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古典名著.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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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毛泽东博览群书,终身酷爱读书。早在青少年时代,毛泽东就熟读《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封神演义》等中国著名的古典小说。在后来的半个世纪,他还一直爱不释手,直至生命垂危的最后的岁月,他在病中还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还时常很有兴致地和身边的同志谈论和评说。《毛泽东读古典名著》重点将讲述了毛泽东读《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封神演义》等古典名著的批注、评论和轶闻趣事,不但让读者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精粹,而且学习伟人的读书方法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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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要通过研读历史经典,看成败、鉴是非、知兴替,起到‘温故而执行’、‘彰往而察来’的作用”,“要通过研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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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完颜亮,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和写作。主要著作有:《毛泽东与新疆的和平解放》《陈云的延安岁月》《焦裕禄:县委书记的榜样》《孔繁森:领导干部的楷模》等。

目录
前 言 / 1

第一章 毛泽东读《水浒传》 / 1
第一节 “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
     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 / 3
第二节 毛泽东点评梁山众好汉 / 21
第三节 毛泽东发现“《水浒传》里没有农民” / 34
第四节 长期阅读、深入研究《水浒传》 / 37
第五节 《水浒传》中的政治斗争暗线 / 43
第六节 《水浒传》与“文革”末期的政治风云 / 60

第二章 毛泽东读《三国演义》 / 77
第一节 读《三国演义》七十年 / 78
第二节 “打仗的事怎能照书本?” / 87
第三节 毛泽东点评三国故事,启发干部思维 / 91
第四节 毛泽东细数三国风流人物 / 96
第五节 “《三国演义》这些书,至少读它三遍” / 117
第六节 张鲁的乌托邦与人民公社运动 / 119


第三章 毛泽东读《西游记》 / 128
第一节 痴迷《西游记》的农家少年 / 129
第二节 “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 / 133
第三节 “我们要学孙悟空,大闹反动统治的天宫” / 137
第四节 倡导《西游记》中的取经精神 / 142
第五节 笑谈《西游记》,妙语连珠 / 144
第六节 对《西游记》的兴趣持续一生 / 150

第四章 毛泽东读《红楼梦》 / 152
第一节 一生喜读《红楼梦》 / 153
第二节 《红楼梦》“要读五遍” / 165
第三节 从《红楼梦》中吸取政治营养和智慧 / 173
第四节 山雨欲来风满“红楼” / 179
第五节 李希凡与蓝翎对俞平伯的红学观点“下檄文” / 181
第六节 全国学者大规模参战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大批判 / 191
第七节 自由学术争鸣的回归 / 199

第五章 毛泽东读《聊斋志异》 / 203
第一节 《聊斋志异》“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 / 204
第二节 毛泽东批注《聊斋志异》 / 209
第三节 毛泽东讲《席方平》的故事 / 215
第四节 “我们不怕鬼,敢于和鬼斗争” / 219
第五节 毛泽东曾批邓小平的“猫论” / 222

第六章 毛泽东读《封神演义》 / 228
第一节 “蒋介石没有看过《封神演义》,
     要么看了没有真正懂” / 229
第二节 “看《封神榜》就知道,
    哪有一个‘法宝’是不能破的呀?” / 231
第三节 武王的人民战争与文王的开明政治 / 235
第四节 毛泽东用“姜子牙”分析政治问题 / 238
第五节 “纣王不是坏人” / 243
第六节 要从《封神演义》中发掘古人智慧 / 248

参考文献 / 250


序言
前 言



毛泽东出生在一个家境中等的农民家庭,不算富裕,但也衣食无忧,父母有钱供他上学。所以毛泽东六岁下地干活,七岁上私塾,既过着真正的农民生活,同时也在学习知识,了解世界。
私塾先生教的那些启蒙书,毛泽东不太喜欢,但他脑子聪明,即使不认真学,也大体上背得会。通过这些学习,毛泽东开始识文断字,理解世界,有了自己的思想,并且对社会广泛流传的古代传奇文学发生了兴趣。《精忠传》《说唐》《西游记》《封神榜》《水浒传》《三国演义》……毛泽东都读了又读。
当时私塾的规矩认为小说是杂书,不准学生看。毛泽东总是偷着看,见先生来了,就连忙把“正书”盖在小说上面。
从少年时代,毛泽东就对中国古典小说产生了深厚的兴趣,毛泽东总是反复阅读这些古典名著,还常常与同学讨论。当时,村里大人们也很喜欢这类传奇,经常一群人聚在一起议论这些故事,毛泽东则常常参与进去,这更加深了他对古典小说的印象。
这些从少年时代就陪伴毛泽东的古典名著,经过几十年的岁月,不断给他启示。到了后来革命时期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总是热衷于把它们推荐给身边的同志。1954年,一次,毛泽东问警卫员葛来亮:“来亮,你在看什么书?”葛来亮说:“在看一本苏联小说,书名叫《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毛泽东说:“我国的三部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你看过吗?”葛来亮老实回答:“没有。”毛泽东摇摇头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对这三部书,不看它三遍太遗憾了。”继而又说,“要学点历史、哲学辩证法,不懂历史,不懂哲学,不懂辩证法,就不能很好地处理问题,工作起来就不自由。”[ 李林达:《情满西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2—203页。
]
毛泽东把这些古典名著中的道理,加以唯物辩证法的解读,并且经常与专家学者畅谈。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在莫斯科访问期间,晚上他将胡乔木、郭沫若等请来一道用餐。在他们谈《三国演义》时,他问翻译李越然:“李越然,你读过哪些古书?”李越然回答道:“《三国演义》《水浒传》……”毛泽东说:“不要去注意那些演义式的描写,而要研究故事里的辩证法。”接着,毛泽东又由《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讲述了一番唯物辩证法。[ 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58页。
]
毛泽东从这些古典名著中深深受益,从思想教育的角度审视它们,突出并推崇这些文学作品人民性的一面。1951年6月6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了《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社论中写道:“我们的语言经历过多少千年的演变和考验,一般地说来,是丰富的,精练的。我国历史上的文化和思想界的领导人物一贯地重视语言的选择和使用,并且产生过许多善于使用语言的巨匠,如散文家孟子、庄子、荀子、司马迁、韩愈等,诗人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关汉卿、王实甫等,小说家《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等。他们的著作是保存我国历代语言(严格地说,是汉语)的宝库,特别是白话小说,现在仍旧在人民群众中保持着深刻的影响。”[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405—406页。
]1958年8月,毛泽东在修改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时加写道:“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 参见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的《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转易的》(1958年8月),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8页。
]
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人们普遍认为是来自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但其实毛泽东思想有两个源头:既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又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从历史、文学、政治、经济、哲学、军事等各个领域,毛泽东不断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和思维方式。从毛泽东现有的著作和谈话来看,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应用范围之广泛,与理论联系之密切,使用之纯熟,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1936年,斯诺同毛泽东会面时,毛泽东谈及自己少年时的读书经历:“当时,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左传》《水浒》《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许多故事,我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我认为这些书对我影响很大”。
这些有趣的书籍,让毛泽东从中国原汁原味的本土文化中成长起来,更加了解中国的世道人心、文化习惯,进而懂得得到群众支持的重要性以及动员群众的方法。美国作家施拉姆教授说,“毛泽东根本就是一个中国小说和戏剧上的人物。毛带有强烈通俗文学特点的领导风格使他和农民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也可能对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来说容易显得不那么温文尔雅。”但是却“增加了他对大部分人民的吸引力”。[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
]
就在一百多年前,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在他生长的农家小院里,入迷地攻读《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封神演义》和《聊斋志异》。他一边帮母亲烧火做饭一边看书,光线暗时,就借着火光看;他帮父亲舂米,脚在不停地踩,手里却捏着书,目不转睛地盯着书。这些书中的人物感动着他,书中的英雄们激励着他,书中的道理启发着他,他怀着远大的理想走出故乡山村,走进陌生又混乱的中华大地,并且改变了整个中国。

文摘
第五节 毛泽东曾批邓小平的“猫论”

一、《聊斋志异》中的“猫论”
毛泽东曾点名批评邓小平的“猫论”。1976年前后,他说:“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这指的是对邓小平的“猫论”而言的。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因为毛泽东的批评,邓小平的“猫论”反而成了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人们一直津津乐道几十年。其实,“猫论”是来源于《聊斋志异》的。
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很喜欢看《聊斋志异》,他不仅在北京时经常看,到外地出差时也随身携带着《聊斋志异》,一有时间就看几则其中的小故事。书中的几篇名作,如《画皮》《口技》《驱怪》等,是邓小平最喜爱的,都反复读过多次。
《驱怪》在《聊斋志异》手稿本卷三,又名《秀才驱怪》,是个很简短的小故事:

长山徐远公,故明诸生,鼎革后,弃儒访道,稍稍学敕勒之术,远近多耳其名。某邑一巨公,具币,致诚款书,招之以骑。徐问:“召某何意?”仆曰:“不知。但嘱小人务屈降临。”徐乃行。至则中亭宴馔,礼遇甚恭,然终不道其相迎之旨。徐因问曰:“实欲何为?”幸祛疑抱。主人辄言:“无他。”但劝杯酒。言词闪烁,殊所不解。谈话之间,不觉向暮,邀徐饮园中。园颇佳胜,而竹树蒙翳,景物阴森,杂花丛丛,半没草莱。抵一阁,覆板之上悬蛛错缀,似久无人住者。酒数行,天色曛暗,命烛复饮。徐辞不胜酒,主人即罢酒呼茶。诸仆仓皇撤肴器,尽纳阁之左室几上。茶啜未半,主人托故竟去。仆人持烛引宿左室,烛置案上,遽返身去,颇甚草草。徐疑或携襆被来伴,久之,人声杳然,乃自起扃户就寝。
窗外皎月,入室侵床,夜鸟秋虫,一时啾唧,心中怛然,寝不成寐。顷之,板上橐橐似踏蹴声,甚厉。俄下护梯,俄近寝门。徐骇,毛发猬立,急引被蒙首,而门已豁然顿开。徐展被角微伺之,见一物兽首人身,毛周遍体,长如马鬐,深黑色;牙粲群蜂,目炯双炬。及几,伏舔器中剩肴,舌一过,数器辄净如扫。已而趋近榻,嗅徐被。徐骤起,翻被幂怪头,按之狂喊。怪出不意,惊脱,启外户窜去。徐披衣起遁,则园门外扃,不可得出。缘墙而走,跃逾短垣,则主人马厩。厩人惊,徐告以故,即就乞宿。
将旦,主人使伺徐,不见,大骇。已而出自厩中。徐大怒曰:“我不惯作驱怪术,君遣我,又秘不一言,我橐中蓄有如意钩,又不送达寝所,是欲死我也!”主人谢曰:“拟即相告,虑君难之,初亦不知橐有藏钩。幸宥十死!”徐终怏怏,索骑归。自是怪绝。后主人宴集园中,辄笑向客曰:“我终不忘徐生功也。”
异史氏曰:“黄狸黑狸,得鼠者雄。此非空言也。假令翻被狂喊之后,隐其骇惧,公然以怪之绝为己能,则人将谓徐生真神人不可及矣。”
这个故事简要的内容是:写一位“巨公”知道徐秀才有对付妖怪的办法,于是便将他请到家里,但是不告诉他缘由,只将徐安排在花园里。半夜时,妖怪来了,徐某将被子蒙到妖怪的头上大叫,妖怪吓跑了,不再出现。巨公设好了局,让徐秀才上钩,秀才驱怪,他坐享其成。但不管怎么说,谁驱走了怪,功劳就该是谁的。
在文章的末尾,蒲松龄以“异史氏”之口感慨道:“黄狸黑狸,得鼠者雄”。狸就是猫,这句翻译成白话就是:“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二、“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邓小平很欣赏这句话,其中隐含着一种有效的、直接的哲学思想,相对于教条主义而言,这是一种进步。
当时,中国正处于经济异常困难时期,为了渡过难关,某些地区出现了包产到户等形式。之前,毛泽东就已经就包产到户的问题谈过多次,但是邓子恢[ 邓子恢(1896 —1972),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农业工作领导人,是闽西革命根据地和苏区的主要创建者和卓越的领导人之一,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一直坚持己见,甚至同毛泽东争论过多次,但毛泽东一直也没能改变他的想法。
1961年4月,邓子恢到农民自发搞三包到组(作业组)和三包到户的桂林龙胜进行调查研究。在汇报座谈会上,邓子恢说:“解决包产到户的问题,要从有利于生产出发,要实事求是,可以包产到组,小村、独户的可以包产到户。”“目前无效劳动的事例很多,农业减产,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群众要求解决经营管理中的问题,要求包产到户,是可以理解的。不能说是单干,实际上也不是单干。”邓子恢将广西龙胜“包产到户”、安徽“责任田”和湖南“田间管理包产到户责任制”等经验,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 何立波:《“中国农村变革的先驱和开拓者”邓子恢》,载《党史文苑》2008年第23期。
]邓子恢的这些观点,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都表示赞成,邓小平更是依此抛出了“猫论”。后来他还明确表示,“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包产到户。”[ 《怎样恢复农业生产》一文,摘自《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
1962年,邓小平在接见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讲了这样一番话: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都是些初步意见,还没有作最后决定,以后可能不算数。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

邓小平所说的这句刘伯承常讲的四川话,其实就是来源于《驱怪》中的“黄狸黑狸,得鼠者雄”。
很快,邓小平等人就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一个月后,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严厉批评了“刮单干风”,他还强调,这股风越上层刮得越厉害,最根本的问题是搞资本主义还是搞社会主义。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更是把“黄猫黑猫”指责为“唯生产力论”,并狠加批判,指责这种“唯生产力论是不要阶级斗争,不搞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唯一的决定性的东西”,仍是宣扬一套唯心史观,还是教条地重复那些“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越穷越光荣、越穷越革命、越富越变修”等言论,最终使自己陷入了悖论,无法自圆其说。
其实当时的中国,包括广大群众,已经深深赞同“猫论”的观点,即使人们的思想如何变化,也不能否认“吃饱肚子是好事,饿肚子是坏事”这样简单的道理。
“猫论”虽有一定的经验主义色彩,但与查尔斯·皮尔士[ 查尔斯·皮尔士(1839 —1914),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自然科学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
]的实用主义哲学仍有较大的区别。邓小平主要针对三年困难时期的具体问题,而使经济手段和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也就是让黄猫或黑猫服务于捉老鼠。
邓小平本可以韬光养晦,隐忍不发。但是当时,在邓小平等人的努力下,试图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经济也刚刚开始向着好的方向转变。出于保卫胜利果实的考虑,邓小平1975年指导撰写了旨在恢复国民经济的《论总纲》,提出了著名的“三项指示为纲”。这是针对“四人帮”给他所扣的“唯生产力论”帽子而进行的强力反击:

(某些人)至今还是用形而上学来对待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总是把政治和经济相互割裂开来,把革命和生产相互割裂开来,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一听到要抓好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就给人家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说人家搞修正主义。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

这些观点彻底反驳了“四人帮”。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黄猫黑猫”论被重新提起,并且渐渐被人们误传为“黑猫白猫”论。1985年,邓小平再度当选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被登在《时代》周刊上。“猫论”的影响扩大到全世界。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句话来源于毛泽东和邓小平都爱读的一本中国古典小说《聊斋志异》。
几十年风云变幻,当年的争论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远去,但《聊斋志异》这部生动有趣的著作,和其中“黄狸黑狸,得鼠者雄”的生动语言,仍然长存人心。第一节 “蒋介石没有看过《封神演义》,
要么看了没有真正懂”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多次到杭州。工作之余,他经常爬山,杭州周围的山不算高,有不少毛泽东都爬上去过。有—次,毛泽东爬玉皇山。有几名工作人员跟随,其中有后来成为公安部长的王芳。那时,山顶上有道观,主要是道教场所,还有道士住在观内。观内供有周武王、姜太公和哪吒、玉皇大帝等塑像。这些,都是《封神演义》中描写的主要人物。毛泽东走进观内,一个个仔细看过供奉的神像,边看边问身边的王芳:“《封神演义》你看过没有?”
王芳回答说:“在家读中学时看过。”
毛泽东问:“你知道殷纣王为什么被周武王打败?”
王芳答道:“纣王宠信妲己,乱了朝政。”
毛泽东说:“不对。纣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军事上采取分兵把守、消极防御的办法,而周武王用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办法。所以纣王败了,周武王胜了。”
毛泽东又说:“看来蒋介石没有看过《封神演义》,要么看了没有真正看懂。蒋介石搞的就是分兵防守的办法,我们用的就是集中优势兵力的办法,所以蒋介石被我们打败了。”[ 王芳:《王芳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
从这段对话中可知,毛泽东熟读《封神演义》,并且他本人在阅读这部书时,是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角度来读的。在理解时,就采取这些领域的分析态度,由此形成认识事物的独特视角。因此,他对纣王失败的看法,就与众不同。
纣王失败在于他分兵把守,被善于集中兵力的武王打败了。由此毛泽东引申到对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总结上来,认为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采用了集中兵力的办法,打败了蒋介石,而蒋介石不善于集中兵力,经常采取分兵把守的战法,这一点甚至不如古人。因此,毛泽东说:“看来蒋介石没有看过《封神演义》,要么看了没有真正看懂。”这个话虽然是开了蒋介石一个玩笑,但包含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读书要广博,还要善于读书,从书籍中发现智慧,发掘道理。

第二节 “看《封神榜》就知道,
哪有一个‘法宝’是不能破的呀?”

一、用神怪斗法宝的故事说明“一物降一物”
毛泽东读《封神演义》,不光善于从书中故事发现道理,还善于将书中情节加以引申,用以概括中国共产党的经验,阐述新的道理。这是毛泽东读书时博古通今、古为今用的一面。他往往从书中的故事里寻找话题,用以阐述新经验和新认识。
毛泽东善于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封神演义》中的故事描写,阐述其中的道理。他曾经举《封神演义》中各种法宝之间相互制约的例子,说明世间一切事物都是一物降一物的道理。
《封神演义》里描写了许多神怪斗法宝的故事,书中所记许多法宝,近似现代的化学战争:

吕岳至一更时,分命四门人,每一人拿一葫芦瘟丹,借五形遁进西岐城,吕岳乘了金眼驼,也在当中,把瘟丹用手抓着,往城中按东、西、南、北,洒至三更方回。不表。且说西岐城中那知此丹俱入井泉河道之中,人家起来,必用水火为急济之物,大家小户,天子文武,士庶人等,凡吃水者,满城尽遭此厄。不一二日,一城中烟火全无,街道上并无人走。皇城内人声寂静,止闻有声唤之音;相府内众门人也逢此难。内有二人不遭此殃,哪吒乃莲花化身,杨戬有元功变化。做此二人见满城如此,二人心下十分着慌。[ 摘自《封神演义》第五十八回,“子牙西岐逢吕岳”。
]
话说余德祭起五方云来至周营,站立空中,将此五斗毒痘四面八方泼洒,至四更方回。不表。且说周营众人俱肉体凡胎,如何经得起,三军人人发热,众将个个不宁。子牙在中军也自发热。武王在后殿,自觉身疼。六十万人马俱是如此。三日后,一概门人,众将,浑身上下俱长出颗粒,莫能动履;营中烟火断绝。止得哪吒乃莲花化身,不逢此厄;杨戬知道余德是左道之人,故此夜间不在营中,各自运度;因此上不曾浸染。只见过了五六日,子牙浑身上俱是黑的。此痘形按五方:青、黄、赤、白、黑。[ 摘自《封神演义》第八十一回,“子牙潼关遇痘神”。
]

除此之外,《封神演义》还写了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战争,如“十绝阵”中的“化血阵”、“红水阵”等描写,还有各式各样的法宝和破法宝的方法。
毛泽东阅读此书,曾运用书中描写斗法宝之事,讲述事物相生相克的道理。他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为什么要提出准备对付突然事变,准备对付反革命复辟,准备对付高饶事件的重复发生呢?这是说,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不论任何工作,我们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想,来部署。无非是这些坏得不得了的事:帝国主义者发动新的世界大战,蒋介石又来坐北京,高饶反党联盟一类的事件重新发生,而且不只一个,而是十个,一百个。尽管有那么多,我们都先准备好了,就不怕了。你有十个,也只有五双,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都估计到了。帝国主义拿来吓唬我们的原子弹和氢弹,也没有什么可怕。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一物降一物,有一个东西进攻,也有一个东西降它。看《封神榜》就知道,哪有一个“法宝”是不能破的呀?那样多的“法宝”都破了。我们相信,只要依靠人民,世界上就没有攻不破的“法宝”。[ 《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六卷。
]

毛泽东在这里用《封神演义》中的故事表达他的观点:帝国主义尽管强大,手中有先进的武器,但我们不要信那个邪,不必怕它。世界上没有攻不破的“法宝”,帝国主义手中的任何法宝都是可破的。前提是我们要依靠人民。

二、“三样法宝”的典故
1939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爆发两周年纪念日,华北联大在延安举行开学典礼,校长成仿吾请毛泽东作报告。毛泽东以他特有的广征博引方式讲话,并且在演讲中谈到《封神演义》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象和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引用的是《封神演义》中姜子牙的神话故事。姜子牙上昆仑山玉虚宫,拜见元始天尊。天尊为助他伐纣兴周,赠他三件法宝:一件法宝是一匹“四不象”神兽,骑着这个神兽,行走速度极快,即使相隔千万里,也可以用很短时间到达,正所谓“三山五岳霎时逢”。一件法宝是一根“打神鞭”,这个武器十分了得,不管什么样的妖魔鬼怪用什么样的兵器也抵挡不了,使用此鞭,可打各路妖魔鬼怪,由此可扫除魔障,顺利进兵。一件法宝是“中央戊己旗”一面,这面旗里边有简,简上写着妙计,遇事涉难,可以打开看简上妙计,即可逢凶化吉。
毛泽东把姜子牙得到三件法宝之事,直接引申来,比喻共产党经过对自己长期斗争经验的总结,掌握了三条真理,这三条真理就是:要搞统一战线,要武装斗争,要搞好自身建设。认识并正确运用这三条真理,共产党就将无往而不胜。毛泽东用《封神演义》中三件法宝的故事,借古喻今,十分精炼地将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根本经验概括成“三件法宝”,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
时隔几个月后的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的刊物《共产党人》撰写了发刊词。在发刊词中,毛泽东对共产党的“三件法宝”正式作了概括,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的法宝。毛泽东此次改变了他几个月前在华北联大讲话时使用的“三件法宝”一词,使用了“三大法宝”的词汇,这无疑带有强调意味。同时,毛泽东还进一步阐明了“三大法宝”,即民主革命中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个基本问题及其相互关系。指出“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毛泽东在文章中解释道:在三大法宝中,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
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揭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特点,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十八年来的主要经验,采用直接引申《封神演义》故事的办法加以概述。关于“三大法宝”的概括,就是他运用古典文学名著中的故事讲述新道理的一个典型范例。
第六节 《水浒传》与“文革”末期的政治风云

一、全党转发毛泽东评《水浒传》的谈话
邓小平于1975年1月复出之后,开始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对工业、农业、科教、卫生等领域进行了全面整顿,一改之前混乱的局面。
这个时期也相对比较安定。自从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了“四人帮”后,“四人帮”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江青不再出头露面了,张春桥不再发指示了,王洪文干脆去打鸟、钓鱼了,姚文元也不再直接安排人写批判文章了。到了7月份,邓小平对文艺工作的调整启动后,“四人帮”感到形势越来越被动。
而在他们四个人中,数姚文元最收敛。因为毛泽东在1975年5月3日政治局会议上,一开始批的,就是姚文元搞的“以反经验主义为主”,由此引起的话头。毛泽东当时说,我要做自我批评呢,我对春桥的文章[ 实际上是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当时毛泽东记错了,误说成是“春桥的文章”。
]没有看仔细,放过了“以反经验主义为主”这句错误的话。毛泽东的讲话,明显表示了对姚文元的不满,这一点,姚文元是清楚的,政治局也是清楚的,姚文元由此感到很不舒服。他“韬晦”了很长时间,甚至连一些应该他参加的会议也借故推掉了。
1975年8月14日,汪东兴传来毛泽东评论《水浒传》的谈话记录稿后,姚文元仔细看了一遍,他的眼前一亮,觉得这是个可乘之机。于是他急不可待地又看了一遍。聪明的姚文元从毛泽东的这篇谈话记录中,看到了毛泽东内心所包含的隐忧,认为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的反对“投降派”、“宋江架空晁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等语,正是他们可以用来影射攻击邓小平的炮弹,反击邓小平的时候到了。于是,他立即拿起笔来,给毛泽东写了一份请示报告:

主席:
接到关于《水浒》的评论后,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主席的批评,揭露了《水浒》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貌,明确地告诉我们:“《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作为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对整个文艺评论和文艺工作,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的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一反面教材的作用。
出版《水浒》上存在的问题不是偶然的。根据我看到的材料,文化大革命以前大量的评论,几乎都是违背鲁迅的论述,美化甚至歌颂《水浒》的。所肯定的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影响很大,但没有澄清。一个基本的论点,就是所谓“农民起义的局限性”。把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算作“农民起义的局限性”,这些不是抹杀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两个对立的阶级、坚持农民起义路线与坚持投降主义路线两条路线的原则斗争?!斗争不屈而死,同追求升官发财而投降,怎么能说成一回事?!主席指出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两派的斗争,宋江排挤晁盖是为了投降的需要,肯定了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反投降的革命立场,这就划清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原则界限。自从主席前年在提倡读《红楼梦》的同时,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以后,各地陆续有些评论,有些批判,也有争论,但评论的都是没有明确从本质上分析《水浒》,而且有一些错误观点继续传播,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的需要看,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批《水浒》研究中的阶级调和论的观点,也是很需要的,对于反修防修是有积极意义的。(我将选出近两年来的一些评论印出送主席翻阅)[ 芦荻:《毛泽东评〈水浒传〉的前前后后》,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3期。
]
为执行主席的批示,拟办以下几件事:
1.将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各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写作组,附此信。
2.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传达落实主席批示,做好三种版本的鲁迅评论工作。我看到一种专供儿童看的《水浒》,是根据七十一回本改成的六十五回本,这要改正前言,增加鲁迅的话,否则流毒青少年。
3.在《红旗》上发表《水浒》的段落,并组织和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拟一个规划。
以上妥否,请批示后办。
致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姚文元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

姚文元写好这个请示报告后,马不停蹄,立即请中办转毛泽东处。1975年8月14日下午,毛泽东批示:“同意。”姚文元立即把毛泽东的批示传给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在姚文元的提议下,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把毛泽东谈话记录稿印发全体中央委员。后来,在“四人帮”的要求下,中央政治局又请示毛泽东同意,向全党转发毛泽东评《水浒传》的谈话。

二、毛泽东关于《水浒传》的谈话被“四人帮”利用
毛泽东为什么要同意向全党转发他的评《水浒传》的谈话?只要仔细分析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就会看到,在这篇谈话中,确实包含着毛泽东对在他身后会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隐忧。对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毛泽东比作“投降派”,而“投降派”是要接受“招安”的,是要“搞修正主义”的。
毛泽东最基本的考虑,就是通过转发这篇谈话,向党内敲一敲警钟。此时,毛泽东觉得是有人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但他又没有什么根据,他要通过转发他评《水浒传》谈话的方式,向全党打一个招呼。
但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个举措,被“四人帮”利用了。“四人帮”觉得,毛泽东的谈话,正好可以用来攻击邓小平,影射周恩来。因此,自从毛泽东评《水浒传》谈话转发下去之后,“四人帮”又重新活跃了起来,他们要借毛泽东的评《水浒传》谈话大做文章。
最先也是最积极做文章的是姚文元。1975年8月17日,姚文元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组织讨论毛泽东评《水浒传》的谈话,还订出了一个宣传规划,于8月18日送毛泽东处请毛泽东阅。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接着,姚文元放下手中的一切工作,专门做一件事,就是组织宣传毛泽东评《水浒传》的谈话。他组织很多人写文章,借评《水浒传》来大加发挥,大反所谓当代的“投降派”、“修正主义分子”,批今天“架空晁盖的宋江”。在姚文元紧锣密鼓的布置之下,《红旗》杂志1975年第9期发表了文章——《重视对〈水浒〉的
评论》:

为了开展对《水浒》的讨论和批判,本刊这期发表了鲁迅对《水浒》的一段评语,希望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指出:“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这个评语,完全正确。它指出了《水浒》的要害是“受招安”,即投降。原因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写了投降的全过程,歌颂了投降主义路线,使它可以用来作为一部有意义的反面教材。
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水浒》是怎样对待梁山农民起义革命事业的奠基人晁盖和农民起义的叛徒宋江的呢?它极力歌颂宋江,而把晁盖排除在一百零八人之外。这完全是为了宣扬投降。晁盖死后,宋江窃取了梁山农民革命的领导权,他第一件事便是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强行通过了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宋江对晁盖起义路线的“修正”,是对农民革命的背叛,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就是搞修正主义。而《水浒》正是肯定和赞美了宋江的修正主义。当然,有投降,就有反投降。李逵、吴用、阮氏三兄弟不愿意投降,坚持了农民革命的立场。但由于领导权掌握在宋江手里,终于使这支农民起义队伍受了“招安”,去打方腊,做了反动统治阶级镇压其他起义军的帮凶。宋江的反革命道路证明:搞修正主义,必然要当投降派,出卖革命,充当反动派的走狗。这是一切修正主义者的特点。刘少奇、林彪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从古代投降派宋江的身上,可以看到现代投降派的丑恶面目。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阶级分析,《水浒》所描写的宋江同高俅的斗争,其实质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是地主阶级内部一个派别的代表人物,他不反对皇帝这个地主阶级利益的最高代表,他反对贪官,不过是为了效忠于皇帝,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在统治阶级内部争得一席地位而已。认清宋江这一阶级本质,对于我们识破修正主义的欺骗性和危害性是很有意义的。为什么宋江能起到高俅所起不到的作用?为什么高俅的残酷镇压不能打垮梁山农民起义军,而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却能很快瓦解这支队伍?这是因为,钻进农民革命队伍的宋江以他同高俅的“斗争”掩盖了他们同属地主阶级的实质,掩盖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只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一派反对另一派的矛盾。这样,宋江就有机可乘,使投降主义路线得逞。李逵由于缺少阶级分析的观点,虽然没有壮烈地死在高俅的屠刀下,却让宋江用毒酒断送了性命,这个惨痛的教训是值得革命人民永远记取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关于《水浒》的许多评论,几乎都违背了鲁迅的论述。不少文章美化甚至歌颂《水浒》所肯定的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其中一个基本的论点就是把宋江的投降主义算作了“农民的局限性”。于是,投降派变成了英雄,农民起义的结果必然走向投降,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尖锐对立、坚持农民起义路线和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原则斗争统统被抹煞了。请问:斗争不屈而失败,同宋江为追求“官爵升迁”而投降,怎么能说成一回事?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往往陷于失败,但投降绝不是它的必然结果。把宋江的投降主义算作“农民的局限性”,实质上是宣扬了阶级调和论,这是必须加以讨论和澄清的。
这里,重温一下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很有必要的。毛主席说,像武训那样的人,“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毛主席还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毛主席的这些深刻分析,对于我们今天开展对《水浒》的讨论和批判,肃清《水浒》研究中的阶级调和论的流毒,是完全适用的。《水浒》这部小说中的宋江,同《武训传》中的武训是一丘之貉。歌颂叛徒宋江,同歌颂奴才武训,是同样性质的问题。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充分开展对《水浒》这部书的批判,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使人民群众都知道投降派的真面目,学习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看各种问题。这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对于整个文艺评论和文艺工作,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道路,加强革命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紧接着,姚文元又组织人写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稿,于1975年9月2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9月4日,这篇题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社论在《人民日报》上公开见报。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本报和其他报刊开始了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
这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它将有力地促进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的深入。希望广大工农兵理论骨干、专业理论工作者、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参加这个讨论。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主席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水浒》中的宋江,是一个地主阶级分子。他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篡夺了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只待朝廷赦罪招安”,终于成了瓦解农民革命的蛀虫、封建王朝的忠实走狗。《水浒》的作者竭力美化和歌颂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水浒》这部书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水浒》问世以来,它的主要倾向是什么,一直众说纷纭。解放以后,曾被有些人捧为“千古不朽的农民革命的史诗”,甚至把宋江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投降主义路线,也说成是无可非议的“农民的局限性”,并把这种观点称为“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其实,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把宋江这个投降派说成是革命派,把歌颂宋江的修正主义说成是“历史唯物主义”,把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同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混为一谈,这样的重大问题,难道不需要彻底弄清楚吗?
学习和领会毛主席的指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而且对于文学、哲学、历史、教育各个领域,对于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我们要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我们党五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刘少奇、林彪都是如此,他们都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当前,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原则,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批判修正主义,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推向前进。
让我们通过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继续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把上层建筑领域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姚文元组织发表的这些文章的关键之处在于:明确提出,评论《水浒传》“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评论《水浒传》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主题,就是要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这实际上是说,评论《水浒传》,是一场大的政治运动,是一场阶级斗争,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任务,而重大政治任务的核心就是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人。
姚文元搞的这些定调子的文章发表后,“四人帮”立即在全国组织人写文章,一时间,各种身份、各种文化程度的作者,如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员、北京市文化局创作评论组、上海沪东造船厂工人理论组、天安门警卫连的警卫战士、北京市朝阳区星火人民公社贫下中农理论小组、天津国棉四厂工人、山东曲阜县东风公社夏家村大队党支部书记,还包括解放军战士、大学里的工农兵学员,纷纷在全国各地大小报刊上发表评论《水浒传》的文章,短短两个月时间里,全国各报刊发表了两千余篇评论《水浒传》的文章,在一个时间点,如此多的各种不同职业的人,集中火力谈论一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他们还在各地组织宣讲团、报告团,懂得一点《水浒传》或者根本不懂《水浒传》的人,都上台“宣讲”评《水浒传》,假借评《水浒传》,广泛宣传要抓当代的“投降派”、“当代的宋江”。他们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大有再搞一次“大地震”之势。
应该说,姚文元确实窥测到了毛泽东内心深处隐忧和担心之所在。他当时这样搞,也确实迎合了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因此,毛泽东起初是允许搞评论《水浒传》的,对评论《水浒传》的宣传,也是支持的。因此毛泽东在1975年8月18日批准了姚文元的请示报告之后,9月2日又批准了姚文元组织人写好并送给他审阅的《人民日报》社论稿。
不仅如此,毛泽东在9月2日批准发表《人民日报》社论稿的同时,还批道:“送小平、春桥阅。这样,可不发内部指示了。”“退文元同志。”毛泽东所说的可不发内部指示,意思是说,可以用这篇社论代替中央关于评论《水浒传》的意见了。毛泽东的打算,就是要让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干部都知道: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投降派”,而党内是不允许有“投降派”的。
已经好久不露面的江青见评《水浒传》是个机会,又开始到处活动。江青先是向她手下的亲信骨干“吹风”。她把几个亲信骨干叫来说,评《水浒传》有“重大现实意义”。毛主席为什么要评《水浒传》?要想想。“《水浒》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 江青1975年8月同于会泳、刘庆棠等人的谈话。
]
江青所说的“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就是暗指邓小平。接着,江青开始在各种公开场合宣讲评《水浒传》。在宣讲中,她东拉西扯,影射、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张春桥也在各种公开场合宣传说:为什么评《水浒》?就是因为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当代投降派”,就是因为眼前就有修正主义。
1975年8月21日下午,邓小平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七位负责人一起,第四次学习《毛泽东选集》的选篇《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学习完后一起吃饭时,胡乔木问:“主席关于评《水浒》的谈话是针对什么的?是不是有所指?”邓小平心中清楚,毛泽东的评《水浒》谈话确实是有所指的,但邓小平有一种政治上的大智慧,他有意岔开话题,并且设法不让“四人帮”误导。于是,他回答说:“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是主席用三个月的时间听读《水浒》得到的看法,要人整理出来的意见。绝不是指当前党内斗争的实际。”[ 《中共党史资料》,2004年第2期,第121页。
]
后来,连根本不读书,不懂得《水浒传》里面到底写了些什么的王洪文,也急忙找来一本《水浒传》,粗看了一篇,就到处去评论《水浒传》。他散布说,毛主席就是要反对“现在的宋江”,就是要反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四人帮”觉得光是他们到处宣传还远远不够,他们设想要搞一场波及全国的更大的政治运动。他们决定,利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来实现他们的这一设想。

三、邓小平沉着应对“四人帮”的攻击
1975年9月中旬,国务院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这次会议,本来是邓小平为了抓农业生产而提议开的一次会议。政治局同意开这次会议,目的也是为了搞好农业生产。当时,中央部长、副部长一级的领导干部,各省市自治区副省级以上的领导干部,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开这样大规模的抓生产的会议而且又有这么多的领导干部参加,这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是空前的。
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决定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进一步搞好整顿,并且提出“全面整顿”的任务,通过整顿,把生产搞上去,首先是把农业生产搞上去。正如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所形容的:“这是一次重要性仅次于或相当于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会议。”
对于这次会议的宗旨,邓小平在1975年9月15日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了完成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上重申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正视目前落后的现状,并下大力气解决农业现代化问题。”可是,到会的江青却抛开会议主题,在会上多次插话,与邓小平唱反调。不仅如此,她还在会上大谈同会议主题毫不相干的《水浒传》中的“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同时扯到评《水浒传》的“现实意义”上来。
江青说,毛主席评《水浒传》的谈话,不单纯是针对古典文学方面问题的谈话,也不是历史评论,它是对当代有重大意义的大事。《水浒传》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接受招安。宋江收罗了一帮子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占据了各重要岗位。现在我们批《水浒传》,就是要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有投降派。此外,江青在大寨还私下与其亲信大谈毛主席评《水浒传》就是批邓小平,指出邓小平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毛主席评《水浒传》的谈话就是防止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
同时,江青还在谈话中影射攻击周恩来,说国务院有更大的人物支持邓小平。会后,江青找到邓小平,提出要求:“把我的讲话录音在全党播放,在党内印发我的讲话稿。”邓小平没有表态。江青又去找到华国锋,要华国锋印发她的讲话稿。华国锋也没有表态。
在江青的进攻面前,邓小平沉着、冷静。这一时期,邓小平从来就不正面谈论评《水浒传》问题,也不公开讲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话。这使江青抓不住邓小平的任何把柄。由于江青在大寨一再逼迫邓小平,要在全党播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邓小平只好对她讲,要请示主席。江青又去华国锋那里一再提要求,华国锋也说,要请示主席。

四、毛泽东大骂江青“放屁”
1975年9月24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后,向毛泽东汇报最近工作时,谈到了江青在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及江青会后向他提出的要求。毛泽东听后,气愤地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大寨,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 刘金田、张爱茹:《走出中南海的邓小平》,台海出版社2011年版。1975年9月2日毛泽东同邓小平的谈话记录。
]
不久,华国锋在一次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工作之后,也向毛泽东谈到了江青要求在全党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的问题。毛泽东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刘金田、张爱茹:《走出中南海的邓小平》,台海出版社2011年版。1975年9月毛泽东听取华国锋汇报时的指示。
]
原来同意搞评《水浒传》的毛泽东,为什么又做出了这样的指示呢?实际上,毛泽东发表评《水浒传》的谈话,以及后来同意向全党转发,只是出于这样一个考虑:要向全党敲一敲警钟,扭转一些思想倾向,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到底是谁?怎样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完全不想上纲上线,他不想再搞政治运动,更不想把国家搞乱。这是与江青等人想搞政治运动,借评《水浒传》打倒一批人,有本质上的不同。
此时的毛泽东,既要肯定“文化大革命”,又希望全国能够安定团结,把生产搞上去。当他的评《水浒传》的谈话发下去后,他也看到,除了“四人帮”十分积极之外,全党反响普遍较冷淡,特别是实际工作部门,一直在抓业务工作,根本不搞评《水浒传》。由此他考虑到,目前再人为地搞一场运动,是很不适当的。而此时江青的表演也确实拙劣,引起了党内许多干部的反感。因此再通过“四人帮”这些人搞评《水浒传》,会激起更大的矛盾。于是,毛泽东适时收手,他只把评《水浒传》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和范围内。正是从这一考虑出发,毛泽东才对邓小平、华国锋讲了上述那些话。
毛泽东此话一发,自然影响全党。一场眼看就要被“四人帮”掀起的全国性的评《水浒传》运动逐渐淡化下来,直到最后无声无息。这样,从1975年8月15日毛泽东发表评《水浒传》的讲话起,到9月下旬毛泽东先后和邓小平、华国锋谈话止,“四人帮”所极力搞的评《水浒传》,实际上只搞了四十多天就冷落下来。
1975年10月6日,胡乔木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召开的筹办《思想战线》杂志会议上发表谈话。他批评当时评《水浒传》的文章时说:“把毛主席比做晁盖,简直是荒谬!毛主席是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晁盖无论怎样勇敢,只是一个农民英雄,这两个人怎能比较呢?还有把毛主席身边的人比做宋江,那不是说毛主席用了宋江吗?”他又指出,“写文章要正面立论,不要放暗箭。现在报刊上的文章都很长,但就只有那么一两句话是有所指的,是放暗箭的话。我们不放暗箭。”[ 夏杏珍:《关于1975年评〈水浒〉运动的若干问题》,载于《文艺报》,1995年12月22日。
]
此后,各地报刊评《水浒传》的文章,转到了侧重于古典文学评论方面,而“四人帮”对评论古典文学是不感兴趣的,于是,这场由《水浒传》中隐藏的暗线所引发的政治风波,起初声势浩大,随后迅速归于平静,很快就不了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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