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夏到中国.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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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系列历史快门的镜头,讲述了从殷周到清末民初的历史演变脉络,并兼及考察欧洲诸国的重要历史节点,将中国文明的演化置于世界历史的大视野中,探讨历史上具有独特意义的人物、事件、思想,以此呈现出“从华夏到中国”的历史脉络——华夏各邦的塑造、从封建多国体系到官僚帝国、衰亡与重建、西欧秩序如何产生世界秩序、近代中国建构的若干关键路径。如果将这些快照联接起来,就会产生文明—秩序之流的万古江河。其中,华夏川流、世界秩序、形态与背景、激荡的百年(包括正在发生的历史),这四种元素相互衬托,构成彼此的解释和整体的意义。如果拆散,解释和意义就会丧失其完整性。只有这些元素的配置恰到好处,我们才能理解自己在意义世界当中的位置,理解产生我们的生命川流,理解我们所在的世界秩序。






编辑推荐
如果说,是《民国纪事本末》使我们初识刘仲敬;那么,《从华夏到中国》将告诉我们:为什么刘仲敬殚精竭力的知识谱系,出版界只了解极小一部分;为什么在高度同质化的中国社会,刘仲敬会异于大多数学人。

《从华夏到中国》成一家之言,冷静而敏锐,精到犀利评点俯拾皆是,浸透作者大才大识,透过流俗之见和文宣辞令,呈现出“从华夏到中国”的历史脉络——华夏各邦的塑造、从封建多国体系到官僚帝国、衰亡与重建、西欧秩序如何产生世界秩序、近代中国建构的若干关键路径。

《从华夏到中国》从事的是播种的工作,通过刷新理解,重构解释体系,使前因后果活起来,以理解产生我们的生命川流,理解我们所在的世界秩序。





作者简介
刘仲敬,长于新疆,而独以川人自属。尝操宋慈故业,而自授史学。刀下阅尸,笔下著史,足可谓神来转身。昔以文言译休谟《英国史》四卷,开华文先河;著述《民国纪事本末》,亦可堪奇书。

目录
秩序之流,混沌之海
假如种子不死
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及中国成长

壹 从华夏到中国

海岱武装殖民
高克逍遥河上
秦为野兽
县而未封
项王耻渡乌江
韩侯甘居胯下
汝颍之士利如锥
儒化家族五百年
无恒产者:始于宾师,止于私属
“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
“孔融鲁国男子”
儒生右倾翻案风
清谈,清流之余绪
唐承北朝方兴之气
行仁义而国亡,天何为而此醉
畀无疆之孑遗,阖秦望之川薮
南蛮校尉诸问题
复汉魏衣冠,用东齐之法
赵魏多名儒,河朔尽夷狄
地虽中州,风俗过于蛮夷
不出百年,天下民力竭矣
武后之智,仁宗之仁
宋祖之军事济贫院
岳家军之商道
贾少师打土豪分田地
此地可称鬼国
盐、钞之弊,极于斯矣
“别了,马可波罗”之后
明祖之新三权分立
挑动运河鲁西荒
两淮官盐流毒天下
琦善、林则徐之治河策
西蜀巉岩云迷鸟道,东粤碧海日警狼烟
汉传佛教无产化
李翰林守护国体
陈国瑞捍卫主权
汉恩自浅胡自深

贰 万国与万民

神社
乌克兰及顿河哥萨克极简史
两个日耳曼
灵魂分裂的国家
文明的秋天
殖民主义
德奥和平统一及其敬酒罚酒
格莱斯顿之人权外交、价值观外交
西耶斯、贡斯当拉美转世记
上下秘鲁印第安贡赋问题
海地革命、小农结构、共和不立宪极简史
罗斯
华沙陷没,俄折我先锋!
恺撒及其幸运
面包不在内么?
路易十一长驻图尔
人君自食其邑
十七世纪常备军民兵问题
《大宪章》沉没中欧
自由协合党宋襄之仁
罗萨斯、迪亚斯之反帝新权威主义
贵族决斗法家,普通法决斗罗马法
北一辉反帝理想主义
英帝海盗八十年
欧拉、康德之乡邦,普鲁士之耶路撒冷
“洛丽塔”家族
司法独立之封建渊源

叁 政统与法统

奋其私智而不师古
同阶级评审团
继承权与文明
造法
规则与元规则
封建片论
扩张型财政
封建与专制
克隆,抑或克累得
威灵顿嗤曰“彼固下流人也”
混沌边缘
假设历史:国府、执行力及其他
普选制在天津
政治自由、社会放任、遥远的镜子
不赏边功防黩武
何谓中华民族?
诸神之战
海上政权
加图
民初财务地域阶级问题
革命外交前世今生
京库路功败垂成
幽燕非吾宅,长啸返辽东
谢幕中之独立评论
佳人乎?国贼乎?
汪蒋宁府之县治
僭政与法统

附录壹
印度之路、拜占庭之路与诸神的裁决
诗与真:历史主义的经验和经验主义的历史
在民族与民主之间:英国混合宪制的没落与军事-工业共同体的成长
假如青年有智慧,假如老人有力量
附录贰
《克劳备忘录》






序言
序一
秩序之流,混沌之海
文明何物?秩序出于混沌也。混沌大而秩序小,混沌久而秩序短。故文明者,选择、刊落也。譬如认知图景,非出于眼而出于脑。感官之所入,纷繁迷离而不能成像。灵明之所择,仅在先定之若干认知框架。框架之外视若无睹,犹紫外线、超声波之属。然其异者在于:非五官所不能,实心智所不欲。文明亦然。有形态意义出于无形态质料,犹巨匠之凿石留像。意义有异、宗风各别,然石多像少,一也。石固可无像,像不可无石。混沌固可无秩序,秩序不可无混沌。文明秩序生于混沌,亡于混沌。文明在世之日,亦须时刻自“混沌汪洋”抽取“秩序之流”以维持自身。
历史何物?伏脉隐于苍莽也。“秩序之流”在,则意义在;意义在,则历史在。循流溯源谓之史。意义世界之前、之后、之外,有事件而无历史。天下无不死之人,亦无不亡之史。有大河,而后有星宿、积石。河竭,星宿、积石无异于邻村池塘、土堆。黑斯廷斯、兰尼米德尚有意义,以其后裔未绝、江河浩荡之故。否则,事件丧失意义,后人只知其为权力与财富之争。帝国早期史家尚知恺撒、庞培龙争虎斗,乃共和、城邦之生死抉择;拜占庭晚期史家则视同列朝诸帝争位。历史丧失意义与文明衰亡过程同步,昭然若揭。权力与财富之争无所不在,邻村村长子侄早已充分表演,在吾耳目,何需远求?故不知秩序脉络而辑录事件,非史也,博古集邮学也。
文明何益?赋予生存以意义也。历史何益?发掘维持意义世界也。原人栖栖遑遑为野味,史前之人也。孔子栖栖遑遑为礼乐,历史之人也。范进栖栖遑遑为科第,史后之人也。史前之人不知意义世界。史后之人有先人所遗之意义世界,然而无法理解。愚夫愚妇皆知克伦威尔篡位不同于亨利四世篡位,证明史家已尽其维护文明责任。愚夫愚妇皆知刘邦、项羽争位等于朱元璋、张士诚争位,证明史家已尽其消耗文明责任。文明将衰而未亡,则史家相率抛弃意义维持而逃于材料编列,甚至以理性客观中立专业自诩。文明将兴或复兴,以史家能就同样材料创造或重建意义体系为先兆。观诸轴心时代及近世欧洲,可见风会所至、百无一失。王船山所谓“六经责我开生面”,垂老文明渴望以刷新意义世界而自救也。苟能明此,纵然知其不可为,亦当有所必为,以待来者。
是为序,填词志之。
水龙吟·岐下
铜蠡何处斜阳,鸾韶久闭行云度。
紫陌题镌,风遊雨嬉,空阶数处。
过眼苍莽,蓼落秋姿,曾堪一顾。
甚梅枝解舞,披芳弄烨,霜天老,鹭影孤。
一笑依约解语,忆三生,迢递青芜。
结庐人杳,残英遗瑟,家山无据。
陇坂西风,长杨蒺藜,碧鸡难度。
任驿庭新月,宵深犹过,当年骏骨。

序二
假如种子不死
T.S.艾略特的意见大致是:著作的意义与作者关系不大,而主要取决于著作依托的传统。人类依靠意义生活,甚于依靠眼睛和面包。在意义世界中,没有比传统的建立和延续更重要的事情。现世的失败和肉体的毁灭都是琐屑而非决定性的泡沫,只有传统的颠覆才是终极而不可逆的裁决。普希金曾经扬言,他要让刽子手的子孙为他诅咒自己的祖先;但东正教-神圣俄罗斯-家长君主制的三位一体传统虽然没有阿克萨科夫和舍维廖夫期待的那样强大,倒也并不像普希金和拉吉舍夫想象的那样脆弱。今天,普希金的精神子孙和舍维廖夫的精神子孙仍然在索布恰克和普京身边播种。俄罗斯的辽阔原野和亿兆子民无异于诸神的竞技场和原料库。普希金所预见的那种可怕裁决只发生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例如,希特勒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子孙用他们继承的遗产杀害自己的祖先,将诅咒传扬到万国和后世。有些人之所以对靖国神社耿耿于怀,原因就在于他们看到:日本的种子没有死亡,人为的严冬早晚会过去;一个骄傲的民族终将卷土重来,将地方性战争的是非成败投入资料杂物室。
在华夏世界的天空下,诸神的战争围绕“正闰之辩”展开。“正统”和“闰统”之于儒家文明的习惯法体系,犹如“宪制”和“僭政”之于日耳曼习惯法。习惯法的力量总是大于任何成文法,却不会有明确的边界。因此,儒生的“正闰之辩”就发挥了相当于英格兰王国上议院和普通法法官的作用。他们要通过“众议佥同”裁决:什么是权利(right),什么是权宜(necessary),什么是僭越(self-assumed)。前两者属于“正统”,后者属于“闰统”。在“正统”边界内,还存在“经权之辩”。“经”类似权利(right),要求目的和手段的绝对合宪性。“权”类似权宜(necessary),允许——但仅仅为合宪的目的而允许——行使紧急状态权力。研究和鉴定“正、闰、经、权”的学问,就叫“经学”。从材料和内容上看,经学似乎就是史学的一种。其实不然,两者的差别像爱德华·科克与戈登·伍德、施米特与兰克一样大。当然,许多重量级人物身兼二任。克拉林敦、休谟和麦考莱的所谓史学,其实主要是经学。他们的著作与其说与世无争地考证历史,不如说积极主动地加入了作者同时代的宪法斗争。我们必须对顾炎武和王夫之的著作给予同样的评价,但钱大昕的著作就只能视为真正的史学。
在华夏传统中,经学的极端派称为“公羊学”。王莽和康有为就是这一派的知名人士。他们勇敢地主张:如果有利于教育君主和国民,肆无忌惮地捏造历史并非不正当。他们如果了解西学,大概会从来库古和努马的先例中找到不少安慰。然而,这不是经学的主流。正统派通常坚持:在毫无目的的考证和毫无依据的政论之间,审慎地寻找最佳平衡点。审慎是政治德性当中难度最大的一种,因此经学就是所有学问当中危险最大的一种。看上去似乎毫无技术含量,但这正是经学最危险的地方。汉景帝之所以叫停关于汤武的争论,理由就在这里。“为什么承认秦始皇的正统性,必定危害基本文明准则?”“为什么否定唐太宗的权宜必要性,可能损害君主维护良治的积极性?”这样的问题确实关系到共同体的生死存亡。比较轻浮的杂文家大概会嘲笑这些无事生非的折腾,但这种表现仅仅是缺乏深思或身在局外的产物。英格兰王国的牧师和律师难道真会认为,王位继承人是否信仰天主教对他们都一样?法利赛人难道真会认为,犹太人用什么方式遵守安息日对他们都一样?如果负有维护正统责任的特殊阶级(他们的特权完全有赖于此)如此缺乏远见和责任感,那么共同体和他们自己的毁灭就会比最悲观的预言还要迅速。
笔者如果不是在《民国纪事本末(1911—1949)》,就是在其他的地方提到过王国维和周作人对叶德辉之死的不同反应。周作人其实和王国维一样身在局中,无由置身事外,但他没有运用智力反而更好,从而便不会为自己营造出身在局外的幻觉。他不愿面对事实:党军是否打算害谁并不重要,因为党军出现的事实本身就是如同老鼠跳上甲板不再怕人的征兆。他以为,如果他能科学地证明老鼠并不咬人,怕老鼠的懦夫都是傻瓜,他就不会像其他人一样淹死。然而,自欺欺人只会将他引向更少尊严的死亡。人类没有能力理解主宰世界的神秘法则,却逃脱不了违背法则的代价。精明的赌徒过高估计个人的智慧,通常会比愚夫愚妇死得更惨。司马迁为此发明了一种十足经学的辞令:“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撇开一神教传统和世俗人文主义传统的差异,这话的意义就相当于犹太人所谓“敬畏神明是一切智慧的开端”。如果你首先看到老鼠跳上餐桌,然后看到智者教育儿童不用害怕,最后看到救生艇莫名其妙地少了许多,你会不会急于研究老鼠的生物学特征,或是急于联络爱猫人士捉老鼠?实际上,你最应该做一件事:将最宝贵的信息装进漂流瓶,投入大海。接下来的事情,不再与你有关。“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种子也许落入石田,也许落入沃土。”如是而已。
什么是民国?它不是一些事件,甚至不是一条道路,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方向。在这个方向上,也许有许多条路,也许一条路也没有,也许有高速列车接送,也许必须自己开路。地图是重要的,但不会比方向更为重要。道路决定命运,但方向决定了道路的命运。方向是价值决断的产物,超乎实证知识的层面。价值源于产生你的传统和你选择的传统,是一切论证的起点而非结论。如果你决定去更加温暖的地方,你就要选择去广州的马车,而拒绝去北京的飞机。如果有人说他的飞机比你的马车先进,他的飞行员比你的马车夫高明,以及多少人在路上淹死,多少人在终点喂了鲨鱼,这时,你没有必要费心争论,要像水手对待飓风一样承受必要的代价。如果你想欺骗自己的同伴,用道路的优劣偷换方向的选择,你将在为时太晚的时候发现,你的聪明不足以代替法则保护你。
什么是法统?它不是宪法的形式和权力的分配,而是一种必须建立和巩固的神秘信任,以及一种鉴定“正、闰、经、权”的价值选择。只要后两者存在,任何形式的宪法和权力都能稳固。反之亦然。如果华夏可能变形为民国,正统就必须变形为法统。法统失败,就是民国失败。权力斗争以法统为借口进行,就是法统胜利的最佳证明;而权力斗争不再以法统为借口进行,就是法统失败的最佳证明。朱元璋与张士诚的斗争必须以儒家道义为借口,甚至必须为此牺牲和掩饰原有的白莲教信仰,这就是儒家正统的胜利。如果朱元璋敢于理直气壮地宣布白莲教的胜利,或是宣称朝廷理应依靠不受任何限制的暴力统治,那就证意味着无论儒家正统是否应该灭亡,事实上已经灭亡。如果詹姆斯国王和科克爵士都自称英格兰古老法律的化身,那么法统和英格兰王国就已经胜利了,而君主和国会谁胜谁负已经不再重要。如果段祺瑞执政府和广州国民政府都自称废除法统的革命政府,那么法统和民国就已经失败了,而南北双方谁胜谁负已经不再重要。政治借口与权力斗争的关系无异于婚姻神圣和肉欲享受的关系。以肉体欲望否定婚姻誓言和社会基石的神圣性,在经学和史学的意义上都是极其幼稚的。不宁唯是,这种论证是价值虚无主义入侵存在之家的明确征兆。价值虚无主义的源头并非难以判断,我们非常熟悉赤裸暴力的需要。后者特别希望证明:一切男女关系本质上都是肉体关系,因此婚姻、通奸和强奸没有本质区别;一切统治本质上都是暴力关系,因此法统、僭政和无政府没有本质区别。这种论证的下一步就是:强奸犯是诚实的,因为他愿意为自己的享乐付出牺牲;丈夫是卑鄙的,因为他借助虚伪的形式骗取免费的福利。这些论证是超乎正确或错误之外的,因为这就是老鼠爬上餐桌的明确征兆。只要走到这一步,任何论证都已经丧失意义。
埃德蒙·柏克曾经说过,法国革命的可怕在于国王和王后变成了可以砍头的男男女女,因为君统的神圣性乃君主国存亡的关键。法律是共和国的母亲,因为法统的神圣性乃共和国存亡的关键。所谓神圣性,就是信任出于敬畏而非理性。共同体受制于群众想象力的弱点,甚于智者理性的巅峰。纯粹理性没有敬畏法则的背景约束,几乎不可避免地解构自身。从现代到后现代、从人本主义到价值虚无主义的路途并不遥远。如果君主只是可以杀死的人,法律只是强者的命令,君统和法统都是统治者的虚伪和臣民的幻想,那么人类也只是牛羊的捕食者和虎豹的食物。捕食就是捕食者资格的唯一证明,被捕食就是食物罪行的唯一证明。这种生活只能是悲惨和屈辱的,任何个体的智慧和力量只能加重整体的恶性循环。这种社会只能产生一种哲学,就是我们俗称的后现代主义或庄禅之道。“末人”智者夸耀自己的解构能力,从而满足不知为何尚未解构的残余虚荣心。
法统的灭亡和动物化生存,乃同一客体的两种不同修辞形式。如果你的智慧以虚荣而非敬畏为出发点,就不可能勇敢地承认你对自己做了些什么。相反,你将同时提出两种不大可能全都正确的论证:南方其实比北方更冷;南方和北方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一种法律形式不难转变为另一种,但前提是法统仍然存在。法统灭亡以后,社会不是改变了某种法律形式,而是重新瓦解为无形态战争。社会性超限战的习惯(略同于时下所谓的潜规则)需要长时期的积累,才能凝固为习惯法。习惯法积累的过程如果遭到干扰和破坏,任何共同体都无法形成。在此之前,谈论任何有形态的统治都没有多大意义。
任何医生都会告诉我们:在感染结束以前,伤口不会愈合。用不用生肌药、用什么生肌药,影响几近于零。即使我们充分了解熬汤的所有步骤,也不可能将汤变成鱼。漂流瓶虽然投入大海,足以使作者感到满意,船员的命运却不大可能因此而改变。命运遵循人类不大理解的奇特法则,在表面的不公之下维持着神秘的公正。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审判正在进行。我们经常没有意识到:草拟判决,其中有我们一份;承受判决,其中也有我们一份。





文摘
1、
自我的发现和世界的发现通常是同一过程的两种不同表述,边界塑造就是一切。光绪三十一年(1905),梁任公启动了发现中国的进程。此后的事态发展之快,超出了他当时所能预料。不久,“中国”或“中华民族”的幽灵就走遍大地,寻找自己的肉身和角色。19世纪德高望重的诸位老神在喧嚣声中醒来,惊愕地打量这位来路不明、意图难测的新客,不知道该在哪里安排座位。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诸神错愕之际,人间几度沧桑。幽灵修炼百年,道行已深,吸取了华夏万千未践的遗嘱,历览五行三界、悲欢离合,渐渐觉得自己有话要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语言自有魔力,像雕刻家手中的凿子一样,劈开世界,塑造自身。每一个字都会给雕像留下一条不可逆的线条,丝毫侥幸不得。
华夏的古老经常使我们忘记,中国其实多么年轻。用梁任公的术语说,“少年中国”仍然是“新民”。她步入这个拥挤的世界,已经不能再指望海阔天空的处女地。青春往往是痛苦而危险的,因为世界的表象和世界的律法形成了一对险恶的漩涡。她在最需要智慧的时刻,通常没有她所需要的语言。世界没有任何现成的语言,能够适应她的需要。她只能一面发现世界,一面发明自己的语言。换言之:世界是一面镜子,反射出她的希望与恐惧。如果镜中的形象变得陌生,她就需要重新塑造自己的语言。语言是道行的体现,成熟的语言会赋予她更大的力量。当她找到适当的语言,就会发现自己适当的位置。这时,诸神的天空不再变幻莫测。在此之前,世界仍然不会给她家园的感觉。

2、
项王负家国众望,必欲为楚人之戴高乐,绝难容忍诸夏(诸欧)一统、荣耀古国沦为寻常行省。西楚霸王肢解暴秦,主持多国体系,无异于盟军肢解德国,重建“各民族的欧洲”。新联盟用于监视霸国复起,并无取秦而自为秦政之意。有原则政治家唯愿复兴祖国,所争不在权位,故而政纲一败,绝不恋饯、偷生。“无面目见江东父老(楚国贵族)”证明项王只知有楚,以为华夏不过文明概念,并非国家。后人责其何不西都关中,愚蠢程度等于责问戴高乐何不定都柏林。显而易见,此类计划唯有无根游士-游民集团始能奉行。就当时形势推断:八千子弟必系楚国本土贵族精华,断非沛公“为天下者不顾家”之个人冒险家集团。项王之所以不能广纳各方人才,亦在于贵族集团原不能容许外邦人、卑贱游民出人头地。后人以为楚军等于后世“五湖四海”(打天下)流民集团,想象首领完全依赖个人手段、随意行使武断权力,纯属隔靴搔痒,不得要领。

3、
社会之进步恰为政治退化主因,历史之复杂性远非社会进化论所能概括。西欧绝对主义削除贵族而自亡,为民主所驱除;而东土三角斗争永远以君民合作,不断削弱中间阶级为结局。同因异果,历史之有机化学尚在蒙昧时代,愿史家毋轻言“历史进步必然性”。

4、
此局既定,儒道之败于政治、成于社会,竟不可易。政事以阳儒阴法为常,司法乃有阳法阴儒之实。苟非干政夺权之事,虽有酷例而多悬置,有吞舟是漏之实。易代易族,心法不改。清阿克敦训阿桂,十分法裁可用五六分,微罪尚可举乎?盖疲软为治,能敷衍不碍前程。酷法激变则长吏必诛,不问合例否。由此,政治酷烈,社会宽简,求治甚难而元气不伤。华人民族性格塑造于是,公伪而私忠,以政海为怒涛,以家族为桃源,其效今尚存焉。

5、
玄辩所以析理,析理所以习智,佛学名理之精远胜东土旧学,故而借清谈而起。士人佞佛者往往基于爱智习辩,非以信仰,亦无非儒之心,非独六朝,后世亦然。义理派(抽象派)儒生多好辩好智,多习二氏(佛、道两家),荆公(王安石)、坡公(苏轼)皆是;保守派(经验派)儒生多称许木讷,多疾异端,信史轻经,傅奕、温公(司马光)皆是。此义史家迄今尚未拈出。

6、
儒学和平演变,唯有自政治表层深入社会家庭日常生活,始能牢不可破。貌似抛弃政治者,实为民间设想转为既成体制,已失争议价值。无此日常儒学及其家族传承主义,华夏未必不效罗马,沦为地理名词,奉山河于用通古斯语、信佛教,以普六茹、树洛干为习用姓名之新邦。成败臧否,殊亦难言。

7、
若“二度封建”“领主论”为实,山东豪俊当以皇室集权为假想敌,各据州郡,推动地方军事化、世袭化。勤王之日,此事无难。然察其所欲:自信有能力掌握一切文治;不畏集权,反以官僚机器为儒化汉化工具为我所用;视武化为必要邪恶;视握州郡而称兵内向之寒人军功集团、蛮族封建种落私军为主敌;为剥夺二者生存空间,不惜去一切私军,复归文治。此道确有实效,隋唐盛运之宪法缔造者,首在封隆之、李德林诸公,苏绰、苏戚父子尚居次位,隋帝唐宗不过摘果园工而已。

8、
儒家的政治组织资源凝聚于经学和礼学,前者维系国家,后者维系家族。汉代学术重心集中于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袁绍、刘表都是经生),魏晋则转入礼学(琅琊王氏以礼学传家)。与此同时,帝国衰微、宗族勃兴,绝非偶然。经学和礼学就哲学和宗教而言粗陋不足道(陈寅恪先生说,中国像罗马,只重实用政治哲学,缺乏精深远大之思,就是这个意思),远不能与精妙的印度哲学和宗教竞争。南朝士大夫醉心于佛理,君主和人民沉迷于佛教。儒家保守派在理论上根本不是佛法的对手,却能正确地指出佛教泛滥在财政上和军事上的灾难性后果。不过,从萧衍、陈霸先舍身同泰寺的壮举或愚行看,南朝社会印度化的程度已经超出儒家的控制能力。
北朝士大夫受印度化的影响远不如南朝,主要是享有“落后优势”。很明显,天下大乱时能够及时逃跑的人肯定是政治上或文化上地位较高的人,留下来等待宰割的只能是落伍者。北朝士大夫就是落伍者,因此他们理解不了精微的佛法所包含的先进文化,只能保守东汉经学的陈词滥调。苏绰父子和武川军事集团的政治同盟就以儒家经学的“周政复古主义”为基础,所以这个新王朝才会名叫“北周”,而且复辟了《周礼》制度和《尚书》文体。历史学家公认:隋唐制度就是西魏-北周的直接延伸,考虑到经学、礼学本来就是汉儒为大一统官僚帝国设计的程序,这一点丝毫不令人奇怪。佛法在哲学意义上的高深至今还没有被超越,但它肯定会造成一个遍布寺院、世俗政权极为软弱的政治社会,与中古欧洲、近代西藏、武家日本颇为神似。这样的社会势必分割其财政和人力资源,因而在技术上无法维持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只能渐次瓦解为一系列支离破碎的封建贵族政权,罗马帝国和平安时代的日本律令国家就是这样走向封建和分裂的。这条历史路径比官僚帝国更有利于近代化,但顺民必须放弃他们热爱的大一统太平之福。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这也是一个例证。

9、
陈寅恪先生指出,萧梁的失败不同于晋、宋、齐的朝代更迭,而是南朝整体的失败。当时的士大夫完全清楚其中意义。诗人庾信喊出了“天何为而此醉”的绝望,史家姚察记下了“行仁义而国亡”的悲情。不可能,上帝错了、历史错了、圣人错了,事情不应该这样!他们都是南朝入北的遗民-士大夫,然而生而为北朝臣民的文中子同样没有忘记:礼乐在东晋,随南朝俱亡。他们知道,以“汉魏衣冠”为象征的第一个中国——纯粹的华夏文明——已经“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他们生活在“北代神君、阴山贵种”统治的第二个中国——冒牌的隋唐文明,注定是永远的异乡人,流亡永远不会结束。

10、
明祖父子于重农反本、灭绝言利之臣,与诸儒立场一致;然而稍有“国家理由”,立刻不能自制。《洪武实录》用宝钞如用沈家聚宝盆,免费午餐之乐,跃然纸上。成祖数绝大漠,六出西洋,望其能护财政保守主义,实难惬情。据“反郑派”刘大夏高见:留都匠户、军户有幸办皇差,为郑和下西洋出力者,等于卖炭翁“半尺红绡(宝钞)”加古拉格式“政治任务提前献礼”,注定家破人亡。郑太监雄风所欠良民血债,不下万户。洪、宣主弱臣强,儒生用事,大兴“右倾翻案风”,四朝言利之臣,一概打入历史编纂学地狱,郑公公忝陪末座,无人称冤。至于后人妒视西洋航海家,以移情作用翻案,固非明人所能料。

11、
蛮夷猾夏,中国不绝如缕者数,影响及于华夏世界宪制及路径,至深至大,非徒历史之半,实与历史相始终,牵涉之广,远远超出事实范围,深入元历史或道德价值复合体境界。迄今一切专业史家,于此重负无不心胆俱裂,故而本文只知观照,不作考订。读者必须具备文化形态学前理解,同时信任作者记忆力犹如信任罗马教皇。

12、
明之华夷秩序,以蒙古为敌体,以女直朝鲜为属国,故而蒙古构成明国政治犯主要避难所。武宗以疆,臣民几于无岁不叛,跨边墙出亡、为蒙军引路者相继于道。仅世宗一朝,白莲教徒出亡者以百万计。若非要人,大抵老死胡中,子孙夷狄。由此观之,汉文化之无限同化能力纯属神话。女直朝鲜之于辽民,血统无大差别。安北府外韩人,大半皆儒化女直后裔。建州酋长不杂汉家血统者鲜,满洲为后出之神话。

13、
歌德、洪堡的日耳曼,理性、启蒙、世界主义;费希特、施密特的德意志,浪漫、民族、国家主义。两者都必须牺牲对方,而后方可生存。歌德及其晚辈一向相互鄙视,不过前者世故圆滑、后者鲁莽率真而已。歌德、洪堡的日耳曼,随弗里德里希皇太子与英国公主同归没落,非待另一个德意志自我毁灭不能复兴。另一个德意志需要国际新秩序,即革命外交或理想主义外交,然而其不能如法国、美国理想主义外交那样赢得海外支持者,现实主义不过失败中权宜之计,属于政策而非价值。
因而德国从不能确定其核心利益究在何处:摩洛哥、中非、太平洋?她不谋求具体利益,只知处处破坏国际秩序。若能效法法国,有具体利益,英德早已实现局部妥协。就此而言,现实主义外交不过表象,革命外交决定根本。德国之所欲,不在于具体利益,而在于世界新秩序。
伤害女王陛下威望或宪法神秘性,必然危及其臣民自由及世界和平。然而,不伤害日耳曼民族威望或国家神秘性,同样必然危及其国民自由及世界和平。国家自由与国民自由不
能两立,内置于灵魂分裂的国家政治逻辑,懦弱文人不敢面对,何怪乎为老辣政客所轻。

14、
“灵魂分裂的国家”或“没有灵魂的国家”不可能有战略,只能等其发现灵魂或退出历史。英格兰在反对天主教和绝对主义的斗争中,发现了新教徒身份认同和英格兰古老自由。
俄罗斯有两个灵魂:俄罗斯的巴黎时时谋杀俄罗斯的莫斯科,同时也被后者谋杀。俄罗斯与世界的斗争在俄罗斯内部展开,俄罗斯战略是俄罗斯内战的一部分,主要针对另一个俄罗斯。

15、
自我意识的觉醒是民族生命中最神秘的一刻,其超验的程度仅次于个人的诞生。起点是初民的乡邦——泥土、风景和地理,终点是末人的国家——塑料、机械和统治。初民只有感性的混沌,末人只有理性的计算。两者都是孤独的浪人,在天地不仁、宇宙孤寂之中演出无意义的布朗运动。他们有无穷的“事件”,但没有“历史”;因为历史是融会贯通的“意义”和“边界”,像雕刻家对待石料一样,凿开“意义”和“无意义”的边界,于是大卫像抛弃了无意义的碎屑,从无形态的粗坯中跃然而出,好像他一直在那里。
初民与末人之间、生与死之间、石坯与碎屑之间,有民族、灵魂、历史。人类智性的光芒在这一瞬间照亮了宇宙的黑暗,第一次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自己注定落入的那个长夜,在恐惧和颤栗中发现了自己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短暂生命对无尽黑暗的挑战。然后,长夜来临,雕像破碎。留下的满地碎屑虽然像石坯一样无形态无意义,但是不像石坯那样孕育着潜在的生命;只有接受千年劫火的轮回后,才能充当石坯的原料。在十字架君临的库斯科、宣礼塔坐镇的孟菲斯,你可以看到这些碎屑在轮回中跳动。

16、
英格兰曾经是一个地理名词,除了岛国的地理形势,在基督教世界和封建西欧的框架内没有特殊性。英国人首先是好天主教徒,然后才碰巧是英格兰国王的臣民,诺曼底人、加斯科涅人也曾经是这样。这不过是常见的采邑转移,他们之间只有地方性、风俗性的差别。鲁昂市民曾经痛恨法兰西国王,坚守他们对英格兰国王的封建义务,只是遭到昏庸的约翰王抛弃,才勉强归降法兰西。3封建自由的基石是保护人和被保护人之间的个人契约,它不承认有别于私人的公共事务概念,与民族的观念不能相容。封建各邦只有家族之间的临时交涉;立足于民族体质或宪制、与国本融为一体、具有使命性质的长期外交政策要到十七世纪以后才会出现。
十七世纪的英国内战有两条线索,一是循着宗教改革的路线,以反对教皇权力为起点,而后从教会的共和主义(长老会)推出国家的共和主义;二是逆着绝对君主制集权的路线,以保全英格兰传统的混合宪制为起点,而后从国会特权和封建自由推出国会政体和立宪自由。前者是具有高度草根性质的社会动员,越是激进化的教派,其平民化的色彩也就越重。从国教会的“我英伦教会以其睿智恪守中道”,到长老会的保守共和主义,再到独立派的激进共和主义,直至掘地派、平等派的基督教共产主义,几乎可以画出一条从绅士到小市民、商贩再到浪人的阶级曲线。后者则具有显著精英性质,是社会地位高到足够充分感受王权扩张压力的贵族和布尔乔亚上层的精巧设计。

17、
这就是“俄罗斯神秘灵魂”的奥秘:两个灵魂争夺一个躯体。这个躯体本来无力承受其中任何一个的负担,但同时承受两者之后,却在分裂和斗争的痉挛中爆发出狂人的蛮力,足以让任何接受理性化程序训练的对手望而生畏。俄罗斯社会为俄罗斯国家燃尽膏脂,但俄罗斯国家从来无法取得与这种牺牲相应的外交成果。她不能确定国本,不知道什么是俄罗斯,当然更不可能知道什么是俄罗斯的利益。从叶莉扎维塔女皇坚定的反普鲁士政策到彼得三世狂热的亲普鲁士政策,从保罗固执的武装中立到亚历山大戏剧性的大同盟,断裂、跳跃和不确定性一直是俄罗斯外交的主要特点,至今仍然如此。如果说英格兰外交那种“罗马式”的稳健来自国本坚固的自信心和安全感,那么俄罗斯外交那种“马加比式”的痉挛就来自灵魂分裂的紧迫感和狂热性,因为此刻占据俄罗斯的灵魂要求在刹那间伸张自己的正义,不为恺撒即为虚无。马萨里克慨叹:俄罗斯未能经历酝酿的过程,不能享受缓慢和自然的文化带来的益处。但这种想法对“俄罗斯神秘灵魂”毫无意义,因为下一个俄罗斯很可能是她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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