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复新疆第一人左宗棠传.pdf

收复新疆第一人左宗棠传.pdf
 

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左宗棠(1812—1885),汉族,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著名湘军将领,洋务派领袖。左宗棠少时屡试不第,转而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后竟因此成为清朝后期著名大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左宗棠一生见证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镇压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等重要历史事件。
左宗棠自幼聪颖,14岁考童子试中第一名,曾写下“身无半文,心忧天下;手释万卷,神交古人”的对联以铭心志。
本书是晚清时期铁血将军左宗棠的传记。本书记载了铁血将军左宗棠波澜壮阔的一生,重点记叙了左宗棠收复新疆这段历史,提出了“犯我中华天威者、妄图分裂我疆土者,虽远必诛之”的爱国理念。

编辑推荐
刻画了晚清最后的脊梁左宗棠的硬汉形象
200年来,十分好看、无比振奋人心的左宗棠传记!
史料翔实,可读性最强,兼具历史的真实和小说的可读性
平叛,复疆,抗侵,攻无不克的真正战神,大清最强硬的脊梁!

作者简介
靳会永,北京大学总裁研修班结业,中国市场经济的新锐人物,三年从白手起家资产数亿。现兼任中国思维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对中西管理文化有过广泛学习和思考,对当今市场经济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思想极为敏锐,见解极为独到。

目录
目 录

第一篇 封疆大吏——寸土必守保家国

第一章 弃文从武,迎来人生的完美转身

三试不第的“左师爷”
招兵买马训练楚军
取得皖南胜利
封疆大吏第一站
火速救援衢州
将太平军赶出苏杭
福建追击
闽、粤、赣三线合围

第二章 七年平定陕甘

回民起义
清军溃散,陕甘危急
“六百里加紧”入陕
“先捻后回”,平定回乱

第三章 封疆大吏的传奇

英俄盯上新疆
阿古柏为祸
阿古柏与英俄狼败为奸,新疆危急
与李鸿章的海塞之争
胡雪岩帮忙借钱
攻克乌鲁木齐
逼死阿古柏
抬着棺材去伊犁

第四章 “白头总督”重海防

初入军机处
遭人排挤
“白头总督”四巡海防
再入军机处
观音桥事件
不败而败的中法之战
我要打仗
第五章 左帅用兵

“空城”困住李容发
不打无准备的仗
练心练胆练技艺
惩贪奖廉,杜绝侥幸心理
改写法国的历史

第六章 “经济学家”左宗棠

建设浙闽的“五条纲领”
屯垦抚回,做好善后工作
回民“归耕”
兴修水利

第二篇 处世典范——钢铁脊梁永不弯

第七章 动心忍性,荣辱不惊

立志研究“杂书”
无奈倒插门
大器晚成的左宗棠
得罪慈禧
镇不住贵气
专砸洋人招牌
第八章 暴脾气的“湖南骡子”

中国西部禁毒、扫毒第一人
“举人强于进士”
以身作则,赈济灾民
自负的“三不”原则
胜固当战,败亦当战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巧激曾国藩
有错必改

左宗棠轶事

左宗棠生平大事年表

参考书目



文摘
第一篇

——寸土必守保家国封疆大吏
左宗棠想通过科举考试博取功名的路没走通,转而攻读经世致用之学,虽经友人推荐为湘抚幕僚,但终究没有大的成就。他虽然在洋务运动之中取得了很大的功绩,甚至可以说,他为洋务运动作出的贡献,不比曾国藩、李鸿章小,是当之无愧的洋务运动的先锋。可真正让他功成名就,青史留名的,是他保家卫国的行动——平复叛乱,收复新疆。在保卫边疆国土的问题上,左宗棠充分显示了他保卫国土完整的决心与能力。他不但收复了失地,捍卫了国家的领土完整,而且从长远考虑,还做好了当地战后生产的安抚工作,这对当地经济的恢复,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一章 弃文从武,迎来人生的完美转身


左宗棠想建功立业,光耀门楣,可无奈却屡试不第只得隐居山林,直到40岁才得以出山入步入仕途,可他刚想大展拳脚却又险些丧命。仕途上的不得志,让左宗棠郁郁不已。正当他放弃文职之路,投身军营之时,机缘也来到了他的身边。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正进行到高潮,清军的节节失利,让带兵的大帅们感到力不从心,此时,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帮手,而左宗棠,正是能帮他们的人……

三试不第的“左师爷”
1812年11月10日,左宗棠出生于湖南湘阴(今湖南湘阴县界头铺镇)。左宗棠生于科举取士的年代,为了步入仕途,光宗耀祖,必然会攻读诗书。他自幼聪颖,心志高远,曾写下“身无半文,心忧天下;手释万卷,神交古人”的对联以铭心志。道光六年(1826年),左宗棠14岁时,第一次参加湘阴县试便考中第一。第二年五月去长沙应府试,其成绩仍居首位,知府本来打算将他拔为冠军,只因被录取者中有一位年事已高,为照顾老者,发榜时将左宗棠抑为第二。
可此后命运便好像故意跟他过不去,他竟然三试而不第。
道光十二年(1832年),左宗棠六年丁忧期满服阕,捐了一个监生资历,参加了在长沙举行的乡试,也就是举人考试。这次乡试,左宗棠的二哥左宗植荣获第一名,领“解首”,左宗棠亦中第18名举人。这是左宗棠在科举考试中所得到的最高功名。
道光十三年(1833年)春,左宗棠来到北京参加癸巳科会试,在三场考试中的三篇四书文、一首五言八韵诗、五篇五经文、五道策问文虽被考官评为:“首警透,次、三妥畅,诗谐备”,“气机清适,诗稳”,但最后还是名落孙山了。三年之后左宗棠北上京师参加会试,本已金榜题名,可到最后时刻,主考官们却发现湖南录取的举人多了一人,为了考虑各省平衡,就取消了他的进士资格,仅给他一个“誊录”的官职。左宗棠不甘心做一名为史馆注籍的誊录,毅然南返湘潭,三年后他又考了一次,仍然是不中。经历了三次失败,左宗棠心灰意冷,绝了进士及第的念头,开始了在湖南渌江书院的教书生涯。举人的功名成为左宗棠一生在科举上的最好成绩,非进士出身也就此成为他耿耿于怀的心病。严酷的现实使他意识到,科举这条道路不是为他这样志高才大的寒士所设置的,因此他“绝意科场进取”,从此把全部精力与心思都投入于刻苦攻读“经世致用之学”。他开始更加勤奋地探讨农书,还在京城时,他就买了不少农书,打算回家后闭门苦读,实地考察,著成一书。左宗棠如此“执迷不悟”,对于当时正统的知识分子来说,不算是“离经叛道”,起码也算是“不务正业”了。他的举动也遭到了一些士子的冷嘲热讽,可是,左宗棠并不为所动。他从小就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性情刚烈而自信。他崇拜诸葛亮,敬仰他才华横溢,但左宗棠并不迷信,他更相信自己。当他给朋友写信时,经常会毫不犹豫地署名“亮白”。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他以几年节余款项购得湘阴南乡柳家冲的田地七十亩,化身“湘上农人”,过上了隐居生活。但是金子终究会发光,人才终究会被发现,左宗棠出山的机会来了,在他四十岁那年,他受江忠源的推荐,被入张亮基礼聘为幕宾,从此以后,他渐渐进入
仕途。
左宗棠为张亮基幕僚,只是个“以备咨询”的参谋闲职,仍然是个白丁身份。张亮基署湖广总督赶赴湖北,洪秀全的花县老乡骆秉章官复原职,重任湖南巡抚。骆秉章之前代守长沙时破绽百出,若非萧朝贵被流弹炸死太平军群龙无首,在骆主持下的长沙几乎失陷,被名将江忠源怒骂为糊涂蛋不知兵。左宗棠也看不起骆,告辞回家种田去了。骆秉章屡请不至,干脆捏造罪名抓了左宗棠的女婿,即陶澍的儿子,逼其岳父出来打官司。左宗棠无可奈何,只得半推半就地从了骆秉章,做了编制外的师爷。骆秉章虽然才干平平,但知人善任,具容人雅量,史称其“休休有容,取人为善”。他自知远不及左宗棠,索性让其放手大干,自己拱手听成而已。
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府工作期间,以幕友身份实际掌理湖南全省军政近六年时间,将湖南的各种事务不分巨细,都处理得井井有条,使本来比较贫弱的湖南一变而为“东南保障,天下倚属”,在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同寻常的作用。左宗棠本人也获得了巨大声誉,时人不仅有“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之语,而且连最高统治者咸丰皇帝见到两湖人士或在两湖做官的人,也总要打听左宗棠的情况。对一个左宗棠如此评价和关注,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可众所周知,仕途艰险,尔虞我诈,没有足够的智谋与策略,根本无法生存。而直到中年才出山的左宗棠,更是与常人不同,他的经历更为坎坷。左宗棠性格耿直,脾气火爆,容不得别人阿谀奉承,看不惯他人的溜须拍马,但在官场,这样的人是不好混的。正因为左宗棠这样的行事风格,差点断送了他的官场生涯。这位在湖南巡抚衙门获得了巨大成功并称得上是“良幕”的左师爷,到头来不仅被湖广总督官文劾为“劣幕”,还差点被“就地正法”。
湖北人樊燮担任湖南永州镇总兵,因为大肆贪污军饷被匿名信告发。左宗棠看信后大怒,立马差人下乡调查,得知情况属实之后,便怂恿巡抚骆秉章参劾樊燮,骆秉章自然是照办。可这樊夑却是骆秉章的顶头上司、时任湖广总督官文的心腹。他为了逃避逮捕归案,变被动为主动,遂在湖广总督官文、湖南布政使文格的唆使下,对左宗棠发动了反攻。他弹劾左氏两大罪状:一是湖南著名“劣幕”;二是湖南巡抚衙门是“一印两官”。这两大罪状实为一个,而一个也够杀头了。意思是湖南巡抚里出个左宗棠,他越权干政,飞扬跋扈,巡抚的一颗大印,有两个巡抚在用。
官文的弹劾更加阴狠,他虽明指左宗棠,实则暗指湖南地方已为汉人把持,一个师爷可以用巡抚大印,一个师爷可以不把总兵放在眼里。大权如此旁落,满洲的江山可要变颜色了,即使太平军被他们汉人灭掉,江山却还是落到他们手中啊!
对曾国藩等极不放心的咸丰帝一见官文上的奏折,立即起了疑心。咸丰帝阅奏后即颁下密旨,密旨中说:“如果左宗棠确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官文要把左宗棠押往武昌对簿公堂,定为大辟(杀头),从而酿成了一桩“波浪掀天”的大案。这就是有名的“樊燮
事件”。
情况万分紧急,得知消息的胡林翼、曾国藩、骆秉章等人一面纷纷上奏,密保左宗棠;一面飞马京师,让京中的郭嵩焘等人火速设法救援。郭嵩焘闻讯后即刻去找肃顺的“西席”(即家庭教师)、湖南名士王运求救。王运与郭嵩焘商量,请侍读学士潘祖荫出面写折营救。而潘祖荫拯救左宗棠的奏折,成了当时的名折,不仅救了左宗棠,也使潘祖荫出了名。他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左宗棠为人“赋性刚直,疾恶如仇……湖南地方上的恶官劣吏,因为满足不了私利,就图谋陷害”。 咸丰皇帝看了潘祖荫的奏折后,主意拿不定,便让肃顺奏陈己见。肃顺奏道:“听说左宗棠在骆秉章幕中筹划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左宗棠之功。人才难得,自然应当爱惜。请皇上将中外保荐各疏密寄官文,着他重新考虑。”咸丰皇帝采纳了肃顺的意见,并开始打算重用左宗棠了。左宗棠也因此因祸得福。
事后人们称颂这个奏折可传颂千古,尤其“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被称为千古佳句,有此两句话,千万称赞左宗棠的话,都显得多余了。
招兵买马训练楚军
当左宗棠被樊燮事件困扰的时候,在江南镇压太平军的清军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1860年初,洪仁玕与李秀成商定,决计用围魏救赵的策略,先攻打湖州、杭州,迫敌援救,然后乘隙蹈虚,回攻江南大营,以解天京之围。1860年3月,李秀成出奇兵一举攻占杭州。钦差大臣和春果然遣师驰援。1860年4月,李秀成督太平军主力回京,与陈玉成等人齐集天京城外,五路兵马合攻江南大营。在太平军的强大攻势下,围困天京两年多的江南大营被彻底击溃,统率该大营的钦差大臣和春、张国梁先后毙命。为此,清廷不得不把消灭太平天国的重任及军政大权交给曾国藩等人。
驻军安徽祁门的曾国藩,打算以两湖和江西兵力与太平军争斗,他则指挥湘军全力进攻安徽,而后沿江东下,包抄南京,一举剿灭太平军。为此,他才上奏清廷,让左宗棠募集兵员,到江西作战。
1860年夏,清廷根据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推荐,起用左宗棠,授予四品卿衔,着他襄办两江总督曾国藩军务。左宗棠到任后,曾国藩立即交给他一个任务:速回湖南募勇6 000名。
左宗棠根据曾国藩的部署,回长沙募兵。他先行请出领兵的将官,再由将官募集军队,由他们自己率带,这和曾国藩当年募集湘军的方法基本一致。不过,曾国藩的将领多是文人,即书生带兵。而左宗棠、李鸿章则注重能战,因此不再是书生为将、乡农为勇了。
左宗棠此时是败兴而去,全胜而归,天子诏命的四品卿衔,使他的长沙募兵比当年的曾国藩堂皇多了,经樊燮事件一闹腾,长沙上下无不知“左都御史”已成了“钦命”大将了。
左宗棠在长沙招兵买马,开始组建自己的军队,其第一步,是网罗一批人才,作为可资依靠的骨干。因为他在湘幕期间,掌理湖南军政,湘军许多将弁都由他识拔和擢任,所以“勇将健卒多归心”,这些人早就把左宗棠视为自己事实上的统帅,所以召之即应。左宗棠除礼聘王錱(zhēn)之弟、道员王开化(字梅村,当时正在湖南养病)外,又延揽了湘楚旧将弁崔大光、李世颜、罗近秋、黄有功、戴国泰、黄少春、张志超、朱明亮、张声恒九人。然后四处招募,应募者有所谓湘勇、郴勇、桂勇。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募足5 000人,号称“楚军”。楚军由两部分人马组成:一部分是由左宗棠委任的崔大光等九人募集的,共3 500多人;另一部分则是收集王錱的“老湘军”旧部而成,由王錱的弟弟王开琳统带,计1 400多人。王錱原来秉承张亮基、左宗棠之命与罗泽南一道最早募练湘勇,后因不愿服从曾国藩规定的湘军编制和统指挥而被曾摒弃,独自留在湖南省内。
咸丰四年(1854年),王錱率部与太平军战于岳州败归,左宗棠和巡抚骆秉章不仅未加惩处,反而曲意抚慰。因此,王錱对左宗棠感恩戴德,愿效死力。王錱笃信程朱理学,是一个狂热的封建卫道士,所部老湘营专以《四书》《孝经》和《小学集注》等封建典籍为课程,所到之处经常邀请地方大儒来营宣讲儒学,极力向士卒们灌输三纲五常。据说该军每到夜间,“营门扃(jiōng)闭,刁斗之声与读书声相闻”,成了一支颇有特色的地主武装。王錱本人遵循程朱教条,严于律己,对所部将弁“恩谊最重”,但不准他们得钱发家。因此,在各支湘军中以“纪律严肃”而有名,全军虽不过3 000余人,但却非常凶悍。王錱本人外号“王老虎”,其部将如王开化,“其冲锋陷阵,飙举电发,虽贲育不足以喻其勇”。
可见,这是一支用封建纲常、程朱理学武装起来的,历经数百战的顽军。咸丰七年(1857年)王錱战死,余部由其亲属、部将统率。左宗棠一到长沙招兵,“诸王皆从之”,这就使楚军有了主心骨。由崔大光等另募的3 000多人虽是临时招募而成,但其中也有不少久经战阵的老兵。所以楚军成军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却并非乌合之众;加上将弁们与左宗棠的特殊关系,所以就成为左宗棠手中一笔可靠的资本。这支楚军从派系上说,是湘军的一个支系。
诸将皆募得楚勇,全军募足预计人数6 000人,定名为“楚军”。“楚军”的名号传出,曾国藩听后便不同意,“湘军”的称呼是后人叫的,当时称为“湘勇”。“勇”与“军”的不同之处,在于军是清朝的“制兵”,即正规军;而湘勇不是正规制军,而是团练募得的民兵,表示因战争发生,地方召集民兵守护地方,是临时性的,待战争结束即行解散。而金陵被攻破后,湘军也的确被解散了。
但左宗棠开始便自称“楚军”。曾国藩仍让左宗棠称“楚勇”,可左就是不听。他说:“既然是皇帝让召募,就该是大清朝的军队,就该称军!”
“楚军”的名号响亮,召募起来更顺利。无知者认为左宗棠真是皇帝钦命的大将。有知者明知左氏违背体制,但也没有办法说服他的牛
性子。
左宗棠之所以不愿沿用湘军名号,是因为他向来不甘屈居曾国藩之下,决心自辟乾坤。在楚军组建过程中,他也确实总结和吸收了湘军的经验教训,从而使楚军具有一些不同于湘军的特色。
在士兵来源上,左宗棠改变了楚军兵勇的籍贯构成,其所部多为“沅、湘、沣、资之产”,即士兵来自湖南各府县,而不像曾国藩、曾国荃兄弟那样主要招收湘乡籍者。左宗棠认为,曾氏兄弟的招兵方法有很大弊病,“无论一县难供数省之用,且一处有挫,士气均衰”实在不高明。在营官的选用上,曾国藩的选材标准是“第一要才堪治民”,他摒弃旧绿营兵将弁和一般武夫,各营“悉以文员领军”,即所谓“使儒生领农民”。这些封建士人一旦羽毛丰满,就会像左宗棠那样另立门户。因为按照清朝职官制度,文员积功擢升,可由州县、道府、两司而巡抚、总督,自行开府统管一省或数省军政。其实际权位可以很快比肩甚至超过仅有侍郎虚衔的曾国藩。连曾国藩也哀叹这些人‘不肯寄人篱下”,“不愿在鄙人一脚下盘旋”。左宗棠则吸取了曾国藩的教训,在选任营官时是“以勇敢朴实为宗”“多用武人”。在最初的营官中,除亲兵队长张声恒系农村三家村塾师出身外,其他如罗近秋、黄少春等均为湘军勇丁出身,朱明亮为地方团练小武官出身。他们大都是以“骁勇”见长的“武夫”。论官职,最大的是副将,其余是游击、都司、千总等,以后积功升一迁,最高爬到提督,依然归督抚节制,也就只能在左宗棠“脚下盘旋”。唯独营务处(相当于后世的参谋长)由义员主持。正职王开化,系王錱从弟,由他总理全军营务,副职刘典、杨昌浚,都是与左宗棠一样恪守程朱理学的“诚笃廉谨之士”。这是出于管理军队和参谋军务的实际需要,但每遇要事,还须由左宗棠“独断”,权力仍在他这个主帅手里。
楚军在将弁构成上的这个特点,其好处是不致因为部将自立门户而削弱力量。以后左宗棠转战各地,所部皆能随征。但是,其部属后来能晋升高级官职的很少,所以在湘淮系的派系争夺中,左宗棠一系的政治势力最小,致使左宗棠在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中常处于寡助无援的境地。在编制上,采取营、总哨、旗等多种形式,新军四营基本上按照旧湘军编制,每营官兵500人;四总哨,每哨官兵320余名;老湘营四旗,每旗官兵360人;另立精锐八队,每队25人,作为主帅的亲兵,又每营旗配置长夫200名,担运军需。楚军的长夫比湘军每营营夫多20人,其目的在于可使军队行动迅速,不致过多地骚扰地方,减少军队与地方的矛盾。各营战后减员时,可随时从长夫中去挑选补充勇丁,以保持军队的战斗力。招募工作一开始,左宗棠就规定,“火勇、长夫等各须一律精壮朴实,毋得以吸食洋烟及酗酒、赌博市井无赖之徒充数。”这些做法,大体上仿照曾国藩创定的湘军营制,又兼采王錱制定的“老湘营”旗制。
这样,楚军就形成了混杂的编制,可以各随其习,各扬其长。此外,关于将弁待遇,营官“坐粮每月二千五百余,行粮每月二千八百,散勇每名每月四两二钱(火勇一钱,长夫一钱),召募成军,每月口食钱每名百文”。召募经费、军装以及一月坐粮、一月行料总计约需银六七万两,均由湖南巡抚拨款。
六千楚军成军后,总管营务由王开化担任,宁乡刘典和湘乡杨昌浚分别担任副手。其实,他们三人正是楚军的开山大将。
杨昌浚(1826—1897),字石泉,号镜涵,又号壶天老人,道光六年(1826年)九月初九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神童乡丰乐三十八都。他自幼家贫如洗,其父亲杨仲明是乡村的普通手工艺人。道光十五年,他9岁时母亲病丧。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杨昌浚往左氏芭蕉山馆拜罗泽南为师,学习程朱理学和武艺。咸丰元年(1851年),他考中生员。
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进入湖南,他跟随罗泽南在籍组织团练。咸丰四年(1852年)夏天,他跟随罗泽南转战湖北;十月,罗泽南率湘军所部攻太平军于田家镇对岸半壁山,杨昌浚逞勇先登,罗部接连攻下广济、黄梅,杨亦“积功”为训导(县学教官副职)。咸丰六年(1856年),他与刘蓉在家乡办理团防,升教授(府学教官);这年,他父亲去世,回家守孝三年。
杨昌浚跟着左宗棠干了几十年,为之出了大力气。杨为新编的楚军管后勤,当时湖南已被多年兵战弄得公私尽枯,但左宗棠说,他个人可以节俭,而军队不能缺少花销,官兵的饷俸不能少于湘勇。
湘楚等团练军队的饷源国家全不负责,曾国藩为军饷吃尽了苦头,但湘军的待遇确实很高。绿营军虽是国家的正规军,守备部队每兵月钱一两,作战部队一两五钱,骑兵月俸二两,而湘军士兵月俸六两,将领更高,“将五百人者则岁入三千,统万人者岁入六万金”。左宗棠也想与湘军一般,但很难做到了,由于多年战争,地方上的钱已枯竭了。杨昌浚苦搜苦刮,才给士兵凑足月钱四两多,这个数也不算少了。每月全军的开销也要七八万两,巡抚骆秉章和杨昌浚拼命搜刮,才勉强维持。军队的困难,让左宗棠感到苦楚,也养成了他的勤俭习惯,使他的楚军上下较为廉洁,这也是想贪没得贪的客观现实所造成的。
取得皖南胜利
楚军成军后,拉到城郊金盆岭训练。练兵为了打仗,当时前线正在处处血战,因此左宗棠对新兵的训练很严格,偷懒者重打四十军棍,开小差者斩。紧张训练一个多月后,于咸丰十年八月八日(1860年9月22日),左宗棠奉命率楚军开赴江西。从此他就由幕后指挥策划而杀上了镇压农民起义的第一线。
还在左宗棠招募楚军的时候,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部由贵州进入四川,清廷因左宗棠善于用兵,拟派左宗棠率部入川,阻击石达开。但是左宗棠考虑到楚军刚刚组建,人数不多,而四川军政大权又掌握在总督满洲贵族崇实手中,人地两生,自己“资望既浅,事权不属,欲提数千之众专讨贼之事,是何异以寸胶而救黄河之昏乎”,他决不愿将自己的这点血本白白送掉,特向胡林翼明确表示:“我志在平吴,不在入蜀。”其时曾国藩已实授两江总督,欲留左宗棠相助,自然也不同意派左军入川。胡林翼也认为他们的事业在长江下游,所以写信给左宗棠说:“公入蜀则恐气类孤而功不成”,又写信给郭嵩焘说:“季公得林翼与涤丈左右辅翼,必成大功,独入蜀中非所宜也。”于是,曾、胡等人纷纷陈奏。在这些实力派的反对下,清廷准其按原定方案留在湖南镇压太平天国,改派湖南巡抚骆秉章督办四川军务。
当时的形势急迫,湘军与太平军的战斗达到了白热化,哪一方稍微松懈,都将导致全线瓦解。
自太平军陈玉成、李秀成两员年轻将领统军,咸丰八年八月大败江北大营德兴阿、胜保军,歼敌5 000人;随后进军浦口,歼敌万余,破了清军的江北大营。十月,陈、李两军进攻安徽当时省会庐州,在三河镇全歼湘军大将李续宾湘军精锐7 000人,光被皇帝加封的官员就被打死400多人。咸丰九年,陈、李两部向皖南纵深发展,占领了皖南所有乡镇。而杨秀清之弟杨辅清部也由福建挺入江西,围攻景德镇,支援皖南,图谋江西。
咸丰十年初,干王洪仁玕、忠王李秀成、英王陈玉成、侍王李世贤等,定下围魏救赵之策,派李秀成兵进杭州,牵动江南大营,然后回师进攻江南大营。
果不其然,这么一打,清军迅速回师江南大营,咸丰十年二月,李秀成兵进杭州,打死巡抚罗遵殿,江南大营分兵救杭州。李秀成回师,与陈玉成、李世贤、杨辅清合攻江南大营,一举攻破,钦差大臣和春、提督张国梁、巡抚王有壬败死。江南、江北大营瓦解,李秀成经营苏南和浙北、陈玉成兵进安徽、杨辅清等回师江西。太平军的战斗,又出现了如咸丰六年前的一个大好局面。
江南大营被攻破之时,左宗棠尚在宿松大营。左、曾对此事有过议论,曾国藩向来喜怒不形言表,只说四五万人马,经营七八年,十多天被毁了,不堪设想呀!
左宗棠却直言:“有何遗憾的!这个脓包早晚要被点穿,早点戳破太好了!”
曾国藩的三角眼直望着左宗棠。左宗棠话既出口便收不住:“江南大营早已腐败不堪,将官贪侵,士兵嫖赌。两江总督何桂清想借之成为中兴名臣,朝廷倚之为干城,却把湘军不当回事。真是蝉翼为重,千钧为轻。如今江南大营覆灭,我看他皇帝老子还依靠谁去!”
曾国藩见他口无遮拦,但所言者却是他心里想的。咸丰帝外怕洋人,内惧汉官,早在六年前,湘军攻克武汉,咸丰已下了谕旨,授他湖北巡抚,未待他写好辞折便又收了回去。
如今江南大营瓦解,何桂清临阵脱逃,咸丰急得寝食俱废,与肃顺商量让谁做两江总督。咸丰说让胡林翼去做,让曾国藩做湖北巡抚。肃顺奏称,六年前已授过他湖北巡抚,然后收回,如今再授之此职,显得皇上恩德不重,不如直接以曾为江督,曾胡二人感情甚洽,二人合作,东南的事一定可以做好。
曾国藩知道内情之后,内心十分愤懑:自己领湘军冲杀这么多年,在四顾无人时,皇帝仍不肯放权给他,宁可把江督授给胡林翼。皇帝对他寡恩如此!自己憋在肚子里,真不如左宗棠骂出来痛快。
曾国藩既得两江总督之位,控制了长江两岸的局面,便让左宗棠率楚军下江西,他专力进攻安徽。
左宗棠也深知,此时是自己乘势而起之时,便听从曾国藩,挥师入江西。
1860年9月末,楚军进入江西。一路与小股太平军接触,打了几个胜仗,11月初抵达景德镇。太平军从南康、赣州挺进景德镇,左宗棠派王开琳率军迎战,三战三捷。太平军再攻德兴,左宗棠派王开化、杨昌浚在香墩埋伏,奇袭得胜,占领德兴。两天后,又在婺源击败太平军,打得德兴、婺源太平军败回浙江。
左宗棠出师实战,尽得全胜。
由于湘军全力攻皖南,包围了陈玉成的驻地安庆。安庆是南京西南的重要门户,据长江中游,扼鄂、豫、苏、浙、赣五省咽喉。太平军为解安庆之围,以陈玉成、李秀成两军沿江西进攻武汉,以便牵动包围安庆的湘军。
但是,曾国藩深知安庆的重要性,他宁可冒武汉被破之险,而绝不撤安庆之围。
于是,在长江两岸,再度出现了血战。这次血战,左宗棠的楚军发挥了很大作用。
“西征”南路大军三十万由李秀成、李世贤、黄文金等将领率带,由苏南、浙江经江西向武汉推进。黄文金数万人一路西进,接连攻克彭泽、昌都、鄱阳。攻克婺源后,左宗棠准备进攻徽州。他见黄文金攻势猛烈,便收兵回守景德镇、婺源、浮梁,堵击黄文金的西进。
黄文金绰号黄老虎,少年即参加太平军金田起义,作战十分英勇,是攻破江南大营的主将之一。12月中旬,黄文金五万人马与楚军战于马鞍山,左宗棠趁其立足未稳,发起猛攻,取得胜利。
黄文金自然不肯认输,整军再战。曾国藩驻守祁门,闻左宗棠与黄老虎大战,知楚军兵力不足,楚军如果失败,黄文金兵进祁门,包围安庆的大计将受到极大影响。
太平军准备再度大举进攻,曾国藩急忙调鲍超部队增援。鲍超是有名的勇将,左宗棠则善于谋略,二人定下一计,由鲍超率部正面出击,楚军守屯,另外派一支人马埋伏后路。1871年1月,性子急躁的黄文金欺楚军兵力单薄,冒着大雪进攻楚军。鲍超性子更急,催军迎战。黄文金只顾迎击鲍军,而其进路突为楚军所阻。鲍军如风雷之势,向黄文金发起攻击,一举歼灭其4 000余人。左、鲍率部乘胜追击,连占德兴、广信。楚军这一胜利,使祁门湘军转危为安,曾国藩亦绝处逢生。于是他上奏清廷,为左宗棠表功,“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臣在祁门,三面皆贼,仅留景德一线之路以通接济,该逆欲得甘心,赖左宗棠之谋,鲍超之勇,以守则固,以战则胜,乃得大挫凶锋,化险为夷”。清廷下诏给予嘉勉,并提升左宗棠为太常寺卿,改帮办江南
军务。
左宗棠成了两江总督军务的副统帅。
曾国藩令他留在江西,防止太平军向皖南增兵,这在军事上称“围点打援”,曾国藩包围安庆一点,左宗棠打击向安徽增援的太平军。
左宗棠在江西的作战突出其战略特点,这就是乐平、景德镇、婺源战后,夏炘为他总结的“得尺则尺,得寸则寸”的特点。夏炘是左宗棠在江西作战中交的朋友,夏经常和左讨论学问和兵法,为他筹粮筹饷。夏炘了解左军的战斗情形,也深知了左氏的作风。左军的作战,扎扎实实,步步为营,艰忍耐苦,既“慎于前攻,亦慎于后顾”。攻下一地则坚决守住,使所取之地不断扩大,由点成面,成为一块巩固的根据地。
夏炘的总结是有见地的。左宗棠在江西的攻守确实如此,他攻下江西重镇,巩固驻守,成为湘军进攻皖南的大后方,为之打击太平军的援军,为之供应粮饷,使湘军战败了皖南的陈玉成军。
皖南胜利后,太平军的失败已是时间问题了。对此,左宗棠在战略上的确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左一生行事都有股牛劲,做湘幕时仅是一个幕僚,但却是实在的省长,几年为湖南和周围四省筹饷筹械,从不动摇,西征新疆,更坚持寸尺必得必守的原则。而太平军的失败,就是由于缺少这一原则,他们攻下一城,随得随失,不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导致最终失败了。
此后,左宗棠留军守景德镇,7月上旬,他自率4 000人东进,移驻皖南婺源。11月初,又移赣东广信。此时,他的部队已扩充至7 000
余人。
太平军李世贤部进取赣北、皖南失败,转而向防卫力量薄弱的浙江进军,并连克浙西、浙北和中部的许多重镇。随后,李秀成统率七十万人的大军,也由江西入浙,于1861年7月上旬进围省城杭州。消息传至北京,新政的慈禧急召文武百官商议,众官齐力推荐左宗棠,“只有改任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浙江方能保全”。当时,督抚浙江的王有龄和杭州将军瑞昌自知无力挽回局势,便也主动奏请朝廷令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1862年1月23日,慈禧太后授左宗棠为浙江巡抚。由此开始,左宗棠便步入了封疆大吏的行列。
封疆大吏第一站
1861年8月22日,咸丰帝病死于热河承德的行宫,年仅6岁的皇太子载淳继位,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受遗命总摄朝政,定第二年改元祺祥。
11月1日,载淳的生母慈禧太后回到北京,联络恭亲王奕等人,于次日发动政变,解除了八位赞襄政务王大臣的职务,并处死肃顺等人,改年号为同治。自此,慈禧太后开始执掌清王朝的最高统治权。
慈禧,满族,姓叶赫那拉,道光十五年十月十日(1835年11月29日)出生于北京,也有说法生在山西。满洲镶蓝旗也有说法是汉族人,后抬旗入镶黄旗。其先祖属叶赫部(今四平附近,四平市铁东区叶赫满族镇)。父惠征,曾任安徽徽宁池广太道道员,母富察氏。同治帝立,尊为圣母皇太后,尊号为慈禧太后。
1861年9月5日,太平军坚守了近九年之久的战略要地、天京上游的西大门安庆,被曾国荃等部的湘军攻陷。此后,湘军主力顺江东下,逐步向天京进逼。
而另一方面,太平军李世贤、李秀成等部大军在浙江境内却势如破竹:李世贤部继攻取龙游、汤溪和金华等府县之后,又于9月底10月初连下浦江、义乌、东阳,10月20日占领严州,此后分为两支,26日占领萧山,29日攻克诸暨,11月1日攻取绍兴;李秀成部大军则于10月5日围衢州,11日撤围赴汤溪,14日下新城,16日克临安,20日占领余杭,随即进攻杭州。
慈禧太后当政后,于十月八日(11月20日)命曾国藩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提镇以下悉归其节制。曾国藩在准备调派湘军顺流东下、直取天京的同时,就考虑到需别遣一军进入浙江,以牵制太平军。在曾国藩的心目中,入浙之人非左宗棠莫属。
早在楚军出湘之始,左宗棠就注意到浙江这个江南最富庶的省份,他特向曾国藩提出过先固浙江再图苏常的建议,有意入浙自辟乾坤。太平军大举入浙后,他又一再致函曾国藩,“毅然以援浙为己任”。
11月20日,清政府发布谕旨,令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员全都归其节制,并着速派太常寺卿左宗棠驰赴浙江,剿办贼匪,浙省提镇以下各官,均归左宗棠调遣。同日,又根据瑞昌、王有龄的奏请,下达谕旨,任命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要曾国藩“即饬左宗棠带领所部兼程赴浙,督办军务”。至12月17日,曾国藩又会同江西巡抚毓科,上奏清廷,请以左宗棠一军援浙。由于草拟奏折时,他们尚未收到清政府关于任命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的谕旨,因而写道:
自绍兴失守,杭州危急,臣等日夜忧皇,以浙江一日不靖,则江西一日不安,而大局亦终不能转。屡次函商,谋所以救浙之策,无如地广兵单,不敷分布;……唯帮办军务太常寺卿左宗棠,久驻广信,距贼较近。其平日用兵,取势甚远,审机甚微。近日屡与臣等书函,毅然以援浙为己任。督臣庆端,抚臣王有龄,亦奏请左宗棠统军入浙。臣等往返熟商,即请左宗棠督率所部进援浙江,并将驻防徽州之臬(niè)司张运兰,驻防广信之道员屈蟠,驻防玉山之道员王德榜、参将顾云彩,驻防广奉之道员段起各军,及副将孙昌国内河水师,均归左宗棠就近节制调度。兵力稍厚,运调较灵,于援剿浙、皖之时,仍步步顾定江西门户,庶乎三省全局有裨。
于是清廷命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其时太平军已席卷浙江全境。太平军李世贤部在进取赣北、皖南失败后,转而向防卫力量薄弱的浙江挺进,连克浙西、浙北和中部许多名城重镇。随后由李秀成统帅号称70万人的大军,也由江西进入浙江,决定集中力量经营东南。十一月二十八日,李秀成率各路太平军一举攻破浙江省城杭州。清廷浙江巡抚王有龄自缢而死。太平军围攻杭州的消息传到北京,刑部高延佑等即上奏清廷,称浙江巡抚王有龄等在太平军进攻下一筹莫展,应改任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则浙江可保。王有龄和杭州将军瑞昌也自知无力挽回局势,也曾主动奏请左宗棠督办军务,代骆秉章为湖南巡抚的毛鸿宾等随同呼吁,认为只是统带兵勇不能尽左宗棠之才,应该授以封疆重任。曾国藩于是密奏清廷,称王有龄于浙抚一职实难胜任,建议改任左宗棠抚浙。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1862年1月23日),清廷根据曾国藩保荐,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自此,左宗棠进入上层统治集团。
左宗棠立即向清廷上奏疏,分析国内战争形势,提出了征剿太平军的战略计划:
浙江全省自金华、严州、处州失宁,绍兴、宁波、台州相继沦陷,局势全非。自江西入浙之道,遍地贼氛,势非节节攻剿,不能深入。节节攻剿,又恐旷日持久,饷竭兵疲,先已自困,势非蹈虚乘瑕,诱贼野战不可。以东南大局见在言之,湖北江西一律肃清,皖北逆氛渐熄,群贼悉萃江浙二省。如各路统兵诸臣声势联络,力保完善之区,以规进取,从此渐逼渐进,庶可作士气而扫贼氛,利戎机而速勘定。以江浙见在局势言之,皖南守徽池以攻宁国、广德,浙江守衢州以规严州,闽军严遏其由浙窜闽以绕犯江西之路,然后饷道疏通,米粮军火接济无误,诸路互相知照,一意进取,得尺则尺,虽程功迂远,实效可期。此定之局也。
太平军攻克杭州后,清廷十分震惊。当时浙东、浙西、浙北,除衢州尚有清军盘踞外,主要府县均为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等部所据有。曾国藩在上清廷的奏疏中分析浙江局势,认为“全浙唯衢州一府可以图存”。于是清廷谕令左宗棠速入衢州,以图金华、严州两府,再图收复全浙。左宗棠上奏疏,表白了自己不同意首先增援衢州的见解:
臣前奉谕旨办浙江军务,甫三日即接徽防将杨辅清犯徽之禀。臣深恐徽婺疏虞,则江西饶广腹地,防不胜防,而衢州又成孤注。不得已派马步三千交刘典,为固婺援徽之计。拟此军由徽入浙,臣由玉山入浙。旋贼众数万,已由遂安踞开化,逼婺东,与徽郡城相首尾,其势又出官军之后。频年东南贼踪,每遇坚城,必取远势包围,待自困而后陷之。办贼之法,必避长围,防后路,先为自固之计,乃可以制贼而不为贼所制。臣若先入衢州,无论不能固江皖边圉,亦且不能壮衢州声援,一堕逆贼长围诡谋,又成粮尽援绝之局。故决计由婺入浙,先攻开化,以清徽郡后路,分军由白沙关扼华埠,收遂安,俾饶广西郡相庇以安,然后由遂安以援衢州,目前固不能舍衢前进也……
左宗棠在上述两个奏疏中提出了他“收复”浙江的战略观点。
第一,鉴于太平军已占领浙江绝大部分地区,而左军人数又少,因此必须采取“蹈虚乘瑕,诱贼野战”的战术,如果以较少的兵力节节攻剿,或打攻坚消耗战,都将无法达到预期作战目的。
第二,由于太平军经常采取远势包围、截其后路的战术,左军进取浙江时要特别注意“避长围、防后路”,只有先自固,然后才能在战场上争取主动,即制太平军而不能为太平军所制。基于这一点,他非常注意自己野战兵力的运用,以期适时捕捉战机,在运动战中歼灭太平军主力,而决不可贪攻城夺地之利,以陷太平军的包围之中。
后期左宗棠在浙江对太平军的征剿,基本上都是上述思想的引申。只是因为清政府逐渐增加了他统率的兵力,才使他可以有足够的力量巩固其所占地区,免去了后顾之忧,才在余杭、富阳等城打了些攻坚战。
火速救援衢州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清廷已经授予左宗棠浙江巡抚之职,紧随其后的,便是要他火速救援衢州。
此时,左军虽然略有扩充,却依然只有8 000多人。此前,曾国藩将江西的景德、湖口二镇的厘税,以及婺源、乐平、浮梁三县的钱漕收入拨给楚军以充军饷,这么小一块“食邑”,当然无法养活这么多人马,尽管江西巡抚有时按照廷旨也会拨点款弥补,但是数量有限,根本指望不上,因此,入浙之前,刚刚建立才一年多的楚军,欠饷就长达半年。关于此时楚军的军饷问题,当时左宗棠曾经在给郭嵩焘的信中谈道:“索饷之说,兄向所不谙。‘疲缠’二字,不欲人之加诸我,亦不以加诸人。自十余岁孤陋食贫以来,至今从未尝向人说一‘穷’字,不值为此区区挠吾素节。敝军饷项已欠近五个月,涤公不得已以婺源、浮梁、乐平三县钱粮、厘金归我,实则浮婺皆得之灰烬之余,乐平则十年未纳钱粮,未设厘局,民风刁悍,甲于诸省,仍是一枯窘题耳。”
进入浙江之后,要和数十万太平军作战,靠这点人马,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他奏调蒋益澧(lǐ)、刘培元等率部编入浙军。根据这样的实际情况,清廷下诏,命令广东的粤海关、福建的闽海关、湖北的江汉关,以及湖南、江西分摊浙江军饷,以使左宗棠有足够的军费。然而,远水解不了近渴,这些部队来到浙江尚需时日,眼下救援衢州的事情正急如星火,而上述地区承担的军饷,后来证明也根本无法落实,完全成为画饼充饥。
当时,衢州有8 000守军,由总兵李定太率领,城池被围之后,连连告急。后来,李元度率八千安越军前往救援,也陷入重围,和李定太一起,拼命求救。
左宗棠此时也只有8 000余人,相当于二李总兵力的一半,他认为,如果从衢州入手,贸然前往,“断无自全之理”,必然重蹈李元度的覆辙,最终三路人马将全部难逃厄运。因此,尽管清廷一再发布上谕,命令他火速救援衢州,但左宗棠认真分析形势之后,果断作出决定,不直接发兵衢州,而是朝另外的方向,对着开化、马金、遂安等由辅王杨辅清把守的地方发动猛攻,并迅速将这些地方攻克。
同治元年(1862年),左宗棠攻占遂安县城,12日,入城布置城守事宜,留老湘营留守遂安;次日,拔营再援衢州。15日,行抵常山璞石。其时,太平军李世贤部从龙游、寿昌分三路进围衢州府城,另一支自遂昌往江山。衢州镇总兵李定太及驻守江山之署浙江布政使李元度,各拥兵8 000人,皆不能战,迫切呼援。18日,左宗棠驰抵常山水南地方,探闻太平军分支屯驻招贤一带,阻隔衢州与常山、江山通道。次日,即调刘典等督军分路进攻。太平军猝不及防,败退,衢州粮路被
打通。
4月初,左宗棠派队赴援江山。4月13日,亲督率各军进扎江山县石笏(hù)地方。14日,在小清湖击败李世贤部。16日,分路进攻石门花港。经反复激战,于20日攻破太平军营垒。李世贤部东走龙游、寿昌、兰溪,返金华。左宗棠正议回师衢州,又逢太平军杨辅清部由皖南宁国进入浙江,经昌化南下遂安,于是改变计划,令刘典率军由华埠、马金自率亲兵及各营由常山进驻开化。
5月13日,杨辅清部退回到皖南。左宗棠自开化还军,于5月31日驰抵衢州西北的沐尘。左得知李世贤已从东、南、北三面聚集重兵围困衢州,而西路常山已有刘培元一军驻扎,遂令新到的王德榜、屈蟠两军进江山,而自率各军由北路进击。
6月8日,左宗棠指挥新任按察使刘典,道员屈蟠、王德榜及总兵刘培元、李定太等分九路并进,在龙游附近击败李世贤部。15日,李再战,又失利,遂从龙游退守金华府。这时太平军内部存在着太平军与广东“花旗”的严重矛盾,加上将帅之间“自相猜贰”,大都不接受李世贤号令,所以难以组织强有力的攻势。6月20日,天王洪秀全命李世贤率军回救天京。
从全局看,此时太平军已处于被动地位,而左宗棠指挥的军队屡经扩编和增调,总数已达3万人,而且配备了不少外国侵略者提供的新式枪炮,实力大为增强。
7月3日,左宗棠分南北两路继续东进,一路由刘典、杨昌浚率领进攻衢州北部地区,连破太平军营垒三十余座;另一路由刘培元、屈蟠、王德榜等指挥攻破太平军衢州东南两面的营垒,迫使太平军退守龙游、兰溪等处,衢州围解。
将太平军赶出苏杭
衢州虽然安全了,但以后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面对数十万之众的太平军,左宗棠兵力实在单薄,而清廷分摊各省的军饷,绝大部分又只是一张空头支票,根本无法落实,尽管左宗棠后来最大限度地扩充浙军,也只能达到三四万人,远逊于曾、李所部的兵力,而这种扩军,已经拖欠浙军大量的军饷。
即便如此,也不能将这三万余人全部投入浙江战场。浙军攻克严州、富阳之后,本来可以较顺利地一鼓作气,乘胜攻克杭州,但此时安徽方面的太平军先后攻克皖南诸多城镇,浙军只能按照曾国藩的命令,抽调刘典、王文瑞一万多人马前往增援,经过数月苦战,将那里的太平军击退。
此时,曾国藩要求这一万多浙军继续深入皖南,长期在安徽境内和曾军进行会剿,这一次,左宗棠拒绝了曾国藩的命令,他只留下由王开琳率领的3 300人驻守徽州屯溪镇,将其余8 000人全部撤回浙江。事后证明,左宗棠这一决定是非常正确的。
此时,浙军已经开始进攻杭州,可是离杭州六十里的余杭也驻有太平军重兵,如果单攻杭州,余杭的敌军必然会进行支援,将会使攻城部队腹背受敌,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因此,必须在攻打杭州的同时,也攻打余杭。这样,就只好将两万余人分开,同时对杭、余两城发动进攻。本来就严重兵力不足,一分为二之后,就更显单薄了。此时,离杭、余二城不远的湖州,聚集着大批太平军,一旦他们赶来增援,攻城浙军将面临险境,因此,调回8 000人阻击援兵,显然十分必要。
李世贤因急于摆脱左宗棠纠缠,以回援天京,于六月中旬以攻为守,调大军分两路直取遂安,奔袭左军后路。于是左宗棠调刘典等九营4 000人回援。六月二十日,刘典等部与太平军战于遂安东南。二十七日(7月18日),李世贤退回金华,将兵力集中于金华、兰溪、龙游、武义一线,作坚守打算。左宗棠统兵进入浙江以来,由于太平军将士的英勇奋战,使其进展相当缓慢,入浙八个月始终未能越过衢州一线。直至同治元年八月上旬,新任浙江布政使蒋益澧率广西左江镇总兵高连升、副将熊建益的湘军8 000人从广西经湖南开抵衢州,战局才开始发生变化。七月,清军攻陷处州府,闰八月十三日(10月6日),蒋部高连升一军攻陷严州府寿昌。李世贤见一时无法击溃左宗棠的进攻,只好派将分兵扼守金华、汤溪、龙游一带,阻截清军东进。他自己则于是年闰八月(1862年10月上旬)奉洪秀全之命,率精兵7万多人驰救天京。此时,浙江太平军力量顿时薄弱。重点设防的龙游、汤溪等城,真正能作战的留防士兵不过数千人。群龙无首,自然会乱成一团,部队统帅不在,留浙各支太平军没有统一的指挥,士气下降了很多,甚至有些将领选择了投敌变节。而这一切,对左宗棠来说,都是非常好的机会。此后,不到半年时间,清军相继攻陷汤溪、龙游、兰溪、金华、武义、永康、东阳、义乌、浦江、诸暨等地,特别是攻下了严州西北的军事要地桐庐。桐庐位于浙江中游,自桐庐七里泷径下地势渐平,江面渐阔。由于桐庐失守,太平军在杭州上游的重地只有富阳(属杭州府)一城了,浙西防线因而全部溃垮。为指挥各军沿江直取杭州,左宗棠于同治二年正月下旬(1853年3月中旬),将大本营从金华移至严州府治(在浙江上游),派蒋益澧逼攻杭州。
在浙东方面,英法侵略联军于同治元年四月十二日(5月10日)悍然进攻宁波的太平军。当时英国有战舰4艘,水兵330人,由“争胜”号舰长刁乐克统带;法舰两艘,水兵70余人,由“伊台”号舰长耿尼统率。经过激战,太平军戴王黄呈忠、首王范汝增受重伤撤退,法舰长耿尼亦被击毙,由“孔夫子”号舰长勒伯勒东继任统领。此外,刁乐克在宁波当地招募了中国游民1 000人,由英军军官训练、统带,组成中英混合军,称“常安军”和“定胜军”,又称“绿头勇”;不久,法国人宁波海关税务司日意格等,也招募了400名士兵,头戴花巾,称“花头勇”,后陆续扩充至1 500人,组成中法混合军,取名“常捷军”。中英、中法混合军成立后,就伙同清廷已革道台张景渠,攻占慈澳、余姚,夺得奉化。此后,双方展开了拉锯战。
这时,清廷还应法国公使之请,任命勒伯勒东为署浙江总兵,带“常捷军”1 500人防守宁波。宁波作为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口岸,在军事上居于重要地位。通过宁波,既可以输入军火、粮食等重要补给品,又可以取得海关税这笔重要收入。因此,左宗棠对宁波是很重视,他委派史致谔署理宁绍台道,并明确指出:“浙中饷源全在宁波海口,此处无人筹划,终无自立之理,仰面求人,其效已可睹也。”
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六日(3月15日),清军占领绍兴,而“常捷军”头目法人勒伯勒东被太平军击毙。镇海、台州等地,也先后被地方地主武装和中英、中法混合军所夺占。二月初,张景渠又占领萧山,逼近杭州。这样,浙境太平军的力量更为削弱,“金华、龙游、严郡、温、台等处陆续退守,兵屯富阳”。李秀成的部将听王陈炳文、归王邓光明亦增援富阳,以保杭州。二月,左宗棠水师由副将杨政漠率领在富阳击毁太平军船只数百艘,太平军全局崩溃已不可避免。曾国藩对此十分高兴,致函左宗棠说:
阁下受事于糜烂之后,如大海巨飓橹倾楫摧,一理阴云解驳,稍睹畔岸,远近智愚,畴不怍慰!
皖南太平军为牵制左军东进,分两路由皖入赣,以拢左宗棠后方:一路由歙(shè)县、休宁准备越过婺源,直取江西的德县、乐平;一路由黔县准备越过祁门进取江西浮梁、景德镇。为巩固后方,左宗棠不得不将刘典一军8 000余人调回建德(严州府治)转向皖南。这时由左宗棠直接指挥的兵力虽有3万余人,但相当分散,除刘典、王开琳两军一万余人(王开琳部3 000余人)部署在皖南外,还有万人左右分守下游的新城、桐庐和上游的淳安、遂安以及衢州、金华、严州等地。进攻富阳的部队只有蒋益澧1万多人,加上军饷缺乏,瘟疫流行(左宗棠军前后病死4 000多人),所以在富阳与太平军相持五个多月,毫无进展,左宗棠自己也得了疟疾,陷入一筹莫展的境地。最后他决计求助于法国人组织的洋枪队。同治二年七月二十六日(1863年9月8日),左宗棠将浙东德克碑的“常捷军”1 500人调至,配合蒋益澧进攻富阳。八月初七日(9月19日),清军与“常捷军”联合攻破富阳城外卡垒,翌日占领富阳城,高连升部亦破新桥,并进而攻杭州。九月初六日(10月18日),太平军听王陈炳文、归王邓光明集中一万余人分四路反攻,被击败。十月十八日(11月28日)太平军再次从杭州反击,又被高连升与“常捷军”击退。十一月初十日(12月20日),左宗棠从富阳赶至余杭督师,双方在杭州、余杭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曾国藩为了迅速绞杀太平天国运动,在夺得安庆重镇之后,他进一步加强了进攻部署。早在同治元年三月(1862年4月),他派李鸿章率领淮军至上海,以上海为基地,全面进犯苏福省。同年四月又让其弟曾国荃率湘军东下,围攻天京。加上左宗棠率部进入浙东,攻陷富阳、扑犯杭州,太平天国处于三面夹击之下,完全陷入被动挨打、其防线逐步瓦解的局面。十月二十四日(12月15日)太平军的长江下游的主要城市苏州失守,守城将士也出现了变节投敌的情况:其守将郜永宽等八人刺杀了慕王谭绍光,向淮军投降。叛变事件也在浙江不断出现。从同治二年十一月初七日到同治三年正月初八日(1863年12月17日到1864年2月25日),由于平湖、乍浦、海盐、澉浦、嘉善、海宁、桐乡等地的守将纷纷投敌,杭州成了一座孤城。
同治三年正月初九日(1864年2月15日),左宗棠将提督黄少春一军从余杭调至严州,以遏阻从皖南援浙的太平军。这时,皖南太平军已由绩溪进入昌化(属杭州府),并南下淳安、遂安(严州府属),威胁左军后路。左宗棠做了严密的防务:命魏喻义自新城南屯严州,喻得成屯金华,戴奉聘屯衢州,并调王开琳部“老湘军”由屯溪下趋淳安。正月十五日,王开琳会合黄少春部击败太平军于遂安之昏口,太平军分走婺源(皖南)、玉山(赣东)。二月十八日(3月25日),进入浙江北部的淮军攻陷嘉兴,杭州太平军更失掎角之势。城内个别将领图谋通敌。二十一日(3月28日),蒋益澧、高连升等用大炮轰塌城垛三丈。二十三日后半夜,听王陈炳文弃城北走。二十五日清晨,左军攻陷杭州,蒋益澧、高连升等部及德克碑的中法混合军入城后即大肆抢劫。同一天,太平军康王汪海洋也弃余杭北走武康(属浙江湖州府),清军康国器等占领余杭城。三月初二日(4月7日),左宗棠进驻杭州,始申虏获之禁,妇女财物各从其主,有敢取自贼中者,罪之。禁军士入民居,招商开市。
在杭州的争夺战中,太平军坚忍不拔,楚军屡攻不下,伤亡严重,几次遭溃败。直到1864年3月,由于嘉兴被楚军攻陷,杭州的粮道和交通线都被切断,无法据守,守将陈炳文动摇出走,钱桂仁率部千余人献城投降,杭州城才被拿下。左宗棠获加太子少保衔。8月,左宗棠主部攻陷湖州,受封为一等恪靖伯。
苏浙根据地瓦解,苏杭陷落。在太湖地区抗击中外反动武装的太平天国此后失去了回旋余地,不得不舍弃苏浙,“就食江西”。三月初四日(4月9日),左宗棠遣杨昌浚率军攻陷武康。初五日,太平军石门(属嘉兴府)守将邓光明投降。同日,李世贤、杨辅清、汪海洋退至昌化。以后,李世贤由皖南进入江西,汪海洋、陈炳文等转战浙皖;黄文金、杨辅清则留守湖州,与清军在湖州一带激战两个多月。
七月十二日(8月13日),干王洪仁玕亦至湖州。其时湘军、淮军已向胡州合击,二十五日(8月26日),湖州城南门守将陈学明向蒋益澧投降。二十六日,洪仁玕、黄文金等决定放弃湖州,西走江西。二十七日(8月28日),左军将领蒋益澧、高连升以及“常捷军”首领德克碑会同淮军将领郭松林、潘鼎新、张树声、刘秉璋等占领湖州府城。二十八日,由湖州西走的太平军被左军在梅溪击败。同日,杨昌浚经过月余的进围,占领湖州府西境的安吉县城,并追至孝平。
七月底八月初,黄文金与洪仁玕、黄文英、李继佑等,在皖南作战失利后东走浙江昌化。八月初五日(9月5日),黄文金病死,黄文英统率其军。初七日,在昌化白蛇岭被左军击败西走。初八日,左军在浙皖交界处之蜀口再败太平军。十八日,黄少春在遂安十六都迫使太平军两万余人投降。八月下旬,左军分别在常山、江山一带击败太平军。太平军在皖浙作战相继失利,纷纷转入江西,浙江境内的战事基本结束。同治三年九月六日,左宗棠上奏朝廷,称浙江太平军已全部肃清。这样,左宗棠又为清王朝建立了“规复浙江”的大功。
李世贤在江西听到天京已破的消息,与康王汪海洋率部转移到福建,相继攻克汀州、漳州等城,建立了根据地。清政府采取分进合击的方针,派左宗棠督楚军从江西、浙江分道攻入福建。
福建追击
早在同治二三年间,当左宗棠所部的蒋益澧一军,正以万人之众围攻杭州,李鸿章的淮军正由苏州进攻常州,曾国荃在南京城外包围圈逐步缩小,太平天国形势日趋险恶之时,左宗棠便预料到,清军各路人马只知集中全力进攻那些名城大邑,却忽略了防堵太平军可能突围退却的必经之路。于是他特上一折,提出了防堵太平军的意见。
金陵寇势已蹙(cù),句容、溧阳、广德均为贼据,其必由此逃窜,殆无可疑。臣三次函商曾国藩,远防不如近剿,请其注意广德。设寇由广德窜入皖南腹地,昼夜疾驰,不数日即可出险,恐宁城各将,来弗击,去弗追,终成不了之局也。曾国藩所虑,以无大支游击之师。臣窃以为贼势实穷,官军兵力亦未为薄,如权缓急应之,苏州既克,杭州之围正急,海宁、嘉兴之贼,不足为苏州之患也。常州陈坤书,李鸿章言其不甚耐战,暂舍不攻,金陵破,常州必应手而下。唯溧阳守贼李世贤狡悍著闻,贼窜必假道于此。李鸿章如暂缓嘉兴不攻,由无锡移军急攻宜兴、溧阳,西北与曾国藩溧水守军联络,纵未能即拔,较空此一路任贼窜过,自为腾之。曾国藩力持坚宁之议,见正布盖皖南、江西防兵,固为老成之见。然贼知我以坚守为主,必不攻,各将以坚守为事,必不战。倘贼舍城不攻,从间道疾驰而过,恐调拨尾追亦有所不及。何如厚集兵力,扼广德、建平、东坝,与李鸿章一军联络之为得乎?臣思虑所及,敢毕献其愚。
按照左宗棠的看法,金陵、杭州、嘉兴等地虽然仍在太平军固守之中,但早晚必为清军攻破。问题在于:太平军在苏浙皖交界处的溧阳、广德等地仍有很大一部分兵力,假使曾国藩的苏皖之军不与李鸿章的上海军东西联成一气,在南京与苏州之间形成一条坚固的封锁线,那么万一太平军自皖南赣东一带突围,与李世贤部会合,那时即使攻占了金陵等大城市,但整个战局却也成为不了之局。左宗棠的分析是有见地的,但是他的建议虽然高人一筹,却并未引起清廷的重视。当时曾国藩正集中全力攻打南京,自无游击之师可调,李鸿章又借口常州未破,他的军队不能越常州而远攻溧阳。后来战局的发展证明左宗棠的预见是准确的。
天京陷落前后,太平军分散成五路陆续进入江西境内:沛王谭星、宗王李仁寿、天将林正扬等部由浙江开化进入玉山、广丰;听王陈炳文、康王汪海洋等部由皖南进入德兴;侍王李世贤、来王陆顺德、戴王黄呈忠等部由浙江开化进入玉山;凛王刘肇钧、利王朱兴隆等部由苏南经浙西、皖南进入弋阳;干王洪仁玕、昭王黄文英、佑王李远继等部由浙江遂安进入玉山、广丰。由于各路互不相统属,势同流窜,加之后有左宗棠浙西、皖南大军的追击,前有江西防军的拦截,以及鲍超所部大军的逼攻,太平军一路损失惨重。
九月,太平军余部分四路向福建挺进。来王陆顺德从广东大埔北上,占领闽南永定县,再往北进取龙岩府;侍王李世贤率军自江西南安府越梅岭入广东进攻南雄,后撤围经平远、镇平、大浦等地,九月十四日(10月14日),东向进克闽东南的漳州府,毙清漳州镇总兵禄魁、汀漳龙道徐晓峰和漳州知府扎克丹布等;天将丁太阳、林正扬等于九月中旬由江西云都、瑞金南下入闽境,十月十六日(11月14日)占领闽西南的武平,擒斩老湘营大将张运兰(时任按察使),随后东走永定。同时,康王汪海洋、佑王李远继、偕王谭体元、祥王黄隆芸等占领江西新城县,旋经宁都、瑞金进入福建汀州境内之灌田。据称,同治三年秋,进入福建的太平军总数在30万人左右。这使闽浙总督左书常极为震惊。他奏请清廷以蒋益澧护理浙江巡抚,以杨昌浚署布政使,自己亲自赴闽督战。
十月二十八日(11月26日),左宗棠从杭州出发,挥清军分两路进入福建:西路饬帮办福建军务刘典率所部新军8 000人由江西建昌赴汀州府。又奏请清廷以记名臬司王德榜署福建按察使,带所部五营(约2 500人)自江西瑞金入汀州会合作战:中路以提督黄少春、副将刘明珍两军共4 000多人由衢州、江山取道福建浦城、建宁赴邵武一带接防,腾出康国器一军进攻漳州府;东路则以署浙江提督高连升部4 000人、知府魏光邴部500人由杭州东赴宁波,雇轮船由海道赴福州,出兴化(今莆田)、泉州。
十月上旬,原奉檄力图泉州、厦门的署福建陆路提督林文察,偕同副将惠寿率军进攻漳州。李世贤督军反攻,击破了惠寿的营盘,林文察退守玉洲。
十一月初三日(12月1日),李世贤率军主动出击,分别进攻万松关、瑞香亭陆路各营及镇内水营,阵斩林文察,并打退了署福建水师提督曾玉明的援军。十一月十九日(12月17),汪海洋、李远继、谭体元等于汀州上杭、连城间之南阳、新泉等地,大破左军西路刘典部,斩副将卢华胜、参将刘教廷,进占杨家坊。翌日,刘典退守连城,王德榜、王开琳等从汀州赴援。二十七日(12月25日),左宗棠率军行抵延平(即今南平县),护理浙江巡抚蒋益澧派署衢州镇总兵刘清亮率3 000人援闽。当时在福建的太平军,主要有两大支:李世贤以漳州城为中心,占有南靖、云霄(均属漳州府)、龙岩(属龙岩州),永定(属汀州府),拥众10余万;汪海洋约有9万人,扎老营于长汀、连城、上杭(均属汀州府)交界的南阳,分军守吉田、下车、南岭一带。这样,闽西南大部地区一时均入太平军版图,声威大振,形成了一个新的基地。左宗棠这时深感兵力不足,以自己所部的两万余人,加上协同作战的闽军、粤军亦不过四五万,不仅双方实力悬殊,而且左宗棠说:“李、汪诸逆狡悍凶顽,倍于群寇”,深感难于对付。清廷为增加福建兵力,于十二月初五谕令新任福建水师提督吴全美(在粤),陆路提督郭松林(在苏),汀州镇总兵沈俊德,漳州镇总兵李成谋(在鄂),金门镇总兵王东华(在苏),建宁镇总兵张得胜(在皖),各带本部赴任。
十二月初四(1865年1月1日),左军中路黄少春进至漳州北溪,与高连升会同进攻李世贤。二十八日,闽粤清军占领永定县。同治四年一月二十四日(2月19日),清延建邵道康国器率军攻占九龙江上下游咽喉要地——龙岩,切断了李世贤与汪海洋两军的联络。二十七日,刘典、王德榜联军大破汪海洋之军于连城新泉,使其精锐丧失过半。二月初四(3月1日),刘典、王德榜等占领汀州、连城间的南阳乡,太平军走上杭、永定。初七日(3月4日),刘典、工德榜又在上杭白沙击败汪海洋部。
三月初三日(3月29日),李世贤派军分由崎下桥、北尾桥、打鼓山出城进攻,被黄少春、高连升等部击败。
二月初,李鸿章派郭松林、杨鼎勋两军8 000人(配有洋枪)坐轮船由海道援闽,分别于三月初五、三月十七日抵厦门。左宗棠令其分道进海澄、漳浦,以攻漳州府南。十六日,郭松林联合高连升、黄少春击败李世贤部。十八日,李世贤屡攻清军漳州以北营垒,均被击退。左宗棠再调刘明灯五营取道福州,由兴、泉赴安溪,增加进攻漳州兵力。他本人也于四月十五日(5月9日)抵福州,就近督战。四月中旬,淮军郭松林、杨鼎勋等,左军王德榜等分别在漳州南面和西北击败太平军,合围漳州府城。二十一日(5月15日),高连升、黄少春见乌头门与东北楼内的寨势成掎角之势,认为要想攻克漳城,必先破楼内的贼寨;想取得楼内,必先破乌头门的贼垒,于是会商刘清亮、王德榜、郭松林、杨鼎勋各军,分路齐进,乌头门十四垒被次第攻毁。太平军伤亡惨重,余部向南靖退却。各军乘机攻城,李世贤率军巷战不胜,由西门撤出。至深夜,各军陆续入城,太平军在闽南的重要根据地漳州陷落。次日,南靖也被追击而至的王德榜军会同刘典军攻陷。
三月下旬,刘典、康国器分路进攻汪海洋部。四月中旬,汪海洋南走广东大埔(旧治在今大埔县以北),因遇广东清军阻击,又折回闽南。四月二十五日(1865年5月19日),汪海洋、李远继、谭体元兵分七路进攻永定,清军在狮龙岭伏击获胜,翌日再战,汪海洋再败,损失严重,后撤向西北,据守上杭、中都一带。永定解围。这一仗,康国器以八千之众击败太平军七万人,主要靠抬枪之力,熟悉地形。左宗棠对康国器以少胜多,予以嘉奖。
李世贤撤出漳州后,即退向粤闽交界的平和县,王德榜、高连升、黄少春等部清军紧追不舍,太平军伤亡颇众。四月二十七日(5月21日),淮军郭松林、杨鼎勋两部,相继攻陷漳浦县城,五月初一日(5月25日),再陷云霄厅及福建东南端的诏安。五月初二(5月26日),康国器派康熊飞各营会同王开琳部截击,李世贤军大败,降者达万余人,李世贤带伤连夜率十数骑乘马过河逃脱,其军散亡略尽。次日,杨鼎勋等军分路追杀,宗王李学金战死,天将何春贵等率余部两万余人降于王开琳。来王陆顺德、天将林正扬率部撤入广东境内,五月初七(6月2日),占领镇平县。至此,闽南太平军只剩下汪海洋一军数万人,在上杭、中都一带活动,于是清军追剿太平军余部的主要战事从福建转入广东。
闽、粤、赣三线合围
同治四年(1865年)初,左宗棠加紧调集各路人马进攻太平军。江苏巡抚李鸿章派郭松林、杨鼎勋两军由苏援闽,抵达厦门。四月十五日(5月9日),左宗棠来到福州。调黄少春、王德榜率楚军会同郭松林、杨鼎勋部淮军猛攻漳州,李世贤向西南败走。汪海洋部在永定、上杭等地连战失利,不得已离闽入粤,占广东镇平县(今蕉岭)。汪海洋在镇平筑营一个多月后,李世贤于六月底至汪海洋处,却被汪杀害,实在令人痛惜。此时清朝方面则集中了来自福建、广东、江西三省的军队对镇平形成围困之势。汪海洋突出重围,一度进入江西,后又转进广东,攻占嘉应州(今梅县市)城,并决计在此死守。左宗棠则一面调兵遣将围攻嘉应州,一面行抵广东大埔亲自督战。清廷也发布上谕令左宗棠节制广东、福建、江西三省军队,授予他“节制三省之责”。
随着战局的变化,左宗棠的指挥部也步步前移,同治四年五月初十,进抵漳州。汪海洋部撤入广东后,左宗棠一面严令部下紧追,一面派康国器率部5 000入粤夹击。同年闰五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汪海洋与康国器交战失利,退回镇平。左宗棠令高连升、黄少春、刘清亮等在距镇平数十里处扎营,汪海洋则在镇平城外分筑30余垒,收稻积谷,准备长期据守。于是左宗棠在城外部署了四支清军:以康国器、关镇邦攻镇平东南;高连升、黄少春、刘清亮严扼闽粤武平边境,堵住太平军北上之路;刘典、王德榜两军分屯福建上杭、武平,作为第二道堵截线,并饬粤军扼镇平西南,准备一举消灭汪海洋部太平军。
关于李世贤的下落,史料记载不一。陈坤的《粤东剿匪纪略》一书,根据被俘太平军士卒的供词,认为李世贤是战败自刎而死。清同治四年八月二十三日(1865年10月12日),左宗棠的奏报说:
臣等前据各军纷据逃出贼目禀报,李世贤自永定败溃后,夜半偷渡,随行溺毙数人,复凫水上岸,割去须发逃匿山中,以其能操漳州土音,遂诡称漳州难民,人无知者。于是夜行昼伏,至六月二十八日,只身逃至镇平县,请民人送信汪逆。汪逆率党郊迎,并马同入县城。因其旧党百余人泣诉汪逆猜狠之状,心不善之。汪逆前曾藉词不救侍逆,杀其党李元茂等,兹见李世贤至亦不自安,遂于七月初三夜,密遣从党四人乘李世贤酣卧时杀之,并杀其旧党伪王宗、伪天将、伪朝将等五人,传示各贼馆,扬言侍逆已降官军,兹入镇平,复结党图为内应也。臣等犹恐所闻不确未敢遽以入奏,兹镇平克复之后,询之降人难民,所言皆同,并见汪逆所贴伪示中,有侍王心怀险毒,不得已而行此法等语,则侍逆之辗转求生而卒遭汪逆毒手,实无可疑。
阅左宗棠这份奏报有根有据,其可信程度比起陈坤的记载更高一些。李世贤不仅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杰出将领,而且也是当时长江以南太平军的最高统帅。英国人维里塔斯在《漳州访问记》中,对李世贤作了如下描述:
侍王似乎是一位有巨大才干的人。就一个中国人来说,似乎很精通外国政治……他现年三十一岁,短小、强壮,身材相称,他的脸面被晒得很黑……由他攻取漳州城的手段来看,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战略家,并且有显著的军事才能。
可见,漳州虽已失守,但是如果太平军将士能够同舟共济,一致对敌,还是有一线复兴希望的。只可惜,在此危急时刻,他们仍然重复自相残杀的悲剧,其结局自然是必败无疑了。李世贤被害后,来王陆顺德也在粤东长乐(今五华)被叛徒林正扬所执,送清营,不屈而死。七月十三日(9月20日),由赣至粤参战的鲍超所部霆军提督娄云庆在镇平、大柘,击败佑王李远继。汪海洋则集中两万兵力进高思,康国器埋伏精锐于山岭间,用抬枪轰击太平军,汪海洋左腕被抬枪击伤,全军大乱。
这时清军的形势是:在嘉应地区有来自闽、粤、赣三省的军队,急需统一指挥,协调作战。于是,清廷采纳了前护理江西巡抚沈长级的建议,于八月十三日(10月2日)命左宗棠入粤督师,节制广东、江西、福建三省各军。八月十四日,汪海洋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首先引高连升、康国器穷追至兴宁(嘉应州城西南)山中,然后伏军8 000突起,击毙高连升部数千人,其大将关镇邦被斩首,康军也被击毙数百。九月初三日(10月22日),汪海洋攻占平和县(属惠州府)。九月二十一日(11月9日),汪海洋、李远继、谭体元一举攻克广东嘉应州(今梅县),这是太平军占领的最后一座州城,并屡败左宗棠所部清军,击毙了前来进攻的叛徒钱桂仁。可是,汪海洋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在嘉应城外建土城、望楼,准备在此孤城死守,至此将自己置于被动挨打、坐以待毙的绝境。在太平军占领嘉应州并决定据城死守的情况下,康国器疾至左宗棠大营献策。他分析,嘉应已成困兽,诚以闽师逼其东,粤师逼其西,连营稍前,合成长围,然后作堑困之。另布罗遮师,阻其隳突。得三万兵、三月饷,可聚而歼也。
左宗棠采纳了康国器的合长围之策,调新任浙江提督鲍超率12 000人入闽至武平、上杭,再由广东平远县径趋嘉应西北,是为北路;刘典率军8 000人由赣入闽,由永定、大浦趋松口(嘉应州境)攻其东;左宗棠(时带新兵及总兵杨和贵、营驻福建平和县王官溪)亲率署浙江提督黄少春之军3 000人、福建布政使王德榜之军2 500人出饶平攻其东南;又商同两广总督衙署派广东布政使李福泰一军驻兴宁(嘉应州城西南),总兵方耀驻兴宁县东,扼嘉应西面;以高连升、康国器部攻汪海洋之西;再以粤军记名提督曾敏行、副将郑绍忠扼南路,江西巡抚刘坤一亦令臬司席宝田、总兵刘胜祥两军由平远、镇平前进。这样就形成了对嘉应城的包围圈,左宗棠决心要在这里全歼太平军余部。
十一月二十九日(1866年1月15日),左宗棠移大营于粤东大埔县(属潮州府)。十二月十二日(1866年1月28日),左宗棠指挥各路军队向嘉应州城发动总攻,“血战竟日”,以致“大战处血渍满蹊径,涧水尽赤”。左宗棠也不得不承认“诸将士皆言逆贼是日分布之密,搏斗之苦,实为从征数年来所仅见”。汪海洋在佛子高、黄竹洋等地击败刘典和王德榜之军。但刘、王二人又与高连升、康国器合军复战,以抬枪集中向康王龙旗射击,汪海洋在激战中头部中弹负重伤,次日在嘉应州因伤势恶化而死。汪海洋系安徽全椒人,初隶石达开军,随入广西,后随李秀成入浙江,是太平天国的一员骁将。清廷称他“忍耐善战,令酷而下必死,更进疾退,胜不速追,败不速走,陷名城,覆大军,屡矣”。汪海洋既死,李远继也在战斗中不知所终,由偕王谭体元带领其余部向群峰陡立的黄沙嶂撤退,嘉应州城失陷。
四更时,高连升、黄少春等攻入东门,高连升、王德榜、康国器各军均向黄沙嶂方向追击。二十三日夜,王德榜部在黄沙嶂左路围截招降太平军大部。二十四日(2月9日)黎明,高连升一军在大日追上太平军,招降万余人,何明亮等部太平军亦在北溪白河坝被鲍超军四面包围被迫投降。
同治五年正月二十一日(1866年3月7日),谭体元在黄沙嶂督战,在与鲍超军厮杀中,因力竭坠崖伤重,呻吟路旁,被黄少春部俘获,遂至左宗棠松口行营,被杀害。谭体元,广西象州人,由桂林从征到天京,亦曾随石达开返广西,后返师随李世贤征战,他是长江以南太平军最后一个牺牲的王爵。在这次战役中,太平军余部阵亡万余人,投降5万余人。至此,长江以南太平军余部的斗争遂告结束。左宗棠于正月下旬返回闽浙,总督衙署,被清廷赏戴双眼花翎,其长子左孝威亦被特赏主事。左宗棠志得意满,他在致友人的信中毫不掩饰地自夸。
至此,江南太平军余部的斗争已经失败。不久,分散逃出的太平军将士或被招降,或被迫杀。左宗棠完成了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使命,挽救了清王朝垂危的统治,并且表现了高度的自觉和尽瘁精神。自统兵入浙以后,他身为一个主帅,每遇大战,“与僚佐皆帕首靴刀,分路杀贼”,白天指挥作战,夜晚处理公牍文书,都要“一手经理”。身为闽浙总督,三年内只有十二天入住总督衙署,其余时间均在军帐中度过,生活俭朴,“非宴客不用海菜”、“冀与士卒同此苦趣”。
咸丰十一年夏(1861年),太平军攻占建德,绕攻景德镇,曾国藩呼令还救。左宗棠自兴安“冒雨驰奔七日,甫抵乐平”,即发队作战。后来他与捻军作战时,为了督军追击,他亲履行间,一连十天“昼夜驰驱,骑马奔走”。当时的清朝诸将帅中,像左宗棠这样“刚明耐苦”者确实少见。但是,另一方面,他对太平天国和其他一切反对清王朝及冲击封建秩序的“匪类”,是极其仇视的,可谓心狠手辣。同治三年(1864年),左部湘军会同李鸿章部淮军攻陷湖州。左宗棠“不居复城之功,而以追击为事”。在宁国、威坪、蜀口等地,太平军“大小头目被擒斩者以千计”。他对起义军强调不能轻易言“抚”,而必须重“剿”,而且还要杀到“稗无遗种”。在处理俘虏时,手段极其残忍。咸丰十一年三月(1861年4月),太平军与左宗棠部湘军大战于姑鱼山、金鱼桥、范家村等地,左宗棠说:“上饶范家村之战,毙贼三千有余,阵斩贼目多名,极为痛快。”凡遇太平军将领被俘,审讯后他即处以磔刑,并株连家属。
同治二年二月(1863年3月),左部湘军攻陷龙游,太平军将领陈廷香战死汤溪白龙桥。左宗棠得知陈廷香是湖南湘阴猪婆潭人(距左宗棠老家柳庄不过数里),即札饬湘阴知县,“拿其家属”。湘军攻陷汤溪,太平军守将李尚扬因叛徒出卖被俘,左宗棠亲加审讯,处以磔刑,并札饬湖南安仁知县查拿李尚扬家属。同治五年,太平军全军覆没,左宗棠在战事已结束的情况下,处理太平军大量被俘士卒时,命将“面貌狰狞者”亦从严惩办。他还督令各部“分途捕治潮、嘉、漳、泉、兴、化、永春各邻县莠民,诛斩数千”,这更超出了镇压农民起义的范围。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左宗棠奉命出师,镇压太平军,固然出于效忠清朝皇帝的需要,但其残酷屠杀无辜良民却是天理难容的。
同治五年二月十八日(1866年4月3日),左宗棠从广东回到福建的闽浙总督衙署。他从同治元年入浙,先后巡抚浙江和总督闽浙,镇压太平军是其主要功绩,而作为一个封疆大吏,他注重恢复农业生产,进行盐务和茶务改革,整饬吏治,讲求“劾贪奖廉”与“修明政事”。对于这些举措,就连一向同左宗棠交恶的赵烈文也不得不认为,“在浙江,绍兴居民皆已复业,萧山诸境,民船夜行,橹声相应也,杭城百废俱起,复城未两月,已议及海塘。各郡之漕皆减定,颂声大作。以此观之,左之吏治实胜李(指李鸿章)十倍。”特别是左宗棠在参与镇压了农民起义后,把自造轮船以抵御外来侵略提上议事日程,创办了福州船政局,进而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倡导者和近代企业的开拓者更值得称赞。

购买书籍

当当网购书 京东购书 卓越购书

PDF电子书下载地址

相关书籍

搜索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