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美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研究.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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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本书还原了1945年以后朝鲜半岛的分裂过程以及美韩同盟形成的历史沿革。全书主要探讨了韩国政治发展中美国角色的转变,及美国政府援助政策对韩国的影响,并通过分析“青瓦台事件”、“普韦布洛”号危机秘密谈判的过程,对国际危机谈判策略提出了国际危机管理机制的新议题。

编辑推荐
1. 本书属“冷战国际史研究文库”书系之一
该系列由冷战国际史学科创建者之一、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沈志华教授主编,具有很高的权威性。该书系从各个方面反映了冷战国际史的研究成果。
2. 深层剖析美韩关系,直击美韩秘密谈判
防苏反苏:朝鲜半岛分裂过程中的美国/朝鲜停战谈判与美韩同盟的形成/美国发展模式的普适性?/论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韩国的援助政策/美国对外开发援助政策与韩国的经济“起飞”/美国对韩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与韩国的反美主义/ “青瓦台事件”、“普韦布洛”号危机与美韩关系

作者简介
梁志,男,吉林长春人。2001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获世界史硕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获世界史博士学位。2006—2008年,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研究人员。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冷战时期美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和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研究。曾出版专著《冷战与“民族国家建构”——韩国政治经济发展中的美国因素(1945—1987)》。

目录
代序:冷战国际史研究:世界与中国
一、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学术特征
二、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热点问题
三、冷战国际史研究发展的新趋势
防苏反苏:朝鲜半岛分裂过程中的美国
前奏:“国际托管”构想出台
间奏:第一次美苏联合委员会会议
高潮:第二次美苏联合委员会会议
尾奏:朝鲜半岛分裂
朝鲜停战谈判与美韩同盟的形成
一、韩国反停战运动的高涨与美韩结盟问题的凸现
二、罗伯逊—李承晚会谈与美韩结盟
三、“抛弃”与“牵连”视野下的美韩同盟
艰难的、渐进的和不彻底的转变
一、美国对韩政策转变的背景
二、艰难的、渐进的和不彻底的转变
三、NSC60181 号文件对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对韩政策的影响
美国发展模式的普适性?——以韩国为中心的讨论
发展:一个起伏不定的目标
韩国:美国发展模式的“试验场”
评估:韩国试验失败了
韩国政治发展中的美国(1945—1961 年)
一、美式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反共国家机制的形成
二、反共主义滋养下的独裁:李承晚政权的倒台
三、扶植民主的限度:韩国政权再度更替背后的美国
四、美国对第三世界冷战意识形态外交的内在局限性
论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韩国的援助政策
一、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亚政策
二、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韩国的援助政策
三、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韩援助政策的特点及影响
美国对外开发援助政策与韩国的经济“起飞”
一、罗斯托“经济增长阶段论”与美国对外开发援助政策
二、美国对韩国开发援助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三、美国对韩国开发援助政策中的悖论
美国对韩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与韩国的反美主义
一、韩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美国
二、韩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美国
三、韩国反美主义的历史根源
“同盟困境”视野下的美韩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争端(1954—1956)
减负初衷与冷战意识
一、NSC5514 号文件与“军事力量发展优先”原则的确立
二、艾森豪威尔政府裁减韩军始末
三、美国裁减韩军计划中的两难困境
“青瓦台事件”、“普韦布洛”号危机与美韩关系
国际危机谈判策略初探
一、从武力对峙走向秘密谈判
二、美朝板门店秘密谈判进程
三、从美朝板门店秘密谈判看国际危机谈判策略
1968 年“普韦布洛”号危机初期的美苏交涉
一、危机发生前后美国的惯性认知
二、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话
三、美苏交涉表象的背后
“普韦布洛”号危机决策与美国的国际危机管理
一、危机发生前后的误判
二、外交施压辅以武力威胁
三、从“先放人、后调查”到新的“有条件致歉”
四、“普韦布洛”号危机与美国国际危机管理机制的启动

序言
代序:冷战国际史研究:世界与中国
沈志华
在20 世纪的最后10 年,人们惊异地发现,国际史学界有一项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学术成果之多、之新,学术活动之广泛、之频繁,令其他研究领域望尘莫及,以至人们不得不考虑赋予这一研究以新的概念,这就是关于冷战历史的研究。著名的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交流中心(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Center for Scholars)于1991 年成立了冷战国际史项目(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History Project),同时创办了专业刊物《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CWIHP Bulletin)。此后,“冷战国际史”这一概念便开始流行,并被国际学界广为接受。①b 所谓“国际史”,其含义在于,无论是学者队伍和史料来源,还是研究对象和观察视角,凡在冷战史的范围内,都不能再以某一个或几个国家为中心,而已经构成了一种国际现象。在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冷战结束后二十年来,在参与者的人数和国度、研究的角度和方法、题目的种类和范围以及档案资料所涉及的语种和国家等方面,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确为历史学发展打开了一个新局面。因此,中国《历史研究》杂志前主编徐思彦提出的看法——冷战史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②c——毫不为过。在笔者看来,可以进一步指出,冷战国际史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学科增长点。
冷战国际史研究是国际学术界在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前沿性、跨学科研究领域,当前在世界主要国家已成为发挥重要影响的学术潮流,并受到很多国家相关决策部门的重视。本文打算从学术特征、热点问题及发展趋势等方面谈谈冷战国际史的研究状况及其在中国的表现。
一、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学术特征
把冷战国际史看作一个新的学科增长点,是因为在学者队伍、研究方法、活动方式等方面,它确有一些引起人们注意的学术特征。这些具有全球化时代学术代表性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以众多冷战史研究群构成的国际学者队伍
与其他学科不同,冷战史研究者们没有组建一个世界性、地区性或全国性的研究会,而是建立起一个个的研究中心或研究群。这些机构和群体的建立,或者以各自的学校为依托,或者以不断设立的研究项目为基础,但无论是常设机构,还是临时组合,他们都异常活跃,并经常按照不同的课题相互结合,交换文献资料,沟通研究信息,召开各种研讨会、书评会、讲演会等。各中心(研究组)几乎都设立了自己的英文网站,用以发布档案文献、研究信息、学术论文等。网络和会议是世界各地冷战史研究者沟通和联系的主要渠道。
位于乔治· 华盛顿大学的国家安全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是另一个引起世人注意的冷战史研究中心。档案馆致力解密美国政府涉及安全问题的档案,同时也收藏了大批俄国、东欧、拉美及其他地区的档案,其中很多文件已经电子化,供研究人员免费订阅下载。此外,档案馆还为世界其他国家的档案馆就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的程序问题提供咨询,并成为这些文件的收藏中心。自2001 年以来,该档案馆定期在俄国举办冷战史研究暑期培训班,每年设立不同的专题。
伦敦经济学院冷战研究项目是英国最主要的冷战史研究中心。该中心重点进行冷战在欧洲和第三世界的研究,出版的学术刊物(Cold War History)注重刊登各国学者关于冷战史研究新解释和新研究的论文,还编辑冷战研究系列丛书。中心创造跨学科的研究条件,研究人员有机会与国际组织、政府机构以及其他世界范围的机构就教学和研究问题合作。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该中心建立了研究生交流项目。
以位于苏黎世的瑞士联邦技术学院安全研究中心为依托的合作安全平行历史项目(The Parallel History Project on Cooperative Security)是欧洲最著名的冷战史研究中心,主要从军事史的角度研究冷战,其联系和活动范围甚广。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大学冷战研究中心则重点研究欧洲的冷战及意大利对外关系。
在美国还有许多以大学为依托设立的冷战史研究中心,这些中心都开设本科生和研究生冷战史课程,并举办公共讲座和研讨会、接受访问学者等。俄国历史学家一开始就十分关注冷战史研究,1995 年在俄罗斯科学院世界通史研究所的基础上专门成立了冷战史研究中心,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以及俄罗斯科学院的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欧洲研究所、斯拉夫研究所,还有一些大学,都有学者参与其中。中东欧各国几乎都建立了冷战史研究机构,其中经常在国际学界露面的是匈牙利冷战史研究中心和保加利亚冷战研究组,它们分别设在匈牙利科学院1956 年匈牙利革命历史研究所和保加利亚军事史协会之下,研究内容集中在冷战时期有关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的问题上。在亚洲,日本的冷战研究群主要是以申请研究项目为基础建立的,比较活跃的有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这两个中心通过在日本文部省申请研究项目的方式,重点从事东亚冷战史研究。韩国目前没有专门的冷战史研究机构,参与冷战史研究的主要是韩战研究会和国防部军史编纂研究所,他们经常以朝鲜战争研究为题,与各国学者进行讨论。庆南大学极东研究所、北韩大学院大学也有一批较为固定的学者参与国际学界有关朝鲜半岛统一和危机等问题的研讨。新加坡国立大学近年也成立了冷战研究中心,侧重于冷战在东南亚的历史研究。香港大学历史系的美国研究中心经常与各国冷战中心合作举办国际会议,是亚洲冷战研究的主力之一。在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组建了一个专门研究冷战时期海峡两岸关系的研究群,召开会议,并出版了论文集。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也在硕士生和博士生中成立了冷战史研究小组,经常举办读书会。此外,印度学者最近也开始加入了冷战史的研究队伍。
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在国际学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本身在冷战格局演变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毛泽东的外交战略决策两次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而且在于中国学界的不懈努力。早在80 年代后期,中国学者就参与了国际舞台上有关中美关系史的讨论。9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档案文献的不断披露,各级档案馆的陆续开放,中国学者的研究愈来愈受到国际学界的重视。其中,重要的突破就在1996 年1 月美国CWIHP 在香港召开“冷战在亚洲”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中国学者不仅提交了多篇引人注目的论文,而且就国际学界当时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即1950 年10 月2 日毛泽东关于出兵朝鲜的电报的真伪问题,回答了俄国学者的质疑,得到与会者的普遍赞同和好评。a 以后不久,凡是涉及亚洲和第三世界的冷战史国际会议,都会有许多中国学者受到邀请。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开始被大量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他们的看法也越来越受到重视。2004 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评估中央情报局(1948—1976 年)对华情报工作时,专门聘请了4 位中国冷战史学者出席会议,与中情局官员展开了颇具特色的对话。

文摘
防苏反苏:朝鲜半岛分裂过程中的美国
对德国、奥地利、日本和朝鲜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五到十年是一段极为特殊且影响深远的历史时期,外国军队的进驻及其实施的改造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政治形态(包括政治制度、政治力量格局和人民的政治思想意识等)和经济发展模式,甚至造成国家分裂。不过,四国最终的命运却大相径庭:通过《旧金山和约》、《日美安保条约》和新《日美安保条约》,日本不但获得了国家独立,而且借助美国的军事保护和经济援助迅速走向复兴;1955 年《奥地利国家条约》的签订赋予奥地利国家主权和“永久中立化”地位;冷战时期分属于两大阵营的东德和西德随着东西方对抗的终结而实现统一;而朝鲜至今仍深受南北分立敌对的困扰。与前三者相比,朝鲜半岛的冷战当属“烈性”——一度爆发战争,数次陷入危机,小规模的武装冲突难以计数,长达数十年的面对面的制度优越性竞争。更引人注目的是,在那里冷战时代遗留下来的某些特质直至后冷战时代依然存在。或许正因为如此,朝鲜才被称为“冷战活化石”。面对以上现象,人们不禁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朝鲜半岛的冷战到底始于何时?究竟是怎样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促成了朝鲜半岛的分裂?朝鲜半岛冷战的主要特征又是什么?长期以来,冷战国际史学界对此争论不休。笔者也有意参与其中,从1943—1948 年美国对朝鲜政策的角度针对这些论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希望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加深对朝鲜半岛冷战起源问题的认识。前奏:“国际托管”构想出台
“珍珠港事件”的爆发促使美国对日宣战,但华盛顿并未立即将解放朝鲜列为政策目标,原因是朝鲜解放与早日打败日本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犹豫迟疑,出于顺应亚太地区民族解放潮流和控制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殖民地和委托统治地的考虑,美国总统富兰克林· 罗斯福终于提出对朝鲜实施国际托管的设想。1943 年3 月,罗斯福在会见来访的英国外务大臣安东尼· 艾登时首次明白无误地指出,战后朝鲜应被置于国际托管之下,托管国包括中国、美国和“其他一两个国家”。
此后不久,美国又在“国际托管”构想中加入了遏制苏联这一新的因素。1943年下半年,国务院远东司明确地将朝鲜问题与战后苏联在远东的地位联系在一起:不管苏联最终是否参与太平洋战争,日本的战败都会促使苏联填补朝鲜半岛出现的权力真空。苏联很可能会以朝鲜为例鼓吹其在处理殖民地问题上的一贯主张,借此攫取更多的当地资源,获得不冻港,谋求比中日两国更有利的战略地位。“苏联对朝鲜的占领将会在远东造成一个全新的战略态势,此举给中国和日本带来的震动将是长远的”。莫斯科这样做“不但会严重挫伤中国对战后和平的信心,并且会挑起中国在东北亚或其他地区采取类似的单边行动”。1944 年3 月29 日,国务院远东司际委员会(Inter-Divisional Area Committee on the Far East) 在一份关于对朝鲜实施军事占领的备忘录中声称,假使苏联对日宣战,它最有可能从朝鲜半岛北部向日本人发动进攻,并因此占领相当一部分朝鲜领土。朝鲜海外军队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苏联远东红军训练出来的那批朝鲜人。他们完全接受了苏联的意识形态和政府管理模式,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一旦时机成熟,这些人便会立即参加到解放朝鲜的军事行动中去。考虑到以上因素,美国应与中国和英国一道对朝鲜实施军事占领。倘若苏联也加入太平洋战争,占领国还将包括苏联。5 月4 日,该委员会在另一份有关朝鲜临时政府问题的备忘录里进一步指出,长期的封建等级制度和日本人的殖民统治使朝鲜人几乎没有自治经验可言,因此独立后的朝鲜应暂时接受国际托管。为防止一国在朝鲜事务上独断专行,一般来说要尽量采取多国托管的形式。托管国可能包括美国、中国、苏联和英国。反之,如果由苏联单独监管朝鲜,朝鲜的苏化会令中国忧心忡忡,美国或许也认为这样做不利于太平洋地区未来的安全。1945 年2 月罗斯福参加雅尔塔会议之前,国务院向他介绍相关情况时依旧对苏联在远东的影响持怀疑态度,并再次强烈建议不管苏联是否参加太平洋战争美国都应在日本战败后与其他盟国一起占领朝鲜。4 月12 日罗斯福突然去世,国务院不再像以往那样关注托管,转而更加强调防止苏联主导朝鲜事务的重要性。随着美苏两国在东欧问题上日益互不信任和彼此敌视,国务院坚决要求参与对朝鲜的军
事占领。
战时美国对朝鲜政策构想表明,在国务院看来,决定何时和如何赋予朝鲜独立地位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绝非当地人的自治能力,而是怎样遏制苏联单独占领朝鲜的野心,防止社会主义制度在朝鲜“登陆”,进而确保美国导引中日两国未来走向的能力及其在整个远东地区的实力地位和安全利益。抑或说,虽然此时战争尤酣,苏联依旧是美国的重要盟友,华盛顿却早已未雨绸缪,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对立的角度出发,决意阻断“苏式红色病毒”战后在朝鲜的传播。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之所以接受对朝鲜实施国际托管的建议, 很可能是因为莫斯科希望通过这一制度参与战后朝鲜事务,将朝鲜变成苏联的安全缓冲带。两相对照,不难发现:在朝鲜独立问题上,美苏两国赞同的是同一种方式,但希望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结局。这一切似乎意味着国际托管方案最终必然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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