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崩地解:黄宗羲传.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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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史学家、教育家,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为清初三大儒。他早年多磨难,父亲作为东林党人被魏忠贤等“阉党”迫害致死,青年时期逢明末离乱,身为复社成员又遭吴大铖迫害。明亡后他投身抗清活动,一度以“游侠”形象往来于各抗清组织。终于在抗清一次次失败、清朝统治日趋巩固之后,他开始以孔孟为楷模,一边著书立说,一边坐馆授徒,立倡文明救世,质疑帝制法权,从朝代更迭的历史教训中,生发出积极进步的民主思想,成为中国本土生长的思想启蒙先驱。
本书作者多年研究明末清初历史,对黄宗羲思想有深切的理解认同。本书将传主的身世、生平重要活动和其学术思想,融会在相关历史资料的梳理之中,条分缕析,夹叙夹议,使传主的形象渐渐凸现、清晰,在阐述其思想时,对照现实并提出自己的深刻见解。作为一部思想家的传记,它在呈现传主思想价值的同时,也融入了作者的思考探索,最终使其成为一部极具思想含量的作品。

编辑推荐
责任编辑荐语:
一部极富思想含量的传记作品。作为中国本土生长的思想启蒙先驱,黄宗羲从“游侠”到“大儒”的一生,是乱世里知识分子寻求救国之道的历史缩影。

文史专家 孙 郁:
作者以非正宗的史笔写传主的苦路之行,内心活动与环境勾勒均有动人之色。既有士大夫内心的还原,又带学术史的奇思。小心的考证,大胆的陈述,将社会氛围、士人之雅好与现实生活之抵牾,进行了多角度的透视。全书行文散淡洒脱,沉静的叙述里峰回路转,演绎了一代人的心史。

文学专家 贺绍俊:
成熟新颖的名人传记,潇洒自由的学术随笔。

作者简介
李洁非,男,1960年生于安徽合肥。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当代室主任,创新工程首席研究员。多年从事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及文学史研究,亦以明史方面著述见长。主要著作有“典型三部曲”(《典型文坛》《典型文案》《典型年度》)、“李洁非明史书系”(《龙床:明六帝纪》《黑洞:弘光纪事》《野哭:弘光列传》)和《解读延安: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文学史微观察》等。曾获首届冯牧文学奖、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目录
001  序言

001  零壹 / 麟儿
004  零贰 / 随任
008  零叁 / 党祸
013  零肆 / 成人
018  零伍 / 颂冤
023  零陆 / 同难
028  零柒 / 读书
033  零捌 / 应试
038  零玖 / 友游
045  壹拾 / 复社
054  壹壹 / 脱难
060  壹贰 / 别师
064  壹叁 / 起兵
067  壹肆 / 鲁王
074  壹伍 / 游侠
078  壹陆 / 行朝
085  壹柒 / 乞师
088  壹捌 / 窃伏
094  壹玖 / 绝望
100  贰拾 / 多难
107  贰壹 / 梨洲
113  贰贰 / 西席
116  贰叁 / 聚徒
123  贰肆 / 反思
131  贰伍 / 留书
145  贰陆 / 撰史
149  贰柒 / 故人
158  贰捌 / 汰存
164  贰玖 / 偏见
174  叁拾 / 吕怨
187  叁壹 / 余波
196  叁贰 / 辨訾
204  叁叁 / 变化
212  叁肆 / 玄烨
225  叁伍 / 忭忻
233  叁陆 / 天下
241  叁柒 / 史学
247  叁捌 / 掮任
255  叁玖 / 后圣
268  肆拾 / 裸葬
273  肆壹 / 谢世

277  附录一 / 黄宗羲系年简表
290  附录二 / 《清史稿》卷四百八十黄宗羲传
294  附录三 / 梨洲末命
295  附录四 / 文孝梨洲先生私谥议
297  附录五 / 《交游尺牍》选注
304  附录六 / 近人评骘小辑
311  后记

序言
序言
黄宗羲,表字太冲,晚号梨洲。近世将他与顾炎武、王夫之一道,并称明末三大儒。他们都以明遗民终世,而自实际影响言,黄、顾在世已负盛名,王夫之当时知者不多,约二百年后才被发现。顾炎武影响主要在经学,黄宗羲则对清代史学贡献尤卓。清之代明,是中国史一大节点。它造成作为汉族国家的“中国”第二次整体亡国,但从今天观点讲,这是次要的。明代是帝制晚期,嬴政所创的这种极权政体,到明亡时存世近一千九百年。如此漫长时间,积累了大量矛盾,除早就存在的老问题,又有随经济、社会发展而形成的新问题。这令明代一面在制度上走到尽头,没有活力,上下苦闷;另一面,社会现实、思想现实又充满躁动。思想方面,整个中晚明兼有解体和解放双重特征,像极了欧洲文艺复兴对于中世纪的反动。政治方面,士大夫在朝堂上开始自觉结成利益集团,与皇权系统相抗,“宫”“府”冲突一直伴随明朝到亡。而在地方或民间社会,乡绅对地方事务和民心、民望、民风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渐而能与官府相颉颃,东南一带以乡绅崛起为背景的社会再组织情形,万历以后相当显明。所有这些,当然以当时经济、生产的重大变化和突破为底蕴。打个比方,明王朝有如一只大脓包,细菌等病原体与白细胞的厮杀,以大脓包方式表现出来,看上去是很丑陋,但脓包破时毒素也就流尽,历史将能生长新鲜的肌肤。黄宗羲就活在这大脓包行将溃破的时代,他看得很清楚,脓包仅剩一层薄皮,近乎透明,触之即溃。偏不承想,溃破的当口儿,白山黑水之满人,趁乱而入。对此事的后果,当时自有各种解读,其中,从效忠明朝或华族亡国角度做出反应的,不乏其人。但以黄宗羲为代表的一些杰出人物,则从更高的历史高度看问题。他们主要看到两点。一是“大金—大清”文化上过于粗陋野质,他们入主中国,势必以这较大的文化落差拖中国文明进程后腿;二是当时中国已有明显的变革迹象,条件颇备,意识亦开始觉醒,而异族统治则势必以新的矛盾内容、矛盾关系,扭转中国历史呼之欲出的变革主题和方向。后来事实证明了这种预感。在近代化历程中,中国与欧洲拉开差距,主要取决于十七、十八世纪这二百年,明亡清兴可谓是其节骨眼儿。如今论到中国近代史,习惯以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为起点与视角,其实可以试着将视线提前二百年。一旦基准点选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而非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我们眼光或大不相同,对一些事情看法可随之刷新。比如中国文化有无自我更新能力,中国历史可否自发孕育现代性,以及中国有无民主、法制、共和等思想的原创根芽……在鸦片战争视角下,这些都被否认了,认为非中国所能有,只有靠从欧美输入。以后,又有不少人断言“民主”等是外来物、不适合中国国情。这两种看似对立的看法,都认为近代之门,我们不能主动启之。究竟如何呢?或应越过清代的两百多年,到明末看一看。黄宗羲当能告诉我们不同的话语。一方面他平生所历很精彩,值得一述,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对我们重新确认中国精神资源颇具启发。黄传过去已不算少,然而写得简明、详略得当,又能深入浅出的,似未得见。笔者除把握好主题以外,便想在这两个方面多下点功夫。体例上别无特别,唯行文之中夹注,通行的方式是加括号,但考虑到引用的传主一些诗文,颇多自注,若以括号标识,有失古意,故借鉴中国旧式印书的办法,凡夹注一律以较小字号排出;其中引文这一部分,传主原注则字号略小而字体不变,倘若注出笔者,则另择字体。谨序。

后记
后记
一百年来,中华民族翘首期盼的,应不仅仅是器物现代化抑或生活之富足,而是开明、健康、充满善意、令人愉快的社会。
一九二三年,梁启超论述五十年间中国走过的路,把它分为三期,第一期是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方面感觉不足,第三期是从文化方面根本感觉不足。
这确是我们民族觉悟的三个阶段,但当中有一个大失误,就是认为中国补上这些不足,唯有走全盘西化的路——陈独秀所谓“欧洲输入之文化”——中国文化则被置于彻底否定的境地。比如鲁迅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的书”。
但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古老民族,完全用拿来主义办法,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
历史进化,缺不了一门功夫:解释学。西方的近代之路怎么来的?很多人忘记它先后做过两件重要的事情。一个文艺复兴,通过祖述希腊,走出中世纪。一个宗教改革,使基督教核心价值融入资本主义伦理。这两件事,使西方打通了自己的古代、中古和近代文明。不独西方,其他近代化之路走得扎实的地方,也都不曾将传统打烂。我们左近,有日本可以观察。
莫非中国人不懂这个道理?不是。春秋战国,是运用解释学衔接过去未来的典范,孔子就是一位解释学大师,他通过“述周”,为中国后来两千年世界领先的农耕文明奠定基础。秦代大斫伤后,汉儒又出色地完成了文明接续任务。已经嗅到近代民族国家气息的宋明两代,也是解释学重镇,而着手于与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相似的新儒学建设。
说起来,二十世纪中国对自身传统也并非不曾尝试新的解释,但一是专挑中国文化坏的方面来解释,二是专把中国文化往坏里解释。终迄“文革”,这种思潮达到顶峰。
抹煞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认为它只有消极面,造成一大困难,一大矛盾处境。一方面,更好社会绕不开人类共通价值;另一方面,此类价值却被指为中国所天然匮乏。于是,在中国讲民主、个人尊严、精神独立等,变成了伸张西方话语。美之者如此,詈之者亦然。
这是我们奋力向前的大障碍。中国要将社会改进目标从生产和技术的发达或国力强盛层次,提升到开明、健康、充满善意、令人愉快这种“好社会”层面,非得重新解释自己的文化,使之不外在于人类共通价值;比如,对民主社会、法治社会的追求,不是抄摹外国,不是以夷乱华,而是中国精神资源固有之义。
这不是搞廉价的“古已有之”。人类共通价值根植于普遍人性,本非一时一地、个别民族个别文化所独有。其次,中国文明既然数千年傲立于世,乃至是唯一从古代延嗣于今、不曾中断的文明体系,则必有厚德善因,以及正大轩昂的道理。诚然,历史上我们曾顿挫、停滞,以至有朽腐窳隳的段落。但是,讳疾固不可取,隐善扬恶又岂宜乎?良则良,莠则莠,理应分别论之。“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从孔子起,倡文明、反野蛮,始终是中国历史主线,着眼整体,就能看见这条主线。
中国欠一个解释学努力,欠一个自己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没有哪个国家可在一味反传统中完成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衔接,走出健康的现代之路。
实际上,近代中国曾经有过类似尝试,黄宗羲写《明夷待访录》、重新发明孟子,就是如此。而且他的工作,当时在世界范围甚至具有领先性。这些可贵幼芽,虽因社会条件严酷(清初激烈的民族矛盾)未能生长而夭折,但无疑是我们正面的精神资源,沿着它、通过它,可以追寻到中华文化向善和光明的力量。黄宗羲生前自觉地为吾族做着此事,三百多年后既有机会替他作传,我自当接过这衣钵。简而言之,为中国文化激浊扬清,彰其与人类文明并行不悖的一面。中国真正交其“大壮”之运——以今天话讲是实现向开明社会的进化——这将是关乎根本的环节,有巨量的工作在等待我们,几十个世纪的精神脉络和底蕴需要整理与重释,亟盼有识者同襄其事。

文摘
零壹 麟儿

绍兴古称越,宁波古称甬,余姚大致居它们中间。如今余姚隶属宁波市,四百年前却在绍兴府治下。本书主人公乃余姚人氏,他一生许多故事与以上三地有关,故而我们先取得一点地理的概念。
余姚东南一带,眼下称梨洲街道,那是二○○一年为了城市化,将梁辉镇、余姚镇等十余村合并后新改的名称。四百年前,这里的古名乃是通德乡。
通德乡有座桥,叫黄竹浦。它还有别的名字,“黄家竹桥、竹桥、黄竹浦是一座桥名的不同说法”。桥至今仍在,石制;从那个“竹”字来看,原来大约是竹造的,后来变成了石桥。至于黄竹浦中的“黄”字,则确因周围住着一支黄姓宗族。他们分布于一个较大范围,包括周家埠、后新屋、前园、李家塔几个自然村,黄竹浦本身并非村落,但黄氏以之为中心点,来指代全族的聚居区域。
明万历三十八年八月八日1610年9月24日,黄家李家塔一支的长媳姚氏临盆。戌时,暮色刚落,诞一男婴。孩子的父亲预先做过推算,“年月庚戌乙酉,得日时庚辰丙戌”,实际竟然分毫未爽。
乳名也早就起好,单唤一个“麟”字。
它得自姚氏一个梦,梦见自己生了一只麒麟。这是很好的梦。古以麒麟为仁兽,“圣王之嘉瑞也”。鲁哀公十四年前481有猎获麒麟一事,《春秋》记之:“春,西狩获麟。”写完这一句,孔子便辍笔了。杜预于此注道:“时无明王出而遇获,仲尼伤周道之不兴,感嘉瑞之无应,故因《鲁春秋》而修中兴之教。绝笔于‘获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为终也。”说孔子本是为发扬周的道德而作《春秋》,现实却很令人失望,故对“时无明王”而仍有“获麟”之事发生,孔子感到无法解释,灰心而且伤心,索性就此搁笔其后至哀公二十七年这段尾声,非其亲笔,由门徒续完。
姚氏是否果有“获麟”之梦,无从考究。据说,新生儿“额角有红黑痣如钱,左右各一”。我们知道麒麟是头上生角的,这描写自然意在印证“梦麟”之确。还有人查阅宋濂《孔子生卒岁月辨》,发现“与孔子生歾,只差一字”。凡此种种都预示着,降生在黄家的这孩子,非比寻常。古时对一般所谓“人杰”,喜欢就其身世搞一点穿凿附会,我们姑妄听之。但无论如何,男婴乳名叫“麟”却是事先起好的,并非后来另改。
说起黄竹浦黄家,嗣胤虽繁,在当地却还称不上望族。宗谱上所载前十世,似乎都无名讳,仅以排行相称,如“万二”“亚一”“从二”“辛六”“端十四”“福十”“顺六”等。这是门户低微的特征。古时村野之夫,除有姓氏之外,只以排行区分,非得具一定身份地位的人家,才有专门起名的必要。
黄家这一支,到了第十一世,始有确切名讳。不过仍不稳定,有时又“失讳”无载、仅具排行。至第十四世,终于稳定下来,族中不仅各有名讳,甚至可以知道他们的表字。第十五世,出现第一个读书人,讳曰坤,字龙蟠,是“郡庠生”府学学生。第十六世,出现首位为官者——此人非他,正是麟儿的父亲黄尊素。
黄尊素,表字真长。生麟儿那年,他二十六岁。这是他初次得子,他本人是长房长子,他的父亲黄曰中也是长房长子,到麟儿这儿,连续三代长房有子,从伦序角度说,意义非常,十分可喜。这种好兆,很快有了进一步的验证。麟儿出生的第六年,黄尊素“举于乡”。明清两代,当上举人便有做官的资格。过去族中无人中举,学历最高的叔父黄曰坤,仅为府学生。黄尊素中举后,丝毫没耽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翌年会试一举再登进士第。科举途中,能从乡试而会试连捷,甚是难得,多少人都蹉跎不已,屡试屡败。
不单功名得意,黄尊素子息也来得旺盛。成进士当年,次子出生,隔一年,又得第三子。这三个儿子,日后名望都很高,人称“浙东三黄”。他们便是长兄黄宗羲表字太冲、仲弟黄宗炎表字晦木、叔弟黄宗会表字泽望。后又有第四、五子黄宗辕、黄宗彝。


零贰 随任

黄尊素成进士,时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第二年得授宁国府推官,于是携眷赴任。此后九年,麟儿都跟着父亲随任而往,度过一段官宦人家子弟生涯。
这正是他从童年到少年的阶段。此时他的生活,无忧无虑,多少显得平淡,所以《年谱》记载极简,似乎没有特别值得一叙者。
稍有兴味的,或许在于他的资赋和求学。古时才子硕儒,往往幼年即显异禀,麟儿却完全不曾留下类似美谈,好像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孩子。天启二年1622,父亲把他从宁国单独送回老家,去郡城绍兴“应童子试”。那是获取生员资格的考试。当时念书由私塾开蒙,念到一定程度,参加官学考试,县、府、院共考三道,全都合格通过,就取得官学入学资格,成为生员亦即俗称的秀才。勿要小看童子试,那是通往仕途的第一扇门,也殊为不易,考了一辈子到七八十岁仍通不过的,大有人在。麟儿一次成功,次年“补仁和博士弟子员”。博士弟子员是生员别称,仁和是当时浙江一个县。换言之,麟儿就此成为仁和县县学的学生,那年他十四岁。
不过此事或许有些名堂在内,主要看那个“补”字,作何解释。
明代从太学国子监到地方上的府、州、县学,名额都是一定的。洪武年间,“生员之数,府学四十人,州、县以次减十”,以后历朝具体人数有所增减变化,而有定额这一条不变。原因是,凡入官学,朝廷就要每月按人头支出,“师生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换言之,每个学生将由国家所养,故必然有额度限制。既有定额,不言而喻是缺一个补一个。补缺机会,无非是有人升了太学、考取举人或因过黜免。每次招考,“一等前列者,视廪膳生有缺,依次充补,其次补增广生”。廪膳生指“初设食廪者”,增广生则近乎后代的扩招生、走读生。
麟儿“补仁和博士弟子员”,自然可以是这种正常的“补”,但并不排除另一可能。《思旧录》邓锡蕃条记:

邓锡蕃,字云中,金坛人,嵊县知县。余弟司舆补弟子员,为公所荐。

“司舆”是四弟黄宗辕的表字。又,冯元飚条也记:

塘栖卓大丙年十六七,其妇翁引之见余,余言于公,即为致书杭司理宋璜,大丙即补博士弟子员。
显然,“补”还可以通过请托亦即“走后门”达到。这种事,黄宗羲亲自运作过两回。一次为四弟宗辕宗辕四岁时父亲已被害,宗羲长兄如父,补弟子员一事必出彼手,另一次是为一个叫卓大丙的熟人家子弟。以此佐证,我们设想黄尊素当日为了麟儿亦曾如此,大抵并不离谱。
我们作此猜想,主要依据是少年时黄宗羲不算刻苦用功的孩子。按他的表现,应试会有相当难度,更不必说还一考即中。他自己回忆说:

宗羲此时年十四,课程既毕,窃买演义,如《三国》《残唐》之类数十册,藏之帐中,俟父母熟睡,则发火而观之。
他的兴趣,不在正经功课上。所热切去读的东西,如今虽是堂而皇之的“文学经典”,以当时来论,则并不高于琼瑶古龙之类在今下的地位,耽于其间,不能不意味着疏怠学业。
麟儿保守着自己的小秘密,以为瞒得甚好,实则和每个背地里捣蛋的孩子一样,自以为得计而已。“一日出学堂,忠端公见其书,以语太夫人,太夫人曰:‘曷不禁之?’忠端公曰:‘禁之则伤其迈往之气,姑以是诱其聪明可也。’自此太夫人必窃视宗羲所乙之处,每夜数十叶,终不告羲为忠端公所知也。”古时读书,爱在书上画“乙”字作为标记,类乎今人打钩画杠之类。麟儿不知,他每夜标注过的几十页,悉为母亲姚氏所掌握。
黄尊素纵容麟儿读闲杂书,说明他不是功利心很重的父亲,无意将儿子精神空间挤压到唯以举业为念的扁平态,以致伤了“迈往之气”。这是对的,于黄宗羲的精神格局发生了良好影响。然而话分两头,从应试角度我们得说,未来第一等的学问家黄宗羲并非优等生,拙于考试在他可谓始终的短板,一生最高“功名”止于“博士弟子员”。从日后崇祯间的屡次乡试不中,我们自有理由认为,连当初那个生员出身,多半也未必是靠“真本事”挣来的。
天启二年,黄尊素在考评中升官,得授御史,位子一时无缺,乃先回乡待命。第二年任命下来,去都察院做山东道监察御史。这样,麟儿又随着父母北上,来到遥远的北京。
北京是大码头,麟儿很开眼界,见识了各种场面和人物。晚年他曾有一笔述及:“余十四岁时,随先公至李皇亲园看牡丹,公指朱大典方较射园中,得一见之。”印象新鲜如昨。而更开心的,还是杂书易得。先前,不论故乡或是宁国,不会有北京那么发达的市肆供他游逛。“窃买演义”之“窃”字,暗含了违禁少年所特有的快乐喜悦,那感觉,想来也为现在偷泡网吧的孩子所共有。
可这无忧无虑的光阴,没有维持多久。麟儿并不知道,当自己享受“少年不知愁滋味”时光的同时,父亲却正卷入一场严酷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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