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有酒:庙堂有梦.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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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江湖有酒,庙堂有梦——华夏故国知识人的性情与命运》,作者媒体人谢青桐以通俗活泼的文笔,集通俗叙事和学术厚度为一体,以独特的文史视角,从哲学、历史和人性的层面,再现23位中国古代文人士子跌宕起伏的生命轨迹和丰富饱满的生命内涵。涤荡种种“光环”或“阴影”,恢复其历史与人性的真相。全书客观、真实、宽容的评述,不同于一般的人物评传,而是全景式地抒写了中国古代士人群体在入世与出世之间取舍、徘徊和挣扎的曲折命运,呈现出在儒道释互补的中国文化精神体系中,这些文艺大师们在心性信仰、人生意境、文艺创作中闪耀出的奇丽火花,同时更呈现出他们在遭遇现实困境挤压和面临历史情境冲突时“化苦难为神奇”的夺目光芒。
作者尝试着从中国历代名士的角度来勾画历史与文化的脉动,以这些与中国历史和文化相关联的个体生命的演进,还原历史与文化发展的真况。所有篇章融文史哲于一炉,同时也注入了作者作为一个生活在当今时代的文化人的见解和价值观,是当代知识分子实现历史“穿越”,和古代文化大师进行“神交”的一本优美精细而大气磅礴的人文读物。

编辑推荐
23位文人,23种性情,23个理想,23类命运。
重温23个人生轨迹,追索知识人的人格与精神
从文人士子的角度,勾画文化的脉动;以个体生命的演进,还原历史的真况
涤荡既往意识的“光环”与“阴影”,恢复历史与人性的真相。

媒体推荐
从文人士子的角度,勾画文化的脉动;以个体生命的演进,还原历史的真况。
涤荡既往意识的“光环”与“阴影”,恢复历史与人性的真相。

作者简介
谢青桐,资深传媒人,专栏作家。1995年起从事媒体工作,先后任报刊记者、编辑和主编。在《新京报》、《南方都市报》、《东方早报》等国内外报刊及新媒体刊发大量专栏文章,影响广泛。曾在美国、澳大利亚、法国、日本从事专题采访及访学研究。

目录
目录

序言:在政治、良知与美感之间……………… 001
任自然
嵇康:推上断头台……………………………… 001
阮籍:旷野的沉默……………………………… 008
陶渊明:我的田园我做主……………………… 023
在巅峰
李白和杜甫:大唐断背考……………………… 035
苏轼:大宋达人秀……………………………… 047
不羁的心
王翰:我的轻盈的夜光杯……………………… 081
杜牧:青楼梦好………………………………… 085
李商隐:相见时难……………………………… 097
柳永:井水边的流传…………………………… 108
徐渭:疯的藤…………………………………… 115
叹浮云
庾信:他乡客…………………………………… 123
王之涣:失业在开元年间……………………… 129
王昌龄:西出长安……………………………… 133
蒋捷:元朝树荫下……………………………… 141
侯方域:桃花扇底是流离……………………… 145
志难酬
屈原:香草洁癖………………………………… 151
欧阳修:醉翁之意……………………………… 163
陆游:临安剑和雨……………………………… 173
辛弃疾:杀无赦………………………………… 185
空门静好
王维:北国红豆………………………………… 193
白居易:墓里有双相思的鞋…………………… 199
曹雪芹:觉悟红楼……………………………… 211

序言
序言:在政治、良知与美感之间

中国古代知识人的历史性活动区域,是在政治、良知与美感之间。
中国传统知识人崇尚绝对理性的完美,所以他们的从政方式必然是带有浪漫的文艺色彩,而最后也只有以传统文人惯有的悲情和幻灭的方式结束,但却又总是产生始料未及的美学效果,抵达意想不到的哲学高度和伦理深度。
在华夏故国,中国古代知识人以士人、文士的面目活动于社会历史的前台或幕后。无论是入仕为官,还是出世为隐,中国传统知识人的性情体系是一套始终如一的精神价值系统。儒家的执著与厚重,道家的独立与飘逸,佛禅的空灵与觉悟,千百年间,饱经忧患,遍尝苦难,历尽沧桑。伫立于绵绵不断的群山之巅,回眸天下苍生时,目光里闪烁的是儒者的仁厚、老庄的智慧和佛禅的慈悲。这低调而深刻的目光,恰恰就是中国知识人持久的风骨,道统与美感共存,国家与个体兼济,政治理想与自然生命并行,济世情怀与独立人格同构。
《论语》里记载曾子的言论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中国士人在学习礼乐技能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追求终极的价值准绳。道,即是士人自身人格修养的理想指向,也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标准。士人以道自任的精神在儒家那里表现得最为强烈。“笃信善学,死守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这些社会和人生的基本信条,被古老的中国先哲言简意赅地指明。道,由此而成为被中国知识人苦苦实践和坚守的精神风骨。
作为中国古代知识人的士人群体,被赋予载道、弘道乃至殉道的道德义务、政治责任和人生使命,其呈现出的独特精神风骨就是以身承道,这是中国古代知识人风骨的第一个层面。士人风骨的现实表现,就是以道为价值标准来处理与自身行为、与历史、与现实政治权威的关系。在诸多关系中,最能体现士人精神的是他们与政治权威的关系。道德部分的“道”和政治权威方面的“势”出现了尖锐的冲突,面对“势”如何护“道”,是衡量士人品格的一个标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在屈原、嵇康、陶渊明、杜甫、欧阳修、苏轼、陆游等一系列中国知识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文人士大夫在积极入世与现实社会中理想得不到实现的抗争中产生了坚贞不屈、顽强斗争的性格以及优秀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追求真理、奋发进取,为实现理想而不懈努力的高风亮节、铮铮铁骨。“风骨”正是这种抗争精神在人生境界上、在文学审美理想上的体现,如刘勰评屈原的作品,以之“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以熔经意,亦自铸伟辞”。
作为华夏士人性情体系核心力量的风骨,发端于先秦,成于南北朝,却盛行于唐宋,这与唐宋士人满腔建功立业的强烈豪情有关。在这种积极入世的精神指导下,李白的“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杜甫的“三吏”、“三别”,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苏轼的“有为而作”,以至明清标举的风骨格调都论证了刘勰的“风清骨峻”不只是一种艺术美,更主要是一种人格美在生命境界和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它就是中国古代知识人高洁的情操、刚正不阿的骨气的体现。

书中记载的这些风姿绰约、才情高拔的文人士大夫,一个个都是人中翘楚,他们是官员,是文士,是书生,是学者,是诗人,而根本上,是真正的知识人,一生在权力、良知与美感之间游走徘徊。他们时而被拥戴,成为主流文化精英,高居时代文化的巅峰和领袖地位,时而被贬谪荒地、放逐江湖,迅速沦为被边缘化的罪臣。在跌宕的人生命运中,他们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循着共同的心灵根脉走上历史和人生的前台,青少年时代用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德理想启蒙自我,确立自己的教养体系和人生目标。陶渊明的“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牧的“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都是无比美好的愿景;可一旦“入世”,复杂的仕宦环境和真性情立即发生冲突,政治和人性的艰难险阻与儒家的价值信条随即发生抵牾。个人的弱点,历史环境的缺陷,现实利益的纠结,个体与集体的矛盾,总是把热诚的济世愿望和动人的家国理想一次次化作满腔悲情。
当这些儒者们执著而庄严的家国梦破灭,他们的精神世界退向老庄,退向佛禅,退向自然,有的也退向青楼。仕与隐、进与退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永恒的宿命和持久的主题,由仕隐冲突而产生的悲剧美学成为中国古代知识人性情体系的第二个层面。
这群中国古代的知识人,从庙堂退向江湖,从权力退向审美,从集体退向个人,从公域退向私域,他们终于获得了快乐的解放,他们最有能力用柔弱的心灵释放天地间最强大的力量,支撑大道,担当伤悲,背负苦难,就像到洛阳城外打铁的嵇康,辞官归故里的陶潜,在黄州垦荒种地的苏轼,散淡寻常巷陌的柳永,于潦倒困苦中幡然觉悟的曹雪芹。既然这世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剪不断理还乱,翻云覆雨不可测,既然在历史的滚滚车轮下,个体生命只是可怜的螳臂当车的弱者,那就把炙手可热的官印交出,把威风凛凛的纱帽摘下,他们抱着古老的木琴走进后院,也走进自己的内心。中国历史上少了一名小吏,多了一位大师。
几千年来,中国古代文人学士自然地形成了非仕即隐、非隐即仕的生存方式,致力于“内圣外王”的儒家文化一向被认为是积极入世的,因此,古代隐士文化多被归于道家文化的影响,儒家“进则仕,退则隐”的行为模式也被归于儒道释互补的结果。事实上,儒家思想本身就包含了进退两个方面,“进则仕,退则隐”在儒家隐逸文化内部是自给自足的,未必外借于道家消极无为的纯粹逃逸,这种“身隐心不隐”的仕隐观,也代表中国不得志之文人的普遍情结。
江湖有酒,庙堂有梦。在儒家的人生态度里,隐逸在更大意义上是与待时而动的曲折进取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这不是一种精神上的放松,而是另一种形式的紧张参与。儒家的隐逸既是反抗的方式,也是待时而动的权变,因此在更大的意义上,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在残酷的政治现实与士人的人格天地之间开辟了一个富有弹性的空间,这样生命就不会因陷入死角而呈现绝望状态,东山再起就成了普遍期待。事实上,孔、孟等先哲,虽然基本上以布衣终老,但他们的一生甚至包括生命的最后时刻,都没有完全放弃对现实政治的关怀和投入。他们不仅在理论上奠定了儒家隐逸思想的底蕴和基调,而且本身也成为一种范式。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老庄和佛禅对中国知识人的人格影响是巨大的,也是深远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儒道释的心理互补机制,是成就中国知识人文化心理结构的关键机制,也是被迫选择隐退或者主动寻求隐逸的中国士人风骨的哲学渊源和美学基础,它给多情重义的中国士人带来的是身心的解放、生命情调的舒展和文艺审美的风流。
宦海浮沉中,老庄、佛禅对士人的精神助益至关重要。他们常常能于山水的静默观照中获得清静圆融的体悟,山河大地无非自然,溪声浪语无非佛法。生死枯荣,月圆月缺,法轮常转,岂分昼夜。希望、亢奋、凄冷和踟蹰,长时间的交替更换,如环无端,不知所终,也促使他们去领悟宇宙人生的真相,去探索在纷扰争斗的社会关系之外个体生命存在的目的、意义、价值。这时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已与知识人的现状经历形成巨大反差,他们所效忠的朝廷和君王一次又一次把他们抛向痛苦的深渊。政治、功名、富贵只是一场幻梦,他们只有拿庄禅哲学来慰抚自己受伤的心性。
在中国知识人性情体系的第二个层面中,现实功利升华为政治悲情和文艺审美,向外扩散的政治作用力转化为向内聚合的生命情调,性情在质态上呈现为风流与风雅的人生情境。士人们领悟到了有限中的无限,感受到了现实、现世、现象背后的孤独、无常、虚妄与荒诞。这种悲剧哲学精神在他们的诗文中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对儒家的功利实现、道家的化入自然、佛家的彼岸解脱均无所待,更多的是他们否弃了生活的终极目的的审美特色。来自这些古典知识分子身心中被压抑的强大生命力和非凡激情,转化为审美活动中美不胜收的文章和诗行,华章璀璨,文脉深厚,一代又一代,从碑刻铭文到纸帛黄卷,隐退的文人士子们留下斑驳而绵密的文字,通过这些文字,他们究竟想退守何方呢?
“乌托邦”式的“桃花源”,晴耕雨读的田园生活,支撑着陶渊明一生的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他特别推崇颜回、黔娄、袁安等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决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他并不是一般地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也考虑贫富的问题,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发生矛盾,但他能用“道”来平衡,“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而那些安贫乐道的古贤人,也就成为他的榜样。他借着“自然”的哲学躲开了人在社会中的自由这个根本问题。他在泯去后天世俗熏染后以求返归一个“真我”,在他构造的“桃花源”中实现一种艺术化的人生。
苏轼的《前赤壁赋》开篇展现的是一幅逍遥游乐图:清风明月,助人雅兴,举酒颂歌,凭虚御风,宛若仙人。这与庄子《逍遥游》中所展现的场景颇为相似。这种情景让人觉得心境安闲,物我和谐,与道家“虚静”理念相吻合。苏轼面对逆境,以道家的无为思想特别是庄子的《齐物论》涵养心灵,他用超然的智者心态,运用道家的自然观、宇宙观进行自我宽慰:“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对生命浓烈的热爱之情,对功名狂热的进取之心,对国家执著的爱恋之火,在冷静、熄灭之后,化为“缘起性空”的轻烟缕缕。浓情淡去,深爱消融,这是一个由爱向空的历程,这是一个美学和哲学上的怆然转身,这是一个层层蜕变的觉悟过程。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自信一颗禅寂的内心就足以驱散世间纷扰,一门一户就足以从精神上隔绝喧闹纷逐的人世。他的诗总是渗透着这种空性,不管是“暮雨空山”,还是“空山新雨”,到处都充满着天真灵性之美,诗人在自然的融合之中看空了外在之相,也看空了内在之心。正如王维自己所说,“色空无得,不物物也”。
在佛家不二精神的启示下,苏轼悟到了人生的空幻,并在作品中多次表达了对人生虚空的感受,但他并未执著于空而否定人生。尽管他在词里写过“先生年来六十化,道眼已入不二门”,但他从未真正做到离弃人世,而是始终在不入不出之间,超越有无之境,游于物之外,无往而不乐。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在坎坷的人生中“一蓑烟雨任平生”,出离“风雨”和“阴晴”二边,达到“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不二境界,实现了人生审美化的超越。从这一点上来说,苏轼更能代表宋元以来吸收了佛学禅宗的中国哲学和华夏美学。
到了曹雪芹,《红楼梦》第一回就点明:“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佛教将世间万物(佛家叫作“大千世界”)称之为“色”(泛指红尘、物质的情欲世界),同时认为,世界万物(色)只不过是万物本体(空)瞬息生灭的假“相”(又称色相),皆是虚妄,终属虚空,因此“色即是空”。小说第118回中,有一段宝玉与宝钗讨论“赤子之心”的对话。宝玉说:“那赤子之心有什么好处?不过是无知无识无贪无忌。我们生来已陷在贪嗔痴爱中,犹如污泥一般,怎么能跳出这般尘网?如今才晓得聚散浮生四个字。”一条苦难的人生之路,是一条执有的人生迷途。这条人生的迷途反过来却成了自由从假回归真的觉悟的人生之路。能找到生死的最终因缘是无明,便达到无无明之觉悟,即谓悟空。对曹雪芹和他的代言人贾宝玉来说,能找到自己究竟的情种和痴根便是悟空了。
对于书中描述的文人学士们来说,出仕与隐逸在他们的生命中交叉而过,分别勾勒了属于自己时代的仕隐情结。在仕隐之间的天平上,有着不同的倾斜,有的重在仕,有的重在隐。隐中藏仕,仕中恋隐,或者仕中恋隐,归依于隐,隐中藏仕。不同的倾斜从而造成不同的人生轨迹:前者从此成为“欲回天地”(李商隐《安定城楼》)者的楷模,后者则成为出世精神的象征。但他们共同见证的是华夏文人道统精神体系中的绝代风骨。
这样的绝代风骨,这样的性情体系,时而厚重,时而飘逸。当士子的心灵天平倾向国家与政治时,风骨是深沉而凝重的;当他们的心性情怀转向自然与宇宙时,风骨是自由而飘逸的。这样独立的风骨,进退自如的生命智慧和百折不挠的心理韧性,在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品格中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当今人在公共媒体上津津乐道于欧洲知识分子起源、法国知识分子现象、民国知识分子群体等话题时,殊不知,丰碑早已耸立在中华文化的古老史诗里。

独立的性情体系导致了独特的命运轨迹。书中涉及的23人皆为中国古代不同时代、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古代知识人,他们各自用既迥异又相似的人生遭际,撰写了丰厚而深刻的心灵史诗。这些跨越不同历史时空的文人士子,有的活得隆重,有的活得典雅,有的活得潦倒,有的活得沉痛,但不论属于哪一种,都活得极其饱满、极其纯粹,这是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无法具备的精神特质,也是难以企及的灵魂高度,而恰恰又是这种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消逝了的精神奇观,对当代知识人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这组文章的特点,就是采用“新史记”的点评法,全景式、史诗化呈现23位中国古代名士一生跌宕起伏的生命轨迹。在当今诸多读者无暇阅读大部头传记的时代,让读者像看电影一样,在一两个小时内饱览一位人物,阅尽其一生信息,理解古代士子的精神风骨和华夏道统文化的特质。这种“纵观一生,全景呈现;边讲故事,边做学问;视角全新,材料独特”的写法受美国《纽约客》杂志新专栏的启发,是近年来欧美文史读物的一种风尚潮流,尤其受青年读者喜爱。
从文人士子的角度来勾画文化与历史的脉动,以寻求中国文化精神的独特之处,通过这些与中国历史和文化相关联的个体生命的演进,还原历史与文化发展的真况,让我和读者一道实现历史“穿越”,和古代文化大师进行“神交”。我历经3年的研究和写作工程,写完这一系列人物,只是希望作出一种尝试,涤荡既往社会意识形态、主流文史研究和文化思维定势强加、附加给这些文人士子们的种种“光环”或“阴影”,恢复其历史与人性的真相。3年多来,我潜心书斋,竭尽全力对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批文人士大夫作出客观、真实、宽容的讲述,在文献选择和价值判断上力求尊重历史、人生、审美的多义性和复杂性,通过对23位中国古代文士跌宕起伏的人生命运的重新梳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抵御人生困境、历史困境时所产生的非凡的人格力量、生命韧度和文艺美感。
在这组文章中,我特别注重的是书写中国古代知识人群体在入世与出世之间取舍、徘徊和挣扎的曲折命运,呈现出在儒道释互补的中国文化精神体系中,这些文化大师们在心性信仰、人生意境、文学创作中闪耀出的奇丽火花,体现出他们在遭遇现实逆境挤压和面临历史困境冲突时“化苦难为神奇”的夺目光芒。他们的一曲曲“悲歌”,是政治的悲歌、历史的悲歌、人性的悲歌,更是哲学和美学意义上的悲歌。
退隐、贬谪、流放、挫败、孤独、没落、死亡,这些都是看上去很弱的生命形态,最终却成就了一座座奇丽的文化巅峰和不可攀越的精神海拔。在伟大的中华文明中,世间最强大的风骨一定是以最弱的方式呈现的,佛陀的泪,孔子的仁爱,孟子的恻隐,老子的玄淡,庄子的逍遥。这种“弱的哲学”是中国文化精神中最玄妙、最精深的部分。中国的知识人,用诗化的生命轨迹和诗性的文学篇章身体力行了“弱的哲学”、“弱的美学”,铸就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外柔内刚的东方风骨。
强与弱的思辨多么有趣!在佛禅那里,柔弱到“空”,强大到“空”。佛教中有一本经叫《圆觉经》,上面写到:佛在菩提树下悟出了一切众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著,不能证明。所以佛教全部学说的一切都是按照“空”这个主题来展开的。在动笔写这组文章之前,刚回国不久的我专程去了一趟敦煌。在海外生活两年之后,回归东方文化的心态是亲切而精微的,也是百感交集的。从印度孔雀王朝开始,在佛教传播的洪流中,有一支从西域到达河西走廊,再由河西走廊传入中原。这条与古代丝绸之路相融合的佛教传播之路被称为佛教的东传。沿着这条路线,能看到古老的中国如何接纳一种空前伟大的智慧的过程,这个交融的过程中,佛教与本土儒、道一旦合流,竟然就产生了可以征服宇宙间一切苦难的威力。
有了这股儒道佛互补合流之力产生的雄健潇洒的东方风骨,中国古代士人就可进可退,可生可死,可荣可辱,可福可祸,就可以自由选择。最弱的形态,却产生一种始料未及、无所畏惧的坚韧力量。人生可进可退,而且进退不刻意。头顶有一片“道”的星空,身后是一片山水田园。星空下的田园,哪怕孤独一人。世界上,总有一种生活远离苦难。
遥想中国古典岁月里的知识人群体,遥想他们曾经到达过的城市、山川和村庄,长江两岸的香樟树遮掩着古老的村落,上船启程的地方就是离家的码头,去国离乡多少年,在长安、在洛阳、在杭州,梦里始终有那个香樟掩映的码头。他们的身影出现在云绕雾缭的青山深处,清净寂寥之域,鱼影穿梭于深潭,花香飘扬于幽谷,他们单纯地行走着,吟诵着,倾听潺潺之水声,拜谒中原或者江南的古刹。穿过紫竹林,登几级台阶,饮新茶,访禅师,清香满衣,天意茫茫。

文摘

序言:在政治、良知与美感之间

中国古代知识人的历史性活动区域,是在政治、良知与美感之间。
中国传统知识人崇尚绝对理性的完美,所以他们的从政方式必然是带有浪漫的文艺色彩,而最后也只有以传统文人惯有的悲情和幻灭的方式结束,但却又总是产生始料未及的美学效果,抵达意想不到的哲学高度和伦理深度。
在华夏故国,中国古代知识人以士人、文士的面目活动于社会历史的前台或幕后。无论是入仕为官,还是出世为隐,中国传统知识人的性情体系是一套始终如一的精神价值系统。儒家的执著与厚重,道家的独立与飘逸,佛禅的空灵与觉悟,千百年间,饱经忧患,遍尝苦难,历尽沧桑。伫立于绵绵不断的群山之巅,回眸天下苍生时,目光里闪烁的是儒者的仁厚、老庄的智慧和佛禅的慈悲。这低调而深刻的目光,恰恰就是中国知识人持久的风骨,道统与美感共存,国家与个体兼济,政治理想与自然生命并行,济世情怀与独立人格同构。
《论语》里记载曾子的言论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中国士人在学习礼乐技能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追求终极的价值准绳。道,即是士人自身人格修养的理想指向,也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标准。士人以道自任的精神在儒家那里表现得最为强烈。“笃信善学,死守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这些社会和人生的基本信条,被古老的中国先哲言简意赅地指明。道,由此而成为被中国知识人苦苦实践和坚守的精神风骨。
作为中国古代知识人的士人群体,被赋予载道、弘道乃至殉道的道德义务、政治责任和人生使命,其呈现出的独特精神风骨就是以身承道,这是中国古代知识人风骨的第一个层面。士人风骨的现实表现,就是以道为价值标准来处理与自身行为、与历史、与现实政治权威的关系。在诸多关系中,最能体现士人精神的是他们与政治权威的关系。道德部分的“道”和政治权威方面的“势”出现了尖锐的冲突,面对“势”如何护“道”,是衡量士人品格的一个标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在屈原、嵇康、陶渊明、杜甫、欧阳修、苏轼、陆游等一系列中国知识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文人士大夫在积极入世与现实社会中理想得不到实现的抗争中产生了坚贞不屈、顽强斗争的性格以及优秀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追求真理、奋发进取,为实现理想而不懈努力的高风亮节、铮铮铁骨。“风骨”正是这种抗争精神在人生境界上、在文学审美理想上的体现,如刘勰评屈原的作品,以之“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以熔经意,亦自铸伟辞”。
作为华夏士人性情体系核心力量的风骨,发端于先秦,成于南北朝,却盛行于唐宋,这与唐宋士人满腔建功立业的强烈豪情有关。在这种积极入世的精神指导下,李白的“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杜甫的“三吏”、“三别”,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苏轼的“有为而作”,以至明清标举的风骨格调都论证了刘勰的“风清骨峻”不只是一种艺术美,更主要是一种人格美在生命境界和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它就是中国古代知识人高洁的情操、刚正不阿的骨气的体现。

书中记载的这些风姿绰约、才情高拔的文人士大夫,一个个都是人中翘楚,他们是官员,是文士,是书生,是学者,是诗人,而根本上,是真正的知识人,一生在权力、良知与美感之间游走徘徊。他们时而被拥戴,成为主流文化精英,高居时代文化的巅峰和领袖地位,时而被贬谪荒地、放逐江湖,迅速沦为被边缘化的罪臣。在跌宕的人生命运中,他们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循着共同的心灵根脉走上历史和人生的前台,青少年时代用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德理想启蒙自我,确立自己的教养体系和人生目标。陶渊明的“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牧的“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都是无比美好的愿景;可一旦“入世”,复杂的仕宦环境和真性情立即发生冲突,政治和人性的艰难险阻与儒家的价值信条随即发生抵牾。个人的弱点,历史环境的缺陷,现实利益的纠结,个体与集体的矛盾,总是把热诚的济世愿望和动人的家国理想一次次化作满腔悲情。
当这些儒者们执著而庄严的家国梦破灭,他们的精神世界退向老庄,退向佛禅,退向自然,有的也退向青楼。仕与隐、进与退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永恒的宿命和持久的主题,由仕隐冲突而产生的悲剧美学成为中国古代知识人性情体系的第二个层面。
这群中国古代的知识人,从庙堂退向江湖,从权力退向审美,从集体退向个人,从公域退向私域,他们终于获得了快乐的解放,他们最有能力用柔弱的心灵释放天地间最强大的力量,支撑大道,担当伤悲,背负苦难,就像到洛阳城外打铁的嵇康,辞官归故里的陶潜,在黄州垦荒种地的苏轼,散淡寻常巷陌的柳永,于潦倒困苦中幡然觉悟的曹雪芹。既然这世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剪不断理还乱,翻云覆雨不可测,既然在历史的滚滚车轮下,个体生命只是可怜的螳臂当车的弱者,那就把炙手可热的官印交出,把威风凛凛的纱帽摘下,他们抱着古老的木琴走进后院,也走进自己的内心。中国历史上少了一名小吏,多了一位大师。
几千年来,中国古代文人学士自然地形成了非仕即隐、非隐即仕的生存方式,致力于“内圣外王”的儒家文化一向被认为是积极入世的,因此,古代隐士文化多被归于道家文化的影响,儒家“进则仕,退则隐”的行为模式也被归于儒道释互补的结果。事实上,儒家思想本身就包含了进退两个方面,“进则仕,退则隐”在儒家隐逸文化内部是自给自足的,未必外借于道家消极无为的纯粹逃逸,这种“身隐心不隐”的仕隐观,也代表中国不得志之文人的普遍情结。
江湖有酒,庙堂有梦。在儒家的人生态度里,隐逸在更大意义上是与待时而动的曲折进取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这不是一种精神上的放松,而是另一种形式的紧张参与。儒家的隐逸既是反抗的方式,也是待时而动的权变,因此在更大的意义上,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在残酷的政治现实与士人的人格天地之间开辟了一个富有弹性的空间,这样生命就不会因陷入死角而呈现绝望状态,东山再起就成了普遍期待。事实上,孔、孟等先哲,虽然基本上以布衣终老,但他们的一生甚至包括生命的最后时刻,都没有完全放弃对现实政治的关怀和投入。他们不仅在理论上奠定了儒家隐逸思想的底蕴和基调,而且本身也成为一种范式。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老庄和佛禅对中国知识人的人格影响是巨大的,也是深远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儒道释的心理互补机制,是成就中国知识人文化心理结构的关键机制,也是被迫选择隐退或者主动寻求隐逸的中国士人风骨的哲学渊源和美学基础,它给多情重义的中国士人带来的是身心的解放、生命情调的舒展和文艺审美的风流。
宦海浮沉中,老庄、佛禅对士人的精神助益至关重要。他们常常能于山水的静默观照中获得清静圆融的体悟,山河大地无非自然,溪声浪语无非佛法。生死枯荣,月圆月缺,法轮常转,岂分昼夜。希望、亢奋、凄冷和踟蹰,长时间的交替更换,如环无端,不知所终,也促使他们去领悟宇宙人生的真相,去探索在纷扰争斗的社会关系之外个体生命存在的目的、意义、价值。这时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已与知识人的现状经历形成巨大反差,他们所效忠的朝廷和君王一次又一次把他们抛向痛苦的深渊。政治、功名、富贵只是一场幻梦,他们只有拿庄禅哲学来慰抚自己受伤的心性。
在中国知识人性情体系的第二个层面中,现实功利升华为政治悲情和文艺审美,向外扩散的政治作用力转化为向内聚合的生命情调,性情在质态上呈现为风流与风雅的人生情境。士人们领悟到了有限中的无限,感受到了现实、现世、现象背后的孤独、无常、虚妄与荒诞。这种悲剧哲学精神在他们的诗文中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对儒家的功利实现、道家的化入自然、佛家的彼岸解脱均无所待,更多的是他们否弃了生活的终极目的的审美特色。来自这些古典知识分子身心中被压抑的强大生命力和非凡激情,转化为审美活动中美不胜收的文章和诗行,华章璀璨,文脉深厚,一代又一代,从碑刻铭文到纸帛黄卷,隐退的文人士子们留下斑驳而绵密的文字,通过这些文字,他们究竟想退守何方呢?
“乌托邦”式的“桃花源”,晴耕雨读的田园生活,支撑着陶渊明一生的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他特别推崇颜回、黔娄、袁安等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决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他并不是一般地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也考虑贫富的问题,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发生矛盾,但他能用“道”来平衡,“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而那些安贫乐道的古贤人,也就成为他的榜样。他借着“自然”的哲学躲开了人在社会中的自由这个根本问题。他在泯去后天世俗熏染后以求返归一个“真我”,在他构造的“桃花源”中实现一种艺术化的人生。
苏轼的《前赤壁赋》开篇展现的是一幅逍遥游乐图:清风明月,助人雅兴,举酒颂歌,凭虚御风,宛若仙人。这与庄子《逍遥游》中所展现的场景颇为相似。这种情景让人觉得心境安闲,物我和谐,与道家“虚静”理念相吻合。苏轼面对逆境,以道家的无为思想特别是庄子的《齐物论》涵养心灵,他用超然的智者心态,运用道家的自然观、宇宙观进行自我宽慰:“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对生命浓烈的热爱之情,对功名狂热的进取之心,对国家执著的爱恋之火,在冷静、熄灭之后,化为“缘起性空”的轻烟缕缕。浓情淡去,深爱消融,这是一个由爱向空的历程,这是一个美学和哲学上的怆然转身,这是一个层层蜕变的觉悟过程。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自信一颗禅寂的内心就足以驱散世间纷扰,一门一户就足以从精神上隔绝喧闹纷逐的人世。他的诗总是渗透着这种空性,不管是“暮雨空山”,还是“空山新雨”,到处都充满着天真灵性之美,诗人在自然的融合之中看空了外在之相,也看空了内在之心。正如王维自己所说,“色空无得,不物物也”。
在佛家不二精神的启示下,苏轼悟到了人生的空幻,并在作品中多次表达了对人生虚空的感受,但他并未执著于空而否定人生。尽管他在词里写过“先生年来六十化,道眼已入不二门”,但他从未真正做到离弃人世,而是始终在不入不出之间,超越有无之境,游于物之外,无往而不乐。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在坎坷的人生中“一蓑烟雨任平生”,出离“风雨”和“阴晴”二边,达到“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不二境界,实现了人生审美化的超越。从这一点上来说,苏轼更能代表宋元以来吸收了佛学禅宗的中国哲学和华夏美学。
到了曹雪芹,《红楼梦》第一回就点明:“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佛教将世间万物(佛家叫作“大千世界”)称之为“色”(泛指红尘、物质的情欲世界),同时认为,世界万物(色)只不过是万物本体(空)瞬息生灭的假“相”(又称色相),皆是虚妄,终属虚空,因此“色即是空”。小说第118回中,有一段宝玉与宝钗讨论“赤子之心”的对话。宝玉说:“那赤子之心有什么好处?不过是无知无识无贪无忌。我们生来已陷在贪嗔痴爱中,犹如污泥一般,怎么能跳出这般尘网?如今才晓得聚散浮生四个字。”一条苦难的人生之路,是一条执有的人生迷途。这条人生的迷途反过来却成了自由从假回归真的觉悟的人生之路。能找到生死的最终因缘是无明,便达到无无明之觉悟,即谓悟空。对曹雪芹和他的代言人贾宝玉来说,能找到自己究竟的情种和痴根便是悟空了。
对于书中描述的文人学士们来说,出仕与隐逸在他们的生命中交叉而过,分别勾勒了属于自己时代的仕隐情结。在仕隐之间的天平上,有着不同的倾斜,有的重在仕,有的重在隐。隐中藏仕,仕中恋隐,或者仕中恋隐,归依于隐,隐中藏仕。不同的倾斜从而造成不同的人生轨迹:前者从此成为“欲回天地”(李商隐《安定城楼》)者的楷模,后者则成为出世精神的象征。但他们共同见证的是华夏文人道统精神体系中的绝代风骨。
这样的绝代风骨,这样的性情体系,时而厚重,时而飘逸。当士子的心灵天平倾向国家与政治时,风骨是深沉而凝重的;当他们的心性情怀转向自然与宇宙时,风骨是自由而飘逸的。这样独立的风骨,进退自如的生命智慧和百折不挠的心理韧性,在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品格中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当今人在公共媒体上津津乐道于欧洲知识分子起源、法国知识分子现象、民国知识分子群体等话题时,殊不知,丰碑早已耸立在中华文化的古老史诗里。

独立的性情体系导致了独特的命运轨迹。书中涉及的23人皆为中国古代不同时代、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古代知识人,他们各自用既迥异又相似的人生遭际,撰写了丰厚而深刻的心灵史诗。这些跨越不同历史时空的文人士子,有的活得隆重,有的活得典雅,有的活得潦倒,有的活得沉痛,但不论属于哪一种,都活得极其饱满、极其纯粹,这是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无法具备的精神特质,也是难以企及的灵魂高度,而恰恰又是这种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消逝了的精神奇观,对当代知识人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这组文章的特点,就是采用“新史记”的点评法,全景式、史诗化呈现23位中国古代名士一生跌宕起伏的生命轨迹。在当今诸多读者无暇阅读大部头传记的时代,让读者像看电影一样,在一两个小时内饱览一位人物,阅尽其一生信息,理解古代士子的精神风骨和华夏道统文化的特质。这种“纵观一生,全景呈现;边讲故事,边做学问;视角全新,材料独特”的写法受美国《纽约客》杂志新专栏的启发,是近年来欧美文史读物的一种风尚潮流,尤其受青年读者喜爱。
从文人士子的角度来勾画文化与历史的脉动,以寻求中国文化精神的独特之处,通过这些与中国历史和文化相关联的个体生命的演进,还原历史与文化发展的真况,让我和读者一道实现历史“穿越”,和古代文化大师进行“神交”。我历经3年的研究和写作工程,写完这一系列人物,只是希望作出一种尝试,涤荡既往社会意识形态、主流文史研究和文化思维定势强加、附加给这些文人士子们的种种“光环”或“阴影”,恢复其历史与人性的真相。3年多来,我潜心书斋,竭尽全力对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批文人士大夫作出客观、真实、宽容的讲述,在文献选择和价值判断上力求尊重历史、人生、审美的多义性和复杂性,通过对23位中国古代文士跌宕起伏的人生命运的重新梳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抵御人生困境、历史困境时所产生的非凡的人格力量、生命韧度和文艺美感。
在这组文章中,我特别注重的是书写中国古代知识人群体在入世与出世之间取舍、徘徊和挣扎的曲折命运,呈现出在儒道释互补的中国文化精神体系中,这些文化大师们在心性信仰、人生意境、文学创作中闪耀出的奇丽火花,体现出他们在遭遇现实逆境挤压和面临历史困境冲突时“化苦难为神奇”的夺目光芒。他们的一曲曲“悲歌”,是政治的悲歌、历史的悲歌、人性的悲歌,更是哲学和美学意义上的悲歌。
退隐、贬谪、流放、挫败、孤独、没落、死亡,这些都是看上去很弱的生命形态,最终却成就了一座座奇丽的文化巅峰和不可攀越的精神海拔。在伟大的中华文明中,世间最强大的风骨一定是以最弱的方式呈现的,佛陀的泪,孔子的仁爱,孟子的恻隐,老子的玄淡,庄子的逍遥。这种“弱的哲学”是中国文化精神中最玄妙、最精深的部分。中国的知识人,用诗化的生命轨迹和诗性的文学篇章身体力行了“弱的哲学”、“弱的美学”,铸就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外柔内刚的东方风骨。
强与弱的思辨多么有趣!在佛禅那里,柔弱到“空”,强大到“空”。佛教中有一本经叫《圆觉经》,上面写到:佛在菩提树下悟出了一切众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著,不能证明。所以佛教全部学说的一切都是按照“空”这个主题来展开的。在动笔写这组文章之前,刚回国不久的我专程去了一趟敦煌。在海外生活两年之后,回归东方文化的心态是亲切而精微的,也是百感交集的。从印度孔雀王朝开始,在佛教传播的洪流中,有一支从西域到达河西走廊,再由河西走廊传入中原。这条与古代丝绸之路相融合的佛教传播之路被称为佛教的东传。沿着这条路线,能看到古老的中国如何接纳一种空前伟大的智慧的过程,这个交融的过程中,佛教与本土儒、道一旦合流,竟然就产生了可以征服宇宙间一切苦难的威力。
有了这股儒道佛互补合流之力产生的雄健潇洒的东方风骨,中国古代士人就可进可退,可生可死,可荣可辱,可福可祸,就可以自由选择。最弱的形态,却产生一种始料未及、无所畏惧的坚韧力量。人生可进可退,而且进退不刻意。头顶有一片“道”的星空,身后是一片山水田园。星空下的田园,哪怕孤独一人。世界上,总有一种生活远离苦难。
遥想中国古典岁月里的知识人群体,遥想他们曾经到达过的城市、山川和村庄,长江两岸的香樟树遮掩着古老的村落,上船启程的地方就是离家的码头,去国离乡多少年,在长安、在洛阳、在杭州,梦里始终有那个香樟掩映的码头。他们的身影出现在云绕雾缭的青山深处,清净寂寥之域,鱼影穿梭于深潭,花香飘扬于幽谷,他们单纯地行走着,吟诵着,倾听潺潺之水声,拜谒中原或者江南的古刹。穿过紫竹林,登几级台阶,饮新茶,访禅师,清香满衣,天意茫茫。

任自然
嵇康:推上断头台

大约是刘备白帝城托孤的前一年,在魏国的谯郡铚县(今安徽宿县),一个嵇姓外来户生了个男孩。谁也没有料到,这个孩子日后居然在历史的心窝狠狠捣了一拳,并且让人久久难忘。他的名字,叫作嵇康。
20多年后,大幕拉开,聚光灯唰地照亮,嵇康亮相了。只听台下一片尖叫,无数女生顿时昏倒——嵇康真是太帅了。据说见到嵇康的人,都称赞他如同松下吹过的清风,高昂而从容。“竹林七贤”中的另一位朋友山涛,评论嵇康时说他如同独立的孤松,连喝醉了要栽倒在地的样子都像即将崩倒的玉山一样,帅得一塌糊涂。很多年以后,有人在王戎面前夸赞嵇康的儿子长得帅,王戎却只轻描淡写地回答了一句:“你还没见到他爹呢。”此后,历代史书或笔记小说描述嵇康的风姿仪表都是不惜笔墨,型男嵇康的“龙章凤姿,天质自然”完全达到了庄子“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的绝对标准。
由于父亲早逝,母亲和兄长对他溺爱娇宠,嵇康从小天资聪颖过人,由着性情读了许多道家书籍,对儒家经学几乎不感兴趣。这般过度自由宽松的教育经历,让嵇康的气质里从小就渗透了一股天成的“自然”,而长大以后,那一派“半入仙风”的神韵,就更加让人望而不及,仿佛一个“画中人”,原本就不属于这世间。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自由自在的成长环境给了嵇康发展的自由,也养成了他骄傲、任性、单纯的人格,单亲家庭的艰难也让他变得激愤而脆弱。
此时,嵇康已经是诗词歌赋无一不通了,他一袭长袍,满腹文章,再背上一把古琴,长风中,往那山头一站,清风明月的神采,竟被惊为天人。
在今天河南焦作市区的东面,有一个县叫修武,又称山阳。20岁离家的嵇康很快就被这里秀美的景色和人文气质所打动,决定长住下来。于是,嵇康隐居在山阳的竹林之中,开了一间打铁的铺子,一边为乡邻打制和修理农具,换取生活必需品,一边埋头做学问,撰写文章,或者出门访友,广结人缘,与众多志同道合者谈书论道。
24岁这年,嵇康带着他的成名作《养生论》来到京城,整个洛阳城竟“惊艳”一般为之倾倒。人们开始兴奋地传说:“真正的名士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去看看那位写下《养生论》的嵇叔夜,你就知道啦。”成名来得如此之快,几个月间,他就成为那个时代的“超男”。甚至皇室也对他青眼有加,曹操的儿子沛穆王曹林,竟不顾嵇康的平民身份,欣然把女儿长乐亭公主嫁给他,他成了曹氏的女婿。这一切如此出乎嵇康的意料。但与此同时,嵇康也就卷入了魏晋的政治旋涡,做了魏政权的中散大夫。这是他人生悲剧的开端。
嵇康的《养生论》传到黄河以北的怀县,向秀看了后禁不住拍案叫绝,但又觉得嵇康的“帖子”有失偏激,特别是受政治影响较大。向秀在家里想了半天,终于还是忍耐不住,决定亲自到山阳一趟,去见见这篇文章的作者,同时就文章里的问题讨教一二。向秀于是拿着自己对《养生论》的意见稿《难养生论》去见嵇康。嵇康此时正在家里的铁匠铺子里帮人打制农具,他光着膀子,用钳子夹出炉子里已经烧红的锄头,放在铁砧上,挥动大锤向锄头打去。
小小的铁匠铺里,火星飞溅,烟尘弥漫,迎视着嵇康傲岸、冷峻、挑剔、审视的目光,向秀镇定自若,底气很足。向秀说:“你太屌了,不是常人啊。你是这个黑暗时代最明亮的星辰。”嵇康骂了他一顿:“这些恭维话又酸腐又虚伪,我偏不爱听。告诉你,我就是一个铁匠,打铁的,不是什么文化精英。”哥儿俩就这样不打不相识,他们在河边散步,谈古论今,在铁匠铺中打铁,嵇康抡锤,向秀拉风箱。两人虽然有分歧,但是彼此都很快乐,觉得找到了平生的至交。

山涛在京城担任州府官吏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比较重大的事情,那就是他遇到了阮籍,并且把阮籍介绍给了嵇康。三个人一见如故,很有惺惺相惜之感。后来,山涛的妻子韩氏发觉山涛与阮籍、嵇康交往甚密,就好奇地问丈夫:“这两人就这么了不起,值得你如此深交?你们仨每天厮混在一起,难道他们比我还重要?”山涛长叹说:“我可以称为知己的,只有这两个人了。”韩氏于是便向丈夫提了个要求:“春秋晋国,僖负羁的妻子曾经亲自隔墙观察过狐偃和赵衰。我也想看看你那两个朋友,可以吗?”山涛欣然应允了。有一天,嵇康、阮籍两个来了,山涛就留他们在家过夜,并准备了酒肉。夜里,韩氏从墙缝里偷窥他们,并且孜孜不倦地一直偷窥到天明。次日早晨,山涛问道:“你对他们印象如何?”韩氏说:“极品人物啊,你比他们差远了,好好跟人家学学吧。”
各大“版主”结识,并且一见如故,使竹林好友的聚会成为可能。接着,“竹林七贤”中的另外几位也逐一聚合。在这个未经官方批准的“作协”组织里,打头的是嵇康,排在后面的是阮籍,接下来依次是山涛、向秀、阮咸和刘伶,年少的王戎来的时候,大家已经“在路上”了。那正是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和党派诛灭之后,司马氏家族全面掌控了曹魏政权,知识分子的生命朝不保夕,个个如履薄冰。这一群文人,厌倦了官场的奸诈、权谋和血腥,来到山阳的乡下,摆上酒,撑起船,或者驾着牛车,旅行去也。他们的旅行也是向往山水的清新、乡间活动的自在,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棵草去。来了,他们就没有打算再回去,与草、水、树、风声相亲,一生足也。轻松自在,宛若仙人。
“竹林七贤”们好玩。从掌握的史料来看,他们的玩法大概有:饮酒、服药、行散、清谈、弹琴、长啸、吹箫、打铁、裸奔,当然离不开行文作诗。好玩也会玩,生性如此,也是时代使然。在这些玩法中,他们玩出了仕途,玩出了性格,玩出了友情,有的也玩丢了生命。
七个人志趣相似,聚于山阳县的竹林之下,悠游山水,服食养生,不理政治,任诞旷达,行事潇洒,把山阳的文人雅集打理得风生水起,把竹林的“新文化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闭目试想一下,1700多年前,七位名士就在河南云台山的一片幽林中聚会,开怀畅饮,放歌长啸,抱琴行吟,谈玄论道,弋钓草野,亲旧叙阔。终日沐浴在先贤老庄的自由春晖之中,“天地与我养生,万物与我齐一”,他们深知,生命的尊严源于自由,唯独拥有自由,才可能拥有善的人生。当礼教以极端的表情端起虚伪的嘴脸,在礼与情之间,他们也极端地偏向了后者,通过重情尚真、任情随性的言行举止实践道家的自由精神,追求生命的肆意酣畅。
在当时的学术界,他们的地位不但是历史选择的,也是他们的才华决定的。“竹林七贤”接过建安七子和正始名士们的文学接力棒,重新发现了庄子,把玄学的研究对象由老子推进到庄子,提出了“越名教,任自然”的新观点,最后发展出“名教就是自然”的新思想。七个人自幼熟读老庄,对这些经典著作非常熟悉,不但在思想上崇尚庄子,而且在行为上狂放不羁,当时的清流名士皆以谈玄清议为能事,以菲薄礼教为时尚,《世说新语》里满篇大话、怪话、俏皮话,便是最好的明证。魏晋清谈,大多是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完成的,但其学术质量远比现在流行的某些所谓的学术研讨会高出许多。
作为“非法作协组织”的头目,嵇康除了写出《养生论》、《答向秀难养生论》、《释私论》等华彩丽章,创作了《赠兄喜秀才入军诗》、《幽愤诗》、《琴赋》、《酒赋》等清缈飘逸的诗赋外,他还是养生专家。他的医药知识丰富,不但亲自上山采药,对炼制五石散也很在行。他还精于笛,妙于琴,善于音律。尤其是他对琴及琴曲的嗜好,为后人留下了种种迷人的传说。嵇康的音乐理论文章《声无哀乐论》虽然未在“SSCI核心期刊”发表,但在中国音乐理论史上却闻名遐迩,他在论文中讨论了音乐有无哀乐、音乐能否移风易俗的问题,涉及音乐美学上的一系列重大课题。

文人墨客从来都是统治者的棋子。与司马懿相比,司马师的凶残和狡诈一点都不差。魏晋时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也是一个把人性的丑恶放大到了极致的时代,它衡量人才,不只看你的才能和学识,还看你所站立的阵营和你的用心。竹林七贤的名声如此之大,司马氏是一定不能允许他们从宦海之中挣扎而出、脱离禁锢的。无论他们愿意与否,都必须接受被御用的命运。就这样,原本希望不问世事的几个人被强行推到政治的风口浪尖上。向秀、阮咸、阮籍被迫入仕,山涛、王戎投靠朝廷。司马政权不费吹灰之力,就瓦解、分化了“竹林七贤”,中国历史上最为光芒璀璨的文人团体最终分崩离析、各散东西。
摆在嵇康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彻底归隐,另一条是投靠合作。当时曹魏大势已去,司马氏掌权大局已定,真要避祸,最好的办法是投靠司马氏,和他们合作。山涛、阮籍、王戎走的都是这条路。这些人不但最终都得以全生,而且有的仕途还相当顺畅。可嵇康却坚持不与司马氏合作。
其实,对于合作还是不合作,嵇康也曾有过痛苦的思考。在《卜疑》中,他一连提出了28种处世态度作为选择,主要分三大类:一类是积极入世,一类是游戏人间,再一类便是逍遥出世。最后,他借太史贞父之口做出了选择,那就是只要“内不愧心,外不负俗”,他也会做出“交不为利,仕不谋禄”式的妥协的。由此观之,在遗世和用世的两难间,在自矜与自责的纠葛中,他的心情始终是痛苦而矛盾的。
对于真理,他看得太过峻切,所以无法容忍虚假;对于生命,他爱得太过浓烈,因此不能迁就庸俗。如此看来,嵇康的痛苦已经不是在合作或不合作间的抉择,而是根本就没办法合作。因此,他只能选择隐退,远远逃离那个荒唐得近乎可笑、扭曲得几欲疯狂、无趣得近乎残酷的现实世界。也就是说,不是世教不容他,而是他不容世教。司马氏不是没想过“化敌为友”,他们曾一次次伸出过橄榄枝,但都被嵇康硬生生拒绝了。
有一回,就在嵇康打铁打得兴高采烈的时候,司马昭的宠儿钟会突然来访。嵇康懒得理他,连头都没抬。钟会尴尬了一会儿动身要走,嵇康问话了,很幽默:“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得也很机巧:“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嵇康的竹林好友山涛为人敦厚,他推荐嵇康做官是一片好意,却惹得嵇康怒不可遏。1400多字的《与山涛绝交书》写得十分痛苦,但嵇康认为这对双方来说都是痛苦的解脱。嵇康在信中对山涛说:“您提议我替代您的职务,由此知道您原本就不了解我。”嵇康说山涛要他做官是把直木弯曲成车轮,是用死老鼠喂神鸟,是要把他推到沟里逼他发疯,如果没有深仇大恨是不会这么做的。信中还有一些更难听的话,说套着民服正襟危坐,搔挠虱子很不方便,真让人难受。嵇康这封绝交书无疑是一篇与当权者决裂的宣言,文辞犀利地批评统治者“菲汤武而薄周孔”,谴责他们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对儒家精神的歪曲和背离,这句话更深深地刺痛了大将军司马昭,挑战了司马王朝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难怪司马昭听说后勃然大怒。
这个异见分子太率性太有骨气,也太极端太无机变,加上又是曹氏的女婿、魏政权的旧官,就只好承受苦难的命运。愤世嫉俗,这个性格上的致命弱点,最终为嵇康招来杀身之祸。可是,这也是他“刚肠疾恶,轻肆直言”的一生最明亮的一面铜镜。
嵇康因替朋友鸣不平惹来杀身之祸,这个朋友叫吕安。吕安之妻十分漂亮,被他的哥哥吕巽奸污了。吕巽做贼心虚,反到司马昭那里污告吕安不孝。司马昭标榜以“孝”治天下,不孝可以定死罪,吕巽这样做是将亲弟弟送上死路,简直禽兽不如。嵇康怎么也想不到朋友圈子里冒出这么一个阴险的无赖,当即宣布与吕巽绝交,写绝交书的每个字时都气得手发抖。嵇康拍案而起为吕安出庭作证,他走进的是一个等他等了很久的卑鄙的陷阱。嵇康为朋友抱不平被打入死牢,罪名是“不孝者的同党”。欲加其罪,何患无辞。他得罪司马统治集团的地方太多太多了,他孤愤狂傲让小人丢尽颜面,他才高俊美致俗人心生嫉恨,他文章风流使庸人自惭形秽,他人格刚正令官府满怀畏惧。比如钟会在向司马昭进谗言时,就首先指出嵇康是“卧龙”一般的人物,这就暗示嵇康的个人影响力和人格魅力都非同一般。具有如此影响力的“持不同政见者”,为己所用则可,如不能,则必杀之。现在,收拾他的时候到了,灭绝他的时候到了。这一天,他们等了很久很久。
嵇康入狱,被定死罪。于是,太学生的集体上书,地方豪杰的群起响应,当时名士的联名救援,无疑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示威。然而,中国历代的专制统治者,从来也没有在民意前退让过哪怕半步。客观地说,嵇康强大的文化感召力,反而加速把自己推上了断头台。
行刑之日,司马昭密令大量军队戒严在法场四周,准备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等一切部署妥当,他才派人进入法场,向大家宣布维持嵇康死刑原判的法令。
此法令一经宣读,法场上就炸开了锅。三千血气方刚的太学生群情激愤,“释放嵇康,释放嵇康”的声音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响彻刑场所在的东门。此时,嵇康的眼神却是空无一人的孤独。他回头看了看日影,知道时候尚早,就对哥哥嵇喜说:“哥,我的片玉古琴带来了吗?”
嵇喜哽咽着把琴递给嵇康。嵇康摸着他心爱的片玉古琴,若有所思,随后便用他那纤尘不染的双手,拨响一曲《广陵散》,以完成人生最后的谢幕。神色从容的嵇康在高台坐定,在士子的注目礼中,开始拨弄琴弦。悠扬的琴声中,无杀伐之声,也无幽怨之声,而是“感天地以致和”的清正之音。一曲弹罢,场上一片死寂。嵇康凝视弦琴片刻,叹息一声,说道:“以前袁孝尼想跟着我学《广陵散》,我没有教他,《广陵散》于今绝矣。”于是,离席起身,引颈赴死,年仅39岁。
围观的浩浩人流中,有一位面容妩媚、亭亭玉立的女学生含泪悲泣,她低语:“嵇康老师赴刑的样子犹如檀木制作的雕塑,风中飘香,风骨无比,他是史上最具有美感的铁匠。”
魏晋以前与魏晋以后的无数时代,再没有一个如嵇康般饱满、健全的生命,在这个局促的世界上从容地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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