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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制,将强大的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三种机制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那么,这三种机构最初来自何方?是什么力量驱使它们诞生?又在何等条件下得到发展?建立的顺序如何?彼此间有何关系?
当代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弗朗西斯•福山,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今日政治机构是如何从历史中发展出来的全面画卷。《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一卷),把对政治秩序的探讨向前延伸到人类的灵长目祖先,然后依次讲述人类部落社会的出现,第一个现代国家在中国的生长,法治在印度和中东的开始,一直到法国大革命前夕问责制政府在欧洲的发展。《政治秩序的起源》是一次严密的尝试,力图通过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形成对人类历史的概览,建立一个理解政治制度演化的宏大框架。
本书第二卷将延伸到当代,敬请期待。

编辑推荐
梁文道、刘瑜、熊培云、许知远联袂主编——“理想国译丛”(MIRROR)系列之一(005)——保持开放性的思想和非功利的眼睛,看看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本书有刘瑜专文导读“重读福山之二:重新带回国家”。

事实上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曾经过部落组织阶段,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社会发展出了政治机构,包括维持和平和统一法律的中央集权国家。某些社会继续向前,创造出了向公民负责的政府。我们将这些机构视为理所当然,但是在今天很多发展中国家,它们却依然付诸阙如,或不能运转,甚至经常给世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那么,为什么有些国家获得了成功而另一些则失败了?本卷的目的,就是详述那些已被视作理所当然的基本政治机构的起源,从而填补历史健忘症所造成的空白。

名人推荐
福山的洞见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国家及其形成过程,福山的主题仍旧很宏大,但他能够准确地找出富有启示意义的细节,政治理论方面的著作很少有像这一部这样让人手不释卷。
——《经济学家》杂志(The Economist)

这本书有很好的文笔,聪明的想法以及有趣的信息。可以看到作者为此作了贯穿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海量阅读。本书所试图覆盖的范围,几乎和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和钢铁》一样雄心勃勃。
——《科学》杂志(Science)

野心勃勃、旁征博引、雄辩滔滔,本书无疑是我们时代的公共知识领袖的代表性成就之一。
——《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这是一种试图对人类政治生活之“必须”进行的古往今来、无所不包的论述,也是对人类政治生活流变之“复杂”所做的大线条概述,更是对自由民主的宪政政体之“终结”历史做出的通观性的强势论证。
——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好的学术著作其实像侦探小说:作者提出一个悬念,然后抛出一个接一个线索,在每一个线索上诱导你深入,然后又用新出现的论据给它打上问号,直到最后的解释浮出水面。《政治秩序的起源》就是这样一本“侦探小说”。福山引领读者进行了一场穿越时空、跨越学科的“追踪”,在一团乱麻中找到政治发展的脉络。
——刘瑜(清华大学政治学系)

作者简介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日裔美籍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奥利弗•诺梅里尼高级研究员,此前曾任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兹高等国际研究院、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企划局副局长、兰德公司研究员。著有《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信任》、《十字路口上的美国》、《政治秩序的起源》等。现居加利福尼亚。

目录
福山的洞见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国家及其形成过程,福山的主题仍旧很宏大,但他能够准确地找出富有启示意义的细节,政治理论方面的著作很少有像这一部这样让人手不释卷。
——《经济学家》杂志(The Economist)

这本书有很好的文笔,聪明的想法以及有趣的信息。可以看到作者为此作了贯穿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海量阅读。本书所试图覆盖的范围,几乎和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和钢铁》一样雄心勃勃。
——《科学》杂志(Science)

野心勃勃、旁征博引、雄辩滔滔,本书无疑是我们时代的公共知识领袖的代表性成就之一。
——《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这是一种试图对人类政治生活之“必须”进行的古往今来、无所不包的论述,也是对人类政治生活流变之“复杂”所做的大线条概述,更是对自由民主的宪政政体之“终结”历史做出的通观性的强势论证。
——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好的学术著作其实像侦探小说:作者提出一个悬念,然后抛出一个接一个线索,在每一个线索上诱导你深入,然后又用新出现的论据给它打上问号,直到最后的解释浮出水面。《政治秩序的起源》就是这样一本“侦探小说”。福山引领读者进行了一场穿越时空、跨越学科的“追踪”,在一团乱麻中找到政治发展的脉络。
——刘瑜(清华大学政治学系)

序言
序 言

本书有两个起源。第一,源于我的恩师哈佛大学的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请我为他1968年的经典之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再版撰写新序。亨廷顿的著作代表了广泛叙述政治发展的新努力之一,也是我在教学中经常要求学生阅读的。它在比较政治学方面建立了甚多重要见解,包括政治衰退的理论、威权现代化的概念、政治发展是有别于现代化其他方面的现象。
我在写新序时觉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尽管很有启发,但确实需要认真的更新。它的成书时间距离非殖民浪潮席卷二战后的世界仅十年左右。它的很多结论反映了那一时期政变和内战所带来的极端不稳定。但自该书出版以来已发生很多重大变化,像东亚的经济奇迹、全球共产主义的衰退、全球化的加速,以及始于20世纪70年代亨廷顿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政治秩序在很多地方尚未到位,但在不少发展中地区却取得成功。返回该书的主题,将之用于今日世界,似乎是个好主意。
我在思考如何修订亨廷顿思想时又突然省悟到,若要详细解说政治发展和政治衰退的起源,还有很多基本工作要做。《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将人类历史晚期的政治世界视作理所当然。其时,国家、政党、法律、军事组织等制度(institutions,参见本书第29章“制度(机构)”一节编者按,本书第442页)均已存在。它所面对的是发展中国家如何推动政治制度的现代化,但没有解释这些现代化制度在其发源地是如何成形的。国家并不受困于自己的过去,但在许多情况下,数百年乃至数千年前发生的事,仍对政治的性质发挥着重大影响。如想弄懂当代制度的运作,很有必要查看它们的起源以及帮助它们成形的意外和偶然。
我对制度起源的关心又与第二份担忧紧密吻合,即现实世界中国家过于薄弱和最终失败的问题。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就政府濒临崩溃或不稳的国家,我一直在研究其国家和民族构建的难题。与此有关的更早努力,是我在2004年出版的《国家构建:21世纪的治理与世界秩序》。美国和广大的国际捐赠社区,大力投入世界各地的国家建设项目,包括阿富汗、伊拉克、索马里、海地、东帝汶、塞拉利昂、利比里亚。我本人也跟世界银行和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AusAid)接洽,观察包括东帝汶、巴布亚新几内亚、印尼巴布亚省、所罗门群岛在内的美拉尼西亚(Melanesia)的国家建设问题。它们在建造现代国家方面遇到重大困难。
譬如,如何将现代制度植入美拉尼西亚社会,如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该社会以人类学家所谓的分支世系制(segmentary lineage)组成部落,而分支世系是指共享同一祖先的群体,其中的亲戚人数少至几十,多至数千。这些群体在本地被称为一语部落(wantok),它是英文词语“一种话语”的洋泾浜变种,即操同一语言的人群。存在于美拉尼西亚的社会分裂颇不寻常,巴布亚新几内亚拥有超过九百种互不通用的语言,几乎占世界现存语种的六分之一。所罗门群岛的人口仅50万,却有超过七十种的独特语言。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的多数居民,从没离开过出生地的小峡谷,他们生活在一语部落内,与邻近的其他一语部落互相竞争。
一语部落接受大佬(Big Man)的指挥,但没有一个人生来就是大佬,也不能将之传给儿子。更确切地说,必须在每一代赢得该职。它不一定落在体力强壮者的头上,通常给赢得社区信任的人——以分配猪肉、贝壳货币和其他资源的能力为基础。在传统的美拉尼西亚社会中,大佬必须时时小心,因为权力觊觎者可能就躲在背后。如果没有可供派分的资源,他就会失去其领袖地位。
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准许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英国也承认所罗门群岛独立。它们都建立现代“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式政府,公民们定期参加多党派的选举,以选出议会成员。在澳大利亚和英国,政治选择离不开中立偏左的工党和保守党(澳大利亚的自由党和英国的托利党)。总的来说,选民根据意识形态和政策来决定取向(譬如,他们要更多的政府保护,还是要更多的市场取向)。
这种政治制度一旦植入美拉尼西亚,结果一片混乱。原因在于,美拉尼西亚的多数选民投票不看政治纲领。更确切地说,他们只支持自己的大佬和一语部落。如果大佬(偶尔是大姐)被选入议会,这位新议会成员将尽力运用自己的影响,将政府资源搬回自己的一语部落,向自己的拥护者提供学校费用、埋葬开支、建筑工程等。尽管有全国政府和主权象征,像国旗和军队,美拉尼西亚的居民中没几个觉得自己属于一个国家,或属于自己一语部落之外的社会。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的议会中,没有凝聚的政党,只有大批单枪匹马的领袖,将尽可能多的猪肉带回自己狭小的拥护者团体。[4]
美拉尼西亚社会的部落制度限制了经济发展,因为它阻止现代产权涌现。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95%以上的土地属于所谓的惯例(customary)土地所有制。根据惯例的规则,财产是私有的,由亲戚团体以非正式形式(就是说没有法律文件)一起拥有。他们对土地享有单独和集体的权利,地产的意义不仅在经济上,还在精神上,因为死去的亲戚都葬于一语部落的土地,其魂魄仍在徘徊。一语部落中的任何人,包括大佬,都无权将土地卖与外人。[5]寻觅地产的开矿公司或棕榈油公司,必须与数百人谈判,有时甚至数千人。此外,根据传统规则,土地产权不受时效法律的限制。[6]
在很多外国人的眼中,美拉尼西亚政治家的行为看来像政治腐败。但从传统部落社会的角度看,大佬只是在履行大佬历来的职责,那就是向亲戚分发资源。只是现在,他们不但拥有猪肉和贝壳货币,而且享有开矿和伐木权利的收入。
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首都莫尔兹比港(Port Moresby)起飞,几小时就可抵达澳大利亚的凯恩斯(Cairns)或布里斯班(Brisbane)。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航程跨越了几千年的政治发展。在思考美拉尼西亚的政治发展时,我开始考虑:社会如何从部落层次过渡到国家层次,现代产权如何从惯例产权中脱颖而出,倚靠第三方执法的正规法律制度如何问世。美拉尼西亚社会从没见过正规的法律制度。如果想得更远,认为现代社会已远远超越美拉尼西亚,依我看来可能只是夜郎自大,因为大佬——将资源派分给亲戚和拥护者的政治家——在当代世界依然到处可见,包括美国国会。如果政治发展的涵义就是脱离家族关系和人格政治,那我们必须解释,为何这些行为仍在多处幸存,为何看似现代的制度往往要走回头路。
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找不到有关答案,这段历史需要认真的梳理,以重温亨廷顿的主题。
因此就有了现在这本书,考量政治制度的历史起源和政治衰退的过程。这是两卷中的第一卷,涵盖从前人类时期到美法革命前夕的政治发展。本书与过去有关——事实上,它并不始于有记载的人类历史,而是人类的灵长目祖先。它的前四个部分讲述人类史前史、国家起源、法治、负责制政府。第二卷会一直讲到今天,特别关注非西方社会在追求现代化时受到西方制度的影响,然后再解说当代世界的政治发展。
阅读本卷时需要预先掂量第二卷的内容。我在本卷最后一章中讲得很清楚,现代世界的政治发展所遇到的条件,与18世纪晚期之前的截然不同。一旦工业革命发轫,人类社会退出直到那时一直所身历的马尔萨斯式处境(Malthusian conditions),新动力加入社会变化的进程,从而造就巨大的政治后果。本卷读者可能觉得,这里叙述的漫长历史进程意味着,社会会受困于自己的历史;但实际上,我们今天生活在非常不同且动力多样的环境下。
本书涵盖众多的社会和历史时期;我也使用自己专长之外的资料,包括人类学、经济学、生物学的。显然,为了从事如此广泛的研究,我不得不几乎全然依靠二手资料。我尝试让这些资料承受尽可能周全的专家过滤,尽管如此,我仍有可能犯了事实上和解释中的错误。对深入研究特定社会和历史时期的专家来说,本书的很多单独章节是不够格的。但我认为,以比较方式作横跨时间和空间的考量,本身似乎就是一种美德。如果全神贯注于特定题材,往往会看不清政治发展的大模式。

文摘
导 读 重新带回国家
刘 瑜

好的学术著作其实像侦探小说:作者提出一个悬念,然后抛出一个接一个的线索,在每一个线索上诱导你深入,然后又用新出现的论据给它打上问号,直到最后的解释浮出水面。
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就是这样一本“侦探小说”。为什么
今天我们所见的世界,在政治上呈现出如此之丰富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起源何在?就这个引人入胜的问题,福山引领读者进行了一场穿越时空、跨越学科的“追踪”:从生物学的成果到各大洲地理风貌的不同,从部落文明的特点到宗教的政治影响,从历史发展的经济基础到各个社会不同群体的博弈纵横,福山试图把近年来生物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不同领域的知识进展整合到一个问题框架中来,在一团乱麻中找到政治发展的脉络。
这显然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在一个学术日益专业化、精细化、技术化的时代,几乎已经没有学者敢于提出如此之气势磅礴的问题,更不用说就此写出皇皇巨著了。在理解整体的基础上理解局部,从历史全貌出发定位当代,这更像是一百年前古典思想家的思维方式,而不符合21世纪初的“学术范式”。但福山先生却“偏向虎山行”—某种意义上,这不仅仅是挑战,甚至可以说是挑衅:对从技术性细节出发理解我们所身处的世界这一可能性的质疑。
但就回答福山所提出的问题而言,打开视野的广度又是必然要求。显然,如福山自己所说,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是如此之多领域的专家,但是对不同领域权威和成果的引用,使得该书从本质上而言不仅仅有一位作者,而是由无数作者共同完成的。更重要的是,也许福山在每一个领域都不能称为专家,但一个学者的敏锐性和洞察力,从来就更多取决于他通过问题意识组织和提炼知识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对知识本身的掌握。就串连庞杂的细节组织成一个“侦探故事”的能力而言,福山没有让人失望。



提起福山,人们最先想到的恐怕是他著名的“历史终结论”。在1992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福山表达了这样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自由民主制代表了人类政治文明最后的形态,而自由民主制下的布尔乔亚则代表了“最后的人”。由于这一观点发表于冷战结束伊始,在很大程度上,它被视为西方取得冷战胜利的宣言。当然,基于同样的原因,它也被视为傲慢的西方中心主义代表,并受到此起彼伏的批判。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是,过去二十年来,福山先生的问题意识一直在慢慢转向。从2004年的《国家建构》,到2007年的《在十字路口的美国》,到2008年的《信任: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再到最近出版的这本重磅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个几乎可以说“面目全非”的福山逐渐浮现。甚至可以说,前面几本书都是为最后这本书所做的准备工作,最后这本书构成了对前面几本书的整合与深化。
在何种意义上《政治秩序的起源》构成对《历史的终结》的“180度转向”?与其说对同一个问题“新福山”给出了与“旧福山”不同的回答,不如说“新福山”所关注的是全新的问题。如果说触动福山写作《历史的终结》的,根本上而言是“为什么自由民主制最终能够征服世界”,那么触动他写作《政治秩序的起源》的,则是“为什么自由民主制尚未能够征服世界”。
从关注“同一性”走向关注“多样性”,从关注“终结”走向关注“起源”,从关注“人性”走向关心“历史”,这个问题意识的转向显然不是偶然的心血来潮,而与过去二十多年世界各地的政治发展紧密相关。在这二十年来,福山和我们一样,共同目睹了自由民主制在世界各国落地生根的艰难:中东欧在转型过程中的阵痛、非洲许多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种族和部落动员、美军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后“移植”民主的艰难,乃至最近中东地区民主化过程中的动荡与反复……固然,也有韩国、巴西、波兰这样相对成功的案例,但是这二十年的风云变幻,使得“西方的胜利”这样的结论显得过于轻率和乐观。
那么,“为什么自由民主制尚未能够征服世界”?或者说,为什么今天世界各国的政治发展模式如此多样?对这个问题,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福山的主要切入点是:国家建构。什么叫“国家建构”?沿着韦伯对国家的定义,福山将“国家建构”理解为政府的统治能力。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政府国防、征税、官僚机构架构、维持社会秩序、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等能力。
客观地说,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福山对政治发展的认识有三个维度:国家建构、法治和问责(他使用“问责”一词,以囊括在民主制发展初期的“精英民主”形态,但就其当代形式而言,就是民主制[编按:本书译为“负责制”])。在他看来,一个成功的政治模式是三者之间的平衡,但在整本书中,福山对“国家建构”这个维度的格外强调是清晰可见的。
这首先体现在书的构架上。在整本书的三个核心内容部分,“国家建构”部分排在最前面,所占篇幅也远大于其他部分。更重要的是,从内容上而言,福山对世界各国政治传统分野的解释,很大程度上就集中于对其政治源头“国家建构”成败与早晚的分析。由于将“国家建构”视为政治发展的核心要素,福山对比较政治史的讲述,刻意摆脱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也就是说,他不是把欧洲模式当做政治发展的“常规状态”,把其他国家视为偶然的“变异”。相反,他在书中强调,“我把中国作为国家建构的原型,追问为何其他文明
没有复制这一模式”。(参见本书第24页)将中国作为坐标的原点,是因为早在秦朝,“中国就独自创造了韦伯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即,中国成功地发展出了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官僚政府,去治理广大的疆域与人口”。(参见本书第25页)如果说“为什么他们没能成为欧洲”是西方学者惯常的思考出发点,现在福山想掉过头来问:“为什么我们没有成为中国?”
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是因为它最早开始了“国家建构”进程。查尔斯•蒂利所说的“战争制造国家”,中国是最早最经典的例证:春秋战国时期的几百年征战给当时的各地君主带去“国家建构”压力—唯有那些能够最大程度军事动员、控制和管理生产以及汲取社会资源的政权能够“适者生存”。于是,集权最成功的秦国“脱颖而出”,并在征服其他国家后将这一“秦国模式”推广到整个中国。
相比之下,印度从很早开始就是“弱国家”传统—或许由于
地理和人口因素,部落和王国之间的战争从未达到中国历史上的那种频度和烈度,而且其国家建设的进程被婆罗门教的兴起所阻截和压制—根据该教的教义,宗教首领的权力高于世俗政治首领的权力。这一历史悠久的传统为今天印度的“强社会弱国家”、“强问责弱治理”的政治形态埋下了伏笔。
中东则像是一个“迟到”因而“发育不全”的中国。在伊斯兰教
兴起之前,中东的政治传统长期是部落式的,伊斯兰教在7世纪
的兴起给中东地区带来“国家建构”的契机,之后埃及和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奴隶制则把这个国家建构过程推向了高峰。但是,国家建构时间上的“迟到”、宗教的“尚方宝剑”地位、最高权力继承体制的缺乏以及军事奴隶制对外来力量的依赖,使中东的这种国家建构从未达到过中国的高度。
欧洲的传统则介于中国和印度之间,一方面,中世纪之后连年不断的王朝征战给欧洲各国带来了巨大的“国家建构”压力;另一方面,这种压力不得不“嵌入”之前已经形成的法治传统、教会和贵族势力、城市经济等制度环境。于是,集权的压力与分权的传统相互作用,形成了独特的欧洲。
可见,对于“政治为何如此多样”这个问题,除了开篇谈及的地理、人口等因素,福山格外强调的是,各国在摆脱部落制和封建制过程中,政权与社会不同集团的力量对比与博弈,以及“国家建构”与法治、问责制之间的发展顺序。换言之,在历史的源头,“国家建构”的成败与时机是决定一个国家走向的第一推动力。



“国家建构”越成功越好吗?显然不是。在书中福山一再指出,只有当国家建构与法治、问责构成平衡时,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才构成“现代政治的奇迹”。而“一个没有法治和问责制的强国家相当于专制。它越现代和制度化,其专制就越有效”。 (参见本书第137页)秦国所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被其称为“极权主义的原型”。
那么,为什么对政治发展的“国家建构”维度格外强调?与其说这是因为福山过去二十年有一个价值转向,不如说他对现实形势的判断出现了变化。
现实形势如何?在书中,福山时不时流露出这样一种看法:就那些转型中的国家而言,是国家能力的薄弱令民主化过程常常成为失序化过程。即使是那些相对成熟的民主国家,国家能力的削弱也使其民主制陷入危机。“现代民主制的失败有各种情况,但21世纪初这一失败的主要原因恐怕是国家能力的薄弱:当代民主制太容易被捆住手脚和陷入僵局,因此无法作出困难的决定以确保其经济与政治的长期生存。”在福山眼中,印度公共设施建设的缓慢、欧洲福利国家的滞涨乃至美国赤字问题的困境,都是民主制里国家能力欠缺的表现。
也就是说,现实政治形势的演化使他越来越担忧,在国家能力、法治和问责的“三角关系”中,人人过于强调前者对后二者的伤害,却往往忽视国家能力同时往往也是建设法治和民主的前提。福山在此书中的努力,是试图弥补这个认识上的盲点。换言之,根本上而言,他对国家建构的强调,不是为了弘扬专制主义,而是为了挽救西方的法治与民主。
基于对国家能力的强调,福山认为,过度宣扬经济上的放任主义是对历史和现实的误解:如果最小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那么今天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应该是索马里—在那里,政府小到基本上不存在,但实际上索马里的经济一团糟。
同样,基于对国家能力的强调,他也对“社会放任主义”的观念(姑且发明这个词)进行了批评。我们今天习惯于把英国的宪政发展归功于“教会”、“贵族”等社会性因素对王权的制衡,却没有足够重视在这一过程中,英国社会并没有失去对王权的尊重—它从未失去其保守主义的这一面。如果王权越软弱、一个国家就越容易实现民主和法治,那么世界上最早实现民主和法治的,不应该是英国,而是匈牙利—13世纪初,匈牙利就产生了匈牙利版的“大宪章”,但是在匈牙利,贵族如此之强大,王权如此之弱小,以至于政治体制演变成了“寡头统治”。正如美国南部社会的种族主义、印度社会的种姓文化所展现的,“社会性因素”未必就代表了先进文明的力量,它也可能带来另一种形式的专制。
此外,福山还对没有国家能力保障的“法治”发展表示质疑。他对哈耶克所说的“自发扩展秩序”表示异议:在他看来,法治在英国的生根不完全是“自发秩序自然演进”的结果,无论是早期的国王、后来的教会还是诺曼征服之后的中央权力,都曾相当大程度上诉诸自上而下的强制或干预去建立一个统一的法律秩序。



对“国家建构”如此强调,是否可以说,“新福山”已经否定了“旧福山”?“旧福山”二十年前的观点已经“过期作废”?
表面上看的确如此。“你看,连福山都不谈民主,转而谈论国家能力了”,至少在中国,不少“国家主义者”为福山的问题意识转向感到欢欣鼓舞。但对《起源》一书真正严肃的阅读会使我们认识到,与其说福山试图用《政治秩序的起源》去否定《历史的终结》,不如说他试图用《起源》去完善《终结》。
何以如此?福山与中国一些国家主义者的根本不同在于:他对国家能力的强调是情境性的,而不是原则性的。即,他对国家能力的强调不是基于一种抽象的观念,而是一种因时因地制宜的“处方”。因为他认为,目前,在世界上许多转型国家和民主国家,国家能力的欠缺导致诸多政治问题,所以应当强化国家能力。但就中国的政治传统而言,在《起源》一书中,他的判断始终是“国家能力过强”,而“法治与问责不足”。“推断有问责体制的社会会最终战胜那些没有它的社会,有一个重要原因:政治问责给制度的适应性变迁提供了一个和平的路径。在王朝阶段,中国的政治体系始终无法解决一个问题,即‘坏皇帝’的问题。……在对上而不是对下负责的当代中国,这个问题仍然至关重要。”(参见本书第436—437页)
同样,不能将福山对“社会因素”的警觉视为站在国家的角度敌视社会。固然,他强调我们不能无条件地将一切社会自发性力量当做文明的动力,但是,当他试图解释英国道路(问责制政府)与法国道路(弱专制主义)更不用说俄罗斯道路(强专制主义)的不同时,他诉诸的解释因素恰恰是社会力量的强大和团结程度。在英国,贵族、底层士绅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团结构成了抵御王权、达至宪政的强大力量,相比之下,法国的贵族、士绅和资产阶级被法国王权瓦解分化,而在俄罗斯,他们则对王权几乎是彻底依附。
因此,从价值上而言,似乎始终只有一个福山。虽然对世界各地情势的总体判断使他现在更强调国家能力—因为没有一定的国家能力去贯彻法律,法治只能是一纸空言,而没有一定的国家能力作为基本秩序的维护者,民主很可能成为民粹的狂欢。但如果脱离语境,将这种强调应用于那些国家能力已经超强甚至过剩的国家,就成了认识上的刻舟求剑。



问题在于,强调“国家建构”,矫枉可能过正。如何把握国家能力的“度”?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难题。
对于思想者而言,一个悖论在于,时代往往是有意义问题意识的来源,但是为时代写作又有可能导致问题感的短视。福山的老师亨廷顿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有过一次矫枉过正的经历。为了超越民主专制类型学的政治学视角,在其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表达了统治程度比政治制度更重要、更体现政治发展的观点,并在这个意义上把美苏归为一类而不是两类国家。他的这一观点曾经启发了几代学人,但是到1989年,苏联及其阵营的垮台则某种意义上否证了亨廷顿的观点:政治制度很重要,美国和苏联并不是一类国家。
当福山频繁地将国家能力强化等同于政治发展、将国家权力的分散化等同于“政治衰败”时,同样的危险也隐约可见。尤其在中国,这样的观点甚至可能被某些教条主义的国家主义者当做武器弹药。固然,一定的国家能力是法治和民主得以发展的前提,但是一定程度的法治和问责也是国家能力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秦朝、更不用说纳粹德国会最后崩坍—摧垮这些政权的,并不是权力分散化、封建化带来的“政治衰败”,而恰恰国家能力的无度拓展。
更重要的是,法治与问责使国家能力的发展变得“有价值”。对比政治发展的三个维度,我们会发现,由于法治原则中的平等和公正精神、问责原则中的自治与参与精神,这两个维度具有内在价值,相比之下,国家能力则仅仅具有“工具价值”—几乎不会有人认为不顾及民众死活的“强大政府”是令人尊敬的。也就是说,只有当国家能力这种“工具”服务于具有内在价值的事物时,我们才能把它视为褒义的“政治发展”。如果不划出这条界限,一味将国家能力的深化称为“政治发展”,将国家权力的分散和下沉称为“政治衰败”,这既不合乎我们的伦理直觉,也不合乎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是,国家能力的相对“衰败”使法治与问责的“发展”得以可能。
而且,正如福山自己在书中指出的,“马尔萨斯的世界”—缺乏科技革命的农业社会—和“后马尔萨斯的世界”有着根本的不同。在“马尔萨斯的世界”里,国家建构在政治各维度中显得格外重要: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和安全保障,往往依赖于对土地的征服和人口的掠夺,而占领土地和掠夺人口则依赖于强大的国家能力。但在一个“后马尔萨斯的世界”里,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安全保障,都更多地依赖科技创新和资本聚集,而科技创新与资本安全则更多地依赖于法治与问责制。换言之,即使历史上国家能力曾经是政治各维度中最重要的一面,在一个已经彻底变迁的世界中,是否依然如此则并非不言自明。

在制度选择问题上“重新带回国家”,一定程度上,福山过去二十年的个人思想史反映了西方知识界的思想史走向。这种转变既是现实的变迁使然,也是知识的逻辑使然。冷战之后的世界政治形势要求知识分子做出思想上的回应,而不仅仅是用历史必然性来“一言以蔽之”。对未来的阐述不能替代对现实的解释,对人性的剖析也不能省略对历史多样性的追问。如果说《政治秩序的起源》对《历史的终结》有明显超越的部分,大约就是对其“历史决定论”色彩进行了涂改:一个制度是合理的并非意味着它是必然的,它在今天“只能如此”也不意味着它在将来也会“一直如此”。回访历史往往会使一个人的乐观变得更加审慎,因为历史往往意味着路径依赖、意味着制度惰性、意味着文化惯性,而对历史的超越则取决于人们刻意的选择和逆水行舟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起源》是对《终结》一书的推翻,不如说是对它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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