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记者眼中的真实民国.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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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晚年孙中山曾经导演“打倒列强除军阀”罗生门?胡适如何从国民党的阶下囚变为蒋介石的坐上宾?南京大屠杀的真正罪魁战后如何得以全身而退并怡然寿终?“二战”期间美日开战再难避免的首要事件是什么?……
就任美国《纽约时报》驻华记者期间(1927—1940年),哈雷特·阿班采写了大量有关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的内政、外交事件及人物的报道,彻底扭转以往西方新闻媒体对中国乃至远东局势兴趣寥寥的局面。

编辑推荐
本书乃《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的回忆录。
阿班在华15载,适逢中华民国历经多重巨变:北洋系统由盛及衰,国民党一脉则随北伐兴起;欧美势力在革命打压下委顿,日本势力则日益坐大。因地位尊崇,各国政要无不奉他为座上宾,中方如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日方如松井石根、须磨弥吉郎等,皆与之过从甚密。其报道则覆盖国民革命、蒋冯阎大战、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一直到上海孤岛时代的最后一刻。可以说,中国历史这十余年的每一起伏、每一皱褶,无不通过他的笔端,传递给全球大众。
  史家知道的中国现代史是干枯的事实,而阿班提供的一个个侧面与细节,来自美国记者的独特视角,鲜活得带着汁水,而且向不为我等熟知,因而填补了空白,提供了参照,使历史更形丰满完整。
本书堪称采访学中的孙子兵法。书中各个精彩故事,教会我们于复杂万变中,如何施展手段,如何施放烟幕,去准确挖掘新闻,抢先发表新闻,是采访学的最佳教科书。

作者简介
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1884—1955),美国《纽约时报》驻华记者,从1926年至1940年他一直在中国生活和居住,期间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高层及英、美、日、苏等国在华军政人员交往密切,写了大量非常有价值的新闻报道。除本书之外,其作品还有《苦难中国》(Tortured China)、《华尔传》(The God from the West)、《一半人为奴,一半人自由:这割裂的世界》(Half Slave,Half Free:This Divided World)等。

目录
译者序

卷一 中国苏醒了
1. 只身来到动荡的中国
2. 帝国主义的前哨
3. 孙中山晚年的秘密
4. 从上海至北京
5. 《英文导报》的丑闻
6. 投入《纽约时报》怀抱
7. 京津备战插曲
8. 济南惨案独家报道
9. 混乱的国民政府
10. 遭国民政府驱逐
11. 宋子文出面和解
12. 营救胡适

卷二 日本发动战争
1. 九·一八事变前的徒劳警示
2. 征服满洲只是第一步
3. 日本人的高薪诱惑
4. 现场采访一·二八事变
5. 日本蚕食华北
6. 被公开叫卖的秘密协议
7. 1936年夏天的中国时局
8. 独家新闻:西安事变
9. 与莫斯科的双重关系
10. 蒋介石听从意见了
11. 南京路的死亡与恐怖
12. 日本恶魔第一人
13. 日本在上海的暴行
14. 引狼入室

卷三 世界进入战争
1. 日方要员登门警告
2. 和平的一线希望
3. 日本高官的试探性接触
4. 住所突遭日本兵搜查
5. 全球率先报道日德谈判
6. 横遭日本便衣毒手
7. 日本宪兵队偷袭的内幕
8. 美国的幻灭与沮丧
9. 中国人的中国
10. 战后并非太平盛世

结语 一个驻外记者的感触
译名对照表

序言
译 者 序

关于本书作者哈雷特·阿班,日本的松本重治在《上海时代》(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中作了如下描述:

在所有美国新闻记者中,我认为最为杰出的要推《纽约时报》的哈雷特·阿班。由于阿班常年驻中国所积累的经验,以及他颇为老成的待人接物,加上又有时报的声誉,所以他的交友相当广阔。他与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也是极为亲密的友人。他不用像我这样,身为日本通讯社记者,每天都必须为早晚两次的报道发稿而疲于奔命。他只需拣一些重大的信息加以传送即可。所以说他是处在一种极为有利的位置上。我虽然身在上海,始终关心美国的对日政策及对华动态,所以常与阿班交换意见与情报。
他是独身,在外白渡桥附近新建的布罗托多威公寓①包下了最高一层,找了几个年轻助手,在那里悠闲自得地工作着。有时,我约他一起去江湾的高尔夫球场打球。一次,一局未完,他突然想起什么事情对我说:“真对不住,我忘了还有约会,今天就失敬了。”我半开玩笑似的问他:“还能有什么事比打球更重要?”“实际上我忘了今天宋美龄要请我喝茶。请务必多多包涵。”他连打招呼。听他如此说,我想可不能影响朋友的工作,便只能让他这么离去了。这儿也多少可以看出,宋氏一家极为重视与美国的关系。

上世纪30年代,在驻华外国传媒中,阿班的地位首屈一指,因他代表的是《纽约时报》。报纸在西方舆论界本就一言九鼎,记者的人品操守又让人起敬。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的洋幕僚端纳赶赴西安调停,向新闻界发出的电报,头一个对象便是阿班。这在泽勒的《端纳与民国政坛秘闻》(湖南出版社1991年)中便有记载。
阿班1884年生于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卒于1955年,一生未婚,无子嗣。阿班向不喜循规蹈矩的生活,1905年,在斯坦福大学刚念到三年级,便辍学到社会混,谋了一份实习记者职位。来华前,他在美国报界已足足浸淫了二十一年,最高职位做到总编。这期间,阿班不曾考虑娶妻生子,只管频频跳槽,还曾隐入山林写作,总之,任何一成不变的日子,都让他深恶痛绝。这么折腾到四十岁出头,竟又突发奇想,要到远东一闯天下,就这么来了中国。
阿班在华十五年,后十四年供职于《纽约时报》。他从驻华北记者做起,迅速升任驻中国首席记者,管辖中国各地诸多记者站。他在华期间,适逢中华民国历经多重巨变。北洋系统由盛及衰,国民党一脉则随北伐兴起,并统一全国;欧美势力在革命打压下委顿,日本势力则日益坐大。粗略数来,他的报道覆盖了广州革命风云、北伐大业、东北易帜、蒋冯阎大战、中东路战争、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一直到上海孤岛时代的最后一刻。可以说,中国历史这十余年的每一起伏、每一皱褶,无不通过他的键盘,传递到《纽约时报》,传递给美国大众、全球大众,并影响各国的政界决策及外交方略。
20世纪20年代起,涌入中国的西方记者如过江之鲫,但就当时的社会地位而言,无人可望阿班项背。阿班生性争强好胜,在第一线拼抢突发事件,人所不及,但他的真正优势,还在于广泛的上层关系。中国政府高层及日、美、英、苏等国在华最高层里,尽是他的私交。国民政府初期想逐他出境,弄到后来,四大家族竟都奉他为上宾。日本方面更重视,文武各派各系的最高头目,恨不得把他门槛踏破。苏联也有趣,一边掀起批判阿班浪潮,一边派大使与他密谈,托付他转达高层意思。至于美英方面,自不待言了。阿班之重要,在于他的作用已完全超出了区区记者的层面。对美国政府而言,他是个不支薪的高级情报员,免费提供绝密情报,分量超过任何正式间谍。对其余各国政府而言,他是个编外的美国外交官,其作用,常常是美国大使所不能及。因此,日美之间、中美之间、苏美之间,都要由他来频频传话。至于各国的内斗,也要向他暗泄天机,好登上《纽约时报》,搞乱对方。比如,日本正式加入轴心国前,即因最高层两派对峙,有人将消息暗中相告,使他平白得了一个全球超级独家新闻。这一切当然有赖《纽约时报》的金字招牌,及其取之不尽的资源。
驻上海的外国记者中,以阿班的阵仗最大,居则百老汇大厦顶层,行则车夫驾新款轿车伺候,玩则江湾高尔夫球场,饮则英国总会、花旗总会。手下记者、助理众多,仆役成群,保镖随行。豪宴酒会里,他时而主人,时而座上宾。亚洲各地,只要认为必要,便可随时豪华出行。《纽约时报》的金库为他安了龙头,需要时,只管拧开便是。看他在北京、上海的日子,与其说他是记者,不如说是王公,寒酸的同行们,谁能与他争锋。
《纽约时报》驻中国各地(含香港)的记者站,无论财政、人事及报道业务,均归上海分社的驻华首席记者统管。阿班自1929年起便任驻华首席记者一职,前后凡十二年。《纽约时报》总编及发行人的职位迭有更替,他的位置却稳如泰山,皆因业务精湛全面,难以随意取代。1940年,阿班终于离华,却不是总部将他调回,而是架不住日本人屡下毒手,企图对他实行肉体消灭,以至于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哈特看不过眼,逼其走避。
阿班一生除新闻报道外,著述也丰。第一本书为1930年出版的《苦难中国》,最后一本为1950年出版的《一半人为奴,一半人自由:这割裂的世界》,凡十一种。其中不得不提的,是1947年出版的《华尔传》,该书早已由雍家源先生翻译,收入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译丛》。因流传不广,可能知者寥寥,否则的话,近年写到洋枪队及华尔的作品,应不会如此信口雌黄,令人诧愕。阿班半途辍学,以后也不见受过史学训练,平日里忙于采访,不想治起史来,其谨严深厚,已远远超出一般史学票友水平。华尔死于宁波后,全世界研究他的著作,屈指可数,出自国人之手的,一本没有。好在有阿班的《华尔传》在,这段历史,才有血有肉。这本书的撰写过程,也历经坎坷。全书杀青后,唯一的手稿还未及送交纽约的出版社,便于1940年被日本宪兵入室抢走,十个月的努力毁于一旦。日人的恶行,使该书的出版推迟了七年,也使阿班多受了一遍写作之苦。这段经过,于本书中有详细描写,这里略费笔墨,交代背景。
本书原名为《我的中国岁月》(My Years in China,1926-1941),有些版本亦作《中国十五年》(15 Years in China)。书出版于1944年,即他去华后四年。全书分三卷,三十六章,外加后记一篇,译成中文约二十万字。外国记者关于中国此段历史的著述不少,但松本重治讲历史,白修德讲政治外交,斯诺、福尔曼(Harrison Forman,著有《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讲见闻,都与阿班的书不同。阿班此书采回忆录的形式,有见闻,却不是见闻录;有大量历史片段,却非历史著作;有切身经历,却不是自传;有逸事珍闻,却不是掌故集。此书讲的是美国式的新闻采访实践,而施展的场所,却是变革方兴的古老中国。自由主义的新闻观念及美式的采访操作,处处与中国现实起碰撞冲突。西方记者的常规技能,不足以应付中国的情况,他必须去应对,去适应。有时使狠,有时使巧,有时妥协,却要死守真实与公正的底线。他以记者的亲身体验,写出这采访历史中的一幕幕。读下来,在看到历史风云的同时,也见识了历史是怎样被投射到传媒。笔者见识有限,涉猎的书中,如阿班此书的还有待发现。
这十五年里,阿班直接接触的中、美、日名人政要,比比皆是。他打过交道的著名中国人,有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唐腴胪、梅兰芳、孔祥熙、陈友仁、张作霖、张学良、张宗昌、王正廷、吴铁城、胡适、顾维钧、伍朝枢、李宗仁。西洋人士中,著名的有鲍罗廷、端纳、司徒雷登、林白(首次环球飞行家)、马慕瑞(美国公使)、雅内尔(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哈特(美国亚洲舰队继任司令)等。另有大批美英人士,包括驻华的美英军旅高层、外交官、新闻从业者、租界官员、间谍等,也在阿班笔下一一上场。他们虽不为国人熟悉,却是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阿班与日方各种人物的交道,更是精彩纷呈。他笔下涉及的日本人,包括日本外相松冈洋右、驻华公使重光葵、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驻华舰队总司令盐泽,日本的无任所公使加藤、南遣舰队司令官岩村清一、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中将、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及其手下桥本欣五郎大佐等。他对南京大屠杀首要责任人松井石根落墨尤多,许多细节国内出版物中罕见。一般认为,松井及手下八十军官被日本召回,是因为南京大屠杀后对日负面报道过盛,而读了本书后即知道,其主要原因,还是与美舰“帕奈号”在长江被日机击沉有关。而拖松井石根下马的报道,正是出于阿班之手,发表于《纽约时报》并造成轰动。对于一干下等的日本角色,阿班也作了描绘,其中有狡诈,有忠厚,有愚钝,有精明,有凶悍,有温良……不再千人一面、夸张失真。
阿班加盟《纽约时报》前,曾短暂主持北京的《英文导报》。该报的出版人是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总编是美国人克拉克。《英文导报》是20年代北京仅有的两份英文报之一,阵地虽小,却各方争夺。明里由教会资助,暗中又收受顾维钧、冯玉祥和苏联人的津贴。该报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地位虽有限,却为在华的国际媒体输送了两位关键人物:一为《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阿班,一为风头极健的路透社驻华记者赵敏恒。本书未提及的是,阿班离开该报后,克拉克又去纽约寻来赵敏恒接任。由于报纸规模局促,兼之克拉克人品有缺,阿班及赵敏恒均未久留。本书对《英文导报》之运作及克拉克的为人皆有生动描写,可资研究北京早期英文报业者参考。
阿班一边讲述新闻的采写,一边带出历史细节。许多资料是罕见的,因而珍贵。关于孙中山死前向美英求助一事,他从美国驻广州领事馆采得了第一手资料,是全球报道此事的第一人;济南惨案发生时,阿班是置身现场的唯一非日籍记者,对事件的陈述,具极高史料价值;九·一八事变前,阿班事先得了日本人的提示,走遍东北,最早作了预报。
关于中美两国关税条约的签署,阿班也为读者补充了细节,正是由于国民政府行政无序,美国政府虽主动提议将关税自主权归还中国,却被有关部门误置十八个月,不为高层所知。直至宋子文与美国公使马慕瑞碰头时,才知此事存在,于是加紧签署。故而《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是由财政部长宋子文签署的。而与其余列强间的新关税条约,均由外交部长王正廷签署。
对于鲍罗庭的外表,阿班作了极生动的描述。在中国革命史中,这位苏俄顾问的作用举足轻重,提到他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绝大多数面目模糊,唯有阿班作了目击者的描写。他还写了顾维钧的暴跳和无奈,张宗昌的奢靡与残暴,宋子文的坚韧与精干,张学良的沉湎和昏庸。在中国官员中,他对宋子文着墨最多,评价最高,认为他无论政见人品,都可跻身世界伟人之列。
他动员《纽约时报》援救胡适出狱一事,国内历史著作中,也罕有提及。胡适在中国公学任校长时,因在《新月》连发三篇重要文章,触怒国民政府,终于被逮捕。因有消息传出他将遭枪决,阿班气急攻心,动员时报总部发表长篇社论,谴责国民政府暴行。他将社论迅速翻译成中、日文,耗费大量金钱,将社论以电报发送到远东所有中、日、英报刊转载,形成铺天盖地的谴责之势,终于迫使国民政府收回屠刀,将胡适释放。
西安事变的报道,是阿班打的又一个漂亮仗。事变发生当日,阿班便凭他与蒋、宋、孔、陈的交情,为《纽约时报》抢到了全球的独家新闻。新闻史常说,最先报道西安事变的,是路透社的赵敏恒。但赵敏恒是靠嗅觉推断,最多是猜测,阿班则报道了宋子文及端纳的亲口引述,铁证如山。此事的发现,极具戏剧性,也得益于他在人脉上的无敌。那晚,他因缺新闻而苦恼,便随意打电话给宋子文,不期宋子文已外出,用人说是去孔祥熙家。他又给蒋介石顾问端纳去电话,没想到端纳也不在酒店,秘书同样说是在孔祥熙家。他马上赶往宋美龄公馆拜访,用人说,蒋夫人刚离开,去了孔祥熙家。他至此已嗅到有重大事情发生,马上一遍又一遍拨打孔祥熙家电话。拨了无数次后,终于有用人接听电话,让他找到了端纳和宋子文。宋子文亲口将蒋介石被扣的事告诉他。一个惊天大新闻,一个无与伦比的独家消息,就这么迅速诞生了。松本重治在《上海时代》有专门一节“协助《纽约时报》”描述此事,他写道:“这是第一个外国新闻社上海记者对西安事变的报道。”
关于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我们从书中得知,手稿的写作始于1937年初。宋氏着手写作此文时,便有意售予出价最高者,将所得设一基金,用于西安事变被害卫队成员遗孤的教育。而出价最高者,正是阿班。他代表北美报业联盟,以一万两千美元从宋美龄手中购得此书的版权,在北美发表。宋美龄的原稿为英文,我们今日读到的中文版本,即是阿班所购英文版的译文。
西安事变后,阿班在杭州拜访了蒋氏夫妇,并以带引号的直接引语形式,录得蒋介石对西安事变经过所作的亲口回忆,而现场翻译为宋美龄。此段回忆,与实际经过,应是最为贴近的。
有些历史事件,在中国长期受忽略,阿班的书便起到钩沉的作用。比如,世界环球飞行之父林白到访中国一事,历史性有之,戏剧性有之,我们却大多不甚了了,本书里便有详细记载。
阿班是为新闻而活的,他不找新闻,新闻也会找他。抗战期间,中国空军误炸南京路时,阿班正带着他的助手比林汉在永安公司采购。他坐在车里,被爆炸震昏,受了轻伤,比林汉在永安公司大楼里,则身受重伤,几乎不治。阿班用了整整一章描述当时情形,从市民仰头看飞机,一直到爆炸后的抢救与善后,如电影镜头,细致真切,其第一手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加盟《纽约时报》之初,他还因无情报道,严重得罪过上台不久的国民政府,以致国民政府宣传部和外交部竭一国之力,花一年时间,不惜与《纽约时报》及美国为敌,欲将他驱逐出境,却终因国弱而难逞。在中国现代史上,这也是难得一见的大事。他与外交部长王正廷因此案而结怨,又因案结而怨解,终于成了好友。
南京沦陷前几日,日本海军航空兵在长江炸沉美国军舰“帕奈号”。此事曾在美国掀起轩然大波,举国激愤。由于“帕奈号”上载有一批摄影、摄像记者,事件经过被全程以影像记录,后经米高梅公司制作成记录片,在全美放映。为避免全美反日情绪失控,迫使美政府过早介入对日战争,罗斯福总统下令剪去影片关键部分,使日军蓄意攻击之事实,不至彰显。即便如此,影片的放映,已使美国民众之对日观感彻底扭转;全美支持中国抗日之民意基础遂告初成。日美开战,始于珍珠港袭击。至于序幕,不乏史家认为“帕奈号”被炸沉时,即已拉开。日本对此事,一向坚称为误炸。而阿班进身幕内,贴近日军高层每一人,以亲历的第一手资料,揭穿日方谎言。“帕奈号”事件发生于中国长江,沉没于南京大屠杀前几日,对中、日、美三角关系之演变,具重要催化作用。美国有关此事的著述,岁有新献。而中国史学研究,对此竟然全体沉默,至今留白。有趣的是,松本重治在《上海时代》中,对南京大屠杀草草带过,对此事干脆避过不谈,或许因事件涉及日军最阴暗疮疤,实难处理妥帖。而阿班的书,为中国读者展现了事件的方方面面。一则为新鲜,一则为深入全面,读来收获岂止泛泛。当然,关于美国国内风起云涌的抗议浪潮,并不在此书范围内。
这一类的故事和细节,在本书中通篇皆是。史家知道的中国现代史是干枯的事实,而阿班提供的一个个侧面,来自美国记者的独特视角,鲜活得带着汁水,而且向不为我等熟知,也不为我等常见,因而填补了空白,提供了参照,使历史更形丰满完整。
中国历史各方面的研究,无论视野还是史料,都应放在世界大范围中。仅举松井石根与八十部下被召回国一例,若只从中日关系看,而略去美日关系的角度,便不会顾及“帕奈号”事件,亦不会考虑《纽约时报》报道的影响,所得出的结论,自然欠完整,甚或有实质错误。笔者翻译此书,亦是希望拓展自己的历史视野,兼而惠及同好。
对于今天的新闻从业者,阿班的书更有意义。它像采访学里的《孙子兵法》,教我们于复杂万变中,如何施展手段,如何施放烟幕,去准确挖掘新闻,抢先发表新闻。它还教我们如何在职业操守上严于律己。阿班的个人情感观点固然爱憎分明,新闻报道本身却力求超然于党派政争及国家、民族爱恨之上,一贯死保新闻来源的身份秘密,不管其为何党何派、何国何种;社交方面,则长袖善舞,左右逢源,与中外各界打成一片,因而能大量挖掘独家新闻。即使被日本宪兵压跪在地,双臂强扭至背后,腰部、腹部遭猛力狂踢,即便日人在珍珠港屠杀了他的数千同胞,他的笔端触及日本人时,却能避免作情绪性宣泄,该褒处褒,该贬处贬,均秉公直论,就事论事,因人而异,分别对待。在新闻业者里,这种大家风范,让人油然起敬。
原书的各章标题,有部分语焉不详,故加以重拟,以图一目了然。译者于史学是外行,个别次要人物名字,一时竟无从考证,只好暂以译音标注,希望专家不吝指教。至于译笔的粗陋,也是难以掩饰的。

杨植峰

文摘
12.营救胡适

国民革命军获取华北后,各外国在华当局立即应允国民政府要求,任其对进出中国的有线及无线电报内容实施检查,实属极大失策。
仅就理论而言,赋予南京政府此种权力是理所应当的。尽管大多数电报都是去往上海的公共租界或法租界,但中国政府认为,这些地方毕竟都是中国土地,因而,对进出那里的电报实施检查乃是中国政府的基本权力,若长期阻碍此种权力的施行,将导致主权受损。中国的这一司法主张确实正确无误。
但问题的症结是,大多数检查员都是不称职的政工人员,要不便是与高官们有裙带关系。他们中泰半对新闻或宣传的价值一无所知,许多人外语一窍不通。于是,新闻稿便不得不先译成中文,供这帮检查员审阅,由此而造成的延宕,实难容忍。这帮大爷们多数自成一统,南京政府那些头头们固然有能耐,却难得给出只言片语的指示。
国民党的小官们大多陶醉于新近到手的权力,不可一世到可笑地步。又因中国实行一党统治,至使褊狭盛行。一党制还导致各种卑鄙伎俩层出不穷,目的是遮掩累累罪恶。许多小官僚更是堕落到公然撒谎,企图让中国人民及境外各国政府相信,南京新政权的官员全是超人,个个能力卓绝,品德高尚,廉政不阿。若有谁胆敢道出真相,哪怕稍有非议,便被冠以“危害国家”或“叛国贼”的罪名。
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与审查制度作了奋力抗争,但成果总难持久。我屡屡将审查员的恶行秘密呈报他,其中一些还被转呈蒋介石和蒋夫人。但要他们一而再地干预,不断惩戒或开除那些审查员,确实也勉为其难。故总体而言,邪恶长期存在。
不过,有一次宋子文倒是果断行事,从而顺利渡过一场灾难。那是1932年1月,日本人轰炸了上海的闸北。开战当晚,电报局几个负责人告诉我,从午夜起,中国政府的新闻检查员将进驻电报局。我立即打电话将此事告诉宋子文,恳求说:

千万别让他们这么做。日本人的进攻现在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新闻,电报线路已经爆掉了。报道这事的外国记者,是没有一个会说中国坏话的。现在应该让新闻不停地发出去,不要去阻碍它,检查员来了只会拖延新闻的发送。别忘了,要是允许新闻检查员阻挠新闻电讯的发送,美国和欧洲的报纸就只好采纳日本的版本了。日本人正在夜以继日往外发新闻,数量惊人,而且不受中国人的检查。

当时及随后多年里,虹口有一条直通长崎的电报线,为日本人所有。该条线路按规定只能发日文电报,但实际上却什么文字都发。当然,中方的检查人员在此是遭禁止的,而日本陆军和海军都派员驻守,对往来电文作详细审查。
若碰上中方电检人员过分捕风捉影,过分愚蠢,实在无法打交道,我也常享受日方给予的特权,将我的新闻电讯通过这条线路发给《纽约时报》驻东京记者休·拜尔斯(Hugh Byas),由他转发纽约。我多次光顾那里,但在1932年战事爆发期间,却决不踏足。
多年来,上海的电检人员行事无一定之规。美国记者发往纽约的无线电讯可以过关,英国记者发往伦敦的相同稿件却遭枪毙。电检人员也不想想,这条电讯只需从纽约再发一次,跨越大西洋,伦敦的报纸照样收到。更恼人的蠢行是,一些电讯稿明明已获军方电检人员通过,可以从北平或天津直发纽约,但若将其先发上海记者站,譬如我这种情况,则有可能遭上海电检人员截留。
让外国记者深感不便的是,中方电检人员长年隐身幕后,默默无闻。记者若想登门拜访,请教为何某些新闻不得报道,则永远不得其门而入。他们也从未向记者们颁布过规章制度。倘若真有正式条文存在的话,我们是一无所知的,只能懵然行事,被迫将电讯稿交给不知名的人,任由他们校订、删改、批准或枪毙。
情况堪称荒谬,然而,即便是宋子文和早已身心俱疲的总司令,对此也无能为力。这自然造成大量的新闻走私现象。我自己就无数次托轮船公司的可靠船员或朋友,将消息送到八百英里以南的香港;若没有南行的轮船,便以同样方式,将消息送往八百英里以北的大连,通过日本人的电报局拍发。
中方电检人员中,有一些无疑在领取日人津贴。一些电讯稿明明于中国有益,于日本有害,却遭到扣押。我已多次将证据呈交宋子文。但这家电报局的问题解决了,那家电报局又出现。记得上海的电检人员曾将南京政府一名部长的声明枪毙掉,而中国政府的意图是要将其传播到海外的。但数小时后,他们却将另一篇稿子放行,那稿子是心怀不满、藏身沿海租界的军阀政客对南京政府的猛烈攻击。
对思想独立与写作独立的迫害,最臭名昭著的例子,要算对胡适博士的迫害。胡适博士后来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大使。他常说,是《纽约时报》救了他的命。此话是恰如其分的。
1929年,胡博士任教于上海黄浦江口吴淞的一所小型大学(即中国公学,胡适任校长)。虽然他家在相对安全的公共租界,但大学却在华界。众所周知,胡博士的讲课内容及他在《新月》杂志的文章,让南京的众多高官恨之入骨。为此,他的中外友人纷纷劝他辞去大学教职,免得每天离开外国控制的地盘,在中方地盘长途行驶,冒着被南京当局手下逮捕的危险。但他对危险嗤之以鼻,继续尽他的职责,无所畏惧。
那时,胡博士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厕身全世界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行列。他从未加入国民党,获任驻美大使时,连党员也不是。他在大使一职上,一直待到1942年末。
胡适身处险境的最初征兆,是以下正式公文的颁布:

案奉国民政府训令,内开:
案准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部函开:
径启者:顷奉中央常会交下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来呈一件,内称:
案据职会属第三区党部呈称:“查属区第三次全区代表大会决议案呈称市执行委员会转呈中央,咨请国民政府令饬教育部将中国公学校长胡适撤职惩处案,附具理由:胡适借五四运动倡导新学之名,博得一般青年随声附和,迄今十余年来,非惟思想没有进境,抑且以头脑之顽旧,迷惑青年。新近充任中国公学校长,对于学生社会政治运动多所阻挠,实属行为反动,应将该胡适撤职惩处,以利青运。等因,合亟缮呈钧会,祈查核转呈”,等情前来:
“查胡适近年以来刊发言论,每多悖谬,如刊载《新月》杂志之《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等等,大都陈腐荒怪,而往往语侵个人,任情指谪,足以引起人民对于政府恶感或轻视之影响。夫以胡适如是之悖谬,乃任之为国立学校之校长,其训育所被,尤多陷于腐旧荒怪之途。
为政府计,为学校计,胡适殊不能使之再长中国公学。而为纠绳学者发言计,又不能不予以相当之惩处。该会所请,不为无见。兹经职会第四十七次常会议决,准予转呈在案,理合备文呈称钧会,祈鉴核施行。”等因:
“查胡适年来言论确有不合,如最近《新月》杂志发表之《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及《知难行亦不易》等篇,不谙国内社会实际情况,误解本党党义及总理学说,并溢出讨论范围,放言空论。按本党党义博大精深,自不厌党内外人士反复研究探讨,以期有所引申发明。惟胡适身居大学校长,不但误解党义,且逾越学术研究范围,任意攻击,其影响所及,既失大学校长尊严,并易使社会缺乏定见之人民,对党政生不良印象,自不能不加以纠正,以昭警戒。为此拟请贵府转饬教育部对于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言论不合之处,加以警告,并通饬全国各大学校长切实督率教职员详细精研本党党义,以免再有与此类似之谬误见解发生。事关党义,至希查核办理为荷。等由,准此,自应照办,除函复外,合行令仰该院转饬教育部分别遵照办理。”等因,奉此,合行令仰该部即便分别遵照办理,此令。

文告发布了,胡适也被召去听训,但他继续无视友辈的警告,终至被捕。他的危险极大,我也全情关注此案。及至听说他已被秘密判处死刑,且刑期已定,便马上写了一篇电讯稿,对此案作了概述,然后托人带往香港,再发往纽约。
我还告诉时报,拯救这个伟人及好人的唯一方法,是在时报上发表社论,对迫害行为作强烈谴责,然后通过电报将社论发给我,授权我不惜财力物力,设法让远东的所有报刊将此篇社论刊出。
以下是1929年8月3日《纽约时报》的社论:

胡适博士是当代中国最优秀、最具建设性的领袖人物之一,其智慧,实在是远胜于他在政界的同龄人。正因如此,国民党对他的抨击,及要求对他作出惩戒的举动,意义非比寻常。他本是一个哲学家,杰出,富有勇气,思想及言辞坦诚,大部分时候超然于政治之上。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之父”,他只兢兢于使中国人的思想及教育体系现代化。
他之受到谴责,非关个人有政治野心,只因他敢于直抒胸臆,指出国民党治下之中国,并非如该党向外部世界所描绘的那样,纯然是一片玫瑰色。对那些打着已故孙逸仙博士之名的经济理论,他特别质疑了其正确性。他之有罪,不是罪在见解不同,是罪在道出了真相。
胡适先生的友辈中,许多仍在他的求学之地美国,对于他至今没有倒在国民党独裁者的枪口下,常感惊奇。1927年回国后不久,面对主宰一切的排外主义,胡适便充满勇气,敢于放言,将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作比较,坚持认为,横遭抨击的西方物质文明中,其所蕴含的精神性,比之肮脏、残暴、极端漠视人类生命及充满宿命论的东方“精神”文明,要远胜一筹。胡适的真话,对于这一精心塑造的东方假象来说,无异于叛国之举。
去年冬天,他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在为美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的书作序时,他呼吁中国人民停止自欺,直面现实,称改革乃必由之路,而且必须发端于内部。他谴责政客的腐败和低效,否认中国之灾祸全因国外“帝国主义”而起的流行理论。这些文章招来憎恨,不仅因其真,更因他没有“参与游戏”,去粉刷中国的弱点,将所有一切怪罪到外国人身上。
中国企图指逼外国记者沉默,已经够恶劣了。而当他们企图惩罚一个自己人,便不禁令人害怕,不知这种褊狭何时到头。要知道,这个受迫害者对当代中国所作的贡献,将被永远牢记,而迫害他的人,将早早被人遗忘。若受害人只是一介政客,此事作为地方性事件,或许可以接受。若此人只是寻衅闹事,鉴于当前局势动荡,此举或许也可解释得通。但是,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在胡适冒险对国人道出实情时,他的声音,应该是去倾听,而不是去压制。

我将这篇社论,在远东广为散发。社论的英文版被送给上海的所有英文报刊,并通过无线电报发往北平、天津、汉口、南京、广东和香港。英文版还通过有线电报发往日本和菲律宾的所有英文报刊。中文版则通过快递、邮寄、无线电报发给了中国的所有中文报,并发往曼谷、马尼拉、爪哇和新加坡。日文版则通过有线电报发往日本十几家最具影响力的日报。
四天后,胡适被无条件释放,继续讲学写作。他对国民党的批判,未有丝毫减弱。此事发生后,南京政府里想将我驱逐的一伙人,对我更是喜欢不起来了。



3.日本人的高薪诱惑

新闻行当中,有个词叫“预感”。这感觉颇为奇妙,难以言表。有些人从未体验过,有些人倒是有体验,却总是不对。上海就有这么个记者,永远猜错。一旦他决定去南方,其他人便在总会里或酒吧里聚会,纷纷说大概应该往北走,而且并不全是在打趣。总体而言,报社记者是迷信的一群。我虽不迷信,但对“预感”,却是例外。
1932年1月,满洲及华北的政治军事活动频密。沈阳、齐齐哈尔周边及往西的一片地区战事持续。退位的“小儿皇帝”溥仪经日方梳妆打扮,以傀儡身份粉墨登场。天津局势动荡,周边陆续有战斗。满洲发生的种种事件,使华北抗日运动发展壮大,整个华北危机重重。显然,对外国记者而言,待在北方,才有新闻。
然而,我的预感却是往南方去。一股难以抗拒的强力,将我拉向上海。最后,我终于不顾自己的理性判断,跟着预感走,于1月20日预订了从大连南行的船票。轮船是艘日资的沿海客轮。我们23日中午出发,到晚餐时,我已对自己的决定窃喜不已,因为其他记者无一随我南行。
之所以窃喜,是因为下午收听到大量无线电新闻,证明我的预感正确。上海的紧张正与时俱增。报道说,中国的流氓阿飞向街上的日本学童及僧人掷石头;抵制日货的群众将销售日货的华人商店抢夺一空,将日货当街烧毁;南京政府因蒋介石及亲信已辞职,虽欲确立权威,实则一筹莫展;东京已经暗示,将对华提出苛刻要求。
我们的小客轮从长江转进黄浦江时,已是25日下午。天色阴晦低沉,风急如割。危机已有黑云压城之势。江面上泊满了军舰,数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其中大多数是敦实庞大的日本驱逐舰,清一色漆成铁灰。日舰有的靠岸,有的在江中央下锚,沿着黄浦江摆开,每隔约四分之一英里停一艘。甲板上炮衣已卸去,炮口对准岸上。沿江的日本建筑都有日本海军陆战队把守。船逆流缓缓而上时,朝岸上望去,可以看到江边布满了铁丝网,到处是机枪林立,随时准备战斗。
第二天在忙乱中一晃而过。局势的紧张则在加剧。我可以轻易找到中日双方的军政长官,这种情况在上海也是前所未有的。显然,双方都预见到冲突将起,都想在事发前,通过报纸向世人阐明己方的立场及原因。
1月27日上午,即我从满洲归来的第三日,我跟道格拉斯·罗伯逊一起前往日本武官办公室拜访,受到热情接待。此行的目的,是弄清日本对中国提出的最新要求。接待我们的是武官的助手高桥少佐,他咧嘴一笑,露出上面一整排大金牙,光彩夺目。少佐外表整洁,脸刮得精光,罗圈腿,在日本人中算是高个子,说一口破绽百出的英语。他端来一堆东西招待我们,有热茶、廉价白兰地、生鱼片、咸米饼、橙子、香蕉,还有温室葡萄。品种的搭配有些不伦不类,而且也不适合上午10点用。没想到,他提供的“信息”,与他的点心和饮料一样古怪无用。
看来此行纯属浪费时间,我们也只有一笑置之,便起身回到《纽约时报》办公室。刚脱了帽子、大衣,电话就响了。
“我是高桥少佐。我想今天傍晚见你一面,不知道5点半合不合适?事情很重要。”
“5点半可以。你是来这儿,还是去我的公寓?公寓里的话可以来一杯海波酒,说话也舒服。”
高桥说,那他去公寓。
我对罗伯逊说,但愿少佐比一小时前健谈点。我们约定,万一高桥言之无物,到了6点,他便提醒我还有个饭局,好结束会谈。
高桥果然按时抵达,见罗伯逊在场,似乎有些尴尬。我们如约招待了他海波酒,但他并无新闻可提供。谈论的内容,无非是过去四个月满洲的战事。5点40分时,我给他续杯,他却百般推却。突然,他跳了起来,右臂直伸着,朝我逼进。我想,闷局总算到头了,便也兴致勃勃站起身,伸出右手,言不由衷地说,这么快就急着走,实在遗憾。没想,少佐一开口,便扔出了一颗炸弹。
“拿着,”他说,“这是给你的,希望你友好对待我国所做的事情。”
这才发现,他伸出的手里握着厚厚一叠钱,像是日元。那时,一日元值将近五角美元。
我连忙把手插进裤兜里闪避。直到今天,我还想不出当时为何努力控制自己,不马上发作。也许是因为行贿发生在我家里,总有一种主人的感觉在。
“嘿,少佐,别来这一套。”我半是玩笑道。
“没事的,请你收下。”他坚持道。
“对我来这套是种错误,”我说,希望他没注意我已经气得声音发抖了。“你我都知道哪些记者是收过贿赂的。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旦知道谁是受贿的,他们写的东西,就再也没人看,没人信了。这种人,对他们雇主也好,对自己也好,马上就一钱不值了。”
“没事的,请收下吧,这是礼物。”他还在逼我。
我终于不管不顾地发作了。
“你最好快给我滚出去!”我对少佐说。又对罗伯逊道:“请打电话叫服务生来,把这蠢货的帽子和大衣拿出去。”
双方就此停止交谈。少佐顾不上穿大衣,便鞠躬退出。我根本没有欠身回礼,记得在他朝电梯走去的当口,还用力把门碰上。
因过于激愤,我晚饭也忘了吃,在屋里来回踱步,罗伯逊也陪我一起生气。我突然想起,金纳(W. Henry Kinney)也在上海,便一个电话打到两条街外的华懋饭店,要他马上赶来我的公寓。他说恐怕不行,因为还有一个重要饭局要参加,我粗暴地命令他必须过来。
“这事比饭局更重要,”我说,“你的老板捅下大娄子了。”
他一听忙说,马上就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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