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鹏品读《资治通鉴》:帝王教科书.pdf

姜鹏品读《资治通鉴》:帝王教科书.pdf
 

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历史通俗读物,为《百家讲坛》栏目结集作品。
梁启超在其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里称《资治通鉴》是一部“皇帝教科书”。作者从应用历史学角度讲述了《资治通鉴》作为一部全面总结了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历史典籍,虽然它全面总结了宋代之前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规律和经验,是中国自宋代以后帝王们了解中国传统政治法则、提高治理国家能力的首选教科书,但它的影响力在今天不仅超出了史学研究范畴,还为当下的管理者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编辑推荐
2014年7月16日央视《百家讲坛》播出同名讲座;比电视节目多4万字精彩内容;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姜鹏,从应用史学角度,总结政治经验,提炼管理智慧,助你提升领导力

名人推荐
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
——曾国藩

例如《资治通鉴》,其著书本意,专以供帝王之读。故凡帝王应有之史的智识无不备,非彼所需,则从摈阙。此诚绝好之“皇帝教科书”。而亦士大夫之怀才竭忠以事其上者,所宜必读也。
——梁启超

媒体推荐
1. 这是一部政治教科书,成功是这样炼成的!
2. 历史绝不是休闲读物,是工作、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经世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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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政治经验,提炼管理智慧,提升领导力。
5. 康熙帝精读《资治通鉴》详批107条;
梁启超称《资治通鉴》是一部皇帝教科书;
曾国藩称《资治通鉴》是中国经世哲学巅峰之作。
政府官员、公务员、所有职场人,文史研究者和爱好者阅读、收藏,既可以汲取丰富的管理智慧,还能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
6. 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姜鹏,继《汉武帝的三张面孔》和《三国前史:一个傀儡的力量》之后,再登《百家讲坛》。

作者简介
姜鹏
汉族。浙江宁海人。2000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专门史方向,获博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研究领域:思想文化史、中国传统史学、《资治通鉴》研究。
2012年和2013年在央视《百家讲坛》分别主讲大型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和《三国前史:一个傀儡的力量》。
著有《汉武帝的三张面孔》《三国前史:一个傀儡的力量》《北宋经筵与宋学的兴起》等作品。

目录
第一章 皇帝的教科书

一、特殊的读者
二、成功帝王的类型
三、失败帝王的类型
四、我们的视角


第二章 意蕴深远的开篇

一、“无头”的开篇
二、司法必先守法
三、法的价值


第三章 用人的学问

一、关于继承人的争论
二、荀瑶的表现
三、智赵斗法
四、人才的“才”与“德”


第四章 魏文侯的领导素质

一、礼贤下士
二、诚信与担当
三、听取不同声音
四、各司其职


第五章 无用乃大用

一、以人才为宝
二、魏文侯选相
三、翟璜的疑问
四、“有”与“无”的辩证


第六章 商鞅的得与失

一、人才与国运
二、商鞅去魏
三、诚信与立国
四、法本与人本


第七章 “听”的政治

一、“听”的层次
二、孟尝君听谏
三、赵王听谗
四、齐威王明听


第八章 虚己任人的刘邦

一、司马光“三大法宝”论
二、任官:刘邦与陈平
三、刘邦善用人的奥秘


第九章 信赏与必罚

一、信赏:刘项差别
二、刘邦本色
三、信赏与“懂”赏
四、必罚:刘邦诛丁公


第十章 自责与自悟

一、项羽的用人术
二、一个比较
三、霸王的最后一战
四、至死不悟


第十一章 继承人稳定法则

一、赵武灵王的悲剧
二、燕王哙的荒谬禅让
三、刘邦立嗣风波


第十二章 克己守法的汉文帝

一、不以私意扰法
二、魏文帝的反例
三、冯唐的唐突


第十三章 扰民与享乐主义

一、君主的五种类型
二、露台之金
三、汉文帝的墓葬
四、秦朝的反面经验


第十四章 用时间消化矛盾

一、吴太子之死
二、文、景的不同策略
三、七国之乱的平定
四、文、景比较


第十五章 名将们的生死恨

一、“真将军”周亚夫
二、周亚夫之死
三、李绩与唐太宗父子
四、“雄猜”失策


第十六章 黄河治理与民生问题

一、汉武帝时代的黄河泛滥
二、国计与民生
三、司马光的批判
四、历史判断的两难


第十七章 文武张弛之道

一、汉武帝的成绩与不足
二、汉武帝的反省与托孤
三、霍光对汉武帝的纠正
四、汉武帝的遗产
五、历史环境与历史目的

序言
序 章
经典是怎样炼成的

一、《资治通鉴》的精髓
作为一名历史学教师,经常会有人向我问这样的问题:姜老师,我想知道一点中国历史,了解一点传统文化,读哪些书比较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却也是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们的传统文化非常发达,留存的典籍浩如烟海,要挑出其中最精粹、最值得读的内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中国传统的学问中,史学又是特别发达的一支。流传到今天的史学典籍一共有多少,是几万种,还是十几万种,还是几十万种?恐怕没有一个学者能作出精确的统计。这么繁多的史籍,不可能有人把它们都读遍,也没有必要读遍。但对于喜欢钻研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智慧感兴趣的人来说,有一部书不可不读,那就是被人们誉为“帝王教科书”的《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为什么被称为“帝王教科书”?“资治通鉴”的本意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治道”就是治理国家的方法。借鉴以往的历史经验,帮助当前的人寻找治理国家的方法。所以这部书最大的特点,是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全面总结了以往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规律和经验。它在汇总中国古代政治智慧方面的成就,是无法超越的,也是无可替代的。对政治经验的总结,也是整部《资治通鉴》的精髓所在。在它编成之后,每位想好好治理国家的皇帝,都得认真读它。比如,清代的康熙皇帝,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皇帝之一,他就非常注重学习《资治通鉴》。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这一年里,他把《资治通鉴》仔仔细细读了一遍,并做了107条读书笔记。
我们今天处于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没有帝王,也没有士大夫了。那我们还有学习《资治通鉴》的必要吗?当然有。首先,从实用角度看,不管时代怎样变化,社会管理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资治通鉴》归纳出很多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一般规律。抛开帝王和士大夫这类特殊的个人身份,今天在不同工作岗位上的人,仍然能从《资治通鉴》中汲取丰富的管理智慧。其次,从文化角度看,《资治通鉴》集中国传统政治智慧之大成,通过阅读《资治通鉴》,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

二、司马光的“史学童年”
历史上这些浩如烟海的典籍,历经大浪淘沙,能够“屹立不倒”,成为经典的,只有像《资治通鉴》这样的少数著作。《资治通鉴》为什么能被后代帝王奉为治理国家的万能全书?这部经典是怎样炼成的?这是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的问题。
《资治通鉴》的“领衔作者”是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这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大家从小就听过“司马光砸缸”的故事。绝大多数人对司马光的了解是从“砸缸”开始的。这个故事说明司马光从小就很聪明,但小时候聪明的人多了去了,为什么只有司马光能编出《资治通鉴》这样伟大的著作?其实《宋史•司马光传》里面记载过司马光童年的两个故事,其中一个当然就是“司马光砸缸”。还有一个故事,一般读者不太注意,而这个故事恰恰和司马光后来能成为一名伟大的史学家有很直接的关系。
这个故事的内容是什么呢?司马光六岁的时候,家长开始让他念书。七岁那年,司马光听到其他成年学者在讨论一部叫《左传》的书,听完大人们的讨论之后,司马光对这部书很有感觉,史传上说是“大爱之”(苏轼《司马温公行状》),回来之后就为家里人复述他所听到的内容,居然能把大概的意思讲得八九不离十,司马光从此就迷恋上了《左传》,开始认真研读。《左传》是怎样的一部书?这和司马光后来编写《资治通鉴》又有什么联系呢?《左传》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成熟的史书,记载了春秋时代的历史,尤其擅长描写战争。喜欢历史、喜欢战争,是很多小男孩的共性,司马光也不例外。自从司马光发现了《左传》这个宝库,史传上说他“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苏轼《司马温公行状》)。每天捧着书不肯放下,注意力完全被书本吸引,全然不顾饿了渴了,对天气冷热变化也没有察觉。偶尔到院子里散个步,正好碰见有小朋友掉水缸里,搬起石头砸了缸,救完小朋友后,大概又回去读书了。
有句俗话叫“三岁看老”,从司马光童年的这两个故事里,我们能看到什么?首先,司马光从小就有超乎常人的好学精神,这和他以后能成为大学者有直接联系。但“砸缸”的故事又告诉我们,司马光不是一个书呆子,懂得应变,而且善于打破常规思维解决问题。想成为一名大学者,学养深厚和善于用非常规思维思考,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司马光就具备这两个条件。
司马光为人比较低调,他自己后来不怎么讲“砸缸”这个故事,但从小喜欢史学这件事却时常提起。比如,晚年把《资治通鉴》编修完成之后,司马光给当时的皇帝宋神宗上了一道奏表,其中有这么一段:“伏念臣性识愚鲁,学术荒疏,凡百事为,皆出人下,独于前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司马光说自己很笨,也没什么学问,什么都比不上别人。这当然是司马光的自谦之辞。但司马光接着说,唯独对于史学,还是下过点功夫的。从小到老,一直保持着钻研历史的嗜好。司马光这里说的“自幼至老”,就应该包括了童年时代读《左传》的这段经历。我们之前介绍过《左传》记载的是春秋时代的历史,而《资治通鉴》正是接着《左传》往下写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童年经历对司马光影响之深。

三、成熟而失败的政治家
从小喜欢历史,矢志成为史学家的学者很多,为什么其中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像司马光那样写出一部类似于《资治通鉴》的经典巨著呢?我们之前说,《资治通鉴》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它最大的特点是汇集了历史上政治智慧的精华,是一部“帝王教科书”。试想,一位根本没有参与过政治,不懂政治的历史学家,写得出这样一部书吗?即便写出来了,会让人信服吗?所以要写《资治通鉴》这样的书,光有深厚的史学涵养是不够的。而司马光恰恰不是一位单纯的史学家。
司马光生长在官宦世家,二十岁就考中了进士,这使得他很早就开始进入了仕途。司马光入仕后,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甚至加入激烈的政治辩论。这样就使得他从一名才华横溢的青年学者,逐渐成长为一颗众人瞩目的政治新星。很多政界前辈都看好他,甚至有人认为他是做宰相的大器,比如,比司马光年长的大学者,也是重要政治人物的欧阳修。欧阳修和司马光曾经因为政见不同,发生过激烈的争执,但欧阳修后来向皇帝推荐司马光,说:“光于国有功为不浅矣,可谓社稷之臣也。而其识虑深远,性尤慎密。”(欧阳修《荐司马光札子》)欧阳修把“社稷之臣”这四个字用在司马光这样一个晚辈身上,评价是非常高的。“社稷之臣”往往指那些能为国家承担重任的人。欧阳修同时也称赞司马光,说他思考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时,能够深谋远虑,做事的时候细密谨慎。
这么看来,司马光应该仕途亨通,大展宏图。我们不禁又要问,如果司马光的仕途真这么一直亨通下去,每天公务缠身,他还有时间编《资治通鉴》吗?命运就是这么奇妙。当司马光进入思想成熟、精力旺盛的壮年时代,看上去就离政治生涯的巅峰时刻仅一步之遥,就在这关键时刻,一股突如其来的时代洪流把司马光从高处冲刷了下来。命运没有给他在政治舞台上一展抱负的机会,反而逼迫他退出政治舞台的中心,来到边缘地带。形势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司马光五十一岁。这一年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实行变法。司马光因为和王安石有巨大的政见分歧,迅速成为反对变法的骨干。司马光不停地给宋神宗写奏表,也写过好几封信给王安石,指出新法可能会带来很多负面效应,扰乱社会秩序,劝宋神宗、王安石以谨慎稳健为宜。但年轻的宋神宗急于求治,最终将天平倾向王安石,支持变法。出于对司马光的尊重,也为了调和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的矛盾,宋神宗在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之后不久,打算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在宋代,枢密使是负责国防、军政的最高长官,地位仅次于宰相。枢密副使就是主管国防、军政的次长。这个任命计划,体现出宋神宗也很想倚重司马光。但司马光非常坚定地拒绝了这个任命,他知道他和王安石之间的分歧是无法调和的。
熙宁三年(1070年),作为政争的失败者,司马光离开了首都开封,次年在洛阳定居。从此在洛阳一住就是十五年。司马光虽然失去了施展政治抱负的最佳机会,却意外获得了很多安闲时光。《资治通鉴》绝大部分内容,是在定居洛阳的十五年里完成的。司马光把自己的很多政治愿景,寄托在《资治通鉴》里面,希望通过总结历史上兴衰成败的规律来证明自己的政治见解是正确的。只有这样一位深谙政治却又有机会赋闲的大学者,才有可能写得出这样一部凝聚着大量政治智慧的史学巨著。

四、皇帝的特殊“关系户”
学养深厚,精专史学,深谙政治,却又不得不暂时告别政治,是司马光能编写《资治通鉴》的内在条件。但如果司马光在政争失败后,不停地受政敌打击,或者隔三差五地奔波换岗,他还能安安静静地编《资治通鉴》吗?奇怪的是,作为反对变法的代表人物,司马光在政见上和当朝皇帝宋神宗以及朝廷上的当权派有着严重分歧,但在洛阳的十五年,司马光几乎没有受到过任何政治迫害和打击,生活平静而安定,波澜不兴。不仅如此,《资治通鉴》的编修,还受到朝廷在人力、物力以及图书资料上的大力支持,使得《资治通鉴》的质量得到充分保证。这是为什么?这就不得不讲到,《资治通鉴》的编成还有一个重要的外在条件,那就是北宋有两位皇帝都对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倾力支持。
司马光是在北宋第四位皇帝宋仁宗时期进入仕途的。宋仁宗晚年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没有儿子。皇帝没有儿子是非常严重的问题,皇位没有继承人就有可能引起政治上的剧烈震荡。而宋仁宗的问题尤其复杂。复杂在哪儿呢?宋仁宗并不是没有生育能力。他有生育能力,但奇怪的是,凡是生下的男婴都早夭,养活的全都是女孩。如果宋仁宗没有生育能力,事情倒简单,在近亲中过继一个。问题是宋仁宗又能生,所以他不甘心,这么大的家当总是交给亲生儿子比较放心。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有大臣劝宋仁宗以大局为重,尽早从宗亲中挑选、领养一个。每次碰到这种情况,宋仁宗总是说,你们再等等,后宫某位妃子马上就要临盆了。但结果没有一次能让宋仁宗如愿。
直到嘉祐六年(1061年),宋仁宗已经五十二岁了,健康状况亮起了红灯,再生育的希望也很渺茫。当时司马光正担任同知谏院的官职,主要责任是给皇帝提意见。司马光抓住机会,激切地要求宋仁宗尽快地从宗亲中挑选后备继承人。宋仁宗一开始还是很犹豫。司马光对宋仁宗说:“唐自文宗以后,立嗣皆出于左右之意,至有称定策国老、门生天子者,此祸岂可胜言哉!”(苏轼《司马温公行状》)唐代自文宗皇帝以后,皇位继承被具有权势和野心的宦官左右,扶植新皇帝的宦官以元老自居,作威作福,皇帝反而成为宦官的门生弟子,造成政治上的混乱不堪。司马光举这个例子是想告诉宋仁宗,万一哪天他驾崩在深宫大内,而外面的大臣们不知道,宫里也出现类似唐代宦官的野心家,控制皇位继承,宋室江山将走向何方,岂能预料?这番话打动了宋仁宗,使他觉得再不确定继承人,整个江山社稷的确面临很大风险。经过慎重考虑,宋仁宗在侄子辈中挑选了一名考察对象,并在次年将他立为太子,这就是后来的宋英宗。大家注意,司马光这番话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引用唐代历史上的成败经验来说服宋仁宗。借鉴历史经验来说明当前该怎么做,是司马光讨论政治时惯用的方法,也是他为什么要编《资治通鉴》的根本原因。
宋英宗能顺利继位,很多大臣都做过工作。但关键时刻,可以说是凭借司马光的努力一锤定音。所以宋英宗对司马光非常感激。司马光曾经向宋英宗表达过这样一个愿望,希望将复杂的历史删繁就简,提炼出对治理国家最有用的内容,编成一部书,供以后的皇帝们学习。首先,宋英宗觉得司马光想做的这件事非常有意义。其次,可能是出于对司马光的感恩心理,宋英宗决定以官方的名义支持司马光编这部书。用现在的话说,是给司马光立了个国家重大科研项目。这就是正式编修《资治通鉴》的开始。宋英宗给司马光提供了三项具体的支持:第一,允许司马光在官员、文士中挑选“科研助手”,国家给与名分、职位。第二,凡是和修书有关的经费开支,都由国家财政承担。第三,所有宫廷藏书、秘府档案,都对司马光开放。这三项支持的力度非常大,尤其是宫廷藏书和档案的开放,大量的珍贵资料,是确保《资治通鉴》成为高质量史书的重要条件。
可惜宋英宗寿命不长,当《资治通鉴》第一部分编辑完成的时候,宋英宗已经去世了。继承皇位的是他的儿子宋神宗,也就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那位皇帝。宋神宗和司马光在政治上分歧非常大,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但这没有减少宋神宗对司马光的尊重和敬意。宋神宗对司马光的感激心理,丝毫不亚于他的父亲宋英宗。所以当司马光暂时告别政治舞台的中心,来到洛阳定居时,宋神宗依然大力支持他继续编修《资治通鉴》。
司马光离开朝廷后,他的很多政敌都在宋神宗面前说他坏话。有一次,宋神宗和宰相们谈话,感慨人才稀少。其中有位叫蒲宗孟的执政官就说,人才都被司马光那些反对变法的邪说带坏了。宋神宗听完后用很严肃的眼光盯着蒲宗孟,看了半天不说话,看得蒲宗孟心里发毛。最后宋神宗说:“司马光者,未论别事,其辞枢密副使,朕自即位以来,惟见此一人。他人则虽迫之使去,亦不肯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三十八)宋神宗说,司马光虽然在政治上持不同意见,但他能坚持自己的看法,不为名利所动,连枢密副使这样的高官都打动不了他,这样的人我做皇帝以来只见过司马光一个。其他人一旦有机会赖上这个位置,撵都撵不走。宋神宗的意思是说,以你蒲宗孟的人品,凭什么诋毁司马光?不久之后,宋神宗就把蒲宗孟给罢免了。我们可以从这件事上清楚地看到司马光在宋神宗心目中的地位。也正因如此,司马光政坛失意之后,并没有受到更大的迫害和打击,能够在洛阳安安静静地编修《资治通鉴》。这样看来,宋英宗和宋神宗这两代皇帝对司马光的信任和支持,是《资治通鉴》得以问世不可或缺的条件。

五、一批优秀的助手
司马光既是一位精通史学的大学者,又是一位身处政治漩涡中心的大政治家。但在他的黄金年龄段没能去执政,而是闲居了十五年,埋头修史。期间无论政坛变化如何风云诡谲,司马光始终能得皇帝的信任与尊重,使得修史工作不致中断。可以说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的条件,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为什么《资治通鉴》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这些条件不可能同时出现在第二个人身上。
那么仅凭司马光一个人,就能修得出《资治通鉴》吗?《资治通鉴》上起春秋战国之交,往下写到宋代建立之前,包含了一千四百年左右的历史,篇幅长达二百九十四卷,光读一遍就得花很多时间,何况是写!不管司马光怎么努力,都不可能独立完成这么一部既庞大又精细的作品。所以我们还必须提到,司马光能修成《资治通鉴》,得力于一批优秀的助手。繁重的史料搜集、甄别工作,由助手们完成,司马光在他们提供的高质量的半成品基础上再加工,修成《资治通鉴》定本。司马光的主要助手有三位——刘攽、刘恕、范祖禹。这三位,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都是超一流的学者。尤其是刘恕、范祖禹两位,是司马光亲自提拔、栽培的青年才俊,承担了很繁重的工作,付出了很多艰辛。
比如范祖禹,从三十岁开始协助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竣工的时候,他四十四岁。这十五年里,范祖禹基本上没做过其他事情。三十岁的年龄正值青春大好,是把握人生际遇的最佳时机。司马光虽然受到皇帝的信任和尊重,但毕竟是政治上的失败者,跟着他走,会有很大风险。范祖禹没有计较任何利弊轻重,而是踏踏实实、任劳任怨,一干就是十五年,没有萌生过任何为自己另谋发展渠道的念头。不是总有人抱怨我们这个时代出不了大师,出不了经典吗?与《资治通鉴》的编修者们作个比较,好好反思一下,我们这个时代不正是缺少这样一种人,这样一种精神吗?任何一部经典都是用生命浇灌成的。《资治通鉴》之所以能成为经典之作,正是倾注了这样一批优秀学者的全部心血。

文摘
第二章 意蕴深远的开篇

一、 “无头”的开篇
司马光希望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指导政治的强烈愿望,读者翻开《资治通鉴》第一页,就能明显地感受到。《资治通鉴》的开篇非常有意思,这么伟大的一部经典,居然是以一句孤零零、没头没脑的话开始的。打开《资治通鉴》第一页,第一句话是这样的:“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开始任命魏斯、赵籍、韩虔三个人为诸侯。这句话既没有背景交代,也没有主语。不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可能根本不知道魏斯、赵籍、韩虔是谁;任命他们为诸侯的人又是谁?一部大经典,居然是以一句没有主语、没有背景交代的“无头句”开始的,让人既感到新奇,也摸不着头脑,司马光到底想讲什么?
《资治通鉴》以这么奇特的方式开篇,一定有深刻的涵义在里面。其实这里交待的,是春秋战国之际一桩非常著名的历史事件:“三家分晋”。春秋时期,晋国很强大,曾出现过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但发展到后来,晋国的权力逐渐集中到少数几个大家族手里,最终演变成魏、赵、韩三个大家族控制晋国国政,晋国国君反而没有权力。到了晋幽公的时候,国君只掌握着两座城池的土地和人民,实力非常微弱,其它土地和人民都在魏、赵、韩三家手里。本来魏、赵、韩三家作为晋国的大臣,应该去朝见晋国的国君,现在由于实力比配倒了过来,大臣比国君强太多,所以晋幽公反而要去朝见魏、赵、韩三家的领袖。晋幽公又是一个非常好色、非常荒唐的国君,为了满足淫欲,有一次半夜里偷偷跑出城去,想到城外找漂亮的妇女媾和,结果月黑风高,路遇盗贼,为盗贼所杀。晋幽公被杀之后,一度引起晋国内部骚乱。魏氏家族的领导人魏文侯,也就是《资治通鉴》开篇中提到的魏斯这个人,非常能干,迅速出兵平定骚乱,控制了局面。晋国内部这样一个格局,使得当时的“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魏、赵、韩三家,晋国国君就渐渐地被无视了。
公元前403年,当时天下名义上的共主周天子,也就是周威烈王,干脆把魏、赵、韩三个家族升级为诸侯国,魏、赵、韩成为三个新的国家,而原先的晋国就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这就是“三家分晋”的历史背景。这是非常有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历史自此从春秋五霸时代逐渐过渡到战国七雄时代,魏、赵、韩这三个从晋国脱胎出来的新国家,和老牌大国齐国、秦国、楚国,以及北方的燕国,被人们称为“战国七雄”。
《资治通鉴》用“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这句话来开篇,并不仅仅是抓住了历史转变的关键事件,而是有更深刻的思想内涵要表达。我们可以先来比较一下,同样一件事,另一部史学名著《史记》如何记载。《史记》说:“周威烈王赐赵、韩、魏皆命为诸侯。”(《史记•晋世家》)直截了当,简明利索,让读者知道周威烈王册封魏、赵、韩三家为诸侯这回事。把《资治通鉴》那句话和它对比一下,我们发现,首先,《资治通鉴》在提到魏、赵、韩三家的时候多了三个字:“晋大夫”,特别标明他们原先的身份是晋国的大夫。司马光为什么要把他们的身份特别点出来?这是对魏、赵、韩三家的批判。三家原先是晋国的大夫,但他们没有恪守臣节,最终瓜分了原本属于国君的领土,摇身一变,从大夫变成诸侯,这是儒家政治伦理中最不能容忍的僭越。所以司马光要特别点出他们“晋大夫”的原始身份,以烘托他们的僭越行为。
但问题是,三家的僭越行为何以能得逞?这就牵涉到开篇中被省略掉的主语:周威烈王。任命魏、赵、韩三家为诸侯的是周威烈王,周威烈王在整个事件中要负怎样的责任?我们顺着《资治通鉴》往下读,在开头这句话的下面,是司马光对“三家分晋”事件的评论。在评论里,司马光说:“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资治通鉴》卷一)“三晋”指的就是魏、赵、韩三家。三家瓜分晋国领土,的确是破坏礼法的僭越行为。但司马光说,他们能晋级为诸侯,说到底,破坏礼法的关键人物还不是这三家,而是天子,也就是周威烈王。为什么?司马光说:“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资治通鉴》卷一)魏、赵、韩三家如果毫无底线,为什么不自称诸侯,而是要向天子请示?这说明,三家其实并不敢明目张胆、毫无顾忌地破坏礼法,他们怕触犯众怒,引来其它诸侯的讨伐。他们向天子请示之后,天子下命将他们升级为诸侯,这样他们瓜分晋国就名正言顺了。这时候如果有其它诸侯国想去讨伐他们,反而变成违背天子的命令了。所以司马光认为,和魏、赵、韩的僭越相比,更糟糕的是周威烈王这种奖励僭越的行为。它让所有人看到,僭越不仅不会受到惩罚,还会受到天子的肯定与奖励。那么谁还会守规矩?这个后续效应是非常可怕的。
魏、赵、韩得手之后,其它诸侯国的权臣有样学样,不久之后,在齐国也上演了同样的故事。齐国权贵田氏家族,看到魏、赵、韩升级为诸侯了,也萌发了想升级的念头。于是田氏家族的领袖田和找到魏文侯,也就是《资治通鉴》开篇中提到的魏斯,委托魏文侯到周天子那里游说,让他们田家取代原先齐国的国君,升级为诸侯。田和为什么找魏斯办这件事,而不是找别人?或许正是因为魏斯在违法、僭越这方面比较有经验吧。那么结果如何呢?周天子又一次违背礼制,允许齐国的僭越之臣田和升格为诸侯。于是田和把原先齐国的国君齐康公迁徙到海滨小城,自己取代了齐国国君的位置。司马光用了同样一句话来描述这件事:“初命齐大夫田和为诸侯。”(《资治通鉴》卷一)
站在周天子的立场来说,当第一次出现魏、赵、韩这样的卿大夫僭越礼制、凌轹诸侯的现象,不仅未能及时阻止,反而承认他们瓜分晋国的行为,那么当再次出现卿大夫要求取代自己国君的情况时,就更加无法阻止,所以田和得逞了。现在是卿大夫要求取代诸侯,天子不仅不惩罚他们,反而放任、鼓励,那么形势再继续往下发展,当这些诸侯纷纷起来要求消灭天子、取代天子的时候,拿什么来阻止他们?这就势必进入“纲纪散坏,上陵下替”的混乱时期,整个社会没有秩序。事实上,历史也的确在超这个方向发展,卿大夫强大之后消灭诸侯,诸侯强大之后消灭天子,周朝最终就这样灭亡了。
这样分析下来,司马光其实是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给《资治通鉴》开头,从而引出了一套基本的治国理念。司马光最基本的治国理念,正是通过批判周威烈王,也就是被省略的这个主语,表达出来的。在司马光的基本治国理念中,有非常核心的一条:掌握“法”的人,必须先守法。周威烈王恰恰破坏了这条原则。处于权力秩序顶端的天子,面对违法行为,不仅不能制裁,反而奖励,这本身也是一种违法行为。这一情况必然导致纲纪礼法荡然无存,国家、社会,都不可能靠法来维持,更不可能靠法来治理。

二、 司法必先守法
《资治通鉴》前五卷都在交代战国时期的历史。在这五卷里,司马光反复强调“司法必先守法”这个道理的重要性,从正反两面举了很多事例。对周威烈王的批判是一个典型的反面事例,我们还可以找到不少正面事例。比如,司马光在评论周威烈王的同时,也讲了一个内容相反的故事,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称之为“晋文公请隧”。在周威烈王之前,有一位天子周襄王。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带造反,逼迫周襄王流亡在外。当时有位实力派诸侯晋文公,出兵干涉周襄王兄弟间的纠纷,帮助周襄王夺回王位,并杀了王子带。这样一来,晋文公就变得有恩于周襄王,周襄王也的确感激他。晋文公倚仗自己的功劳,趁机向周襄王提了个要求,就是所谓的“请隧”。我们今天称地下通道为“隧道”。在周朝的时候,只有天子的墓穴,才能挖地下隧道。诸侯的墓穴通道,按照礼制要暴露在地面上,不能挖底下隧道。晋文公的要求,就是希望自己的葬礼能按照天子的规格来,挖条地下墓道。
尽管周襄王非常感激晋文公的再造之恩,但对于这个要求,周襄王还是非常坚决地予以拒绝了。周襄王对晋文公说:“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遂,又何请焉!”(《资治通鉴》卷一)周襄王管晋文公叫叔父。周襄王说,什么样的身份按照什么样的规格下葬,是有礼制有王法的。没有改朝换代,而出现两个天子,这是叔父你所痛恨的混乱现象,所以之前我弟弟僭位自称天子的时候,你帮助我消灭了他。现在叔父你自己作为一名诸侯,却要按照天子的礼仪为自己争取高规格葬礼,那不同样是僭越吗?叔父你肯定知道这么做是错的,所以才来请示我。希望通过我的首肯,使你的僭越行为合法化。否则你晋国这么广大,挖条墓道有的是地方,又何必来请示呢?但问题是,你明知道是错的,为什么还要提出这样的要求呢?这不是很矛盾吗?晋文公听完之后,“惧而不敢违”,不敢造次,不敢违背礼法和周襄王的告诫强行挖地下墓道。司马光认为,周襄王这种守护礼法的精神,正是衰微的周王室能得以继续维持数百年的重要原因所在。
这个故事和周威烈王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样是面对诸侯违背法度、僭越礼制的请求,周襄王对有恩于己的晋文公尚且能坚守礼法制度,所以周王室尚能绵延数百年;周威烈王则答应了魏、赵、韩瓜分晋国的请求,使得天下秩序越来越混乱,并直接导致了周王室的卑弱乃至于灭亡。在这明显的对比中,司马光强对了“司法必先守法”的重要性。
除了周襄王之外,司马光还举国另一位诸侯的例子。韩氏家族参与瓜分晋国之后升级为韩国,出现了一位优秀的领导人:韩昭侯。韩昭侯重用一个叫申不害的人治理国家。申不害非常有才干,而且擅长以法治国。申不害治理韩国十五年,法令严明,成效卓著,使得韩国“国治兵强”。仗着有这样的功劳,申不害就向韩昭侯提了个小小的要求,想为他一位堂兄谋求一官半职。申不害本以为这是件小事,韩昭侯肯定会答应。结果却出人意料,韩昭侯非常干脆地拒绝了他。申不害因此有些怨气。韩昭侯非常从容地反问申不害:“今将听子之谒,而废子之术乎?已其行子之术而废子之请乎?子尝教寡人修功劳、视次第;今有所私求,我将奚听乎?”(《资治通鉴》卷二)韩昭侯对申不害说,你曾经教我治国的方法,要重视人们的功劳,根据功劳的大小施行赏罚。这一整套治理国家的法令制度,是你亲手帮我制定的。你的这位堂兄,没为国家立过半分功劳,你却要求我给他官职。那么请问,我现在是应该废除这套法令,满足你自私的请求呢,还是应该驳回你自私的请求,遵守你所制定的法令?这一问把申不害问得哑口无言,只得连连告罪。
对于韩昭侯坚守法制、不以私乱公的态度,司马光非常赞赏。司马光说:“韩以微弱之国,居天下之冲,首尾腹背莫不受敌。然犹社稷血食几二百年,岂非昭侯奉法之谨,赏不加有功,罚不失有罪,后世虽不肖,犹得蒙遗烈以自存乎!呜呼,有国者安可以无法哉!”(《稽古录》卷十一)韩国虽然名列战国七雄之一,但其实是一个相对弱小的国家,而且四面都与强国为邻,腹背受敌。即便如此,这个国家也延续了将近二百年的历史。它的成功之道在哪里?司马光认为,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有韩昭侯这样坚守法制、赏罚公平,不以私意害公法的优秀国君。所以司马光在评论的最后一句话里,对这个话题进行了升华,认为对于国家来说,领导者的遵法守法,是最重要的事之一。

三、 法的价值
要讲战国故事,内容非常丰富,可供选择的题材很多。司马光最重视的,是依法治国这一类故事,而且特别强调当权者、在位者应该带头奉公守法。司马光认为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所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前五卷中类聚了很多这方面的故事。法作为治国的根本,它的价值无法用物质财富和财政数据衡量。在很难用感性认识来告诉人们法之重要性的情况下,如何让人们认识到法的价值?司马光也曾试图用一些故事也达到这个目的。
战国后期,赵国有位名将叫赵奢。在发达之前,赵奢曾是一名负责为国家收集田租的税吏。当时的赵国,有一位大贵族平原君,是赵国国君的弟弟。平原君的手下仗着权势,拒绝依法缴纳租税。对此,赵奢并没有因为平原君身份高贵而不闻不问,而是严查彻办,依法处决了平原君手下九名阻挠税收的家臣。这件事惹怒了平原君,气得想要杀了赵奢。赵奢对平原君说:“君于赵为贵公子,今纵君家而不奉公则法削,法削则国弱,国弱则诸侯加兵,是无赵也。君安得有此富乎!”(《资治通鉴》卷五)赵奢的陈辞简洁明了,直入主题。平原君作为赵国的贵公子,如果不带头奉公守法,那么底下人的就有借口跟着破坏法制。这样一来,这个国家就没有纲纪法度了,没有了纲纪法度,赵国的国力就会遭到削弱,赵国衰弱之后就会被诸侯吞并。如果赵国被吞并了,平原君还能保持贵族身份吗?还能这么富有吗?所以依法治国,依法纳税,是国家的长治久安之道。唯有国家长治久安,才能保障平原君这些贵族们的长远利益。赵奢这番话讲得的确非常有道理,深深打动了平原君。平原君不仅没有为难赵奢,反而向赵国国君推荐他。于是赵奢被国君任命为管理赵国财政的大臣。
赵奢这番话,从长远利益的角度阐述贵族、领导层带头守法的好处,是司马光从一个侧面帮助读者理解法的价值。此外,司马光还举过一个卫国的例子,从相对感性的角度,帮助人们理解法的价值。
卫国有个身负轻罪的囚徒,逃亡到了魏国。这个囚徒擅长医术,经人推荐后为魏国国君夫人治病,因此得到了魏国的保护。当时卫国的国君名叫嗣君,当他知道这件事之后,要求“引渡”该囚徒,以严肃法纪。一开始,嗣君想以五十金换取这名囚徒。魏国堂堂大国,当然不会在乎五十金,所以拒绝了嗣君的请求。遭到拒绝之后,嗣君又提出要以一座城池来换取这名囚徒。有人向嗣君指出,逃亡的只是一名轻罪囚徒,你要用一座城池去换回他,值得吗?嗣君回答:“夫治无小,乱无大。法不立,诛不必,虽有十左氏,无益也。立法,诛必,失十左氏,无害也。”(《资治通鉴》卷二)这里提到的“左氏”,就是嗣君打算用来换取逃犯的城池名称。嗣君说,只有当你治理国家的时候,不忽略任何一个小的环节,才能使国家不发生大的动乱。如果法制不立,该受惩罚的都没受到惩罚,国家治理处于一种混乱状态,就算得到十座城池,又有什么帮助呢?治理混乱,再多的城池也会最终失去。如果法制严明,凡是敢于触犯法律的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那么即便失去十座城池,也不用担心。能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不是十座城池可以换得来的。魏国国君听到这番话,对嗣君不惜付出沉重的代价以恪守法制的精神表示敬佩,于是主动把逃犯送回了卫国。
其实战国时代的卫国,是一个非常弱小的诸侯国,历史地位并不重要。司马光之所以要在《资治通鉴》中讲述这个故事,是认为这个故事可圈可点,在表彰嗣君为坚守法制而不惜付出沉重的物质代价的同时,司马光也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治国理念。一开始,嗣君为了赎回逃犯,不得不以五十金或者一座城池这类可以用数据衡量的物质财富向魏国提出请求。但嗣君在后来的发言中指出,以法治国秩序的确立,是十座城池也换不来的,也就是说它是无价的。其实这也正是司马光最基本的治国理念。
《资治通鉴》最前面讲述战国历史的五卷内容,包括紧随其后讲述秦朝历史的三卷内容,从起草到定稿,都由司马光独立完成,不象后面的绝大多数内容,是在助手的帮助下完成。因此,前面这几卷在内容的选择、安排上,能更直接地体现司马光的政治思想。在讲述战国历史的五卷内容中,我们能看到,强调法治精神的故事非常密集地出现,这说明司马光是把法治作为国家治理最重要的内容来看待的。而法治的重中之重,是掌握权力、控制法治程序的在位者,应该率先奉公守法,以确保法制秩序的严肃有效,达到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之前提出的问题,《资治通鉴》为什么是以“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这么一句孤零零、没有主语的句子开头的。司马光抓住“三家分晋”这件破坏礼法的著名事件,将它树立为反面典型,重点批判带头破坏礼法的周天子,阐明纲纪散乱、礼法崩坏,是一个坏世界的开始,以此来警醒世人,尤其是警告那些在位者与掌权者,因为他们比一般人更有机会践踏法制。而法制秩序一旦荡然无存,无论掌权者还是被统治者,都将是受害者。作为一部成功的政治将科书,《资治通鉴》这个开头,可以说是经过司马光深思熟虑,也是非常精彩的。正如宋末元初研究《资治通鉴》的著名学者胡三省所说:“此温公书法所由始也。”这里面包含了司马光最精髓的治国理念。
当然,治国有好的法,还需有相应的人来执行。在人才选择上,司马光又持什么样的观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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