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探秘.pdf

山海经探秘.pdf
 

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山海经探秘》是一本解读先秦典籍《山海经》的图书。作者芦鸣根据《山海经》原文进行解析,不仅第一次复原了完整版《山海经》古图,也是第一次系统表述了《山海经》哲学思想与天人合一理念的新概念。首先,令传说中的《山海经》禹鼎图露出了真面貌,人类社会和哲学自然都可以从其完美的设计与不可思议的几何图案中找到自身源头。其次,用自证式的逻辑结构及对应地理路线图,帮助读者从新视角理解《山海经》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和超凡价值。其三,将《山海经》的地理注解扩展到世界范围,打破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地理圈解读,为世界文化传播和考古学界研究提供了新的参考价值。

编辑推荐
1.《山海经探秘》获得著名导演张纪中、凤凰资讯台总编辑吕宁思、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裴丽昆慎重推荐,大洋洲文联副主席达奇、国际知名音乐疗法教授吴慎、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汪晓云作序推荐。
2.《山海经探秘》作者芦鸣为澳籍华裔学者,第一次复原完整版《山海经》古图,结合谐音解读,以“世界圈说”为依据对山海经进行了系统解读。
3.《山海经探秘》内容上采用对古文逐条边翻译边解读的方式,结合明朝蒋应镐、胡文焕,清朝成或因等人的绘图,用通俗的语言解构其中蕴含的天人合一理念。
4.《山海经探秘》附录部分将《山海经》里的山川河流与当代地理位置进行了一一对照,包括9张原创示意图。

作者简介
Lu Shun Ming 芦鸣,海外学者,澳籍华裔,原名卢顺明,出生于中国福建三明市。2011年开始专心从事写作,取笔名芦鸣。2012年9月于香港发表谷子系列三步曲之第一部作品《谷子鬼》。2013年7月,第二部作品《上帝的影子》暨《山海经的真相》在香港发表。以上两部作品于2014年分别以《谷子》和《山海经神秘古图》为名在大陆出版发行。

目录
芦鸣奇人
序一
序二
序三
前 言
卷一 南山经
南山经
南次二经
南次三经
卷二 西山经
西山经
西次二经
西次三经
西次四经
卷三 北山经
北山经
北次二经
北次三经
卷四 东山经
东山经
东次二经
东次三经
东次四经
卷五 中山经
中山经
中次二经
中次三经
中次四经
中次五经
中次六经
中次七经
中次八经
中次九经
中次十经
中次十一经
中次十二经
卷六 海外南经
卷七 海外西经
卷八 海外北经
卷九 海外东经
卷十 海内南经
卷十一 海内西经
卷十二 海内北经
卷十三 海内东经
卷十四 大荒东经
卷十五 大荒南经
卷十六 大荒西经
卷十七 大荒北经
卷十八 海内经
附录
后记

序言
序一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的一段千古名句从鸠开始,恰如《山海经》之《南山经》以鹊开头:南山经之首曰鹊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
诗经的鸠鸟呆在三角洲上,而《山海经》的鹊鸟则立在山头上。若以几何图形来描绘以上的场景,“在河之洲”可以想象成是躺在地上的三角形,而鹊山则是立着的三角形。“窈窕淑女”与“多桂、多金玉的招摇之山”正好是天生的一对。
由此一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山海经》开篇即与两性扯上了千丝万缕的关系,故其题首文章所出现的第一只有名有姓的动物:狌狌。其所发出的即是性性之音,而非猩猩之声。两性之说,即为阴阳之说,一部《山海经》,上下六千年、纵横千万里,偏偏没有人敢直面此等再简单不过的小道理,究竟是何原因?
所幸今天,吾辈中竟有芦鸣先生开《山海经》两千年以来之先河,用简单明了的三角形几何图与谐音译法,突破了《山海经》研究的瓶颈,并将喜欢亮话的天窗一把打开,让我们在亮堂的客厅中一起谈天说地,道尽《山海经》研究的是是非非。
对于《山海经》的认识,我于十多年前生活在美国时,就有一位美国友人向我谈起过。他告诉我,美国学者默茨女士通过长期实地勘测,发现北美众山脉的山系走向、距离里数、河流流向及相关物产,竟和《山海经·东山经》记载的四列山系完全吻合!为此,默茨女士断言:“过去2000多年一向被中国人认为是神话的《山海经》,不是神话,而是真实的文字记录。珍藏在中国书库中的这部文献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早在公元前2000多年中国人便已到达美洲探险……”
初闻此事,我惊讶不已。如果中国先民真的到过美洲,那么美洲的历史,甚至整个人类的历史,恐怕都要重新写过……我第一时间阅读了默茨女士的著作Pale Ink(中文译著名为《几近退色的记录》)。书中质明有信的文献记载和事实证据,以及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先生为该书中文版写的序言,都清楚地表明这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其内容是值得相信的。但是,冷静思考后, 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山海经》一直被国人视为荒诞不经的奇书,其所载内容的可信度到底有多大?能否作为中国上古先民发现“新大陆”的证据?
这事真的让人着迷,为此我开始研读《山海经》及相关文献资料。通过学习, 我认识到:《山海经》以《中山经》所在地区为中心,由近及远将世界分为“海内”、“海外”与“大荒”等不同地域加以叙述。其中,朝鲜和日本都被列于“海内”范围,那么整个欧亚大陆是否都属于“海内”的范围呢?而《海外东经》《大荒东经》所载的地域自然远于日本和朝鲜。否则,在日本、朝鲜以东会是哪里呢? 答案不言自明,当然是美洲!
但是,在研读《山海经》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却始终不能让我释怀。例如:《山海经》全书记载了500 多座山,300 多条水道,60 多个邦国。其中, 见于汉晋以来文献记载,被认定的确切地点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其余的山、水和国家具体在当代的什么地方?我查遍现有的书籍,都没能找到满意的答案, 那么,所谓的公认地点,包括美国人的结论,都可能会因为断章取义的嫌疑而致可信度大打折扣。
去年年底,通过朋友介绍,我认识了芦鸣先生,得知他精研《山海经》有年,观点多与众不同,便以心中疑问相询。没想到,芦鸣先生竟能现场一一解答, 让人叹服。
《山海经》主要是由《山经》的山水和《海经》的国域两部分组成,那么, 其书的性质若与地理志无关肯定是说不通的。整个地球的山脉若按中国人的风水学说来讲,实际上都是一脉相承的,而《山经》明确地将有名有姓的山头都划定在东西南北中五方之内,某种程度上已经清楚地表明,其山范围指的很可能是全球的主要名川大山。何况,《海经》中的国与山划定在海内、海外、大荒三个大区域加一小区域的同时,还细分了五方之经,目的无非是要和《山经》相对应及重合。如今,任何人只要一打开世界地图,即看到整个地球大陆板块能称得上“内海”的地方,除了黑海、里海、咸海之外,谁还能够找到比这三个内陆海范围更像“海内”的区域?同理,“海外”对于中国人的语言表述,本身带有国外之意,而相对于《山海经》的海内内陆区域而言,显然是指环四大洋大陆沿岸及外海区域,其中包括非洲与美洲大陆等。这样的认识,对于远古时期地域的概念,其实非常的简单明了。难怪早年的台湾学者苏雪林曾经断言《山海经》的内容与古巴比伦两河流域密切相关,而当代吉林的宫玉海教授亦得出《山海经》属世界地理的结论。这里面事实上就引申出一个更有意思的话题,即中国历史上的夏朝乃至所谓的大禹之前后(世界性大洪水之前后),是否存在一个世界古文明达至顶峰状的社会形态?当时全球的国与国之间或曰部落与部落之间的交通往来,或许已经达至一体化的层度。从目前许多考古学领域在中国及美洲的新发现来看,这样的可能性已变得越来越大。换句话说,当今全球一体化的社会形态,说不定在人类出现文字以前已实现过。若当代研究者通过对《山海经》神秘信息的破译并成功地从中找到相关证据的话,那么,全人类关于大洪水的传说就将不再是一个神话,而会成为人类历史的重要转折点。
反过来说,既然《山海经》的标题都已经将地理座标作了明确的界定,那么在《山海经》研究者还没能够找到证据证明《山海经》的山与国的具体地点的确在中国区域或局部区域之前,将《山海经》看成是世界地理志,本来是研究的主流或研究者的主攻方向,而不应该相反。换一句话说,当有研究者像本文作者芦鸣先生一样,将《山海经》的内容以世界地理为坐标进行诠释时,自然为顺理成章之事。不过,能像芦鸣先生一样,在此假想的基础上,将失传已久的《山海经》古图画出来并用以证明所谓的“世界圈说”,则是过去两千年以来的首创,且可能为古代邹衍的“大九州说”,现代的苏雪林、宫玉海、美国学者夏洛特·哈理斯·里斯、法国学者爱得华·维宁等对《山海经》的初步认识,提供更加充分与详实的论据。不仅如此,芦鸣解读《山海经》内容的方式简明扼要,是《山海经》研究有史以来第一次完整与系统地将《山海经》所试图表达的真义,用现代的语言及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来表述。
多年研读的经历告诉我,释解《山海经》这样的奇书,最重要的是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默茨女士如果不是亲自到北美众山脉实地勘测,根本不可能得出中国上古先民到达美洲的结论。芦鸣先生解读《山海经》的可取、可敬之处, 就在于方法上的创新:一是采用谐音方法解释文字,不拘一格,并在完整的阴阳哲学基础上,展开不失严谨的想象;二是摈弃“国内圈说”,主张“世界圈说”,并以其绘制的《山海经》古图与世界地图为统一坐标,逐一核定《山海经》每一山、每一水、每一国在现代世界地图上的准确位置。
顺便提一下我的一个新奇想法。芦鸣先生是在《山海经》字音上,找到了“音” 里面的弦外之音,而《山海经》中记载的四方神“因因乎”似乎是在用“因因相连”来暗示芦鸣所说“音音相连”的规律。因此,音和声所组成的声音,看来隐藏了不可告人的秘密。巧的是,这些年,我因为一直从事音乐治疗养生方面的研究,不知道我所掌握的五音、五律之窍门与《山海经》无处不在的五方暗语是否有神秘的关联?我想表达的是,中国人俗话说的“听话听声,锣鼓听音”讲的恰恰是弦外之音的关键,而五音是一种全方位的音波,它给人传递的信息,就像《山海经》秘而不宣的形意之声,能与其共鸣者,自然都能不药而愈。好像芦鸣所解《山海经》开门见山的哲学:不摇而定。反之,招摇而欲,皆乃“性性”之音。
为了进一步深究其理,我自然在本书还未付印之前翻阅了《山海经探秘》全文,震撼之余,我又问了芦鸣先生若干关键问题。他的回答,使我觉得应该将其中一些重要的发现放在这篇序言当中,作为他诠释《山海经》核心内容的最根本依据。
芦鸣说,揭开《山海经》的神秘面纱首先必须用“形法”来解。所谓“形法” 即是相天、地、人之形的方法,也即看相之法。根据史书记载,《山海经》成书后, 其校编者刘歆即将其划归在“形法”类书目中,说明《山海经》与相形学有关。而所谓阴阳之道,按芦鸣的理论简而言之,即水火难分之道,一如草木不离、天人合一之象。《山海经》正是通过给大自然看相来揭示万物有灵、天人合一的规律。因此,读懂《山海经》的基础在于理清并弄明白其中几个最关键的字眼。那么,为了证明《山海经》里的鸟除少数与水有关外,大多是火山或海岛的象征, 而蛇则是水流的象征,就必须找到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与确切的地点。比如,《山经》开宗明义说“南山经之首曰鹊山”,一语双关,既说明了红黑相间的鹊鸟之象,又点出了其确定的地点是肯尼亚火山。
《海外南经》说第一座山:“南山在其东南。自此山来,虫为蛇,蛇号为鱼。”对应《南山经》第一次说蛇:“水多怪鱼,多白玉,多蝮虫,多怪蛇,多怪木,不可以上。”说明的是鱼、玉、虫、蛇、木皆一路水货,其实质为色欲的代名词,其表象即是水,依此类推即可确定《山海经》的蛇皆为带精虫的水流之象。
第一条有名有姓的蛇出现在《西山经》的太华之山中,名曰“肥”。这里的“”带虫字边,其确切形象与地点,位于东非大裂谷之两大裂谷中间的维多利亚湖(好像二开湖)。与之对应的《海外西经》结尾出现的蛇正好是向北冰洋流淌的鄂毕河(亦可作二闭河)。《海外北经》开始出现的时间之神曰钟山之神,名曰烛阴,其身为蛇身,恰如鄂毕河西边的乌拉尔山周身有河流缠绕之形象。然后是与东非大裂谷对应的亚马逊河,由青蛇与黄蛇来代表其丰富多彩的多支流形象。
《北山经》有蛇一首两身,名曰肥,其确切形象与地点:贝加尔湖。
为了证明《山海经》里的木代表阳根之象,草代表阴道之形。芦鸣亦在书中找到了诸多证据。例如,代表阴茎的木与代表阴道的草所描绘的地点从祝余开始。
《南山经》有草状如韭而青华,名祝余,暗示助欲,其确切形象与地点:霍尔木兹海峡以北的阿巴斯港湾;有木曰迷穀,意即迷谷,其确切形象与地点: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阿曼阿卜塞半岛。
《海外东经》有大木,其确切形象与地点:南极半岛。
《大荒东经》有扶木,其确切形象与地点:墨西哥尤卡坦半岛。
《大荒南经》有甘木,其确切形象与地点:印度半岛。
《大荒北经》有若木,其确切形象与地点:乌拉尔山。
《海内经》有若木,其确切形象与地点:巴尔干半岛。
《西山经》五座山上:
小华之山,其木多荆杞,其草有萆荔,状如乌韭。
符禺之山,其木曰文茎,其实如枣;其草多条,其状如葵而赤华黄实。
石脆之山,其木多棕枬,其草多条,其状如韭而白华黑实。
竹山,有乔木配黄雚。浮山,盼木配薰草。
草的形状如韭,暗示的是像韭菜一样有助于提高男人性欲的女性生殖器,而如葵、如黄、如熏衣之草自然也是阴道的代表。以上草木一旦落实到具体的地形特点,明眼人即很容易看出《山海经》的神秘动植物似乎都是用来描述地貌特征的。而所谓地貌也即人貌,地形亦即人形,依此类推,《山海经》的所谓怪力乱神其实是扭曲人性的实相、地理特征的虚象,皆为了表达天人合一观的虚实之意。
由以上芦鸣所说可见,万物有灵与最原始的生殖器崇拜是《山海经》地理路线上的重要景观与关键内容,但纵观有史以来的所有研究,除了现在的芦鸣先生之外,竟然无一人提出此观点。如果说过去两千年的研究大家们皆无人看出其中的端倪,好像有点说不过去,那么他们或其中明白的人刻意将狌狌的性性之意隐瞒的可能性应该是最大的。至于为何隐瞒,则有待专家去做进一步的考证了。
有趣的是,当我顺着芦鸣的思路看到他在《山海经》解文中对若干著名的神话传说所进行的全新描述与重新定义,我忍不住对神话的无稽之谈哑然失笑。比如,中国人所熟知的女娲神话之源头即来自《山海经》,芦鸣先生发现所谓的女娲,不过是用来描述地中海的。还有“后羿射日”,原来不仅有矛盾与统一的所谓二和一的概念,而且还有射精以达灭欲火之目的的潜意识。尤其令人忍俊不禁的是,他居然把夸父逐日的夸父解读成了夸夸其谈之辈与寡夫之象, 凡此种种的颠覆性解文,无不给人予奇思妙想之叹。
客观地说,《山海经》自问世以来,试图对其诠释的学者不计其数,而历朝历代虽然都有大学问家对其批注,但仍属一家之言,无任何一人可得真正的权威之名,何况所有论文与注释皆难以自圆其说,遑论将全文都痛痛快快地一气道尽。
阅读芦鸣先生的著作,你未必能全盘接受他的观点,但一定会为他所下功夫之深而赞叹,会为他的观点之新奇、想像力之丰富而叫绝。实际上,我与芦鸣先生在探讨交流过程中,也时有争论。这部《山海经探秘》,若不引起学术界的喧哗,也必将在喜欢《山海经》的读者中掀起一片争议声。结果是否如我所料,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吴慎
2014年4月

序二
去年冬天一个阴风冷雨的日子,我接到芦鸣先生厦门友人的电话,说他有个澳洲朋友在研究《山海经》,要来厦门拜访我。很快芦鸣先生打来电话,说希望能见一面。我心中暗暗吃惊,我的《山海经》研究尚未问世,几年前发在《民族艺术》上的一篇《山海经》与中国古代学术体系的访谈文章也应者寥寥,这几年虽然无暇顾及学问,但是有《山海经》的新书出来我都会关注,从没有看到一本书里提到我那篇访谈以及其中的观点。我已经习惯了独自理解《山海经》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寂寞。孩子的出生冲淡了这份寂寞,同时也延宕了这份寂寞。一如平常上课时讲起《山海经》就激动不已,芦鸣先生的电话也在我平静的心里泛起一阵涟漪,似乎和我一样,这个祖籍福建的海外华人说起《山海经》也是激动不已,在电话中一说就是一个多小时,我因此也很想和他见见面。但是当时孩子生病,天气不好,我自己带孩子,没有人帮忙,也不敢带孩子出门。芦鸣先生离开了厦门,他的朋友将他的两本书送到我家,其中有一本厚厚的黑皮书《上帝的影子》副标题为“山海经的真相”。
芦鸣先生最初对《山海经》的关注源于对灵魂的探寻与对世界的追问,因而其《山海经》的世界在开始时就插上了想象的翅膀。到了后来,芦鸣先生越来越自信能发现《山海经》的秘密,以至于最终走进了《山海经》的研究世界。然而进入这个世界后,芦鸣先生感到有些不对劲,怎么这个世界的《山海经》和自己理解的《山海经》有如此大的不同!但是,芦鸣先生已经控制不住自己要更深地走进这个世界,因为,他非要把《山海经》的秘密揭示出来不可。这就是大家今天看到的《山海经探秘》——一部自成体系的《山海经》解读专著。
芦鸣先生让我为《山海经探秘》写序,我觉得有点不合适,因为我自己的《山海经》研究还没出来,在《山海经》的学者行列里,我是无名者,哪有资格为《山海经》研究作序。但是芦鸣先生执意表示没问题,并希望我谈谈对于《山海经》的理解。
关于《山海经》,我要说的真是太多了,但在这里,我只想说说《山海经》的“来龙去脉”:
首先,今天看来有如白话的《山海经》,在古代却称“难言”:郭璞言“非天下之至通,难与言山海之义”;王应麟言“累世不能穷其学,当年不等究其礼”; 胡文焕言“苟非穷远博见之士,唯不足以识此”;宦懋庸序《山海经笺疏》则言“博识之士至累世不能穷其源、毕生不足究其变”,以致“汉魏以来笺注家欲畅厥敷佐,至取中国之书注之不足,则增以金石文字又不足,则益以诸子百家又不足, 则证以殊方异域佛经道藏者流”……
其次,古代为《山海经》作注作序作图者多为硕学鸿儒:郭璞为之作传; 王崇庆、杨慎、吴任臣、毕沅、郝懿行、吴承志、惠栋、吕调阳、汪绂、陈逢衡、王念孙、俞樾等为之作注作序;刘秀、尤袤、胡震亨、沈士龙、黄省曾、项絪、黄晓峯、孙星衍、阮元等为其作序题跋;王崇庆、蒋应镐、吴任臣、毕沅、汪绂等则为之作图;此外,郭璞为之作“图赞”、朱铨为之作“腴词”、冯桂芬为之作“表目”、卢文弨与严可均则为“图赞”“补逸”……
在这些硕学鸿儒笔下,《山海经》声名显赫:胡文焕言《山海经》“士所当必识”;胡应麟言其为“古今语怪之祖”;《艺海珠尘》收录杨慎《跋山海经》言“《文选》《山海经》,食品之山珍海错也”,“二书非宵三肄朝百诵不得其益”; 吴任臣言“《山海经》实博物之权舆,异苑之嚆失”;刘承幹言《山海经》为“圣作明述之巨编”;孙星衍言“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多莫多于《山海经》”; 阮元言“上古天尚通,人神相杂,山泽未烈,非此书未由知”……
《山海经》的显赫声名亦见于他书:《博物志》言“太古书今见存有《神农经》《山海经》”;《吴越春秋》言其为“金简之书”;《诸蕃国志》赵汝适序言“山海有经,博物有志,一物不知,君子所耻”;张岱《陶庵梦忆》“水浒牌”言“伯益考著《山海》遗经,兽毨鸟矞+ 毛皆拾为千古奇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言其为“小说之祖”;清人汪琬《〈具区志〉序》言《具区志》“上参《山海经》,下究太史公、郦道元以来诸书”,将《山海经》列于《史记》之上;刘师培言其“尝读《世本》《山海经》知苗民出自颛顼、路氏出自神农、翟氏出自黄帝、白民出自帝俊……乃窃叹史臣之无识,致朔漠贱姓渎我诸华,辨族类物之大经至此斩矣。”《世本》非经,《山海经》为“经”,此实暗言《山海经》为“辨族类物之大经”,“大经斩”即《山海经》“斩”。廖平《〈山海经〉为〈诗经〉旧传考》更言《山海经》不仅是“《诗经》大一统之师说”,亦为“大一统之《禹贡》”,“九州”“邹衍”、“瀛海”等皆为《山海经》,《时则训》“五帝五神”《尚书大传》《月令》等亦皆出于《山海经》,据《山海经》以解经乃“先师之旧法”。
再次,自《史记》开始,《山海经》就以“怪”著称:第一个为《山海经》作注者郭璞言“世之览《山海经》者,皆以其闳诞迂夸,多奇怪俶傥之言,莫不疑焉”;《通典》言“《禹本纪》《山海经》不知何代之书,恢怪不经,疑夫子删诗书后尚奇者所作,或先有其书,如诡诞之言必后人所加”;朱熹言“山海之怪妄为尤甚”;王应麟言《山海经》“偏好语怪”“怪诞之文”、为“古今语怪之祖”“仲尼索隐之宗、语怪之首”“专以前人陈迹附会怪神,而读者往往不能察”;王崇庆言“是何怪其混六籍而并行至于今也”;《四库全书提要》则说其“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直小说之祖耳”……
然论《山海经》者多对《山海经》之“怪”加以驳斥:郭璞言“世之所谓异,未知其所以异;世之所谓不异,未知其所以不异。何者?物不自异,待我而后异,异果在我,非物异也”;“夫翫所习见而奇所希闻,此人情之常蔽也”;“阳火出于冰水,阴鼠生于炎山,而俗之论者,莫之或怪,及谈《山海经》所载,而咸怪之,是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也,不怪所可怪,则几于无怪矣,怪所不可怪,则未始有可怪也”。郭璞反复论说“异”“奇”“怪”,实皆言《山海经》不怪、以《山海经》为怪者乃因“人情之常蔽”。郭璞这几句看起来如绕口令般的论说多次出现于此后之《山海经》注或序,其义皆为驳《山海经》之“怪”“异”,同时亦揭示以《山海经》为“怪”者乃“人情之常蔽”使然,其中隐藏着《山海经》何时、如何、为何因“人情之常蔽”由“不怪”变为“怪”之核心问题。
宋淳熙池阳刻本《山海经》尤袤题言《山海经》“自今观之”为“怪”,“自古观之”为“不足疑”,此实言《山海经》古为“不怪”而今为“怪”。明朝胡文焕《山海经图序》言《山海经》不仅不“诞”,而且为“士所当必识”, 且“苟非穷远博见之士,唯不足以识此”。 明朝庄汝敬《山海经图序》言《山海经》不仅不“怪”,而且“可识天地之大、造物者之无尽藏,亦未必非士君子搜奇博远之一助”。还读楼本《山海经笺疏》蔡尔康序言“余以为是昔人之固陋,非《山海经》之荒诞也”。阮元言“是经为山川舆地有功世道之古书, 非语怪也”。毕沅言“《山海经》未尝言怪而释者怪焉”“《山海经》非语怪之书矣”。吴任臣言“古人云,少所见,多所怪,世之不异,未始非异,世之所异,亦未必尽异也”。陈逢衡言“但见《山海经》本文明白通畅,全无怪异之处”。刘师培则撰《〈山海经〉不可疑》之文……
《山海经》不仅不怪,而且为“贵且重”“士所当必识”“有功世道”之经典。如果细心体察《山海经》诸论,则不难看出,非《山海经》之“怪”者实言其“圣”: 刘秀言“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 古文之著明者也”;《吴越春秋》言《山海经》“盖圣人所记”,为“金简之书”, 由禹“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记之,故名之曰《山海经》”;杨慎《山海经补注》序言“因以为恒而不怪,此圣王明牖俗之意也”; 刘承干《山海经地理今释》序言“后百余年而钱塘祁甫吴先生乃颛精以治此经, 寻山脉川,用今地准古,起自域中,远暨海表,遂使圣作明述之巨编阅数千年而豁然大通,上循神禹之迹,下切于当世之务,其有功此经伟矣哉!”……“圣贤之遗事”“圣人之记”“圣作明述之巨编”“圣王明牖俗之意”皆言《山海经》非“怪”而为“圣”。
论《山海经》者亦多言其“古”:刘秀言“其文古矣”,“皆圣贤之遗事, 古文之著明也,其事质明而有信”;尤袤言“秦汉学者多引《山海经》,兹固益可信,古书得存于今如是者鲜矣”;杨慎言“汉刘歆《七略》所上,其文古矣”; 刘大昌言“《山海经》号称古书,所载多古言古字,厥义难析”;朱长春注《管子》言“《山经》简而穆,志怪于恒,上古之文也”;孙宗吾言“古书传于世者仅仅可数,若《山海经》其一也”;吴任臣言“《经籍志》载地理书二百四十四家,《山海经》最为近古”;宦懋庸言“古籍之最远而详者莫《山海经》若矣”;朱铨言“庶令读者采用绝古如紫文金简,不致怪如牛鬼蛇神矣”;陈逢衡言“于古书之若灭若没者,一朝阐明而表著之,不亦快然乎”……
由此,《山海经》实即尤袤所言古“圣”今“怪”之书。然古代文人多不直言其“圣”,而是煞费苦心、不厌其烦地以非其“怪”而是其“圣”,同时又拐弯抹角、感慨万千地以其“古”言其“圣”,其中似乎隐藏着某种难以言说的隐衷,这一难以言说的隐衷正是司马迁所谓的“不敢言”与郭璞所谓的“难言”。
《山海经》的“难言之隐”乃因其从一开始出现即与“废”联系在一起:刘秀《上山海经表》以东方朔晓毕方之名、刘子政辨贰负之尸与“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经》者,文学大儒皆读学以为奇”暗言《山海经》被“废”;此后,郦道元《水经注》言《山海经》“埋缊岁久,编韦稀绝”、郝懿行言“郭作传后,读家稀绝,途径榛芜”、蔡尔康言“初著录于汉代,继注赞于景纯,自时厥后,读家稀绝,途径榛芜”、刘承干言“此经读家至稀”……皆暗言《山海经》“废”。
然毕沅却指出,“其书世传不废,怪与不怪皆末也”。的确,《山海经》之“废”总是与“传”同步:刘秀《上山海经表》以东方朔晓毕方之名、刘子政辨贰负之尸言《山海经》虽被“废”然却为东方朔、刘子政“传”;郭璞则明言其为《山海经》“创传”;《史记》言“昆仑”源于《禹本纪》,其实根本没有必要提到《山海经》,其言《山海经》“不敢言之”实为“此地无银三百两”,明为“不敢言”却有意言之,难怪《索隐》言其“敢言”;其后郦道元、郝懿行等虽言《山海经》“读家稀绝”,然为《山海经》作注者却络绎不绝,《山海经》确实“世传不废”。
正如毕沅所言,“怪”与“不怪”并非《山海经》的根本问题,《山海经》的根本问题是为何有“废”有“传”并“世传不废”。要为这一问题寻找答案,必须弄清楚“废”《山海经》与“传”《山海经》者为谁。这是一个从来没有人问起、似乎不成问题、但却是最为根本的问题,这一问题的答案亦在《山海经》最初出现时即有所暗示:
刘秀《上山海经表》多称“表”,亦称“奏”,“表”“奏”即臣上呈于君之文;文后“臣秀昧死谨上”更明言为“臣”“上”“君”;然臣上君为“昧死”暗言上《山海经》为犯死罪,文中言东方朔晓毕方之名、刘子政辨贰负之尸“上大惊”,则暗言“上”亦知晓毕方之名、贰负之尸。由此,“废”《山海经》者实为“上”,且“上”不愿意让人知道其“废”《山海经》使其为“秘书”之实。
《史记》言“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实承“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而来,“古图书”实即《山海经》,后世学者言《山海经》为“古书”,并为《山海经》作图,实皆溯源于此。以“古图书” 称《山海经》,实因《山海经》被“废”,“废”《山海经》者不是别人,正是“天子”!因“天子”“废”《山海经》而致《山海经》为“怪”“不敢言”, 此正是《史记》有意言及《山海经》之深意。
《汉书》言“至《禹本纪》《山经》所有,放哉”,不仅将《山海经》改为《山经》,亦将“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改为“放哉”,其实乃暗言《山海经》被改头换面为《山经》。如淳言“放荡迂阔不可信也”,实暗言《山海经》变为《山经》为“放荡迂阔不可信”。曾巩《战国策目录序》言“君子之禁邪说也, 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放哉”实暗言其被“禁”“戒”。由此,《山海经》非“废”“灭其籍”,而为“禁”、“戒”“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不可为”。
《后汉书》言“明帝赐景《山海经》、河渠书以治河”,“河渠书”实与“古图书”“禹本纪”一样,皆为《山海经》之托名,“明帝赐景《山海经》” 实亦暗言《山海经》与“帝”之关系。阮元《刻山海经笺疏序》言“《左传》称禹鼎象物,使民知神奸,禹鼎不可见,今《山海经》或其遗象欤?《汉书·艺文志》列《山海经》于形法家,《后汉书·王景传》明帝赐景《山海经》河渠书以治河,然则是经为山川舆地有功世道之古书,非语怪也”。“有功世道”“使民知神奸”“形法”皆暗言《山海经》为政治法律之书;“明帝赐景《山海经》” 则表明,《山海经》被改为符合帝王需要之书。
正是由于《山海经》为政治法律,才使其总是与“上”“天子”“帝”“圣王”具有剪不断、理还乱的特殊联系。实际上,历代为《山海经》作图作注者亦无不试图揭示这一本质性与本源性问题。刘大昌《刻山海经补注序》言“政见不少”,然其序见者不多,且以草书书写,实因其过于显言《山海经》所言为“政”。王崇庆《山海经释义》序言“先王之道不明于后世也,异言出而教衰邪”“先王之道不明于后世也”“以之治世则颇而不平,以之序伦则幻而鲜实,以之垂永则襍而寡要,恶在其为经也”,《山海经》本为“治世”“序伦”“垂永”,然“以之治世则颇而不平,以之序伦则幻而鲜实,以之垂永则襍而寡要”,即不合时宜,为“异言”“恶”,故被“禁”。
在“上”“天子”“帝”“废”“禁”“赐”《山海经》的另一面,则为“臣”“传”“上”“进”《山海经》。刘秀“臣秀昧死谨上”与郭璞“余有惧焉,故为之创传”表明《山海经》虽被禁,然仍有冒着生命危险使之“传”——这就是那些以释读《山海经》为乐、以为《山海经》作注作序作图者为荣的历代硕学鸿儒:陶渊明作《读山海经》言“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以“不乐复何如”言读《山海经》为乐;蔡尔康序《山海经笺疏》言“检览一过”“爽目怡心,为之称快不置,而因余之快又以知读是编者之同快无疑”;作《山海经汇说》之陈逢衡则言“于古书之若灭若没者,一朝阐明而表著之,不亦快然乎”;明朝万历年间《秘册汇函》本收录《山海经图赞》,胡震亨题“偶过赵田袁若思案头,见有此讚,不觉蹋地狂呌”……“不乐复何如”“为之称快不置,而因余之快又以知读是编者之同快无疑”“不亦快然乎”“不觉蹋地狂呌”显示的快慰与兴奋与“不敢言”“难言”真可谓天壤之别。
对于《山海经》,古人可谓费尽心机。当这本古圣今怪之书终于历尽艰辛、从“因怪不敢言”回到“不敢言其怪”,其作为“圣经”的本原面目简直可以说清晰可见,然古代学术体系却发生了根本的转向,急于告别古代的中国人似乎对《山海经》作为“圣经”的真相并没有太多兴趣,而是匆忙间将西方引进的“神话”概念作为《山海经》的外衣,使得这本已褪去怪异之衣的“圣经”再次罩上神怪之衣,至此,《山海经》遂如章太炎所说,由圣经变为神话。
今古悬绝。古代大儒笔下声名显赫然而却扑朔迷离的《山海经》,在今天各路人士笔下却显得容易之极。正如刘宗迪先生所言,《山海经》已经成为“妖怪手中的乾坤袋”。表面看来,这是对《山海经》的重视与研究能力的加强,实际上却是对《山海经》的严重误读。由于这样的误读,《山海经》研究不是越来越容易,而是越来越艰难——学术传统的断裂使得构成《山海经》的基本问题被误解,古代《山海经》研究中许多不言自明的公理成为亟待发现的秘密。与此同时,误解一旦变成常识,就会被当成真理,从而遮蔽并阻碍人们去探求真正的真理。《山海经》研究可谓任重道远!
令人惊讶的是,在《山海经》研究出现越来越多分歧的当下,芦鸣,这个本来和学术领域毫不相干的局外人,居然敢毫无惧色地对《山海经》进行全方位的解读。我想,《山海经探秘》的问世,很可能会对《山海经》研究的国际化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 汪晓云

序三
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是有完整记录的,还是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有断裂的部分、有被遗失的文明?如果是后者,该怎样去探寻那文明的断层和失落的信息,重建历史文化记忆呢?
《山海经》是一部古代流传下来的重要典籍,其内容却与其他先秦时代的古史经籍迥然不同,以怪力乱神为其突出的叙述特色,其中存在着许多古人今人都难以看懂的内容。历代研究、解释、描述山海经的学者和作者很多,这些著作可分为文学类和学术类,二者畛域分明,学术类以考证史料为主,专业性强,对普通读者的影响力不大;文学类则以描述山海经中的神话故事为主。如今从中华文明探源的视角看,《山海经》的参考价值似乎是无与伦比的。借助于新知识、新资料、新视野;借助于符号解读技术,今人有可能看懂其中的一些奥秘,或者至少是能够看出一些眉目,它有可能逐渐显露出原本的历史图像。
在这本《山海经探秘》未完成之前,我读了芦鸣先生所著的第二本著作《山海经的真相》,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在书中,他以一系列人物的命运沉浮,揭开了对《山海经》的种种探索和思考。他以讲故事的方式,把对《山海经》的分析、考释贯穿其中,可谓文学其表,考释其里;故事扑朔迷离、语言诙谐跳跃,解释逻辑却丝丝入扣。接着,芦鸣干脆一鼓作气对《山海经》令人费解的古文进行全新的注释,完成了《山海经探秘》一书,并将《山海经》的山与国都在世界地图上找到了对应的地方。这样的结果,等于是将他对《山海经》的探究做了一个完整的交代。
芦鸣先生推测:
山海经是一部世界地理书,它以游记的方式展现了完美的世界地理路线图;《山海经》以人体的部位或是男女阴阳的交合形态来描述世界的地形特点,这是天人合一观念在远古的充分体现;在远古大洪水或大火山爆发前,世界上存在着一个相当发达的文明体系,这个体系将全世界联系在一起,全世界人都有一种共通的沟通语言。
最初读芦鸣的书,我以往的认知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在其独特与奇异的文学世界中坐完“思想过山车”以后,我静下来慢慢想:他的这些说法能站得住脚吗? 能找到一些哪怕是断断续续的证据吗?
当然,芦鸣先生不是将《山海经》看做世界地理书的第一人。直至20 世纪以前,国人还较多地把山海经视为地理著作。但是到了1903 年,西方的神话概念假道日本传入中国后,一些学者始将《山海经》看成神话著述,但仍有许多学者强调《山海经》的地理学性质。邹衍之后,近代最早将《山海经》与西方世界联系起来的是19 世纪末的法国学者,上世纪初章太炎先生发表《法显发现西半球说》,开中国学者探讨这一问题之先河。20 世纪30 年代,日本学者推测《山海图》当是据周职方氏所掌天下之图而编纂,与中世纪欧洲的古地图相类。
1979 年凌纯声先生在《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昆仑丘与西王母》中指出:“《山海经》乃是以中国为中心,东及西太平洋,南至南海诸岛,西抵西南亚洲,北到西伯利亚的一本《古亚洲地志》,它记载了有关古亚洲的地理、博物、民族、宗教的丰富宝贵资料。”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山海经》世界地图说得到了更多的呼应。进入21 世纪, 《山海经》的世界地理说仍有不少附和者,如胡远鹏的《“澳大利亚土著来源之谜” 从< 山海经> 等古文献看最早的移民来自中国》、张敏的《深入< 山海经> 研究, 探索美洲文明起源》等都是从《山海经》入手来探讨古代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的。与这些同道相比,芦鸣的看法虽然更加离经叛道,但也自成一个全新的叙述体系,尤其是他通过解读《海经》内容,将其中暗藏的古图画了出来之后,《山海经》的全像信息似乎就呼之欲出。
按芦鸣自己的观点: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阴阳五行学说创始人邹衍毕生成就似乎都与《山海经》有关,其五行、五德、大九州这三大学说,究其源头,皆可从《山海经》中找到出处。”
这样来看,邹衍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将《山海经》解读成大九州即世界地理说的学者。
所以芦鸣说:
《山经》在结束语中对《山经》描述的地域范围有明确的指向:即指全球范围的山。
试看“禹曰”部分,“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这两句所隐藏的真相:“二万八千里”与《海外南经》的“二八神人”想表达的数学概念其实都是一(2+8=1),而在总结《山经》内容时的“东西二万八千里”恰恰是指整个地球是“一围”的圆球形状(也表达一种空间的概念),而“南北二万六千里”,则是一个“八”字,其真意是用来表示南北半球的概念,也是将全球看成是一座大山的意象(因为八也是三角形的一种演变形式),如用阿拉伯数字的“8”来表示,即是沙漏的时间概念。由此推之,《山经》所述之460座山头,正是用一(4+6=1)来暗示全球一体化的真相,指的自然是全球的山川地理。
而《海外南经》开篇则言明其所要论述的地理范围是:“地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以四时,要之以太岁,神灵所生,其物异形,或夭或寿”。那么,所谓“地之所载”若非指整个地球大陆板块之所载,难道是指整个宇宙的物质界之所载吗?至少,笔者可以清楚解读的是:“地之所载”指的是地球的整个大地之所载;“六合之间”指的是地球的四方上下之所在;“四海之内”在这里指的是四大洋之内;“照之以日月”指的是地球所受之色与光的现象;“经之以星辰”暗示的是地球在宇宙星系中的循环旋转之理;“纪之以四时”记录的是地球在太阳系中的四季有常之规;“要之以太岁”论的似乎是比霍金还超脱的另类“时间简史”;用的恰恰是“木”星纪年法。“要之以太岁”之原意为“凭借木星的运行来纪年”(太岁指的是木星),其画的自然是沙漏之异形,其大小长短,可以用人的形体来代表,画成图则必然是六合之图,也即为《山海经》之谷图,其两个三角形所组成的沙漏平面图为一合,其意象图为八字之“8”形,“六合”即表示《山海经》古图由6 个沙漏所组成。从笔者所绘之图可以看出,《山海经》古图的5 个完整沙漏用来代表四方之象, 即大九州之数,而两个分开的三角形则用来表示上下之意,因此,笔者可以说《山海经》古图非六合图莫属。
芦鸣以上的说法是否成立,大家只有读过他的书与研究他绘制的古图才能下结论。倘若他这一叙述体系能够经得起推敲与考验,那么无论其文还是图都将对《山海经》研究做出重要贡献。
无论最终的结果如何,芦鸣现在与那些将《山海经》看成是“世界圈说” 的学者都不得不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远古的中国人是否有能力走到非洲或者美洲,或者那时的美洲、非洲人有没有可能远渡重洋来到中国?
人们习惯于认为中原是华夏族群的地方,但是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李济先生的考古学报告却告诉我们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安阳出土的一些头骨呈现出文化多样,有南亚类型的,有北亚爱斯基摩人类型的,这些信息在汉字文献中一点线索也没有。其他地区呢,在我们没有看到的地方,是否还埋藏着更为惊人的秘密。许倬云先生根据考古的资料发现,玉石文化的痕迹,在太平洋西面处处可见,甚至可远到白令海峡。
2013 年11 月20 日,发表于《自然》杂志上的一篇考古发现文章记载了这样的事实:
一具埋葬于东西伯利亚贝加尔湖畔的马尔他的古尸,死于2.4 万年前, 他大概三四岁,戴着象牙王冠、珠链和鸟形吊坠,被埋在一块石板下。他的DNA 跟西欧人一致,跟当代印第安人的DNA 吻合比例大概在25%。长期以来, 人们认为最先抵达美洲大陆的是与东亚人有血缘关系的西伯利亚人的后裔。而现在,似乎第一批到达美洲的,是到过西伯利亚的西欧人和东亚某地人的混血。
2014 年5 月15 日,一个国际研究小组在美国《科学》杂志上报告说:
他们2007 年在墨西哥东尤卡坦半岛一个被水淹没的洞穴腔室内找到一具近乎完整的人类骨骼,这具骨骼属于一名十五六岁的女孩。她大约生活在1.2 万年前,可能在找水过程中不慎跌入一个深洞死亡。现在,她几乎保存完好的遗骸以及DNA(脱氧核糖核酸)帮助科学家解答了“谁是第一批美洲人”的难题。新研究表明,最早的美洲人起源于亚洲东北部,他们穿越当时的白令陆桥最终到达美洲。
另外,游修龄在评论《中国人发现美洲》一书的文章中曾说:
在距今四五千年前良渚文化钱山漾、水田畈遗址,与水稻一起还同时发现了许多植物种子,已辨明的有花生、芝麻、蚕豆…其中花生已经碳化,形状近似于小粒种,认为碳化花生距今已有5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155页)据认为花生原产地在美洲,可为何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遗址中会有呢?如果没有中国人作为媒介,它们是不可能轻易远渡大洋的。
曾经毫无线索的“白令海峡之路”如今有了数不胜数的考古学证据,而那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其发生的时间及交流的范围是否比我们已知的要久远与广博得多?为此,我们似乎更有理由相信,远古时期中国与非洲、欧洲、美洲等地都有过往来的传说并非神话。
将《山海经》中的神怪内容看成是地理学的叙述可行吗,是否有不可逾越的问题?书中描写了各种奇形怪状的动物,如那些鸡头龟身蛇尾的旋龟、九尾狐狸、三头一身的人、三身一首的人;各种超自然的神灵,像鸟身龙首的山神,状如黄囊的帝江等。如果说这些都是为了说明地理学的概念,仿佛完全颠覆了现代人的思想方式,大多数人宁愿相信这是一些荒诞不经的神话。但不要忘了《山海经》是原始的地理志,其叙述系统当然与现代地理志的叙述系统有较大差异,以人的身体比喻山川河流,在中国的叙述体系中有悠久的传统,盘古创世说,即以盘古的身体比喻日月星辰、大地山岳。
对于世界上是否存在一个曾经断裂的远古文明,历来学者就有各种各样的推测,柳诒徵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中说:孔子删书,断自唐虞。以唐尧时有洪水,考史者当以为界限。洪水以前之文物,大都为洪水所荡涤,虽有传说,多不足据也。柳诒徵先生又认为唐虞以后,社会事务已渐完备,已经出现了复杂的社会组织,这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创造出来的,它的渊源可能远在洪水以前。
西方也有类似的记载,夏曾佑这样评述远古的历史:考天下各族述其古事,莫不有洪水,巴比伦古书言洪水乃一神西苏罗斯所造。洪水前有十王, 凡四十三万年前,洪水后乃今世。希伯来创世纪言耶和华鉴世人罪恶盈满, 以洪水灭之,历百五十日,不死者唯诺亚一家。故洪水以前,实以黄帝时为最盛之时。
芦鸣先生的推理,在上述文献中和考古学资料中都可以找到一些证据,而这些证据实际上都指向一个方向:即人类远古时期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流与活动的能力,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现代人的想象。
这是一部需要去慢慢阅读的书,如果读者能够在头脑中将文字转换成一幅幅图景,就会调动自己的思想情感和作者一道破解《山海经》的密码,它不仅需要外在的气氛,更需要心灵的共鸣,这是一种思考与另一种思考的对话与交流。当你凝眸于字里行间,你的心灵就会停留在远古的某一时刻,我们的许多敬畏、许多思考、许多疑问、许多探索,都会在这个阅读的过程中发生。或许你对《山海经》的解读与芦鸣不同,但在阅读他的书时,你可能会有一种思想冲浪的感觉,或许就让自己受到了一次意外的洗礼。
历史学博士 杜晓宇

后记
后记
从我写第一部书《谷子鬼》开始,我的写作之旅即在一路惊奇不断的认识中前行。可能由于我一开头所设定的主题是探索宇宙的起源,所以在写作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就和学术领域扯上了千丝万缕的关系。如此即可以理解,为何我的前两本书读起来显得那么的另类与怪不可言。而当我在第二本书中与《山海经》怪物取得联系之后,我才明白为何读者对我第一本书的评价是个“怪”字,原来我的写法似乎和《山海经》之做法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种发现,很自然地将我的写作引入到了《山海经》的研究领域,我竟然像初生牛犊似地对着大虎般的《山海经》一路奔去,直达其命脉,并像堂吉诃德获得胜利的感觉一样昂起了自以为意的头颅。
也就是在以上那样一种状态之下,我又以完成第一本与第二本书的写作方式,一口气将《山海经》全部古文一解到底,完成了《山海经探秘》这部书的解注。然后,我才开始了解整个《山海经》研究的历史及现状。当我基本上将所有研究的核心结论都总结完之后,我无比惊喜地发现,我之解读很有可能达到歪打正着的奇异效果。然而,我之理解是否是一种真觉,还需要经得起时间及各方的考验。
纵观各方对《山海经》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其中较无争议的一个认识是地理说,其中心思想是讲《山海经》整个是一部以山川地理为主线,以说不清、道不明的神话之人与神怪之物做表象,使用巫语、巫术为内涵的旷世奇书。古有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发出“《山海经》所述之怪物,吾不敢言”之叹,今有当代学者们一致认同《山海经》是一部无以伦比的划时代巨著,可见古今对《山海经》认识的巨大差异。
随着当代越来越多的研究热潮,《山海经》的真相开始渐渐露出端倪。在西方,法国的维宁(Edward Vining)所著《无名的哥伦布或慧深和尚于5 世纪发现美洲之证据》和美国的埃特·默茨所写《几近退色的记录》中,都指出《山海经》之东经部分所记录的有美洲的山川地貌,而东方的卫聚贤先生很早就认为中国人在数千年前已经发现了美洲(见《古史研究》第三册);还有法国学者马伯乐(H.Maspero)认为,《山海经》所述地理情况受公元前五世纪印度与伊朗文化的影响,而台湾学者苏雪林先生则断定《山海经》为阿拉伯半岛之地理书,且由古巴比伦人所著,并由战国时波斯(今伊朗)学者携来中国;1991 年,徐显之先生在其专著《山海经探原》中曾指出:“《山海经》时代的先民, 对美洲、非洲、北冰洋以及南极洲附近的情况,都有所了解”;日本学者竹野忠先生在其《西南诸岛轶闻》一书中认为:“《山海经》是中国地理书的鼻祖, 是附带地图的地理书;1995 年,宫玉海先生在其《〈山海经〉与世界文化之谜》一书中明确提出《山海经》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地理书。
除了以上东西方学者对《山海经》世界地理方面的探究之外,其他学者对《山海经》内容中最真实与最简单的一面也有所认识。在笔者自以为弄清《山海经》全像之前,即有学者指明《山海经》可能是以谐音来表达真意,其认为神话传说的伏羲其实就是“呼吸”的代名词,而整部《山海经》说的则是阴阳五行的概念。此外,另有学者甚至认为《山海经》的《山经》与《海经》是两篇互不相关的文章,一如许多学者从不认为《山海经》从头至尾是思维严谨的一本完整著作。况且,即使是早已统一认识的地理说居然还分出了两个流派,即所谓的“世界圈说”与“中国圈说”。但是,迄今为止,无论是哪一种学说仍然停留在谁也说服不了谁的阶段,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恐怕和《山海经》先有图后有文字的起源有密切关系。
所谓先有图后有文字,说的是古人叙事所用的一种传统,即:用一简单而直观的图来表达一种观点、或思想、或认知,而文字则用来作补充和说明。因此,当《山海经》的原图遗失或被有意销毁之后,其真意就随着时代的变迁、朝代的更替,而潜入了不为人知的所在。如此结果自然导致这两千年以来,整部《山海经》再也没有被完整解读,其饱含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更是无人敢解个中真味。
《山海经》的原始古图最早传说的是所谓的禹鼎图,也即夏代大禹治水后出现的“禹铸九鼎”之鼎,亦是一言九鼎之鼎。当笔者经过深入思考与研究之后,在香港出版的拙著《上帝的影子》那本书中绘出禹鼎的平面图时,竟赫然发现完美图案中的几何图形不仅表达了《山海经》天人合一的中心思想,而且还隐藏了《山海经》神秘路线的必经要道,如此,破译《山海经》的钥匙终于找到,《山海经》当中所描述的名川大山、鸟兽国名才露出了全像,本书也就得以顺利完成。(请参阅附录图)
本书将《山经》中的460座山和《海经》中的51国,一一在当今世界各地找到了与其相对应的地点。结果发现,当代世界地图上所标示的大多数地名、山名、河名竟然与《山海经》的名称有许多暗合之处,有的甚至吻合得令人难以置信。比如《海外南经》的第三国头国指的是塞舌尔群岛,原文中用“有翼,鸟喙”来提示群岛的形态;用“方捕鱼”来明示靠海吃海的人文特点;用“头”的“欢”音来比喻塞舌尔群岛的国宝级椰子,使得“晒色儿”椰子的那幅维妙维肖的女性生殖器特征被世人一览无余。这样还嫌不够,《山海经》原作者又在《南山经》的柢山中,用“多水。有鱼,其状如牛,蛇尾有翼”来与头国的“有翼,方捕鱼”遥相呼应。而在柢山之前的杻阳山中出现的“多旋龟”恰恰是塞舌尔群岛海域的显著特征,世界最著名的龟岛即是塞舌尔群岛之一:阿尔达布拉岛。“杻阳”暗示的是“转阴”,意思是从山转到海;柢山之柢,意思可能指树的根部,音同低一样,等于明白地指出,接近海平面的低山群岛之重要特征。
仅此一例已说明:《山海经》对于一个地点及地名的确定,不仅使用了明示、暗示的手法,而且还充分应用了承上启下的手段来指点迷津。
依此类推,将《山海经》全部解读后的结论是惊世骇俗的。
首先,它推翻了过去研究所形成的大多数观点,比如:大多数学者从未置疑过的神话与巫术,事实上在《山海经》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严格来说, 则根本不是其所要表达的真意。
其二,《山海经》里的所谓草、木、鱼、鸟、兽、神、怪、玉、石等,在大多数时候所要表现的,是象征性的符号,而不仅仅是其本意。
其三,《山海经》的山川、国度涵盖的是整个地球区域,而非局部地域。
其四,《山海经》所阐述的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很可能是世界文化的源头、人类文明的根。
综上所述,一旦将《山海经》的山水、国度、草木鸟兽在世界上找到其确切的位置,其语句所要表达的真实意涵也即水落石出。笔者在破译《山海经》文字信息过程中已然感觉到,一个令现代人类社会难以想象的奇迹,以及高度发达与成熟的社会型态,似乎于《山海经》成书之前已然存在。换句话说,以大家普遍认识的历史观来看,两千至六千年前的人类不但不可能知道地球的全貌,更不可能清楚知道:地球真的是圆的!但是,《山海经》偏偏就用铁的事实来证明,中国人或古人类了解整个地球地理状况的时间,比当代人通常认为的要早得多。
六百多年前,所谓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人类中首个用实践来证明地圆说的人。而地圆说的概念最早源自公元前6 世纪时的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到了公元2 世纪,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其《天文学大成》中也把地球说成是一个球体。公元前6 年西汉时期,在刘歆的大力倡导之下,中国先秦时期(公元前21 世纪至公元前221 年)流传的古文经学终于获得官方承认并开始广为传布,而刘歆领校编辑的《山海经》则是其中最重要的古经之一。中国古人是在何时提出所谓“天圆地方”的概念,现已无从考证,一如《山海经》成书的年代究竟是否比先秦还更早?似乎也像夏朝一样还暂时难以弄清。但《山海经》最初成书的时间,比公元前6世纪的毕达哥拉斯提出地球的概念更早,应该毋庸置疑。也就是说,《山海经》当中无所不在的方、圆之概念不仅早已经把地球的形态弄清楚,而且,其对全球范围内的山水地理的详察与了解,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当代科学对地理的认识。
全世界的历史记录,直到600年前,才由哥伦布初次印证地球是圆的概念。但中国历史保存下来的《山海经》里,所记录与描述的全球地理志,却证明了,至少于两千年以前,中国的神秘人物即已完成了全球地理的勘探工作。这样的结论,随着近代在美洲地区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已经获得了更多的支持。所谓哥伦布是第一个发现美洲大陆的说法事实上已经被新的考古证据给推翻了。而《山海经》的原始内容,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或者说是唯一的一部,以文字的形式,将6000年前上古口耳相传的人文、地理、历史及思想完整记录下来的著作。若将其与古埃及金字塔、世界各地的巨石阵、亚洲的高山崖壁悬棺、南美洲的高山崖壁石棺之谜等无字古迹相比,《山海经》显然更容易挖掘出历史的真相与确凿的证据。以笔者的观点,由于《山海经》以世界地理为基础,将人之心理与天地之道理的有机关系作了完整的表述及总结,其考古学意义的价值,堪称人类已发现的所有文明古迹之最。而《山海经》通过对地理考察的认识来印证所谓天人合一思想的伟大实践,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举。难怪汪晓云教授通过深入研究后,发现《山海经》其实乃一本圣经,是包含古代政治法律内涵的经典之作。
事实上,包罗万象的《山海经》还有更多其他内容可以挖掘。笔者在下一部书中,将以地理注释为重点,对照原文,将《山海经》的每一座山与每一国的确切地点都加以详细论述,同时也对《山海经》的数字概念进行系统整理与分析。例如,从北大教授陈连山的《山海经学术史考》的内容中,笔者发现《山海经》篇目在历史上曾经出现的疑点与争议,很可能就与数字概念有关。
《山海经》共十八卷,其中《山经》五卷,是为“五藏”之名;《海经》十三卷,是为“九州四海“之说。所谓“五藏”,收藏的是地球南、西、北、東、中5 个方位之山川地貌,隐藏的是火、金、水、木、土所代表的五行之內涵, 论述的是阴阳合和之道、天人不分之理,描绘的是天圆地方的小宇宙观,记录的是地球大自然与人类的历史轨迹。
所谓“九州四海”,是《海经》十三卷所暗藏的两个来头,其中九州即指大九州概念,最早见于战国時期的邹衍之论,而《淮南子·地形训》则曰:“何谓九州?东南神州曰农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 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泲州曰成土,东北薄州曰隐土,正东阳州曰申土。”可见大九州指向的很可能是全球地理方位,其方位自然可与《山经》的“五藏”相配,形成九五至尊之地位。至于四海,汉代刘向在《说苑·辨物》中说:“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据唐代训诂学家颜师古解释: 八荒,乃八方荒芜极远之地也。此一句话即点明“四海”是指依附于地球大陆板块八面体上的地球海洋,所谓八荒,意同八方,亦同四面八方之八方,或可通六合(上下和四方)之八面。故四海应如宋代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所下的结论:四海一也,认为“四海”是连为一体的。故《海经》用海内海外各四经来对应八方之言,用海内一经来统邻大荒四经正好又合五行之数,海内外八经、大荒四经再加海内一经,共十三经卷,合的是四海之四的偶数,而十八卷总数合的则是大九州之九的奇数。
对于以上所谓九、五至尊之数的重要性,从历朝历代至今的众多研究者们一直纠缠于所谓“二十三卷”与“十八卷”之分的疑团中即可看出,九、五之数对于《山海经》而言是有特殊內涵的。难怪清代儒学思想家汪绂要把十八篇合并成九卷,盖因其识透所谓“大九”之玄机矣。由此来看,无论是西汉刘歆最初校编前的“三十二篇”,还是郭璞作注之后产生的究竟是“二十三篇”还是“十八篇”之疑,均和终极之数是“五”还是“九”的争议有关,而与《山海经》的整体內容是多少篇幅无关。也就是说,《山海经》的完整內容,从刘歆校编之前已存在的“三十二篇”到郭璞作注前后的“十八篇”或曰“十八卷”,其中的主体內容都应该是一致的。只不过对于能够深谙《山海经》哲学与数学之理的校编者而言,将终极之数确定为“五”,还是总结成“九”,有各自的立场。如此解读,就较容易理解,《山海经》在刘歆校编之前的“三十二”合的是“五”数,而刘歆校编为“十八篇”,合的是“九”数,到了郭璞作注时,编注成“二十三篇”,又回到“五”行之数(唐代以来多处有关于郭注“二十三卷”的记载,说明郭璞对极数的观点又回到了刘歆校编前的结论:即天下由五行主宰。至于清末汪绂会将十八篇合并为九卷,无非是想让后人知晓,身为天文学家与数学家的刘歆之所以要用十八篇来暗合大九之数,是因为《山海经》谈的不仅是大九州之概念,还可能推及到九大行星的太阳系与浩瀚的大宇宙。故《海经》用十三篇的四海之数来合《山经》的五行之数,最终得出的自然是终极之九数。
天地间藏有五行,露有五颜;人体內包有五脏,显有五官;四海内展露八面,潜伏一条龙脉;人心中流转四象,反观原有两仪;察顏观色,俯仰天地,万物皆为一火脉所牵,是为灵经;万象皆由一水精所引,是为魂纬;一经一纬相近为八,交心为十,交头为人。故人的核心是二,由灵与魂和合而成,做人的标准形象自然是仁,其中亦包含了四象之內容。由此推之,三若无一火脉做底则不立,故三无灵脉不成山,而山若有人傍则成仙;三若无一水精做怪则不易变成五长两短之母,而母无人做气头则不成每,而每无流水做边则不成海;三短两长生一日,落入海中捞一月;三长两短做一棺,埋进深山复做土,不忘小二那一竖,顶天立地又得王。四海出头要顶天,西王母上一戴胜,八方起步走一回,十字坡下绕了圈。结果是:十天干有了灵头才做主,十二地支有了魂圆做仆,主仆两人即玩起了灵魂不灭的二人转,自当留下《山经》与《海经》互为表里、两相印证。
且看,《南山经》有三条脉,与《海外南经》《海内南经》《大荒南经》之三部南经相合;《西山经》有四条脉,与《海外西经》《海内西经》《大荒西经》《海内经》四部西经相合;《北山经》有三条脉,与《海外北经》《海内北经》《大荒北经》三北经相合;《东山经》共三条脉,与《海外东经》《海内东经》《大荒东经》三经相合;《中山经》十二脉与海内外十三经相合为二十五经脉, 再将二与五相加是为一个七数,暗示的是一個气数;将二与五相减是为一個三数,亦可做为负三数,暗示的就是扶桑树;不加不减表示两个五,既可为十又可以象征人的一体两面,亦如拥有两个五指手掌的人生,而山与海则是大自然的一体两面,其实与人身的性质没什么分別,所以《山海经》可用一简单的双人牵手之几何图形来表示。
《山海经》在西汉时期能被编辑成结构如此严谨、图像如此完美的非凡著作,只有一种可能:即《山海经》原著本来就已自成一体,只是共分三十二篇, 合的仅是《山经》五行的玄玄小数,却不体现《海经》大九州的奇九大数,而刘歆领头重编此古奇书之目的,自然想要让世人能更容易领悟此书的內涵,故按照其所通晓的数学概念与术数原理,将三十二篇改校编成了十八篇。从刘歆所写之《上山海经表》內容可以看出,刘歆及其团队似乎仅将三十二篇的文篇, 调整校定成十八篇而已,其言“《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这一句話,即已清楚表明《山海经》的原创作品是很早以前就完成的,而所谓“唐虞之际” 所说的尧舜时代的历史虽难以考证,可是其对原著诞生时间的指向却是掷地有声的,尤其当刘歆冒着杀头之罪向皇帝上表,其根必然有据,至少在西汉时期是被史学界认可的,或者说其言难以被其时的史学界推翻的。
《山海经》这样一部史前著作自有史以来之所以没有被完全解读,笔者以为有如下几个原因:
1.《山海经》开始应属于一本秘籍,可能属于某个家族或夏朝王室后裔代代相传的上古遗存。由于当时附有《山海经》古图,故只有保管者家族能知其真意。
2.到了周朝,《山海经》及其古图可能落入王室手中并成了周朝王室秘藏档案的一部分,其真相自然只在小范围內为少数人所知。据说,五千言之《道德经》的作者老子曾是周朝王室档案的管理员,亦是周朝史官,而《道德经》一书中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论,其实在《山海经》之《大荒西经》中已有基本概念:颛顼(一,木)生老童(二,火),老童(二,火)生祝融(三,土),祝融(三,土)生太子长琴(太字藏金),是处榣山(即风雨飘摇之山)始作乐风(寻欢作乐之风,也即生养万物之风)。由此可知,老子之所以曰老子,必取自老童,盖因颛顼的来头远远早过老子诞生之年代,何况老童乃《山海经》最关键之祖名。
3.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阴阳五行学说创始人邹衍毕生成就似乎都与《山海经》暗藏的哲学思想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五行、五德、大九州这三大学说,究其源头,似乎皆可于《山海经》中找到出处。难怪有说邹衍曾观书于周室秘藏,而得大九州等观念,遂而在《山海经》与老子《道德经》的基础上完善了阴阳五行说。所谓周室秘藏,据说收藏有上古包括夏、商历史图册等珍贵典籍,后来全部在周王室王子朝手上失去了踪影,至今下落不明。《山海经》其时是属于周室秘藏的典籍之一,而邹衍则为观者之一。到西汉时期,流失在外的《山海经》得以被西汉政府的史官刘歆正式收编归档。
4.能见到及明了《山海经》大义的除老子、邹衍之外,刘歆可能是最后一位能读懂《山海经》要义的关键人物。让我们看看刘歆的真才实学:他被称为西汉今文学之异军,东汉古文经学之宗师。章太炎说:“孔子以后的最大人物是刘歆。”顾颉刚称刘歆为“学术界之大伟人”。作为古文经学的真正开创者,刘歆不仅在儒学上很有造诣,而且在校勘学、天文历法学、史学、诗等方面都堪称大家,他编制的《三统历谱》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此外,他在圆周率的计算上也有贡献,他是第一个不沿用“周三径一”的中国人,并定该重要常数为3.15471,只偏差了0.0131。可见刘歆能校编《山海经》,不可能不深明其中的道与数、易与理,以及包罗万象的阴阳哲学思想体系。
5.倘若不明《山海经》言之为何物,以刘歆的学识与身份,他断不会领衔校编之并“冒死”给皇帝上书一表其来龙去脉。可惜《山海经》之真相,却随着隐去的《山海经》古图与刘歆一代学问家的逝去而被束之高阁,等到晋朝奇士郭璞对《山海经》首次做注时,已是300 年后的事情了。方士背景的郭璞对《山海经》的理解程度究竟有多少?若从其注释的內容来看是根本看不出所以然的。这就说明,刘歆之后,已无人能够彻底诠释《山海经》。如今,我们虽无法判定刘歆等前辈对《山海经》的认识究竟深到何种程度,但以他们每一位的毕生成就与学识渊博的身份来看,《山海经》毫无疑问是古史经籍中地位最高之作品。这一点,在过去二十年的《山海经》研究热潮中再次得到了学界的确认。因此,作为后学的我们如果不能在研究中有所突破,或者轻易地就采纳并非权威的前辈学者之任何一个结论,比如在《山海经》真相未明的情形下就肯定其是先秦时代的作品,而否定刘歆这位真正的大学问家呕心沥血写就的《上山海经表》内容,就是导致《山海经》正本清源的研究工作越来越失去正确方向的一个重要肇因。
通过以上的分析,读者可以了解笔者之所以在尊重与相信刘歆《上山海经表》关键内容的前提下对《山海经》进行重新解注的原因来自何方,而笔者希望读者与各位专家学者们也都能秉持一个开放的心态来阅读本人的拙著。

文摘
芦鸣奇人
南半球的墨尔本,正是天高云淡、色彩丰富的金秋季节,一天我去银行办事,与和我相别近十年的好友石林相遇,无比的兴奋, 同时还发现另一位阔别多年的好友芦鸣此时也从海外回到澳洲。
我们自然相约一叙。他俩当晚来到我的新家,开怀畅饮,并各自讲述了这些年的生活经历。就像二十年前我第一次认识芦鸣时一样,这个语不惊人誓不休的人物,居然再次让我刮目相看。但这一回,芦鸣已经不是用他招牌似的快人快语来展现他的激情,而是用他已经完成的三本沉甸甸的著作:《谷子鬼》《上帝的影子》《山海经探秘》,来向我这个干了一辈子文化事业的老友汇报他的重大发现。而我也将2012年出版的一本著作《国际流浪汉》赠予了他。
对文化总是敏感的我,马上被《山海经的真相》及《山海经探秘》这两个标题给惊呆了。
芦鸣,这个一直以来游弋在商海中的传奇人物,此时还未届不惑之年,竟然选择了这样一个亘古以来众多学者及大学问家都没能全面系统诠释的古典巨著《山海经》,作为自己进入文化领域的起点,其勇气与胆量,不得不让我重新审视这个从二十年前就开始书写不凡经历的人。
我的一生都以塑造刚强与震撼性的人物为荣,此番面对芦鸣在人生路上的又一次突破,油然生出震惊与激动的感觉。而芦鸣在概括性地让我了解完其思想历程与研究《山海经》的来龙去脉之后,希望我能为他即将出版的第三本书《山海经探秘》加写一篇序。我没有马上答应他,因为我虽然喜欢历史,但毕竟离《山海经》太遥远,我说我先看看书。
几天来,我沉浸在他的著作里,他的发现、发掘、考证、论述,是这样的系统、全面,敢于否定,敢于用全新的视角与观点去阐述。古语有言:术有专攻,我不敢妄自评价这本书在学术领域的真伪和它的价值。但是,令我折服的是芦鸣这种敢于向学术高峰挑战的精神!作为多年的挚友,我欣然答应给他加写一篇序。我仔细想了想标题,就将原拟的《芦鸣其人》改成了《芦鸣奇人》, 根据我们对他的了解,我认为用奇人似乎可以更准确地让读者了解芦鸣其人, 同时也可能更容易理解,为何《山海经的真相》会出自芦鸣。
敢说芦鸣是奇人,那他就得有传奇人物的基本特征与出奇的人生经历。假如芦鸣今天没有在我面前呈现这三本奇书,我想,其人的传奇经历在我这个“国际流浪汉”的大视野里,恐怕还难以激荡我的情怀。但今天,当我将他过去二十多年的真实经历梳理一遍之后,我发现,他作为60 后这一代华人的一个鲜明特征,在与他起伏跌宕的生活色彩相结合后所反映出的人格形象,堪称当代海外华人奋斗与生活的一个典型缩影,而我因此就将芦鸣其人其事简要地概括成了三奇。
芦鸣的三奇来自于他人生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闯荡海南
芦鸣在大学毕业工作一年后,就打破了铁饭碗的生存习惯,辞职并离开了福建,闯到了海南。他下海的第一年,就干了一件不凡的事情,不仅体现出其人内在的一种奉献精神,也崭露其一种不同凡响的勇气。那时,海南正值开发建省的热潮。中国第二届铁人三项赛组委会遇到了空前的挑战,眼看齐聚在三亚市的全国运动员与组委会已陷入困境,芦鸣毫不犹豫地将所有一切都投入到其中,他不仅将父母积蓄多年并给他做本钱的唯一资本5000 元人民币捐给组委会,还全身投入到组委会的日常工作中,最终顶住了层层压力,为中国第二届铁人三项赛的成功举办立下了汗马功劳。那看似普通的运动会里面的故事,只有了解内幕的人才知道,其中不乏惊心动魄的绑架情节、令人难以置信的争斗版本,是海南省改革开放初期,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激烈交锋过程的里程碑事件。而芦鸣在这次事件中,自然也成了一个核心人物,并初露其异于常人的一面。据芦鸣说,当时随中国中央记者代表团来为铁人三项赛助阵的名作家老鬼, 在其赠予他的《血色黄昏》书页上写了有这样的一段话:不管是碰到九十九次壁,还是遇到九十九次难,卢顺明都像铁人一样,始终勇往直前。其他随团而来的老一辈导演李新、田华等也为顺明写下“像大海”之类的赠言。现在的著名导演姜文,当时在庆功晚宴上,还被组委会特意安排和芦鸣坐在一起,以示对这个小伙子在被绑架、被恐吓时所表现的无畏精神的一种敬佩与鼓励。像这样一种不是可以随便杜撰与书写的经历,我想,在华人当中也是属于少数人的,故我将芦鸣的那段可以轻易证实的历史,当作其人生的第一段奇旅来概括。
第二个阶段:闯荡世界
芦鸣于1989年初离开海南,五月初去了遥远的南美洲玻利维亚,并于同年从智利来到澳大利亚,在这里,他书写了人生最重要的一页。
在澳洲,他的常用名是Steven Lu,知道其全名是卢顺明的人很少,而其笔名芦鸣是这两年才起的。在海外华人的圈子中,Steven Lu早在1991年时,已经一度成为行销领域响当 当的名字。而事实上,他在澳洲人的营销圈子中,也是最早让澳洲人刮目相看的华人之一。这是因为他是澳洲网络营销领域第一个做成功的中国人,所以他在1992年曾经是众多中国留学生崇拜的偶像。而我也是在那时首次见到已经名声在外的Steven Lu。我是九十年代初移民澳洲的,当时我正在拍摄一部大型记录片《中国留学生在澳洲》,芦鸣自然成了我要拍摄的重点对象之一,而且我的朋友石林也认识他。其实,当年两万在澳中国留学生中知道Steven Lu的至少有80%,澳洲的华文杂志还写过他的专访。1993年,芦鸣尽管在一个行业里成了闻名遐迩的人物,但他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却并不是他那开着豪华跑车、挽着大美女的形象,而是他抱着一把吉他,为他的新娘子弹唱情歌的状态。那时我就惊讶地发现,芦鸣不仅能够作词作曲,还有一副好嗓子,我自然可惜他没有在音乐领域发挥他的奇异天赋。第一次相见后,我们成了朋友。而当他几个月后出现在福建电影制片厂、我在中国的家中时,曾经意气风发的Steven Lu尽管还在强撑着中国人惯有的那种面子,我却已经从他的眼神中读到了一种深沉的哀伤,那里面含有人性的悲怆,结果就埋了一粒芦鸣的种子。终于,他的一曲《那是什么风》在1994年登上了北京音乐台的排行榜,他的海外留学生词曲专辑也在北京发行,那是作为文化人的芦鸣,又一次让我看到了令人惊奇的身影——一个仅靠函授课程学了点词曲作法的人,竟然成了中国首张海外词曲专辑作者。但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芦鸣回国后的家庭变故与遭遇使其跌入了人生的最低谷。那种巨大的反差,用芦鸣自己的话来说是: 人性的一体两面,也只有在劫难之中才能有切身的体会与深刻的认识。
人生是低谷或是高潮,本来也是自然现象的一种。芦鸣的一次成功及随之而来的一次失败都算不上什么奇,但他在两年之中,一次次冲破重重阻力,最终再次回到澳洲并重新站起来的过程,在许多人的眼里就是一种奇迹,而在我眼里,无论是他在南美洲的困境中,还是他在落难的煎熬下,芦鸣都让我清楚地看到,他那股不屈不饶的韧劲,真的就像老鬼当年在海南三亚鹿回头宾馆中为他所下的断言:此人下海的第一课,已学到了铁人精神。
也正是靠着他人生第一课所学到的勇于奉献、绝不屈服的精神力量,芦鸣才能在过去的十年中用铁的事实证明,他曾经获得的成功绝不是侥幸而来,他曾经的付出也绝不会是无用之功。只是这一次,他已知道了谦卑与低调的深意, 所以他就在生意经念到最高潮的阶段,学会了放下,从而为他转身进入文化的圣殿埋下了伏笔。
第三阶段:实现梦想
我曾经在芦鸣的书桌上看到他的梦想:诗言志。要言人不能言的,言人不敢言的。他在我第一次认识他时,他告诉我说,他这一生的梦想,其实是当作家。
纵观他的为人,他就是一位直爽且敢作敢为之人。在他生活的征途上,不论是做什么,始终贯穿一条主线,那就是浓厚的文化气息。许多喜欢上Steven Lu 训练课的经销商都有同感:这个澳洲网络营销界的领军人物,在大部分时候, 最喜欢的不是传播销售与赚钱的技巧,而是钟情意味深长的理念。
所以,像芦鸣这种性格的人,一旦碰到《山海经》那种怪言多多而至学者大儒都难以言表的书,自然就会无所畏惧地迎接挑战,恰如他一路走来所接受的种种机遇和磨难。现在,当我看完他的三部曲后,冲出来的第一个感觉,他真的做到了敢言别人不能言的,敢言别人不敢言的。对于这本被誉为古圣之书的《山海经》,几千年来中国和世界众多学者,有过各式各样的诠释、评价, 但一直到现在,可以说还没有一个像芦鸣这样系统的、全面的解读和诠释。因此,在他的著作中,《山海经》已不仅仅是一本地理志了,他实际上是把政治、律法、人文、经济、社会、情感等诸多方面的元素都融进了他的文章与注释中,从而把这部《山海经》推向了一个全新的认知高度。这种敢为天下先的论著,只有那些宁为探索创新去经历百般折磨和历史的考验与鞭打,也不愿去因循守旧而固步自封的人才可能完成。
芦鸣血液里流淌的是中华的语言,而骨子里则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交融的精髓,他的思想不仅仅与华夏族群的传统文化共鸣,而且也和世界各族的文化共舞,所以我说卢鸣可谓奇人也。
著名影视表演艺术家、专栏作家、大洋洲文联副主席 达奇
2014年5月18日于墨尔本

购买书籍

当当网购书 京东购书 卓越购书

PDF电子书下载地址

相关书籍

搜索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