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叫王村.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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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我的名字叫王村》有一个夺人眼球的开头:“我的弟弟是一只老鼠。”随即叙事者向你娓娓道来:弟弟是一个把自己想像成一只老鼠的精神分裂病患。由于他的举止、生活习性都和老鼠相同,给他人带来了很多麻烦,尤其是阻碍了家中其他兄弟姐妹的婚事,使家人蒙羞,所以在带弟弟去看精神科医生无果后,一家人商量派叙事者“我”去“把弟弟丢掉”。但这一理性对疯癫的排斥却并不如福柯描述的那样理想化,也并没有因为弟弟被确定为精神分裂而导致所谓理性与非理性的“对话的破裂”。相反,从“我”带弟弟看病开始,疯癫与非疯癫、理性与非理性纠缠不清、界限模糊,甚至理性常常有被疯癫战胜、同化的危险。

编辑推荐
1、 在一个线性时间的来龙去脉中,范小青以中庸的力度打开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哲学,一个是现实。

2、“我的叙述带着我对一切的一切的疑惑,同时也带着我对一切的一切的温情”,范小青如是说,如是一个奇光四射的后现代文本熠熠诞生。
3、全书没有甲骨金石的形容;不比喻,不咏物,不状事,不涉教益,无关见地,只有竹木帛纸的大白话叙述,惟有叙述。


在一个线性时间的来龙去脉中,范小青以中庸的力度打开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哲学,一个是现实。

一个极简的故事主题:我丢失了弟弟,我又去寻找弟弟。故事叙述中,患有智障的弟弟恰如龙卷风,把所有人物都裹挟了进去。丰富庞杂的情节,循环往复的纠结,谵妄无休的盘诘,把故事的迷径写得海咸河淡,温度适中。

独到的以萤火之光起笔,以一片废墟收山,显示出作家卓越丰稔的艺术功力。于细腻微妙的人物关系循序渐进地深入到肌理细纹,深入到骨髓,再转化为小说若网在纲,有条不紊的重要结构,便极大地强化了小说人物的悖反张力。

全书没有甲骨金石的形容;不比喻,不咏物,不状事,不涉教益,无关见地,只有竹木帛纸的大白话叙述,惟有叙述。语言的留白被浊色的内心浸透了,在中和叙述的掘进中,“我”处处和世路权诈较量,藉此展示人情殊异,现实病区。于是,被“绕”和不被“绕”的人们胁迫邂逅,反复转圈,饶舌表白,就有了黑色幽默的意味,就有了社会百态,山乡巨变都承载着难以确证的理性与疯癫。

“我的叙述带着我对一切的一切的疑惑,同时也带着我对一切的一切的温情”,范小青如是说,如是一个奇光四射的后现代文本熠熠诞生。

媒体推荐
范小青:我不忍心把人物推向极致

□傅小平
编者按:
作家范小青是否被低估,评论界见仁见智;但她不易被归类,却是很多人的共识。
在文坛,范小青是持续不断以相当水准吐纳文思、却始终不能算大红大紫的那种存在。她的文学性格与持守,并非一般的“主义”、“现象”等时新标签所能统摄,却也因其高产和“有所不为”而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瞩目。
1 母题:寻找
叙述中有我对一切的疑惑与温情
傅小平:你的小说写作有个一以贯之的主题,那就是“寻找”,你的很多短篇小说,比如《寻找卫华姐》,到这次写长篇《我的名字叫王村》都是。
范小青:正如你所说,“寻找”是我写作中一以贯之的主题,我也写过很多关于“寻找”的小说。但是这部长篇,我自己觉得,“寻找”只是它的载体,是它的外壳,而不是它的灵魂。它的灵魂是什么,我说不清楚,我难以用语言表达出来,我只是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种想扑向大地、想飞跃天空的感觉。
《香火》的责任编辑黄孝阳说过:“《香火》是解开人与土地,人与生死,人与时间的第一颗纽扣,用的是只属于范小青的方式。”
关于《我的名字叫王村》,我不知道是否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这也是其中的一颗纽扣。
傅小平:中国眼下的现实是如此光怪陆离,作家们试图对此有所表现,甚至是一种全景的反映,如余华《第七天》新闻串烧式的处理,或阎连科《炸裂志》夸张变形的描摹。你的这部长篇也处理了精神疾病、拆迁等敏感的现实问题。但你的处理更柔软,更有弹性,似乎始终带着一丝柔光,使得作品不经意间产生了一种晕染的效果。可以确定的是,这不失为抵达现实的一种可能的路径。
范小青:我的叙述中带着我对一切的一切的疑惑,同时也带着我对一切的一切的温情(你用的是“柔光”——更贴切)。
傅小平:在这部小说里,你写到了精神病院、救助站等不为人关注的边缘地带。然而你的精神诉求,很显然是指向中心的。难道是在你看来,在边缘地带,最能找到关于中心的言说?
范小青:以中心写中心的难度,肯定要大于以边缘写中心。我的写作经验告诉我,以中心写中心不容易写得鲜活、滋润,所以,这是我偷懒的写法。
不是“最能”,应该是“也能”。
2 人物:“中间”状态
其实这把力,是我自己省下来的
傅小平:比较一下万泉和、香火及《我的名字叫王村》里的“我”,就会发现一些共同点。他们和身边人希望他们扮演的角色之间,都有着一种根本的不可调和性,但他们都是残缺的,然而又是极其坚韧的承受者,而这种承受最后都体现为一种不可摧毁的、带有圣洁光芒的力量。我想这大约能体现你对世界和人生的基本理解。
范小青:你的体会是很到位很精准的,万泉和、香火、“我”(王全),都是一类人物,虽然他们每个人开始的时候情况不一样,但是到最后,他们都成为坚韧的承受者,他们是我最爱的、投入最多情感的人物,他们的内心世界和我的内心世界是相通的、相同的。
他们沉在最底层,他们懵懵懂懂,昏昏然,茫茫然,常常不知所措,但同时,他们又在历史的高度上俯视着,一切尽收眼底,看到一切的聪明机灵、一切的设计争夺,都是那样的混沌和不值一提。
傅小平:体现在这几部小说中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你笔下的人物都呈现出一种“中间”状态,或者说他们都是不彻底的人物。你很少把人物的命运推向极致,而是显出如批评家洪治纲所说的“中和”之美。何以如此?
范小青:这不仅是写作技巧的问题,同样也是写作者性格的问题。因个性所至,我喜爱“中和”之美,我喜欢我笔下的这些人物,我不忍心把他们推向极致,或死,或变精明了,或发大财了,或倒大霉了,或成大事了,等等,我不想那样。
有人对我的小说表示遗憾,常觉得最后差一把力,其实这把力,是我自己省下来的。
以后会不会使出这把力来,我不知道。
我有没有能力使出这把力来,我也不知道。
傅小平:这让我想到你的《城乡简史》。在这部小说里,你写到王才因为要执意弄清账本里的“香薰精油”,而举家进城做城里人。对这个情节我和洪治纲有相同的阅读感受,就是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范小青:其实不仅是你们,还有其他一些人也都有同样的看法。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直保持我自己的观点,王才不是仅仅因为“香薰精油”进城的,虽然看起来细节是这么写的,但那充其量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王才进城是早晚的事,是必然的、必需的事,随着社会发展,他内心早已经萌动了进城的愿望。
其实与你们的感觉恰恰相反,我自己是非常得意这一招的,在滑稽中蕴含哀痛,轻飘飘地描写沉重——当然,这只是我的主观愿意,我可能没有能够表达出来,或者没有能够让读者接受。
3 叙述:不是描绘
我的主观色彩就是我的客观呈现
傅小平:你很少写到知识分子群体。是不是因为你觉得民间最能激发你想象和写作潜能?
范小青:我坦白说,这是我的伎俩,当然并不是刻意使用的伎俩,是写作中自觉不自觉的选择和回避,回避直接说出自己的思想到底是什么,回避直接亮出自己的观点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回避?扬长避短,因为思想和观点一直是我的弱项,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弱项拿出来说事呢?孔雀都知道把漂亮的翅膀展示给人看,把屁股藏起来,何况人呢?何况我呢?
如果光就思想说思想,就理论说理论,我肯定是一败涂地的。而我在民间意识中意识到的问题,让我充满自信。
如果拿灵魂来说事,我倒确实是认为,民间灵魂这个概念远远超出于知识分子灵魂的概念。
傅小平:同样是写生活,不同的作家也各有各的擅长。就我的感觉,你对世态人情有特殊的洞察,你的很多故事都在人际关系的层面上展开。这种微妙性,也可以看成是推动小说情节向前发展的一个结构要素,这也是为什么你的小说没有明显的戏剧性的冲突,却依然让读者为之深深吸引的一个重要原因。
范小青:从写第一篇小说开始,我就不是一个故事(情节)高手,写了三十多年,还是这样,我也很无奈。我可能也很想让小说有强烈的戏剧冲突,有时候已经下了死劲了,自己以为已经推到极致了,结果大家还是说,你情节性不够啊,你平淡啊。无语。
后来我才渐渐明白了与生俱来这个词的意思。
我喜欢人与人之间的微妙的感觉,这种细腻的关系,一直深入到肌理细纹里的,深入到骨髓里的,这些私密的东西,隐藏着的东西深深吸引着我,诱惑着我,让我无法外化处理,我甚至让它成为小说的重要结构。在不能通过强烈的戏剧化推动情节的时候,这种结构还是能够派上用场的。
傅小平:相应地,就小说叙事而言,你长于叙述,而不是描绘。有一个特点,一些评论家也注意到了,就是你在写作中极少用比喻。我不确定这是你自然形成的风格,还是有意为之的追求?
范小青:你说得非常好,事物本身已经足够丰富,不需再用其他的比喻来进一步说明,那样反而可能弄巧成拙。我写作中的这种习惯应该是自然形成的,没有有意为之,但所谓“自然”也必定是有一些必然因素决定的。
傅小平:同样让我感兴趣的是,即使你以第一人称切入叙述,小说也很少主观抒情。而那种客观化色彩,或许正是你区别于很多女作家的一个重要特征。
范小青:每个人,每部作品,都有主观色彩的,我的主观色彩就是我的客观呈现。可能因为我的主观的东西比较隐晦,比较内在,影响了阅读的感受。以前常有一个词“零度介入”,但我始终认为这是不存在的,只是看似零度介入而已。如果真的是零度,写作就完全没有方向,我不知道该往哪里走。现在我知道往哪里走,这就是主观。
4 力度:中庸
我无法改变,也无力改变,也无心改变
傅小平:陆续谈了不少话题,但实际上你的确是一个难以言说、难以归类的作家。这或许是因为你的写作没有很明显的倾向性,也从来不故作姿态。我觉得这些品质,包括你的温和、平衡都是作家难能可贵的品质。与此同时带来的问题是,作品会否缺少一些力度?
范小青:我始终认为中庸是一种力度,是一种强有力的内敛的力度。真正的力度不在于表面的强悍,不在于言语的尖厉,不在于态度上的针尖对麦芒。
对于现实,无论我们有多不满,我们都无法毁灭它,甚至都无法击碎它;当然也绝不是与它握手言和、共赴温柔之乡。
肯定还是有一条路可以走的。
文学观与人生观也是紧密相连的,如果是缺少力度,也只能缺少了,因为这是我的人生、我的写作之根本,我无法改变,也无力改变,也无心改变(从前和目前)。
傅小平:就我的阅读经验,在所谓严肃作家的写作里,你恐怕是最多写到墓地的。这和盗墓小说或悬疑小说,借墓地来制造阴暗诡异的氛围不同。我想,你如此频繁地写到墓地,不仅仅是因为其契合你的生命体验,更是因为墓地作为生死分界之地,能作为你展开黑色幽默叙事的舞台。你以为呢?
范小青:两层意义你都说到位了。一,和我内心始终存在的对生命的思考、敬畏,以及亲人逝去对我的影响,等等,都有关系。二,我的小说黑色幽默的特点通常是隐藏在平常日子中,隐藏在大白话中的,如果以墓地为舞台,就为这种叙事找到了一个最为直接最能体现想法的切入点。想想也是,无论什么样的人,当他站在墓地的时候,相信他的所想所思,会和平时不大一样,很多人到了那样的地方立刻就会思考生与死、生命与生活,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等关系,还有人还特意到墓地去寻找心灵的慰藉。
5 身份:写作者
这不是我多厉害,只能说明我是个劳碌命
傅小平:有必要问问,你的身份,对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你面对很大的作家群体,但在作品中很少写到他们。从你的一些自述里看出,反倒是家里的保姆,还有与你很少交集的快递员、保安等给了你创作的灵感。
范小青:作家群体或者说知识分子群体,在前面几十年我的写作中确实涉及较少,这是一大堆丰富厚实的素材,一想到许多年积累的这些,我就会激动,就会觉得自己很富裕。但我得找到表达这些题材的恰当的形式才能进入写作——有些东西,太熟悉了,反而难写好,没有想象的空间。因为有时候生活比文学更生动、更精彩,如果直接写下来,且不说对号入座的问题,至少缺少了创造的快乐。所以,我得等待,等到什么时候,我说不好。
关于我的身份,那就是写作者的身份。写作者应该始终对生活保持敬畏、热爱和敏感,时时警醒,不能麻木,不能视而不见。正因为长期的保持,灵感才会突然而至,写作才能持续进行。当然,这种对生活的敏感是建立在个人和对历史的审视,对现实的理解基础上的。
傅小平:最后说说,在你的日常生活里,是怎么应对写作,又是怎样进入写作状态的?
范小青:在日常生活里,我常常会感觉,哎,这个可以写小说,哎,那个可以写小说——当然,从这一瞬间的想法,到真正完成小说,这里边的变数太大了,有些是不能实现的,也有一些,完成的时候和当初的想法完全南辕北辙了。但无论最后结果怎么,我都保持这种敏感。
进入写作状态的情况,也有几个阶段。早先我写作,是不在乎环境影响的,要写的时候坐下来就写,孩子小的时候,爬在我肩上,我照样写作;后来变了,变疙瘩了,变难伺候了,对环境挑剔起来了,常常左进右进也进不了状态;但是又后来,也就是现在,又不挑剔了——容不得挑剔,得一边工作一边写作,在会议上构思,在火车上写提纲。到地儿如果有时间还有点力气,就写吧。如果电脑屏幕够大,是双幅的,我可以一幅写工作报告,一幅写小说哦——开个玩笑。这不是说我有多厉害,只能说明我是个劳碌命。
黑色幽默的背后
            ——读范小青《我的名字叫王村》
张婧易

摘要:本文通过对范小青2014年最新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王村》的细读,探寻其难以分辨的理性与疯癫、纠缠绕口的逻辑游戏所营造的黑色幽默,及幽默背后所反映的作者的关怀。在小说“寻找弟弟”的循环叙事中,承载了社会百态、乡山巨变及现代人的身份焦虑与失落的乡土情结。戏谑、日常化的语言下包含着作者独特的温情与悲悯,范小青有着自己表征当代中国现实的方式。

当代中国正经历一个社会变革的转型时期,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尤其是乡村巨变中产生的问题——集中出现,这使得许多作家的写作题材出现惊人的相似,从这个角度上说,范小青在2014年《收获》上半年长篇专号上发表的新作《我的名字叫王村》可以与前两年发表的小说形成互文性的解读。以这部小说中关涉的社会问题为例:与阎连科的《炸裂志》等同样涉及了民主选举中村干部贿选以及乡村城市化;同样写到征地拆迁的还有余华《第七天》、《炸裂志》、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等,其中后者同样出现为了多分到征地款而假离婚,结果假戏真做的情节;贾平凹的《带灯》与《我不是潘金莲》和这部小说一样都关注个体面对“政府”这一庞大而迷宫般的国家机器时的情境;苏童的《黄雀记》、郑小驴的《西洲曲》中也有令人啼笑皆非的精神病人……然而,每个作家都在寻找自己的方式来表征现实,或者毋宁说,是和越发“精彩”的现实竞赛。范小青以日常化、不乏戏谑的语言与纠缠不清的逻辑游戏,讲述了一个近乎荒诞的遗弃弟弟又寻找弟弟的故事,并将寻弟这条简单的线索与身份焦虑、社会百态、乡村巨变、寻根情结等巧妙地结合起来,使读者刚要为其中的无厘头忍俊不禁,又立刻敛起正欲上扬的嘴角,感受到了作者黑色幽默背后的沉重。

一、难以确证的理性与疯癫
《我的名字叫王村》有一个夺人眼球的开头:“我的弟弟是一只老鼠。”随即叙事者向你娓娓道来:弟弟是一个把自己想像成一只老鼠的精神分裂病患。由于他的举止、生活习性都和老鼠相同,给他人带来了很多麻烦,尤其是阻碍了家中其他兄弟姐妹的婚事,使家人蒙羞,所以在带弟弟去看精神科医生无果后,一家人商量派叙事者“我”去“把弟弟丢掉”。但这一理性对疯癫的排斥却并不如福柯描述的那样理想化,也并没有因为弟弟被确定为精神分裂而导致所谓理性与非理性的“对话的破裂”。相反,从“我”带弟弟看病开始,疯癫与非疯癫、理性与非理性纠缠不清、界限模糊,甚至理性常常有被疯癫战胜、同化的危险。
在带弟弟看病和坐火车的情节中,因为“我”向他人介绍弟弟有精神病后以一种极简化的修辞说:“我的弟弟是老鼠”而不是“我的弟弟把自己想像成老鼠”,并模仿弟弟的动作,而弟弟则无动于衷,这使得周围人认为“我”才是精神病人。每次拯救“我”于困境的恰恰是弟弟,关键时刻他做出了老鼠的举动,于是真相大白。理性只有以疯癫的在场才能确证自己的理性,这也就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在后文寻找弟弟的过程中,因为弟弟的不在场,每次叙事者被当成精神病弟弟时他再也无力为自己申辩,只有找到弟弟才能为自己证明。
而更大的界限模糊在于,即便在知道有弟弟存在的语境下,“我”的理性依然遭到质疑:医生为弟弟检查时,因为弟弟不会表达,“我”总是为他代言,替他回答医生提出的问题,使医生恼火道:“话多也是一种病,你知道吗?”、“我们这儿有许多病人的特点就是话多……”(第一章);丢掉弟弟后“我”良心发现,背负着罪恶感执着地一定要再把弟弟找回来,这一行为也不被他人、甚至不为自己家人理解,在几次离家寻弟的过程中,“我”早就被家乡像隔离疯癫者一样隔离开了;第一次去江城救助站找弟弟,事情复杂,叙事者被当成了精神病人护送回家,小说中这样一段话道出了错误产生的一个原因:“他们也有不可原谅的地方,他们明明是自己搞不明白,他们明明不能体会我对弟弟的感情,他们却不肯承认他们自己搞不明白,所以只能把一切推到我头上,因为一切的不明白,只要我是个病人,就明白了。”人们总是倾向于用最简捷的方式处理棘手的问题:“丢掉弟弟”如是,把一个人随随便便定性为精神病人也如是。
理性与非理性的难以确证不仅发生在叙事者“我”身上:如小王村的王图最初为了和村长斗智装成精神病人,到故事的结尾他被老婆气疯时,叙事者表示:“现在我更是变得对一切心存怀疑……当初他说自己时假装的,谁知道呢,说不定他不是装的,本来就有病?”(第十五章);又如在江城救助站中,作者刻画了几个意味深长、充满言外之意的病患形象:一进救助站,首先看到一个人在水龙头下洗手,水龙头没有开,但他依然有板有眼地做着各种洗手动作,“我”觉得好笑,自以为是地跟他开玩笑说:“水很凉吧。”没想到专心洗手的他突然停下来瞪着眼骂道:“你他妈神经病啊,你没有看见水龙头没开吗?”;站里的两个人在像模像样地争论其中一人写的“小说”,“我”拿来一看是一个写满电话号码的号码本,正暗自嘲笑他们,随意拨打上面的号码时却发现都是空号,也就是说上面所有像真人一样的人名、貌似真电话一样的号码都是他虚构的,这一点还真和“小说”有几分相似,一如某些自诩后现代的前卫小说实验……叙事者在救助站遇到了形形色色这样人,你无法预料他们此刻是否清醒理智,无法分辨他们究竟是真疯还是装疯,它们的疯癫甚至充满隐喻:当一个以为自己是一只猫的病人听说叙事者的弟弟是老鼠,吓得脸色煞白逃走了,因为“从前是老鼠怕猫……现在反过来了,猫看见老鼠就逃。”(第八章)
也许我们曾一度像救助站的工作人员、精神病医院医生一样自认为能够清楚地分清理性与疯癫,能够以胜利者的姿态将后者驱逐、监禁、隔离,但小说中的上述种种让我们重新思考。在缺乏科学、权威的医学鉴定的情况下,当理性与非理性、疯癫的界限变得无法确证,这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区分它们的标准是什么?这一标准掌握在谁的手里?如果掌握这一“真理”的权威只是为了一己之便而随意将自己“弄不明白”的人一律贴上疯癫的标签,如果不符“常理”的少数随时有可能被另一半多数人认定为非理性甚或疯癫,那么谁都有可能像叙事者一样难逃百口莫辩的境地。第二,每一个人都有各自复杂的经历,都可能在某些时刻跨越理性与非理性的界限,在现代文明的压力下,甚至有可能跨越理性与疯癫的边界,而比这种不确定性更恐怖的是,如果我们依然用“理性”、“疯癫”一类的词汇简单地区分并为人们各自贴上标签,抹杀每个人的个性和遭遇,那么个体的人将不再可能,只剩下被本质化了的群体,被不加区别地对待……如此细想来,这黑色幽默令人不寒而栗。

二、意指混乱与身份焦虑
在寻弟过程中叙事者之所以会一直被当作是精神病弟弟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共用一个名字:“我”叫王全,弟弟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因为一直跟“我”在一起只知道“王全”这个名字,久而久之“王全”也就成了他的名字,加上叙事者拙劣的表达能力与不愿真正理清真相承担太多责任的政府工作人员插科打诨式的办事,使得寻找弟弟的叙事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纠缠不清的逻辑游戏。
我们可以借用索绪尔的意指结构理论来理清这场混乱。前两次叙事者以王全的身份进入江城救助站找弟弟,因为说不清弟弟为什么也是王全而被关科长等人草率地当成了精神病人,并派专人护送回家,叙事者设计半途逃走。假定姓名为能指,其指称的人为所指,那么两个所指共用一个能指势必造成歧义,并且超出了科长等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回到小王村,村长告诉“我”,他听说救助站送一个叫王全的精神病人回乡,这个人半路逃走了。这一消息启发了叙事者,使他找到了反攻倒算、再次进入江城救助站找人的理由:根据歧义,“精神病人”“王全”也可以是“我”的弟弟,他们护送的弟弟走丢了,他们当然要负责。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具有任意性,会随着习惯、语境的改变而改变,在村长“听说”的消息中,“我 ”和弟弟都不在场,能指可以指向任意一个。于是,第三次进入江城救助站,为了避免歧义,叙事者伪造了一个身份证,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王王”,当时护送他回乡的工作人员牛脸告诉他,如果要在救助站暂住,就必须是扮成轻微的精神病人,于是两人串通为叙事者编造了一个包括家乡、姓名在内的与之前完全不同的身份,并承认那个弟弟是“我”幻想的,并没有这个人存在。但新的问题随之又产生,如果没有弟弟,那么“我”此行要找的“王全”又是谁呢?“肯定不是我弟弟,因为我应该没有弟弟,如果王全是我,那王王又是谁呢?”先前两个所指共用一个能指的问题演变成了一个所指对应了两个能指的问题,并最终导致了意指结构的混乱。好在叙事者此时已装扮成精神分裂症患者,幻想自己是两个人,那么这一切纠缠也就瞬间得到了解释——这倒正像福柯所说的,疯癫能够成为戏剧中最必要的错觉形式,因为“无需任何外部因素便可获得某种真正的解决”[2]。
如此我们只是从现象上理清了作者设下的阅读圈套,需要追问的是,当叙事者百口莫辩地说着“我就是我弟弟”、“我不是我弟弟”这样的绕口令,找到弟弟不仅为了减轻遗弃他的罪恶感,获得良心的安宁,更为了证明“我就是我,不是我弟弟”,这背后反应了怎样的身份焦虑?叙事者填登记入住救助站的表格时,他面临的“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基本问题让人不由得联想到古老的哲学命题。当身份证因可以伪造而丧失其权威性,姓名也只不过是一个可以被他人盗用的符号,我们为何就因此而需要确证自己?我们要如何确证我就是我?
小说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叙事者最初是接到一个错误的电话得知弟弟在江城救助站,到了那里却发现所有的档案记录上都没有关于弟弟的记录,这也是科长等人怀疑叙述者是否幻想出了一个弟弟的另一个原因。在卡夫卡的《城堡》中,土地测量员同样因为一个官僚误会错误地来到城堡下的村子。米兰•昆德拉曾指出:在卡夫卡的世界,档案就像是柏拉图的理念,代表真正的现实,“而人的物质性存在只是投射在幻觉屏幕上的影子”,甚至只是“档案中的一个错误的影子,也就是一些无权作为影子而存在的影子。”[3]那么弟弟是否就因为没有档案而不存在了呢?叙述者在离开救助站时与门卫有这样一段对话:
(听说门卫曾经也得过病)我没好气地说:“那你不应该站在这里看门,你应该待在救助站的表格里。”门卫笑呵呵地说:“我没有表格,不过我以前是有表格的,后来救助站搬过几次家,早先的档案搞丢了一部分,我的表格也不见了,但是我人在呀,人难道不比表格重要和真实吗?”我立刻接过他的意思说:“是呀,难道因为我弟弟没有表格,你们就可以否认他的存在吗?”(第十一章)
为什么没有了身份证、档案,我们就无法确证自己的存在?为什么找不到弟弟,“我”就无法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弟弟?
人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存在,永远离不开他人的目光,“人的意义和所谓的价值永远是从他者的眼中折射出来的。正是在这多重繁复的折射中,人获取了有关自身及其周围世界的镜像,以此来确证自身存在的方式和意义。”[4]现代文明将人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形成现代社会与一系列现代制度,现代化的通讯方式、生产方式使人与人的联结越发紧密,这使得人时时处于“镜像的围攻”之中,主体性的逐渐陷落,异化为“档案的投影”,被贴上理性与疯癫的标签,为他人的眼光所左右,最终,只听萨特在《禁闭》中呼喊:“他者即是地狱!”在范小青的小说里,我们看到了太多符号化的、甚至漫画化的人物,弟弟可以在修辞的意义上变成老鼠,父亲可以是村长的“走狗”,护送“我”回乡的两个工作人员可以是“牛头马面”,把人物“降格”为动物,更加凸显人在现代社会压迫下卑微的、狗苟蝇营的生存状态,体制与人情关系铺下了天罗地网。
因此,叙事者的寻弟之路就包含了多重含义:不仅是替自己和家人赎罪,寻回丢失的灵魂与良知,也是拼命寻找和确证自我,以此来反抗现代社会的异化压迫。从象征的意义上说,弟弟和“我”就是一体的。

三、循环叙事展现社会图景
《我的名字叫王村》叙事上的一大特点即是循环往复:叙事者几次动身去江城找弟弟,每次都被以“弟弟已经回家了”的谎言骗回小王村,知道真相后又再一次出发,每一次的出发其实都是盲目的、甚至是南辕北辙的。就像20世纪六十年代,《等待戈多》的观众们看着两个人每天出现在同一个地方说着同样无意义的话,周而复始,如今范小青的读者看着王全一次次盲目地出发、回来、再出发,陷入令人绝望的死循坏。作者自己曾指出,这样“反复兜圈子所加强的印象,就是我们的现实,就是现实中无处不在的荒诞。”[5]
然而,范小青与犀利的荒诞主义作家并不相同,不仅因为她为人物的行动设定了一个坚定的目的,为循环设置了一个终止,更因为她在缠绕的叙事与黑色幽默后面存留着一双悲悯的眼睛,温情脉脉地注视着这些勾心斗角、卑微匍匐着的人们。
在《文学报》的创作谈中,范小青承认在寻弟的路线中,人为地设置了许多弯道和障碍,以繁写简,目的是引导“愿意看的人去看沿路的风景”。其实遗弃-寻找弟弟的线索承担了更多结构意义上的功能:叙事者没有直接送走弟弟而是先带着他在村子里兜风,把村里的槐树等标识一一介绍给弟弟的举动与“抹掉弟弟对家乡的所有记忆和印象”的意图间存在明显的裂隙,而遗弃弟弟的行为则不断被延宕,正如找到弟弟的结果也在一次次人为地被延宕一样。但如果从叙事和结构功能上看这一切就很容易解释,例如带着弟弟兜风是为了介绍王村的历史、自然面貌和人事,同时引出另一条乡村变革的线索。
正是在其所谓“沿路的风景”里,我们看到不知道家乡在哪里的精神病人冒充弟弟只为这样就能“回家”,看到被家人遗弃的智障聋哑小孩紧紧捂着口袋里亲人最后留下的纸条,“我的心顿时揪痛起来,我痛恨自己的恶劣行径,我连这个孩子的家人都不如,我扔掉弟弟的时候,什么东西也没留下,这个孩子想家的时候,他还有东西可以抚摸,若是我弟弟想家了,他有什么,家乡对他来说,亲人对他来说,就是什么也没有。”(第八章)这一段动情的叙述不同于别处的冷淡,我们分明看到叙事者背后作者不禁流露的悲悯。同时,我们也看到王村人在村长贿选、村长无证经营大蒜精工厂以及政府征地时的众生百态,为了获得更多征地赔款,村民会放弃自己的土地,办假离婚证明以获得更多户口,甚至詈骂自己的父亲死得不是时候……小王村的一切转变都在悄然进行,每次叙事者从江城回家,都目睹了各色人的把戏和勾心斗角,他从不真正参与,与寻找弟弟的投入忘我相反,叙事者站在更高的视角上睥睨这一切,揶揄、调侃、袖手旁观,直到某一天他惊觉故乡不再。
与《炸裂志》、《带灯》从村干部的视角反映乡村问题和变化不同,作者借助叙事者旁观者的角度,从多个角度描述小王村的转变:王图举报撬去了村长的“大蒜250”计划,本想留着这块土地自己承包或者流转种有机农产品,却不料被政府看中征地建房。政府觉得这是城市化的必经之路,小王村村民只兴高采烈地算计着征地款,而王图和村长则悲愤地觉得变成了“小王城”,“小王村”就毁了,这是“卖村”——“卖村贼和卖国贼一个理”……对同一件事、同一块土地,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和态度,旁观者的视角使得叙事带有复调性,展现了乡村转型过程中官-商、官-民、不同等级政府间微妙的权力关系与欲望百态。

四、暧昧的“乡土”
在小说的尾声,多年之后,叙事者终于找到了弟弟并把他带回了家,却发现家乡面目全非,只剩下弟弟名下的一处土地等着弟弟去签字,就在叙事者说弟弟不知道自己的名字、签字没有法律效应的时候,弟弟奇迹般地开口说话了:“我知道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叫王村。”(尾声)
虽然我们可以大致揣测弟弟因在外乡的救助站一直被人以家乡命名,所以记住了自己叫“王村”,但这样的解决依然令人难以信服,前文已经提到弟弟关系到叙事者的自我确证,以“王村”命名弟弟显然有以乡土之根确证自我的意图。而倘若我们由此上溯小说的“乡山巨变”线索,会发现叙事者的乡土情结其实十分暧昧。
前文已提到叙事者总是冷眼旁观着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从开头带着弟弟在村里兜风时就写道:“在小王村这片土地上,我除了关心我弟弟,别的事情一概与我无关。”每次叙述完村中发生的事,往往也会以这样的结语过渡到寻弟线索。对于土地上的人,叙事者充满居高临下的语调:“我知道小王村的人都是什么德行”,他为父亲唱丧的职业感到羞耻,他蔑视着王图和村长谋权谋利勾心斗角的嘴脸……总之,叙事者是与自己家乡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事都格格不入的。但另一方面他对“家乡”又有着一种深情:在江城的一家足浴店里,当洗脚妹说自己离乡进城是从地狱到了天堂时,他十分反感地表示:“一个对家乡都没有感情的人,能指望他有什么出息吗?……就像我们小王村,虽然村长领导得不怎么样,但怎么说也是我永远的家乡,我不仅自己要回家乡,我还要把走失的弟弟带回家乡。”(第十三章)他似乎有着五四知识分子式的家国情怀:一面鄙夷民族文化的腐朽、国家的落后与国民的蒙昧,一面又以强烈的爱国热情号召救亡图存。而事实上,每次叙事者表现出对家乡的深情时,家乡都不在场,他所爱的、作为依归的乡土,不是沈从文、汪曾祺或者黄永玉笔下的“实感”乡土,而是一个他想像和建构的符号。
这样的家乡必然是不能“归去”的,而比这更悲哀的是,当人在现代社会中迷失了自我、拼命寻找自我的确证而不得,终于想到要退回乡土之根的时候,却发现它连最后的物质性存在都丧失了,成了一个“大片土地都荒芜着,闲置着”、“没有家的家乡”,成了一个被架空了的空洞能指,于是,我们都成了现代文明的漂泊者。无比反讽地,当终于知道名字的弟弟在征地书上签下“王村”两个字,王村就再也不存在了,作者乡土命名的策略最终并没有让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反而陷入了更大的悲哀。

虽然有着水平稳定的高产和成熟的风格,范小青似乎在中国当代作家群中并不耀眼,有批评家认为是她写作上的“慢”导致了她无法成为某一文学风尚的开创者或者集大成者[6]。的确从题材上看,《我的名字叫王村》所反映的社会问题也并不新鲜,荒诞的表现手法也并不极致。但我们能感到作者的循环叙事始终克制和限定在世俗生活经验之中,“体现凡夫俗子的欲望与困境”。扑朔迷离的理性与疯癫、姓名与身份的文字游戏营造出黑色幽默的效果,在试图引读者发笑的过程中呈现生活的无意义和荒谬,戏剧式的语言背后,是作者对现代人存在状况的智慧反思与温情悲悯。

作者简介
范小青 女,江苏南通籍,出生于上海松江,从小在苏州长大。78年初考入苏州大学中文系,82年毕业留校任文艺理论教师,85年调入江苏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党组书记,全国政协委员。80年起发表文学作品,以小说创作为主,著有长篇小说十九部,代表作有《女同志》、《赤脚医生万泉和》、《香火》等,中短篇小说三百余篇,另有散文随笔、电视剧本等。共创作字数一千多万字。有多种小说被译成英、法、日、韩等文字。短篇小说《城乡简史》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城市表情》获第十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获第三届中国小说学会短篇小说大奖,另有《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北京文学》、《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奖项。

文摘

我弟弟是一只老鼠。当然,这是他妄想出来的,对一个精神分裂的病人来说,想象自己是一只老鼠,应该不算太过分吧。
其实弟弟很小的时候就得了病,可是谁会相信一个小孩子说的话呢,就算他说自己是老虎,也不会有人理会他的。何况我们家,子女多,钱少,人傻,爹娘要靠劳动养活我们一群兄弟姐妹,哪有多余的精力去在意一个满嘴胡说八道的小东西。
作为一只老鼠的弟弟渐渐长大了,长大了的老鼠比小老鼠聪明多了,这主要表现在他把自己的妄想和现实愈来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比如弟弟听到一声猫叫,立刻吓得抱头鼠窜;比如弟弟看到油瓶,就会脱下裤子,调转屁股,对着油瓶做一些奇怪的动作。开始我们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想通了,那是老鼠偷油。我们谁都没有看见过老鼠是怎么偷油的,只是小时候曾经听老人说过,老鼠很聪明,如果油瓶没有盖住,老鼠会用尾巴伸到油瓶里偷油,弟弟学会了运用这一招式。弟弟还会把鸡蛋抱在怀里,仰面躺下,双手双脚蜷起,如果我们不能假装是另一只老鼠把他拖走,他就会一直躺在那里。
当然,话要说回来,弟弟也不是一天二十四个小时都以为自己是一只老鼠,也有的时候,他是糊涂的,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人,也会说几句人话。但是你千万别以为这时候他就一切正常了,这时候如果有人好心跟他说,弟弟,这才是你自己啊,你不是老鼠,你是人啊。弟弟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他会生气。弟弟生气的方式和一般人不一样。这一点你们完全不必惊讶,他本来也不能算个一般人。弟弟一生气,立刻就会想起自己是一只老鼠,他立刻将自己的双手蜷起来,做成尖利的爪子的形状,搁到下巴那儿,然后再从下巴那儿快速地伸出去攻击他人,又抓又挠,嘴里还发出“吱吱”的叫声。
大家哄笑着四散躲开。有人说:“不像,不像。”
另一个说:“像只猴子。”
其实大家并不怕他,毕竟弟弟只是一只扮演得不太像的老鼠。
我这样说,看起来是在为弟弟开脱,其实才不呢。我心里恨透了我弟弟,即使一天只有一个小时甚至更少的时间认为自己是一只老鼠,也减少不了我们对于弟弟的深恶痛绝。
因为弟弟其实比一只真正的老鼠更烦人,一只老鼠除了做老鼠能做的恶事之外,它做不了别的事情,而弟弟比真正的老鼠要高明许多,因为他除了有老鼠的一面,还有别的很多面。比如,他有人的一面,特别是有人的坏的一面,至于人的好的一面,在我弟弟身上,我还没见识过呢。
你别看他平时懒懒散散,对任何人都很冷淡,连斜眼看一下我们都不愿意,基本上不跟我们说话,似乎一点儿也瞧不上我们,可是一到吃饭的时候,他就一点儿也不冷淡了。他会吃很多的饭。如果我们干活晚一点儿到家,他甚至会吃光锅里所有的饭,让我们活活饿一顿。老鼠晚上不睡觉,弟弟晚上也不睡觉,害得我们常常要在半夜里出去找他。那时候他在村子里到处窜走,在地上到处看,好像在找什么东西,但是谁知道他在找什么呢?因为谁也不知道他在到处寻找的时候,他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只老鼠。
到这时候大家才意识到弟弟病了,我爹让我带弟弟到城里的医院去看病。我们到了医院,挂号的时候我傻了眼,我虽然认得字,但是我不理解这些字的意思呀,精神科,神经科,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普通精神科,老年病专科,儿童心理专科,妇女心理专科等等等等——我正对着它们发愣,就听小窗口里那挂号的问:“喂,你看什么病?”我赶紧说:“不是我看病,是我弟弟。”我把弟弟拉到窗口让她看了一眼。那挂号的却说:“我不管你们谁看病,我是问你挂什么科?”她看我呆呆地回答不出来,又启发我说:“你看病总要挂号的吧。”我为难地说:“我还、我还不知道我弟弟是什么病呢。”那挂号的笑了笑,说:“到我们医院来看病的还能看什么病呢?”不过她还算热心,见我为难,主动说,“我看你们是头一次来吧,你弟弟是怎么个情况?”我说:“我弟弟是一只老鼠。”那挂号的并不觉得好笑,也没觉得我是在作弄她,她大概见得多了,所以只是“哦”了一声,就告诉我应该挂精神科。
我递了钱进去,并且报上名字和年龄,她动作十分利索地扔出一个病历给我,还嘱咐了一句:“在二楼。”我带着弟弟到二楼,坐到走廊的长椅上等候。坐下来时没有什么感觉,过了一会儿,觉得浑身有些不自在,抬头一看,吓了一跳,周边有一些神情异常的人都在盯着我们看,我看了看弟弟的表情,他倒是若无其事。那是当然,他找到同类了呗。但是我怕弟弟被他们影响得更严重,想拉着弟弟离远一点儿,就听到护士叫到弟弟的名字了。
我赶紧说:“弟弟,轮到你了,我们进去看病吧。”弟弟一动不动,护士又喊了一声,弟弟还是不动。我着急了,但还是尽量和蔼地对弟弟说:“弟弟,你答应过我要听话的,我们就是来看病的,现在号也挂了,队也排了好半天,总算轮到你了,你不能——”弟弟打断了我,他忽然说话了,他口齿不清地说:“老鼠跳到钢琴上。”
护士没听懂,不明白弟弟是什么意思,只顾朝我看。她是精神病院的护士,见识肯定不少,但对于一只老鼠,恐怕也是无可奈何的。好在有我,她朝我看是对的,因为只有我知道我弟弟的语言,我一直以来就是弟弟的翻译,弟弟所说的“老鼠跳到钢琴上”是一个谜面歇后语,谜底就是乱弹(谈)。一翻译过来,我立刻就恍悟了,直拍脑袋骂自己笨,也顾不上让护士释疑,赶紧对她说:“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挂号的时候,把名字写错了。”护士说:“没事的,我先帮你改一下,你进去让医生在电脑上也改一下。”她把改过的病历交给我,弟弟果然不再反对,我顺利地带着弟弟进了门诊室。
这里的门诊室和其他医院不一样,病人只能一个一个地进,家属也只能进一个,不像其他医院,医生给一个病人看病的时候,许多病人和家属都盯在边上,赶也赶不走,门诊室里常常围得水泄不通,医生就在大家紧张的盯注下,在此起彼伏的咳嗽声中,在焦虑烦躁压抑的气氛里给人看病。
好在精神病院的情况不一样,这里是讲规矩的,又干净又安静。给我弟弟看病的这个医生年纪不大,但神色淡定,胸有成竹的样子。我心里一下子踏实了许多,好像弟弟的病一旦交到这个医生手里,弟弟就会从老鼠变回人来了。
听说有本事的医生是不用病人自己说话的,但是我从前没有见过有本事的医生,更何况我弟弟这个病人和一般的病人也不一样,不可能指望他会把自己的病情告诉医生。
所以,到了这儿,无论这位医生有没有本事,都得由我向医生倾诉弟弟的病情,我把不言不语的弟弟拱到前面,我站在弟弟身后说:“医生医生,你快帮他看看,他是一只老鼠。”医生的目光掠过弟弟的脸面,投到我的脸上,看了看我,问道:“你看病还是他看病?”我没有听出医生是在讽刺我,赶紧回答说:“医生,他看病,他是我弟弟。”医生抢白我说:“你刚才说他是一只老鼠,现在又说他是你弟弟,他到底是谁?”说实在话,那时候我见的世面太少,听不懂人话,仍然不知趣,继续向医生提供我弟弟的情况,我说:“医生,医生,你不了解我弟弟,这会儿你看他人模人样的,一会儿他就会变成老鼠的样子,很骇人的,手,会这么样,嘴,会这么样——”因为我做不像老鼠的样子,我怕医生看不懂,赶紧催我弟弟说,“弟弟,你做个老鼠的样子给医生看看,你快做呀。”
可弟弟是个病人,病人哪有那么听话的,你希望他是个人,他就偏做个老鼠给你看,让你烦死,等到你要让他做老鼠了,他又偏不做,人模人样地杵在你面前,又让你急死。
弟弟不肯扮演老鼠,我可真急了,我怕医生会以为我弟弟不是老鼠,我怕医生会误诊,急中生智又想了一个绝招,“喵喵”地叫了几声。
弟弟还没有来得及逃窜,医生一伸手就捏住了我的胳膊,朝门外喊:“护士,护士——”我以前见过的护士都是眉清目秀的姑娘,这会儿正心存歹念,不料进来两个腰圆膀粗的男人,他们一进来,就冲着我来了,我赶紧喊道:“不是我,不是我,是我弟弟,他才是老鼠——”可是从他们的眼神中我看到了离奇的疑惑,我敏感地一回头,顿时魂飞魄散,哪里有我弟弟,刚才还在我身边的弟弟,忽然间就不见了。
男护士并不知道之前这屋子里还有个弟弟,他们朝我看了看,一个先说:“医生,我早就在门口准备着了。”另一个更是配合说:“一看他眼神就知道有问题。”医生被他们说得也有点儿疑惑了,问我:“你有病,你弟弟也有病,你们家族有精神疾病遗传吗?”那两个男护士未等医生的话音落下来,就上前准备掐我了。我吓坏了,紧紧闭上嘴巴,咬紧牙关,防止他们硬往我嘴里塞药,但是我还有话要说,我有许多话要说,我不得不说,我只能在喉咙里发出声音:“我不吃药,我弟弟是老鼠。”
没有人听到我喉咙里的声音,看这阵势,就算他们听见我的话,他们也不会相信我,只有一眨眼的工夫,那两个男护士已经掐住了我的脖子,反转了我的胳膊。我被冤枉了,我冤死了,我比窦娥还冤,我比什么什么还冤。
我继续抿紧嘴巴,在喉咙里狂喊:“我不是老鼠。”但是我有预感,我马上就会被他们打成老鼠了,果然,那个医生受了护士的蛊惑,准备开检查的单子了,他说:“先做个CT,看看脑部有没有病变情况。”
不过医生在开单子的时候,又疑惑起来,问我:“刚才你是和你弟弟一起进来的?这个病历上,到底是你的名字还是你弟弟的名字?”
他已经错得不能再错,我再也不能只在喉咙里说话了,我必须得张开嘴巴了,我张开了嘴巴放声说:“我弟弟的名字就是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就是我弟弟的名字。”医生朝那两个架住我的男护士丢了个眼色,虽然他没有说话,但是我看得出他的意思,他已经再一次地认定我是病人,我急得辩解说:“不是的,不是的,医生,你听我解释,我弟弟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喊他的名字他是不会理睬的,喊他的名字等于没有喊,他只认我的名字,所以只能用我的名字代表我弟弟的名字。”
医生又看了我一眼,不再和我计较,开好了检查单子,对那两个男护士说:“陪他来的那个家属不见了,你们带他去CT室,小心一点儿,这个病人虽然看起来没有暴力倾向,但他的伪装性很强。”
天哪,我好好儿的,竟然要我去做CT。CT是什么,我还没见过,只是听人说过,是一种很昂贵的检查,一般都是得了重病才用的,我才不需要做CT,我也不能再被他们纠缠下去了,我不得不像疯子一样地拼命挣扎并且大喊大叫,我喊道:“你们什么医院,你们什么医生,你们什么护士,我明明没有病,你们要叫我做C——”一个“T”字被他们用手捂住了,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再喊的话,用胶布封嘴。”
天哪,要是再用胶布封住我的嘴,我还有活路吗?
万幸万幸,我还有活路,那是老天有眼,叫我命不该绝,关键时候有人救我了。
你们猜得没错,正是我弟弟。
我弟弟真是我的救命星,关键时刻他在桌子底下“吱吱”地叫了起来。
那两个男护士更觉离奇了,一个屋子里怎么会有两个病人,这医院没有这样的规矩,向来只允许病人一个一个地进来。两个男护士疑惑地互看了一眼,接着又看我,又看我弟弟,还看医生,我感觉出来,他们的怀疑不仅在我和我弟弟身上,甚至到了医生身上。
但医生毕竟是医生,他火眼金睛,他已经在最短的时间内,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他看出来谁是病人了。医生弓身到桌子下面,把手伸向蜷缩在地上的弟弟,弟弟竟然乖乖地被医生牵了出来。
我看见了弟弟,一阵激动,又要上前说话,但是医生已经吸取了前面的教训,朝我摆了摆手说:“你别说话了,你再说话,一切又要搞乱了。”停一下,又补充一句,“对不起,刚才差点儿误会了,主要是你话太多,我这儿有许多病人的特点就是话多,所以我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对不起。”我听了医生这话,没有马上回答,认真地想了想,我心里承认,我的话是多了一点儿,不过以前并没有人这么说我,家里也好,村里也好,学校也好,从来没有人嫌我话多,因为他们都不怎么说话,我多说点儿话,好让他们知道自己还活着,至少知道自己的耳朵还没有聋。
现在医生提醒了我,我细细回想一下,才对自己和自己周边的环境渐渐有了一点儿新的认识和知觉。
其实我也知道,医生虽然用了两遍“对不起”,听起来很客气,但其实他很不耐烦我,想让我闭嘴。可是为了说清弟弟的情况,我还是不能根据医生的意图及时改正我的犯嫌,我依然强调说:“可是我如果不说,我弟弟是说不出来的,他平时就不肯说话,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或者应该说,他是一只沉默寡言的老鼠。”医生皱了皱眉头,但依然保持着风度,说:“好啊,沉默是金啊。”我没听懂医生这话是什么意思,想了想,我得继续说,我说:“所以医生,就算我弟弟不沉默,就算他肯说话,他也说不清楚,他根本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他不是什么。”医生终于被我惹恼了,再次改变了平和的神态,用尖利的目光剜了我一下,说:“你要是再说话,就请你出去。”
这一招把我吓着了。我不能出去,我不能把弟弟一个人扔在这里,虽然这里有医生有护士,但弟弟毕竟可能是一只老鼠,老鼠是无法和人沟通的,即使他们不是一般的人,他们是医生,但医生也无法和老鼠对话呀。所以我不能有片刻让弟弟离开我的视线,我赶紧向医生保证:“医生,我不说话了,保证一言不发。”医生说:“本来这就不是你说话的地方,我来提问题,让他自己回答。”
那两个怎么看怎么不舒服的男护士这才退了出去,医生让弟弟坐下,亲切地拍了拍弟弟的手背,开始向弟弟提问,医生说:“你觉得自己是一只老鼠吗?”弟弟不理睬,我只能代他回答:“是,是老鼠——我弟弟是老鼠。”医生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继续问弟弟:“你的这种感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弟弟仍然不回答,仍然由我回答:“从他是一只小老鼠的时候开始的。”
医生回头看了我一眼,我又被他的目光吓了一下,以为他嫌我话多,要赶我走,不料医生只是叹了一口气,不仅没赶我走,还对我说:“病被你们耽误了。”我赶紧辩解说:“医生,不能怪我们,不是我们有意耽误的,开始我们也不知道,我们都以为他在跟我们闹着玩呢。医生,你仔细看看我弟弟的样子,他完全就是人的样子呀,谁会想到他会是一只老鼠呢,一直到后来,后来一直到——”这医生和我天生犯冲,不知冲的是生辰八字还是星座什么的,反正我看出来他特别不爱听我说话,刚才且容忍了我一下,这会儿他又犯毛躁了,严厉地说:“话多也是一种病,你知道吗?”我怕他又说我有病,赶紧闭嘴。
医生见我闭了嘴,还不甘心,又吓唬我说:“下面我还要提一些问题,让你弟弟回答,你要是插嘴,就是破坏我诊断,后果你自负。”
我不想自负,赶紧闭上嘴听医生向我弟弟提问题。
医生问:“现在是哪一年?”
这算什么问题,医生也太小瞧弟弟、太不把弟弟当回事了,弟弟虽然以为自己是老鼠,但他毕竟不是真的老鼠,我差点儿提出疑义,但是看到医生一脸的严肃,我也只能严肃地等待弟弟的回答。
可惜我这个弟弟实在是不争气,连今年是哪一年他都懒得回答,这样下去,医生岂不是要误认为弟弟的病非常严重吗,岂不是要误诊吗?我心里一急,对答如流地说:“今年是某某某某年。”我不仅回答正确,还加以说明,“今年为什么是某某某某年呢,因为去年是某某某某年,因为明年是某某某某年,所以,今年就是某某某某年。”
我说过了后,有点儿兴奋,折胳膊握拳,对着弟弟做了个鼓励加油的手势。可是弟弟麻木不仁,眼中根本就没有我,他把我当个屁。不对,屁还有点儿臭味呢,他没闻到臭味,他把我当空气。唉,弟弟啊,你真是麻木不仁,你哪怕认为我是错的,你哪怕朝我翻个白眼,哪怕朝我吐一口唾沫也好呀。
这医生也真是个知错不改的医生,他居然又问弟弟:“现在是几月份?”
我忍不住抗议说:“医生,问这么简单的问题就能查病吗?”
医生说:“我让你插嘴了吗?”他虽然批评了我,却还是接受了我的意见,下一个问题,他没有再问今天是哪一天,而是改变了一个方向,问:“你是什么地方人?”
我抢答说:“小王村。”
医生对我的回答充耳不闻,又随手把钢笔套子旋下来,放到弟弟面前:“这是什么?”
弟弟真是个睁眼瞎子,连面前的钢笔也看不见,还是我替他回答,但是我已经厌倦了医生的无聊,我回答说:“这是钥匙圈。”
我原以为医生会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来为难弟弟,这样才能查出弟弟和我们不一样,哪知这医生如此没有水平,我得刺激他一下,让他提一些有难度的问题,所以我有意将钢笔套说成钥匙圈。
可医生不吃我这一套,他和我弟弟一样,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只当我不存在。不过我并没有计较他,因为他对我弟弟的态度很好,和对我的态度完全不一样,我会原谅他的。
医生把我和我的回答撇在一边,十分和蔼地对我弟弟说:“既然你不肯回答我的问题,我们就换个方式,你不愿意说话,你就不说话,你闭着嘴都行,我提问题,我自己给答案,如果你认为是对的,你就点头,如果你认为是错的,你就摇头,好不好?”
不等弟弟表态,医生就自说自话地开始了,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一元的硬币,举到弟弟眼前,问道:“这是一个硬币,是几块钱?”然后他自答说,“是两块钱。”
我忍不住“嘻”一下笑出声来,看到医生眼睛朝我瞪着,我赶紧收回笑声,去提醒弟弟:“弟弟,这明明是一块钱,他说两块钱,你摇头呀,你快摇头呀。”见弟弟不理睬我,我又赶紧告诉医生,“医生,他是有意的,他有意不告诉你,让你无法了解他的真相,其实他认得钱,就算他什么也不认得,他也认得钱,有一次,我让他到小店里去买——”
医生真生气了,我看得出来,他的脸涨成了紫红色,龇着牙说:“脑残啊?听不懂人话啊?”
我再次被吓到了,我以为医生误诊了,我赶紧解释说:“医生,医生,我弟弟可能是脑残,但是脑残不等于他很笨,你千万不能被他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你不知道我弟弟有多聪明呢,我弟弟还会、还会——”
医生冷冷地打断了我,他替我说道:“还会掘壁洞呢吧?”
我和医生这里,已经闹翻了天,我弟弟呢,真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在这么专业的医院里,弟弟竟然如此这般的木呆,太丢人了,他简直、简直连一只老鼠都不如了。一只老鼠,你要是踢它一脚,它一定会逃跑;可我这个弟弟,这会儿,在医生面前,简直丢死人了,别说踢他一脚,就是拿把刀架在他脖子上,他恐怕也是岿然不动的。
我也生气了,我气得推了弟弟一下,说:“弟弟,你平时不是这样的,你明明会说人话的,今天到了这里,你连一个字也不肯说,你是存心跟我过不去呢,还是存心跟医生过不去?你是觉得车票钱、挂号看病的钱都不是钱呢,还是觉得应该让我白白地陪你跑一趟?你是觉得这个医院配不上你这样的病人呢,还是觉得——”我说着说着,话又多了,又扯开去了。医生是不会让我再继续下去的,他朝我摆摆手,让我住嘴,可是我不能住嘴,我说:“医生,你听我说,他平时确实不是这样的,他平时不扮老鼠的时候,和人是一样的。”医生说:“你以为我现在在干什么呢,我是在玩吗?”我说:“你不是在玩,你是在给我弟弟查病呢。”医生抢白我说:“原来你知道啊,你知道还不闭嘴。”我说:“医生,我得给我弟弟当代理人,否则——”医生说:“你怎么老是要代表病人?要不,干脆,你来当病人算了。”我又赶紧解释:“医生医生,我是怕、怕你不了解我弟弟。”医生又冷笑说:“我不了解,你了解?那我这医生让给你当算了。”
我再一次败下阵来,但说实在的,我仍然不死心。求医生不成,我转而求弟弟了,我说:“弟弟,弟弟,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开口说说话吧,哪怕说一句话,哪怕说一个字,哪怕骂我一声,要不然,要不然,医生会以为你是哑巴,而不会把你当成老鼠。弟弟,你自己拿个镜子照照看,你这样子,怎么看也不像是一只老鼠呀,你要是想让大家知道你是一只老鼠,你好歹得扮点儿老鼠的样子出来呀。”
我已口干舌燥,像一条上错岸的鱼,弟弟却依然稳坐钓鱼船,我看着弟弟淡定的姿态,又想想我自己上蹿下跳的样子,一时间,我竟疑惑起来,到底是我带弟弟来看病,还是弟弟带我来看病?我这么想着,简直就昏了头,我觉得我的思想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狂奔乱闯,就要失控了。
思想失控,那是什么,那可不得了,那就是疯子啊,难不成我带出来一个精神病,要带回去两个精神病吗?
我可不能疯啊,我家里有一个弟弟是个疯子,就已经够全家人受的,我要是再疯了,让我们家的人怎么活呀。可是我怎么才能保持冷静,不让自己疯呢,我心里很清楚,只要医生能够给弟弟诊断,然后治疗,我就不会疯;那么,怎么才能让医生给弟弟诊断和治疗呢,现在医生面对一个哑巴精神病,束手无策了。那么,首先,至少,我得让弟弟开口说话。
我换一招,以情动人,我对弟弟说:“弟弟,我知道你最喜欢我喊你弟弟,你也知道咱们家就咱哥俩最亲,这样好不好,我喊你一声弟弟,你就说一句话,好不好,弟弟,弟弟,弟弟——”可我弟弟喊得再亲,仍然不奏效,我急火攻心,忽然心里就被这火照亮了,我脱口说:“弟弟,我不叫你弟弟了,我叫你、叫你一声王全!”
我这完全是死马当作活马医,哪知一匹死马还真被医活了,这“王全”两字一出来,弟弟竟然开口了,弟弟欢快地说:“老鼠老鼠,爬进香炉——”
听到弟弟说话了,那垂头丧气的医生顿时来了精神,赶紧凑到弟弟跟前说:“你现在肯说话了,我们重新开始,我问问题,你回答——”
弟弟说:“老鼠老鼠,爬进香炉——”
医生对精神病人有研究,但是对老鼠没有研究,他不知道老鼠爬进香炉会是什么,我只得替弟弟做翻译说:“这是一个谜面歇后语,老鼠爬香炉,谜底就是碰一鼻子灰。”我一边解释,一边观察医生的脸色,看了医生的脸色,我的心顿时一冷,才知道,最后是我碰了一鼻子灰,完蛋了。
医生果然不再发一言,拿过一张空白的方子,低头就填写起来,我急得问道:“医生,你这是干什么?”医生说:“开药呀,你到药房配了药,回去按说明给他吃药。”
说罢医生就把病历和药方交到我手里,朝我挥了挥手,说:“好了。”又朝门外喊:“下一个,35号。”我捏着弟弟的病历,觉得这结果来得太快了,前面我和医生两个人,忙了大半天,铺垫了那么多,不就是为了让弟弟配合诊断嘛,可是弟弟还没开始配合呢,结果就已经出来了。这算什么呢,这算雷声大雨点小,还是算虎头蛇尾,或者,这就是精神病院的医生和别的医生的不同之处?我十分不理解,向医生提出疑问:“医生,这就好了?”医生说:“好了呀,走吧。”我没有理由不走,但是我努力地想了想,终于想出理由来了,我说:“医生,为什么我明明没有病,你刚才却让我去做CT,我弟弟明明有病,你却不让他去做CT?”医生说:“这就是你和他的不一样嘛。”我没听出医生是在嘲笑我,我放心不下弟弟的病情,又说:“医生,不做CT你就能看到我弟弟的脑子吗?”医生指了指自己的眼睛说:“我这是人眼,不是X光。”他这样一说,我更加不安了,我试探着说:“医生,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不给我弟弟做CT,你也能治我弟弟的病?”医生没精打采地看了我一眼,心灰意懒地对我说:“我说过我能治他的病吗?”
医生这话我又听不懂了,这时候,35号病人和家属已经在门口探望了,医生见我仍然傻站着,他忍耐住自己的不耐烦,又跟我说:“我的眼睛虽然不及X光和CT,但是,我有我的经验和我的检查方法。”我犹豫地说:“那,那就是说,你刚才问我弟弟的那些问题,就算是检查了?”医生说:“你没见过吧。”我心想,我不仅没见过,我还真不敢相信,这样就算是诊断过了?江湖郎中看病还比这要复杂一点儿呢,至少还要看个舌苔把个脉吧。但我不敢直接这么说出来,我仍然以疑问的方式和探讨的口气说道:“医生,你刚才的检查方式,不像医生,倒像是老师。”医生没听懂,说:“你什么意思?”我说:“老师上课的时候经常提问,而且,问题比你提得还多。”医生说:“怎么,你还嫌我问少了,你有钱吗?”他突然从提问说到了钱,让我猝不及防,我愣了一下,没有能够马上回答。
关于钱的事情,我得交代一下,我不能绝对地说我有钱,也不能绝对地说我没钱。其实,钱我家是积攒了一点儿的,但这个钱是不能动的,那是要派大用场的。所谓的大用场,你们一定能够想到,那是我准备娶老婆用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不能说我有钱,因为如果我娶老婆,我的钱就全部用掉了,我就没有钱了。
更何况,这多年积攒下来的钱,并不在我手里,始终由我爹紧紧捏着,我做梦都别想把那钱从我爹手里夺过来给弟弟看病。
再坦白一点儿说,我也不想把对弟弟的恶劣态度推到我爹一个人头上,即使这钱捏在我手里,我又会拿出来给弟弟治病吗?
所以,我和我爹是一样的货色,我弟弟不能指望我们。
当然,我应该还有别的办法,比如说,我先把娶老婆的钱拿出来给弟弟治病,等弟弟病好了,我再重新攒钱娶老婆。但这个办法是无法实施的,因为我不知道我对象能不能等得及我再一次地攒钱;我也不能去征求她的意见,因为一征求意见,我就得把事情和盘托出,她就会知道我弟弟的真实情况;她一旦知道我弟弟的真实情况,她就会——她就会怎么样,我现在似乎是无法预测的,但我在娶老婆的问题上,是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我必定是朝不好的方面去想事情的。所以我不能冒这个险,所以,我其实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我的思想走得远了一点儿,一时没有收回来,医生看我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又给我补充说明:“你要是有钱,去交住院费,让你弟弟住院治疗,我就会向他提更多的问题,我会天天向他提问题,我会比老师还老师,到时候,你就不会嫌我问得少了。”我结婚用的钱是不能给弟弟治病用的,所以我赶紧说:“我没有钱,我家也没有钱。”
这一下,医生乘机把话说到底了,医生说:“没有钱,你就把他带回去吧,他爱怎么弄就怎么弄吧,好在他只是一只老鼠。”
医生的话并不完全正确,“好在他只是一只老鼠”,这叫什么话,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他还说“好在”?他难道不知道,一只老鼠也会祸害人、会给人带来晦气的。
果然的,我们还没出医院的大门,晦气就来了,我们迎面看到一个人,算是熟人,但又不太熟,他和我们村上的王图是亲戚,他常到王图家来做客,在小王村我们碰见过;更重要的是,他不仅是王图的亲戚,他还和我对象赖月是同一个村的,我到赖月家去的时候,也见过他几次,这样等于是两个小半熟,加起来可以算大半个熟人了,这会儿我理应热情地上前打招呼,可是,可是,这是什么时候,这是什么地方啊,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地方,我能让他看见我吗?
我假装不认得他,一脸漠然,两眼发直地拉着弟弟从他身边走过。他好像也没有注意到我们,他的目光只是在我脸上打了半个圈,就滑过去了。我心中暗喜,不料还没喜出来,就听到身后“哎哟”一声尖叫,我一回头,他冲我笑着说:“都说我眼尖,我的眼就是尖哎,你没有认出我,我倒一下子就把你认出来了。”他一边说,一边高兴地上前和我握手。我可以抵赖,我有的是办法,比如我可以说:“你认错人了。”或者我可以说,“以后再聊吧,我们赶时间坐车呢。”很明显后面这一招比前面这一招更智慧,既不承认认得,又不说不认得,让他没个准。可是,还没等我把办法使出来,他已经抢在我前面和我攀亲了:“哎,你是,你是那个谁,是王图那儿的吧。”他也太抬举王图了,王图虽然是小王村人,但不等于小王村就是王图的,他这么说,显得王图很牛,好像小王村就是王图的,比村长还牛,比我爹还牛。我加强语气纠正他说:“我是小王村的。”他听不出我的意思,高兴地说:“我说的吧,我记性好吧,你就是王图那儿的。”然后他又想到了更重要的事情,兴奋地说,“对了,你同我们村的赖月是谈对象的吧,你们谁来看病啊?”
我顿时魂飞魄散,关于我弟弟的病,我从来没敢告诉我对象。我不敢告诉我对象,并不证明我对象有多么的不好,也不能证明我对象知道我有个精神病的弟弟就会和我分手。但是,反过来说,我也同样不能保证她不会那么做。我可不敢下这个赌,冒这个险,这个赌注太大了,这个风险太强了,一想起来我的心肝尖儿都发颤。
现在麻烦大了,险已经逼到我面前了,险把我抵到了墙角,我无处可退了,但我即使无处可退,我也不能告诉他我带我弟弟来看病呀。
可是,此时此刻,我们身边,除了我弟弟就剩我了,我无路可走,只能挺身而出,把事情扛起来,我说:“是我,是我来看病。”
话一出口,我才知道我犯了更大的错误。你们替我想想,我弟弟有病我都不敢说,我对象要是知道我有病,我对象不是立马就成了我前对象了吗?我顿时惊吓得浑身直冒冷汗,正着急着怎么跟他解释,怎么把谎言重新圆过来,不料那人却哈哈大笑起来,说:“你果真爱开玩笑,我倒是听赖月说过,你是个幽默的人,以前不怎么了解,今天才知道哈。”我犯了蒙,傻傻地问道:“你知道什么呀?”他说:“你自己瞧瞧自己,你像有病的样子吗?”
我惊心动魄地逃过一关,赶紧把话题从我和我弟弟身上扯开,扯到他那儿去,我反问说:“你呢,谁看病呢?”他又奇怪地反问我:“咦,你不知道吗?你自己村里的事情你不知道吗?”我真不知道,我们小王村除了我弟弟是老鼠,难道还有别人是老鼠吗?他见我真的犯糊涂,也不再难为我、不再让我猜谜了,说:“就是我表哥王图呀,王图得了病你真不知道啊?”又说,“他在这里住院,我是特意来看他的。”
这事情真是太出人意料了。
王图竟然会和我弟弟一样,打死我我也不敢相信。这王图可是我们小王村数风流的人物,除了前村长能够和他PK一下,别的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虽然许多年来,我并不关心村上的事情,但是我爹关心呀,王图的事情,我就是从我爹那里听来的。
几年前,王图承包了村里一排废弃的厂房,他拿来养鸡,鸡生蛋,蛋又生鸡,没完没了,正数钱数到手抽筋呢,村长又想重新办厂了,要收回。王图哪是这么好说话的,乘机敲竹杠,狮子大开口,怎么谈也谈不拢,双方的底线离得太远太远,像隔着太平洋那么远呢。村长急了,翻找出当年的协议,仔细一看,发现有机可乘,那协议漏洞百出,根本就是胡乱一写,完全不合法,不受法律保护。可村长懂法呀,他太懂法了,赶紧告上法庭,结果判了王图败诉,厂房被无偿收回。
王图如此人物,照样被迫害成精神病人,他比我弟弟冤多了,我弟弟反正天生就这样,可王图本来好好的一个人,不仅是好好的一个人,还是一个人物,一个人才,一个人精。
真是太冤了。
我们还没聊完王图的事情,忽然就看到王图从住院部那边出来了,神清气爽,哪里像有病的样子。他那亲戚愣了一愣,先是奇怪,后又紧张起来,说:“表哥,你怎么逃出来了?”王图觍着脸上前就冲我过来,一下将我搂抱住,嘴上说:“抱抱,抱抱——”我吓得直往后躲,一边尖叫起来:“逃出来了,逃出来了!”王图说:“王全,我不是逃出来的,我出院了。”那表弟更是奇道:“你不是昨天才住院的吗?”王图说:“那只是一个程序而已,经过这些程序,我的目的达到了,我就可以出院了。”
他说话时,我在一边注意观察他,我一点儿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病,但我又想,有病的人也不一定个个都会表现出来,即使是我弟弟,病得这么重,不犯病的时候,也是一个英俊青年呢。
王图又和我套近乎说:“你们看过病了啊?”他没有明确说出是我带我弟弟来看,还是我弟弟带我来看病,他只是说“你们”,比较含糊。我心里蛮感激他的,至少他的那个亲戚,听了“你们”,不能一下子就判断我和我弟弟的情况,他总不可能以为我和我弟弟都有病吧。
我得回报他,拍他马屁说:“王图,你肯定是误诊吧,你不可能得精神病的。”王图笑道:“还真不是误诊,我真得病了,是被气出来的,精神抑郁症,村里得赔偿我的精神损失。”
我仔细辨别了他的神态,又重新想了想,既然这个王图和村里有仇,他会不会为了对付村里,假装生病了,以病来要挟村长。
但再转而一想,似乎也不大符合,如果是这样,他看到我,必定会装出有病的样子,而不会这么笑逐颜开。我疑惑着说:“王图,你是装的吧?”话一出口,我还担心王图会不会生我的气,不料他仍然笑呵呵地说:“你看出来了啊,我就是装的呀,我本来是想装其他病的,但是其他病都有仪器可以检查,查得出真假,只有精神上的病,才查不出真假。”我还没反对,那表弟倒不服了,说:“表哥,你说得不对,精神病也一样,能够查出来的,到精神病院看病,就是查病治病的嘛。”王图笑道:“你以为啊。”那表弟十分疑惑说:“表哥,莫不是你真的病了?没听说有人愿意自己给自己戴一顶精神病的帽子呀。”王图说:“我就愿意。”他见我们都不能理解他的胸怀,又强调说,“他给我苦头吃,我也要回敬他一下,让他吃苦头。”
他谈笑风生地说自己有病,又谈笑风生说装病是为报复别人,他的话该不该相信呢?我肯定丢不开对他的怀疑,我说:“王图,既然你没有疯,你‘抱抱’干什么?像个花痴似的。”王图笑道:“拿你练练兵呗,等到了村长面前,我得抱抱他呀,男人抱抱男人,多恶心呀,我得先试着适应哈。”
我不想和王图谈论恶心的问题,我想得更深更远,我试探他说:“王图,你把你的险恶用心直接向我坦白了,你不怕我去告诉村长?”王图才不怕,他从口袋里摸出了病历和医生证明,朝我扬了扬,说:“我有医生的证明,证明我是病人,有医院的公章,这就是铁证,这就是法,到哪里他都不能否认的。不像王长官个狗日的,当初和我签的承包协议,居然是没有法律效应的。”
我算了算日子,王图承包土地那时,王长官已经不当村长了,并不是发生在他任上的事情,我说:“那时候王长官似乎已经是前村长,怎么可能代表村里跟你签承包合同呢?”王图说:“前村长?个狗日的从来就没有‘前’过,也不会有‘后’,他当村长也是他,他不当村长也是他,小王村什么事情不是他一锤定音,只不过有时候在当面,有时候在背后而已。”
我觉得王图这话颇有道理,我们的前村长就是这样一个灵魂人物,无论他当什么或不当什么,他都是我们的村长。
王图和前村长王长官,两个人都是人物。现在这两个人物就要发生事情了,跟我无关,我看戏而已。
我甚至连戏都不想看,我只想让我弟弟能从一只老鼠变回一个人。


推荐语:
1、 在一个线性时间的来龙去脉中,范小青以中庸的力度打开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哲学,一个是现实。

2、“我的叙述带着我对一切的一切的疑惑,同时也带着我对一切的一切的温情”,范小青如是说,如是一个奇光四射的后现代文本熠熠诞生。
3、全书没有甲骨金石的形容;不比喻,不咏物,不状事,不涉教益,无关见地,只有竹木帛纸的大白话叙述,惟有叙述。


在一个线性时间的来龙去脉中,范小青以中庸的力度打开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哲学,一个是现实。

一个极简的故事主题:我丢失了弟弟,我又去寻找弟弟。故事叙述中,患有智障的弟弟恰如龙卷风,把所有人物都裹挟了进去。丰富庞杂的情节,循环往复的纠结,谵妄无休的盘诘,把故事的迷径写得海咸河淡,温度适中。

独到的以萤火之光起笔,以一片废墟收山,显示出作家卓越丰稔的艺术功力。于细腻微妙的人物关系循序渐进地深入到肌理细纹,深入到骨髓,再转化为小说若网在纲,有条不紊的重要结构,便极大地强化了小说人物的悖反张力。

全书没有甲骨金石的形容;不比喻,不咏物,不状事,不涉教益,无关见地,只有竹木帛纸的大白话叙述,惟有叙述。语言的留白被浊色的内心浸透了,在中和叙述的掘进中,“我”处处和世路权诈较量,藉此展示人情殊异,现实病区。于是,被“绕”和不被“绕”的人们胁迫邂逅,反复转圈,饶舌表白,就有了黑色幽默的意味,就有了社会百态,山乡巨变都承载着难以确证的理性与疯癫。

“我的叙述带着我对一切的一切的疑惑,同时也带着我对一切的一切的温情”,范小青如是说,如是一个奇光四射的后现代文本熠熠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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