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现代化道路研究:1970-1973年阿连德政府"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pdf

智利现代化道路研究:1970-1973年阿连德政府
 

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阿连德的“社会主义道路”思想以及“人民团结阵线”的改革实践,既是智利历史的重要发展阶段,也是研究拉丁美洲左翼政治思潮史和马克思主义在拉丁美洲传播演变史时绕不开的重要学术议题。本书系统阐述了阿连德“社会主义道路”思想的发端和主要内容,研究了“人民团结阵线”政府的政治经济改革以及美国对阿连德政府的干涉,并探讨了阿连德“社会主义道路”思想对拉美政治发展的影响。

编辑推荐
拉丁美洲是发展中国家最大、最丰富多彩的现代化“实验室”。这里积累了现代化建设的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尽管阿连德政府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以失败告终,但仍然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阿连德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实践,是研究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拉美左派政治史时绕不开的重大问题。进入21 世纪以来,左翼政治家在一些拉美国家上台执政,甚至数个国家开始探索“21 世纪社会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重新深入研究阿连德“社会主义道路”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贺喜,男,1986 年1 月生,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人,先后就读于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国际政治专业、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政治专业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拉丁美洲史方向,获法学学士、法学硕士和历史学博士学位。在《国际政治研究》、《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和《拉丁美洲研究》等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数篇。现就职于天津外国语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教育部区域与国别研究培育基地),兼任中国拉丁美洲学会理事、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理事,研究方向为拉丁美洲政治与国际关系。

目录

“拉美国家现代化道路研究丛书”总序
序言
前言
绪论
第一章阿连德“社会主义道路”思想研究
第二章阿连德政府政治改革研究
第三章阿连德政府经济改革研究
第四章美国政府对智利阿连德政府的干涉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出版后记



详 目
目录
“拉美国家现代化道路研究丛书”总序
序言
前言
绪论
一、选题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三、研究方法、研究框架和创新点
第一章 阿连德“社会主义道路”思想研究
一、阿连德的成长经历
二、20世纪60年代智利社会发展的症结
三、阿连德的执政理念
四、阿连德的外交思想
五、阿连德“社会主义道路”思想的历史遗产及其时代意义
小结
第二章 阿连德政府政治改革研究
一、1970年智利总统选举及其政治遗产
二、阿连德政府政治改革的历史进程
三、阿连德政治改革失败的原因分析
小结
第三章 阿连德政府经济改革研究
一、阿连德对经济改革的初步设想
二、“人民团结阵线”政府经济改革的历史进程
三、对阿连德经济改革的思考
小结
第四章 美国政府对智利阿连德政府的干涉
一、美国干涉阿连德政府的原因
二、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智利内政的干涉
三、美国在1970年智利总统选举中阻止阿连德上台
四、美国在最大程度上促成了阿连德政府的垮台
小结
结语
一、全文总结
二、阿连德政府“社会主义道路”引发的思考
参考文献
后记
出版后记

序言
总序
韩琦
从18世纪后期开始,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或早或迟地开始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运动。现代化研究的历史任务就是要探索这个转变的过程,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的规律,用来指导我国自己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尽管少数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但占世界国家和人口大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正方兴未艾,中国正在高速走向现代化。因此,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来说,现代化研究仍然是一个现实意义极强的课题。
追寻工业文明是现代化作为全球历史进程的共同特征,但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其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历史遗产、文化传统、经济技术改造和社会改革的方式、对国际环境变化的应变能力等方面的差异,现代化道路和模式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现代化从来没有不可逾越的单一模式。研究和比较各国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从中寻找出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共性和个性,并使本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到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结合,也就是将现代化普遍规律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在现代化进程中趋利避害,实现现代化的健康顺利地发展,这是我们从事现代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
在第三世界中,大多数国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启动现代化进程的,其现代化历史只有半个多世纪。但拉美国家则不同,如果从19世纪初的独立运动算起,至今已经有了200年的寻求发展的历史;如果从1870年算起,其现代化进程也已经历了一个多世纪。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中唯一一个经历了古典自由主义、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三种经济现代化战略,和初级产品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工业化、新型出口导向三种发展模式的地区。拉美的政治模式也经历了考迪罗主义、寡头威权主义、民众威权主义、官僚威权主义、现代代议制民主政治的演变。由于拉丁美洲是由33个国家和地区组成的,各国的情况又不尽相同,充满了多样性,因此,拉丁美洲是发展中国家最大、最丰富多彩的现代化“实验室”。这里积累了现代化建设的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阿根廷现代化道路研究国内拉美学界对拉美国家现代化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并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特别是2002年以中国社科院资深研究员苏振兴先生为首的课题组承担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拉美现代化道路研究”,辛勤耕耘,历时4载,最终以《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一书面世。该书五十余万字,从现代化进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动、政治现代化等方面对拉美地区现代化作了比较详细全面的阐述,将国内的拉美现代化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但是,这本著作是以“地区”为单位研究的。我们通常讲的现代化首先是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因为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载体。因此,以“国家”为单位对拉美主要国家现代化道路加以剖析尚是拉美现代化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
“拉美国家现代化道路研究丛书”总序2006年我们申报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拉美主要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并于该年年底获得比准。本丛书正是该项目的结项成果。该课题最初的设计是由五本专著组成,即《巴西现代化道路研究》(北京大学董经胜副教授)、《墨西哥现代化道路研究》(南开大学韩琦教授)、《阿根廷现代化道路研究》(南开大学董国辉副教授)、《古巴现代化道路研究》(南开大学王萍教授)、《中美洲现代化道路研究》(南开大学王翠文副教授)。确定这样的五本著作是基于如下的考虑:我们要加强对拉美主要国家现代化的国别研究。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是拉美的三个大国家,其面积和人口加在一起均占整个拉美的一半以上,它们启动现代化的时间比较早,现代化的发展水平也比较高。它们虽然都想走一条“中间道路”,但巴西现代化是在咖啡经济带动下启动的,瓦加斯的民众主义政府实行了“巴西化”的进口替代,在军政府的官僚威权主义时期,巴西现代化出现了“巴西奇迹”。墨西哥现代化在通过墨西哥革命否定了迪亚斯的早期现代化模式之后,进行了卡德纳斯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创新,然后在革命制度党的领导下,现代化取得了长足发展,出现了“墨西哥奇迹”。阿根廷的现代化在20世纪初是拉美国家的佼佼者,但到20世纪末却被称为“破落”国家,政治长期动荡和经济由盛而衰成为人们费解的“阿根廷之谜”。古巴是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一直在探索走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中美洲由七个小国组成,是连接南北美洲和大西洋与太平洋的十字路口,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历史上是外国列强极力争夺和控制的地区,属于长期奉行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的地区。应该说,这是五个特点鲜明、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但是,作为拉美主要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研究,仅仅这五个国家和地区似乎又不能反映其全貌,为了避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嫌,我们接受了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张森根先生的良好建议,将美国著名拉美问题专家伯恩斯先生《简明拉丁美洲史》(王宁坤译、张森根校)的最新版本(第8版)纳入到本丛书中,这是一本从现代化的角度诠释拉丁美洲历史的名著,它的加盟为我们的丛书锦上添花,弥补了本丛书地区研究的不足,从而使拉美现代化的多样性和一致性在本丛书中能够得到较好的体现。在此,我们对已经驾鹤仙去的伯恩斯先生以及对第8版的修订作出重要贡献的朱莉•阿•查利普教授表示由衷的感谢!
2003年中国的人均GDP超过了1 000美元大关,这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中国现代化速度的加快,中国的能源、原材料需求与日俱增,中国也需要扩大制成品的出口市场,而拉美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大的市场吸引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对中国来说,拉美的战略地位愈益凸显出来。然而,正如我国拉美史专家林被甸先生所言:“近年随着中国国际交往的扩大,拉美的重要性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日益增加。但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他们丰富的自然资源,那里历史上出产过闪闪发光的白银和黄金,今天又有数不尽的铁矿、铜矿和石油。可是拉美除了这些有形资源外,还蕴藏着一份极为宝贵的无形资源,至今仍未被人们所充分认识。这份无形资源就是他们200 年寻求发展的历史和经验。” “开发这份‘无形资源’,总结拉美国家寻求发展的历史经验,对于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正确选择发展模式,把中国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林被甸:“当代视野下的拉美史学新探索”,《世界历史》,2005年第3期。林被甸先生的这段话寓意深刻,但愿我们的这套丛书能为开发拉美的这一宝贵的“无形资源”作出微薄的贡献!

2009年4月30日于南开大学

序言
具有1746万人口、被夹在安第斯山脉与太平洋之间的狭长地带的智利,在2012年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它是在2010年加入被人们称之为“富国俱乐部”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2012年其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了14,280美元,进入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于是,它便成为“高收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这一身份在拉美国家中只有智利率先获得。另外,从人文发展指数看,智利2012年也属于世界47个“高人文发展国家”之一,全球排名第四十位,在拉美国家中排名第一位。透明国际组织指出,2012年智利是拉美最廉洁的国家,在表示公共部门清廉程度的分数统计中,智利为72分,在世界176个国家中排名第二十位。这些骄人的数字表明,在拉美国家中,智利的现代化已经率先“毕业”,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它是第一个实现了拉美国家超越“不发达”梦想的国家。智利并不是拉美地区自然资源最富集的国家,也不具有靠近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地缘优势,它也没有广阔的国内市场,但它却第一个实现了现代化的目标。人们不禁要问,智利何以能够如此?智利现代化的经验是什么?智利现代化经历了怎样的一条道路?
我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简要回答了这个问题。韩琦:“拉美发展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智利现代化的经验及借鉴意义”,《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第11期(下)。其中提出的一个观点是,智利的现代化在文人政府上台后的最近20多年进入了“快车道”。在现代化进程中,智利政府强调政治、经济和社会三方面的转型。正确定位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作用,使三者各司其职,形成互动,协调发展。政府积极推进民主化进程,坚持市场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并不断提高民众的社会福利水平。智利的现代化道路是一条“中间道路”,如果说阿连德执政时期是“左”的极端,皮诺切特执政第一阶段是“右”的极端,那么,智利文人政权执政的20多年则是不“左”不“右”,既没有受到“21世纪社会主义道路”的诱惑,也没有回到皮诺切特早期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而是在坚持市场经济改革基本方向的基础上,增加了国家干预主义内容,同时,增加了社会改革的措施。这是一条根据智利国情选择的务实主义的发展道路。
智利今天之所以能够选择这样一条道路,并能够比较好地把握住不让“钟摆”摇向左右两个极端的“度”,在我看来,是因为智利人汲取了他们用鲜血换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贺喜博士撰写的著作便是对1970—1973年阿连德政府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经验的总结。这本书以较为翔实的史料向我们展现了这段风雷激荡的岁月。
首先,阿连德政府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
在20世纪60年代末,智利的经济结构带有很强的依附性、垄断性特征。美资铜矿公司已经掌握着智利铜矿生产的90%,并抽走了47%的利润。智利最大的160家公司中,82家有外国资本的参与,外资参与率高达513%。从工业结构看,几个大家族、大财阀掌握着全国的关键性行业的命脉。如尤里家族控制了全国的纺织业;亚历山德里家族名下有69家企业;爱德华兹家族掌握着智利最大的报纸《水星报》,在银行业界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在农村,土地高度集中,1965年占农村人口13%的大地主却占据了全国75%的可耕地,而相当多的农民无立锥之地。地主阶级大量地抛荒土地,国家每年要花大量外汇进口粮食。大地主与资产阶级和外国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日益拉大。智利社会最富有的家族只占全国人口的12%,但却控制了全国125%的财富,而占全国人口30%的底层人民仅仅拥有不到8%的财富。在“整个亚历山德里和弗雷时代,27个部长中有20个出身于大资本家、大地主、大产业家阶层,仅仅有6个部长和资产阶级没有明确的联系”。阿连德在其竞选宣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弗雷政府仅为智利一小部分统治阶层服务。智利本国的大资本家、大庄园主、跨国公司在智利的利益关联阶层主导着政府的决策,他们的首要关切是挣钱,对民众的需求则漠不关心。
20世纪60年代也是拉美左翼思想和左翼运动盛行的时期。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都在这一地区发挥着重要的影响。阿连德不仅读过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而且深受新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的影响。他认为,现阶段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国际环境不断恶化,主要表现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剪刀差不断拉大,穷国的贸易条件逐步恶化。在当前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欠下了巨额的债务,并且面临着被发达国家用新殖民主义的方式再一次入侵的危险。发展中国家有着丰富的资源和发展的决心,但仍然饱受贫困的折磨。造成这种不合理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他认为是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结构以及发达国家的剥削。他多次指出,美帝国主义的繁荣和拉美的贫困落后是相互依存的结果:正是靠着对拉美的剥削,美国才维系了它的美洲霸主地位;而正是美国的霸权和压榨,才使得拉丁美洲长期处于落后悲惨的状态。关于智利现存问题的症结,阿连德认为,智利过去是殖民主义社会,现在仍然处于新殖民主义阶段。智利落后的根源在于,整个国家现存的政治经济体制带有严重的依附性质。这种体制在国内层面上,造成少数人压迫剥削多数人;在国际层面上,导致大国压榨小国,广大发展中国家用自己的落后和贫困支撑起了发达国家的繁荣。因此,阿连德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就是要“纠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失衡和不公正”。
其次,阿连德政府政治改革走的是一条“议会道路”。
关于政治改革,阿连德曾经谈道,就是要在不改变智利现存政治体制的前提下,用和平的方式,完成两个任务,即把资本主义性质的宪法变成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把现阶段的立法机关由两院制变为一院制(人民代表大会制)。然后,在此基础上,通过逐渐改革不合理的资本主义体制,建设“完整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就政治改革的理论意义来讲,他指出,列宁用他的革命实践证明了社会主义可以用阶级斗争的暴力形式,在资本主义发展相对滞后、帝国主义链条相对脆弱的国家取得胜利;而智利的社会主义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次有益的探索,即试图证明社会主义可以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架构的前提下,采用非暴力的方式,用多元主义、民主和自由的途径,建设成社会主义。阿连德之所以选择这样的道路,是鉴于智利独特的历史传统,一是智利具有长期的宪政传统,智利1833年宪法一直持续到1925年,这在拉美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1932年以来的历届政府都是通过竞争性民主选举上台的,已经具有了较长时期的现代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度。二是智利军队有着高度职业化的特征,军方一百多年来一直严格坚持政治中立传统,尊重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服从于民选总统的权威。另外,阿连德本人是一位坚定的宪政主义者。阿连德执政三年的中心议题就是如何在议会选举中取得超过一半的选票,从而达到以和平手段改变国家政体的目的。但是,实践并未如愿以偿,阿连德始终未能在国会选举中取得多数选票,而1972年卡车司机大罢工事件引发的军方入阁使得智利军队的宪政主义传统产生了严重的动摇。1973年国会中期选举引发的政治僵局又进一步刺激了右派联合军方发动武装政变的步伐。最终,阿连德的政治改革梦想在内外反对势力的联合抵制下以失败告终。
第三,阿连德政府的经济改革最终走向极端。
阿连德政府经济改革的初衷是,在现存政治体制下,通过和平方式逐渐改变智利的经济结构,建立起公有制经济为主导、私营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为补充的新经济结构。实行的具体经济政策包括:(1)通过征收私营企业建立起公有制经济部门;(2)通过土地改革打破智利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大庄园制,满足无地农民对土地的渴求;(3)通过征收以美资铜矿公司为主的外资企业,终结智利经济对外资的依赖,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
但是,在这些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政府的步伐迈得过大。阿连德政府通过购买、征收和占领三种方式去建立公有制经济部门,凡资产超过134万美元的企业,都属于被征收的范围,到1971年年底,实现国有化的企业已经达到了150家,使智利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受到严重伤害。而被征收的企业由于管理不善,生产效率快速下降。政府在对大庄园征收的过程中,下调了前一届政府的征收标准,即把征收土地的上限从80公顷下调到40公顷,到1972年年底,共征收了4690个庄园,约900万公顷土地,这一较为激进的土改不仅剥夺了大地主利益,而且在有些地区甚至损害了中小地主的利益,从而引起了地主阶级的强烈反扑,造成了农村地区的动荡和农业的减产。对美资铜矿公司的征收,也诱发了外资企业变本加厉地报复行为,它们抽走专家、设法阻止智利取得国际贷款、冻结智利在美国的账号、操纵国际铜价、游说白宫对智利实行强硬的外交干涉政策,而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封锁,对处在困境中的智利经济来说,犹如雪上加霜。一方面,阿连德政府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结构性改革没有收到即期经济效应,没有形成新的经济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政府出于广泛动员民众的政治需要,实行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向工人增发工资、增加购粮补贴等,这些措施均加大了财政赤字,导致了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最终的结果是,反对派大规模罢工罢市,经济改革被迫搁浅。
第四,阿连德政府的“社会主义道路”试验是在一种不利的外部环境下进行的。
当时苏美冷战正酣,阿连德上台后,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关系迅速升温,很快与古巴、民主德国、朝鲜、北越、阿尔巴尼亚、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尼克松最担心阿连德的智利会和卡斯特罗的古巴一样,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拉丁美洲传播的桥头堡”,从维护美国在拉美霸主的地位着想,美国担心如果智利社会主义道路成功了,将对其他拉美国家产生深远影响,整个西半球的稳定也将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另外,阿连德政府对美资铜矿公司的征收,造成美国公司4亿美元的直接经济利益损失,和21亿美元的间接利益损失,挑战了美国“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主流价值观念。为了不使南美大陆出现第二个古巴,为了保护美国在智利的经济利益,美国决心对阿连德政府实行干涉。在阿连德竞选的时候,美国政府就利用一切手段阻止阿连德当选,当阿连德当选之后,白宫就极力促使阿连德政权垮台,具体做法包括:政治上资助反对派向新政府施加压力,并极力制造“人民团结阵线”政府的内部分裂;经济上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封锁,阻止新的外资和贷款进入智利,并利用智利的外债问题对智利百般刁难,拒绝接受智利对美国铜矿公司的征收;在军事上,通过对智利军队的大规模援助培植亲美势力,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打入智利军队内部,为政变献计献策。“从1972年9月开始的一年之内,美方代表和皮诺切特有三次秘密会晤。正是在这三次会晤期间,来自白宫的承诺给犹豫不决的皮诺切特打了强心剂。美国的保证使得皮诺切特吃下了定心丸,促使他下决心发动旨在推翻阿连德的军事政变。”“美国尽最大可能为智利军队发动政变创造了条件,直接导致了‘人民团结阵线’的垮台和智利社会主义道路的终结。”
以上便是该著作所勾画的阿连德政府“社会主义道路”试验的主体框架。阿连德总统以身殉职之后,皮诺切特便开始了长达17年的军人统治,并实行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
贺喜博士的这本著作有三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资料翔实。该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基础上加以修改之后写成的,作者利用了许多原始文献,并补充以回忆录和专著等多种资料。其中利用的原始档案资料有:美国外交档案文件集、中情局解密报告、中情局和美国驻智利大使馆往来电报资料汇编、美国驻智利大使回忆录、智利国家档案馆出版的解密档案、阿连德重要言论汇编集、“人民团结阵线”政府的一些出版物等。此外,1973年政变后,阿连德政府的部分高官、同情“人民团结阵线”的智利左翼知识分子流亡到海外,他们当中不少人转向学术研究,出版了大量的回忆录和学术文章,这些资料也为作者所用。另外,作者还尽可能地广泛搜集了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专著、编著、学术论文、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等成果。从该书绪论中学术史的梳理部分,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史料搜集和利用方面是下了很大工夫的。
二是分析透彻。这一点特别体现在作者对阿连德政府改革失败原因的深层分析上,如对政治改革失败的原因分析,作者没有满足于就“议会道路”还是“暴力革命”作简单的判断,而是从“人民团结阵线”政府内部的政党纷争、总统和国会的权力之争、阿连德总统在处理军队问题的重大失误、民众动员的双刃剑反应等方面来详细分析造成其失败的每个重要节点。在阿连德政府经济改革部分,作者也从影响经济改革的政治因素、公有制经济部门的内涵界定不明、经济发展缺乏新动力等方面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在关于美国对智利干涉问题上,作者同样不是就事论事,纠缠于美国是否直接参与了皮诺切特1973年9月11日当日政变的问题上,而是把美国干涉以阿连德为首的智利左派政治力量的历史追溯到1958年,并披露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智利政局干涉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在解读大量解密档案的基础上,作者得出了“美国干涉在最大程度上促成了阿连德‘社会主义道路’的失败”的结论。
三是评价较为客观。在对阿连德“社会主义道路”试验的评价上,作者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作者提到,“评价历史人物,不能以成败论英雄,而应该将他还原到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全面客观地分析其思想和实践,对其行为动机和结果给予实事求是的评判。尽管阿连德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失败告终,但他的探索仍然有值得肯定之处”。作者将这些宝贵的政治和精神遗产归纳为:阿连德政府的改革精神,新政府在既得利益的激烈反对面前,坚持将改革进行到底,最后总统本人不惜以生命捍卫自己的政治理想;正视底层民众的政治经济诉求,着力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让人民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重视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与跨国公司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力争让外资“为我所用”;反对西方国家建立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倡导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等等。
当然,这本书也有不足之处,如对阿连德政府的社会文化改革、外交政策和实践还缺乏论述,使改革的全貌没有完整地呈现出来。由于其所掌握的语言的局限性,西班牙语文献的利用较少。这些问题有待于作者以后加以完善和提高。
我本人2011年到过智利,在圣地亚哥市时,专门去参观了阿连德博物馆和记忆与人权博物馆。前一个博物馆规模不大,里面陈列着阿连德担任总统时期的几分手稿和政府文件、阿连德得到的一些荣誉勋章,以及阿连德和他夫人藤查的大幅照片,但在大厅里却不时地回放着阿连德临终前通过电台最后一次讲话的录音,其中夹杂着机关枪的扫射声、手榴弹的轰炸声和飞机的呼啸声,只听到阿连德在讲:
00“市民们!这次肯定是我对你们作的最后一次讲话了。我感谢你们始终不渝的忠诚,感谢你们对一个追求正义,宣誓要尊重宪法和法律,并这样去做了的人的信赖。我相信智利拥有美好的未来。虽然眼下叛徒们正在这里为非作歹,但在我之后,黑暗和苦难终将会被战胜。请你们坚信,早晚有一天,自由的人们会走在通往更美好世界的康庄大道上。智利万岁!人民万岁!劳动者万岁!这就是我最后的话。我敢肯定,我的血是不会白流的。我敢肯定,我的牺牲,对那些运用阴险伎俩,行径卑劣的叛徒,至少会是一个道德上的教训。”
记忆与人权博物馆建成于2009年12月,建筑面积为10,900平方米,也许是世界上最大、最现代化的人权博物馆。在这里,我见到在展出大厅的迎面墙壁上悬挂着几千幅照片,其中有的只是一个相框,里面没有照片。原来这些是被皮诺切特政府杀害的左翼人员的遗像,那些没有照片的相框中有的只写着死者的名字,有的则连名字也没有,因为只找到了遗骨而不知道名字。这样的照片墙真是令人震撼!据博物馆的解说词介绍,军政府期间有3185个被政治迫害致死的案例。有28,459人是政治监禁和拷打的受害者。这些人为阿连德政府的“社会主义道路”试验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智利人没有忘记这段用鲜血换来的历史。博物馆的存在时时提醒人们记住这段历史。所以,当1990年艾尔文总统上台之后,其后的历届文人政府均致力于“纠偏”工作,不断地进行“渐进式”的社会改革,避免使智利滑向新自由主义的极端。可以肯定地说,这正是阿连德政府政治遗产的作用。
贺喜博士的著作是国内第一本系统研究智利阿连德政府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专著,弥补了国内该项研究的不足,为后人的深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鉴于这一著作较高的学术价值和阿连德“社会主义道路”历史经验的重要性,我们将该书纳入到了《拉美国家现代化道路研究丛书》中予以出版,并希望贺喜博士能够在拉美研究事业中做出新的成绩。
韩琦
2013年12月18日于南开大学

后记
后记
本书是作者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2008年秋天,我进入南开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攻读世界史专业拉丁美洲史方向的博士学位。2009年春天,我开始围绕着智利阿连德政府的“社会主义道路”研究搜集材料,到2012年春天完成论文初稿。参加工作以来,我又对文章作了进一步修改,方形成今日的书稿。本书既是自己努力学习的结果,但更离不开诸位老师、前辈、好友和家人的鼎力支持。
感谢我的博士导师韩琦教授!攻读博士以来,从开列阅读书目,到课堂上耳提面命;从推荐学生发表论文,到经常单独辅导谈话,韩老师带领我掌握了基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技能,逐渐走进拉丁美洲研究的学术殿堂。本书从准备到成稿有三年时间,每次写作遇到瓶颈,老师总能高屋建瓴地提出解决方法。论文完成后,韩老师把本书列入他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拉美主要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中,资助了本书出版。
感谢我的硕士导师张睿壮教授!2006年初入南开园,跟随张老师攻读国际政治专业硕士学位。张老师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一丝不苟的学风使我受益良多!
感谢王晓德教授!我刚上本科时,曾冒昧给王老师写信请教问题,不久就收到老师热情洋溢的亲笔回信,鼓励我只有努力学习,才能改变命运。从本科到现在的十多年期间,王老师多次精心指导、多方关照、热忱鼓励,让我常常心存感激。
2006—2012年,我前后求学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和历史学院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南开以她朴实无华的学风熏陶了我,以她沉稳踏实的氛围滋养着我。求学期间,诸多老师多有指点。他们是历史学院的洪国起教授、张象教授、马世力教授、杨巨平教授、赵学功教授和董国辉副教授;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韩召颖教授、程同顺教授、王翠文副教授和刘丰副教授。2002—2006年,我求学于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兰大虽地处西北,但始终秉承“自强不息、独树一帜”之校训,以学风朴实著称。求学兰大期间,我曾受到众多老师的教导。他们是续建宜教授、杨恕教授、肖步升教授、王维平教授、倪国良教授、刘先春教授、张新平教授、汪金国教授、王明芳副教授、成雨姗副教授和尹星腾老师。诸位老师的谆谆教诲给我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对本书的完成大有裨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郝名玮研究员、拉丁美洲研究所徐世澄研究员在论文写作阶段曾给予宝贵的指点。论文初稿完成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曾昭耀研究员、张森根研究员、江时学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吴洪英研究员、南开大学谭融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戴超武教授、山东师范大学孙若彦教授、河北大学张家唐教授都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本书的部分内容曾作为阶段性成果发表在一些学术刊物上,《拉丁美洲研究》编辑部刘维广编审、高川生副编审、高涵副编审;《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赵梅执行主编、庄俊举主任及匿名审稿专家;《国际关系学院学报》编辑部齐琳编辑;《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编辑部王建民教授及匿名审稿专家为论文刊发付出了辛苦劳动。上述各位老师,在此一并谢过!
最后,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父母。多年来,他们为我求学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们的期盼是我在学术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动力!献给所有关心、爱护和帮助过我的人们!
本书是我初入拉美研究领域的作品,尽管我尽力完成这一课题,但由于主客观原因,书中存在着一些纰漏和不足之处,欢迎读者不吝赐教、批评指正!
贺喜
2014年春天
于天津

文摘
第一章 阿连德“社会主义道路”思想研究
阿连德的“社会主义道路”思想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马克思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广泛传播,是阿连德“社会主义道路”思想产生的思想源泉;20世纪智利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为阿连德实现“社会主义道路”思想提供了阶级依托;智利左翼政党的崛起,为阿连德提供了组织依托。阿连德幼年时期,目睹了智利社会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劳资矛盾此起彼伏,逐渐产生了改变不合理社会现状的想法。青年时代是阿连德思想形成的关键阶段,他的思想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格罗韦建立了短暂的“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使得阿连德看到在智利实现社会主义的希望。阿连德是智利社会党的创始人之一,该党逐渐发展成智利最重要的左翼政党。1970年,阿连德获得总统竞选的最多数选票,成功入主莫内达宫,开始把他的“社会主义道路”思想付诸实践。本章以阿连德当政期间几十篇重要的政治演讲稿、接受记者采访的访谈录为原始资料,从阿连德的成长经历及其社会背景谈起,着重从内政、外交两方面系统梳理其政治思想,力求揭示阿连德思想留给我们的遗产。

一、阿连德的成长经历
1908年6月16日,萨尔瓦多•果森斯•阿连德出生于智利港口城市瓦尔帕莱索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家族在智利历史上有着显赫的地位。阿连德的曾祖父格雷戈里奥•阿连德(Gregorio Allende Garces)参加过智利独立战争,曾任奥伊金斯(O’ Higgins)的贴身警卫。祖父拉蒙•帕丁•阿连德(Ramon Padin Allende)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是智利史上著名的“红色阿连德”,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公立学校以及圣地亚哥第一所产科医院。阿连德祖父曾在太平洋战争中建立功勋,并积极投身政治事务。父亲萨尔瓦多•阿连德•卡斯托(Salvador Allende Castro)以律师为业,经常为那些付不起费用的穷人无偿做辩护。叔父拉蒙•阿连德•卡斯托(Ramon Allende Castro)曾就任圣地亚哥市长。母亲劳拉•果森斯•乌里贝(Laura Gossens Uribe)是法国移民的后代,她热忱于天主教事业,远离政坛纷争。
阿连德少年时期,随家庭先后迁徙于瓦尔帕莱索、塔克纳、伊基克、瓦尔迪维亚、圣地亚哥等地。他的高中时代是在故乡瓦尔帕莱索度过的,这里是智利通往世界的门户,也是各种思想的汇聚之地。他的早期政治观点深受胡安•德马尔契(Juan Demarchi)的影响,此人是意大利籍鞋匠,持无政府主义观点。阿连德在他的影响下,阅读了一些德国哲学、俄国无政府主义如巴枯宁(Mikhail Aleksandrovich Bakunin)的著作,首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
1926—1933年间,阿连德求学于智利大学医学院,他阅读了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著作,并且成长为学生运动的领导人。1932年6月,阿连德的老朋友马马杜克•格罗韦(Marmaduque Grove)建立了“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尽管该政权仅存在了12天就被推翻,但是格罗韦的政纲却对阿连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甚至有观点认为“格罗韦的政治规划和阿连德1969年的竞选宣言在具体内容上没什么两样”。同年,由于发表反对当局的演说,阿连德被捕入狱,他的父亲也因病重去世。阿连德在父亲的葬礼上发誓要为智利的社会问题和自由事业而战斗到底。
1933年,阿连德完成了题为《精神卫生学与犯罪行为》的论文,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由于学生时代的政治活动引起了智利官方的不满,导致阿连德未能进入大医院工作。他的第一份职业是病理分析助理。同时,阿连德萌生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认为:只有革命性的民主社会主义,才能解决智利面临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苏共内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派之间的争论也对智利左派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智利共产党在经过分裂之后,选择了彻底追随共产国际的道路,这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一方面,智利共产党的影响力开始下降,另一方面,左派运动中间出现了政治真空。智利社会党的出现正好弥补了这种权力真空,社会党的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主张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道路。阿连德参加了智利社会党的创建活动,并担任瓦尔帕莱索党支部的负责人。
1937年,由智利共产党人、社会党人、激进党人组成的“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选举阿连德进入议会下议院工作。1939年,阿连德出任卡雷拉政府(Pedro Aguirre Cerda)卫生部长,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他倡导给儿童供应免费的午餐,以立法的形式保护工人的权益,并首次把公共医疗服务引入智利。1943年,阿连德出任社会党秘书长。然而,加夫列尔•冈萨雷斯•魏地拉总统(Gabriel González Videla)时期,在美国政府和美资铜矿公司的压力下,智利政府制定了《永久捍卫民主法》(Law of Permanent Defense of Democracy),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并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断交。阿连德强烈谴责了魏地拉的做法,将其斥之为“智利的麦卡锡主义”。
1952年,阿连德重组了社会党并首次参加总统选举,但负于伊瓦涅斯(Carlos Ibáez del Campo)。1958年与1964年,阿连德都代表智利左翼政党联盟参加了总统职位的角逐,可惜先后输给了亚历山德里(Jorge Alessandri)和弗雷(Eduardo Frei Montalva)。这一时期的阿连德是活跃的议会政治家,先后担任参议院副议长(1953年)和议长(1966—1969年)。
1969年,阿连德组织了“人民团结阵线”(The Unidad Popular)参加下一年度的总统竞选,这是一个多党派的政治联盟,其构成党派有六个,分别是:社会党(Partido Socialista de Chile, PSCH)、共产党(Partido Comunista de Chile, PCCH)、激进党(Partido Radical, PR)、社会民主党(Partido Social Democracia de Chile, PSD)、统一人民行动运动(Movimiento de Accion Popular Unitario, MAPU)和独立人民行动(Accion Popular Independiente, API)。阿连德提出“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口号,他的施政纲领是:在遵守宪法和政治制度的前提下,进行国有化改革,实施收入再分配计划,废除大庄园制,建立一院制立法机构,发动民众参与经济管理和政治决策,奉行独立的对外政策。1970年9月4日,选举结果揭晓,他取得了36.3%的微弱优势。根据智利宪法,当选举人没有取得绝对多数选票时,由该党来决定总统的最终人选。由于当时基督教民主党控制着议会,为了取得他们的支持,阿连德作出了很多让步:总统不干涉公民的权利;不对军队施加影响;保留上一届政府的行政架构;尊重新闻自由;尊重大学等教育机构的自主权等。作为回报,智利议会于10月24日以153∶35的表决结果,确认了阿连德的总统地位。11月3日,阿连德正式宣布就职,开始实施他的政治理想:“通过民主、多元主义和自由的方式建成社会主义”。

二、20世纪60年代智利社会发展的症结
阿连德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任智利总统的,当时智利国内政治经济局势如何?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局势?我们可以从阿连德的相关演说稿中找到答案。
阿连德宣称,他从弗雷政府那里继承了一个危机四伏、动荡不安的社会。智利社会正饱受通货膨胀之苦,经济上对外资的依附也越来越深;外资公司及智利国内相关的利益集团掠夺了经济发展的大部分成果,而民众并没有分享到应该得到的收益;不同阶级之间的贫富分化逐步加大,阶级冲突也进一步加剧。智利探索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梦想被一再打断。尽管智利取得政治独立已经一百多年,但其在经济文化层面仍然处于严重的对外依附地位。
阿连德重点关注了智利国内愈发尖锐的民生问题。1969年12月,他在代表“人民团结阵线”发表竞职演说时,明确指出当前智利国内贫富差距越拉越大;50万家庭无家可归,相当多的家庭得不到合格的配套生活设施;普通工人的工资收入甚至不能满足其家庭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一个家庭都有人在打黑工;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不断提高;过去10年,智利生活成本上涨了10倍;有相当多的民众吃不饱饭,在15岁以下的儿童中,有一半以上营养不良;国内最好的土地大部分被地产主占据着,但是却不能得到合理利用,相当多的土地存在着利用不良或者抛荒现象;与此同时,尽管智利每年要花费大量的外汇去进口粮食,依然面临着粮食短缺问题。那么智利现存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阿连德指出:智利过去是殖民主义社会,现在仍然处于新殖民主义阶段。智利落后的根源在于,整个国家现存的政治经济体制带有严重的依附性质。这种体制在国内层面上,造成少数人压迫剥削多数人;在国际层面上,导致大国压榨小国,广大发展中国家用自己的落后和贫困支撑起了发达国家的繁荣。
自19世纪初期智利取得政治独立以来,英国资本很快渗透进来,控制了硝石矿开采等关键的经济领域。19、20世纪之交,美国资本逐渐取代英国资本,在智利的很多行业中取得了垄断地位。关于美资公司对智利进行经济剥削的方式,阿连德在竞选宣言中谈道,一方面,美国通过在智利进行经济投资,控制了铜矿、铁矿、银行业和基础工业领域;另一方面,美资还控制了智利工业的关键技术,迫使智利每年拿出大量的外汇购买美国的关键技术和核心设备。当然,美资公司通过在智利投资矿山,取得了相当丰厚的利润。阿连德指出,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资公司在智利的投资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控制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具体表现为:美资跨国公司掌握了智利全部的铜、铁和盐矿;美国资本还控制着智利的外汇,并且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金融机构影响着智利政府的经济决策;智利的支柱工业也沦为美资公司牟利的工具,跨国公司用货币贬值和降低工人薪水的方式掠走了高额利润;在农业和渔业领域,美资公司也抽走了大量的利润,以致智利的农业生产出现了严重的失衡现象;美国资本也渗透到了智利的教育文化和通信领域。更为严重的是,美国为了保护它在智利的巨额经济利益,不但给予智利军方大量援助,而且试图影响智利的政局走向。因此,阿连德得出结论:这种依附性的资本主义体制让智利依然处于殖民地阶段,导致国家的独立徒有虚名。
阿连德在不同场合都揭露了美资公司在智利所取得的丰厚利润。尽管弗雷政府以公私合营的方式征收了肯尼科特公司(Kennecott),但同一时期该公司的利润反而增长了三倍以上;安纳康达公司(Anaconda)在智利的投资仅占其全球投资的16%,但它在智利的利润却占到了全球利润的80%。具体到每个公司的利润率,1950—1970年,安纳康达公司在智利的利润率为215%,而它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利润率只有36%;肯尼科特公司在智利的年均利润率是528%,从1967年开始,它的利润率开始暴涨,1967、1968、1969年,它的利润率分别是106%、113%、205%,但是该公司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年均利润率只有不到10%。1930年到1972年的时段里,跨国公司在智利的总投资额度是3000万美元,但它们却取得了40亿美元的收益。
除了美资公司的剥削之外,弗雷政府的政策失误以及智利本国资本家阶层的发展战略也导致了智利严重的社会问题。阿连德呼吁人们思考:弗雷政府究竟是为谁服务的?他提出:弗雷政府仅为智利一小部分统治阶层服务。智利本国的大资本家、大庄园主、跨国公司在智利的利益关联阶层主导着政府的决策,他们的首要关切是挣钱,对民众的需求则漠不关心。同时,阿连德也谴责了智利本国资本家不负责任的短视行为,如:智利资本家经常用威胁停工来要挟政府,希望得到更多补贴;他们仅仅根据自己的个人喜好决定生产什么,而不考虑民众真正的需求;本国资本家把大部分利润都存入外国银行;他们对工人的要求漠不关心,经常采用欺骗和镇压相结合的方式压制工人的合理要求;他们通过垄断基本的生活用品市场,牺牲民众的利益满足自己的需求。1970年,阿连德在与德布雷的谈话中控诉道:“我们的特权阶级用民族的遗产和人民的苦难去做交易,换取外国资本给他们的骄奢淫逸、醉生梦死的生活。”雷吉斯•德布雷著,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译:《阿连德与德布雷的谈话》,10页。

三、阿连德的执政理念
阿连德呼吁民众相信,智利有能力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他阐述了自己的理由:智利有着丰富的矿产和森林资源,以及绵长的海岸线,智利经济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根据测算,如果得到合理开发,智利的土地可以供养3000万人口,而当时智利全部的人口仅有1000万。
阿连德根据自己的政治信念,开出了治疗智利社会问题的良方: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的核心思想是:以工人农民为阶级依托,以动员民众为政治基础,通过多元主义、民主和自由的途径,走议会道路的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在这个过程中,要避免流血牺牲和武装冲突,用最小的代价建设成社会主义。阿连德“社会主义道路”思想不仅是他个人的思想,也是“人民团结阵线”组成各党派的思想,其内容有内政和外交两大部分,本小节仅研究内政方面。

政治改革
阿连德政治改革思想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首先论及了政治改革的理论意义和目标,以及政府权力的来源和基础,其次回应了西方媒体对他本人政治倾向的关注,并论述了总统的职责;再次,阿连德从立法、行政、司法、军队等方面系统探讨了新政府具体的政治架构;最后,他阐发了什么是公民的政治权利、如何扩大民主等重大问题。
阿连德首先阐述了政治改革的理论意义。他把智利当时的政治形势与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相提并论,他谈道:俄国革命的成功是对马克思经典理论的有益补充,列宁用他的革命实践证明了社会主义可以用阶级斗争的暴力形式,在资本主义发展相对滞后、帝国主义链条相对脆弱的国家取得胜利;而智利的社会主义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次有益的探索:证明社会主义可以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架构的前提下,采用非暴力的方式,用多元主义、民主和自由的途径,建设成社会主义。这是一条前人尚没有走过的道路,智利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可以模仿,只有靠民众的政治热情和阶级觉悟进行政治实践,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政治改革要通过什么方式,达到什么目标呢?阿连德谈道:政治改革要在不改变智利现存政治体制的前提下,用和平的方式,完成两个任务:把资本主义性质的宪法变成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把现阶段的立法机关由两院制变为一院制。有关政治改革的目标,从理论层面上讲,“人民团结阵线”希望成立一个“民主的、民族的、革命的、人民的政府”,建设“完整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雷吉斯•德布雷著,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译:《阿连德与德布雷的谈话》,56页。;具体到实践层面,新政权希望打破大资本家和大地产主对权力的垄断,让国家的政治权力为工人服务。
政府权力的来源和基础,也是阿连德深入思考的理论问题。他认为,弗雷政府靠镇压工人阶级讨好外国资本家来巩固政权,而“人民团结阵线”的执政基础来源于人民的支持和政府的责任心。与其他竞选团队空洞的政治承诺相比,阿连德更加重视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问题,他以非常通俗的方式说:“政治改革的目标是让儿童能吃饱饭,让每一个家庭要免受饥饿、失业、疾病的困扰。”同时,阿连德也极为重视工人阶级的政治态度,他谈道:“‘人民团结阵线’如果能激发起广大工人阶级的革命热情,那么就得到了相当重要的依靠力量。”他的政府将通过改革,让工人阶级掌握生产资料和国家的重要经济命脉,从而使他们成为新政权的坚强柱石。
从阿连德当政开始,他本人的政治信仰和总统的职责就成为西方媒体关注的热点话题。对此,阿连德进行了公开回应。他阐述道:自己从来不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诩,他仅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而已。智利的革命过程既不是家长式的,也坚决不宣扬个人崇拜,“我本人既不是救世主,也绝非考迪罗”。马克思主义仅仅是阐述历史的一种方式,而绝对不应该被当作政治信条来膜拜。阿连德坚持做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并强调“人民团结阵线”政府是一个工人的政府。智利坚持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而非无产阶级专政。有关总统的职责,阿连德谈道,总统的权力应该为民众服务,具体来说,总统要为工人、农民和中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服务。阿连德强调,他并非是一党之总统,而是整个国家的总统,有职责保证国家的和平;同时,他坚持抛开政治立场的分歧,保证所有智利公民有出版、结社和表达自己政治言论的自由权利,同时欢迎各界人士对总统进行监督并提出批评。
阿连德对新政府立法机构改革的总体设想是通过改革,让立法机构由原来服务于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工具,变为维护民众利益的机构。新政府要在各个阶层广泛地实行政治民主化,发动民众进行广泛的政治参与,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新的立法机构。立法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从制度上保证民众有权力参与国家的各项政治事务。立法改革的具体内容有:对现有的立法机构进行民主化改革,并彻底清除其中的官僚化现象,使其能切实解决民众的利益诉求;建立新的一院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新的机构将广泛汇聚民众的政治观点和意见;新的立法机构将捍卫每一个智利公民的政治自由和发展权利,国家将用严格的法律体系来保障人民的尊严和荣誉,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受侵犯;政府将加强底层人民的政治参与,从体制上保证人民有权参与和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本地区政治事务。
阿连德也设想了新政府的司法和行政机构。他认为:新政权应该有自己高度自治的独立司法机构,其各项工作应该在人民代表大会的支持下展开,司法机构的成员也应该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指派产生。新政府的行政机构将变成为人民服务的机关;“人民团结阵线”将鼓励地方分权,中央权力应受地方政府的节制,新政权将努力克服现阶段行政机构中中央高度集权、官僚化现象严重等弊端;阿连德呼吁各级行政人员不能脱离生产第一线,要与工人一起参加劳动,这样新政府才能有权威和公信力。
阿连德论述了新政府中军队和警察的政治职能。他的核心思想是:军队的首要职能是国防,军队最基本的任务是捍卫国家的主权和独立;“人民团结阵线”当政之后,将在保持军队国防职能的前提下,给予军方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让他们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值得注意的是,阿连德一直对智利军队和警察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对军内的右翼势力缺乏足够警惕。有观点表明,这可能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阿连德青年时代曾在军队服役,他对智利160余年的宪政传统深感自豪,并且相信军队会尊重宪政权威,然而正是这种盲目最终害了他。从1969年开始竞选总统到1973年政变前夕,他在多个场合赞扬智利军队的“忠诚”,殊不知,正是这支他深感放心的军队最终绞杀了他的事业。阿连德认为,智利军队有着高度职业化的特征,军方一百多年来一直严格坚持政治中立传统,尊重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服从于民选总统的权威。智利军队是国家的军队,而不是某个政党或者政治人物的私家武装,这正是智利与其他拉美国家不同的关键因素。在智利,当人们需要解决问题时,总是请教律师,然而在其他拉美国家里,人们却要请教军队。雷吉斯•德布雷著,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译:《阿连德与德布雷的谈话》,35页。阿连德主张,新政府要给予军队参加经济建设的机会,并提高军官们的薪酬,以换取军方对改革的支持。1973年6月下旬,智利军队一小部分右翼军官发动小规模哗变,袭击了圣地亚哥一些政府部门的办公大楼,尽管此次哗变被忠于宪法的普拉茨将军(Carlos Prats)镇压,但此事引发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相当多的媒体认为,此事是军方发动全面进攻的预演。可悲的是,阿连德此时仍然坚信智利军队会遵守宪法,会支持他的改革,并拒绝了左翼政治势力关于建立人民武装的请求。有观点表明,阿连德执政三年最严重的政治失误在于他始终对军队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公民的政治权利,是阿连德“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问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阿连德就萌生了这样的想法: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解决智利的现实问题。在新社会中,所有公民的政治权利不仅应继续得到保障,而且应不断加以扩大。在他当政期间,阿连德围绕着这一问题发表了大量的谈话,他分别阐述了公民政治权利的内容;公民自由、平等、民主的基本含义,以及如何实现民主;并特别强调了人民有监督和批评政府的权利。
1970年,阿连德在就职演说中,详细论述了公民政治权利的基本内容。他谈道:公民政治权利的核心思想是人民有权利去挑战智利不合理的现状:少数精英用整个国家普通民众的贫困支撑起了自己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几十个家族垄断着国家的财富和权力;穷人承担了国家大部分财政负担,经济发展的成果被外资公司及其国内利益关联体所吞噬;在农村大量土地抛荒的同时,整个国家却遭受粮食短缺问题的困扰;外国资本通过掌握战略资源,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智利公民有权利采取行动,结束不合理的现状,通过广泛的政治参与,掌握生产资料,真正掌握国家的命运。在通往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政府不仅要维护而且也要扩大包括反对派在内的所有公民的政治权利。阿连德高度重视公民的政治参与情况,他指出:政治参与权利是每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并非是一种政治赐予,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是通往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他讲道,智利没有一个政治犯,没有一个记者因为与当局政治观点不同而被捕入狱,每一个公民的政治自由都得到了充分的尊重。政府对于各种团体的政治信仰和观点,都保持了足够的尊重。
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也是阿连德就职演说的重要内容。阿连德认为,每一个公民都有参加劳动生产,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贡献力量的自由;每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都应该享受工作的自由。关于公民的政治平等,阿连德谈道:“人民团结阵线”政府将消灭智利目前广泛存在的同工不同酬的情况,每一个公民都有根据自己的劳动取得相应报酬的权利;同时,每一个公民的政治尊严和政治人格都是平等的。
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阿连德就开始思考政治民主的涵义,并提出了“只有革命性的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拯救智利”的口号。阿连德指出:政治民主是所有的智利公民都应该享受的基本政治权利,而不是少数富裕阶层的政治专利和特权;民主的涵义不是空泛的,而是实实在在的政治利益,其具体内容有:政治上,依靠民众的广泛参与,建立真正能反映民意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司法机构;经济上,要让民众掌握国家的资源和生产资料。唯有如此民主才能有坚实的物质保障和制度保障。智利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是坚持政治合法性、重视制度建设、尊重公民的政治自由、走非暴力道路、以全民经济所有制为物质支撑。关于巩固公民政治民主的途径,阿连德在不同的场合都强调:只有通过发动民众进行更多的政治参与,生产更多的商品,进行更多的劳动,智利的民主才能更加巩固。
阿连德政治思想的重要一环是发动工人阶级,增加生产,以此来保卫民主,建设社会主义。关于工人的定义,阿连德谈道:现阶段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一切没有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剥削他人基础上的公民,都可以划到工人阶级的范畴。工人阶级是智利走“社会主义道路”最重要的依靠力量。只有不断地发动工人阶级,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和阶级觉悟,才能更好地保卫民主、推进革命。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及其不断增强的主人翁意识,都将极大地改变智利的政治结构。以工人阶级为依托,智利要成为发展的试验田。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角色,阿连德认为:在智利通往“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中,工人阶级的支持至关重要。工人阶级不应该仅仅是资本家进行压榨的对象,他们有着自己的利益和感情,新政权要足够尊重工人阶级。Ibid新政权要教育工人,让他们明白在“人民团结阵线”的领导下,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丑恶现象将不复存在。工人阶级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生产,这与之前的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忍受剥削,有本质的区别。一旦工人的阶级觉悟和革命热情得到动员,他们就可以成为智利革命机器的宣传者和发动机。阿连德强调:智利全部的资源都属于人民,从阿里卡(Arica)到麦哲伦(Magallanes),从安第斯山脉到太平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工人阶级的财产。他主张,新政权要用爱国主义精神去教育工人,让他们对国家产生深刻的归属感,唯有这样,智利的社会主义实践才能有坚实的阶级基础。阿连德提出,为了激发和引导工人阶级的政治热情,“人民团结阵线”将在每一个工厂建立基层委员会,这些基层组织不仅是选举的工具,还是民众政治利益的表达者和代言人。工人的参政水平将在这些基层组织中得到极大地锻炼。阿连德政府的各项改革政策也能通过这些基层组织贯彻到智利的每一个角落。

经济改革
阿连德把国家的落后和贫困归结于外资公司及其在智利利益关联者的盘剥,他谈道:尽管智利取得政治独立已经一百多年了,但是国家在经济、文化方面仍然处于殖民地阶段。不同的是,这是一种较为隐蔽的殖民主义,跨国公司多年的压榨使得智利在经济上高度依附于外资,缺乏经济主权。阿连德把他的当选看作是智利继1818年摆脱宗主国西班牙取得政治独立之后的第二次独立,即国家的经济独立。阿连德的经济改革思想有着自己的内在逻辑。首先,阿连德阐述了经济改革的目标和总体规划,接着他对具体的经济领域,如跨国公司、土地改革、银行业改革、中小企业等提出了相关的改革设想;最后他论述了应对经济困难的措施。
1969年,阿连德在竞选演说中,阐述了“人民团结阵线”政府关于经济改革的目标和总体规划。阿连德谈道,经济改革是一场体制改革,其目标是为了结束现存的代表大资本家和大庄园主利益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建立能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具体来说,阿连德经济改革要达到以下几个目标:减少专供上层消费的奢侈品的生产,国家的生产计划要以满足民众的基本生活需要为目标;提高劳动者的报酬,让所有的劳动者能达到同工同酬;摆脱外资对智利经济的控制,实现真正的经济独立;合理利用国家的各种资源以促进经济发展,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大力发展贸易,促进出口的多样化发展;采取措施稳定货币汇率,治理通货膨胀,从而稳定经济形势。值得注意的是,阿连德特别谈道:在新经济体制下,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将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同等重要的作用。
关于新政权对经济改革的总体规划,阿连德认为:新的经济部门将由三大经济领域构成:公有制经济部门、私营经济部门和混合制经济部门。
在智利历史上,“人民团结阵线”第一次把公有制经济的概念引入宪法。阿连德论证了公有制经济部门的概念,他认为:公有制经济部门是单一的经济部门,由政府和工人阶级代表共同管理,该部门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发挥最大的经济潜力。新政权将在各个方面推进国有化运动,让人民群众掌握生产资料。具体内容包括:政府将把煤、铁、铜、盐等重要矿产资源收归国有;银行业也要实行公有化改革;新政权将加速土地改革,改变不合理的土地分配制度;一些重要的、关系到国计民生问题的行业和领域,也要逐步掌握在国家手中。阿连德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铜是智利的工资,土地是智利的口粮。没有公有制经济部门,不能称之为社会主义。
阿连德在竞职演说中,阐述了“人民团结阵线”对私有制经济部门和混合经济部门的设想。私有制企业能否给予工人合理的工资报酬,将成为他们能否得到新政权补贴的重要标准。新政权将派专人监督私有制经济部门,以切实保障工人的各项合法权益。私营经济部门中,中小企业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新政府将努力发展中小企业,给予它们必要的扶持和帮助。阿连德寄希望于快速发展的中小企业,可以打破大企业的垄断地位。对于混合经济部门,新政权将出资参与经营,和私人企业家共同牟利。
征收美资铜矿公司,是阿连德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智利有着丰富的铜矿储备,但从20世纪初期开始,美资公司逐渐控制了铜的开采,掠夺了大部分的铜产品收益。丰富的资源并没有给智利普通民众带来经济效益,相反,国家对美资的依赖愈陷愈深。美资公司的存在成为智利在经济上处于依附地位的象征,也成为智利经济民族主义斗争的对象。阿连德谈道:铜是智利的工资,智利不允许外国人掌握自己的工资。
阿连德曾在多个场合揭露了美资铜矿公司在智利获取的巨额利润:尽管弗雷政府以公私合营的方式掌握了肯尼科特铜矿公司,但在同一时期,该公司的利润反而增长了三倍以上;而安纳康达公司在智利的投资仅占其全球投资的16%,但是它在智利的利润却占到了其全球利润的80%。具体到每个公司的利润率,1950—1970年,安纳康达公司在智利的利润率为215%,而它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利润率只有36%;肯尼科特公司在智利的年均利润率是528%,从1967年开始,它的利润率开始暴涨,1967、1968、1969年,它的利润率分别是106%、113%、205%,但是该公司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年均利润率则只有不到10%。1930—1972年间,跨国公司在智利以3000万美元的投资,换来了40亿美元的丰厚利润。
阿连德征收跨国公司的一个核心概念是“超额利润”,“人民团结阵线”规定,凡是年利润超过12%的跨国公司,都在征收范围之内。按照这一标准,阿连德宣读了新政府对美资铜矿公司征收的具体政策:智利将把大型的铜矿公司收归国有,并同时派出本国的专业技术人员经营管理;同时,新政权会按照3%的年利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30年内付清赔偿金。
阿连德对征收美资铜矿公司给予了很大的希望,他谈道:征收外国的铜矿公司,一来可以充实新政权的经济基础;二来可以彻底结束国家在经济上对外资的依附状态,实现国家的第二次独立,即经济独立;三来可以改善民众的生活状况,为人民谋取福利。同时,他声明:如果美资公司采取任何措施干涉智利内政,那么新政权将停止支付赔偿金。Ibid
然而,阿连德此项政策严重危及了美资跨国公司在智利的经济利益,必然会遭到它们的干涉。1972年,阿连德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面对着美资公司持续不断的干涉,阿连德一方面继续推进各项改革措施,另一方面,利用多种场合对此进行谴责和揭发。他一再声明:收归美资铜矿公司,是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荣誉的伟大举动,此事能否成功,不仅关系到智利是否能彻底实现国家经济独立,更关系着智利是否真正拥有完整的主权。阿连德在接受智利国内记者采访时,强调了智利悠久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喊出了“宁可站着啃面包,也不跪着吃鸡肉”的口号,呼吁积极应对美资公司的各项干涉措施。在该年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阿连德发表了他一生中最重要、也是在世界上引发最强烈反响的讲话,他向国际社会揭发了美资肯尼科特公司对智利铜矿国有化政策的抵制,并援引《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1803号决议,坚持认为怎样开采本国的资源,是一个国家的内政,不容许外国干涉。面对该公司向欧洲各国法院起诉智利政府的行为,阿连德强调:智利的司法系统是独立的,不仅不受总统权力约束,更不容许外国横加干涉。阿连德强调,由智利没收美资铜矿公司引发的外交和法律争端,只能由智利本国的法院解决,相关的经济纠纷案件只能在智利境内审理。
征收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nternational Telecom and Telegraph Company, ITT)是阿连德对跨国公司征收的另一个重要举动。阿连德在一次群众集会上,阐述了征收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原因。1930年,智利国会以12∶2的投票表决结果确认了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在智利通讯行业的垄断地位,并规定这一垄断地位可以延续50年之久。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在智利的投资额度仅为2800万埃斯库多(escudo),但却带来了36亿埃斯库多的收入,同时给智利留下10亿埃斯库多的债务。智利民众对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不满主要是因为该公司的通讯网络仅仅覆盖了几个大城市,而收费过高。阿连德声称外国资本控制着本国的通讯行业,严重威胁着智利的经济安全,因此,必须从国有化方式改造这一行业。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不愿意放弃在智利多年的垄断地位,面对阿连德政府的征收措施,它展开了疯狂的抵制和反扑,其内容五花八门,既有煽动智利国内骚乱,企图引发内战,也有游说华盛顿,鼓动美国政府对智利进行武装干涉等。关于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国际电话电报)和阿连德政权之间的较量,阿连德在1972年联合国大会上,揭发了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干涉智利内政的行径,并呼吁国际社会正视智利面临的压力。他一再强调国家的尊严和主权不容许外国势力干涉,智利将根据自己的意愿把改革事业进行到底。
以国有化方式改造银行业,也是阿连德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他在专门的讲话稿中讨论了改造银行业的迫切性、目的和措施。阿连德谈道,智利传统的银行是为富人阶级服务的,穷人很难从银行得到帮助;同时,智利国内的资本高度集中在大城市,1970年,全国资本的70%都集中在圣地亚哥一地。改造银行业的目标,是为了彻底扭转银行为少数人服务的局面,让新的银行为国家和人民服务。因此,只有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掌握了银行,才能发挥出其最大的功效。阿连德接着阐述了改造银行业的具体措施,具体内容有:从1971年开始,下调银行的最高利率;调整特定经济领域和商业活动的利率,以利于中小规模的企业取得贷款,扶持它们发展;扩大贷款的发放范围,使得底层民众可以得到银行的帮扶;改变银行系统资金高度集中化的局面,使各个地区的银行可以掌握更多的资金。
土地改革是“人民团结阵线”施政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阿连德本人对此极为重视,分别在不同的讲话稿中论述了土地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所遭遇的阻力等内容。
早在1969年竞选宣言中,阿连德就阐述了进行土地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呼吁政府重视土改。阿连德谈道,智利当前的土地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必须刻不容缓地进行改革。当前智利土地制度有着严重的不合理之处,一方面,占人口极少数的大地产主占据着大量的土地,他们并没有充分予以开垦,每年有相当数量的土地抛荒,不能得到合理的利用。而广大农民以及阿劳坎印第安人(Araucanian)十分渴望能拥有自己的土地,但这对他们来说仅仅是一个梦想而已。另一方面,国家每年都要浪费大量外汇进口粮食,才能基本满足民众的需要。而根据测算,智利有着丰富的土地资源,如果得到合理开发,可以养活3000万人口(当时智利人口总数为1000万)。因此,目前智利土地问题的症结在于不合理的土地制度。这种不合理的局面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第一,智利的粮食生产不能自给自足,每年需要大量进口粮食才可以满足民众的温饱要求,这使得国际粮食贸易商掌握着智利人的饭碗,国家的粮食安全岌岌可危。一个连吃饭问题都不能自己解决的民族,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国家。第二,之前的弗雷政府对大量无地农民的土地要求采取不闻不问的鸵鸟政策,如果任由此种局面持续下去,将会引发他们的激烈反抗。智利乡村迟早会爆发血腥的内战。第三,现阶段智利每年需要拿出相当多的外汇储备进口粮食,如果按照这样的速度,到20世纪末期,智利全部的外汇储备都将被进口粮食吞噬。因此,土地改革已经刻不容缓了!
关于土地改革的具体措施,阿连德谈道:“人民团结阵线”政府将确定土地征收的标准,超过这一标准的土地都将收归国有;政府会组织民众开垦先前被抛荒的和经营不良的土地;新征收来的土地将分配给小农、无地农民和农业工人,并探索建立合资性质的土地经营单位;“人民团结阵线”政府将先征收大地产,当土地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时,再逐步开始征收中小地产。同时,阿连德呼吁重视阿劳坎等印第安原住民的土地问题,他谈道:阿劳坎人是智利人的祖先,历史上国家对他们的亏欠太多了,需要尽快给予补偿。新政权将帮助这些原住民取得一定数额的土地。
然而,阿连德的土地改革措施过于激进,他曾经宣布:“到1972年年底,智利不允许存在哪怕是任何一个庄园。” “人民团结阵线”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严重损害了大地产主的传统利益,引发了他们的激烈反抗。大地主阶层在农村大量屠杀牲畜、毁坏耕地、阻塞道路,杀害去推进土改的新政权官员,他们甚至从阿根廷走私武器,智利乡村面临着爆发内战的风险。此种情况下,阿连德一方面呼吁民众停止冲突,保持克制和冷静,他谈道:智利同胞之间大肆杀戮的悲惨局面再也不能发生了,他希望智利生产的钢铁不要变成杀害同胞的枪支大炮,应该变成生产用的镰刀斧头等工具;另一方面,阿连德向地主阶级重申“人民团结阵线”政府的政策,表示不管存在多大的困难,都会继续推进土地改革。阿连德谈道:如果说铜是智利人的工资,那么土地就是智利的粮食,政府将继续排除各方面的压力,推行土地改革,除非反对派用子弹结束他的生命,否则他将永不停止地保卫人民利益并追求社会主义改革事业。
阿连德当政期间,智利国内的经济形势动荡不安,具体表现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商品奇缺、民众失业率上升、黑市经济盛行等。如何克服困难,稳定经济形势,始终是困扰新政权的重大问题,阿连德本人在多个场合都予以阐述。阿连德谈道:由于“人民团结阵线”是工人阶级的政府,因此,在如何克服经济困难这一问题上,和过去的资产阶级政府有着本质的区别。过去的资产阶级政权靠提高物价,限制民众的购买力,让一小部分人独享经济发展成果;而他的政府将在不导致工人失业的前提下,通过大幅度增加工人工资的方式,来战胜经济困难。阿连德极为重视民众的政治动员,尤其强调要依靠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来克服经济困难,他认为: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新政权要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感情去教育群众,使得民众意识到“人民团结阵线”政府是他们自己的政府,经济困难只是暂时现象,是完全可以靠工人阶级的努力克服的。工人阶级是在努力为自己生产,一旦他们的政治热情得到激发,那么经济困难问题将迎刃而解。阿连德把希望都寄托在得到动员的工人阶级努力增加生产,制造出更多的商品,这样物价才能得到平抑,经济形势才可以稳定下来。有研究认为:这种做法表明,阿连德对经济发展的长远前景有着毫无根据的乐观态度,但却毫无道理地轻视了经济发展的短期目标。

社会文化改革
社会、文化、教育方面改革也是阿连德内政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简而言之,“人民团结阵线”政府社会问题改革,其最根本的任务是解决当时智利日益尖锐的民生问题,其最终目标是为了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1969年,阿连德在竞选演说中谈道,“人民团结阵线”政府关于社会问题的改革纲领的最根本任务是解决民生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新政府将建立新的工资制度,工人阶级有权力决定最低工资的标准;同时,阿连德承诺降低政府雇员的工资,实行多劳多得的工资制度,消除因年龄和性别差异而导致的工资歧视现象。第二,新政府将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保证民众能有基本的生活安全感。第三,阿连德承诺他当选之后,会给所有的智利公民提供预防和治疗并重的新医疗保障体制。医保体制的资金来源来自三方面:国家财政支出、雇主自己支付以及保险公司的保障。第四,“人民团结阵线”政府执政之后,将为民众提供住房保障。阿连德希望能实现人人有房住的梦想,政府将严格控制建筑商的利润;对于那些低收入家庭,政府在适当的时候会直接授予他们土地,并提供必要的资金和设备帮助穷人建房子。第五,新政府将用法律手段保证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第六,阿连德承诺当政之后给予工人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同时,他将注意缩小企业中雇主和雇员的收入差距。
教育问题是阿连德社会文化改革的核心问题。在竞选宣言中,阿连德谈到了自己的设想。新政府教育改革的目标是保证人民有机会受到完善的、良好的教育,具体做法有:“人民团结阵线”将扩大教育规模,保障所有家庭,尤其是工人农民等低收入阶层家庭的孩子有充分的受教育权利,同时,政府将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技能教育和体育教育等。阿连德阐述了自己对于大学教育的设想,他承诺上任之后给予学术研究以足额的经费支持,并尊重大学的政治中立地位。
阿连德在竞选演说中,还阐述了自己的文化改革设想。他谈道:“人民团结阵线”的胜利不仅仅是简单的更换政府,而是智利为她的第二次独立——经济独立而奋斗的开始。新政府将强调人的尊严,会用各种措施加强教育公民,激励民众的爱国主义思想。同时,他的政府将改变过去那种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文化,推广新的文化。具体来说,就是要用阶级兄弟感情来代替个人主义;国家将着重强调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鼓励工人农民进行文化创作活动;同时,他呼吁智利要摆脱文化方面的殖民主义地位,实现国家的文化独立。在此过程中,媒体要减少一些商业色彩,增加一些教化人民的功能。
“人民团结阵线”政府社会文化方面的改革要达到什么目标呢?阿连德认为:文化方面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是为了让最普通的民众认识到,在“人民团结阵线”政府的领导下,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而努力工作,而不是像往常一样饱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榨。阿连德强调,只有当民众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的积极性得到调动后,他们才可以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这样,民众才能真正感到满足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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