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外交战.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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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他们以君子风范在民国外交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受任于晚清摇坠之际,奉命于列强觊觎之间,屹立于民国一线,力避中华民族陷于丧权辱国之困局.弱国无公义,弱国无外交,但他们在内忧外患的民国,依然以铮铮铁骨维护着国家尊严.在外交保卫战中,一场雄辩、一纸笔墨、一份协议,无不透露着他们的拳拳爱国之心。时隔百年,他们那掷地有声、振聋发聩的呐喊,久久回荡在历史的长空中。

序言
引  言
走近祖父——杨虎城

1954年12月,我出生于甘肃省玉门市。因当时父母都在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玉门石油管理局工作。所以在我刚满月时,就被送到西安由祖母张蕙兰扶养。于是,我学龄前的童年是在张蕙兰祖母身边度过的, 我对祖父杨虎城的最初认识就是从祖母家开始的。
那是一个我记事后不久的初冬时分,祖母家的大客厅里的条案上摆起一个身着西装男人的大相片。在相片面前设了香案,案上燃起了蜡烛和贡香;香案前还有一个供桌,上面摆着一些点心和水果。最特别的是这诸多的贡品中,有一碗由祖母亲自用菠菜制作的绿色面条。午饭后,开始有许多大人陆续聚集到我家,在客厅里交谈。傍晚时,人们肃立在大客厅里向这个大相片讲话,我被叫到人前,站在最前面和大人们一起向大相片行三鞠躬礼。
以后每年这个时节,都有这个活动。我长大点后从家人口中得知,相片里的人是我祖父,叫杨虎城,是个将军,来家的近百人都曾是他的部下。再后来,一个亲戚给我念了一本描写重庆“白公馆”、“渣滓洞”大屠杀的小册子,我才知道祖父杨虎城是因为要求抗日被蒋介石派特务用匕首杀害的,是烈士。
祖母平日里零星也对我讲一些祖父的生活与性格特点,但从没系统地说过杨家的身世,我想是她不愿勾起心中的痛苦吧。我在祖母身边一直生活到要上小学时,我才回到父母身边。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当时12岁的我,在学校也想参加“红卫兵”,可入“红卫兵”要查“三代”(注:查曾祖父、祖父、父亲的阶级成分)。而我当时对家世并不知道,回家问了母亲才得知,我的曾祖父是个木匠。
1969年春节来临了,那时中国内地的“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我家已两年没有团聚在一起过春节了。可喜的是,父亲在被关了一年的“牛棚”后,回到家中,我们全家过了一个团圆节。过节期间的一天晚上,父亲召集全家说:“我现在觉得有必要将咱们家的历史告诉你们知道。”于是他从祖父家遭横祸,百里扶梓讲起,从西安事变讲到祖父遇害;从他到延安参加革命,讲到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他询问祖父情况的过程……。那个晚上,在近3个小时时间里他讲了许多,
他越讲越激动。我们5个子女被他深深感染,被那些闻所未闻的历史、家史所震惊,所感动。那一年我刚14岁,第一次系统地接触到杨虎城与西安事变。
1996年我移居到加拿大后,接触到一些中国台湾的朋友。在与他们的交谈往来中了解到,西安事变和杨虎城在中国台湾大多数人都不清楚。知道的也仅知道是张学良作乱犯上抓了蒋介石,根本不了解前因后果。惭愧的是,我对自己的祖父也了解不多,对西安事变也知之甚浅。
这一点也是从我1999年到美国见过张学良将军后才逐渐认识到的。
祖父对张学良将军的真诚,在我父亲杨拯民身上得到了充分继承。他与张将军的四弟张学思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同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期间他们成了好朋友。新中国成立后,来往不断。文革前,张学思在天津搞“四清”经常来我家与父亲畅谈。张将军的胞弟张学铭也是父亲的好朋友。特别在“文革”之后,他有大事总愿找父亲商议。我结婚时,他还送了礼物。张将军的五弟张学森,也是父亲的好朋友。几年前,张学森在北京突然去世。为了办理好丧事,父亲不顾自己的身体健康与年事,一天曾数次去见其家属,忙前忙后。对其女儿张闾衡更是关怀备至,从政治、生意到生活上都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与关怀。父亲对张家的事,始终当成自家的事,有时甚至超过自家的事来办。
1991年,张学良将军在遭受长达50多年的幽禁后获得赴美探亲的自由。消息传来,大家都很高兴。邓小平发出:“你们要关心这个人”的指示。随即,开始了组团赴美看张的准备。当时,中央有一种意见是让父亲去。首先因为他的身份并且他与张有过直接接触(这样的人当时已很少了),更重要的是他长期从事过统战工作,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与政策底蕴,能够做张的工作。为完成此行父亲做了充分的准备。但遗憾的是中央派了他人赴美,错过了一次促张回国的时机。从此,父亲就有一个心愿:有生之年要见张将军一面。在以后的数年中,父亲时时关注着张的一切,经常托人带去问候与思念。
1996年春,中共中央批准了父亲赴美探张的要求。他非常高兴,要我与他同行。就在我们完成了各项准备(办好了签证)打算订机票时,北京医院检查出父亲患了癌症,医生提出要马上手术。父亲问,手术后一个月内能否恢复?如能。他就做手术,因为他要去见张学良。医生当时告诉他可以恢复时,父亲当即表示尽快手术。是在要去见张的信念促使下,父亲在76岁高龄做了次大手术,他承受了极大的痛苦。本打算手术后不久就能赴美国,不料手术后身体恢复极差,探张之旅只得搁下。病榻中他对我讲:“你先出国,等我好一些了咱们再去美国看张”。这样,我就去了加拿大。
到了1998年,父亲身体稍有恢复,他探张的念头又起。这年9月我与他通长途电话时,我们讨论了新的赴美探张计划。谁料想,一个月后,就在他参加政协常务会议期间,悄然辞世而去。未能见到张学良将军成了他最后未了的心愿。
1999年6月,我抱着了却父亲遗愿(希望能见张学良一面)和对这位曾与祖父一起同过生死,敢“把天戳个窟窿”英雄的崇敬,偕女儿好好踏上去夏威夷的旅途。6月6日在闾衡、闾芝两位大姐热情的安排下,我和女儿见到了世纪老人张学良。第二年我再次赴夏威夷参加了他的百岁寿诞庆祝活动。活动中我还与台湾来的郝柏村将军进行了友好交谈。两次夏威夷之行了却了父亲代表杨虎城后代看望前辈的心愿,但却无法完成父亲促其荣归故土的想法。
在与张将军的接触中,感到他不愿再提西安事变和杨虎城,促使我萌生了探索其中隐情的想法。
多年来在中国内地,人们对祖父杨虎城以很高的评价,但遗憾的是缺少对他的深入研究(包括我本人)。此前,几十年间,仅出版了米暂沉先生撰写的《杨虎城将军》、吴长翼先生撰写的《千古功臣杨虎城》等少数描写杨虎城生平和思想的传记著作。从见张学良将军后,我便开始收集、研究有关杨虎城、西安事变的资料。
2005年,我在帮助母亲陈因整理父亲的回忆录遗稿《往事》时,为核对史实,查阅了大量有关杨虎城与西安事变的资料。通过这些资料,我看到了一个以前所不了解到杨虎城。由此产生了撰写一本能够尽量真实全面反映祖父杨虎城壮烈一生书籍的冲动。于是我便奋笔疾书,经过一年时间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努力,终于在2006年8月,在加拿大写出了祖父的一生。我当时的心情十分复杂,既有完成了的喜悦,但更多的还是沉浸在祖父伟大精神所感动的激动和痛苦之中。写作中我有两次潸然泪下,一次是被西安守城中牺牲的无名妇人的行为;第二次是写到祖父等人惨遭杀害时。
“大传”完成后,我就专门从事了杨虎城与西安事变的历史研究工作。几年下来,在他追求真理、热爱国家、民族的精神激励下,我先后到美国、到中国台湾、到南京、西安等地,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国民党中央党史馆、“国史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陕西省政协文史委办公室等处收集到了又一批珍贵历史资料,同时也发现一些自己的错误与遗漏。现在将这些新资料与我的新认识奉献给读者。以改版的《杨虎城大传》 献给祖父在天之灵,以此纪念杨虎城诞辰1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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