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1919年中国的外交争执与政派利益.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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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巴黎和会就其本身而论,只是一个纯粹的外交意义上的国际会议。但是,外交是内政的继续,在南北分裂、派系林立的特定条件下,外交不可避免地卷入政争……
一时间,国内政潮陡起:当年理直气壮地抵制对德宣战的广东非常国会,如今,又同样是理直气壮地要求向巴黎派遣自己的外交代表,争享战胜国的荣耀。不久之前,康有为还是张勋复辟的主谋,公然推翻民国,现在却反过来,以民国的名义,大义凛然地斥责政府专制。更为有趣的是,国会与国务院形同冤家,为转嫁对德和约的责任,彼此暗算,相互推卸,国会的不合作,屡屡把国务院置于难堪与孤立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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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理直气壮地抵制对德宣战的广东非常国会,到后来却更理直气壮地要求向巴黎派遣自己的外交代表?
为什么说五四学潮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下层学运?
从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吴佩孚怎样实现了华丽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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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张勋复辟时主张公然推翻民国的康有为,五四时却以民国名义,大义凛然地斥责政府专制?
一个警察总监,为何竟能架空国务总理?
…………

作者简介
邓野
重庆市人,1953年5月20日生。198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1986年来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评聘为副研究员,2003年评聘为研究员。著有《中华民国史》《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民国政治的逻辑 》等作品。

目录
前 言
第一章 欧战与中国政局的演变
中国对德奥宣战
国会问题与南北战争
安福国会的成立
徐世昌就职与南北停战
第二章 巴黎和会与中国的期待
中国朝野关于欧战性质的解读
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准备
陆徵祥赴欧与中国代表团的组成
广东军政府对于代表权的争执
第三章 山东问题的提出与辩论
山东问题的提出与辩论
日使施压与中日密约的公布
山东问题说帖的递交
中国代表团的内部纠纷
第四章 山东问题的交涉与失败
中国另外三个说帖的递交
利益的平衡与美国对日妥协
直接归还山东的交涉与失败
中国代表团的应对方针
第五章 学潮与政潮
山东问题责任人的认定与追究
五四学运与各方评论
学生保释与政潮初起
广东方面的介入及其政治意图
第六章 南北和会的召开与破裂
南北议和与各自盘算
南北和会的召开与破裂
南北相互攻击与代表辞职
各方斡旋
第七章 北京政府关于签署对德和约的决定
曹陆章辞职、自辩与挽留
国会与日使对研究系的责任追究
国务院与国会的彼此算计
北京政府关于签约的决定
第八章 徐世昌辞职、留任与钱能训下台
上海的市民运动
罢黜曹、陆、章
徐世昌辞职、留任与钱能训下台
继任总理人选的争执与国会的搅局
第九章 几个不同的利益集团及其政治表现
英美在华势力对于山东问题的态度
特立独行的吴佩孚
广东军政府的双重身份与双重性格
孙中山及其国民党人的冷热两面
第十章 拒签对德和约
保留签字的交涉与陆徵祥的脱身之计
龚心湛的推诿与拖延
顾维钧的最后交涉:妥协与原则
拒签对德和约
第十一章 余波
德奥问题的善后
芮恩施归去与陆徵祥归来
山东问题的继续
安福系的孤立与吴佩孚的崛起
结束语
征引文献

文摘
国会问题与南北战争

张勋复辟期间,国会被强制解散。由于在对德宣战问题上,国会与段褀瑞尖锐对立,因此,在平息复辟之后,段褀瑞并不恢复原国会,而是准备另行选举,另组一个新国会。在此情况下,孙中山随即发起护法运动与之抗衡。所谓护法,就是拥护约法,具体讲,主要诉求就是恢复旧国会。
在孙中山的号召下,原国会议员纷纷南下,聚集广东。1917年8月,到达广东的参众两院议员约150人,因不足法定的开会人数,为此,决定采用“国会非常会议”名义。8月25日,由原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主持,非常国会在广州开幕, 150余名议员出席,议决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当选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
随着广东军政府的成立,中国分裂为南北两个政府。其中,北京政府为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
两个对立政府的形成,必然爆发战争,对此,南方称护法战争,北方称南北战争。
◇ ◇
对于北京政府来讲,战争的主要目标是夺取广东,因此,南北交战的主要战场便是湖南。战争前期,北洋军大败,护法军占领湖南全境。鉴于前线战败,段祺瑞于1917年11月22日辞职,研究系的几位内阁总长亦随之卸任。
1918年3月,曹锟部将吴佩孚,率其第三师主力攻克湘北门户岳阳,随即夺取长沙,4月,攻占湘南重镇衡阳。是役,吴佩孚横扫南军,从湘北打到湘南,成为其从军以来,取得的头一个重大的战役胜利。自此,吴氏一战成名,成为北洋軍将领当中的一个明星。
就在吴佩孚攻占长沙之际,段褀瑞乘势复职,3月23日,代总统冯国璋再次任命段褀瑞为国务总理。3月27日,北京政府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省长。
由于张敬尧毫无战功,北京的此项任命,立即引起曹锟、吴佩孚强烈不满。为此,吴佩孚攻占衡阳之后,便不再向南推进,而是在衡阳滞留下来。
◇ ◇
1918年3月6日,代总统冯国璋发布命令,要求新一届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的选举,均于6月下旬完成。此时,对于段祺瑞及其皖系集团来讲有两个中心任务:其一,继续对南用兵,实行武力统一。其二,抓紧举办新一届国会选举。
4月4日,段祺瑞的智囊徐树铮,密电张作霖、倪嗣冲等,就整个军政布局通报如下:“昨在京晤日馆(日本公使馆~引者注)斋藤少将,密告:‘日前曹使(曹锟~引者注)曾派人到馆言:岳长(岳阳、长沙~引者注)既下,北军欲和而不便于言,拟乞助于日政府,转告南军,再提和议,以便调停,当经拒回。为贵国计,粤川不定,国事无从下手,惟前敌有此情形,不得不告知阁下,酌达同志,预为准备’等语。”这就是说,曹锟方面希望停战议和,而日本方面不仅将此消息密告徐树铮,并且鼓动皖系继续打,拿下广东、四川。最后,徐树铮表明态度:“鄙意国会选举,为时已不裕。乘讨贼之时,赶紧著手,尚可有十数省好结果之希望,一言和则万事休矣。”
曹锟及其所属吴佩孚部,为北方参战部队主力。在吴佩孚打下岳阳、长沙之后,曹锟之所以提出停战议和,显然含有不愿为皖系打天下之意。由于停战议和不可能与皖系商讨,为此,曹锟私下派人联络日本方面,指望日方出面调停,不料被日方出卖,密告徐树铮。那么,徐树铮为何拒绝停战?其中的关系是这样的:南北之间的战与和,核心就是国会问题,一旦停战议和,旧国会的恢复肯定被提出,这样,新国会便难以举办,此即“一言和则万事休矣”。因此必须继续向南作战,乘此机会抓紧举办新国会选举,以期取得一个有利的选举结果,所谓“十数省好结果”,从而控制国会。在这里,徐树铮把对南作战与国会选举的关系说清楚了,一句话,要新国会,不要旧国会。
5月9日,徐树铮电告张作霖:“就时局而论,有战然后芝揆(段祺瑞字芝泉~引者注)可以支持,选举可以赶办。一日不战,则内阁立见崩溃,选举必无从著手,我北系无以自存,国家亦随之沦陷。” 5月31日,徐树铮再电张作霖:国会选办事宜,“日来初选已讫,成效甚佳。”“弟曾一再言及:战局不辍,选政即能妥办,大局庶以速定;战局稍弛,选政立败者,即根此而言也。”这里的选举、选政,就是指新国会选举。
综上所述,徐树铮反复强调的就是“战”与“选”的关系,此即:“战局不辍,选政即能妥办”;“战局稍弛,选政立败”。
◇ ◇
但是,南北战争是打还是停,很大程度上由直接统兵的吴佩孚说了算。为此,一向胆大妄为的徐树铮,越过曹锟,私下对吴佩孚展开直接拉拢。
5月16日,徐树铮致电吴佩孚:“湘局赖兄而定,久为其难……特近今之世,人心不古,往往先私利而后公义。因尝痛自绳检,力矫此习……叨在知好,敢布腹心,鸡呜风雨,愿共勉之。这是一份有趣的密电,“人心不古”竟然出自翻云覆雨、两面三刀的徐树铮之口,其言本身就是人心不古。
由于吴佩孚长年在基层领兵作战,因此徐树铮对吴并不熟悉,为直接了解并掌握吴佩孚,1918年5月27日,徐树铮亲赴衡阳,会晤吴佩孚。关于二人相见的情况,5月28日,徐报告段祺瑞:“昨晨到衡阳,与吴师长披诚接洽,十分稳畅”。5月29日,徐树铮又电段祺瑞,再次称赞吴:“该师长人极朴诚,”“其德量尤令人爱服矣”。看来,徐树铮对吴的头一个印象相当不错──人极朴诚。
徐树铮越过曹锟,私下赴衡阳拉拢吴佩孚,实际上就是挖曹锟的墙脚,因而引起曹锟强烈不满。曹锟当时驻节武汉,但是,当徐树铮由长沙来到武汉时,曹锟称病,北返保定,避而不见。5月29日,徐树铮报告段祺瑞:“树铮午后六点到汉,曹使先于三点称病言归。闻渠曾以树铮赴衡为口实,至有此变,其实毫无理由。树铮本因微观渠之左右颇有异动,恐其被掣有变,故赴衡联吴师长以为之备。幸先已固结,渠纵陡然而去,即再进而另调一二旅北上,亦毫不致牵及前方。”徐电还对曹锟个人有所议论:“仲珊(曹锟字仲珊~引者注)人尚憨厚,惟头脑无识,易为傀儡。”徐树铮的意思是,衡阳之行,与吴佩孚的关系“先已固结”,因此,曹锟不满与北返,不至牵动前方战事。
5月31日,徐树铮致电张作霖,就衡阳之行这样解释:“此次仲帅(曹锟~引者注)称病突归,固诿罪于弟之赴衡,其实弟即不赴衡,彼亦决计停顿。不过弟之赴衡,系专防停顿之险而发,适中其要害,故急急而去。幸先与衡深相结纳,全局得不蒙其影响。”也就是说,由于徐树铮早已获得日本方面的密报,早已获知曹锟希望停战议和,为此,“弟之赴衡,系专防停顿之险而发”。总之,在徐树铮看来,衡阳之行,与吴佩孚“先已固结”,“深相结纳”,因此曹锟的不满与北返无关大局,“渠纵陡然而去……亦毫不致牵及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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