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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四人帮”兴亡》增订版(全4卷)是全景式反映“四人帮”兴亡的唯一纪实文学作品,是中国十年“文革”的生动读本。《“四人帮”兴亡》增订版(全4卷)由著名作家叶永烈潜心30春秋,收集大量历史文献、档案材料,采访100多位当事人,经过多次修改和补充完成。《“四人帮”兴亡》增订版共分4卷(初起、兴风、横行、覆灭),25章,以近200万字的篇幅及大量反映历史现场的图片,真实反映了“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一生及“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四人帮”兴亡》增订版(全4卷)最新图文增订版,补充了学界对“四人帮”研究的一系列最新成果,订正了读者以及专家指出的《“四人帮”兴亡》初版的错误之处。新增了20余万字的内容,配有300余张珍贵图片,其中不少来自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专职摄影师。近年来,有人称“四人帮”为“文革四杰”,称江青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好的学生”,称张春桥是“杰出的马列主义理论家”,还称粉碎“四人帮”是“华、叶、汪、李反革命集团”的“宫廷政变”……事情的真相是怎样的?“四人帮”在“文革”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他们的人生轨迹如何?给中国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叶永烈的《“四人帮”兴亡》增订版(全4卷)会告诉你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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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采访100多位当事人,增补20多万字最新史料,配以近300余幅鲜见历史照片,全景式反映“四人帮”兴亡的唯一纪实文学作品,了解“文化大革命”的生动读本,“四人帮”兴亡(增订版)有如下优点:
• 新 最新增订版。修改一两千处错误,增加20余万字,插入300余幅照片。由中南海专职摄影师杜修贤、孟昭瑞倾情提供。有迄今为止最丰富的江青的照片。
• 好 史料丰富,文笔流畅。是一部既好看又可信的“文革”史,“四人帮”的成长史和覆灭史。
• 多 叶永烈费力最多,修改次数最多,采访当事人最多,字数也最多。 叶永烈花30年时间,采访100多位当事人,收集史料最多,总规模为200万字的大“文革”史
国家图书馆借阅次数最多的书
• 全 收集资料全,写的人物全。不仅写了“四人帮”的一生,还是一部“文革”史。要想了解“文革”,了解中国50年代到80年代的历史,这是一部容易拿起,读起来又放不下的历史书。
• 准 采用大量档案资料和口述资料,准确可信。叶永烈为写作本书,采访了100多个当事人,录制了几百盒磁带,收集了上千斤的文献资料。
• 细 用细节还原历史场景。用日记、书信、审讯词展现人物细微心理。编辑工作精雕细刻。

作者简介
作者:叶永烈 摄影师:杜修贤 孟昭瑞
叶永烈,上海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教授。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1岁起发表诗作,20岁时成为《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21岁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主要著作有:“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全方位、多角度反映1957年“反右派运动”全过程的《反右派始末》;真实记录中国十年“文革”历史的《“四人帮”兴亡》及《陈伯达传》、《王力风波始末》;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全景式纪实长篇《邓小平改变中国》。此外,还有《他影响了中国——陈云》、《改革开放大功臣——万里》、《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等。 杜修贤,“红墙”里的摄影师。1926年生于陕西米脂。1944年参加八路军,师从吴印咸学习摄影。1954年调新华通讯社任记者,先后任北京分社摄影组组长、中央新闻组组长、中国图片社副总经理。1960年开始担任周恩来总理专职摄影记者,1970年又同时担任毛泽东主席的专职摄影记者,直至两位伟人与世长辞,他才离开中南海。20世纪60年代,凡是出现在人们视线里的毛泽东、周恩来的新闻图片,大多出自杜修贤之手。
孟昭瑞,著名摄影家。1930年出生于河北唐山市,1946年参加革命,1948年从事摄影。先后在人民解放军华北画报、解放军画报社任摄影记者、研究员。参加过平津战役、北平入城式、政协筹备会、新政协会议、开国大典、抗美援朝、两弹一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摄影与采访,为中国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著有《历史的瞬间》《中国蘑菇云》《东方红:开国大典的历史瞬间》《共和国震撼瞬间》等作品。

目录
引 言 世界各报竞载《毛的遗孀被捕》 // 1
韦德发现中共高层领导人“步调不一致” // 1
“四人帮”中的“四结合” // 3
第一章 江青之初 // 8
江青的身世之谜 // 8
李家是个不安宁的家庭 // 12
李云鹤的学戏生涯 // 16
短暂的第一次婚姻 // 20
成为梁实秋的部属 // 22
最初的爱侣黄敬 // 26
19岁加入中共 // 29
借住在上海田汉家中 // 32
在晨更工学团当教员 // 34
黄敬来上海寻找江青 // 38
江青和阿乐接头时猝然遭捕 // 39
徐明清带江青到临海老家躲风头 // 48
孙达生介绍江青重新入党 // 49
第二章 影剧明星蓝苹 // 53
改名蓝苹主演《娜拉》 // 53
崔万秋晚年忆蓝苹 // 55
和赵丹领衔主演初露头角 // 57
进入上海电通影业公司 // 60
从《蓝苹访问记》看蓝苹 // 62
唐纳其人 // 66
沸沸扬扬的六和塔婚礼 // 70
婚变使唐纳在济南自杀 // 74
王泊生使蓝苹大失所望 // 77
蓝苹想以“得脑膜炎死了”赖账 // 79
蓝苹的心病所在 // 81
蓝苹终于与唐纳重回上海 // 82
“唐蓝事件”满城风雨 // 85
和王莹争演《赛金花》主角 // 88
蓝苹、狄克和崔万秋 // 92
蓝苹终于离弃唐纳 // 97
秦桂贞是历史见证人 // 98
蓝苹成了破坏章泯家庭的第三者 // 100
蓝小姐受到社会舆论谴责 // 104
蓝苹终于告别大上海 // 107
第三章 成为“第一夫人” // 109
千里迢迢到西安找徐明清 // 109
博古同意蓝苹进入延安 // 111
黄敬先去了延安 // 113
江青的党籍问题受到了审查 // 115
成为中央党校第十二班学员 // 119
“他乡遇故知”——康生 // 120
亮相于延安舞台 // 121
指导员兼“网员”的双重身份 // 124
从“二姨太”到“大红鞋” // 125
江青初识毛泽东 // 128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婚姻 // 136
风姿绰约的才女吴莉莉 // 138
“吴莉莉风波” // 141
贺子珍后悔终生 // 151
江青乘虚而入 // 153
关于毛、江“约法三章” // 156
江青终于和毛泽东结婚 // 165
生了女儿李讷 // 172
整风运动中康生保江青过关 // 174
江青变娇变骄了 // 177
江青与周恩来的“惊马事件” // 179
江青借牙病飞往重庆 // 182
唐纳在重庆拒见江青 // 184
江青写信慰问赵丹 // 191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 // 194
城南庄的惊险一幕 // 200
第四章 张春桥之初 // 203
华蒂社的中坚 // 203
“文坛恶少”张春桥 // 206
眼高手低的“前进的作家” // 208
《小晨报》出了张春桥的丑 // 210
崔万秋其人 // 213
作为作家的崔万秋 // 215
崔万秋的真面目 // 217
狄克成了崔万秋的打手 // 219
泄露狄克底细的是张春桥自己 // 222
鲁迅再驳狄克 // 224
红皮白心的张春桥 // 228
第五章 张春桥的发迹 // 232
狄克钻进延安 // 232
张春桥告了邓拓一状 // 239
晋察冀之恋 // 240
张春桥喝下了苦酒 // 241
与柯庆施共事于石家庄 // 243
取恽逸群而代之 // 245
张春桥坐镇《解放日报》 // 248
成为柯庆施的智囊 // 250
第六章 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 // 252
姚文元在批胡风大会上一鸣惊人 // 252
姚文元结识张春桥 // 254
文坛上冒出长角带刺的脑袋 // 256
姚蓬子被捕使姚文元跌入低谷 // 257
姚蓬子本是阔少爷 // 263
象征派诗人姚蓬子 // 269
潘汉年深刻地影响了姚蓬子 // 274
对诗集《银铃》的自我否定 // 276
姚蓬子出任左联执委 // 278
与丁玲创办《北斗》 // 281
鲁迅写诗《赠蓬子》 // 285
出任《文学月报》主编 // 287
转入秘密战线——中共特科 // 289
姚蓬子在天津被捕 // 291
发表《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 // 295
丁玲笔下的姚蓬子 // 300
与徐恩曾攀上干亲 // 305
假钞票帮助了作家书屋 // 310
精明的投机商 // 314
姚蓬子为姚文元操碎了心 // 317
姚文元披上了革命外衣 // 320
令人寻味的姚文元道路 // 322
长篇《百炼成钢》成了废铁 // 324
“我已变成一棵墙头草” // 326
姚文元跨进《萌芽》编辑部 // 328
第七章 江青“偶尔露峥嵘” // 330
江青飞往苏联疗养 // 330
贺子珍顾全大局 // 334
住进中南海菊香书屋 // 337
江青第一次重返上海 // 339
出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 // 342
批判《武训传》江青“露峥嵘” // 344
又一次飞往苏联治病 // 347
第一次匿名信事件 // 349
“游泳池事件” // 354
对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 355
“政治夫妻” // 361
成为毛泽东“五大秘书”之一 // 366
旁人眼中的江青 // 369
“骄杨”风波 // 372
“桂花酒”之谜 // 377
毛泽东在庐山会晤贺子珍 // 381
又一封令江青坐立不安的匿名信 // 389
江青之兄李干卿惹风波 // 392
江青的体育疗法和文化疗法 // 396
跟王光美比高低 // 401
康生开创索隐式批判恶例 // 403
第八章 毛泽东注意起张、姚 // 407
上海的那个“好学生” // 407
毛泽东注意起“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 // 409
发表一系列“右派”言论 // 411
突然跃为“新星” // 413
姚文元发迹史上的里程碑 // 414
一抹脸成了“反右英雄” // 419
横扫“右派” // 420
姚文元“双喜临门” // 424
“金棍子”讨伐文坛老将 // 425
姚文元的“诗传单” // 427
一度“失业”的“棍子” // 429
批判巴人的“人性论” // 432
出任《解放日报》编委 // 433
“出气简报”大骂姚文元 // 434
巴金怒斥“姚棍子” // 436
“骆漠”是谁 // 438
《杂家》事件 // 440
持箭找靶闯进音乐王国 // 443
贺绿汀迎战姚文元 // 445
张春桥是一位化名的“反右英雄” // 447
柯庆施差一点取代周恩来 // 449
张春桥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 453
张春桥的“成名作”《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 455
毛泽东嘱张春桥与陈伯达同行 // 457
干掉陈其五 // 462
第九章 江、张联手抓“样板戏” // 466
江青成了上海的“女客人” // 466
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 // 468
柯庆施介绍江青结识张春桥 // 471
在上海发出“有分量”的第一炮 // 473
给《红灯记》打上“江记”戳号 // 478
树《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为“样板” // 481
江青发表演说《谈京剧革命》 // 484
张春桥成了“两出戏书记” // 487
江青剋了张春桥一顿 // 490
柯庆施之死 // 492
张春桥提携于会泳 // 494
江青伸手抓《海港》 // 497
第十章 批《海瑞罢官》一炮打响 // 503
毛泽东称赞过《海瑞罢官》 // 503
张春桥介绍江青结识“青年评论家”姚文元 // 505
江青组织批判《海瑞罢官》 // 507
看中“民间报纸”《文汇报》 // 512
姚文元的“宏文”拉开“文革”序幕 // 515
张春桥成了《文汇报》的“太上皇” // 518
中学生马捷成了批姚先锋 // 521
大学生王复兴奋笔批姚 // 526
张春桥终于“引蛇出洞” // 529
“围城打援”——打北京援军 // 530
“海瑞热”的来历 // 537
毛泽东与批《海瑞罢官》的关系 // 541
邓拓死于姚文元笔下 // 548
田家英为抗争而献身 // 551
文网恢恢,血泪斑斑 // 556

序言
增订版前言
《“四人帮”兴亡》增订版(全4卷)是我花费心血最多的一部著作,也是修改次数最多的一部著作。1980年观看中央电视台转播的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四人帮”实况节目,触发了我写这部长篇的计划,直至今日已经过去三十多个春秋。
《“四人帮”兴亡》增订版(全4卷)题材庞大,最初分为《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王洪文传》四本书,在1988年初版,此后多次修订再版。由于“四人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分成四本书来写,部分内容重复,而且是把这个“帮”拆散了来写,没有整体感。到了2002年,终于把四本书合为《“四人帮”兴亡》,即把“四人帮”作为一个“帮”来写。在《“四人帮”兴亡》完成之后,搁置多年,未能出版。
2008年,《“四人帮”兴亡》增订版(全4卷)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四人帮”兴亡》共182万字,分上、中、下三卷。我庆幸能够在许多“文革”当事人还健在的时候进行了多方面的采访,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倘若我在今日才动手写这部长卷,那就无法获得那么多极其重要的口述历史资料。
《“四人帮”兴亡》增订版(全4卷)出版之后,我花费很多时间对全书进行大修改,大补充,而且还进行了许多补充采访。放在您面前的《“四人帮”兴亡》增订版,便是补充了2002年以来学界对“四人帮”研究的一系列最新成果的版本。由于新增了十几万字的内容、增加了与“四人帮”成员及历史背景有关的图片,增大了整书的篇幅,原来分上、中、下三卷的做法不利于读者阅读;同时考虑到“四人帮”从产生到灭亡经历了一个较长过程,因此,增订版按照“四人帮”的兴亡历程,分为初起、兴风、横行、覆灭四卷。这样既方便了读者阅读,也勾勒了“四人帮”兴亡的脉络。另外,增订本还逐一订正了读者以及专家指出的本书初版的错误之处。
在今天,出版《“四人帮”兴亡》增订版(全4卷)增订版,可以说有双重的意义:
一是让年轻的80后、90后读者,了解那十年浩劫的真实历史。随着时光的流逝,如今很多年轻人连“四人帮”是哪四个人都说不上,更谈不上汲取“文革”的沉痛教训。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让历史告诉未来,可以防止“左”的顽症卷土重来。
二是近年来沉渣泛起,为“四人帮”翻案者借助网络推波助澜。有人称“四人帮”为“文革四杰”,为“四杰帮”,称江青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好的学生”,称张春桥是“杰出的马列主义理论家”,还称粉碎“四人帮”是“华、叶、汪、李反革命集团”的“宫廷政变”……
为了让年轻读者了解历史真相,了解所谓“文革四杰”的真正面目,历史的责任感驱使我对《“四人帮”兴亡》做认真的修改和补充。
早在2005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就多次与我联系,期望出版《“四人帮”兴亡》。这次,他们得知我完成《“四人帮”兴亡》增订版,再度热情约稿。在本书出版之际,谨对当代中国出版社表示深切的感谢。
《“四人帮”兴亡》增订版(全4卷)是一个大题材,涉及中国当代诸多政治人物与重大事件,需要不断修改、增订。我愿继续对本书进行修改,以求更加符合历史真实。
叶永烈  
2012年10月7日上海沉思斋  

十年天地干戈老,
四海苍生痛苦深。
以明朝顾炎武的《海上》一诗,来形容1966年5月16日至1976年10月6日这创巨痛深的十年,是非常妥切的。 “文革”十年,中华民族的大灾难,哀鸿遍野,冤狱遍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正因为这样,“文化大革命”被人们称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浩劫。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文化大革命”史,是中国当代史研究工作中一片荆棘丛生、暗雷四伏的地带,一片忌讳甚多、禁规甚多的是非之地,一片浓雾迷茫、透明度甚差的“百慕大”,却又是泪流成河、冤狱众多的重灾区。它是中国的“特产”——因为这场既不是“无产阶级”的、又不是“文化”的、更不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中国发生,在中国进行的。
1980年,我以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为题材,写了12万字的中篇小说《黑影》,于1981年春连载于《羊城晚报》。这篇小说借主人公之口,说出了这样的话: “真理终究会战胜强权,光明终究会战胜黑暗。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
“那黑暗的岁月终于过去,但是那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永远记取。”
当小说正在《羊城晚报》连载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北京开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十名主犯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每天晚上,我都坐在荧光屏前,聚精会神地收看这一举世瞩目的审判,一边看,一边作笔记。我发觉,审判中揭露出来的大量惊心动魄的事实,比任何虚构的小说更具有震撼力!于是,我萌发了写作反映“文革”的长篇纪实文学的念头……
我注意到,“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悲剧、闹剧、惨剧、丑剧,早已降下大幕。沸沸扬扬、大灾大难的十年,已经凝固成为历史。然而,这段特殊的历史,迄今仍为海内外所瞩目。“文化大革命”幕后的一切,依然是千千万万读者关注的热点。
我最初是从两本书中得到启示的:
一是当时陆陆续续读到的巴金的《随想录》。巴老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尖锐的鞭笞,给了我思想上的震撼。
巴金说:“张春桥、姚文元青云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楚。路并不曲折,他们也走得很顺利,因为他们是踏着奴仆们的身体上去的。我就是奴仆中的一个,我今天还责备自己。我担心那条青云之路并不曾给堵死,我怀疑会不会再有‘姚文元’出现在我们中间。我们的祖国母亲再也经不起那样大的折腾了。”
巴金说出了振聋发聩的话:“只有牢牢记住‘文化大革命’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化大革命’的再来。”
另一本给我以启示的书是美国威廉·夏伊勒所著的长卷《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作者掌握了纳粹德国的485吨档案,花费五年半时间,写成130万字的长篇。
在卷首,作者引用了桑塔亚那的一句格言,那含义与巴金不谋而合:“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十年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创,绝不亚于当年希特勒纳粹给德国人民带来的痛楚。
我作为上海作家,也从上海的历史及其相应的文学作品加以考虑:
关于上海的开埠和“洋人”们进入上海,已经有了长篇小说《上海——冒险家的乐园》;
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有柯灵写的电影《不夜城》;
关于上海的解放,有电影《战上海》;
关于20世纪50年代的上海,有周而复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
我以为,内中有两个上海的重大历史题材,尚无相应的文学作品:
一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却没有一部相应的长篇文学作品;
二是20世纪60年代至1976年10月,“上海帮”(“四人帮”)的出现、发展以及覆灭,这一重大当代史题材,也没有相应的文学长篇。
我决心填补这两个空白。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诞生历程,我写出了长篇纪实文学《红色的起点》。
当我着手采写“四人帮”的兴亡史时,不少人笑话我自不量力。因为这么一个浩大的写作工程,凭我单枪匹马,怎么能够完成?
我这个人,一旦认定了目标,就要坚决干下去。
关于“四人帮”的这部长篇,曾经数易其名:最初是从上海题材的角度,取名《上海风云》,分上、中、下三卷。后来觉得“风云”太平淡,没有火药味,于是改名《上海的拼搏》,仍分上、中、下三卷。然而,着手之后,很快就发觉题材太大,篇幅甚巨,一下子难以下笔。于是,我又改变了写作计划,即把这一“母题”分切为四个子题,分为四部长篇,即《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王洪文传》。总书名也就相应改为《“四人帮”全传》。
1986年10月,为了庆贺粉碎“四人帮”十周年,一家出版社得知我的写作计划,要我把已经完成的初稿,以《浩劫》为书名,作为“重中之重”,决定以一个月的速度出版(在当时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出版速度)。
在书稿付厂排印之后,我忽然接到出版社的电报,要我马上从上海乘飞机赶去,有要事商议。我匆匆赶去,方知《浩劫》因故停止排印。我拎着一大包手稿,怀着沉重的心情,飞回上海。
后来我才知道,有人主张“淡忘文革”,所以对“文革”题材书籍严加控制。尽管在当时无法出书,我仍毫不灰心。我以为,这是一部重大题材的书,需要精心创作、精心修改。我花了一年多时间,埋头于修改、补充。
终于,中国的政治气氛变得宽松。从1988年初起,在半年的时间里,陆续出版了《“四人帮”全传》初稿。
这四本书初版本的第一次印数,颇为耐人寻味:
《江青传》,20万册;
《张春桥传》,15万册;
《王洪文传》,13万册;
《姚文元传》,5万册。
这印数,其实从某一方面反映了“四人帮”四个人不同的历史影响力,也反映了普通百姓对他们不同的兴趣度。
这四本书的出版,引起各方注意。许多报纸加以转载或者发表报道、评论。1988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记者倪平的报道《历史使命 笔底波澜——访作家叶永烈》,披露了《“四人帮”全传》四本书的出版以及写作、采访的艰辛。
我以为初稿还很粗糙,又继续进行修改、补充。在1993年,出版了《“四人帮”全传》修订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了《江青传》,认为此书“对重要史事的叙述,态度比较慎重,并纠正了一些不恰当的说法”,全书“史实基本上是准确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对于《张春桥传》的审读意见则指出:“这本书对于揭露张春桥的丑恶面目有深度、有力度,对‘文革’的祸害有比较具体而生动的描绘,有助于加深读者否定‘文革’的认识。书稿文笔生动流畅,且多秘闻轶事,可读性强。”
《“四人帮”全传》出版之后,成为遭受盗版的重灾户。光是我所收集到的《江青传》盗版本,竟然达十种之多!
《“四人帮”全传》是四本各自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系列书。在写作《“四人帮”全传》的时候,我感到存在这样的难题:
“四人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拿批判《海瑞罢官》来说,在《江青传》中要写到,在《张春桥传》、《姚文元传》中也要写到。如果都写,彼此有重复感。如果只在《江青传》中写到,《张春桥传》、《姚文元传》中不写,则又不行,因为批判《海瑞罢官》毕竟是张春桥、姚文元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我在写作的时候,有一详略总体考虑:
某一事件以某人为主,则在此人传记中详写,而他人传记中则略写。仍以批判《海瑞罢官》来说,《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姚文元写的,在《姚文元传》详写,而在《江青传》、《张春桥传》中略写。采取这样详略有别的方法,大体上解决了王张江姚这四本长篇传记的互相重复问题。
不过,王张江姚毕竟是一个“帮”,是一个整体。在完成《“四人帮”全传》之后,我又着手把四本书合并成一本书,把“子题”合并为“母题”,回归最初的创作设想,书名改为《“四人帮”兴亡》。
在《“四人帮”兴亡》中,把“四人帮”作为一个“帮”来写,不仅把“四人帮”的兴亡脉络清楚地勾勒出来,而且完全解决了彼此的重复问题。
经过前后20年的努力,经过多次修改和不断补充,我终于完成了182万字的长卷《“四人帮”兴亡》。
在《“四人帮”兴亡》出版之际,回顾漫长而又艰难的创作历程,感慨万千……
历史的迷雾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才能渐渐看清。大量地收集各种“文革”资料也需要时间。
我希望本书不仅仅是文学作品,而且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正因为这样,我在写作中十分尊重史实,以大量掌握的第一手资料作为前提。
档案是写作这样的史实性作品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是美国人,由他来写纳粹德国史,美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作者可以自由地利用那485吨从纳粹手中缴来的机密档案。可是,我却与《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处境大大不同。我是以一个中国人,去写中国刚刚过去的十年浩劫。我所需要参考的档案绝大部分被视为禁区,不可接触。有关部门甚至明文规定,只有人事干部为了外调需要,开具党组织的外调专用介绍信,方可允许查看有关外调对象的那一小部分“文化大革命”档案。至于为了创作而去查看“文化大革命”档案,只能吃闭门羹。我不得不把许多时间花费在办理各种手续上,花在向各级档案部门负责人的“游说”上。差不多每去一处查看“文化大革命”档案,都要花费很多口舌。
为此,我向上海作家协会党组递交了创作报告,并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获得支持,使我得以进入种种禁区。
我吃惊地发现,“文化大革命”档案的保管处于相当混乱状态。比如,张春桥在安亭事件时给王洪文所签的“五项条件”手稿,是研究上海“一月革命”的重要档案,竟在一个与此毫不相干的档案室里收藏着。又如,姚文元之父姚蓬子的档案,我在上海市公安局档案室里找不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已被作为“防扩散”材料烧毁),却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档案室里偶然翻到。因为姚蓬子曾经担任上海师范学院教师,而上海师范学院又一度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一部分。
上海第一医学院一个“造反兵团”头头的工作笔记本,引起我的注意。因为此人的笔头甚勤,看见街上贴了什么大字标语,都要记下来;出席市革会会议,谁发言他都记下来,所以他的十几本工作笔记,成了研究上海“文化大革命”可供参考的资料之一。
在安亭事件的档案中,我偶然找到一张纸。那时王洪文带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造反队员在安亭闹事,中共上海市委为了缩小事态,派出许多卡车要接他们回上海,同时还带去许多面包。那张纸是分发面包的签收单,写着某某厂某某人领多少面包。签收者绝大部分是当时各厂造反派负责人。依照这张名单,便可查找那些当年的安亭事件闹事者。
张春桥之妹张佩瑛在1954年所写的一份自传,其中有不少内容可供写作《张春桥传》参考。那时,张春桥尚未青云直上,内容大都真实可靠。
同样,我在王秀珍所在的工厂里,查阅她的人事档案,见到内中有一份王秀珍1964年所写的自传,对于她如何从一个穷孩子成长为劳动模范,写得颇为真实,亦甚有参考价值。
在“文化大革命”中,当王洪文青云直上的时候,曾叫人捉刀,写了一份三四万字的“大事记”,详述王洪文造反之初的历史。这份“大事记”在王洪文被捕后,他的小兄弟曾打算塞进一段铁管里,两头焊死,埋于黄浦江江堤之中。我得知有这么一份重要档案,追踪寻找,终于在上海国棉十七厂查到。我家在上海西南角,国棉十七厂在上海东北角,我要斜穿整个上海市区,换乘好几辆公共汽车。往往清早6时离家,8时多才能到达国棉十七厂。在这家工厂的人事科,一边阅读,一边抄录,花费了几天时间。这份“大事记”成为我写作《王洪文传》很重要的参考材料。尽管这份“大事记”吹嘘王洪文的“光荣史”,但所载事件的日期基本准确,而且内中提到的事件发生的地点、人名,都成了我作进一步采访弄清真相的线索。
同样,我查到姚文元亲笔填写的履历表,也为我写《姚文元传》提供了很多方便。
有一回,我在某档案室查到一箱重要档案,花了一个星期,天天前去摘抄,虽然抄得非常吃力,但收获颇大,使我非常高兴。
图书馆是我创作的另一大资源库。
张春桥、姚文元、姚蓬子是作家,我必须查阅他们的全部作品。
江青30年代在上海时,也写了不少文章,大报、小报关于她的报道多达221篇,也必须逐一查阅、复印。
去图书馆查阅“文化大革命”资料,手续也够麻烦的。幸亏我已经有了与档案部门打交道的经验,何况图书馆终究是文化部门,比之组织部门更能与我接近,终于逐一打开大门,让我查阅、复印。
当年的各种“文化大革命”小报、传单,虽然有的不甚准确,有的甚至掺假,但只要加以鉴别,仍不失为重要参考资料。例如,那各种不同版本的《林彪选集》、《江青文选》、《中央首长讲话集》,都有一定参考价值。“武汉三司革联司令部秘书组编”的《庐山会议文件集》,内中收入关于庐山会议的文件、讲话,很有参考价值。那本在“文化大革命”中用红塑料封皮精装的《两报一刊社论选》,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为我节省了查阅社论的时间。
说来也有趣,当年几乎能一口背诵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我要用时却查不到。为什么呢?自从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按照当时的规定,必须从每一本《毛主席语录》中撕去。我翻了一本又一本红宝书,都不见《再版前言》,幸亏找到一本漏网的,上面居然还保存着!
当年的《工人造反报》、《井冈山报》、《新北大》、《红卫战报》、《文艺战报》等等,我都逐一查阅。我偶然发现,当年上海的《支部生活》杂志,刊载了一系列“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央文件,当即复印。
我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获得当年上海向中央专案组上报的有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资料……
后来,我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问题研究所,查阅了《新编红卫兵资料》 (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共二十大本,内中收入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各地红卫兵及其他群众组织出版的小报(又称“文革小报”)。有《井冈山》、《农奴戟》、《六月天兵》、《北京公社》、《赤卫军》、《民院东方红》、《长缨》、《长江风云》、《常州工人》、《八八战报》、《安徽八·二七》等等。还有香港东方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上下卷大画册、《中共“文革”运动中的组织与人事问题》等等。他们也收藏上海“文革”史料整理小组编辑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一至三卷以及北京国防大学内部出版的三大卷《“文化大革命”研究》。
我对他们收藏的台湾《中共研究》杂志社出版的《中共年报》发生浓厚的兴趣。这套书,一年一厚册。我多次到那里,逐年细细查阅。虽然是台湾出版物,明显带有国民党的政治倾向,但是其中一些文章和资料,还是颇有参考价值。比如,在1969年出版的《中共年报》中,对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了详细介绍。内中关于江青的介绍,大约有5000字,详细记述江青的身世、30年代在上海的影剧活动、进入延安的情况、“文革”中的崛起等。内中写及与江青十分熟悉的姚克(电影《清宫秘史》编剧)对江青的评价:“不结人缘,落落寡言”,“为人器量狭小,心狠手辣;得意时高视阔步,睥睨一切”,“野心甚大,睚眦必报”。《中共年报》中关于张春桥的介绍更为详尽,长达万字。文中说:“张春桥和江青、姚文元等都是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我们可以称他为‘文革派’。”
就在我大量查阅“文革”档案、资料之际,曾经深受张春桥迫害的葛正慧老先生的一席话,给了我莫大的启示。葛老先生在上海图书馆工作多年,首先查明“狄克”是张春桥的就是他,为此他被张春桥投入秘密监狱。葛老先生向我指出:《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有很大缺陷,即作者重“文”不重“献”。“文”,即档案,文字材料,是“死材料”;“献”,指“活口”,即当事人,熟悉情况的人。只有“文”、“献”并重,才能写好纪实长卷。
确实,那些“死材料”几十年后以至几百、几千年后,后人仍可查到。他们甚至可以比我更方便地查阅这些“死材料”,诚如姚雪垠写《李自成》可以查阅各种明史档案,大可不必持党组织介绍信!可是,后人无法得到“活材料”——当事人的亲口叙述。挖掘“活材料”以至抢救“活材料”,是一项极为重要、刻不容缓的工作。“文化大革命”的许多当事人尚在,必须赶紧做好采访工作。
“死材料”往往是平面的,只记载某年某月什么事,什么人讲什么话。“活材料”却常常是立体的,可以采访到各种细节,使作品变得非常丰满。不过,人的记忆力毕竟有时不甚准确,“活材料”又必须用“死材料”加以核实、校正。
于是,我着手拟订了一份长长的名单,逐一采访。我以为,进行“文化大革命”史的采访,既要广泛访问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冤受屈者,同时也应访问那些“文化大革命大员”。1986年10月9日《社会科学报》发表《叶永烈谈要研究“文化大革命”》一文,我对该报记者说:“现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十年,可是‘文化大革命’材料分散各处,很多饱经风霜的老同志要请他们留下口碑,那些‘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也应让他们留下史料,这些都有待人们赶着去做。”
在采访时,我一般尽量争取被采访者的同意,进行录音。这些录音磁带,我作为史料永久保存,并拟在若干年后捐赠给历史学家或者我在1986年曾建议成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所(当时许多报刊刊登了我的关于成立“文化大革命”研究所的建议)。因为录音远比笔记准确、详细,而且所作速记往往只有我自己看得懂,后人难以看懂。
这些年来,我走南闯北,走访了众多的“文化大革命”受害者,记下中国历史上那苦难的一页。
北京大学原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是“文革”的“重灾户”。“文革”第一炮,打的就是他。他很详细地向我讲述了自己在“文革”中的苦难经历。
在北京陆定一家中,我与严慰冰胞妹严昭多次长谈。严慰冰案件(简称“严案”)是“文化大革命”大案之一,严昭痛诉林彪、叶群对严慰冰的令人发指的迫害。她还由“文化大革命”回溯到延安时代,谈到那时的严慰冰与叶群的冲突,谈到那时陆定一与严慰冰的恋爱、结婚,谈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的戎马生涯等等。
贺绿汀是张春桥、姚文元的“死对头”。在“文化大革命”中,贺绿汀坚强不屈,人称“硬骨头”。我多次访问贺绿汀,请他详细地叙述他与姚文元关于德彪西的论战,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张、姚的斗争。
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之死,是“文化大革命”大案之一。为了探明陶勇之死,我一次次访问东海舰队司令部,走访他的几位老秘书、他的家属以及有关当事人,甚至访问了当年解剖陶勇尸体的医生。
秦桂贞是江青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时借住房东家的女佣,深知江青底细,为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江青骗往北京,投入秦城监狱。寻访秦桂贞颇费周折,因为她早已退休,很难寻找。经过友人帮助,才在一鲜为人知的地方找到了她。然而,她却又不愿接受采访,因为有关部门要求她,务必办妥必要的手续,才能接待采访。于是,我只得再奔走,办妥手续,秦桂贞才给予接待。她一打开话匣子,我发现,她是一位非常热忱的老人。虽然文化粗浅,但记忆力甚好,叙事也有条有理。说到江青恩将仇报,她咬牙切齿,潸然泪下。她的四小时谈话,为我写江青提供了翔实而丰富的“活材料”。此后,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常去看望她。她甚至带我到江青当年在上海的住处。直到她离开人世,我还参加了她的追悼会。
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讯江青时,与秦桂贞同去北京、出庭作证的是郑君里夫人黄晨。在20世纪30年代,她叫江青“阿蓝”,江青叫她“阿黄”。买了一块料子,她俩往往同做一色上衣。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对知情甚深的郑君里、黄晨进行了残酷迫害。黄晨的回忆,清楚地刻画出当年江青的形象。我庆幸及时采访了黄晨。不久之后,她便病逝了。
 毛泽东的儿媳刘松林、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陈云夫人于若木,在“文革”中深受江青迫害。我采访了她们。
王观澜夫人徐明清,是江青当年在沪时的团支部书记,江青进入延安又是她介绍的,是极为重要的知情人。我在北京对她进行了多次采访。
在北京,我还采访了原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刘志坚将军,江青前夫黄敬(即俞启威)之胞妹俞瑾;采访了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江青秘传》作者,曾经为毛泽东、江青看病),曾经为毛泽东侍读的芦荻教授(她向我讲述了“批《水浒》运动”的由来)……
在四川,原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将军,接受了我的采访,第一次详细透露了亲手拘捕江青的全过程。
在美国,我采访了当年的红卫兵领袖、清华附中学生骆小海。他是红卫兵的倡议者之一,也是所谓红卫兵“三论”,即《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起草者。
在上海,《解放日报》原总编王维,《解放日报》原副总编夏其言;《文汇报》原总编陈虞孙,《文汇报》原办公室主任全一毛;原上海出版局局长、著名杂文作家罗竹凤;上海图书馆原参考书目部主任葛正慧;中共上海市委原教卫部部长常溪萍的夫人陈波浪……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揭发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劣迹。
为了弄清姚文元解放前入党的经过,当年他的入党介绍人、支部书记、支委给我诸多帮助。他们和我一起聚会,共同回忆。这样相互启发,你一言,我一语,使回忆变得更为准确、丰富。
老作家楼适夷则向我长谈了他所知道的姚蓬子。他还介绍我去采访了姚蓬子的胞妹,使我对姚家的身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前往姚文元故乡——浙江诸暨采访,姚公埠的老邻居以及诸暨县档案馆给予热情接待;关于姚蓬子在南京狱中的情况,我访问了当年国民党中将汤静逸先生。很可惜的是,我曾向丁玲谈了我写姚蓬子,当时她太忙,说过些日子约我细谈,不料她竟与世长辞……
当年在“反右派”时挨过张、姚之棍的老作家施蛰存,熟知张、姚的底细。张春桥18岁刚从山东来到上海滩时,便在施蛰存手下干活。张春桥不懂装懂,乱标古书,正是被施蛰存发觉,停了他的工作。当时的《小晨报》,曾详细对张春桥的劣行作了报道。施蛰存也与姚蓬子相熟。丁玲第一次结识姚蓬子,便是在施蛰存的婚礼上……
这些年,我奔走于“文化大革命”受害者的家庭,访问了众多的重灾户。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控诉,激励着我前进——尽管这是一项工程量大、头绪繁多的工作,我仍坚持去做。他们赋予我一种历史的使命感。这样,我的调查,我的研究,我的写作,不再是我个人的事情,而是对历史负责,对党和人民负责。电影《东进序曲》中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黄秉光的原型、上海市委统战部原部长陈同生之死,是上海“文化大革命”大案之一。深感遗憾的是,我曾访问过陈同生夫人,只粗粗谈了一下,原拟过些日子再访,她却突然病逝,我迟了一步……
我还采访了当年的“文革”大员们:
我多次采访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他回忆了《五·一六通知》、《十六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等“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起草经过,回忆了他奉命前往人民日报社“夺权”的经过,中央文革小组的成立经过,他与第一副组长江青的矛盾,他如何倒向林彪以及在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遭到毛泽东痛斥的经过……
我多次采访原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王力,他的回忆提供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重要第一手资料。他还把诸多手稿交给了我。
我还多次采访了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和戚本禹。
我访问了当年《红旗》杂志编辑、“揪军内一小撮”社论的起草者林杰。
我实地走访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当年在上海的住处,走访了江青进入延安时所去的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江青生活或者学习过的延安凤凰山、杨家岭、王家坪、枣园以及中共中央党校旧址、鲁迅艺术学院旧址,走访了北京中南海毛泽东、江青住处。我还采访了江青秘书阎长贵和杨银禄。
虽然我终于完成了长卷《“四人帮”兴亡》,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一写作已经画上了句号。我仍将继续采访、补充、修改,以求写出更加丰富、充实的《“四人帮”兴亡》。
叶永烈   
2002年4月22日初稿
2004年9月10日二稿
2005年6月6日三稿
2008年7月5日四稿
于上海沉思斋   

文摘
“四人帮”的“地下生活”
“四人帮”在1976年10月6日那个难忘的夜晚,被押进神秘的地下工程之后,从此就被关押在那里,过着“地下生活”。
陪同江青进入地下工程的护士马晓先,很注意观察。她记得,红旗牌轿车在地面上行驶一段路,便进入地下。先是驶过一条地下通道,然后才进入地下室。也就是说,地下室离地下入口相当远,与外界完全隔开。
马晓先还注意到,地下工程里的走廊以及房子里墙的下半截,是用水曲柳护板装饰。她觉得眼熟,不由得记起,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在1976年9月18日结束群众瞻仰之后,9月20日凌晨3时50分,毛泽东遗体由华国锋、汪东兴等护送离开人民大会堂,被送到地下室里去保存,直到水晶棺做好、毛主席纪念堂在天安门广场建成,才移往那里。由于毛泽东在1976年9月去世,这个地下室的代号为“769”。
当毛泽东的遗体保存在“769”地下室的时候,马晓先曾跟随有关的人员到过那里看过毛泽东遗体。当时“769”地下室警卫与医务两套班子实行了24小时值班制。从大门口到“769”地下室设了四道岗哨,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张耀祠等领导轮流带班。为了确保“769” 地下室环境不受污染,中央规定汽车不准进入。中央领导人来此,即使是华国锋,也必须在外面下车,步行进去,沿地下通道走100多米,才来到“769”地下室。“四人帮”中除姚文元之外,都来过“769” 地下室。
她记得,“769”地下室的走廊以及房子里墙的下半截,也是用水曲柳护板装饰。她判定,如今关押“四人帮”的地下室,可能也就是“769”地下室。
不过,据1976年9月20日凌晨护送毛泽东遗体到“769”地下室的相关工作人员回忆,载着毛泽东遗体的车队当时从人民大会堂穿过长安街,朝西四方向的毛家湾驶去,进入一家医院。“769”地下室在北京某医院的地下,原本那里是一个地下手术室,是医院为备战而设立的。难道“四人帮”是关在那里?
很可能“769”地下室的装饰,与关押“四人帮”的地下室一样,所以“四人帮”未必是关押在“769”地下室,而是中南海的地下室。
这个地下工程,原本是战备工程,按照毛泽东“深挖洞”的指示挖的战备指挥部。由于是供领导人在发生战争时进行指挥的地方,所以地下工程里的房间都比较宽大。
在关押“四人帮”之后,地下工程外边有警卫,门口有警卫,屋里有警卫。
“四人帮”在地下工程里,名副其实地受到隔离审查。
说隔离,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单独监禁,由拘捕他们时的行动小组负责看管。“四人帮”被隔离在地下工程的不同区段。他们彼此都不知道有谁也关押在那里。地下世界一片寂静。他们不准看报纸,也不准看电视,完全切断了外界信息。
说审查,在那里“四人帮”确实受到审查。但是“四人帮”在刚刚被打倒的日子里,并不承认自己的失败,所以持顽抗的态度。
“四人帮”虽说处于“地下世界”,但是住宿条件都还是不错的。他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独立的套间,除了卧室之外,还有客厅以及卫生间。每个人都有桌椅,有纸、笔,另外也都有一套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每天都通风除湿,并且用紫外线照射消毒。“四人帮”在隔离室内不戴手铐,可以自由行动。当然,为了防止他们寻短见,他们一举一动24小时处于看管人员的监视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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