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走在小说边上.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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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本书以文献钩稽、版本对比、历史研究、比较研究、理论研究、问卷调查研究等方法为基本手段,紧扣杨绛的学院派或学者型小说家兼小说译作家这一双重身份,在文本(小说写译文本与文论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杨绛的小说写作、小说译作以及小说写译的理念与理论展开细致探究。譬如,在本着杨绛自己的“艺术是克服困难”11这一理念对杨绛纠结和挣扎于“写作”与“写作的困难”这一两难境地的矛盾与复杂心态进行剖析与探究的过程中,既依托杨绛本人的知识修养与人文素养,联系她的学术与语文造诣,也考虑她的高级知识分子身份与学者心态。

作者简介
于慈江,北大中文系文学学士、硕士,美国雷鸟(Thunderbird)国际管理学院MBA,北师大文学院文学博士,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经济学博士。赴美国求学、工作多年,颇富国际贸易和营销经验。粗通中、英文,亦修读过德、俄、日、韩、西班牙及拉丁、古希腊、古希伯来等语言课程。平生乐藏书、读书、写作、编辑和迻译。现为独立撰稿人。

目录
序一 对杨绛小说经验的细读、感悟与阐释 洪子诚
序二 他摸到了学院学者文学家的脉搏 王富仁
第一章 走在小说边上的杨绛——文坛多面手与小说情意结
第一节 学者型或学院派作家兼译作家——人们怎样看待杨绛
一 作为文坛多面手的杨绛
二 作为当代作家的杨绛
三 作为现代作家的杨绛
四 综合视角观照下的杨绛
第二节 最难割舍是小说——审视杨绛的绝佳聚光灯
一 杨绛文心深处无所不在的小说影像
二 以小说打量杨绛的具体方式与路径
第二章 “有什么好?”——杨绛谈小说的特性、路数与理论积淀
第一节 “偶然欲作最能工”——杨绛专论小说的文集《关于小说》
一 “事实——故事——真实”:小说的构成因子与写作模式
二 从小说的虚构、想象本质看不能“以假为真”
三 小说的弹性、客观性、自为性、结构局限性与功用
第二节 “落红不是无情物”——杨绛的第一本文论汇编《春泥集》
一 从小说中的典型形象说到小说家的主观意图
二 由具体作品看中外有别的戏剧结构与小说路数
第三节 小说何为——杨绛纵谈“英国小说之父”菲尔丁及其小说
一 “无非把小说比作史诗”——杨绛谈菲尔丁的小说写作理念与理论
二 “总把实际的人生作为范本”——杨绛谈菲尔丁的小说写作
三 杨绛谈典型人物及其他——以菲尔丁的小说写作理论与实践为例
第三章 杨绛的小说写作理念与理论
第一节 关于小说写作的理念与理论——从“对小说艺术的爱好”谈起
一 从文学写作的理念与理论到小说写作的理念与理论
二 借言记事、写人和达意:杨绛作品的小说意味与小说笔法
第二节 取法经典、阅世启智——杨绛的小说写作理念与理论
一 “创作小说的艺术”——杨绛的小说写作艺术论
二 娱目快心与阅世启智——杨绛的小说写作功用论
第四章 杨绛的小说翻译理念与理论
第一节 翻译理念与理论流变:从“信、达、雅”到传“神”入“化”
一 从严复的“译事三难”说开来
二 朱生豪、傅雷的传“神”与钱锺书的入“化”
第二节 “照模照样地表达”原作——杨绛的小说翻译理念与理论
一 何谓翻译?
二 翻译三件事:选字、造句与成章
三 “翻译度”与翻译的适度和到位
四 “一仆二主”与翻译的两难
五 对转译、意译、死译、硬译和直译等的理解
六 慎用成语、重视译注与不轻言译诗
第三节 追求译文的洗练与明净——杨绛的翻译“点烦”论
一 “点烦”与译文文字的“明净”
二 西班牙小说《小癞子》的汉译书名——例说“点烦”
第五章 杨绛的小说写作与小说译作
第一节 刻画“软红尘里”的众生之相与根性——小说《洗澡》及其他
一 “纯粹编一个故事,塑造一个人物”——杨绛小说的关注重心
二 描摹和透析“人性与世态”——杨绛小说的内涵指向
三 从“艺术是克服困难”到“艺术与克服困难”——杨绛小说的写作限度
第二节 “我翻译的书很少”——杨绛的翻译生涯
一 “孝顺的厨子”的劳作——杨绛的数种“流浪汉小说”译本
二 杨绛与新诗的缘或非缘——英诗《我和谁都不争》的汉译及其他
三 “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杨绛翻译生涯的起步与跨度
第三节 西班牙小说经典《堂吉诃德》的汉译及其他
一 文学翻译的文学性之争——由汉译小说《堂吉诃德》说起
二 杨绛、董燕生和刘京胜的《堂吉诃德》译本:一个抽样分析
三 杨绛译笔的特点——以英国小说《傲慢与偏见》一个汉译片段为例
第六章 百年杨绛:一个“写作困难的人”对“困难的克服”
第一节 “走到人生边上”的“业余作者”
一 在野状态与边缘视野
二 业余立场与专业精神
第二节 小说写译的困难与“因难见巧”
一 “从难处着手”——杨绛小说写译的宿命或个人选择
二 是“有志无成”还是“因难见巧”?——杨绛的“试笔学写”状态
三 附论:“困难的克服”?——对传记《听杨绛谈往事》的另类解读
参考文献举要
附录一 杨绛译西班牙小说《小癞子》1951年初版版权页
附录二 杨绛译《小癞子》签名本封面——杨绛赠杨业治
附录三 本书作者于慈江草拟的问卷《请杨绛先生答疑》
后记

序言
序一

对杨绛小说经验的细读、感悟与阐释



杨绛是一位独特的作家。
她写剧本,写小说,写散文,也做翻译。她是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撰写研究论文又是她的“专职”。她是小说家?散文家?还是学者?翻译家?她自己否认是学者,又说写小说还停留在“试笔学写阶段”。如果你要确定她的身份,还真有点拿不准主意。杨绛另一个独特的地方是,从事写作已经几十年,作品数量却不多。就拿她最看重的小说创作来说,加在一起也不过八种:七个短篇和一个不长的长篇。论文、译作和散文集数目也有限。然而,这并不妨碍许多读者对她的喜爱和敬重。据我了解,不少人有这样的看法:无论是翻译,还是小说、散文创作,杨绛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和贡献。比起有的多产作家来,可以说是以少许胜多多了。
不过,杨绛的魅力不是色调斑斓,一眼可以看出的那种。作品透露的人生体验,看似无意其实用心的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委实需要用心琢磨才能深味。20世纪80年代,我在课堂上讲她的小说、散文,曾为学生读过《干校六记》写“学部”(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下放”五七干校出发情景的一个段落。当读到“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的时候,学生都笑了。但似乎有某种苦涩袭来,大家顷刻又寂静下来。情绪的这一转换,应该是学生体味到了杨绛接着写的感触:眼见俞平伯先生已是“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看着心中不忍”。这样节制、朴素平实、略带揶揄的文字究竟“有什么好”?这是当时留给学生,也留给我的问题。
因此便想到,要讨论杨绛这样的作家,最好是寻找到和她的风格相适应的方法。读了《杨绛,走在小说边上》这本书,猜测作者也可能有这样的考虑。于慈江对杨绛的文论和创作风格有这样的判断:虽不乏“十足的实验性”,但基本上是沿着“经典的清晰脚踪规行矩步”,有着某种“保守”的、非时兴的性质。相应地,他的《杨绛,走在小说边上》一书也在努力拉开与时兴的、八股式论说的距离。虽然开头部分仍留有当前学位论文的套子的嫌疑,但这本书既然本来就是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也就不足为怪了——我们知道,面对时下如此强势的学术体制,有时你要不“就范”也不大可能。
于慈江这本书的展开方式,也许可以称为就事论事的方式。“就事论事”在这里没有贬抑的意思,指的是不预设理论框架,不生硬挂钩时髦话题,也没有频繁地对时尚理论引经据典。它以对象的性质为依据,平实地选择合适的论说态度和方法。这种态度、方法,一是表现了足够的耐心来倾听、理解对象的言说,而后决定是否接受、呼应或质疑、辩驳;二是在相应的知识、理论准备之外,也开放心情、境遇、悟性等感性经验的加入。还有一点是因为杨绛的写作涉及多个领域,故而将文论、翻译、小说创作等各个方面加以勾连、比照,让它们互证互释,也是这部书论述方法的一个基点。这样做,有助于杨绛艺术创造奥秘的深入揭示,也补足以往研究大多侧重她的小说、散文创作,对小说翻译和小说理论关注不够的缺憾。
这种耐心的细读和感悟为我们显现了杨绛理论、创作中值得珍视的点滴。比如,小说既可娱目快心更堪阅世启智的主张,艺术虚构的重要性的强调,“艺术是克服困难”命题的提出……说杨绛的翻译是采取选字、造句、成章的“工序”,她的译文“将书卷气的文雅、精致和口语化的随和、自然这两个貌似对立的因素相当理想地交融于一体”;说杨绛笔下的知识分子“不乏良知却又终是肉眼凡胎”,“每思振作却又免不了和常人一样食五谷杂粮、得过且过”,“一旦有临危受命、挺身而出的机会,往往会畏葸不前、妥协退缩”;说她的小说描摹和透析人性与世态,但结尾仓促并不见佳,值得称道的似乎不在念兹在兹的人物塑造(“虽然尚称丰满,但前承后继个性雷同明显有类型化痕迹”),而是场面的安排和烘托……凡此种种,都给我们很多启发。
在《杨绛,走在小说边上》这部书中,比较突出而又论述充分的当是讨论小说翻译的部分。在这里,作者打开他的细读和感悟,将杨绛的小说翻译放置在近现代翻译理念争执的背景上,并在与其他翻译家、与其他版本的比照中,有说服力地彰显杨绛的翻译理念和译作的优长——也不为贤者讳地指出存在的缺失。这样深入的讨论,全书中还有许多。比如,在论及杨绛的菲尔丁研究(1957)和《事实—故事—真实——读小说漫论之一》(1980)这篇论文时,该书就用不少的篇幅,重点讨论了“虚构”的问题。于慈江注意到,杨绛有关“虚构”的强调,既是立足于小说的艺术方法、规律,也可能是在表明与人的存在相关的叙事伦理。因此,才会引入批评家克默德、诗人斯蒂文斯关于虚构的论述:“终极信仰一定是在一种虚构之中”;“如果没有一种至高无上的虚构,或者如果连它的存在的可能性也都没有的话,那么命运就会变得非常残酷”。
当然,这个问题(包括杨绛有关典型、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等的讨论)也还可以放在当代中国文学的语境中来观察。在20世纪50—70年代,对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与拉萨尔的那场争论,文论家——也包括这个时期大学文学系出身的人——大都耳熟能详。我们明白,马、恩针对拉萨尔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的批评涉及的是作品中人物真实性的判断,以及对济金根这一16世纪初农民战争中的“叛乱骑士”的政治评价。但是,如佛克马所说,“从文学观点看”,当拉萨尔“声称他的济金根不能用历史学家的标准来评价,只能作为诗歌创作来衡量时”,他“提出了文学修辞的问题”,“强调文学的虚构性”的合法地位(佛克马、易布思《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林书武、陈圣生等译,三联书店1988)。在一个径直将艺术等同于现实,将画像等同于画中人物,将“生活难道是这样的吗”作为艺术评判最高标准的年代,“虚构”、独立解释世界是写作者需要争取的,但也难以获取的“权利”。在20世纪50年代初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中,这种“难以获取”得到了证明——在理据、逻辑上,这一批判也就是马、恩与拉萨尔冲突的当代中国版本。
谈到杨绛的时候,不少人都会触及“隐身衣”、边缘人的话题;《杨绛,走在小说边上》的作者于慈江也不例外。20世纪80年代末,我在《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这本小册子里,也把杨绛和巴金放在一起,讨论当代作家的生活位置,他们在处理社会、历史问题以及艺术方法上的不同选择。我也讲到杨绛为“我不是堂•吉诃德”,甘愿“身处卑微”,“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的生活态度辩护的情况。之所以要做这样的辩护,这个辩护之所以得到普遍关注,是由于社会情势和思想传统,近现代中国存在着文人、作家必须介入政治,承担预言和拯救的社会责任的强大压力。在这样的情境下,才产生了杨绛式的对潮流边上、之外的生活方式合法性,以及他们精神上也可能高贵的申述或辩白。《杨绛,走在小说边上》一书在最后一章里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做了拓展和转移。它借助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述,将杨绛式“适情任性”生活态度的个体选择,替换成一种具有普遍性含义的“业余性”,而后以“业余立场与专业精神”的描述,将它看作在专业化潮流中“抵抗知识分子的堕落”的、可供借鉴的生活与精神取向。在对杨绛经验的阐释中,这一替换、转移确实进一步发掘、提升了她理论和实践中最具价值的那些部分。
不过,需要补充的是,如果涉及个体的人生选择,在重视如上所述的这一经验的同时,也必须警惕它的同质化——作为一种精神态度,它不应成为个体多样选择的阻碍。其实,所谓“英雄”和“普通人”、“边缘”和“中心”、“业余”和“专业”,之间的边界并不一定那么分明和稳固。时势的变更,被重视之物不可避免的“本质化”进程,都可能让位置互换的事情发生。这正如诗人柏桦所言:“而冬天也可能正是春天/而鲁迅也可能正是林语堂。”(《现实》)

洪子诚
2012年10月于北京蓝旗营

文摘
最难割舍是小说——审视杨绛的绝佳聚光灯
以小说打量杨绛的具体方式与路径
本书的基本写作态度是,以杨绛这样一位虽不无争议但又绝对值得深入考察和研究的作家作为观照对象,以对该作家写作心理、为文态度和文学理念的细致剖析带动作品——主要是杨绛的小说作品和小说译作——的讨论来展开具体论证。或换言之,作品和作家本人两不偏废、相互印证,用杨绛的小说写译作品来验证她自己写译的姿态和方式、心理和理念,进而检讨她小说写译的成败得失和她作为一名小说家的甘苦与矛盾。
具体而言,本书将以文献钩稽、版本对比、历史研究、比较研究、理论研究、问卷调查研究等方法为基本手段,紧扣杨绛的学院派或学者型小说家兼小说译作家这一双重身份,在文本(小说写译文本与文论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杨绛的小说写作、小说译作以及小说写译的理念与理论展开细致探究,力避作家生平的简单描摹或作品情节与故事内容的平铺直叙。
譬如,要荡开来立体地观照作家兼译作家杨绛,要将她置于与国内外其他作家[如英国小说家奥斯丁(Jane Austen,1775—1817)]和译作家(如翻译家傅雷和董燕生)的对比之中来把握;要谈杨荫杭(1878—1945)、钱锺书等家人对杨绛的评价、影响和衬托(家族与家庭环境因素)——以钱锺书为例,他作为不世出的才子型学者兼作家,自是高才硕学、惊才绝艳、睥睨物表、妙绝时人,而作为他的另一半的杨绛在风格上则恰恰相反,是深耕细作、浅斟慢酌,是不以才炫、不以学耀;要深入剖析杨绛对萨克雷(William M. Thackeray,1811—1863)、菲尔丁(Henry Fielding,1707—1754)等欧美小说家和文论家的小说作品及文学理论与理念的解读(杨绛原本就是一名从事欧美文学特别是欧美小说研究的知名专家),等等。
再譬如,在本着杨绛自己的“艺术是克服困难”117F 这一理念对杨绛纠结和挣扎于“写作”与“写作的困难”这一两难境地的矛盾与复杂心态进行剖析与探究的过程中,既要依托杨绛的知识修养与人文素养,联系她的学术与语文造诣,也要考虑她的高级知识分子身份与学者心态。
在本书有限的篇幅内,以上粗粗罗列的几个方面或视角当然不可能面面俱到地得以充分体现,但作为讨论杨绛其人其作的参照系或坐标轴,它们会时不时对笔者予以提醒,有助于整个论证的精简、集中和深化。
作为引论,本书第一章的主体内容是,以杨绛研究文献的梳理和解析为基石与脉络,以世人如何看待和评析杨绛其人其作为出发点与切入点,全面回顾杨绛其人其作的整体状况、个性特点与存在价值,进而自然而然地引入“小说”这一研究视点,并概略总结以作家杨绛的小说写作、小说译作以及小说写译的理念与理论作为讨论重心的意义与必要性。
根据杨绛自己的一些零散叙述和追忆,小说写作一直是她的写作情(意)结或文学梦想的重心之所在:“我当初读文科,是有志遍读中外好小说,悟得创作小说的艺术,并助我写出好小说。”118F 而杨绛的第一篇小说《路路》(现名《璐璐,不用愁!》)早在1934年即已写成,发表于1935年,与其首篇散文《收脚印》的发表(1933年)仅隔两年。“文革”以后,杨绛又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韧力和精神,写作并发表了其他一些中短篇小说(包括修改写于20世纪40年代的两个短篇《小阳春》和《ROMANESQUE》)以及引起了较大反响的长篇小说《洗澡》。与此同时,杨绛在自己的文学研究主业上,也是以小说特别是欧美小说为主要考察对象,并陆续发表了不少有针对性的小说理论批评与研究文字。
因此,要探讨杨绛的文学写作历程和心路历程,总结她的文学写作经验和教训,首先和终极就必须落实到对其与小说相关的理念与理论的考察上来。而要考察杨绛的小说写作理念与理论,就不能不首先爬梳、整理和提炼杨绛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小说研究文字。顺理成章,这便构成了本书第二章与第三章的主体内容。
同理,由于杨绛迄今为止的全部作品的“一半是翻译”119F ,而她又曾结合自己的译作实践,陆续发表过一些颇具实用性或操作性的译论——其中的某些观点还曾引起过较大的争论,本书接下来将用第四章的全部篇幅,研讨杨绛以小说翻译为重心的文学翻译理论。
本书后续的第五章则将以前四章的铺垫为基础和骨架,理论联系实际地集中讨论杨绛的小说写作和小说译作。
所有这些方面的探讨,自然不会忽略杨绛自己的《关于小说》等文论结集。
虽然如前所述,杨绛毕生都有着强烈而旺盛的写作冲动、意愿乃至意志,但她从未把写作这件事看得很功利。一方面,她总是刻意强调自己并非学者——实际上是个如假包换的学者却又从不以学者自居,在在凸显了杨绛对自己的写作生涯和作者身份的更加看重:“我不是学者,这一点我与钱先生和女儿钱瑗不同。钱先生是学者,女儿钱瑗再活下去也是学者,我不是学者。”
另一方面,她又总是不忘随时随地地提醒大家(自然也包括她自己):“我不是专业作家;文集里的全部作品都是随遇而作。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
在这一点上,杨绛其实很像比她年长七岁的另一位百岁作家巴金(1904—2005)——作为“2003年度中华文学人物”,他和杨绛曾分别被冠以“文学先生”和“文学女士”称号。122F 的确,与杨绛的情形相仿佛,毕生勤奋笔耕的巴金也曾明确地一再矢口否认自己是文学家或艺术家。譬如,1980年,巴金曾在日本举办的一次演讲会上强调说:“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每个人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我从小就喜欢读小说,有时甚至废寝忘食,但不是为了学习,而是拿它们消遣。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小说家。我开始写小说,只是为了找寻出路。”
巴金和杨绛对文学家或作家身份的警惕或“排斥”无疑相当郑重其事。这一态度当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谦虚、故弄玄虚或乃至不自信。那么,“作家”或“文学家”称号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无论是巴金还是杨绛都避之唯恐不及?更进一步地,为什么杨绛会特意强调“艺术是克服困难”,会明确认同“欣赏艺术,就是欣赏困难的克服”的观点?124F 对于一位作家而言,究竟何谓写作的“困难”,何谓“困难的克服”?这些话题将开启本书的最后一章——第六章。
本书的第六章作为尾论和综论,将从前几章分别以杨绛的小说写作、小说译作以及小说写译的理念与理论为主体内容所展开的个案性讨论,过渡到有关百龄作家杨绛其人其作的整体性省思与论说。从本书的初衷出发,本章无意对有着整整80年漫长写作经历的作家杨绛以浮泛评说和笼统锁定的方式盖棺论定;相反,将力图在开放的文学与历史视野下,还原作家杨绛文心的丰富与纠结,还原她在应对写作特别是小说写作的困难或限度的过程中,所体验的艰辛、困扰以及为之付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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