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可以明智.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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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历史是复杂的,不管碎屑多么细小,也仍旧复杂。《读史可以明智》站在史册边上,发一通卑之无甚高论之论,以期于人有益。因此,本书最大特点在于用思想性统率可读性,严肃认真,不人云亦云,也不故作惊人之语。对专制皇权的剖析平心静气;对臣民适应专制的状态求实求真;对专制社会微调机制的失灵,分析持之有故。
《读史可以明智》分上中下三编,上编主要分析皇权运作时最高统治者的各种手段与权术;中编则分析臣民对专制社会的认同,对皇权的忠诚,对社会正常运转所作的努力;下编为士的历史,铸造了士的两个品格:家国情怀和御用心态。

编辑推荐
习近平重要讲话推荐读史可以明智,知古可以鉴今。
历史学者、《大公报》《文汇报》作者李恩柱先生一生沉淀。
知名学者李银河,作家梁晓声、余世存、张鸣联袂力荐。
挖掘最真实的历史,知道最真实的现在。

媒体推荐
知识分子总是珍惜自己的羽毛的,恩柱有民国文人之风。 ——知名作家 游宇明
恩柱是个极有才华的人,他的读史,比别人多一份沉静;论史,多一些人生体味。而今他已作古,读其文如见其人,还是记忆中那年意气风发的影像。 ——著名杂文家 鄢烈山
遍读李恩柱的杂文,便会发现他的文字是有“主旨”的。他清楚自己在写什么,也清楚自己为何而写。我觉得,他在读书行文时,总是怀有一介读书人常有的入世情怀。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古代知识分子的身影,可以看到传统文人“忧国忧民”的等等余绪。 ——《杂文月刊》执行总编 吴营洲

作者简介
李恩柱(1962——2012年5月),1986年毕业于河北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在杂文报做编辑直至去世。曾参加多部图书的撰写,比如《中国杂文鉴赏辞典》。在《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文汇报》、《香港文汇报》、《大公报》等三十多家报刊发表作品,共计七百多篇。每年都有多篇作品被《中国杂文年选》、《中国文史精华年选》、《中国最佳杂文》、《中国杂文精选》等收入。

目录
上编 神性笼罩的皇帝

文字狱表皮上的华丽外衣
“展示”论
选官流弊与微调之力
何时罪己?
“不由自主”专制
“任务”
“未察虚实”
“京控”
著述的存废与皇权
专制的寿命
知而不改,不如不知
畸形宋朝
宋代皇帝评估文人谤怨
丞相制,说没就没了
掩饰低微
蜕变
帝制时代的好皇帝
罚非其罪
鼠与器
顾虑
多才皇帝的悲剧
缺乏监督的商纣王
监督与监视
繁荣与忧患意识
袁世凯为何称帝
严令如何变成具文的
谁促成了起义者
监督似奴婢
后来呢?
“冷拒”与“酷拒”
头发与政治态度
“意见”叵测吗?
嘉言还需方行伴
必然产生杨广
朱元璋慨叹过的事
皇帝个人情绪与文字狱
扭曲的惜才
容忍度
身边人
何尝知道是新机
缺欠
大面积沦陷
偶然发现
示范
人祸乎?天灾乎?
胡服对汉服的一次胜利
魏源影响了谁?
慈禧对光绪的斥责
调节的弱化
“底线”

中编 诚惶诚恐的大臣

腹诽
郭嵩焘:试图直立行走的猴子
考课与民众之音
宋恕为何事“胆怯”
裴矩的心态
黄遵宪与美国式民主
清朝文字狱与名著
南宋15条的处境
颟顸
王世充求言
语境
孙嘉淦的衰变
唐朝建国前的三百多日
李斯的两次上书
“吮咀”谈
与奸恶无关
良史的界域
刘瑾必有替人
说“鲧”
明朝的穿靴戴帽
贾似道专权之根
“清官”这个概念
朱氏子孙的奢靡
贪官的底蕴
“奸臣”之奸不在包子
传染
计算方法
生计问题

下编 一言难尽的士人

方孝孺的死
都出“国”了
张謇之见
一种无声无息的悲剧
“红杏尚书”的奋斗观
臣子的品德
不可孤立看待遴才方式
雅贿
难忘宋应星
蔡伦的光荣与悲剧

序言
历史既严酷又平和,就像一个复杂的人,遇见一类人时谦恭虚己,看到另一类人时则傲慢无礼。因此,不管历史的碎屑多么细小,也仍然复杂,折射出全貌的影子。
我喜欢历史,但俗人俗眼,只能见人所见,站在史册边上,所发之言,卑之无甚高论。虽然力求不人云亦云,可难免山里人见骆驼是马背肿,落入窠臼,贻笑大方。然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许这类个人之见于人有益,读者诸君阅毕觉得是那么一回事。
于是,自思本书最大的特点在于用思想性统率可读性,严肃认真,不故作惊人之语,也不人云亦云。对专制皇权的剖析平心静气;对臣子、民众慢慢适应专制的状态求实求真;对专制社会不断重复的、已经无数次出现的治国理念无效、微调机制失灵等原因,分析起来持之有故,而不是乱加哂笑。我欲使诸君晓明:农民义军揭竿而起,根源并不在于想过一把皇帝瘾,而是朝政的专制和腐败,统治者漠视底层生活状态,使老百姓无法生存。然而旧王朝被推翻之后,新王朝不思变革,又陷入下一次循环,周而复始,累代相沿。
具体而言,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这是一本既吸纳了历史研究新成果,又融合了作者新观点的思想随笔集。因为不是专题研究,每篇文章切入中国专制皇权制度的角度很小,言之有物,不空发议论,读了没有枯燥感。
其二,实事求是剖析皇权对臣子的碾压。比如茹太素受杖刑,世人常以为是因为他的奏折冗长,实际是他指责朱元璋杀人太多,所遴选的官员能力低劣所致。专制皇权就是如此“口是心非”,一直用罚非其罪、死非其罪的权术欺蒙世人。
其三,不作简单的翻案文字,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是全面看待一个人,公允对待一件事。人是复杂的,社会是复杂的,记述历史的文字或因为皇权压迫,不敢客观描述;或为利益所诱,不能客观描述;或因著史者本为御用,不想客观描述;或因无以名之的原由,不便客观描述……所以读史者当尽量浏览各种观点,坚持多元化。历史如海如烟,同一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可以上天,也可以入地。倘若再加上著者的倾向,更复杂了。尽信书不如无书,以讹传讹,只能害人害己。
其四,敬畏历史,不作不着边际的推断,而是言之有据,议论有源。本书的上编主要分析皇权运作时最高统治者的各种手段与权术。中编则分析臣子对专制社会的认同与维护,努力效忠皇权。下编对老百姓膜拜皇权,崇奉任何一个皇帝的情结,进行求实剖解,认为老百姓是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基础,也是改朝换代的主力军。
历史如人,是一个整体,专制社会持续几千年,是这个体制不断倒塌、重建的结果,这个长久的过程,皇帝、臣子、民众都默认了体制内的一切,所谓变革,仅是皇帝的姓氏不同而已。

文摘
“展示”论

外交官一般都是风度翩翩,机警灵敏的。尤其后一点,在国家间交往时,比个人的长相重要得多。晏子出使楚国,初遭轻视,根源在于容貌,后受垂青,则是因为机敏过人。晏子之后的外交使节,往往容貌与机敏并重,他们不仅对朝廷的政治经济文化极力维护,而且举手投足,无不体现着国家气概和风范。但是像晏子那样问答都充满个性的外交官却越来越少。
魏孝文帝太和七年(483年),南齐武帝萧赜派骁骑将军刘缵率人到北魏朝贡,李安世负责接待他们。这个李安世“美容貌,善举止”,是李祥的儿子、李孝伯的侄子。李孝伯和李祥都在北魏为官,是北魏的名臣,儒界的名士。可见,李安世是名副其实的红色人物。
可能出于对外交往的需要,北魏为了接待这个使团下了许多工夫,从府库中拿出金玉珍宝,然后又发了一个通知,让京都的富商穿着华丽的衣服和那些使团成员交易。南齐的使者到了一家金店,问了问价钱,结果目瞪口呆,——价钱便宜得不像话。刘缵说,金玉这么便宜,是从山里采集的吗?我们猜测,可能刘缵心里打鼓了,一分钱一分货,这么便宜,是真货吗?李安世当即说:我皇朝把金玉看成极其平常的东西,因此价格贱如泥土瓦砾。原话是:“圣朝不贵金玉,所以贱同瓦砾。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爱宝,故无川无金,无山无玉。”刘缵本来想大买特买,听李安世这么讲,“惭而罢。”
北魏一朝是不是经济好得“金玉大贱”?是不是“皇上德通神明,山不爱宝,故无川无金,无山无玉”?史书上有许多具体数字可供引用,舍繁就简,概而言之,当时许多官吏不仅贪污公帑,而且搜刮老百姓几乎达到残酷的程度,从北魏统一到孝文帝改革前的五十多年时间里,农民起义就有七八十次之多。李安世的“皇上德通神明”等语,究其实只是官员在外交场合惯用的唇枪舌剑之语,睿智而已,切不可视作真情。
不过从此事推断,在社会上,尤其某些场合,辞令的重要程度常常让人无法想象。比如李安世这几句话,除了自夸、吹牛、炫耀,有什么积极作用?自夸者尽管一本正经,一派严肃,到最后老百姓还是穷如故,愚如常。以他的智慧,他不会不知道他空洞的外交辞令毫无作用,可他仍旧说,缘由就在于最高统治者希望他那样说,欣赏他那样说。说一句中听的话,比做一件漂亮的事情更能得到赞许。做一件虚假的样板工程,比踏踏实实工作更能获得上峰欢心。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年)的秋天,蝗灾大起,蝗群遮天蔽日,所过之处一片赤地。可京兆尹杨知至,上本奏称,托皇上的恩庇,蝗虫飞到京畿一带,不仅不吃庄稼,而且都抱着荆棘自杀死掉了。这显然是黄口小儿的诳语,可才高八斗、满腹经纶的大臣们,偏偏相信这样的谎言,正儿八经为这个奇迹互相祝贺。外国的一位政客说,谎话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那是在外国,在古老专制的社会,看样子用不着强调那样多的次数。
李安世是不错的一位官员,太和九年(485年),他感于贫富不均,豪强广占田土,百姓无立锥之地的社会现状,上疏建议实行均田制,限制士族多占田产,分配土地给无地农民,此举深为百姓所称道。可见,他并非只会玩弄词汇之辈,而是有求实的一面,并不把实力误认为软实力,把软实力误认为宣传,也没有因宣传工作干得不错就把宣传看得天高地厚,而是在做实事。他在外交场合口若悬河,应对自如,可能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外国人的挑衅逼迫,二是自然而然对历史遗产的继承。别国人巧舌如簧,挑衅生事的情况并不鲜见,查查战国时代的说客之言,就可以约略了解这一点;说到历史遗产,翻翻史书,也能发现,能言善辩之士的腔调多是如此。
这次外交上的胜利,只能说明古人创下的展示史极其深厚。
世界上不具有展示功能的事物,我们实在举不出几件。不论好坏,凡是事物公之于众之后,都具有了展示的功能。不过,自夸、展示等等,总分两个方面,既是事物本身的展示,也展示了与之相关的因素。比如隋炀帝在外人面前展示了他领导的隋朝很富裕,但通过展示各种事物的行为,也展示了隋朝领导人的好大喜功,浮夸自赏。人们臧否人物,评论古今,所据的资料无论是地上的或是地下的,多是当时人物不忌讳的文字,这些资料公布出来以后就具有了展示功能。当然,也有良史甘冒被砍头的危险,按他们所见到所理解的真相撰纂文字,然后藏在密处,等待后人阅读。有朝一日这种文字解密了,除了文字表面叙述的事情有了展示功能,文字后面的事情也具有展示功能。比如解密时的政治状态、经济状态等等。
因此,我对“展示”的做法,并不反感,觉得它无可厚非。因为不管你是否想借某事展示什么,从根本上讲都是“展示”。也可以说,不管你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事情的“展示”意义,诸事本身具有的“展示”功能是不变的。而“展示”的难点就在于如何准确把握“刻意”展示与“自然”展示之间的尺度。
隋炀帝“刻意”展示隋朝富庶的例子,被后人引用了成百成千成万次。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各蕃部落酋长请求到丰都市场进行交易,隋炀帝批准了。他先下令整修装饰店铺,屋檐式样要统一,店内挂设帷帐,店堂中摆满珍稀货物,商人们服饰华丽,连卖菜人也要用龙须席铺地。胡客凡有经过酒食店的,店主都要邀请其入座,酒足饭饱之后,不要酒饭钱,并诓骗他们说:“中国富饶,酒食照例不要钱。”胡人都惊叹。很多胡人发现,路上的树木居然用丝绸缠裹,聪明的人就问:“中国也有穷人,衣不蔽体,为什么不把这些丝绸给他们做衣服,却用来缠树呢?”做买卖的人非常惭愧,答不出来。
“示强”无错,难的是不明晰如何“示强”。隋炀帝虽然“天资”不错,却是一个“单向思维”者。他只知“示强”,却不知道“示强”是个很复杂的事情——你本想“示”此事之“强”,结果可能“示”了彼事之弱。胡客中的“黠者”不就提出来中国也有穷人么?因此肤浅的“示强”,永远与实力无缘,也与真正的软实力不相干。
有趣的是,人们总是以为这种带有明确目的性的展示,就是国家强大的根本,甚至奇妙的以为得到夸赞就是强大的标志,受到责备就是脑后有反骨。于是,“展示”的雪球越滚越大,几乎诸事都想展示。进而发展为做事就为“给人看”,浮躁之气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鸡生蛋蛋又生鸡,周而复始,浮躁就成壮观之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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