凡特城市而不是一座阿拉伯城市,而且这完全是这座城市与生俱来的特点。
我们经常忘记,耶路撒冷所有近郊都只不过是1860年到1948年间由阿拉伯人、犹太人和欧洲人兴建的定居点。阿拉伯区,比如谢赫贾拉,并不比犹太区古老,它在合法性上也并不优于或逊于犹太区。
穆斯林和犹太人都有无可指责的历史诉求。犹太人在这座城市居住了三千年,他们对这座城市的尊崇也持续了三千年,所以他们和阿拉伯人一样有权在一个耶路撒冷周围生活、定居。然而,有许多次,连最无恶意的犹太建筑的修复都被视为非法。2010年,以色列人圣化了犹太区内经过修缮的胡瓦犹太会堂,该会堂在1948年被约旦人损毁,但是以色列人这一行为却引发了欧洲媒体的批评和东耶路撒冷小规模的骚乱。
留在以色列的阿拉伯居民遭遇的是截然不同的状况。发现自己经常被强制搬迁,还不时遭到威胁和骚扰,他们的财产被可疑的法律裁决没收,原因是要为新的犹太定居点腾出空间,而这些犹太定居点的建设不仅得到国家和市政府的全力支持,还受到那些肩负神圣使命、胸怀迫切决心的人的大力提倡。咄咄逼人的定居点建设旨在霸占阿拉伯区的地盘,进而破坏共享这座城市的任何和平协议,与之相对应的是对阿拉伯区服务设施和住房建设需求的无视。在这两种因素的作用下,连最无辜的犹太项目建设工程都被冠上了恶名。
以色列有两条道路可选择:一是耶路撒冷式的宗教民族主义国家道路;二是自由的、西化的特拉维夫该城市昵称“泡泡(the Bubble)”]模式。而前者潜藏着危险:耶路撒冷城内的民族主义项目和西岸狂热的定居点建设可能会有损以色列自己的利益,以致更多地伤害以色列自身,而不会给犹太的耶路撒冷带来任何好处。不管舆论有何变化,以色列都和其他国家一样,有权追求自身的安全和繁荣,即使耶路撒冷不只是一个国家的首都。以历史的标准来看,一些定居点的设立损害了以色列作为耶路撒冷所有宗教信仰监护人的声誉。2010年,作家埃利·威塞尔在一封致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公开信中写道:“今天,历史上第一次,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全都可以在他们的圣地自由地礼拜。”鉴于以色列的民主体制,这种描述从理论上讲有可能是真实的。
自公元70年以来,犹太人第一次可以在耶路撒冷自由礼拜。在基督教统治时期,犹太人甚至不能靠近这个城市。在伊斯兰统治的几个世纪里,基督徒和犹太人作为受保护者得到宽容,但仍经常遭受压迫。缺乏基督徒所享有的欧洲列强保护的犹太人常常遭遇不公,尽管这种不公从未像欧洲基督教对待犹太人那样严重,那时犹太人可能只是因为靠近伊斯兰或基督教圣地就会被杀死。但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赶着一头毛驴穿过紧挨西墙的过道,不过前提是他们必须拿到许可证。甚至在20世纪,犹太人靠近西墙还要受到英国人的严格限制,而约旦人则完全禁止犹太人来到西墙边。不过,由于以色列人所谓的“情势”,威塞尔关于自由礼拜的描述对非犹太人而言几乎不会成为现实,他们要容忍众多官僚的骚扰,而隔离墙使得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到耶路撒冷的教堂或阿克萨清真寺祈祷变得更加困难。
当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和平相处时,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古老的鸵鸟传统——把头埋在沙子中并假装别人不存在。2008年9月,犹太人的圣日和阿拉伯人的斋月重合,由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一同来到圣殿和西墙进行祈祷,大街小巷中尽是“一神教交通堵塞”,但“称这些为紧张的邂逅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基本上没有任何邂逅”,《纽约时报》的伊桑·布朗纳报道,“没有语言交流,眼神也不交流,就像有着不同名字的平行宇宙,双方都声称每个地方、每个时刻都是自己一方的。直到夜里人群才通过了”。
以过去的经验来看,这种视而不见的做法是常态——特别是当这座城市对于全世界来说如此重要时。今天耶路撒冷是中东的“斗鸡场”,是西方世俗主义对抗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的战场,更不用说它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斗争中的地位了。纽约人、伦敦人和巴黎人感觉他们生活在一个无神论的世俗世界里,在这里有组织的宗教及其信众充其量会遭到温柔的嘲笑,而信奉基要主义千禧年的亚伯拉罕系宗教的信徒们——基督徒、犹太教徒和穆斯林——的数量正在增加。
耶路撒冷的天启和政治角色变得越发突出。美国充满活力的民主是高度自由和世俗的,然而同时,美国也是最后一个、可能最伟大的信奉基督教的大国——而且它的福音派继续在耶路撒冷期待着世界末日,美国政府则把平静的耶路撒冷看作中东和平的钥匙以及他们与阿拉伯盟友关系的战略核心。与此同时,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统治强化了穆斯林对这个城市的敬畏。1979年,在伊朗一年一度的耶路撒冷日上,阿亚图拉·霍梅尼上任,这座城市被更多地呈现为伊斯兰圣地和巴勒斯坦的首都。在德黑兰在核武器的支持下谋取地区霸权,以及它与美国的冷战过程中,耶路撒冷是一件工具,用以团结伊朗什叶派和怀疑伊斯兰共和国野心的逊尼派阿拉伯人。对黎巴嫩境内的什叶派真主党和加沙的逊尼派哈马斯而言,这座城市成为了将反犹太复国主义、反美主义和伊朗领导力量团结在一起的象征。“耶路撒冷的殖民政权,”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说,“应该从历史的页面中消失。”艾哈迈迪-内贾德也是一个千禧年信徒,他相信“特选子民正义完美之人马赫迪”——“隐遁”的第十二个伊玛目——即将临近的回归将解放耶路撒冷,实现《古兰经》所称道的“审判日”。
末世论与政治的交相辉映,把21世纪的耶路撒冷——三大宗教的特选之城——置于所有冲突和愿景的交叉点上。耶路撒冷天启式的角色可能被夸大了,但随着变革横扫阿拉伯世界,这种权力、信仰和时尚的独特结合,全都呈现在二十四小时的电视新闻报道中,为这座世界之城(某种程度上是世界的中心)的脆弱石头增加了更多的压力。
“耶路撒冷是一个火绒箱,随时可能发生爆炸,”“急性子”阿卜杜拉的曾孙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2010年警告道,“我们这里所有道路、所有冲突都通向耶路撒冷。”这就是美国总统需要促使双方在一起的原因,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以色列民主下的鸽派势力正不断衰微,它建立的脆弱政府受过于强大的宗教民族主义政党的影响,与此同时,又缺乏一个对应的巴勒斯坦政治实体,即缺乏一个稳定的、民主的对话者。如果法塔赫的西岸越来越繁荣,最有活力的巴勒斯坦组织将是统治加沙并继续致力于消灭以色列的基要主义组织哈马斯。该组织将自杀式爆炸作为武器并且定期向以色列南部发射火箭,这些行为导致了以色列的入侵。欧洲人和美国人把它看作一个恐怖组织,而到目前为止,双方仍未明确释放出支持基于1967年疆界划定建设一个定居点的破冰信号。
1993年之后的和谈史以及外交辞令与失信的暴力行为之间的背离,暗示双方都不愿作出必要的妥协,以永久共享耶路撒冷。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要在耶路撒冷问题上达成宗教、国家和情感上的和解都无异于痴人说梦。整个20世纪,针对耶路撒冷的四十多个计划都失败了,今天,仅针对圣殿山的共享方案至少还有十三个。
2010年,奥巴马总统迫使联合巴拉克重新掌权的内塔尼亚胡暂时中止耶路撒冷定居点的建设。以美以关系可能陷入冰点相逼,奥巴马总算促使双方再次展开对话,尽管进展缓慢且昙花一现。
以色列经常在外交上表现强硬,且甘冒危及自身安全和信誉的危险来兴建定居点,但是这个问题至少是可以协商的;其他方面的问题则好像都是基本原则问题。在拉宾、巴拉克和奥尔默特当政时期,以色列提出共享包括老城在内的耶路撒冷。截至2010年,在长达二十年的和平对话中,尽管有多次令人不快的谈判,但巴勒斯坦人从未正式同意共享这座城市。
耶路撒冷可能在数十年的时间里继续保持目前的状态,但无论双方何时签订和平协议——假如可能的话——未来都会有两个国家,这是以色列生存所必需的,对巴勒斯坦来说也是公平的。双方都知道巴勒斯坦国的区位以及耶路撒冷势必由双方共享。“耶路撒冷将是两国的首都,阿拉伯郊区将是巴勒斯坦人的,犹太郊区将是以色列的。”《奥斯陆协议》的缔造者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说,他和任何人一样,对这种情况了然于心。按照克林顿的设定,以色列人将在东耶路撒冷建立十二个左右的定居点,而巴勒斯坦人将在以色列的其他地方获得土地赔偿,除此以外,以色列居民将从西岸大部分地区撤出。这看似简单,“但老城是个挑战,”佩雷斯解释说,“我们必须分清主权和宗教,每个人都要控制自己的圣地,但任何人也不可能将老城切成碎片。”
老城将要成为非军事化的梵蒂冈,由一个国际委员会管理,由阿拉伯-以色列联合巡逻队或者一个国际托管组织,甚至一支耶路撒冷版的梵蒂冈瑞士警卫队维持治安。阿拉伯人不可能接受美国,以色列人又不信任联合国和欧盟,所以可能会由北约和俄罗斯来进行这项工作,而俄罗斯正渴望再次在耶路撒冷扮演重要角色。国际化圣殿山是很难的,因为没有一个以色列政治家可以完全放弃对圣殿基石的权利,并且活着讲述这个故事;同时也没有一个伊斯兰当权者可以承认以色列对圣殿山享有完全的主权并在此后幸存下来。此外,综观那些国际化都市或自由城市,从但泽到的里雅斯特,它们的结局都不好。
圣殿山很难分割。圣地、西墙、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是同一结构的不同部分:“没有人可以独占神圣,”佩雷斯补充道,“耶路撒冷更像是一道火焰而不是一座城市,没有人可以分开火焰。”不管耶路撒冷是不是火焰,都必须有人掌握这个城市的主权,所以各种各样的计划相继被提出,比如地上部分归穆斯林,地下的隧道和水池(以及基石)给以色列。布满洞穴、管道和水路的地下昏暗世界中的错综复杂的事物一直令人激动不已,在耶路撒冷尤其如此:谁拥有地下,谁拥有地表,谁拥有天堂?
协议的达成和持续需要其他条件的配合。政治主权可以在一张地图上勾勒,可以在合法的协议中表达,可以靠M-16来加强,但缺乏历史性、神秘感和情感的手段将是无用和无意义的。“三分之二的阿以冲突是心理上的”,萨达特说。和平的真正条件不仅仅是把希律水池划归巴勒斯坦人还是以色列人这样的细节问题,还有双方彼此之间真诚的信任和尊敬。双方都有人否认对方的历史。如果这本书具有任何使命的话,我热切希望它能够鼓励双方承认和尊敬对方的古老遗产:阿拉法特对耶路撒冷犹太历史的否认连他自己的历史学家都认为是荒谬的(私下里他们都乐意接受那段历史),但没人愿意冒险反驳他。到2010年,仍只有哲学家萨里·努赛贝有勇气承认谢里夫圣地就是圣殿山之所在。以色列的定居点建设打击了阿拉伯人的信心,破坏了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的可能。除此以外,巴勒斯坦人对犹太人的古老遗产和现代以色列国犹太性的否认,对于和平的缔结同样具有灾难性。在这之后还有更大的挑战:双方必须承认对方兼具悲剧色彩和英雄主义的现代神圣叙事。这有点强人所难,因为在双方的故事中,在一方担任主角的人到了对方的故事里就变成了恶棍——不过,这也有可能。
这就是耶路撒冷,一个人很容易想象到这种不可想象的事儿:耶路撒冷还能存在五年或四十年吗?极端分子随时可能摧毁圣殿山,毁坏世界的核心,使每个派别的基要主义者相信审判日近在眼前,基督与反基督之间的战争即将开始。
现居内盖夫沙漠的耶路撒冷作家阿莫司·奥兹提出了这样诙谐有趣的解决方案:“我们应该挪走圣地的每一块石头,把它们运到斯堪的纳维亚,放在那里一千年,直到耶路撒冷的每个人都学会和平共处时再把它们运回来。”悲哀的是,这个方案有点不切实际。
耶路撒冷被犹太人独占了一千年,被基督徒独占了大约四百年,被伊斯兰教徒独占了一千三百年,并且三大宗教没有一个是不依靠刀剑、投石器或榴弹炮获得耶路撒冷的。他们的民族史讲述了一个必然走向英勇胜利和突然爆发灾难的毫无悬念的故事,但在讲述这样的历史时,我已经努力展现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总是有很多选择。耶路撒冷人的命运和身份并不明确。希律时代、十字军时代和英国人统治下的耶路撒冷的生活和我们今天的生活一样复杂、微妙。
这里面既有悄无声息的演变,也有戏剧性的革命。有的时候,是炸药、兵器和鲜血改变了耶路撒冷;有的时候,是漫长的世代传承,是传唱的歌曲、讲述的故事、吟诵的诗文、雕刻的塑像,是几个世纪以来模糊的例行其事的日常家庭生活,就像缓步走过回旋的阶梯,而后突然越过邻近的门槛,或是像不断打磨粗糙的石块,直到其平滑光亮为止。
耶路撒冷,在许多方面如此可爱,在其他方面又如此可恨,这里层层覆盖着圣物和残骸,充斥着反常的粗俗和审美的精致,她似乎活得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加紧张;一切都保持着原样,但事事都在变化。每天黎明,三大宗教的三大圣地都会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复苏。

今晨

早上4点30分,西墙和圣地的拉比什穆埃尔·拉宾诺维茨(Shmuel Rabinwilz)醒来后开始他日常的祈祷仪式,诵读《摩西五经》。他穿过犹太区走到永不关闭的西墙,巨大的希律时代的方石在黑暗中散发着光芒。犹太人在那儿整日整夜地祈祷。
这个已过而立之年的拉比,是七代前来到耶路撒冷的俄国犹太移民的后裔,他的家族是来自古尔和仪式派的信徒。什穆埃尔·拉宾诺维茨是七个孩子的父亲,拥有蓝眼睛的他戴着眼镜,留着胡须,身着黑衣,头戴无边圆帽,无论天气冷热、下雨还是下雪,他都这副打扮,穿过犹太区,直到看到大希律的城墙出现在他面前。每次靠近“世界上最大的犹太会堂”时,他都会“心潮澎湃”,因为无法用尘世的方式描述个人与这些石头的联系,那是心灵上的。
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高耸于希律巨石之上,位于犹太人口中的圣殿山上,但是“我们都有足够的空间”,这个坚决抵制任何冒犯圣殿山之行为的拉比说,“总有一天上帝可能重建圣殿——但不用人类干涉。这仅仅是上帝的事情”。
作为拉比,什穆埃尔·拉宾诺维茨负责保持西墙的清洁。石头间的裂缝里塞满了朝觐者写的字条。这些字条一年清理两次——分别在逾越节和新年前,因为这些纸条被认为是神圣的,所以他把它们埋在橄榄山上。
当他到达西墙时,太阳正冉冉升起,已经有大约七百名犹太人在那里祈祷,但他总能找到同一个祈祷群体站在西墙边的同一地点:“仪式非常重要,它使人们能够全神贯注于祈祷词。”但是他并没有问候这个祈祷群体,他可能点了点头但一言不发——“第一句话是给上帝的”——与此同时,他将祈祷经匣缠缚到手臂上。他背诵着早祷文“沙哈里特(shacharit)”,这段祷文以“愿上帝赐给这个国家和平”结束。直到那时他才得体地问候了他的朋友。西墙下的一天开始了。
凌晨4点前不久,正当拉宾诺维茨出现在犹太区时,一块鹅卵石掠过谢赫贾拉瓦吉赫·努赛贝(Wajeeh al-Nusseibeh)家的窗户。他打开门,八十岁的阿迪德·朱达(Aded al-Nusseibeh)交给他一把沉甸甸的中世纪的12英寸(约30.5厘米)长的钥匙。现年六十岁的努赛贝是耶路撒冷其中一个最大家族的后代,已经穿上西装、打好领带的他快步出发,穿过大马士革门,直奔圣墓大教堂。
努赛贝担任圣墓大教堂的守护人已有二十五年以上,4点他准时到达圣墓大教堂,并敲响梅利桑德的罗马式建筑的巍峨大门。前一天晚上8点,他从教堂里面锁上门,希腊人、拉丁人和亚美尼亚人的教堂司事们已经协商好在那个特别的日子里由谁去打开各扇门。三个主要教派的教士们已经在愉快的友谊和仪式性的祈祷中度过整晚。凌晨2点,占统治地位的东正教——凡事都优先——开始进行弥撒,由八个传教士围着圣墓用希腊语祝颂,之后他们把场地交给亚美尼亚人;大门打开时,亚美尼亚人用亚美尼亚语进行的巴达拉克(badarak)仪式才刚刚开始;大约上午6点,终于轮到天主教。期间,所有的教派一直唱着他们晨祷仪式的颂歌。只有一个科普特人被允许待到夜晚,他只用古科普特埃及语祈祷。
随着大门打开,埃塞俄比亚人开始在他们的平顶修道院和圣米歇尔礼拜堂用阿姆哈拉语祝圣,礼拜堂的入口就在正门的右边。他们的仪式如此之长,以至于他们必须要靠在教堂里给疲倦的朝觐者准备的牧羊人手杖上。夜晚,这座教堂里回荡着一种充满许多语言和圣歌的悦耳、低沉的声音,就像一个有许多种鸟类合唱的石林。这就是耶路撒冷,努赛贝从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我知道有成千上万人在等待我打开大门,而我担心如果有一天门锁打不开或出现差错该怎么办。十五岁时,我第一次打开它,当时只觉得好奇,但是现在我才意识到这是个严肃的问题。”无论战争还是和平,他都必须打开这扇门。他说他的父亲为安全起见,常常睡在教堂的走廊里。
然而努赛贝知道,一年可能有几次教士间的争吵。即使在21世纪,这些教士们只是偶尔表现出礼貌的样子,借以打发漫长守夜的无聊,实际上,他们仍然被历史累积的憎恨左右着,随时都有可能爆发。控制着教堂大部分区域且人数最多的希腊人不时与天主教徒和亚美尼亚人争斗,并且总能获得胜利。科普特人和埃塞俄比亚人,尽管都赞同基督一性论,但还是特别怨恨对方:六日战争之后,为惩罚纳赛尔的埃及和支持海尔·塞拉西的埃塞俄比亚,很少进行干涉的以色列人将科普特人的圣米歇尔教堂交给了埃塞俄比亚人。在和平谈判中,对科普特人的支持通常是埃及人的主要要求之一。尽管圣米歇尔教堂仍被埃塞俄比亚人占有,以色列最高法院还是将它判给了科普特人—— 十足的耶路撒冷情势。2002年7月,当一个科普特教士在埃塞俄比亚人破旧的平顶城堡附近晒太阳时,他遭到埃塞俄比亚人铁棍的殴打,埃塞俄比亚人以此惩罚科普特人以卑鄙的方式对待他们的非洲兄弟。科普特人赶去援助他们的教士,四名科普特人和七名埃塞俄比亚人(在此次冲突中似乎一败涂地)因此住院。
2004年9月,真十字架节上,希腊主教伊列内奥(Ireneos)要求方济各会修士关闭圣母显灵教堂的大门。遭到拒绝后,他带领保镖和教士们抗击了拉丁人。以色列警察出面干涉但遭到教士们的攻击,他们作为仇敌,常常就像巴勒斯坦的投石者一样坚韧不屈。2005年的圣火游行上,当亚美尼亚人的修道院长取代希腊人手持圣火出现时,双方大打出手。好斗的主教伊列内奥最终因为向以色列定居者出售雅法门的帝国饭店被解职。努赛贝疲倦地耸耸肩:“嗯,像兄弟一样,他们有他们的烦恼,而我帮助他们解决。我们是中立的,就像联合国,维持这片圣地的和平。”每一个基督教节日上,努赛贝和朱达都扮演着复杂的角色。在热情和拥挤的圣火游行中,努赛贝就是官方的见证者。
此时,教堂司事在右手边的门上打开一个小口子递出一个梯子。努赛贝将梯子放在左手边的门上。在爬上梯子打开最高处的门锁之前,他先用巨大的钥匙打开了右边门的低锁。他爬下来后,教士们先旋开巨大的右门,再打开左门。进入教堂,努赛贝向教士们问候:“祝平安!”
“祝平安!”他们乐观地回答。自1192年萨拉丁任命朱达家族为“钥匙保管人”、任命努赛贝家族为“圣墓大教堂守护人和守门人”(瓦吉赫的名片上如此说明)以来,努赛贝家族和朱达家族一直负责开启圣墓大教堂的各扇大门。努赛贝家族还被任命为岩石圆顶清真寺中穆罕默德夜行登宵的那块石头的世袭清洁者。努赛贝们声称,萨拉丁仅仅是恢复了公元638年哈里发欧麦尔授予他们的职位。在19世纪30年代阿尔巴尼亚人征服之前,他们极为富有,但是现在,他们只能依靠做导游来勉强糊口。
然而,这两个家族始终处于彼此警惕、互相竞争的关系中。“努赛贝家族和我们毫无关系,”已保管钥匙二十二年的八十多岁的朱达说,“他们只不过就是守门人!”努赛贝则坚持“不允许朱达家族的人触摸门或锁”,这表明穆斯林之间的争斗就像基督徒的争斗一样。瓦吉赫做私人教练的儿子欧拜德(Obadah),是他的继承人。
努赛贝和朱达每天都要花些时间坐在走廊里,因为八个世纪以来,他们的祖辈们一直这样做,但是他们从不同时出现在那儿。“我了解这儿的每一块石头,它就像我家一样。”努赛贝若有所思地说。他敬畏这座教堂:“我们穆斯林相信穆罕默德、耶稣和摩西都是先知,圣母玛利亚也非常神圣,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如果他想去祈祷,他可以从侧门出去,到附近为威慑基督徒而建的清真寺,或者走上五分钟去阿克萨清真寺。
就在西墙的那位拉比醒来、守护人努赛贝听到有人用鹅卵石敲击窗户宣布移交圣墓大教堂钥匙的同时,四十二岁的阿德巴·安萨里(Adeb al-Ansari),一个有五个孩子的父亲,身着黑色皮夹克走出他位于穆斯林区的马木鲁克之家——这栋房屋归他的家族所有——沿着街道走了五分钟,来到东北角的哈旺梅门(Bab al-Ghawanmeh)。他通过身穿蓝色制服的以色列警察的检查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警察常常由德鲁兹或者加利利阿拉伯人出任,他们的职责是阻止犹太人进入谢里夫圣地。
现在,电灯光已经照亮神圣的休憩广场,过去安萨里的父亲常常要花两个小时点亮所有的灯笼。安萨里问候过圣地的保安,开始打开岩石圆顶清真寺的四扇主门和阿克萨清真寺的十扇大门。这花费了他一个小时。
安萨里家族可以一直追溯到和穆罕默德一起迁到麦地那的安萨里人,他们声称哈里发欧麦尔任命他们为圣地监护人,但他们这个职位实际上是由萨拉丁确认的(这个家族的害群之马就是圣地的领袖,他接受了蒙蒂·帕克的贿赂)。
清真寺在晨祷前一小时开放。并不是每个黎明安萨里都会亲自打开大门——他现在有一个团队——但在他继任世袭的监护人之前,他每天早上都会履行这项职责,而且会充满自豪地说:“它首先是一份活计,然后是一个家族职业,也是一份重大的责任;但最重要的是,它是高贵而神圣的工作,只不过收入不高。我同时还在橄榄山的一家宾馆做前台。”
圣地的世袭职位逐渐消失。另一个大家族谢哈比家族(Shiha-bis)——黎巴嫩王室后裔——聚居在靠近小西墙的祖宅里,他们过去曾经是“先知胡子”的守护人。如今,胡子和守护人的职位都已不复存在,但这个地方的吸引力却是巨大的:谢哈比家族目前仍在圣地工作。
在拉比走向西墙、努赛贝轻拍圣墓大教堂的门、安萨里打开圣地之门的同一时刻,纳吉·卡扎兹(Naji Qazaz)正离开他们家族在巴布·哈迪德街上的拥有二百二十五年历史的老宅。他沿着古老的马木鲁克时代的街道走了几步,然后拾阶而上,穿过铁门走向圣地。他直接去往阿克萨清真寺,进入一个配备了麦克风和几瓶矿泉水的小房间。1960年之前,卡扎兹家族一直都在宣礼塔上准备宣礼仪式,但此时他们则像备战的运动员一样在这个房间里为仪式作准备。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卡扎兹坐下,舒展筋骨,就像一个神圣的运动员,然后反复呼吸、漱口。确认麦克风已打开,墙上的挂钟也显示时间无误后,他面朝克尔白,用响彻整个老城的吟唱声宣布礼拜开始。
自马木鲁克苏丹盖贝伊统治以来,五百年间卡扎兹人一直是阿克萨清真寺的宣礼吏。如今,当了三十年宣礼吏的纳吉和他的儿子菲拉兹(Firaz)及两个堂兄弟一起担当着这份职责。
此时,正是耶路撒冷黎明到来前的一个小时。岩石圆顶清真寺打开了大门,穆斯林正在祈祷;西墙一直是开放的,犹太人正在祈祷;圣墓大教堂打开了,基督徒正在用多种语言祈祷。太阳照耀着耶路撒冷,其光芒使得西墙上光亮的希律石几乎洁白无瑕(就像两千年前约瑟夫斯描述的那样)。接着,阳光照到辉煌的岩石圆顶清真寺上,岩石圆顶清真寺熠熠生辉。天与地、神与人相遇的那个神圣的广场,依然是人类制图学难以描绘的地方,唯有太阳的光芒能遍照整座广场。最后,所有的光线将照耀在耶路撒冷最优美最神秘的建筑物上——沐浴在日光之中,散发出夺目的光彩,它也因此博得“金色”的美名。但是金门仍将紧锁,直到末日来临。

文摘
序幕
犹太历阿布月8日,即公元70年7月下旬,罗马皇帝韦斯巴芗的儿子、率领大军围攻耶路撒冷达四个月之久的罗马将领提图斯,命令全军做好在黎明时分进攻犹太圣殿的准备。第二天,恰好是五百多年前巴比伦人摧毁耶路撒冷的日子。当时,提图斯统率四个军团,总共六万名罗马士兵和当地的辅助部队,决意要给这座持续抵抗且已伤痕累累的城市最后一击。在耶路撒冷城内,忍饥挨饿、苟延残喘的犹太人可能有五十万:其中一些人是宗教狂热分子,一些人是四处劫掠的强盗,但大部分是无法逃脱困境的无辜百姓。犹地亚之外住着许多犹太人——在地中海和近东地区都能发现他们的踪影。这场近乎绝望的最后抗争不仅决定了这座城市及其居民的命运,还关系到犹太教和少数犹太人信仰的基督教的未来——甚至还关乎六个世纪之后伊斯兰教的形成。
面对圣殿的高墙,罗马人修建了一条条坡道,但他们的进攻并没有获得成功。那天早些时候,提图斯告诉他的将军们,他曾试图保存这座“异族圣殿”,但这一努力让他折损了太多的士兵,于是他命令将圣殿的大门付之一炬。大门上的银饰品熔化后,火势蔓延到木制的门廊和窗户,然后烧到圣殿过道上的木质配件。提图斯命令将火熄灭,他说罗马人“应该报复的是人,而不是无生命的物件”。夜晚时分,他回到位于安东尼亚塔断壁残垣中的司令部,这里可以俯瞰金碧辉煌的犹太圣殿。
城墙周围的景象是如此阴森恐怖,以至于把它比作人间地狱都不为过。成千上万的尸体在太阳底下腐烂,散发的臭气让人无法忍受,成群的豺狼野狗则在饱食人肉。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提图斯下令将所有的囚犯和叛徒钉死在十字架上。每天有五百名犹太人受刑。橄榄山和耶路撒冷周围陡峭的小山丘上塞满了十字架,以至于没有地方可以再多立一个,也没有树木可用以再造一个。提图斯的士兵们喜欢让受害者手脚伸展、姿势荒诞地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以此为乐。许多居民急于逃离耶路撒冷,在离开时他们会以吞下钱币的方法来保护自己的钱财,希望在脱离罗马人掌控后能收回这些钱财,结果是“他们的身体因饥饿肿胀起来,就像患上了浮肿病一样”,而如果这个时候吞下东西的话,就会“爆体而亡”。一旦他们的肚子裂开,士兵们就会发现他们的肠子里藏着散发恶臭的财宝,所以士兵们开始在囚犯活着的时候取出他们的内脏,把它们切开,看里面是否有东西。而这些举动使提图斯感到震惊,他试图禁止这些开肠剖肚的掠夺行为,结果却徒劳无功。提图斯的叙利亚辅助部队虽是犹太人的邻居,但无恶不作,他们痛恨犹太人,也为犹太人所痛恨,他们喜欢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游戏。罗马人和城内反叛者的残酷行径可以与20世纪某些最令人发指的暴行相提并论。
战争开始后,罗马总督的贪婪无能使罗马的犹太盟友犹地亚的贵族们与有群众基础的宗教叛军结盟。叛乱者中有信教的犹太人,也有投机钻营的土匪,两者都想利用皇帝尼禄的倒台和他自杀后的混乱局面,将罗马人驱逐出去,建立以圣殿为中心的独立的犹太国家。但犹太革命很快被血腥清洗和帮派斗争所吞噬。
尼禄之后,先后有三个罗马皇帝在混乱中上台,他们执政的时间都比较短。到韦斯巴芗成为皇帝,派提图斯拿下耶路撒冷时,这座城市掌握在三个互相征战的犹太军阀手里。犹太军阀一开始在圣殿的大院里激战,让这里血流成河,然后开始洗劫这个城市。他们的战士闯进富裕的街区,打家劫舍、杀死男人、伤害妇女——对他们来说这是消遣娱乐。权力的滋味、猎杀的刺激使他们精神错乱,可能是被劫掠来的葡萄酒灌醉了,他们“沉浸在女性化的放荡行为之中,妆点自己的头发、穿上女人的衣服、抹上油膏、在脸上涂脂抹粉”。这些粗俗的杀人犯,穿着“染色精致的斗篷”昂首阔步,凡挡道者皆被他们杀死。他们通过自己颇具创意的恶行“创造了非法行乐”。耶路撒冷沦为污秽之地,成了“妓院”与严刑拷打的刑场——但它仍然是圣地。
不管怎样,圣殿继续发挥着自己的职能。就在罗马人围城前的4月,朝圣者已经陆续到来庆祝逾越节。耶路撒冷通常只有几万人,但如今朝圣者和战争产生的难民被罗马人围困,致使这座城市的人口有数十万之多。城里的叛军首领直到提图斯围城时才停止内斗,将他们的两万一千名战士集结起来,共同抗击罗马人。
提图斯第一次从斯科普斯山(Mount Scopus)上眺望这座城市,此城以希腊语skopeo命名,意思是“观看”,用普林尼的话说,它是“从古至今东方最著名的城市”,是一座围绕着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圣殿而建的富裕、繁荣的大都市,城市本身就是一件精致的、规模巨大的艺术品。耶路撒冷已经存在几千年了,但是这座城墙众多、高塔林立、横跨两座大山、夹在贫瘠的犹地亚峭壁中间的城市,从未像它在公元1世纪那样人口众多且令人敬畏。事实上,耶路撒冷直到20世纪才再次恢复昔日的显著地位。这要归功于杰出而疯狂的犹地亚国王大希律,他的宫殿和堡垒的修建规模是如此巨大,它们的装饰是如此奢华,以至于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说它们“超出了我的描述能力”。
圣殿本身使其他所有地方的神圣荣耀都黯然失色。当旭日初升时,闪闪发光的宫殿和镀金的大门反射出炽烈的光辉,使那些强迫自己注视它的人被迫移开视线。当陌生人——如提图斯和他的军团士兵——第一次看到圣殿时,它“就像一座白雪覆盖的山峦”。虔诚的犹太人知道,在这座城中之城的宫殿中心,在摩利亚山山顶,有一个极为神圣的小房间,房间里几乎没有任何东西,此处就是犹太人最神圣的地方:“至圣之所”,上帝的住所。
希律王的圣殿是一个神龛,它也是这座城墙环绕的城市中的一座几乎坚不可摧的堡垒。受四帝统治之年罗马实力减弱的鼓舞,加之还有耶路撒冷险峻的地势、强大的防御工事以及迷宫似的圣殿作为辅助,犹太人迎战提图斯时信心十足。毕竟,他们已经与罗马对抗了将近五年。但提图斯拥有权力、野心、资源,还有完成这项任务所必需的天赋。他开始凭借一贯的效率和强大的武力削弱耶路撒冷。在圣殿西墙旁边的地道里发现的弩炮,可能是提图斯发射的,这验证了罗马轰炸火力之猛烈。犹太人不顾生死地守卫着每一寸土地,而提图斯拥有完备的攻城器械、投石器和罗马工程学的创造发明,他仅用十五天时间便攻下了第一道城墙,然后,率领一千名军团士兵进入耶路撒冷迷宫般的集市,并进攻第二道城墙,但犹太人突围出去并重夺此地。城墙不得不再次经受袭击。接下来,提图斯试图凭借检阅军队——胸甲、头盔、利剑、飘扬的旗帜、闪光的鹰旗、“盛装打扮的战马”,达到威慑耶路撒冷的目的。成千上万的耶路撒冷居民聚集在城垛上观看这场阅兵,他们羡慕罗马人美丽的盔甲和有序的队伍,但犹太人仍不屈服,或许是因为不敢违抗领袖的命令:绝不投降。
最后,提图斯决定修建一座城墙,将耶路撒冷围得水泄不通。6月下旬,罗马人对圣殿上面庞大笨重的安东尼亚要塞发起进攻,然后将它夷为平地,只留下一座塔作提图斯的指挥部。
时至仲夏,泡状和锯齿状的山上冒出成片的十字架,上面挂着沾满蝇蛆的尸体,耶路撒冷城内则被末日临近的恐惧感、奋战到底的狂热情绪、古怪的施虐心理和灼人的饥饿折磨。手持武器的匪徒到处流窜,寻找食物;孩子们夺走父亲手里的少许食物;母亲们偷走自己婴儿的小片珍馐。房门紧锁意味着里面藏有食物,战士们破门而入,用木棍直捣受害者的直肠,迫使他们说出谷物的藏匿处。如果什么都没找到,他们就像“受骗”了一样,变得更加“野蛮凶残”。即使作战人员自己还有食物,他们也会出于习惯去屠杀和折磨人,“以随时保持疯狂的状态”。耶路撒冷因猎巫行动而四分五裂,人们互相指责对方是叛徒和囤积者。约瑟夫斯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他后来反思说:“自创世以来,没有哪座城市曾容许发生这样的不幸,没有哪个时代曾养育出比这更邪恶的一代人。”
年轻人在街上游荡,他们“就像影子一样,全都因营养不良而浮肿,一旦不幸降临,便会立刻倒地身亡”。有些人在埋葬亲人时去世,其他人在一息尚存时被草率地活埋,饥荒吞噬着整户人家。耶路撒冷人眼睁睁看着自己心爱的人死去,“眼睛里却流不出泪水,嘴巴也喊不出声音”。深重的沉默和死寂的夜晚笼罩着这座城市——而那些逝去之人在临死的时候“双眼还紧紧地盯着圣殿”。街上堆满了尸体,很快,人们便不再顾及犹太律法,不再在这个庞大的藏尸所埋葬死者。耶稣在预言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时可能预见到了这一点,他说“让死者埋葬他们的死者”。有时,反叛者会把尸体扔到城外,而罗马人则任由这些尸体成堆腐烂。造反者仍在抗争。
提图斯不是胆怯的罗马士兵,在人生的第一次战斗中,他就用十字弓杀死了十二名犹太人。那时他感到非常恐惧,非常吃惊:他只能向上帝低吟这一切并非他造成的。作为“人类的宠儿和开心果”,提图斯以慷慨大方著称。当他抽不出时间给战友送礼物时,他会说“亲爱的朋友,我这一天白过了”。他身体强健,性格率直,脸庞圆润,嘴唇丰满,下巴还有沟痕。事实证明,提图斯是一位极具天赋的指挥官,同时也是新皇帝韦斯巴芗备受宠爱的儿子:他们未经认证的王朝的前景要仰仗提图斯镇压犹太叛军的胜利。
提图斯的随从里有许多犹太叛徒,其中包括三个耶路撒冷人:一个历史学家,一个国王,似乎还有一个和皇帝上过床的双料王后。那位历史学家是提图斯的顾问约瑟夫斯,约瑟夫斯是犹太叛军的一名指挥官,已经投靠罗马人,他是记录这段历史的唯一资料来源。那位国王是希律·亚基帕二世,一个正宗的罗马犹太人,他在皇帝克劳狄的宫中长大。希律·亚基帕二世曾是犹太圣殿的监管人,这个圣殿由他的曾祖父大希律建造,他经常在耶路撒冷的王宫居住,尽管他统治着横跨今以色列北部、叙利亚和黎巴嫩等不同地区的领土。
国王的身边几乎总有他的姐姐贝勒妮斯相伴。贝勒妮斯是一个犹太国王之女,通过联姻两次为后,最近又成了提图斯的情妇。她的罗马敌人后来斥责她是“犹太人中的克里奥帕特拉”。当时她已年近四十,但约瑟夫斯却说,“此时正值她风姿最佳,容貌最美的时候”。叛乱开始时,她和她的弟弟住在一起(他们的敌人说他们两个有乱伦关系),二人最后一次诉诸理智,试图镇住叛乱者。现在,这三个犹太人无助地看着这座著名的城市经受死亡前的痛苦——贝勒妮斯是在毁灭者的床上观看这一幕的。
囚犯和逃兵带来耶路撒冷城内的消息,这消息特别令约瑟夫斯感到沮丧,因为他的父母都被困在城里。就连作战人员也开始断粮,于是他们打起了尸体的主意,在死人身上搜寻黄金、食物碎屑,甚至种子。这些人“像疯狗一样走路跌跌撞撞、摇摇晃晃”。他们开始吃牛粪、皮革、腰带、鞋子和硬邦邦的干草。一个名叫玛利亚的有钱女人,在丢了所有的钱和食物之后变得疯狂无比,以至于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并将其做成烤肉,她吃了一半,准备将剩下的一半留着以后吃。食物的香味在整座城市弥散。造反者顺着香味找到这里,闯进她家,但是就连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在看到孩子被吃了一半的尸体时,也禁不住“颤抖着跑了出去”。
犹太人的钱币上这样描述耶路撒冷的状况:疑神疑鬼和偏执统治着圣城耶路撒冷。胡言乱语的骗子和说教的大师时常出现在大街上,向人们许诺拯救和解脱。约瑟夫斯观察说:“耶路撒冷就像一头发疯的野兽,因为缺乏食物,现在开始吃自己的肉。”
阿布月8号那天晚上,当提图斯躺下休息时,他的军队正遵照他的命令扑灭由银器熔化引发的大火,但是叛乱者却袭击了正在灭火的罗马军团。罗马人成功反击,把犹太人逼进犹太圣殿里。一个被“神圣愤怒”控制住的军团士兵抓住一些正在燃烧的材料,在另一个士兵的托举下点着“一扇镀金窗户”的窗帘和边框,这些东西与圣殿周围的房间相连。到第二天早上,大火蔓延到神圣的中心。犹太人眼看火舌就要吞噬至圣之所,他们“大声呼喊,跑去救火”,但为时已晚。他们只能把自己困在内殿中,默默地看着大火将至圣之所吞没。
就在不远处的安东尼亚要塞的废墟里,睡梦中的提图斯被惊醒,他跳起来,“直奔至圣之所救火”。他的随从,包括约瑟夫斯,可能还有国王亚基帕和贝勒妮斯尾随而来,而他们身后跟着成千上万的罗马士兵——所有人都“震惊不已”。这是一场疯狂的战斗。约瑟夫斯称提图斯再次下令熄灭大火,但这位罗马人的合作伙伴完全有理由为他的庇护人开脱。然而,每个人都在呼喊,大火正在迅速蔓延,罗马士兵知道,根据战争法则,这座如此顽强抵抗过的城市最终的命运只能是被洗劫。
他们假装没有听到提图斯的命令,甚至呼喊同伴把更多的火把扔进去。罗马士兵太冲动了,以至于许多人在嗜血的杀戮狂潮和对黄金的争夺中被踩死或烧死。而罗马人劫掠的黄金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东方的金价很快下跌。虽然不能救火,但对最后胜利的前景深感宽慰的提图斯穿过燃烧的圣殿,直到至圣之所。那个地方即使大祭司一年也只能进去一次。自公元前63年罗马军人政客庞培进去以后,再也没有外族人玷污过它的圣洁纯净。但是提图斯朝里面看去,“发现里面的东西远比想象的高级”,约瑟夫斯写道,事实上,“不比我们自己吹嘘的差”。于是,他命令百夫长鞭打纵火的士兵,但是“他们已经抢红了眼”。当大火将至圣之所包围时,提图斯被他的助手拉到安全处,“而此时再也没有人能阻止他们放火了”。
战斗在耀眼的火焰中打响。饿得头晕目眩的耶路撒冷人迷茫、哀伤地穿过燃烧的大门。成千上万的平民和造反者聚集在圣坛的台阶上,等着战斗到最后或者只是无望地死去。所有人都被兴奋的罗马人割喉,仿佛这是一场大规模人祭,直到“祭坛周围堆满尸体”,鲜血顺着台阶流下去。共有一万名犹太人在燃烧的圣殿中死去。
巨石和木梁因爆裂发出雷鸣般的响声,约瑟夫斯注视着圣殿的毁灭:

“烈焰滔天,夹杂着倒地的受害者的呻吟声,山丘之高加上燃烧范围之广使人们误认为整个城市都陷入了火海。接着是喧闹声,想象不出比这更震耳欲聋、更令人恐惧的声音了。有罗马军团呐喊着向前冲的战斗口号,有被大火和刀剑包围的反叛者的咆哮声,有惊慌失措只想奔逃却再次落入敌手的人们在面对死亡时的惊呼尖叫声,这些声音与城市中其他人的哀悼恸哭混在一起。外约旦和周围的山峦弹射着回声,从而使喧嚣更甚。你或许会想圣殿山已经从它的根基处开始沸腾了,因为到处都是火焰一团。”

耶路撒冷的两座大山之一摩利亚山,曾经是大卫王存放约柜,以及他的儿子所罗门建造第一圣殿的地方,此刻这里是火海一片,热浪冲天,里面的地面被尸体覆盖,而罗马士兵正踩着犹太人的尸体走向胜利。祭司们展开了反击,一些人自愿葬身火海。现在,狂暴的罗马人看到内殿被毁后,开始抢夺金子和器具,并在他们放火烧了其他建筑物之前移出他们掠夺的赃物。
随着圣殿内院被毁,黎明来临,活着的叛军冲破罗马人的防线,进入迷宫似的外院,一些人逃进城内。罗马人出动骑兵进行反击,他们清理了叛乱者,然后烧毁圣殿的藏宝间,这里装满了金银财宝,这些财富出自从亚历山大里亚到巴比伦的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给圣殿交纳的税款。他们发现六千名妇女、儿童挤在那里期待末日来临——之前有个假先知宣称他们可以在圣殿里等到“救赎的奇迹信号”。罗马军队要做的只是将过道点着,并将这些人全部活活烧死。
罗马人把他们的鹰带到圣山上,向他们的神献祭,并推举提图斯为他们的皇帝——最高统帅。此时,祭司们仍躲在至圣之所附近。有两个祭司跳进火里,一个祭司成功救出圣殿珍宝——大祭司的长袍、两只黄金烛台以及圣所每天焚烧的成堆的香料和肉桂。当剩下的祭司投降时,提图斯将他们处死,理由是“祭司应该和他们的圣殿共存亡”。

耶路撒冷曾经是——现在仍然是—— 一座满是地道的城市。现在,造反者消失到地下,但仍控制着希律城堡和西边的上城。提图斯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征服耶路撒冷剩余地区。当耶路撒冷陷落时,罗马人和他们的叙利亚、希腊辅助部队“冲向大街小巷,手握长剑;他们见人就杀,还烧毁房屋,在房子里避难的人也全部被烧死。夜晚的时候,杀戮停止,大火成为街道的主宰”。
提图斯和两个犹太军阀隔桥谈判,这座桥架在圣殿和城市之间的溪谷上面。提图斯提出,如果犹太人投降的话就饶他们不死,但他们仍然拒绝投降。于是,提图斯下令洗劫并烧毁下城,事实上,城里的每间屋子都堆满了尸体。当耶路撒冷军阀撤到希律王宫和希律城堡时,提图斯修建土墙对其进行破坏。8月中旬,犹太历以禄月7号,罗马人开始袭击犹太人的防御工事。造反者在地道里坚持战斗,直到他们的一个领导人吉沙拉的约翰(John Gishala)向罗马人投降(他保住了性命,尽管等待他的是终身监禁)。另一个首领西蒙·本·乔拉(Simon ben Giora),身着白色长袍从圣殿底下的地道中走出来,在罗马庆祝胜利时,他在提图斯的凯旋中担任主角。
在蓄意屠杀和之后的有序破坏下,一个世界消失了,只留下一些瞬间凝结在时间里。罗马人杀死了老弱病残;在被火烧毁的房子的门阶上发现的一块女人手骨,向人们展示了当时的惊慌和恐怖;犹太区的宅邸灰烬述说了这个人间地狱的境况。在通往圣殿的巨大楼梯下面有一条街道,在街道旁边的一家商店里发现了两百枚铜币,这或许是在城市陷落前的最后几个小时里居民秘密藏起来的。很快,就连罗马人都厌倦了杀戮,他们将耶路撒冷人赶到在圣殿的女院搭建起来的集中营中进行筛选:起义者被杀死;身强力壮的人被送到埃及的煤矿做工;年轻英俊的人则被卖作奴隶,或者被挑走送到竞技场上与狮子搏斗,抑或在凯旋仪式中作为展览品供人观看。
约瑟夫斯在圣殿的庭院中搜寻可怜的囚犯,他在里面找到他的兄弟和五十个朋友,提图斯允许他把他们带走。他的父母可能已经死了。他注意到,他的三个朋友被钉在十字架上。“我心如刀割,将这一情况告诉提图斯”,提图斯下令将这些人从十字架上取下来,并找医生医治,结果只有一个人活了下来。
提图斯决定像尼布甲尼撒一样将耶路撒冷摧毁,约瑟夫斯将这一决定归咎到造反者身上:“叛乱摧毁了这座城市,罗马人消灭了叛乱。”圣殿是大希律最令人敬畏的丰碑,拆毁它将是对工程学的一个挑战。皇家柱廊的巨大方石倒塌后压在新建的人行道上,将近两千年后,人们在巨大的岩石堆里发现了它们的存在,它们的形状和倒塌时一样,只是被一个又一个世纪的瓦砾碎片所掩埋。碎石残骸被倒进紧挨圣殿山的山谷里,这个位于圣殿山和上城之间的山谷逐渐被碎石填满,现在几乎看不出来。但是圣殿山的承重墙,包括今天的西墙却被保留了下来。从希律的圣殿和希律的耶路撒冷城中掉落的石头,遍布耶路撒冷,并被耶路撒冷的征服者和建筑者——从罗马人到阿拉伯人,从十字军到奥斯曼人,在之后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使用。
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人死在耶路撒冷,而古代的历史学家在数字问题上总是粗心大意。塔西佗说,这个被围困的城市有六十万人,而约瑟夫斯则声称有超过一百万人。不管真实数字是多少,它都是非常庞大的,而所有这些人要么被饿死,要么被杀或者被卖作奴隶。
接下来,提图斯开始了他恐怖的凯旋之旅。他的情妇贝勒妮斯和她的国王弟弟在他们的首府凯撒利亚腓立比,即今天的戈兰高地招待他。在那里,他观看成千上万的犹太囚犯互相打斗或者与野兽搏斗,直到死亡。几天后,他看到另外两千五百人在凯撒利亚海滨的角斗场被杀,在提图斯返回罗马庆祝他的胜利之前,更多的人在贝鲁特以玩乐的方式被杀。
罗马军团“将城市剩余部分彻底摧毁,还推倒了它的城墙”。提图斯只留下希律城堡的几座塔作为“他好运的丰碑”。第十军团把指挥部设在希律的高塔里。“这就是耶路撒冷的结局,”约瑟夫斯写道,“它原是人类世界最壮丽、最具盛名的城市。”

五个世纪之前,耶路撒冷被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完全摧毁,在那次破坏后五十年间,圣殿被重建,犹太人也返回了耶路撒冷。但是公元70年的这次毁坏过后,圣殿再没有被重建——尽管中间有几段短暂的插曲,在将近两千年的时间里,犹太人不会再统治耶路撒冷。但这场灾难的灰烬里不仅孕育着近代犹太教的种子,还有耶路撒冷对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神圣性。
根据后来拉比犹太教的传说,在围城早期,一位受人尊敬的拉比约翰南·本·扎凯(Yohanan ben Zakkai)让门徒把他放进棺材里抬出这个注定要毁灭的城市,借此暗喻新犹太教的建立不再以圣殿的献祭仪式为基础。
仍旧居住在犹地亚和加利利乡间的犹太人,以及生活在罗马和波斯帝国大的社团中的犹太人,都在哀悼耶路撒冷的陷落。自此以后,犹太人更加敬畏这座城市,《圣经》和口传律法也相应地代替了圣殿,但据说上帝在上天之前曾在橄榄山等了三年半,以目睹圣殿是否会重建。这次破坏对基督徒来说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耶路撒冷的小基督教社团在耶稣的堂兄弟西蒙的领导下,在罗马人围城之前从这个城市逃了出去。纵然罗马世界生活着许多非犹太基督徒,这部分耶路撒冷人仍保留在圣殿边祈祷的犹太教派传统。而今圣殿被毁,基督徒认为犹太人已经失去了上帝的恩宠:耶稣的追随者彻底脱离母教,声称自己是犹太遗产的正当继承人。基督徒设想的是一个新的、天国的耶路撒冷,而不是现实中那个支离破碎的犹太城市。最早的几部福音书可能是在城市被毁后书写的,其中详述了耶稣是如何预见耶路撒冷被围困的:“你们将看到耶路撒冷被军队包围”,还有圣殿被毁,“没有一块石头留下”。被毁的圣所和犹太人的没落是新启示的有力证据。7世纪20年代,当穆罕默德创立新宗教时,他首先接受了犹太传统:面朝耶路撒冷祈祷并尊崇犹太先知,因为对他来说,圣殿被毁也证明上帝收回了他对犹太人的祝福,并将它赐给伊斯兰教。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提图斯摧毁耶路撒冷的决定帮忙把这座城市塑造成了其他两个圣书之民尊奉的神圣的模板,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信徒的圣地。从一开始,耶路撒冷的神圣就不仅仅是自我演变的结果,而是随着少数人的决定不断提升。
公元前1000年左右,也就是比提图斯早了一千年的时候,出现了第一个决定耶路撒冷命运的人——大卫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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