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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大地上所有的河流》:那时候,世界就那么大,总有一种错觉,以为这样的日子会延续到时光尽头。但生活拆散了我们,在看不见彼此的人海里,我们需要记忆,也需要遗忘。
终有一天,除了那仅有的一点记忆,我们所有的记忆都将不同。就像这大地上所有的河流,渐渐地都走向不同的方向,彼此再难汇合。
一切不过是一段不知不觉的旅程,正如诗人所说,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
《大地上所有的河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辑包含11篇散文,各自独立成篇,分别叙述11位高中同学的个人际遇与浮沉;第二辑收录怀念少年时代挚友张晖的两篇文章,得见一代学人之精神不死;最后一辑《一个夏天分两次结束》,记叙高考前后的一段青春记忆。三个部分彼此交织,形成一段整体的记忆。
这些文字是对逝去年华的一次怀念,真实再现了九十年代度过青春期的一代人的迷惘与迷误。时光总是一去不返,经历过的人与事,浸透过的情感堆砌出如今的隐隐轮廓。作者笔下的这组人物,均基于彼时彼地的真人真事,可视为一部既有关联又彼此独立的个人史。

编辑推荐
《大地上所有的河流》是一种个人史、一部青春志、一段与所有“75后”的青春有关的日子、一次自我生活经验的复苏与刷新
《大地上所有的河流》是专栏作家维舟的首部青春回忆录,你忘却的,有人一直替你记着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大地上所有的河流》是文学;对于75至85这十年出生的人来说,是“致青春”。我作为一个70后的编辑,一直以为自己还活在那个世界里没有真正走出来过,却没料到,有人比我记得还要清楚。
阅读《大地上所有的河流》,像是经历了深夜在海边无言以对到天明的过程,静谧,深沉,最终听到自己如释重负的一声叹息。
我们如今的生活就是一片没有时间和记忆的海岸。意外翻涌或闯入的记忆,只会破坏和颠覆这些太平日子。从这个意义上说,看别人写的故事,也是一次自我生活经验的复苏,并在反观中刺激和刷新已有的经验。维舟的这部个人史,让我们得以重温自己迷惘与迷误的青春。

作者简介
维舟,1977年生,毕业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自2004年7月起撰写博客,涉猎驳杂,以文史为主,旁及社会学、人类学等,业余为《南方都市报》、《第一财经日报》等撰写书评,并为《GQ》中文版、“腾讯•大家”等撰写专栏。曾多次受邀在上海季风书园、国学新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处演讲。

目录
辑一
深海
没有过往的人
可承受的生命之轻
流年
大地上所有的河流
幽暗的心
少年游
生活不过是一出轻喜剧
滑梯上的孩子
搬家记
碧海青天夜夜心

辑二
平生风义兼师友——怀念张晖
他曾真正活过

辑三
一个夏天分两次结束

后记
当时我并不知道

后记
后记:当时我并不知道
  经历了这些年的生活后,我已原谅了当年的那个自己。原先我一直不肯原谅他。但是都过去了。在结束高考的那个夏天,我曾对人说:一个时代结束了。那时我说的"时代",其实际含义不如说是青春期的一个阶段,因此,这句在如今看来有几分矫情的话,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其中弥漫着只有我自己才能反复体会的伤感。那时我十八岁,到如今又一个十八年都已过去,回头看看,理应承认,当时我并不真的理解自己生活在其中的那个小小世界。
  就像生活在中世纪的人并不知道自己生活在"黑暗的中世纪"一样,那时的我们也未理解自己身处的时代。固然,这原本就是个不可能的任务。几乎所有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只是自在地活着,而不是自觉地活着。日常生活都是平淡无奇、不知不觉的,更何况许多事件的意义,要在多年之后才显露出来--或者说,随着我们自己生活的变化和延长,会改变早先某些生活片段的意义,又或许是不断地为它叠加上新的意义。无论如何,在当时,我们无从预见二十年后自己将如何看待当时的自己。
  隔着那么久远的时光,那个小岛、小城和校园,现在看来就像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舞台,而舞台上的我们也渐渐陌生。这本书中所回忆的,大抵都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当时崇明还是一个相对封闭而安静的岛屿--某种程度上迄今仍是如此--县城不过四五万人,住的大多都是本地人,而今城里人口已翻了一倍。更重要的是,那时每个人所知道的外部世界和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也都有限--或许可以说,我们是在数字浪潮涌来之前平静过完自己青春期的最后一代人。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已很难理解那样的生活:"怎么,你们那时连手机都没有?QQ和MSN也不用?还手写那么多信?真浪漫。"--说这话的朋友是1988年生的,其实也只比我小11岁,但在这时代,的确可算是两代人了。在他们眼里,我们那时 "最后的过时的浪漫",仿佛校园民谣一般的时光,"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如今则一切都是实时的、即刻得到回应的、时空压缩交错的交流。
  我们那时并不觉得90年代的时光有多浪漫。我1998年实习时才有机会经常上网,而直至2000年还在手写书信,至于手机,则要到2001年才配备。如今习惯了这些现代通讯的人们,很难设想没有它们之前的那种世界。从厦门寄信到南京要三天,即便那边当即回信,来回也总已一周了;日记和书信中总有大段的心理活动;长途电话非常昂贵,轻易不会拨打;因为没有手机,出门约人总要事先说好时间地点,但即使如此,也常有见不到面的尴尬,生出许多误会。容忍缓慢、等待和错过,并不是美德,只是当时不得不养成的习惯。
  以这种方式回望,90年代也会慢慢变得"古代化",被怀旧和浪漫化。仿佛是被一个延续至今的大浪吞噬之前,某个静止而凝固的失落世界。但如果真是如此,则我之所以能够这样回望它,无疑正是因为我已不在其中了。
  这样,在它流逝之后,我渐渐看清楚了它的轮廓和意义,因为距离赋予了我透视的能力。它永不再来,已不存在,但也不曾消散。张晖的骤然离世,更使我想明白了许多事,那时年轻而不谙世事的我们,并不知道这就是真实的生活。
  甚至在当时看来压抑的学业和残酷的竞争,事后看看其实也不尽然。只是十七八岁时,世界就这么大一点儿,以为自己所受的就是最大的苦。但和外省同龄人相比,其实并不是。相对而言,上海的中学算是相当注重全面发展的了,有作家讲座、辩论赛、话剧表演、歌咏比赛、交谊舞、冬季环城马拉松??虽然那时,这些文艺社团活动也响应者寥寥,似乎没人太当回事,但至少是有的。老师甚至并不鼓励过分的学业竞争,我们那时并不像外省一些学校那样,将全班名次张榜公开,而更多照顾了各人的隐私和自尊心--每个人在考试后会拿到像工资条一样的纸条,上面打印着各门成绩和班级、年级名次,是否告诉同学,全凭自己。至于读课外书,如果你自己不怕耽误学业,图书馆和老师也并不禁止。而在不少地方,重点中学除升学外几无余事,学生极少读课外书,精神生活甚为贫瘠,这大概也是为什么张晖在到南京大学中文系后,惊讶地发现同学中不少人看过的课外书不到十本的原因。
  有人在读了《一个夏天分两次结束》后笑说:"发现你们那时高中同学之间交往都很自由,到异性同学家里似乎也总是想去就去了,有时事先电话也不打,而家长们看来也全然没有要阻拦的意思,这是不是你们那儿特殊的社会气氛所致?"我原先从未意识到这一点,觉得那仿佛是理所当然的事,但这话,让我心头一凛。的确,我们那时好像都未察觉这会"失礼"--固然电话也不便,有些同学家里都未安装电话--尽管不熟的时候上门不免唐突,但也并无什么太大的无形障碍。同学家长很开明,对我们之间的来往,更无人有反对之意。老师们虽未鼓励,但也从不反对,这一点更应感谢我们当时的班主任陆朝晖老师所营造的宽松自由的氛围--他从不在已经很重的学业之上再给我们增添压力。
  尽管如此,我也不大愿意多去回忆它,固然原因之一是我已回忆了太多,深知回忆可以成为难以卸下的负担,还会上瘾。在高中同学偶尔的聚会上,我早已发现,其实多数人宁可把那几年忘得干干净净。为何要记那么清楚?真的全无必要。那时我惊讶地意识到,很少人会反复地关注和反思生活过的时光,过去的就过去了,大部分的事,他们很快就不能再记起。或者,在丧失了大部分细节之后,变成一团模糊的影子。有时连同学的姓名都已忘了。曾看到国外的一项研究说,如果缺乏联系,遗忘少年时同学音容笑貌的平均年限是22年。如此说来,我们也快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比起记忆,遗忘更多地塑造了我们现在的生活。因为当下新的生活需要这些记忆的隐退。也只有在某些电光石火的瞬间,才会忽然闪现那时的某个片段--那些年轻的人们,在平静沉闷的外表之下波澜起伏的内心,不言不语之中那种自己也难以形容的爱慕,那些一开始就注定要结束的愿望,仿佛曾在某个黄昏的教室门口,蓦然回望那一刻的孤独。
  然而我也深知,这样的追忆与其说是某种特权或义务,不如说是一种愚行。说到底,那不过是那个世界在我自己内心投下的长长影子。连大部分的人物,也不过是留在我内心的影像。因为太多事尚未开始就结束了,很多话也就从未说出口,整个回忆不免充满了欲言又止的意味。既未说分明,又无长久的交往和共同的生活经历,又哪儿来的共同记忆?只是想想,写下来也好吧,至少让人见证,我们曾那样生活过。

文摘
大地上所有的河流
  刚认识小伍的那一阵,我们这些坐在后排的男生大多很讨厌他。倒不是因为他很帅(固然他帅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是觉得他显摆和傲慢。第一天上课时他就锋芒毕露,老师在台上讲题时,他自己小声口算,早早报出了答案。因为课上就听明白了,他似乎也不大需要夜自修复习消化,快快做完一点儿作业之后,别人尚在埋头苦苦思索,他独自在后排无所事事地发呆、咬手指。而当新同学(自然我也曾是其中之一)向他请教理科习题时,他却一点儿也不给面子地皱着眉挥手斥责:"不知道不知道,自己做去,你们烦死了。"
  能考上这所重点高中的,绝大部分都曾是天之骄子,他这样不免让很多人脸上都有点挂不住。然而人们也很快发现,他同样有许多不知道的。晚上男生在寝室里夜谈,那天不知是谁说到流行音乐,谈起叶倩文,他猛然问了句:"叶倩文是谁?男的女的?"众人都是一怔,起初还以为他故意开玩笑,有人便假意回了句"男的",他哦了一声不再问了。过了些天,一个同学因为近视要求换座位,班主任遂问小伍是否可以和他调换,他愣愣地说:"我也近视的。"班主任问:"你多少度?"他说:"我50度。"一时全班哄堂大笑。他涨红了脸,兀自不知道自己到底哪里说错了。
  他因而好长一段时间常被男生们取笑。被说得多了,有时竟真的隐隐自卑起来,因为他觉得自己确实土。他总觉自己太老实,而复杂的处世技巧实在比数学题难多了。那时他是全班住读生中唯一没有饭搭子的人,每天黄昏常常很晚才去食堂(虽然原因之一是排队太费时),独自打一份五毛钱的黄芽菜吃。后来老P好意相劝:"你也买份红烧肉吧,看你整天黄芽菜,吃得脸都像黄芽菜了。"
  当时他住我隔壁宿舍,有一段时间,整个寝室里只有老灰不嘲笑他。到后来,终于渐渐变成我们仨在一起共餐:他因为每天要去开教室门,起得早,于是去买早饭(每人两个包子);我是午间铃响后冲去买午餐;老灰则到黄昏捧着书慢慢排队买晚上的菜。一人排队时,另两人去拿碗筷和饭盒。他和我吃得都很快,老莫常笑我们俩是"河马",嘴张得大,"吃饭只要嘴张开,往里一倒就完了"。而老灰却吃得很慢,啃上很多口才见到包子馅,因为最慢,所以常留下来洗碗。偶尔我和小伍坐等他吃完,他也被看得浑身发毛,有次便抱怨我们狼吞虎咽,不能把吃当做一种享受,老P在旁听了插话:"这不是一样的吗?小伍他们是先吃完再慢慢享受,你是边吃边享受。"
  我们都是乡村少年,但他身上的烙印似乎尤其深刻。处久了渐渐得知其出身,他家的境况似乎比我和老灰家更差,原因之一在于他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姐姐和哥哥都很木讷,只读到初中,在乡下务农或做小工维持生计,因此他从小就受惯了村里人的冷眼和嘲讽,有人竟当面对他妈说:"你怎么净生些傻子?"每说到这个,他总噙着泪水咬紧牙。父亲是个乡村电工,夏天为了补贴家用,骑着自行车去乡下卖冷饮。做木匠的姐夫也非常节俭,别人发香烟都舍不得抽,凑齐了一包去小店里换钱。他母亲倒是看上去颇干练,似乎他的不通世务更多地来自父亲:有次家长会后,班主任送家长们去校门口,他父亲独自走在最前面,等听到其他家长和班主任道别,忽而仿佛也想起了什么,折返回来和班主任握手。
  我们读书那两年,公交车费上涨得特别快,高一时我从家里到学校还只要六毛,不久涨到九毛,隔一阵成了一块五,到高三已是两块(公交车)或三块(小巴),十几年后的今天也不过就是这个价。那时他为了省钱,周末便骑自行车往返于家和学校,单程大约要20多公里,他说有时路上骑着骑着下雨了,过了一会儿雨又停了。为了攒点学费,暑假他还在家里附近的河渠里下络子(一种竹笼),半夜打着手电去捕黄鳝,天明拿去镇上卖。有时说起这些,他似乎豪气顿生,站在家里楼顶上俯瞰着门前的运河,对我说:"这一带所有的河流,我都熟悉!"他那时和初中的老同学一路骑车向南直到长江边,甚至想从门前一路游到长江口去。
  然而他遇事时不免还是有些瑟缩。高二时五月歌会,着装规定女生穿裙子,男生则是白衬衫配领带。他没领带,犹豫着要不要回家一趟向姐夫借。我看看他:"回家?你找班主任借一条不就完了?"他兀自踌躇:"不过??""不过什么?上嘴唇一碰下嘴唇的事,你也锻炼下吧。"他笑:"那你陪我去?""好啊。"我站起来,正色说。没想到他起身后又坐下来,嘴里念念有词不知说了些什么,片刻才说:"走吧。"到了路上,他又自言自语起来:"我说什么呢?说借不到?"我眨了眨眼:"你就说后天物理竞赛,没工夫回家拿。班主任教物理,一定会支持。"他一脸恍然大悟的样子,感激涕零地握住我手:"语言大师!"说笑着上了三楼,他迟疑了下,朝班主任家的303室纱窗外看了眼,转身说:"走吧,好像没人,大不了回家一趟。"我一把拉住他,"来都来了,爬了三楼你不累我还累,哪有不看个明白的。"一敲门,师母开门,哦,陆老师洗碗去了,你们坐会儿。他如蒙大赦,立刻说:"不用了,那我们走??"我接口说:"那我们就在外面等着。"转头低声说:"你又想逃了?本来蛮好坐会儿。"他啐道:"不像你,厚脸皮。"一会儿班主任回来,他结结巴巴像背书一样把刚才商定的话说了,一听究竟,班主任立刻笑着说:"哦小事小事,维舟你要不要?我这里还有一条。"他大概以为我也是来借领带的。
  那年初夏,他坐车回家,在南星桥站下车时,才发现同车还有一位初中同班的女生。虽然午后阴阴的乡间林荫路上几乎没什么人,两人还是不免有些拘谨,没话找话地聊上几句,彼此相隔数尺刚走了一程,天空竟下起雨来。只有他带伞,她迟疑了下也躲进伞底下。稍稍挨近了些,愈加不知说什么好,两人在伞下也还是相隔尺许,各自淋湿了半边身子。过了一会儿,阵雨稍霁,他不自在地说:"好像没什么雨了,把伞下了吧。"她微嗔道:"为什么下?你不用我用。"于是她打着伞,他走在微雨中,两人就这样一路无语,直到送她回家。
  有时我和老灰也羡慕他心思单纯,因为我们所为之烦苦的很多事,对他而言都不成其为烦苦。他长得帅,又是班上的数学王子,对他有好感的女生自有不少,遇到不知如何处置的事,他唯一的反应便是躲避。偶尔他也苦恼不知如何妥善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希望我和老灰帮他提升语文。然而三年下来,尽管各自尽力,似乎并无什么起色,他依然是理科极好(一次期中考试数理化全满分)而语文很差,而我也仍是文史偏科。因为理科好,他不时去参加学科竞赛,然而他平日考试很强,每到竞赛却总是发挥失常。有次被人讪笑:"你怎么希望杯又没希望了?"老P在旁说:"小伍是真人不露相。"周围许多人笑起来。他有一次真的躲到墙角落下泪来,觉得对不起家里。
  高考前夕的一个黄昏,我们三人各自站在空荡荡的教室里,看着北窗外的夕阳渐渐下沉。说起填志愿,他说自己想报考电力工程,我笑:"你还要做你父亲老本行吗?"他憨憨地说:"电工也挺好。"我摸摸他额头,喃喃道:"也没发高烧,怎么开始说起胡话来。"他笑着来打我。闹了一阵,他定下来说:"唉,你们俩将来即使不在一个城市,毕竟应该都是读文科,共同语言肯定比跟我多吧。"我和老灰对视一眼,收敛起笑容,一时竟不知如何安慰他。
  他毫无悬念地考上了上海交大,然而一如既往地,他在最后的关键没绷住,一贯不错的英语,最后考分竟比我还低,他后来说,高考发榜时他差点哭了,事后又反省自己心理承受能力太差了。他虽然上了交大,却被调配去管理学院读房地产经营。如今回想,当时这也算是大有"钱途"的专业,然而却完全不合他的脾性,他在信上倾吐"如今这个专业不适合我,而我又无法改变,实在是难受之极"。他觉得大学生活远比自己想象的无聊与空虚,觉得上海人冷漠高傲,难以相处,有时信上说,希望自己可以变得世故些,变得能言善道,变得老成些--固然我们许多人宁可他没有这些变化。
  大学寒假回岛去看他,我说他看上去没什么变化。他说:"废话,你最知道我的,我是老实人。"一年年的,高考后那个夏天鲜亮的色彩也终于渐渐隐去,狂欢变成了模糊的记忆,就像雨棠说的,她每次经过那一片乡村,都无法确切地找到通往小伍家的那个路口,除非当年那个披麻戴孝的人仍坐在路边小店外,她才能辨认出来。她说起时,我总觉得像是对往事的一个隐喻。
  他的大学生涯似乎乏善可陈,他本来也不爱写信,相见时也很少聊起,原因之一大概是他始终不喜欢这个专业。每次去见他,他说话中夹杂着越来越多的上海话,让人觉得有些奇怪和生硬,不过他原本就很容易受外界影响。然而另一面,他又总是不断地撤回到自己心里的安全地带。勤工俭学或实习时,每遇到需要和人大段交流的场面,尤其如果需要流利地用上海话来表达,他总是无法自如,到最后几乎落下心病来,因为口音使他一下就显出是个乡下人。
  毕业后,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他回岛工作。我虽然劝他留沪,但对他的决定也并不十分意外,我知道他在这个大都市灰蒙蒙的天际下一直觉得不自在。以他学历成绩之优秀,很快成为单位的重点培养对象,介绍女朋友的也络绎不绝。一度甚至我们高中班主任也给他介绍了一个,他碍于班主任的面子,去见了一次,之后便不了了之,再被问起,他才说不想早谈恋爱之类,班主任哭笑不得地说:"那你倒早说呀,你现在这不害我嘛!"其实他也并非不想谈,三年后遇到心仪的,极快地确立了关系,之后又很快在东城买了房子。那时许久不见,他变化很大,很会打官腔了,一度志满意得,我们几乎都相信他会终老于岛上了。直到近些年,他想是感觉到岛上空间的局促,才再度来沪工作。
  然而我们见面也不多了,似乎彼此都忙,也不知在忙些什么,又或者见面也不知该说些什么,总不能还说少年时的那点事。上大学时,有一年夏天我穿过乡间去找他,站在楼上看着前面宽广的运河,回忆起高考后那个夏日夜晚,我们几个男生在楼上乘凉,看着天上的星河倒映在幽暗的河水里。说起那些点滴,他忽然说了句:"我觉得,我们恐怕有一天会各自分开的。"转头一看,他竟然泪眼盈眶。他本不是个敏感的人,不意他说出这样的话来,我心里既感动又荒凉。拍了拍他肩,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因为我内心知道他的预感是对的。如果没有共同的强烈兴趣或共同生活,确实很难维持,这不是无情,只是现实。生活会拆散我们。终有一天,除了那仅有的一点儿记忆,我们所有的记忆都将不同。就像这大地上所有的河流,渐渐地都走向不同的方向,彼此再难汇合。
  滑梯上的孩子
  高中刚入学时正值溽暑,军训一天下来我们累得筋骨散架,到夜凉初透时分才活泛过来,抓紧熄灯前最后一两个小时大侃。那时什么都新鲜,拥入这所重点中学的新生来自全县各初中,彼此也几乎全不相识。那天也正这样乘凉时,忽然门砰的一下被人推开,进来一个光着膀子的壮实家伙,粗声问:"喂,有没有要打牌的?"屋子里每个人都是一怔,不知道他是哪里冒出来的,看上去五大三粗像个"社会青年"。这时他又皱眉说:"怎么都没反应?有没有要打牌的?"这时老P慢吞吞地说:"看你这样子,都以为是打架,谁知道是打牌。"
  这就是我对阿蔡的第一印象。熟了以后有人开玩笑问:"阿蔡你这家伙,走在路上像个流氓似的,当初是怎么混进来的?"他也只是笑笑说:"又不是我要来,一不小心就考进来了嘛。"大家就哄堂大笑起来。事后知道他这么说倒也不是故意轻描淡写,他确实从未奢望能考到这里,但在中考前的全县尖子生摸底排查(所谓"邀请赛")中,他因为数学成绩优异而直升重点高中,若是正常参加中考极有可能是考不上的。虽然在竞争激烈的高中环境中他并不算拔尖,不过他似乎也并不怎么当回事,不像有些人考试少了几分就活不下去似的。在我印象中,他几乎每天总是早早便呼呼入睡,偶然到考试时实在没办法,才点起蜡烛(因为宿舍规定每晚九点半必须熄灯)看会儿书,然而多半看着看着就听到他轻微的鼾声,我们不得不推醒他:"阿蔡,小心书碰到蜡烛。"幸好他这么刻苦的时候并不多,不然我们都觉得他说不定哪天就把一屋子人都烤熟了。
  那时我们既无手机也无电话,在每周六天的住读期间,信件就是与外界沟通的唯一途径。那时倒也有不少人给他写信,只不过无一例外全是男生,开头必称"蔡兄"。暗中打探彼此在初中有何暗恋对象是那时男生仅有的娱乐之一。看到他收到的信如此索然无味,我们不免大失所望乃至勃然大怒,他也只是笑嘻嘻地歉然说:"没办法,你看我这样,哪有女生会暗恋我?"
  其实他虽然长得虎背熊腰,但熟悉了就知道他其实并不像外表看上去那么凶悍,只是他说话大声惯了。老P说,阿蔡的宿舍门上应该像李敖那样钉块木板,上书八个大字:"内有恶犬,但不咬人。"平日有什么事请他帮个忙,他总是笑笑说:"小意思,小意思。"所以那时他的外号就叫"小意思"。那会儿他喜欢在水房唱歌,听过的人都终身难忘--那真的不是一般的难听。有次晚自习课间时,众人开玩笑怂恿他举办个"庸俗歌曲演唱会",老P照例不动声色地说:"大家搬好小矮凳,阿蔡开演唱会,观众达三人之多!"他不以为意,咧着嘴唱开了。那天正好班上一个原本住读的县城女生为了能安静自习而来学校,课间猛然听到他高歌,忍不住想大笑又不好失态,于是在前排竭力忍住,低下头捂着嘴闷笑,我们坐在后面只见她双肩起伏不已。
  大学时我独在南方,彼此音问甚少。他从来就讨厌写作文,何况我和他也不算是多铁的朋友,而我那时,一个人也孤独得近乎自闭。但冬天时忽然收到他寄来的一张卡片,上面没头没脑的两行字:"好好过,很快回来了。去买件防弹衣,小心点。"事后才知他也不知从哪里听说的,说是厦门在前线,会打仗,这才说起什么"防弹衣"。
  至于他,听说在大学里还是一如既往,快活得没心没肺。固然经常挂红灯,但他也没怎么往心里去。他那时有了新的外号"蟹王",因为崇明人经常被嘲笑的一点就是土话中"啥"和"蟹"不分,而他的大学宿舍里几乎全是上海人。不过那时他倒是威风八面,用他的话说,"没丢崇明人的脸"。他也常约了在上海读书的老同学去聚会,据说有次竟还罕见地亲自下厨给大家炒菜,到吃菜时大家都感觉味道似乎有点不大对,这才发现他炒菜时没放油。
  毕业后回到上海,我和老P一起在北郊的彭浦合租一间毛坯房,听说那会儿阿蔡还没找到工作,索性回岛上老家休养去了。到秋凉时,他突然过来,说第二天要去面试工作。那晚三个人就因陋就简,横躺着挤一张木板床,我到半夜都还无法入睡--倒不是因为老同学重逢的感慨,而是阿蔡和老P此起彼伏、穿墙透壁般的鼾声,有一度我都怀疑隔壁人家会不会忍不住过来敲门。次日一早醒来,他看见我面带倦容,微感诧异:"你也没睡好?哎呀,跟我一样,昨晚老P这家伙的呼噜简直像是拆房子。"
  他谋到了那份工作,在一个街道居委会。那时他和另外两个也是新毕业的同事合租在南郊,屋子里的脏乱自然是可想而知的,每次去都能看到茶杯里塞满烟头,地板好像从来就没干净过,据他说还曾烧穿了两个水壶--因为三个人都忘了燃气灶上还在烧水,结果一晚上下来,先是壶里的水被烧干,继而壶底也被烧穿,更离奇的是这样的事竟然还发生了两次。他懊恼地说:"以后一定要买个自鸣水壶,烧开了能提醒下。"
  天气转暖时去他那儿,黄昏时分他拉着我到阳台上喝啤酒。不知怎么谈到了大学生活,他猛然来了一句:"你知道吗?我其实在大学里很痛苦。"我一下笑了起来,他急了:"操!我说真的呀!"我说:"好吧,抱歉,不知为什么听到你说'痛苦'我就想笑。"他也笑了:"唉,真他妈没办法了。"他猛喝了一口,说:"你这人有心事,我能看得出来。可是我有心事的话,你看得出来吗?"我一惊:"阿蔡,你怀春了?"他笑骂:"见鬼,怀个屁春,连个女人的影子都没有。"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毕业后失业了吗?因为我根本就没找。其实我自从考入这个专业后就怀疑它了,我从来没想过自己要靠它生活。我觉得自己所受的教育完全是失败的。"
  他说他从上学的第一天起就不喜欢读书。那时他还只有六岁,开学时大人交完学费、把他托付给老师后就回家了。然而,老师对几十个孩子也管不过来,他就独自溜到操场上玩滑梯,玩得不亦乐乎。上课铃声响的时候他还兀自玩个不停,只是略感奇怪怎么操场上忽然都没人了。不过他觉得那样更好。直到老师发现少了个孩子,急奔过来把他拎进了教室。他被又急又怒的老师狠狠训了一顿,上学的第一天就被罚立壁角。人生的第一堂课上,他一直在哭。他说:"我那时真的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多年后我做了父亲才知道,小孩子通常都是如此,无法把自己的行为和所受的惩罚之间建立因果关系,因此惩罚孩子的结果是:他只记得自己受到了惩罚。
  他说:"你也知道我是没心没肺的人。这么多年来,我小时候的事全忘了,但唯独这件事记得清清楚楚。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事先可没有人跟我说打铃了就不能继续玩,要去上课,而不这么做要受罚。"我沉默了一下,说:"你也算孩子里反应特别慢的。"他嘿嘿笑了一下,说:"可是我一直不喜欢反应很快的人。"
  但他并不是一个笨孩子。由于那天惩罚他的班主任正是数学老师,他每到数学课就想方设法捣乱,但奇怪的是,数学却一直是他成绩最好的一门课。出题时别人还未反应过来,他已在底下报出答案,老师训斥他"自由发言",让他罚站,去办公室听训更是家常便饭,但他就是不服,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什么,答案也是对的,凭什么一定要举手才能发言。他那时很仇恨数学老师,当时便想,长大了要和老师打架。他说:"我喜欢数学,但我讨厌数学老师。"我说:"那你也很有天分,很多孩子常常分不清这两者的区别。"不过他始终没有对父母和这位老师说过自己内心的疑问,"因为我那时不知道怎么表达,而且,也没有人愿意倾听。"并不是大人们遗忘了这个问题,而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曾有这样一个问题。直到二十多年后,他说:"现在回想起来,我以前的人生一直像个贪玩的小孩子,猛然间工作了,却发现像那时一样,明明没有人告诉过你游戏规则,却说你的做法触犯了规则。"
  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记得他在落日的阳台上说的这番话。有时,我不禁觉得那个滑梯上的孩子,不只是他,也是我们大多数人的人生经历的缩影。没有人能预先得知所有规则,我们靠着自己的隐忍,逐渐适应了生活,在那些无人能看得见的夜里。

  搬家记
  大学毕业后回到上海的第一个清晨,我从地下室旅馆的硬板床上醒来。时值酷暑,早早拎着两大包行李去上班,走在街头只觉头颅被一团灼热的空气包围,站在公司大楼下仰望着这个即将进入的城堡,心底里感到坚硬、陌生和古怪。由于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的流寓不定,那时我在公司的柜子里常年放的不是文件,而是行李:衣服、书籍甚至刮胡刀。
  在上海的同学大多在毕业前夕早已各自和人租好了房子,所以当黄昏来临时,我发现自己竟然还不能确定今晚住哪里。打了几个电话,最后总算听说老P还在同济没毕业,于是决定去那里投宿。打电话过去,他却不在宿舍,不过电话那头的男生一听说我是他高中同学,立刻很爽快地说:"没事,你就过来住吧!"
  夜里去同济,一进男生宿舍楼,便看见满地的纸屑和毕业生丢下的各类杂物,走廊里灯光昏暗,湿漉漉的仿佛沼泽地,杂乱到极点。老P的宿舍无疑是我所见过最脏的男生宿舍,蚊帐好像烟熏过一样黑--如果我猜得没错,他们肯定四年都没洗过,而我那时至少还每年洗一次,足可五十步笑百步。最后我宁可点蚊香也不愿钻进这么黑的蚊帐里睡觉。直到我半夜睡着,老P也没回来。不过男生宿舍没什么值钱货色,夜里开门睡觉,虽然他的同学都不认识我这个陌生人,也没有谁要赶我出去。
  那时老P还有三天就将毕业,但在找到工作前,他还想在学校免费住一阵再说。我毕竟不好意思就这样赖在他宿舍里,于是三天后住到父亲公司在远郊的联络处。那是一个五楼楼顶的铁皮房子,直到深夜都余温不散,又与逸仙路高架近在咫尺。由于上海郊区的车辆每天7:00-22:00之间不许进市区,所以每天深夜和凌晨,宝山的大集装箱卡车就在楼下和高架上川流不息,轰隆轰隆响个不停,连铁皮房子也跟着一起抖。所以那时虽然离人民广场的公司很远,我却总是每天到得几乎比阿姨还早。
  那个夏天公司的事务也很不少,经常加班,我没有时间去看房子,也不想一个人租屋,于是催老P帮忙。他说好好,我什么时候去看看。过了几个星期问他,他却说:"我在彭浦那里看过了,一个月三百五十多,太贵了,先在宿舍住一阵再说吧。"后来被我催急了,他索性说:"你也搬过来算了,我们在宿舍住到9月没问题。"那时我也确实觉得住在铁皮房子久了可能会被人非议,因为那毕竟是父亲单位的房子。于是又把行李搬去同济。
  重回大学宿舍确实很亲切,晚上光膀子打牌下棋的男生,十几个人围着看黑白电视机??气氛非常熟悉,尤为重要的是,睡觉时再没有集装箱卡车从屋外开过。暑假的宿舍居然仍十分热闹,没找到工作和准备考研的都扎堆在这里。唯一的坏处是晚上11点后校门和宿舍楼的门都会关上,有几次我加班到半夜,只好连爬两道铁门回宿舍。有一次凌晨1点冒着瓢泼大雨爬铁门,虽然打着伞,但还是全身湿透。
  日子初步安顿下来,周末去见同学阿俊,两人在路边大排档喝酒,他说,男人当及时行乐。他带我去彭浦他的住所。去后我才发现那根本不是他的住所,而是他大学同学大黄的。阿俊和他似乎非常哥们儿,想来就来,不拘小节,毫不客气地把这里当自己家了,至于房租--"都是兄弟你怎么能开这个口?"那晚人很多,有点睡不下,阿俊随手扯过一张席子躺下,别人提醒他席子很脏,他反问:"土了不是?不睡怎么干净呢?"
  回来不免有些灰心--这不是我的生活态度。于是安安心心在同济又住了约有7个星期,直到9月中旬新生报到,实在住不下去了为止。终于,老P说他找好房子了,我问:"在哪里?"他说:"阿俊介绍的,他同学大黄的房子。三百块,我们三个人分摊的话每人只要一百。"我一怔,苦笑了一下。
  搬家那天正碰上秋老虎,天气奇热无比。周六一早老P打大黄的BP机找他,老是不见回电,便说:"算了,杀过去再说。"两人把仅有的一点儿盆盆罐罐、棉被席子之类的破家当装进出租车的后备箱,然后就杀向彭浦。
  那天天气太热,进车空调一吹总算舒服多了。我坐在前座,老P叫我领路,因为我多少去过一次,他连一次也没去过。但我也是夜晚去的,而且当时根本没想到会搬过来,并未留意路怎么走。司机带着几分敌意看着我,觉得我们形迹可疑:两个人好像是搬家,可是居然不知道新家在什么地方。我回头想征询老P的意见,毕竟这些年他对上海比我熟多了,不像我在厦门待了四年,回来每天还要带地图出门。不料回头一看,他居然睡着了。
  我只好硬着头皮,根据仅有的一点儿印象,指挥着司机在无数排看上去都差不多的、灰蒙蒙的平顶楼群中穿过去。最后终于停了下来。我们把东西留在门岗上,自己去找房子,我已经不大记得是几号楼几层,又是什么房间,不过最后凭着一点儿模糊的印象居然找到了。唯一的坏消息是:门关着,而且里面没有人。老P笑嘻嘻地打了个响指,说:"这下没搞头了。"
  两个人把破家当留在门卫那儿,出去无所事事地逛了一圈--无非就是去超市蹭蹭空调,再到他那个当出租车司机的哥哥家里吃饭。下午睡了一觉,吃了晚饭,晚上八点多回去的时候老P说:"现在大黄应该差不多回来了。"两人兴冲冲地回去一看,还是关着门,黑着灯。
  怎么办?老P说:"我打个电话给阿俊,他也有这里的钥匙。"我说:"那他从漕宝路赶过来也要两小时了。"老P答:"那也比睡在马路上好。"他满怀希望打了电话,结果却被告知:阿俊去苏州出差了。老P笑笑:"到苏州也叫出差?从苏州过来还比从漕宝路过来快一点儿。"
  等一等吧。两个人无聊地交流了一下笑话,决定继续等。等到九点多,我有点绝望了,决定最后再给阿俊打个BP机。正在等他回电,抬头忽然看见一个细高个儿面带诡异的笑容走过来,竟是阿俊!一见面,他就劈头盖脸地说:"两个土货!也不早点儿打招呼!还好我今天偶尔想到来这里拿两件衣服,否则你们就睡马路上了!""大黄呢?他不回来了吗?""回来个头!他回南汇老家了。"
  我们就这样住下了。虽然老P说事先好像也打过招呼,但周日晚上大黄回来时赫然发现自己屋里多了两个人,还是吃了一惊。不过他马上做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说:"没事没事,你们住好了。"
  搬新家后没几天,老P失业了,他在那个小公司里难以忍受。而我,因为一个同事的跳槽和准备年底的计划,工作愈加繁忙起来。有时在夜色中,在公司里,看着人民广场的灯火,心里一片虚空。工作几乎是我生活的唯一内容,我很拼命,原因之一是我有时真的不想回去,因为回去除了和老P吹牛聊天,没有别的事可干,尽管他一贯幽默,但失业后也不免略为消沉,话渐渐少了。在公司至少可以看电视、上网,甚至在房间里放CD、打游戏,何况有空调--虽然有时想起老P,颇有负疚感。
  那段时间极忙,连着加班40天,公司规定加班到晚上9点后可以打车,这期间我只有两天是坐公交车回家的--其中一天是因为搬到彭浦两周后,忽然接到大黄的电话,他吞吞吐吐地说他女朋友想搬过来住,这样可以省点房租,因为他也失业了。我大吃一惊,难道又要搬家?于是请了假晚上急急忙忙赶回去和他商量。我很为难,人家女友要过来,实在无法赖着不走。不过我也指出,如果是为了省点房租的话,那我们搬过来后,他现在房租已经只需负担1/3。我这句话刚说完,他脸上竟露出恍然大悟的样子,神色大变,说:"哦哦,是这样,其实你们愿意留下来,也蛮好的。"我这才明白他只是怕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赖着不付房租。
  但在这个地方我也没能待太久,总共大约100天而已。因为房东非常不满于大黄屡屡拖欠房租和计较小事,到了1月中,坚决不和他续约,倒是愿意租给我,可是中介要求同样收取一半的月租费。我和老P都不愿意付这150元中介费,何况老P失业的这一长段时间里,我老是加班,他在家无聊之极,经常去浦东的阿蔡那边玩。所以后来听说阿蔡在浦东搞到两室一厅的房子可以给我们住,我们立刻就决定再搬一次家。
  这是半年里我第四次搬家。那是1月的一个阴雨天,非常寒冷。老P的哥哥开着出租车帮我们搬家,但开出没多久就堵车了。起初没感觉,因为那时尚无高架道路的共和新路实在没什么不堵车的时候,何况是下雨天。过了一个多小时才觉得苗头不对,一打听,竟然是前头一条天然气管道破裂起火了,共和新路部分被封了。于是只好像蚂蚁排队一样慢慢绕路过去,开到浦东三林镇,竟然花了三四个小时,耽误了他哥哥半天生意。
  阿蔡带我们去凌兆新村看房子。据说是新的,还从来没人住过,反正他和街道的朋友通融一下,我们大概不需要付房租的。老P眉开眼笑,说:"阿蔡,好哥们。"上了6楼,阿蔡拿着钥匙开门,开了十几分钟也没开开。我疑惑道:"是不是走错了?是这个房间吗?"阿蔡说:"没错,只不过门锈住了,很难开。"三个男生砰砰砰捣鼓了半天,终于把门撞开了。进去一看,我目瞪口呆,里面全是灰尘。阿蔡看了看我,镇定地说:"没关系,扫一下就好了。"后来扫地洒水时,才发现水也出不来。最后,我发现只有电线,没有电灯泡。阿蔡说:"好办,去我那里拿个台灯先用一下。"他说下午他会通知街道的朋友来打扫一下。"你别管了,走走走,我们出去玩。"这家伙又说晚上要给我们"接风洗尘"。我在席间才知道老P以前说来这里看过,"很好"的意思是那次半夜来打游戏,感觉镇上不错,根本不是指房子"很好"。
  洗尘洗到夜里十点多,和老P暖洋洋地带着小小的醉意回去。清冷的晚风吹得人很舒服。我忽然很感动,虽然我们这些朋友有时马马虎虎,大家也都穷得叮当响,可大家真的是哥们儿,这种质朴的情感居然使我一阵难受。
  回到新家,老P把借来的台灯插好,调试了半天,居然不亮。他纳闷:"怎么搞的,阿蔡这家伙怎么借了个坏台灯给我们?"想了半天,两人出门去看电表,才发现屋里根本还没有通电--这房子实在太新了。于是老P借着月光修起来。我有些惧意,说算了吧,还是明天叫人来修,别出什么事。他说:"没事,我是理科生嘛。何况还要烧水,这么冷的天,没热水怎么行?"
  正在鼓捣,隔壁的门开了,一个中年男人拿着手电筒,问我们:"你们新搬来的?"我们说是。他说:"这房子四年里从来没人住过,我听见声音,才出来看看。"我们这才明白,为何里面什么都没有。那人倒很好心,借给我们工具和手电筒。老P修了一会儿,说你再去试试。灯亮的那一刻,我大喜过望。老P笑嘻嘻地打了个响指说:"大功告成。"两个人在15瓦的弱灯光下烧了水,洗了脚,那好像是我洗脚洗得最舒服的一次了。但第二天我们很早就醒了--是被冻醒的。醒来发现昨天清扫后,为通风而开了窗,我们昨晚在昏暗的灯光下,竟没发现窗户洞开。
  安定下来之后,渐渐觉得这个地方过于简陋,而且我上班转车也颇不便,我每天要先骑车三公里去三林城坐车,那时从凌兆到三林城,一路上还能看到连片菜地,每天上下班都要路过一片没有路灯的乡间小路。这在平时或不失为乡野情趣,但在那样严寒的天气里,骑车很难说是一种享受,尤其是车胎被冻坏的时候。
  于是两个月后又搬到三林城去,两人花300元租了一个小阁楼。虽然也是毛坯房,可是干净多了,周围环境也好,交通便利,我也喜欢这个斜坡顶的阁楼。站在阳台上可以看见浦东郊外绿色的原野,每天早上被鸟叫声而不是卡车声弄醒。这符合我的要求:简单、干净、安宁、朴素。Suda后来取笑我对生活享受有一种清教徒的倾向,我想至少可以追溯到那段流寓不定的时期里养成的习惯--除了衣服必要的整洁外,我不大在意物质生活。我本就不是从购物中获得满足和快感的人,而买的任何耐用品,在搬家时都会变成负担。在最初的两年里,包括被子和折叠床,我所有的家当加起来不会超过出租车后备箱的容量,以便必要时随时可以搬家。
  这个阁楼我也只住了三个月,原因是老P找到了工作,但远在松江,因此不可避免地我要独立承受房租。阿蔡建议我不如搬过去和他一起住,在同一小区,但他那里的条件好得多(居然有淋浴、空调、木地板和电脑),分担下来我只要付230元。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难以拒绝的提议。新地方虽然不可避免也带有男生宿舍杂乱的种种特征(比如早上起来发现自己的茶杯里被扔进了好多烟头),但我此时已经习惯于将物质需求降到最基本的程度,在这里度过了十个月。那是2000年,三林城多层的房价是2100-2300元/平方米,很好的电梯房的单价也不过2700,仍然无人问津--在不久之后,让人回想时觉得已极其遥远。
  此后我又搬了两次家,可是再没有最初这样,一年搬六次家的纪录,直到最后,算是有了自己的家。但在别人的房子里住了三年后,在自己的新家里醒来的第一个早晨,我仰望着洁白的天花板,觉得非常不真实。我感到古怪和美好以及一种难以言说的陌生感,不是指向这个城市或房间,而是自己,仿佛这样的我并不是我,总觉得有些难以置信。那不是喜悦,相反倒是一阵酸楚,尽管自己清楚地知道此刻不应当如此--这种酸楚在我物质最匮乏的时候也不曾有过。


  他曾真正活过
  张晖辞世已有一年,然而有些事至今仍仿佛只在昨夜。在他走后,我多年来第一次重新翻看了自己早些年所有的日记与信函,那就像是重新生活了一遍。由于他的猝然离去,许多当时并不经意的模糊往事,重又向我显示出新的意义。以往看待"人生"、"生活"、"生命"、"命运"之类,总感觉都是些抽象的大词,颇有几分大而无当的意味,仿佛也极其遥远,而此刻才发现它们是如此触手可及,才开始思索它们真正的意义,重新审视自己过往的人生。这是张晖留给我的最后的礼物。
  人和人之间的理解是何其之难,或许要理解另一个人的人生,总要在悲剧发生之后。我们算是少年知交,可即便是我,也是在重读他大学来函时才真正意识到,在他选择学术道路时,自己内心的孤独感有多么强烈。那时他在信上反复多次提到"独学无友",说起"吾二人不能生活于同一城市,终是平生最大憾事之一。夜静思之,不免黯然"。那条路,一个人走太寂寞了。
  他离去后,我意识到,自己失去了唯一一个完整见证彼此生活的朋友。在这个人际交往碎片化的年代,除了父母亲人之外,你和绝大部分人的接触都是断片式的,有时甚至没有一个人清楚知道你从小到大的样子,所有人知道的,都是在某些特定时空下你的某些样子,要将这些碎片式的印象聚拢起来,才能勉强形成一个稍显完整的自我。他了解本来的我,但他走了,再没有人能替代他。
  有人在看了我那篇悼文《平生风义兼师友》后说,你们那时也算是异类,都对文史有这样强烈而持久的兴趣,本来一个班上出这样一个人就已不易,难得的是竟有两人同班,还是前后桌。如今回想,这似乎确然像是命运的巧合,然而在当时,我们无疑都并未觉得自己是什么"异类"--只不过是两个对文史有兴趣的普通学生罢了。直到在大学里因《龙榆生先生年谱》成名,他也并未自视是"少年天才",他那时在日记里甚至说,如果像我这样的人都可算是翘楚,那只能说明学术人才整体大不如前了。与其说他是个天才,不如说他是个执着而勤奋的学人:他只是想做学问,为了做好而做好它,并且一直在做。
  这无关天分,只是性情如此。他向来专注而能坚持,自少年立志,便矢志于此,如今,"初心"一词几已被用烂,但他是真的做到了"不改初心"。在高考前夕,我们对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一句话颇怀感慨:"十五到十八岁之间的一言一行,便是你一生的写照"(Everything you are and do from fifteen to eighteen is what you are and will do through life.)。这句话如今看来,就像是对他人生的预言。在高中同窗时,我们虽是知交,但即在当时已可见彼此性情的绝大不同:他专注而沉潜,治学勤勉而尚专深,我则涉猎驳杂,务求贯通。他是"刺猬",而我是"狐狸",或者说,是一个羡慕刺猬的狐狸,因我一直生怕自己兴趣太广,读书泛滥无归。而他,在后面的求学中,也渐渐意识到学问之专精当有广博为基础。尽管如此,两人在治学上的分歧仍无大变,大概我们的人生航向,在十五至十八岁之间便已确定。
  虽然天不假年,但他确已真正活过,回想起来,他没有浪费自己的生命,可说已经实现了自我。电影《关于施密特》中,有这样一段话:"很快我会死去,也许再过二十年,也许明天,这都没什么不同。一旦我死了,每个认识我的人也死了,我就像是从没生存过一样,我的生命变得跟他人的有何不同?没有,我这么认为,没有什么不同。"这大概是世上大多数人的宿命。张晖无疑也思考过这些生与死的意义,几年前,当其祖母去世时,他就曾写道:"人都会死,关键是活着的时候做些什么而已。"(日记2010.11.18)
  他的确尽力地做了,甚至太尽力而过早燃烧尽了自己的生命。他的离世有双重意义,或者说有两个张晖:一个是对亲友而言的那一不可替代的个体;另一个则是作为象征的张晖,以及他作为公共事件的死亡。第一个他已不可复活,第二个他,则已得永生,实现了生命的超越。的确,他还有许多想写的没来得及写出来,但那或许早晚也会有别人写出来,对学术本身而言,不会有太大不同。对于公众而言,重要的是,他的离世重新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学问的意义,失落的人文理想,青年学者的处境,学术体制的问题。他是所有这些症结的道成肉身。他本人就是这末法时代的声与光。
  但将他聚焦为一个象征时,世人的目光往往更多落在他的生存处境,而非学术水平上。毕竟,无论对他的事迹有多感动,大多数人仍觉得他的著作太过学术而无兴趣问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做的学问到底是明清诗学,还是社会史,对大众而言并无本质区别,人们所知的,是"一个好学者、一个纯粹的人死了",并且"是累死的"。如果能促使人们重新找回人文理想,那自然也是好事,但理应注意的一点是:过多关注知识分子的生存的物质条件,这其实是张晖所反对的。他自然对这些现实中的问题有痛切的感受,但他更在意的,是知识分子不能只知道要条件或发泄不满,却未能将这些矛盾的张力和现实的压力升华为治学的动力。他夫人张霖告诉我,张晖真正的压力是他自己给自己的,"并不是那些庸俗的现实因素"。现实的问题自然触目皆是,但这并不表明学者就什么也不能做了,事实上,像他这样自少年时代便自觉以学术为一生志业的人,不管在哪里,都会给自己以不断的鞭策。
  能生活得如此纯粹,是他的幸运,但也是他努力的结果。外界环境如此,个人力量无能为力,但这不是不作为的借口,因为你仍然可以选择。周策纵先生(他也是张晖博士后导师严志雄的导师)曾在其《传统中国的小说观念与宗教关怀》中说:"文学的杰作往往是悲剧,古今中外皆然。因果报应时常与正义、教义所预期的结果相违背。像《三国演义》、《水浒传》都以'忠义'为标榜,而忠义者却往往没有好下场??可是在这里,儒家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作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求仁得仁'。我们或者可以仿照西方的说法,另铸'道德的正义'(moral justice)一词来解说吧。"从这一点来看,张晖的人生正践行了中国传统士人这种在现实困境中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根本精神。他一生感受到这个时代的现实所赋予的矛盾张力,但他并不悲观消极,他从来是深知在末法时代也要"好好做"、"要相信会有人看得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那个人。他这么做,不是为了谁,只是他比许多人更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生。

  一个夏天分两次结束·多余的话


  最先看见魔术的孩子站在树下
  他仍在思索
  所有一切是怎样变出来的
  在那些看不见的时刻
   --翟永明《静安庄》



  这部小说,是一次为了忘却的记念,以纪念一段郁闷的青春期,其最初的目的是想让往事从此不再作祟,而写作则是我唯一会运用的安魂术。
  在此之前,我从未写过小说,它最初的样子也几乎不像小说。那是在1996年春夏,我还只是个大一学生,对如何写小说摸不到门路(讲故事一直是我的弱项),也固执地有意不把它当小说来写,因为我根本不看重它的文学意义,也没把它当做文学作品。对我而言,它的意义不是文学性的,而是功能性的,即自我治愈和自我埋葬。它最初的模样很奇怪,更像是日记琐事的堆砌加上大量中学生心理活动的呓语,"人物"非常繁多,足有三四十人,且全部都是真实姓名。由于其繁杂琐碎的写法,在这样的篇幅中无法充分展现人物性格,当时张晖在看过后就跟我说,他觉得全书只有他一个人物看上去比较有个性--当然也是因为我对他最了解。
  今春他离世后,看他当时的日记,看到他摘了小说中的不少句子,加上他的评语:"小说整体来说并不理想,而有些具体的细节却很出色。"(1996.8.4日记)当时林载欣给他的信上也说起它,说读后很有感触,"更像是一部长篇散文诗,够美够高明,但内容过杂不集中,如果不是局中人不一定能看明白"。都是中肯的评价。林沛然原本不敢看,只是听杜若和林载欣都说"极好",才鼓起勇气一读,读后则感受非常复杂。然而她们感受的"好"与"复杂",都基于一个事实,即她们也是经历过的局内人。
  这几天,有人在看了《一个夏天分两次结束》后说,这是真正的青春,甚至有人跟我说,你们这样大我们十岁的一代人才拥有青春,你们的青春回忆更悠长,而我们回忆时却除了上网、网游之外就基本没别的了。也有同龄的朋友说,你们那时的学校还是比较开明的,看上去生活也比较丰富,而我们那时除了读书就只是一片空白。但事实上,包括小说中的雨棠、载欣、沛然等,也都曾觉得我们那时的高中时代乏善可陈,几乎只有我一人坚持认为我们的三年有意义且有不止一点儿意义,以至于他们那时看过小说后的第一反应大多是:原来我们的高中三年竟也有这么多事值得一写!当然,写作也会产生一种"浓缩的错觉":连贯写下来,似乎发生了很多故事,但其实稀释在那么多年的时间长河中,自身经历时或许并不觉得有多么丰富和曲折。
  小说的原名是《一千零一夜》,涵盖了整个高中三年,三年恰好是一千多个日夜,当时在写法上也故意借鉴了一些神话叙述的方式。其结构原本由七章组成:前三章在时间上是倒放的;后四章组成下半部,从高一到高考前的四月,依时间顺序写当时的校园日常生活。
  其构思起于刚进大学时的极度抑郁之中,那时旧我未死,新我未生,就像海子的诗中所说的"这个世界上秋天深了/该失去的早已失去/该得到的尚未得到"。因此感觉若非把它写下,则我永远无法将之摆脱。最初完成的一部分,即现在《一个夏天分两次结束》的第三章,也是整部小说的核心部分,其底稿是高考后暑假中追忆的笔记,1995年12月12至17日费时六天重写了一稿。然后,再以此及日记、信件为底本,在1996年春夏(3月2日至7月8日)将全部七章写了两遍。换言之,作为核心的第三章,实际上在当时就已前后写了四稿--虽然现在看看,本质上的改进不大,但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和底稿,这次写《一个夏天分两次结束》,我才能如此迅速地在四天内完成全部五万字的写作。否则,即便我至今仍清晰记得所有细节,也不可能那么快在庞杂的事件中理出头绪来。
  由于其架构上天生的缺陷,它原本很难处理,写成后我便束之高阁,除了偶尔翻翻,17年来几乎不去动它。2004年秋,一度写了一点儿怀念高中人物的短文(即《流年》和《深海》两篇的前身),当时张晖在看过《流年》后留言说:"以后还是少写一点儿这样的文字,看了难受。或者,你有时间把旧稿整理整理,纪念一下高中生活。我是翘首以盼的。"(2004.9.16留言)当时也确实动了改写这部小说的念头,且已设想好了《一个夏天分两次结束》这个名字,可起笔后就觉得受初稿结构的掣肘太大,最终还是没往下写。
  张晖的意外离世给了我沉重一击,随后我得其家人许可,看了他当时的一些日记和信件,对照自己当时的日记,一时百感交集,许许多多的记忆重又涌起,莫可名状。起初并无重写这部小说的整体设想,只是将原先怀念旧友的文章重写(《流年》改动较小,《深海》和《可承受的生命之轻》则大部分重写),之后又陆续新写了《没有过往的人》和《大地上所有的河流》等几篇。在写作这一系列时,开始意识到,每一篇可以视为一个独立的篇章以展现当时的个人史,由于每篇是集中写一个人,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原稿中人物个性不鲜明的重大缺陷--因为在原稿中,他们的事件都被拆散分置在数年时间内,显得面目模糊。何况原稿写得太早,未能涵括1996年初之后的多年里发生的一些事,而有些人物的主要事件倒是发生在此之后,如朱羽和傅雨棠。
  在这一基础上,才有了《一个夏天分两次结束》。现在,它可以完全放弃原稿中下半部的后四章,时间和结构上更紧凑,只保留前三章之后,标题也显得更贴切。原本人物多达不可驾驭的三四十人,现在也只剩下约十人。但原来的结构问题,仍未彻底解决,因为如果单看《一个夏天分两次结束》,其中一些人物如林载欣和傅雨棠,其个性未能充分展示,而必须再回头去参照其各自的单篇"传记"。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夏天分两次结束》和那九篇传记(加上悼念张晖的文章和之前写的《滑梯上的孩子》)都脱胎自同一母体,是一个互相交织映衬的整体。在这样的写作中,我忽然意识到中国传统纪传体史书的写法确有其合理之处,尽管纪传体也不免遇到同一件事在不同人的传记中要重复叙述的问题。但在这里,小说本身和"传记"并不完全对应,例如,朱羽和阿蔡在小说中几乎没出现,而杜若和宋为霜这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则没有自己的"传记",因为她们在小说中已基本得到了呈现,此后又音尘断绝,没有必要再另写传记。当然,或者可以这么说:《一个夏天分两次结束》,本身就是杜若传和宋为霜传。
  事到如今,已经可以相对比较平静地将它写下来,远不像1996年春夏时那么痛苦,因为当时自己仍未摆脱往事,而如加缪所言,"写作,就是生活两次",意味着要迫使自己重新在那段青春期中生活几次。由于那种可以想见的精神状态,原稿中也夹杂了大量不可救药的伤感情绪和梦呓,对当时的我而言,写成只是为了解脱,用托马斯·曼的话说,"写完了。终于写完了。虽然它不是最好的。但是终于写完了。只要写完了,它也就是好的。"也因此,写成后虽然曾给八九位同学(以及张晖当时在南京大学的几位同学)看过,但自己却在写成之后就不大想再去看了。十七年后重读,更觉其中有些语句过度诗化,几乎看不下去。这次改写,虽然力图矫正之,但未能轻易摆脱,小说的约三分之二仍来自原稿,说句自我开脱的话,也算保留一点儿十八九岁时的气息吧,毕竟它展现的就是那时的心境。
  这次主要的修正,如上所言,是结构上的;其次是一些局部和技术性改动:加入了林沛然的三封信件,加入了现在的视角和看法,删掉及合并了少数人物(如"小虎"原本是两个人),更重要的是增添了宋为霜这个人物--原稿中,有许多事既不便讲,也缺乏细节的了解。当然在事先征得了张晖遗孀张霖的同意,她说,你写吧,他的少年时代是你的。感谢她的理解,也希望张晖的在天之灵能看见。
  写完这部小说后,我这三个月来对高中往事的怀念也算就此尘埃落定,以后大概也不会再写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虽然十七年过去了,世事变迁,写法也不同了,但我写作的目的仍未摆脱最初的动机,即把它当做一种自我治愈的法术。它是文学还是"致青春",对我而言都从来不重要--当然,这也可以被看做是不可救药的固执与毫无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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