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会亡:抗日特工绝杀行动纪实.pdf

中国不会亡:抗日特工绝杀行动纪实.pdf
 

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在八年的卫国战争中,除了碟血疆场的烈士之外,中国的特工人员,也曾在敌后与日伪展开激烈较量。旅日历史学者萨苏,在日本生活十几年,深知这是一个细致到令人难以承受的民族。当这种细致与法西斯的残忍凶狠结合起来,可以想象将给中国的抗日军民带来怎样的伤害,也注定了我特工人员在敌后的行动何等艰难而危险。

编辑推荐
在日本史料中发现中国特工在敌后,甚至日本本土活动鲜为人知的内幕。如:新四军女特工舒赛、满铁调查部的中西功、刺杀上海租界工部局警务副总监赤木亲之、刺杀关东军总司令等,独家披露了金日成曾作为抗联88旅一名虎将,参加中国武装特工行动的史实。
亲自采访抗战经典绝杀案当事人,揭秘特工行动细节。如“南京毒杀事件”的詹氏兄弟、抗日杀奸团的书生枪手,获得了第一手史料和内情。
从敌人的眼睛,以生动的细节,彰显中国特工在敌后残酷、凶险的环境中,抱着“中国不会亡”的信念,展开“大爱之杀”,体现了那种坚韧不拔、前赴后继的民族精神。
以敬畏之心写有趣文章是萨苏的特点,本书文字灵动幽默,把一段沉重激昂的特殊斗争史,鲜活生动地呈献给读者。

媒体推荐
萨苏的史料功夫着实了得,而且他总是不辞辛苦,尽力找到案件亲历者采访,这样从日本史料,到中国当事人,两方面的史料相对照,写出来的历史令人信服。书中很多史料,为首次披露。
——《中国秘密战》作者 郝在今

萨苏是讲故事的高手,也有人称他是“文坛外高手”,他文笔灵动诙谐,以敬畏之心写有趣文章,这本书也突出表现了他的这种写作风格。
——文学评论家、历史学者 《梁启超传》作者 解玺璋

作者简介
萨苏,本名弓云,汉族,祖籍河北,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在日本生活、工作十余年。因为亲戚中有几位文史方面的专业人士,养成对文史的爱好。出版有《国破山河在》《尊严不是无代价的》《退后一步是家园》《与“鬼”为邻》《突破缅北的鹰》等书,其多部作品获海内外图书大奖。他是新浪最佳写作奖获得者,其新浪博客曾被评为新浪最佳写作博客,点击率超一亿四千万。

目录
引言
大爱之杀——从一个错误说起
人部 | 特工传奇
新四军美女侦察员之谜
丽人行之“色•戒”系列
与龙应台先生谈汉奸
复仇的南京——1939 年日本领事馆投毒案
书生也杀手——记抗日杀奸团中的校友冯运修
双面谍王——林顶立传奇
自找牢饭吃的公子爷
日方档案中的无名中国英雄——战斗在日本本土的中国特工
哈尔滨真的有个王一民80
满铁调查部负责人是个共产党——《智者无敌》在真实抗战中的影子

鬼部 | 另一种特工
冀中的CIA——杜伦上尉之谜
毒日——抗战期间日特机关在华贩卖鸦片秘密
老照片揭秘幽灵日军“大陆挺进队”真容
“山本特工队”覆灭记
虚构的谍王——武田毅雄
神秘的“中国通”——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及其帮凶

刑部 | 抗战中的经典绝杀行动
雨夜锄奸之格杀陈箓
军统特工奇袭“天马号”列车
中国“水鬼”雷震“出云”
惊天一击—— 揭秘刺杀天皇特使案
逃出731
煤渣胡同刺杀王克敏
杀 赤

兵部 | 用兵记
钢笔手枪
从侯殿坤的秘密武器说起
中国版“特高课在行动”——军统局在抗战中的真实活动
谍聚衡山——南岳训练班传奇
击毙伪满特务金东汉——抗联十一军的战绩
刺杀关东军总司令
“虎符行动”:寻找88 旅(东北抗联教导旅)老兵

序言
引言
大爱之杀
——从一个错误说起
写作抗战特工题材,是我一直的一个心愿。
在八年的卫国战争中,除了牺牲在战场上的烈士之外,中国的特工人员,也曾在敌后与敌人进行过激烈的较量。
在日本,如果你今天去买家具,想到家中有某个空隙似乎可以容纳,却又没有把握,那么,你只管去买。因为日本所有的房产商和家具商都是按照十分的规矩来制造他们的产品,也因此,不同家具拼起来的尺寸必与房间墙壁的长度吻合。
在日本生活了十几年,深知这是一个细致到令人难以承受的民族。当这种细致与法西斯的残忍凶狠结合起来,可以想象将给中国的抗日军民带来怎样的伤害,也注定了我国特工人员在敌后的行动何等艰难而危险。
然而,我们的好儿女还是去打了。
唐绍仪、傅筱庵、俞叶封、陈明楚、何天风,一个个大名鼎鼎的汉奸命赴黄泉。
天马号,出云号,一个个威风凛凛的巨物在爆炸声中颤抖。
交通员在敌人的战线上穿行。
伪造的日钞在敌后的市镇上投放。
中国特工人员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在敌后打开一个新的战场,在这段历史中浸透了太多的传奇、精彩和牺牲精神。
那么,从哪里开始呢?
就从老萨所犯的一个错误说起吧。
2004年,我写过一篇《碧血神枪》,描述了抗日杀奸团在古都北平的行动。这大约也是多年来第一篇对这个团体进行描述的记述性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很大反响,人们似乎这才意识到,当年曾有一批如此意气风发的少年,在沦陷的北平和天津,向日寇和汉奸打响了无畏的枪声。
然而,这篇文章中却有一个错误——我将抗日杀奸团(以下简称“抗团”)的重要成员袁汉俊写成了“袁世凯的侄孙”。袁汉俊烈士的妹妹写来信件,与我澄清此事,说明袁汉俊与袁世凯并无关系,信件如下:

关于胞兄袁汉俊的简况

我家世代书香门弟,祖父袁蓉生,民国初期携带家眷从家乡浙江上虞到上海谋生,当了沪汉某轮船的船长。父亲袁英辛1917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工系毕业,后为瑞士雀巢奶品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届时父亲仅20岁。“九一八事变”后不久,父亲调到天津分公司。程案后,为保护祝宗梁和我父亲的安全,抗团的曾澈护送祝父和我父去重庆见戴笠,戴有意让我父亲在重庆工作,但父亲对国民政府不满,执意返沪。
袁汉俊是我的二哥,他年长我14岁,关于二哥抗日的事情,是我长大后从长辈的谈话中才知道有关二哥的点点滴滴。二哥天资聪明,秉性善良忠厚,耿直侠义,富有爱国热忱和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心。记得1934年秋,那时我3岁,家住天津万国桥(现今解放桥)附近的一座西式小楼里,一墙之隔是法国工部局。二哥常带我至家屋顶的大平台上玩,他总是面朝工部局,面色凝重地倾听工部局发出的拷打声和凄厉的惨叫声。那时我很奇怪,不懂二哥为什么要听这吓人的声音,事隔多年,我才知道那声音是爱国志士和抗日青年被严刑拷打时凄惨的喊叫声。这说明二哥在南开中学时期就激发了抗日的爱国热情,从此他走向抗日救国之路,最后英勇牺牲献出年轻宝贵的生命。
我二哥与抗团成员的祝宗梁、孙大成、刘友琛、冯健美等多次进行抗日杀奸活动,如火烧日军的粮库和棉花栈,炸毁日军收买的光陆电影院、中原公司和日军设的公共汽车;刺杀程锡庚和王竹林等大汉奸。在刺杀程锡庚活动中二哥是主要人物之一,因而引起敌人的注意,并多次追杀他。
程案后二哥去重庆大学读书,1941年他给抗团的女友的信中称:“我虽身在读书,但心仍在抗日……”在他大学毕业的前一年,二哥毅然放弃学业,回到北平,以实际行动继续抗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
1943年初,被叛徒郑有溥、齐文宏出卖,在二哥由上海返回北京的途中,在天津火车站被日军抓捕。因为二哥是抗团的骨干,知道抗团全部情况及成员名单,他知道如果屈服招供,抗团组织将被破坏,所以在敌人的酷刑下,二哥宁死不屈,丝毫未吐露半点组织机密。慷慨就义时,时年26岁。据牢狱的室友说:“袁汉俊临刑前,见到狱友冻得发抖,他把身上的皮衣脱给狱友,而自己只穿单衣走向刑场。”由于敌人的残忍,致使父亲和亲友四处寻找终未找到尸体。
据抗团的同志称:“袁汉俊为人忠诚,工作积极负责,哪里有危险他就出现在哪里,对抗团贡献很大,沈栋被捕后,有关组织、总务财务等工作他全部承担,将团员名册、钱物等存放在法租界新华银行的保险柜里,他沉默寡言,性格内向,工作稳健,任劳任怨。”

写文章写出了错误,萨连忙道歉。
此错何来呢?说起来是我错信孤证造成的——为了解冯运修牺牲的情况,我通过北京政协和在台湾的朋友,联系了曾经涉及抗日杀奸团组织工作的旧军统人士。对方提供了如是情况,应该说老先生提供的大部分情况是比较符合事实的,但也不免出现上面的错误。现在既然出了错误,自然要找对方核查。因为提供情况的老先生已经过世,同其后代谈起此事,分析当年也曾出生入死的老先生,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错误,可算是与其职业有关了:第一,老先生是军统出身,但实际抗日杀奸团只是个别人员与军统有关系,对其全貌他并不了解;第二,他当时并不是在平津活动,而是在保定,所以所述不免有风闻的内容;第三,当时军统确有说法,讲平津有袁世凯的后代在参加抗日活动,于是老先生凭逻辑推断这就是袁汉勋和袁汉俊。
错误是不应该,萨因此向烈士的家人表达了自己的歉意。但是,继续追踪这个错误背后的东西,却让我颇为吃惊,甚至重新认识了当时平津的抗日形势。原来,这位老先生虽然搞错了人,但有一个事实他并没有弄错,那就是袁世凯家的确有人在平津参加抗日活动!
参加抗日活动的不是袁世凯的侄孙,而是他正牌的孙子。此人,就是当时北平地下党中的风云人物,后来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袁宝华!
此外,袁世凯还有一个孙外甥也积极参加抗日,正是“抗团”骨干孟庆时所在的育英中学同学,此人就是后来的中央党校教授艾克力!
正如这个例子表现出来的,中国的抵抗者覆盖了中国的各个阶层,而且,每一个阶层都不乏慷慨赴义的英雄。
这是此事引出的第一个没想到,第二个没想到是袁汉俊烈士的亲人并没有责怪我的疏忽,反而诚恳地介绍我与“抗团”中著名的“书生杀手” ——祝宗梁老先生联系。
祝老先生又不顾高龄,认真地为我写下了一篇6000字长文,谈了他和袁汉俊烈士在那些铁与火的日子里,怎样并肩作战。

文摘
复仇的南京
——1939年日本领事馆投毒案

准备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是日本深夜一点四十分,但是,我还是决定下笔来写。只是因为,我希望这段历史早一天重见天日——哪怕早一天也好。萨勒令自己连夜将它写完。
南京,当我们谈起抗日战争的时候,是一个类似梦魇的名字。这个城市永远和那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联系在一起。
然而,在1939年6月10日,这个城市的名字,却可以和“复仇”两个字联系在一起了。
就在这一天,在南京的日本总领事馆,本来举行欢迎外务省次长清水留三郎的招待会,变成了一场混乱的闹剧。参加招待会的日本军政高官和伪政权巨奸们纷纷倒地,口吐白沫,抽搐不已,目瞪口呆的日本特务好久才反应过来——有人投毒!
这个时间,正是南京大屠杀之后一年半,所有的日本人都当明白这投毒的意义。
中国人在复仇!
这就是日本新闻界当时所称的“南京毒杀事件”。
日前,在日本收集到的史料中,我找到了对这次事件的报道和相关照片。
由于日本总领事馆一贯设防严密,中国人能够深入到这样的地方投毒,引发了日本军政界强烈的震动。这一投毒案发生后,《大阪每日新闻》《朝日新闻》等都有记者到场采访,而报道最为全面的,应该是日本的特刊杂志《支那事变画报》第60期上的文章。
以下即为该报道的译文:

南京投毒事件

6月10日夜,欢迎清水外务次官的招待会在南京总领事馆进行。日本方面外交、军部当局和维新政府的梁行政院长、温立法院长、任绥靖部长、高南京市长等二十余名要员出席。此时,被抗日组织发展的总领事馆服务员在白酒中混入了毒物,结果造成所有与会人员中毒。其中,宫下玉吉(38岁)和船山已之作(35岁)两书记官随即因此殉职。18日,在总领事馆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其他的人幸而中毒较轻,经过治疗逐渐恢复。犯人逃走,但估计不久就会被逮捕归案。

这起事件中,所提到的几名中毒的伪维新政府高官为——
“梁行政院长”,即大汉奸梁鸿志,曾任段祺瑞执政府秘书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动下,在上海组织伪维新政府,并担任伪行政院院长,卖国投敌。1946年5月21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
“温立法院长”,即温宗尧,早年曾支持孙中山和护国运动。抗日战争时期,依附日寇,曾充当汉奸。任南京梁鸿志伪政权维新政府立法院院长,参与和日本华中驻屯军签订一切条约的活动,出卖国家权益。1946年6月以汉奸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次年病死在狱中。
“任绥靖部长”,即任援道,民国初期曾任平津警备司令。1937年投日,先任伪维新政府绥靖部部长,后任汪伪政府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伪军事参议院副院长、代院长,伪海军部部长,伪江苏省省长(主席),伪苏州绥靖主任公署主任,伪江苏省保安司令,伪上海市市长。抗战后因有兵权,没有受到惩处反而被授予中将职务。后去香港做寓公,1980年客死加拿大。
“高南京市长”,即高冠吾,1937年投日,南京沦陷后冒充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欺骗教导总队残部,造成数百名官兵因此被日军杀害。此后因“功”被任命为南京市市长。后曾担任伪江苏省省长,在汉奸内斗中落马,不知下落。
个个都堪称国贼。
大约因为日军不愿意暴露己方出丑大员,文章中没有提日方中毒人员名单。实际上,这次日方中毒的包括日军高级将领,陆军中将山田乙三(就是日本投降时关东军的司令官,当时已经晋升大将),以及多名佐官。这些人均在此次事件里中毒。
可惜,投下的毒药不够剧烈,否则,可能会把日伪在中国的重要军事将领和高官聚歼于此,那九泉之下的南京父老,将是怎样的欣慰啊。
对于“逃犯”的追捕,再无下文。能在恼羞成怒的日军特高课面前消失无踪,必为智勇双全之人。
在我的记忆中,我国对这次投毒行动并无报道。
然而,有一次和方军大兄通电话的时候,他却说对这个案子有印象!于是,向他请教,之后再查资料,原来,实施这次复仇行动的中国英雄,至今仍然活在世上。
江苏省委宣传部曾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了一本名为《群英谱》的文史资料集,曾经提到这次事件。此案在当时的大后方也有报道。这名复仇者,大名詹长麟,是一名为军统局工作的中国地下工作者,1934年打入日本在南京的总领事馆担任服务员。1936年,他哥哥詹长炳也打入日本领事馆,两人一起为提供抗战所需情报而工作。
日军攻陷南京,领事馆的工作并不是护身符,大屠杀中詹氏兄弟一家也未能幸免。财产遭劫,房子被烧,连妻子也遭到日军强暴。
此国恨家仇也。
两人强忍悲痛,继续在日本人的眼皮下面进行地下工作。
1939年6月,两人接到上级命令并拿到所需毒物,成功地实施了这次投毒行动并安全撤离。抗战胜利后,兄弟二人回到南京,长期居住在这座城市中,但几乎无人知道他们当年的英勇行为。
时年93岁的詹老人面对记者,曾谈到他毒死的日本书记官平时和他私交还可以,记者问他后悔不后悔,他用拐杖使劲跺着地说:“我是诚心诚意杀他们的,我是中国人啊,我要报仇呀!我要我的祖国呀!”
字字血泪。壮哉,复仇的南京!
附:一名台湾网友提供的资料
詹长麟
詹长麟十五岁时(1928年)加入国民政府警卫旅,1932年参加“一•二八” 淞沪会战,是在战场上也跟日本人作战过的。
安排詹长麟进入日本总领事馆卧底的国民政府警察厅特警科外事组组长赵世瑞,于1952年中风逝于台湾。
当年事件发生后的重庆《中央日报》报道:
今天是6月25日,七十年前的6月25日,军统以詹氏兄弟名义发给日本总领事馆领事崛公一的信里说明事件真相,并刻意指出将前往香港,其实是为了藏在福建山区的詹氏兄弟做掩护。国民政府后授予“忠勇杀敌”的银盾予兄弟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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