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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在《黑伯爵》一书中,雷斯重现了一位被遗忘已久的历史英雄。此人一度家喻户晓,但今天几乎无人知晓。他跌宕起伏的历险出现在《三个火枪手》中;他的光荣和最后的悲剧命运激发了《基督山伯爵》的创作灵感。他是著名小说家大仲马的父亲——亚力克斯•仲马。
亚力克斯的母亲是黑奴,父亲是流亡圣多明克(今海地)的法国贵族。亚力克斯一度沦为奴隶;但他却设法到达巴黎,成为法国佩剑贵族的一员。他32岁时已获得一系列不可思议的胜利:论功行赏,他统率五万大军。然后,他突袭阿尔卑斯山冰封的绝顶,为法国军队打开道路,立下了绝世战功。他随后指挥拿破仑的骑兵团,战绩辉煌;被俘后陷身地牢……
《黑伯爵》引用了迄今鲜为人知的文件、书信、战场报告、亚力克斯的狱中日记,堪称非小说叙事的开创性杰作。

编辑推荐
他是一位真正的伯爵,却是法国贵族和非洲黑奴的私生子!
他是拿破仑的爱将,统帅骑兵团横扫欧洲,却不想被拿破仑背叛,身陷囹圄!
他的身影出现在《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中!
他就是法国小说家大仲马的父亲——亚力克斯•仲马将军!

名人推荐
雷斯既有英国侦探的天生缜密,又有法国小说家的文学激情,他笔下的故事与今日的新闻头条一样鲜活,却又比希腊古籍还要典雅。”
——杰克•威泽弗德 《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演变》作者

媒体推荐
汤姆•雷斯从几乎被世人遗忘的仲马将军的独特人生中提炼出了大量传奇经历。此外,《黑伯爵》一书不仅讲述了一个关于人类力量和勇气的典型故事,而且也对故事所发生的那个变幻莫测的年代进行了探究。
——《时代》

此书堪称一份出色的报告,调查缜密而详尽……作者耗费十年时间和精力完成此书,可见一斑。”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迷人……绝对是一本充满丰富想象力的传记。
——《纽约时报•书评》
雷斯详述了亚力克斯•仲马被错误遗忘的一生……本书堪称他的不朽之作。
——《华盛顿邮报》
令人印象深刻……雷斯以一种有趣的方式构建了整个故事……很有吸引力。
——《华尔街日报》
获奖作家所著的侦探作品……出色的研究。
——英国《每日邮报》
胜利了……雷斯笔下成功展现了仲马将军的非凡一生:憔悴的骑兵、浮华的功绩,以及一位父亲的舐犊之爱。
——英国《先驱报》
曾经因为种族原因,亚力克斯•仲马的非凡人生被湮没在了历史长河中,如今在本书的动人故事中得以重现……借助笔下人物自身的夸张性格以及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背景,雷斯成功创造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
——《出版人周刊》

作者简介
汤姆•雷斯(Tom Reiss),国际畅销书《东方学家》一书作者。他经常为《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纽约客》等撰写有关政治和文化类文章。

目录
序一 1806年2月26日
序二 2007年1月25日

第一卷
第一章 糖厂
第二章 《黑人法典》
第三章 诺曼征服
第四章 “法国不应存在奴隶”
第五章 美国人在巴黎
第六章 光明之城的黑伯爵
第七章 王后的龙骑兵
第二卷
第八章 革命之夏
第九章 “浴血重生”
第十章 “黑色之心亦向往自由”
第十一章 “仁爱先生”
第十二章 世界大佬之争
第十三章 革命触底
第十四章 围攻
第十五章 黑魔
第三卷
第十六章 远征队长
第十七章 “共和理念的谵妄”
第十八章 如梦燃火
第十九章 神圣信仰军囚犯
第二十章 “女公民仲马……担忧丈夫的命运”
第二十一章 地牢
第二十二章 等待与希望
后记 遗忘的雕像


序言
1806年2月26日午夜,亚历山大•仲马睡在了叔叔家。这位日后的《基督山伯爵》和《三个火枪手》作者虽时年尚不满四岁,但由于家中父亲病重,母亲认为送他寄居在叔叔家是最佳选择。午夜钟声将小亚历山大从梦中惊醒。借着床边案上的昏暗灯光,他看到堂姐已从床上坐起,面色惊恐。小亚历山大起身下了床。40多年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堂姐叫道:“你去哪里?”
“噢,去给爸爸开门,他跟我们告别来啦。”我平静地答道。
可怜的姑娘从床上跳了起来,一把抓住了我伸向门把手的手,狠命地将我拽回床上。
我使出浑身力气想要挣脱,却只能大喊:“再见,爸爸!再见,爸爸!”

第二天清晨,大人唤醒了孩子们,小亚历山大得知父亲已在前晚去世。

“爸爸死了,”我问道,“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再也见不到他了。”
“你为什么说我再也见不到爸爸了?……为什么会见不到?”
“因为上帝带他回去了。”
“永远吗?”
“永远。”
“你说我再也见不到他了?……一次也不行吗?”
“一次也见不到。”
“上帝住在哪里?”
“上帝住在天堂。”
我苦思了一会儿。尽管当年只是个懵懂孩童,我还是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无法挽回的事。趁着大人们不注意,我从叔叔家溜了出去,跑回了自己家。
家里的每扇门都敞开着,所有人都面露惧色;弥漫着死亡的气息。
没有人发现我的到来。我找到了家里存放武器的房间,扛起了那杆枪,那杆父亲答应等我长大后就赠予我的枪。
我扛着枪爬上了楼梯。
在二楼楼梯口,我碰到了母亲。
她刚从父亲房间出来,脸上挂满泪水。
“你去哪儿?”母亲见到我,十分吃惊,以为我还在叔叔家。
“我要去天堂!”我答道。
“什么,你要去天堂?”
“让我过去。”
“孩子,你去天堂做什么?”
“我要去杀了上帝,他杀了爸爸。”
母亲一把将我搂进怀里,紧得让我透不过气来。

亚历山大•仲马45岁时写下了上述文字,他认为是时候该回顾此生了。他没有采用编年体例记录自己31岁前的点滴,而31岁时他还远没有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家,但是他却用了200多页叙述父亲仲马将军如小说般跌宕起伏的一生——仲马将军出生于法国殖民地,在法国大革命中九死一生,以过人的勇武与胆识,成为了拿破仑麾下一名统帅五万精兵的将军。这是传记文学史上的一次大胆尝试,其中关于他父亲的素材来自于母亲和父亲朋友们的回忆,以及从母亲及法国军务部收集的信件和官方文件,虽然存在很多空白省略以及情节和对话的再创作,却实乃诚恳之作。直至叙述完了父亲去世时的画面,大仲马才开始在自传中回顾了自己的一生。
一名幼童如何能忆起如此多的细节,也许有人会对此产生怀疑,大仲马在《基督山伯爵》中塑造的白人奴隶海蒂这一角色恰好可以替他解答。在海蒂四岁时,她的父亲遭小说中的主要反派人物之一陷害谋杀,在对伯爵谈起自己父亲时,她说:“虽然当时我年仅四岁,但当年的事对我万分重要,一丝一毫都不曾忘记。”
在大仲马的小说中,记住一个人是最重要的事,而忘记是最恶劣的罪行。《基督山伯爵》的反派人物没有将主人公爱德蒙•堂泰斯杀害,而是将他关入了地牢,让世人将其遗忘。大仲马笔下的主人公不会忘记任何事或任何人,例如堂泰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记忆超群,对所遇之人过目不忘。当他一一报复三个仇家时,却发现他们早已忘记了他,更别提当年所犯下的罪行。
之所以为亚历山大•仲马将军这位被遗忘的英雄写传,是因为儿时拜读过大仲马传记中关于其父亲的回忆录,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后记
遗忘的雕塑

亚力克斯•仲马将军的第一篇生平传记出版于1797年法国在意大利北部大获全胜之后。 此时正值十年法国大革命的高潮之一,而当时亚力克斯•仲马将军被拿破仑称赞为击退野蛮人的罗马英雄。这篇文章对仲马将军英勇事迹尽情渲染,与两年后仲马将军的命运一对比,顿时令人唏嘘不已。但是这篇文章中另外一点让我震惊:它公正地记录了仲马的种族问题。

亚历山大•仲马将军
有色人种
共和国五年芽月4日

共和国历史只会向子孙后代纪念伟大行为,地位或军衔对于个人来说毫无差别。在记录伟大人物的生平年鉴时,其信实的笔触应该描写这个英雄,描写他的高尚道德及不朽荣誉,而不应考虑他是否出生在欧洲或在非洲炎热的大地上,抑或他的肤色是古铜色还是更接近黑檀色。黑人用勇气铸就的功绩与那些出生在旧世界的人的丰功伟绩一样值得尊敬。事实上,谁能够比这个经历了所有奴隶制的苦难之后依旧为自由而战的有色人更有权力获得公众的尊敬?他只要记住所经历过的所有苦难,就可以和最有名的战士平起平坐了。
这就是亚历山大•仲马——1762年出生在圣多明克的混血有色人种——自大革命以来的行事方式。这个年轻人来到法国与祖国的保卫者们并肩战斗……展现了无畏的勇气和超人的智慧,很快就闻名军中,甚至包括意大利军队,并升迁为第二骑兵师的指挥官。将军身高1.8米,将是你见过的最潇洒帅气的人之一;他不仅外貌出众,而且举止优雅亲切。他的卷发好似希腊和罗马人的卷发。
带着攻占意大利时所获的荣誉,亚历山大•仲马跟随不朽的波拿巴转战提洛尔。共和国五年芽月4日(1797年3月24日),他奉命率领约20名骑兵前去侦察敌军动向。仲马命令一位准将占据山谷后的位置,掩护他的侧翼。奥地利人见前方法军人数很少,便气势昂扬地冲了过来;敌军人数众多,仲马所率的骑兵们渐渐不敌。到了布里克森小镇前面的克劳森尔桥前(原文如此),(法军)还未来得及摆开迎敌阵势,就被紧紧地困在一条狭窄的过道里。眼见情势危急,仲马将军独自拍马前往桥头,抵抗敌军骑兵小队的进攻长达数分钟,最终迫使他们撤退。他被20个奥地利人围住,但他杀死3名,并重伤了8名;他身上却只受了三处轻微刀伤。敌军被他的英勇气势吓倒,掉头四处逃窜。为了增加气势,他大喊一声:“投降吧!法国大军就在我身后!共和国的将军永远都不会落后于他的士兵。”

我找到的另一篇小传出版在11年后的1808年。当时仲马已然辞世,拿破仑继承了皇权。这篇简短的传记摘自一本名为《军队轶事》的书籍(由一位叫皮埃尔•努加雷的巴黎出版商编写)。在阅读时,奇怪的是,我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开头也是“亚历山大•仲马,1762年出生于圣多明克,来到法国与祖国的保卫者们并肩战斗”。

他在法国意大利军团中表现突出,升迁至第二骑兵师的指挥官。他跟随不朽的总统帅(波拿巴)转战提洛尔;共和国五年芽月4日(1797年3月25日,原文如此,应为24日),他奉命率领约20名骑兵前去侦察敌军动向。仲马命令一位准将占据山谷后的位置,掩护他的侧翼。奥地利人见前方法军人数很少,便气势昂扬地冲了过来;敌军人数众多,仲马所率的骑兵们渐渐不敌。到了布里克森小镇前面的克劳森尔桥前(原文如此),(法军)还未来得及摆开迎敌阵势,就被紧紧地困在一条狭窄的过道里。眼见情势危急,仲马将军独自拍马前往桥头,抵抗敌军骑兵小队的进攻长达数分钟,最终迫使他们撤退。他被20个奥地利人围住,但他杀死3名,并重伤了8名;他身上却只受了三处轻微刀伤。敌军被他的英勇气势吓倒,掉头四处逃窜。为了增加气势,他大喊一声:“投降吧!法国大军就在我身后!共和国的将军永远都不会落后于他的士兵。”

这篇小短文我读了很多遍,终于知道为何如此熟悉:这就是1797年的传记!只是没有描写种族、奴隶制,共和国的价值观也被抹去了。仲马将军的功绩以及克劳森桥保卫战与之前的版本一模一样,用词和句序也都没变。但是赞许仲马 “经历了所有奴隶制的苦难后依旧为自由而战的有色人”却被删掉了。

巴黎曾经有一座仲马将军的雕塑,出自19世纪晚期雕塑名家阿尔佛雷德•蒙赛尔之手。雕塑坐落在马尔塞布广场,这个广场后来也被称为三仲马广场,因为有仲马将军、小说家大仲马和剧作家小仲马的雕像。这一设想在19世纪90年代提出,当时整个法国掀起了怀念一个世纪前大革命的浪潮。建造仲马将军雕像的经费不是来自政府或任何军事组织,而是由一小群大仲马小说的爱好者通过捐赠筹集的款项——大仲马也曾试图为父亲树一尊雕像,终未能如愿。筹款活动由法国当时最有名的两位名人牵头: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和女演员莎拉•伯恩哈特。波恩哈特为此举行了专场表演。雕刻这尊雕塑花了整整十年,1912年秋天正式将雕塑立于马尔塞布广场的右侧,后官方手续的繁琐拖沓又让这座雕像遮盖了大半年。
经过两年的搜寻,我找到了这座雕像现存唯一的一组照片,是由市政雕塑摄像师于1913年拍摄的。仲马身穿双排扣的简式大衣,露出胸部,以一个坚定爱国者的姿态凝视远方,握着来复枪的方式就像提着一根拐杖。除了五张从不同角度拍摄的照片之外,还有一张照片仲马将军的铜像覆盖着破烂白布,只露出了手臂和来复枪;背景是一位留着翘八字胡的马夫驾着一匹马拉的货车。看着这些珍贵的照片,我的感觉是雕像确实不错;它抓住了仲马直白而敢为的神韵。但是让我迷惑的是蒙在白布里的那尊雕塑。1913年5月28日《晨报》的一张剪报提供了些许线索,标题是《遗忘的雕塑》:

可怜的将军!看来他们把他抛弃在这里。他手握步枪,躺在草地中央,就像被永远抛弃一样。另外两位仲马——大仲马和小仲马的铜像已经立于此很久了。但是他,这位老兵,他们的父亲、祖父……却被遗忘了。我们必须还他以正义,因为广场空间开阔,我们也从不缺少雕塑,我们应该把老将军的铜像竖起来……但是竖起雕塑是一回事,为其举行落成典礼又是另一回事。

据这份报纸报道,上一年雕像就搬到了这里,不过一直蒙着白布,由于各个官僚机构之间通信缓慢——市长、市议会、内政部、分管艺术的副国务卿、分管艺术的行政委员会、艺术和博物馆局、建筑与景观规划局,最后是雕塑家。从他抱怨落成仪式推迟的投诉信的潦草字迹可见他异常烦闷。官方的落成仪式似乎无限期延迟。5月27日,著名漫画家波布带着一群诙谐幽默的人举行了一次模拟落成仪式,他们拉下了“作为其面纱的肮脏的摩尔斗篷”。波布女士引用了一首诗并说道:“为了纪念将军,由一个小女孩表达了所有法国年轻人的敬意。不必说,一大批参与的民众在惊讶中见证了这次可笑的落成仪式。”
第二天,编辑收到了一封匿名信,补充了这一故事:

数月以来,马尔塞布广场都有一个稻草人:就是穿着僧人长袍的仲马将军……请给出一个理由,为什么没有部长主持落成仪式?星期二,一群欢乐的喜剧家决定自行行动……今天早上,仲马将军再一次打扮得像圣方济会托钵僧。

1913年初夏,共和国总统签署命令批准竖立这一雕像,但是没有记录显示举行了落成仪式。7月,一位负责景观规划的官员抱怨说,蒙在老将军身上的破烂白布已碎成一片一片的。书面记录到此为止。
我耗费了很大精力去寻找雕塑的踪迹,因为1941—1942年纳粹毁掉了雕像。 德国占领者熔化了数百尊法国雕塑,他们更关注的是雕像的主题而非雕像的大小:对于他们来说熔化那些为了自由、平等、友爱而战斗的混血战士的雕像是很容易做的决定。

2008年,我坐在三仲马联合会创建者安高特先生的小居室里同他一起观看录像片。他的居室在奥尔良公爵以前宫殿的对面,那里曾上演过《亚当与夏娃之夜》,现在是一家养老院。这是一部纪录片,记录了一位高大威武、肤色较浅的黑人,穿着18世纪的军服,正骑着马穿过维莱科特雷;从背景里的小型汽车和DVD店面来看,这显然不是18世纪的场景。这位骑士穿过现代小镇来到坟地,系上马,走到仲马将军的坟前,表达了自己的敬意。他是来自瓜德罗普岛的法国作家兼政治活动家克洛德•利布,他邀请了影片摄制组帮他拍下自己骑马穿过小镇的画面。安高特看过影片的一部分。摄影机关掉后,利布大哭起来,他说这是为了证明他对仲马将军的热爱。
我在巴黎找到了克洛德•利布。他正在游说萨科齐政府给仲马将军颁布一个荣誉军团勋章并在城市中央树立新的雕像。其实,利布领导了一个小型的法国政治社团,这个社团正在就法国政府有关加勒比地区奴隶遗产的问题进行游说。社团成员非常少,但是利布常在媒体上陈述自己的观点,并发表长篇辩论文章。在他的网站上,他自称为“多样化的历史学家”。他异常活跃。他向我展示了写给法国总统和巴黎市长的成摞信件,还有自己出版过的书籍和文章。
“为什么仲马将军没有得到荣誉军团勋章?”他表示很疑惑。
“大革命时代每位将军都有一个!为什么纳粹把他的雕像毁坏之后,就再没有重塑一尊?巴黎的每个街区都有雕像。种族主义、种族主义,完全是种族主义。”
利布坚持不懈的活动显然产生了作用。我第二次见到他时,他正与巴黎市长在一起,市长同意了他竖立雕像的提议。又过了一段时间,在一个法国电视剪辑中我看到他与市长站在一起,两人分别掀起一面小三色旗帜,其下分别是一个戴着镣铐的壮观的奴隶铜像,两尊都有4.5米高。在21世纪种族政治盛行的法国,仲马将军带着巨大镣铐的雕像已经成为纪念法国殖民奴隶制所有受害者的纪念碑。一支军乐队为亚力克斯•仲马奏响了《马赛曲》,市长和这位活动家都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讲,然后大家各自回家。
法国依旧没有一尊真正纪念亚力克斯•仲马将军的雕像。

文摘
第一章 糖厂

1714年2月26日,亚历山大•仲马将军的父亲——亚历山大-安托万•戴维•佩勒特里出生于法国诺曼,该省地处法国西北海岸,在高高的白垩质峭壁之上有大片绵延的奶牛场。据一张书写潦草的小纸片记载,他当年受洗时“没有仪式,由于身子太弱,只能在家从简完成”,可见当时他病得很厉害,根本不能抱去当地教堂受洗。他是家族的长子,尽管这个古老家族拥有一座城堡,现金却少得可怜,家族成员也大多闲散放纵,不过在这方面,安托万后来超过了家族里所有人。
小安托万活了下来。第二年,时人尊称“太阳王”、在位执政72年之久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辞世。临终前,路易十四对他五岁的重孙路易十五说道:“我酷爱战争,不要学我这一点,也不要学我挥霍的毛病。”五岁的路易十五应该很认真地点了头。但是,他的统治却因无度的挥霍和穷兵黩武组成的怪圈著称,不仅让他本人面上无光,也给法国君主制度抹了黑。
不过君主挥霍好战的陋习并未让法国停滞不前。事实上,这个“伟大的国家”即将迎来一个哲学家的时代,启蒙运动以及其他的一切纷至沓来。法国即将因进入现代而撼动世界。但在这之前,法国人需要钱,一大笔钱。
诺曼不可能找到大钱,佩勒特里城堡更不可能。佩勒特里家族的盾形徽章背景为天蓝色,其上三只金雕簇拥着一只金戒指,看起来高贵威严,却没有多大意义。佩勒特里家族虽说是省里的贵族,却空享旧时荣耀而无金钱实力。如不工作,家族的财产不足以维系他们的浮华生活,甚至一代人都难。
不过,贵族头衔仍要代代相传。作为长子,安托万继承了“侯爵”的头衔以及贝勒维拉的家族地产。其他继承人依次是他的两个弟弟——1716年出生的查尔斯•安妮•爱德华和1718年出生的路易•弗朗索瓦•特雷泽。
面对诺曼有限的前景,三兄弟决定参军寻求出路,当时法国的贵族子弟12岁起就可以应召入伍。安托万加入了皇家炮兵部队,一支很有前途的部队,16岁已被擢升为少尉。两个弟弟紧随其后,成为了低等军官。1734年,法国参加了波兰王位继承战争,18世纪欧洲各王朝间经常由于利益冲突而爆发战争。这场王位继承战争背后,是欧洲大陆上争夺统治权的两大传统势力——统治法国的波旁王朝与统治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英国不久后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公海和新大陆。)
加入皇家炮兵部队后,安托万在前线担任国王那位潇洒又极其富有的表哥康帝亲王的近卫,参加了1734年的菲利普斯堡战役。这场战役被卡尔•克劳塞维茨记入了军事年鉴,在《战争论》一书中评价它是“构筑要塞的完美反面教材,好似一个用鼻子抵墙而立的傻子。”当时,伏尔泰为躲避皇室追捕,也逃到了菲利普斯堡,靠做战区劳军服务维持生计,停火歇战时为军人们端上白兰地,献上颂歌。
最值得一提的是,安托万在菲利普斯堡服役期间曾作为里克森亲王与黎塞留公爵决斗的见证人。这起有名的决斗发生在康帝亲王的生日聚会后,里克森亲王嘲笑黎塞留家族为暴发户,这让黎塞留公爵极为恼怒。公爵的曾叔叔曾是红衣主教(后来大仲马在《三个火枪手》中塑造了他翘八字胡的不朽大反派形象),路易十三时代的法国首相,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他对内恢复和强化专制王权,对外谋求法国的霸主地位。但即使有这样的成就,黎塞留家族仍不入里克森亲王的法眼,而自家表妹嫁给了黎塞留公爵更让他觉得面上无光。
午夜时分,这对著名的姻亲来到了用餐帐篷和战壕之间的决斗场。借着随从们手中提灯的微光,他们斗在了一处。起初,里克森亲王略占上风,刺伤了黎塞留公爵的大腿。两人毫不相让,寒光闪烁,战壕上下斗个不休,随从们将手中提灯换成了火把。亲王再施奇招,刺伤了公爵的肩部。正在这时,敌军的流弹照亮了决斗场,一名随从中弹身亡。
黎塞留公爵趁机奋起反击,将佩剑刺入了亲王的胸膛。当时人们认为亲王之死是因果循环、命该如此。不久前在同样由言语不和而招致的另外一起决斗中,里克森亲王杀死了自己夫人的叔叔里格内维尔侯爵。在18世纪的决斗场上,这种误伤致死的案例并不少见。
1738年,波兰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安托万选择退役,并离开欧洲。安托万在菲利普斯堡服役期间,弟弟查尔斯调入了殖民军团,前往西印度群岛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法属圣多明克殖民地。这是一个美差。
糖料种植在18世纪大受追捧,圣多明克是法兰西王国西部荒原殖民地的边境地带,穷困的贵族家庭子弟可以在这里发家致富。查尔斯被派驻到此地时年仅16岁,22岁时他遇到了挚爱玛丽-安妮•都菲。都菲家族在富庶的殖民地东北海岸拥有一大片糖料种植园。安托万决定前往圣多明克。
由于现代饮食习惯,糖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极为常见,并被贴上了各种廉价和不健康的标签,在过去情况却大为不同。在西印度群岛被殖民的18世纪,糖极其稀少而珍贵,被公认为是有益于身体健康的物质。医生纷纷把糖作为医治百病的良药,无论心脏病、头痛、肺痨,还是产痛、精神错乱、老年病,甚至是失明,开处方时都会加上糖片。法语中有句谚语,“像无糖可用的药剂师一样”,用来形容一个人陷入绝望的境地。圣多明克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神奇药品——糖的制药工厂。
1493年,哥伦布在第二次航行时将甘蔗带到了伊斯帕尼奥拉岛——欧洲在新世界的第一个殖民地。西班牙和葡萄牙最先在欧洲种植甘蔗,当开始探索新大陆时,最先“发现”的北非附近岛屿非常适合种植甘蔗。伊比利亚探险家们沿非洲海岸线继续南下——葡萄牙人绕过非洲之角到达了东亚,而西班牙人一路向西发现了美洲——不管是葡萄牙还是西班牙,始终坚持两大目标:寻找贵金属和种植甘蔗。(对了,还有传播“上帝”这个词。)
西班牙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东侧建立了殖民地,将其命名为圣多明克;后来,殖民地逐渐扩张至岛屿东部的三分之二,大致相当于现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版图。(当地土著居民把整个岛屿叫做“海地”。)西班牙从西非附近的加那利群岛带来了大批工人,建造了制糖需要的精榨机、锅炉、磨坊,而后又带来了最关键的部分:非洲奴隶。
自古以来,奴隶制就存在。希腊各城邦的民主政体是少数精英的民主,其他大多数人,少说也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都是奴隶。亚里士多德认为民主存在的前提就是奴隶制,奴隶制可保证公民们有时间去追求更高层面的事物。(这个观点的现代版本是,美国的民主诞生于弗吉尼亚州庄园的奴隶制,因为奴隶制的存在,华盛顿和杰斐逊等人才有足够的时间来不断完善自己,并参与代议政府。)在希腊和罗马,战俘、野蛮人或出身不够幸运的人会沦为奴隶。古代的奴隶可以为自己或后代赎买自由,而后可以逐渐融入自由人阶层,不会给子孙留下任何与奴隶相关的记号。在古代,尽管一直存在奴隶制,但在任何方面都跟“种族”没有联系。
到15世纪中叶,被运到欧洲的奴隶几乎都是斯拉夫人(Slav)。“奴隶”这个词就衍生于此。“斯拉夫市场”在欧洲很常见。从都柏林到马赛,到处可见这种买卖白人奴隶的斯拉夫市场。15世纪后期,白人奴隶主要被送到地中海收割制糖原料——甘蔗。
伊斯兰教的兴起导致了奴隶制的大规模发展,阿拉伯征服军将任何非伊斯兰教信徒都变为了奴隶。阿拉伯奴隶贩子在北方袭击欧洲船只抓来白人奴隶,同时从撒哈拉以南王国购买黑人奴隶。随着时间的推移,穆斯林奴隶交易市场逐渐以买卖非洲黑人为主。然而,人种与奴隶身份之间仍未产生必然联系。当奥斯曼人占领君士坦丁堡时,同时也把欧洲的白人奴隶带到了中东。
欧洲在非洲大规模寻求奴隶始于葡萄牙在非洲沿海岛屿建立了新的糖料帝国。随着成千上万的黑人奴隶被买来收割甘蔗,对黑人奴隶的原有观念逐渐演变为了恶毒的种族主义歧视。此时,欧洲人开始认为黑人天生注定为奴,原本就已由上帝赐予了他们为奴的一生。
起初葡萄牙人贩运黑奴到马德拉群岛砍伐甘蔗是因为马德拉岛距离北非海岸线很近,而穆斯林奴隶商人碰巧做的是黑奴生意。当沿着几内亚海岸南下时,他们发现非洲各部落非常愿意将黑奴直接卖给他们,并不觉得把黑人兄弟卖给白人有什么问题。当时,非洲人眼中只有部落和王国,根本没有种族的概念。以前,他们将战俘卖给其他非洲人或阿拉伯人。现在,他们将战俘卖给白人。(非洲的部落和王国,同样拥有数百万奴隶。)随着时间的推移,非洲人了解到贩运途中和美洲殖民大陆上黑奴们的凄惨遭遇,但他们仍旧源源不断地捕捉更多法国人口中的“乌木”贩卖给白人。他们毫不留情,无视道德,仅仅将之视为一种贸易。
西班牙人最先在美洲大陆上发展沾满黑奴血泪的制糖业,但很快就转投他行。在把糖料作物、制糖技术和奴隶引入圣多明克后,西班牙人觉得淘金业更加有利可图。他们逐渐迁移至墨西哥和其他南美地区寻找贵金属,圣多明克也因此逐渐萧条起来,直到200年后,法国人的到来才使它重新热闹起来。

到18世纪中下叶,位于伊斯帕尼奥拉岛西部的圣多明克(现在的海地)已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糖料出口地,其白砂糖的产量比英属西印度所有群岛的总产量还要多,约占法国海外贸易额的三分之二。每天有数千艘船只出入太子港和海地角,驶往南特、波尔多和纽约。英国取得英法七年战争胜利后,选择占有法国大片北美殖民地,而将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两座出产糖料的小岛还给了法国,无意间帮了对手一个大忙。
圣多明克当时是世界上最具价值的殖民地,惊人财富的背后却是骇人的暴行。“西印度群岛之明珠”是地狱般的大工厂,奴隶们每天从日出到日落辛苦劳作,悲惨程度堪比20世纪法西斯集中营。三分之一的奴隶在种植园仅劳作几年就命丧黄泉。秩序依靠暴力和恐惧维持。做活太慢、偷吃一块糖果或偷抿一口朗姆酒,都会遭受严厉处罚,逃跑更是大罪,工头想方设法地折磨、调教犯奴。在这里,野蛮的施虐方式屡见不鲜:鞭刑、滴蜡,往胳膊、肩膀或头上浇沸糖水、撒热灰或盐,对付硬骨头的奴隶方法层出不穷。与昂贵的糖料作物相比,奴隶的性命不值一钱。即使军中的奴隶,也常常食不果腹,因饥饿而死。为了防止偷食甘蔗,种植园主甚至会将加热后的铁皮面具焊在奴隶们的脸上。
一个奴隶在种植园主那里只有10年至15年的价值,油尽灯枯后,马上会有新的奴隶来替代。除营养不良外,对于一天工作18小时的奴隶们来说,毒虫和疾病会轻而易举夺去他们的生命。一个世纪后,美国棉花王国对奴隶的压榨程度根本无法与18世纪的圣多明克相提并论。尽管北美的工头也绝非慈善家,但他们却并不会买了新的奴隶就刻意将原来衰弱的奴隶凌虐至死。法国的糖料种植园简直就是坟场。
凡尔赛宫一向热衷于法律和条例,法国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一个颁布殖民地奴隶法案的国家。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颁布了一则法令,这改变了奴隶制和种族关系的历史。
《黑人法典》。法令名字本身就限定了奴隶的范围。法令中逐条详细列举了白人奴隶主对其拥有的黑人奴隶所享有的权利,支持判处偷盗、逃跑的奴隶死刑,并明确规定未经奴隶主许可,奴隶无权结婚或将财物赠予亲属。
但是法国殖民地这一创新之举,即《黑人法典》的颁布,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如果有相关法令来规范奴隶制,那么在某些情况下,奴隶主也有可能会触犯法令。从理论上讲,在宣布白人奴隶主拥有种种权利的同时,《黑人法典》也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权利,并给了黑奴更多的机会脱离奴隶主的掌控。法令本身存在很多漏洞,其中之一就是有关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性关系以及由此关系产生的后代。

查尔斯•戴维•佩勒特里以贵族惯有的联姻方式在圣多明克定居下来,成为了一名种植园主。他与玛丽-安妮•都菲的婚姻给他带来了种植园的一半产权。都菲家族在海地角东北平原地带有大片的种植园,非常适宜种植甘蔗,而海地角当时是殖民地最繁忙的港口。他的岳母持有另外一半产权,期待着查尔斯能够管理并扩大家业。
在大多数产业局限于小规模家庭作业的时代背景下,糖料种植园算得上巨大的产业,投入大且要求高:甘蔗的成熟要看具体情况,通常需要9个月到18个月不等,成熟后必须及时收割,否则就会失水干瘪。砍下的甘蔗必须立即运到磨坊,在发霉变质前,捣碎榨汁。榨好的甘蔗汁需在24小时内煮沸,去掉杂质后,继续熬煮。冷却凝固后,就制成了糖浆。继续加工,糖浆颜色会变浅,糖度更纯,形成了蜂蜜状金黄色液体。再继续加工,就制成了欧洲风靡一时的白砂糖。种植园主除了要购买上百名奴隶在田间作业外,还要找几十个熟悉蒸煮和精炼工艺的奴隶制作白糖。整个生产过程必须流水作业,收割、压榨、精炼、包装,任何环节都不能落下。
当时,糖料种植园是法国显赫人家的专属品,只有富裕的贵族或是大资本家才能拿得出大笔资金,请得起专业的管理人员。圣多明克最大的糖料种植园仅从事农耕的奴隶就有几百名。此外,磨坊、蒸煮房、烘烤房、酿造房、储糖仓库等等,都需要同时建好。
如果不是这桩有利的婚姻,查尔斯可能只能种种烟草、咖啡或槐蓝,远没有糖料种植的利润那么高。殖民地多数小种植园都以此维持生计,园主为白黑混血人或者重获自由的黑人。
查尔斯结婚几个月后,哥哥安托万前来投奔。安托万从勒阿弗尔港乘船出发,历经六周时间抵达太子港,而后骑了一天马到达此地。安托万表示只想暂住一下,不过这一住就是十年。
18世纪,法国贵族对工作有两种不同的理解。老观念认为任何形式的经商都是自降身份,新观念却觉得法国贵族应该通过经商来积累财富,但与英殖民地贵族不同的是,法国贵族绝对不能接受从事体力劳动。圣多明克的奴隶经济非常符合法国贵族们的诉求,既可以赚钱养家,又不用自降身份从事体力劳动。
显而易见,查尔斯是当代贵族自我发展的完美教材,娶了位富家小姐,想方设法扩大家业。与哥哥安托万不同,查尔斯热衷名利,积极敛财,并对奴隶要求严苛。通过几年的经营,他成功买下了岳母手中种植园的另外一半产权。他的财富使佩勒特里家族在诺曼底的产业相形见绌,给父母老侯爵和侯爵夫人寄的钱足够他们维持奢华的生活。老侯爵曾请来公证人,立下遗嘱,委托公证人在他百年后用地产将查尔斯所寄的钱如数返还。
安托万与弟弟不同,他选择维持贵族原有的生活,懒散而惬意,不愿从事生产性工作。他打算投奔弟弟,在圣多明克一直寄居下去。

“圣多明克的生活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的恶习和无穷尽的苦恼。”一位曾在圣多明克生活了11年的法国年轻人写道。在这片盛产糖料的殖民地,目之所及,到处都是危险的“过度娱乐”,他甚至觉得自己能够活下来已经非常幸运。他认为,当地的气候和对于利润的狂热,导致了殖民者们“暴力和暴躁”的共性。“困境和重压之下,殖民者们逐渐养成了种种恶习。这里,生命非常脆弱,死神随时降临。”
一个克利奥尔年轻人的母亲抱怨她儿子“只知寻欢作乐,生活奢靡放荡。养了好多黑人姘头,甚至让她们去打理种植园”。在圣多明克,白人豢养黑人性奴的情况非常普遍。德国温普芬男爵在他的《圣多明克旅记》中写道,黑白种族之间的结合比比皆是,圈内德高望重的人对此也大多默许。男爵提到了教区的一位牧师,称他与黑人性奴所生的混血儿们“为增加牧师住宅区的人数做出了贡献”;牧师解释说性欲不是唯一的原因,他确实想借此增加信徒的数量。
法国统治者曾试图制止这种行为。在最早颁布的殖民地刑法典中,颁发于1664年,明令禁止“殖民地奴隶主与女黑奴通奸,违者初犯判20下鞭刑,再犯判40下鞭刑,第三次判50下鞭刑并在面颊上烙印”。但是逐渐增多的白黑混血儿,足以证明法律根本不起作用。
法国统治者反对圣多明克不同种族之间结合,主要是担心会危及白人的尊贵地位。温普芬男爵惋惜道,“殖民地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亲密关系”带来的“最大危害”莫过于改变了“从属关系的第一原则——对主人的尊敬”。不同种族之间的结合,必然引起狭隘种族观念的淡化。他解释道:“原本殖民者与女黑奴一起劳作也会感到耻辱,现在即使生活在一起也不觉得难堪。密切的关系必将带来平等的地位,种族偏见也将不复存在。”
没过多久,佩勒特里兄弟的关系出现裂痕。勤劳虔诚的查尔斯不愿继续供养游手好闲的哥哥,后者利用他的热情好客,不仅豢养了黑人性奴,而且竟将种植园视为佩勒特里家族在圣多明克的产业。
而安托万一定也对自己的弟弟心生不满。他们的父亲佩勒特里老公爵给查尔斯写了一张用地产作为抵押的欠条,而安托万作为长子,名下却只有1000里弗,他定然觉得面上无光。
1748年的一天,兄弟俩的争吵再次升级。多年后,一位皇家检察官形容道,查尔斯“极富荣誉感和同情心……坦白地说,他使用的手段略微有点暴力……如果奏效的话,可能会导致安托万的死亡”。(当然,这名检察官当时是兼差受雇于查尔斯家的人,难免会轻描淡写地作出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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