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梁漱溟.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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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本书是梁漱溟儿子对“中国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的全面追忆,书中配有大量珍贵图片,作者回顾了父亲梁漱溟风云激荡的一生,他十年浩劫中的所作所为,他投身农村,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思想行动轨迹,他为和平建国所作的努力,还有他直言敢谏的历史回忆。书中还描绘出了家庭生活中的梁漱溟,作为父亲的梁漱溟的摸样,在作者的娓娓道来中,我们走进了这位现代思想大家的内心世界。

早自上世纪20年代起,父亲就倡言:“世界未来文化,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里所说的“中国文化的复兴”,就是指孔子思想对人类生活的真价值终究有一天会为人类所理解所认识,并用之于自己的生命,用之于自己的生活,以解决人类自身的问题。

——梁培宽

编辑推荐
大量珍贵图片,图文并茂地全面追忆父亲梁漱溟风云激荡的一生
梁漱溟儿子对父亲梁漱溟最全面的回忆和追述,对梁漱溟一生最权威的总结。不仅展现了梁漱溟作为一位思想大家的一面,也让读者看到了生活中的梁漱溟。

作者简介
梁漱溟(1893—1988),20世纪中国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他一生以思考研究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为志业,其主要著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度哲学概论》、《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与《人心与人生》等。

文摘
写“文革”十年用“耕耘与收获的年代”为标题,读者恐怕不免要疑心我是在标新立异吧。不是,真的不是。大家想理解他,那么请看在人们普遍身不由己浪费着生命的十年里,父亲是怎样度过的。他比正常年头工作得更多,超计划完成自己的写作计划。
他是知名度很高的“反面教员”,按说日子应该很不好过。而且事实上凡斗争对象遭遇到的,他都不曾幸免。然而他耕耘了,收获了。
五十岁那年写的《我的自学小史》里,有如下一句话:“最要紧是在生活中自觉。读书不是第一件事,第一件事,却是照顾自己的身体而如何善用它——用它来做种种事情。可惜这个道理,我只是在今天乃说得出,当初亦不明白。”
好好对待生命——身体——为了用它。有这个认识的人料想不会很少,难在干扰强加于身而不为其所扰。因此我将“善用生命”特予标出,作为副题。
这一切都体现在生活琐事上。我这本书很少涉及生活细节,这一章,却是破天荒地充满了细节。能够做得到,全靠父亲在精力大衰之前,一天也不间断地写日记。
在分几个方面介绍这十年的生活之前,还需要回答读者心中的一个问题:梁先生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持何种态度?
和全国人民一样,先是赞成,后来不赞成。毛泽东发动这一运动所使用的理由是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读者当能记得我父亲在《中国——理性之国》里预言,苏联由于其民族历史短浅不免要“补课”,还说中国革命如果丧失高度自觉也难免要“补课”。即,他认为出现修正主义是现实的可能。以这个理由发动的政治运动,他不反对。
他反对“文革”中发生的许多事,例如纵容打砸抢,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为口号胡作非为。1970年修宪,他问道:“宪法上是怎么写的?”这个质问汇报上去,虽然领导人并非红卫兵,听着还是很觉逆耳。毛泽东起初还说 “不要怕乱”,及至自觉失控,不也试图消弭吗?国家陷入乱局,他和大家一样只能干着急。“文革”使人们看到了政治机制上有缺陷。

抄家经过

不同身份、不同行业的人对这场运动的感受(或说被卷入的状况)是不一样的。我这个机关干部已然身处热火朝天的运动中,政协委员们还大体如常地开着学习小组会。如1966年8月18日日记:“早起阅伍、陈两人读孟子尽心章之文。拟写综述文补遗。去北海未成,以天安门大会,无事可通故也。午后去政协参加学习会。”六天之后,“是日有大字报,要拆碑,限二十四小时”。(祖父投水处立有殉道碑,在积水潭南岸。“革命群众”贴大字报限定
时间拆去)碑拆了,家仍是要抄的。
因此,不妨说,“文革”与他直接发生关系是从红卫兵抄家开始的。生活被彻底打乱,失去起码的生活条件。这都不要紧,唯有不能写作无法忍受。“文革”中父亲一共给毛泽东、周恩来写过三封信,都是为了要继续工作。兹先摘录其中一封于下——

主席赐鉴:
…… 当红卫兵之来临,我以拥护此一大运动之心情迎之。(是
他去开的门,说:“请进。”)

他请毛泽东回忆1952年的一次谈话,当时他说,中国问题现在已经得共产党的领导有了一条大道可循,“我将集中心力于人生问题之研究”,“此番抄家,一切文稿(已完成的,未完成的)全被收去(似有被毁的)。假如在被斗之后,不发还此书稿,即不可能续写,无异于宣告我的死刑。盖人生一日,必工作一日;工作必是从其向上心认为最有意义的工作。失去意义的生活,虽生犹死,生不如死。以故家中书籍几于全数被收或被毁,钱财百分之百被收去(发还十二元),在我举不足惜,唯求发还我那些文稿,准许续写成书。书之出版与否,非所计,甚且限于自己寿命,是否得完成其书亦复难定。但我生活一日,必致力于此一工作一日耳。此其心惰,主席其必能谅察之乎!倘得文稿发还,准许写作,则有生之年皆领导党之所赐。披沥心肝,冒昧以陈。”
抄家是8月24日,9月6日已开始写《儒佛异同论》。写信时间是9月10日,信无回音。继《儒佛异同论》之后又写《中国——理性之国》。
还是为了能继续写作,1968年和1969年两次写信给周恩来。

7月8日忽奉街道通知,要我随同住之邻人两家另迁新址,而指
定给我住之东厢房夏日夕阳太强,又狭窄不透气,蒸热欲死。连日来
眠食俱废,至此乃真不能工作矣。

1969年10月,全国响应号召加紧备战。不论实际情况如何,北京的战备动员很像是真的。在这种情况下,再次写信给周恩来,说那被抄去的文稿,“或者此残存部分至今尚在亦未可知,亟盼在战争爆发之前收回整理此残余部分”,以便完成这一未竟之业。“漱溟窃自视其工作重于其生命,当乘兹精力未大衰之暮年积极工作,完成夙志。”但都没有回音。
虽然期待最高领导有回应,却不能停下来等着。对策之一是将《人心与人生》先行放下,写别的稿子;对策之二是在渐渐获得行动自由之后,去公园看书、写稿。
向主席和总理发出呼吁的情况就是如此。
《人心与人生》半部手稿虽说被抄去,起初一段时间,其实近在咫尺。他此时住在小南屋,而手稿就在北屋地上。这是父亲讲给我听的。红卫兵没有将手稿随其他物品一并装车运走(这是万幸)。红卫兵撤走,那一摞纸赫然放地板上。自此,时时在他的目注“守护”之下。开门的钥匙在一位姓韩的民警手里,他对这位民警说:那一摞稿纸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它对别人没有用,能够还给我吗?民警说,自己的责任是看守这屋子不让人进来,没有权力动这里的东西,但是他可以注意着不让人随便拿走。
父亲对这个答复的评价是:这个意思也很好。—— 一个善意的答复。
下面从几方面介绍“文革”十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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