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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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经典,绝版重译。杨奎松、秦晖、雷颐 鼎力推荐

这是任何想要了解国共关系史,特别是想要了解当年执政的国民党何以会短短几年间就败给了“革命”的共产党的读者,非读不可的重要著作之一。作者的视野相当开阔,尤其是对1940年代后半期国共两党在社会政治层面的较量,做了很深入的考察与研究,给人深刻的印象。 ——杨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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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先生推荐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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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8月10日,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抗战,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普天同庆。这是百余年来,中华民族在大规模反侵略战争中第一次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在抗战期间,以英美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为先导,百余年来列强强加在中国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已基本废除,租界已经收回,领事裁判权被废除,被日本强占半个世纪的台湾、澎湖列岛即将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在联合国任常任理事国,百年积弱的中国一跃成为“五强”之一……这一切,不能不令人欣喜万分, 也不能不使国民政府、国民党的威望突然高涨,达到多年未有的高度。抗战胜利,确使国民党得到一笔巨大的政治财富或曰政治资本。然而,就在短短几年内,国民党这笔巨大的政治财富或政治资本却丧失殆尽,在最后的国共大决战中惨败而逃。
  为何最终如此结局?政治家有不同的思考与解释,历史学家当然有更多、更不同、更深刻的思考、研究与解释,有关论文、专著指不胜屈。美国学者胡素珊(Suzanne Pepper)的《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即其中最重要一本专著。
  这部五十多万字、厚近五百页关于“中国的内战”的专著,却几乎未提战争、军事。显然,作者认为在1945—1949年决定中国命运的内战中,战争、军事并非决定性作用,所以本书的副标题是“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然而,所谓“政治斗争”,作者对国共两党的谋略、策略也惜墨如金。通读全书,作者的“政治斗争”指的是国共两党对城市与乡村的经济政策,对贫苦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学生、知识分子等社会各阶层的政策。这些政策,可以称之为“社会政策”。然而在国共两党的“政权攻防战”中,彼此不同的各项经济、社会政策,就是广义的“政治”,也是最根本的、最终决定鹿死谁手的“政治斗争”。
  本书英文首版于1978年,二十年后,本书于1999年再版。在长长的再版前言中,胡素珊对相关研究在美国的发展、自己的研究范式和学术思想的变化都有详细梳理。1945—1949年的中国内战的结局,在美国曾经引起“为什么我们失去中国”的讨论,检讨美国政府在此期间的所作所为。但美国学界不久就开始反思这种研究套路:中国本来就不是美国的,美国如何“失去”中国?他们认为,这段历史,是中国自己的历史,应从中国内在因素寻找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利的历史答案。在这个背景中,尤其是以农民为主、以农村为根据地、最终“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共产党取得最后胜利的背景,使有关研究都聚焦于中国的农村、农民。有的学者提出了“农民民族主义”新概念,认为通过领导华北、华东的抗日活动,共产党得到了人民广泛的支持。而且,中共不再是苏共的“复制品”,成为一支带有鲜明中国民族主义特色的本土政治力量。这种观点认为,动员农民要从利益入手,中共取胜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农村实行“土改”,使农民得到实惠,广大农民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支持共产党,“土改”是农村最大的动员力量。然后,进一步动员农民的有效方法是告诉农民,他们的不幸是由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的,“反帝”,即民族主义,是中共动员农民并最终取胜的最重要原因。
  对此,胡素珊不表赞同,认为共产党的取胜同“农民民族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她举例说,“土改”固然重要,但中国许多地方土地兼并并不严重,农民本来大都是土地所有者,从“地主”“富农”手中分得的土地其实有限。然而,她认为值得思考、研究的是,在土地占有多寡差别并不十分大的许多地方,土改依然非常激烈,对占地比其他农民多不了多少的地主、富农批斗、镇压依然严酷。之所以如此,因为共产党找到了“通过阶级斗争发动群众”的秘诀,甚至在地主并不成为一个问题的地区也是如此。因为“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但找到了破坏农村经济和政治权力系统的方法,还发现了如何动员农民支持建设一个新系统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土地革命的主要作用是推翻现有的农村上层集团,无论是不是由地主组成。土改摧毁了统治阶级政治和经济上的控制权,是创造新秩序不可或缺的一步。”而中共在抗日战争中壮大了的武装力量,保证了土改的进行和土改成果不被破坏。
  相对于农村土改的“过激”,中共的城市政策显得温和得多。对城市中的“富人”,民族资本家、大小工商业者,不仅不剥夺其财产,还允许其发展。一些城市工人涨工资的要求过高过快,也并未总是得到新政权的支持。由于多数干部来自农村,一些城市出现的把农村对待地主富农的方法带进城市对待资本家的现象,也迅速被制止。当然,私人经济活动,尤其是大城市的私人经济活动,新政权采取了种种办法将其渐渐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对共产党城市政策的细致研究,是本书亮点之一。因为几十年来,国内对以土地政策为核心的中共农村政策研究相当丰富,而对城市研究相对薄弱得多。本书对以往研究注意不多的张家口市做了非常深入细致的研究,认为“张家口实验”是中共城市政策、管理城市的重要“实验”,通过“张家口实验”,共产党初步取得了管理城市的经验。“张家口实验”与东北一些城市的经验,是1945—1946年中共城市政策起源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胡素珊强调,中国如此之大、社会如此复杂,很难有单一的原因,所以“中国的内战”最终结局是前述“政治斗争”的结果。即国共两党对城市与乡村的经济政策,对贫苦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学生、知识分子等社会各阶层的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她设定的目标是对国共两党的政治或表现进行比较,她关注的重点在于双方政策的实施,以及这些政策对一般民众的影响。
  作者认为,从“政治斗争”的角度看,中国这一次“内战”从1945年日本投降起实际就已开始。日本的失败,使国民党突然面对一笔巨大的财富。胜利者的接收,成为贪官污吏的“劫收”。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汉奸的妻妾)是“接收大员”巧取豪夺的对象,被人戏称为“五子登科”。“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句民谣,直观生动地说明了民心向背的瞬息之变。国民党一位负责接收的要员也不能不承认此点,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有人意识到,这样的接收使政府“基础动摇,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当时即有舆论称这种“光复”是“胜利的灾难”。既无党内民主更无党外力量的制约,突然面对巨大财富,国民党就无可避免地更加腐败,加速其走向失败的步伐。在“劫收”中民心尽失的国民党,在随后的“大决战”中注定要“在劫难逃”。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得到的那笔堪称丰厚、至为珍贵的政治资本,就这样被它突然得到的物质财富所吞噬。政治财富与物质财富不是相得益彰,而是后者吞噬前者,真是历史的吊诡。
  由“接收”开始,本书对国民党的各项政策也做了详细的研究。总体说来,国民党的各项政策是错误的、失败的。从政治学角度看:“政治被定义为政府和被统治者互动和交流的过程。更准确地说,政治是那些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和受到这种权力管理的个体、集团、部门、阶级之间的互动和交换。政治资源相当于交换的介质,政府和被管理者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彼此之间会经常进行这种资源的交换。”胡素姗的研究表明:“国共两党争夺权力过程中一个关键因素是从现有的政权手中收回资源。很明显,如果现政权有弱点可利用,这一目标实现起来将更加容易。现政权与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越脆弱,‘造反者’就越有可能利用民众的不满并最终赢得他们的支持。”在1945—1949这一轮“政治资源交换”的国共博弈中,共产党终成最大的赢家。
  
  2013年8月30日 雷颐

媒体推荐
这本出色的学术著作是对1945-1949年中国内战期间国共两党政治冲突的权威记录。作者将此书分为大致相等的两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国民党之所以在大陆崩溃的种种弱点,第二部分论述导致共产党最终夺取政权的优势所在……这本书是对我们有关中国现代史知识的最重要的补充,是这一领域的必读著作。
――美国《亚洲研究》

那些对内战时期的中国,对中国的政治组织,对剖析政治权力的基础感兴趣的读者,不可不读此书。
――美国《亚洲事务》

本书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胡素珊公允地、充满智地分析了国民党失败和共产党胜利的原因,她并不满足于以简单的因果关系进行解释,而是在中国内战的各个层面上对两党进行比较:它们与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土地改革的措施,对工业的管理,财政措施等等。她的论述基于对政策文件的认真剖析和对政策实际实施及其影响的综合考察,因此产生了这样一本对中国的内战首次作全面的令人信服的记叙的著作。
――美国《选择》

胡素珊引人入胜地叙述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如何在不到四年的时内间完全输给共产党的过程。这主要不是一段军事斗争的历史,这是一段政治斗争的历史。国民党的腐败与无能最终使各阶层的民众起来反对它,在论述这一历史黑白点的政治斗争方面,可能不会再有比这本更好的著作了。
――《美国政治科学评论》

作者简介
胡素珊(Suzanne Pepper),美国学者。1972年获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博士学位。长期居住在香港,从事中国问题的研究和写作。除本书外,著有:《中国的大学》(1984),《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教育改革》(1990),《激进主义与20世纪的中国教育改革》(1996)。《剑桥中国史》第13卷(中华民国部分)有关中国内战的篇章便出于她的手笔,她还为《剑桥中国史》第14、15卷(中华人民共和国部分)撰写了有关教育问题的三章。

目录
推荐序(雷颐)
再版前言
第一部分 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岁月
第一章 引言
第二章 内战的开始:接管日占区
战胜者与战败者
经济
光复地区
第三章 学生的反战运动
“一二·一”运动
抗议在华美军暴行运动
学生运动以及内战政治
第四章 经济管理不善造成的政治损失
工人运动的复兴
经济管理不善和丧失民心
通货膨胀造成的危害
第五章 林林总总的控诉: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批评
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
国民党统治的表现:政策和工作
自由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
第二部分 共产党的胜利
第六章 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评论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表现
共产党的统治方式
1949年自由主义者和共产党的联盟
第七章 恢复土地改革
中共胜利的社会经济根源
土地改革:抗日战争的经验
总结:抗日战争的教训
激进的土改:1946—1947年
作为阶级斗争的内战:战略需要还是“左倾”过激行为?
总结
第八章 回到城市
张家口的实验
中国共产党城市政策的起源(1945—1946年)
重返城市:1947—1949年
从农村到城市:1949年的中国共产党
第九章 一个新的开始:共产党从国民党手中接收城市
法律和秩序
经济和金融
胜利者和其他人:最广泛的联盟
第十章 内战的政治
城市
农村
征引文献说明
对增订书目的说明
参考文献
出版后记

序言
再版前言
历史写作不仅与它试图描述的过去紧密相关,同时也会受到历史现状的深刻影响,没有什么比一本旧历史著作的新版本能更好地证实这样一个观点了。自《中国的内战》于1978年首次出版后,已经有几代政治人物和学者离我们而去了。如果将20世纪后期的中国作为研究背景,那么在这本专著再版之前,我们有必要确定中国内战最初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那个年代中国社会的整体环境。对于某些特定年龄的读者而言,这种重述所起的作用仅仅是帮助他们重温过去的历史,因此似乎是显得有些多余了。然而,历史的描述并不总是只限于时间一个维度。本书的1997年中文版就向人们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视角,也就是说,时间的间隔并不是历史著作要跨越的唯一障碍。
事实上,我们有必要对初次阅读本书的中国读者做一些基本介绍。我们有理由相信,人们看待历史的方式以及对历史的兴趣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也是我们再版本书的主要理由。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之后,中国发生了许多变化。政府开放了国家档案,并且重新放宽了——尽管不是完全取消——诸多历史著作的出版限制。正是由于这种开放,学者们得以接触到有关新中国的大量原始或二手资料,从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诸多阶段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其中就包括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在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之间进行的内战。见书后参考文献中的中文著作部分。新中国翻译并出版了许多非中国学者有关中国的著作,这是新时代一个显著的特色。有了这些翻译作品,中国学生事实上能读到许多北美和欧洲大学为自己的学生提供的有关近代中国的图书。国内外的几代中国读者由此同时读到了对他们亲身经历过的历史的片段描述。可以肯定,这些历史片段的作者将为即将阅读他们作品的新读者提供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观。中国读者以这些外国作者未曾想到的方式充分利用了他们的作品,这是对作者们最好的回报。我们将在下面详述这种利用的成果。
00中国的内战再版前言00我对1945—1949年中国内战的研究始于1969年,那一年我正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政治学博士,中国内战是我博士论文的一部分。而真正完成这篇论文是3年以后的事情。为达到出版的要求,我在1973年和1975年对文章进行了修改。“筹备出版”的过程持续了3年。直到1978年,它的第一版才正式面世,并于1980年推出了平装本。这部著作引起了人们的争议,一些人喜欢它,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没什么价值。事实上,人们的评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自己的看法,虽然我和他们有不同的理由。我感到不满意是由于最终的作品并不符合我最初的期望。题材和资料的缺乏、出版日期的推延、无法得出满意的结论,似乎让这本书永远不可能完成。但在某种程度上,这本书仍然是成功的。因为对读者而言,它涉及的题材和提出的问题本身是具有吸引力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期10年的写作过程让这些问题显得更加普遍和重要了。10年的创作时间在现在看来或许不算什么,但在1969—1980年那个思想急遽变化的年代,这一时间跨度足以断送任何一本书的前程。
问题:美国之亚洲,中国之内战
在我研究中国内战的过程中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在1969年对我而言十分关键的问题到1980年已经不成其为问题了。到1980年,许多人已经读过了我的书,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1969年,在学习中国革命史的学生中间,最时髦的话题是越南和詹隼(Chalmers Johnson),而且这两个话题被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詹隼当时担任博士论文评审委员会的主席,他自己有关农民民族主义的论文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并引起了不少争议。见詹隼:《农民民族主义和共产党政权:中国革命的开始(1937—1945)》, 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2年。如果将背景换成其他的任何时代或政治学科,这样的议题本不会造成如此大的影响。那时,越南战争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焦点,没有哪一个政治系的学生会不讨论与越南直接相关的话题。美国在后殖民地区的外交政策,是否应该参与他国的内战,这些战争的性质,特别是共产主义的挑战,与此相关的所有话题都引起了人们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然而,如果人们寻根究底,就会发现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地最终归结到一个最初的激烈争论上,即对1949年中国“沦陷”于共产主义,美国究竟负有怎样的责任?这场争论的结论是,美国当时决定不直接干预1945—1949年中国内战的许多考虑是站不住脚的。其结果是华盛顿决心在朝鲜给予共产主义坚决的回击,并在越南延续了这一强硬立场。
尽管美国政府做出了这样明确的决定,20世纪60年代后期仍是一个过渡时期,上述问题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并被广泛讨论。随着两极时代的终结,20世纪50年代冷战时期流行的强硬的反共思潮以及产生这种思潮的认识根源已经不再被人们视作是绝对正确的了。冷战的结束几乎和它的到来一样突然。为了对过去历史进行新的总结,全美国范围内又展开了另一轮激烈的争论。和中国发生的情况几乎完全一样,越南共产党最终取得了胜利。美国试图在自己和对手之间建立一种既共存又遏制的新平衡关系。农民民族主义展现出极大的丰富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有力地回击了那些认为它即将灭亡的预言。农民民族主义将学术目标和政治内涵结合在一起,这使它具有双重的意义。由于这种双重性质,在人们试图达成新的政策共识的过程中,詹隼既被视为冷战后第一批研究中国问题学者中的自由主义先驱,也被认为是20世纪60年代这一过渡时期保守主义的代表。
最近,贺康玲(Kathleen Hartford)和戈迪温(Steve Goldstein)对西方学者关于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历史的观点进行了总结。除了一点以外,我赞成这两位学者的几乎所有结论。詹隼和他最初的批评者之间的分歧肯定不会“比事实更加明显”。见贺康玲和戈迪温《星星之火:中国的农村革命》中的“概述: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观察”一节。 只是在进行了多年的后续研究,并消除了这一领域的大部分歧见后,人们才得出了这一结论。詹隼最开始受到的反对并不算激烈,学术上的分歧是随着政治含义的增强而变得日益真切的。
20世纪50年代,人们写了许多关于1949年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文章,但詹隼1962年发表的论文与之前文章的主题有着明显的区别。此前的文章谈论的主要是阴谋论、美国的责任、苏联的责任、共产党作为一种组织武器的特性、精英决定论,以及最高层做出的决策。詹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占领日本的重要意义、整个亚洲蓬勃发展的反殖民民族主义运动等问题上的见解并不新鲜。詹隼的创新在于他将这一系列问题与中国共产主义的胜利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更不同寻常的是,詹隼试图将这些问题置于中国农村的背景下来加以理解,他创造了“农民民族主义”这个新词。詹隼认为,1937—1945年间,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华北和华东地区的抗日活动,赢得了人民广泛的支持,这是共产党人最终能够取胜的根本原因。在抗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由党领导的地方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不再是苏联共产党的一个“复制品”,而且成为一支带有鲜明中国民族主义特色的、合法的、本土的政治力量。
詹隼的观点反映了美国学者对近代中国历史研究的主要变化趋势。然而,詹隼遭受的绝大部分批评并不是来自于他正在取代的保守主义的右翼学者,而是来自于快速崛起的左翼学者。詹隼始终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和抗日战争,他将旨在实现阶级调和的统一战线政策视作共产主义成功的主要原因,他鼓吹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众运动。他的这些观点都成为人们批评的目标。詹隼嘲笑“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将研究重心放在社会经济改革上——无论是极端的还是其他形式的改革。詹隼坚持他的右派观点,并将他的理论应用到越南和其他民族解放战争中,他为此遭受到更加激烈的批评。他在1973年的《人民战争分析》一书中写道:“就革命策略而言,只有和民族解放的努力结合到一起时,共产主义才可能获得成功……为了充分动员农民,让他们支持游击战,必须采取土地改革这样的措施满足农民的切身利益。但动员农民唯一真正有效的方法是告诉他们,他们的不幸是由帝国主义的掠夺——通常的表现形式是外国武装侵略——造成的。”詹隼:《对人民战争的分析》,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3年,第10、15—16页。
詹隼的观点引发了人们持续而激烈的争论。詹隼开创了一个新的西方中国历史学派,这一学派将地区性根据地作为研究重点,力图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对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的成功进行合理的解释。除了前面提到的贺康玲和戈迪温的总结,还可以参考韦思谛(Stephen Averill):《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载于《中华民国》,第18卷,1992年11月,第1期,第225—255页。第一部对“农民民族主义”提出异议的著作是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的《延安:通往中国革命的道路》(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詹隼和塞尔登随后逐条回应了针对他们的批评,但是他们只做了很小的让步,因此他们原来的观点基本是没有改变的。见詹隼:《回顾农民民族主义:一本著作的传记》,载于《中国季刊》,1977年12月,第72期,第766—785页;以及马克·塞尔登:《结语》,载于《中国革命:回顾延安之路》,纽约州阿蒙克市:夏普出版社(MESharpe),1995年,第222—258页。当然,到1969年,几乎所有人都掌握了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因此,在写作本书之前,我意识到必须仔细分析詹隼理论的矛盾之处并找到对抗权威观点的有效策略。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会很自然地想到,在詹隼引用了大量资料、论证严密的理论中也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疏漏。詹隼驳回了我最初的两个论文选题(第一个选题是“延安遗产”,第二个是“文化教育的革命性改革”),此后我们开始写作《1945—1949年中国的内战》。我选择该题目的理由是,这一时期正好与1937—1945年错开,可以避免与他的文章在内容上产生直接的冲突,而这两个时期又足够接近,可以让我提出与他的观点相对、他必须认真考虑的论点。
不幸的是,不到几个月,我细心设计的策略便遭遇了重大挫折。最初,我的计划看上去十分完美。准备阶段的阅读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从1945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已经从一支游击性部队转变成能适应运动战、大规模传统战争的武装力量,并在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关于这场内战的当代论述几乎是相同的,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还是敌人、外国观察家、中国内战的参与者、前军事人员或民间评论者,都一致将中国共产党的获胜归功于基本的“政治”原因。许多人甚至声称,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主要是在政治上,而非军事上的。不仅如此,这些当代的评论者还认为,国民党腐败无能、经济管理不善造成的政治上的失败与共产党的胜利具有同等的决定意义。在共产主义获胜的众多政治原因中,最重要的一条据说是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政策,这一政策看上去充分体现了农民民族主义。
研究进展到下一阶段,几乎所有主要的第一手资料给人的感觉都是相似的。薛君度(Hsueh Chuntu)对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有关中国土地改革的著作进行了整理并专门撰写了书目介绍。但他表达的仍是这一领域中的传统观点。在介绍的开始,薛君度用一种十分有把握的语气写道:“在解放区内推行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军事胜利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土地改革赢得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支持。《土地法大纲》的颁布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农业政策。”薛君度:《中国共产主义运动(1937—1949):关于胡佛研究所中文藏书中相关文献选编与注释》,斯坦福:胡佛研究所,1962年。见《书目丛刊》,第11期,第226页。
但是,我接触的资料并不足以充分证明共产党的胜利和土地改革之间有这种直接的因果关系,研究很快就陷于了停顿,似乎进入了死胡同。我有选择性地阅读了许多可以找到的有关1945年至1949年中国内战的文献,但这样的阅读甚至不足以让我就这一题目完成一篇质量尚可、篇幅短小的论文,更不用说写出一篇揭示出军事胜利背后的社会经济根源的精彩文章了。只是在很久之后,当本书在进行出版前的校订时,我才终于意识到,几乎所有人在最初都掉进了同一个陷阱,人们都把“土地改革”选做研究对象,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它,并接受了官方的说法——即这一改革是从1947年开始的。尽管我们并没有掌握多少具体的资料,用于揭示共产党的政治胜利和军事胜利之间的必然关系及其根本原因,但官方的划分方法似乎已经成为人们关于国共实力消长的传统看法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样,人们便得出了一种折中的结论。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共产党成功所必须的条件在1945年之前都已经具备了。在随后的1945年—1949年中,共产党只是将军事和政治上的优势转化为最终的胜利,但这种优势只是一种附加的成果,共产党最终夺取政权所需要的革命根据地以及其他重要基础并不是这一时期完成的。我在研究中还进一步剔除了外国政策的因素,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对中国内战有着决定性影响。最明显的例子是,20世纪60年代的老一代的保守主义者愤怒地声称,是美国政府的无能让我们失去了中国。但新的观点认为,是否“失去”中国,并不是由我们决定的。因此,我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自身的原则上。需要提及的是,我的分析很少涉及军事。之所以这样,有几个原因,其中最现实的原因是有必要限制本书的长度,我本人缺乏军事上的专业知识和兴趣,而且读者已能找到大量已有的或者即将推出的、从一般军事角度描写中国内战的著作。莱昂内尔·马克斯·查辛:《共产主义征服中国:1945—1949年的内战史》(蒂马斯·奥萨托和路易斯·格拉斯译),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5年;威廉·威特森、黄震夏:《中国高层指挥:共产党军事政治史(1927—1971)》,纽约:普雷格出版社(Praeger),1973年。
在划定了这样的“界线”之后,我不敢有把握地说自己能够对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给出一个明确或理论上的解释。我并不打算写一部有关1945—1949年中国内战的政治历史著作。我的目标较为有限,仅限于对国共两党的政治表现进行比较,希望能为人们以后的研究和著述打下一个基础。我关注的重点在于双方政策的实施,以及这些政策对一般民众的影响。我并没有对共产党的兴起和国民党的衰落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一个原因是考虑到人们对这一主题的种种争论,给它设立一个边界似乎是很有必要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不想被卷入“共产党必然会获胜”这个更具争议性的问题的争论中。但我最终目标的确是通过分析和对比国共两党政治成功和失败的本质,建立一个可以让我们对1945—1949年这段时期留下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评估的标准。
当前的展望:中国的政治,西方的趋势
自从《中国的内战》在1978年出版之后,最惊人的事情是,对这一段历史,当代中国的兴趣与西方学术界有了极大的差异。由于种种原因,西方对中国的关注转移到了其他方向,而1945—1949年间的这段历史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出于其他一些原因,相比之下,中国的研究兴趣在不断增强,并出版了数量惊人的有关这段历史的著作。《中国的内战》的中文译本不过是方兴未艾的研究趋势中的同类著作中的一本而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西方学者还在为寻找这段历史的切入主题和灵感来源而烦恼时,大量的中文著作已经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原始和二手材料,这些材料足以支持人们对这一时期的许多专项历史进行研究。
中国内战的研究和西方兴趣的转移
如果读者阅读了《中国的内战》最初在西方的版本,将发现这一版本体现了西方学术界的普遍兴趣,即共产主义在中国是如何取得政权的。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共产主义可能造成的威胁不再那么敏感了,《中国的内战》将关注的重点转到了新的方面。在新的版本中,中国内战不再被视作是中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关键性时期,它本身不再重要了,而是作为20世纪中国超越传统的新政治秩序的一个具有示范意义的早期阶段。
关于中国共产主义在1949年之前的成功,人们有很大的争议,为了还原《中国的内战》在这一争议中最初的位置,本书被分成大致相等的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国民党的衰败,第二部分则叙述共产党的兴起。第一部分关注的重点是城市问题以及市民生活:腐败、通货膨胀、学生和知识分子。第二部分的重点是农村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从一开始就吸引了人们最多的关注,对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否应归因于农民民族主义,还是另有原因,人们仍在进行激烈的争论。
事实上,“土地改革”,或者说推行对农民土地、财产和政治权力的激进的再分配措施,要远远早于1947年。如果我一开始就了解这一点,我或许能够更早地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目标上。直到1974年,我关于土地改革的博士论文仍然有许多不合逻辑之处,其中的矛盾太多,以至于无法发表。一开始对我的研究造成阻碍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我查阅了许多1947年实施土地改革的文件,这些资料并不足以证明土地改革已将农民动员起来,让他们积极支持共产党的战争,尽管这一印象与所有传统观点和共产党官方的说法相反。首先,土地改革怎样动员和发动十分重要的华北地区的农民?由于这一地区地租普遍保持在较低的水平,而且存在大量拥有自有土地的小自耕农,土地改革实际已经完成了。其次,詹隼认为,共产党是在放弃他们20世纪30年代的激进的、容易造成分裂的土地改革方案之后才获得了农民广泛的支持。如果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什么会在全面内战的关键时期重新采用这种冒险的做法?
最终,我又花了一年时间才解开这些矛盾,并且能够回答有关这段历史的主流研究中绝大部分问题了,论文的篇幅也由此增加了将近100页。新的研究显示,共产党的取胜几乎与农民民族主义本身没有任何关系。但这一研究也指出,如果农民能获得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并不会妨碍1945年日本投降前后共产党对农民的广泛而成功的动员。给予本地农民一定程度的保障是共产党获胜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到1947年,一个更大的变化是,共产党已经拥有了足够强大的力量,能够让它在农村大范围地重新施行激烈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了。
我还比较了20世纪80年代几乎所有关于地区革命根据地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仍有有关这一课题的新著作。例如,托尼·塞奇(Tony Saich)和方德万(Hans van de Ven)编辑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新视角》(纽约州阿蒙克市:夏普出版社,1995年)中的第二部分“地区差异”。,其方式是通过研究当时的各项条令仔细分析这些根据地制度的实际建立过程。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否认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成功是由某种单一原因造成的,无论这种原因是意识形态、组织运动、外国干预、人民贫困,还是其他方面的。所有人都否认共产党的成功是因为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集中到一起,并由此产生了一种无法阻止的化学反应。这些研究强调,中国内战不取决于某种绝对和确定的因素,它是由相对性、人类的创造性,特别是由战略过程和灵活性决定的。长久以来,上述因素被视作外国学说在中国农村扎根的必要条件(即使不是充分条件)。中国共产党由此获得了能应对农村地区各种复杂环境和国内外险恶对手的必要的适应能力。在建设农村根据地的过程中,革命力量逐渐发展壮大,最终得以重新夺取城市并赢得最后的胜利。
如果革命可以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那么它也可以是被解构的。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认识上的分歧在逐渐减少。毫无疑问,这种认识上的趋同既与1976年之后中国的变化密切相关,也得益于新的研究成果。1976年后,中国舍弃了毛泽东的许多革命理念,例如他的建立在阶级划分概念之上的社会目标和农村理想。附着在这些观点上的绝对正确的光环消散了。同样消失的还有人们对毛泽东思想遗产注定会实现的坚定信念,追根溯源,毛泽东思想来自于我们曾十分仔细地分析过的中国农村。人们不再热衷于探求共产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农村取得成功了,大部分西方研究者将他们的兴趣转移到了其他方向。
与此同时,毛泽东的去世给中国带来的一个最直接变化是中国重新“回归”城市。城市青年从他们下放的农村回到了城里;知识分子不再受到排挤,开始重新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人们不再被贴上阶级成分的标签;发展的优先次序得到了重新调整。读者们可以根据这些趋势,并结合中国正在发展的新的政治秩序,重新评估相关章节中的内容。人们对农村革命的兴趣开始减退,他们的注意力逐渐转到城市问题和城市居民身上。20世纪80年代,人们越来越多地听到中国知识分子发出的异议声,读者们由此开始关注早期持批评意见的中国知识分子。这批早期的持异见者力图在日益腐败、行将崩溃的国民党和他们尚不了解的共产党之间保持公开言论的独立性。这些早期的独立知识分子对我们了解中国内战的历史仍能提供巨大的帮助。
然而,关于中国内战这段历史的研究,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似乎所有人都愿意走更多的弯路。当然,说“所有人”都在走弯路是一种夸张。事实上,人们对中国的对外政策、中美关系,以及冷战外交策略的强调就像一根连续的线条,一直没有中断。从20世纪40年代到后冷战时代,上述问题一直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修订后的相关英文资料的参考书目包括一些20世纪40年代的著作。柯伟林(William Kirby)在《中华民国》(第18卷,第1期,1992年11月),提出了精辟的见解。除了新中国的资料,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受益于包括俄罗斯和东欧在内的前苏联阵营国家新公开的档案。见马克·克莱默的新参考书目:《莫斯科档案研究:进步和错误》,载于《国际冷战史汇编》,沃德罗·威尔森国际学术中心,华盛顿特区,1993年秋,第1、18—38页。但是,决定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关键阶段的重要事件却被人们忽略了。西方学者似乎在尽力绕开这些重要事件,他们好像是想要避开军事和政治话题,这些议题似乎已经被它们自身背负的重量压垮了。
于是,似乎可以确定的是,在过去的20年里,只出版了一部关于上述议题的新的著作——约瑟芬·伊克(Joseph Yick)的《中国的城市革命》约瑟芬·伊克:《发动城市革命:国共争夺平津的斗争(1945—1949)》,纽约州阿蒙克市:夏普出版社,1995年。。另一本或许也能归于此类的著作与国共两党的冲突没有直接关联,它主要是介绍1947年2月28日在台湾发生的反对国民党的暴动。赖泽涵、马若孟、魏萼:《悲剧性的开始:台湾二二八事变》,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1年。史蒂文·莱文(Steven Levine)的《胜利的铁砧》是1978年之后出版的唯一一部完全从政治的角度描述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内战的著作。实际上,莱文在该书出版前10年就开始研究这一课题,而他产生这一想法的时间还要更早。史蒂芬·莱文:《胜利的铁砧:1945—1948年共产党在满洲的革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7年。易劳逸(Lloyd Eastman)的《毁灭的种子》也对政治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这本书在时间上跨越了作为抗日战争和内战分界的1945年。还有一本从军事角度介绍中国内战的普及性著作,该书的时间也不完全限于1945—1949年。易劳逸:《毁灭的种子:1937—1949年战争和革命中的民族主义中国》,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3年;胡顿(ERHooton):《最伟大的动荡:1936—1949年的中国内战》,伦敦:Brasseys出版社,1991年。此外,如果以1945年为界,分别以这一点之前和之后的中国内战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和著作的数量是大致相当的。
正是这一时期的大规模战争和政治上与此相呼应的斗争造成了中国20世纪历史上一次最为巨大的变化,而关于这段历史的著作居然如此之少,实在是令人惊讶。然而,造成这一学术空白的并不是什么新的原因,人们很容易找到它。对于过去的几代人来说,他们彼此间尖锐对立的观点极大地阻碍了任何从军事层面研究这段历史的努力。意识形态,组织和战争都是“保守的”主题,寻找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实际是在大胆地挑战我们保守的前辈学者。我们想在别处寻找共产党最终获胜的解释,让人吃惊的是,我们的确在其他地方找到了解释——这些“地方”包括,社会历史、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或其他形式的经济学)、生态人类学,以及革命运动发展的一般政治进程。
然而,几乎所有人的研究仍被同一个目标所驱动,即共产主义怎样以及为什么能在1949年的中国取得胜利。人们与传统的保守主义观点的彻底决裂以及克服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并不是发生在自由左翼思想活跃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而是在稍迟一些时候。在某种意义上,手段已经变成了目的,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也变得比最初设立的目标更有意义了。这一变化是在20世纪80年代逐步完成的,后毛泽东时代中国自身的变革造成的累积影响也巩固了这一变化。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ere)在《中华民国的市民社会和农村变迁》中考察了中国民主革命后的社会和文化历史。见《中国季刊》,1997年6月,第150期,第309—328页。随后,所有潜在的支持和挑战都随着1991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而消失了,在全世界范围内突然爆发的大规模的政治调整让人们彻底忽略了共产主义为何能在中国成功这个古老的问题。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引领潮流的美国大学出版机构已经将这一变化列入它们准备出版的“后现代”、非政治化的出版物的名单之中了。但到这时,在争取有限的科研经费、出版社的青睐,以及学术界的兴趣上,有关中国共产主义一般起源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内战研究的问题,已经迅速地变得毫无竞争力了。
0中国的内战再版前言0中国的内战和中国正在变化的政治秩序
幸运的是,所有的终点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不是在西方学术界,而是在中国本身的环境中——既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包括作为它的对手的、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中国内战的研究正在经历新生。中国内战研究新的发展、新的出版物,以及新公布的档案材料,为我们揭示出导致这一历史时期早期研究空白的另一个原因。共产党虽然在内战中取胜,但并未从此结束战争,从某种意义来说,战争延续至今。这使资料缺乏的状态更加严重了。因此,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不可避免地将越来越多的时间花费在搜寻资料上。很自然地,如果想要写作这样一个时期的政治和军事历史,研究者必须能够接触到战争双方(实际上是各方)可以对比的材料,但到目前为止,这仍然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中国国民党被击败了,但并没有投降,带着所有的秘密退到了台湾,中国共产党则在大陆建立了统治。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相关资料的管理和这段历史的解释仍是由官方垄断的。
因此,虽然我们的兴趣没有将我们引向其他方向,由于缺乏必要的手段以及我们越来越多地使用方法论,这使得我们无法以更“保守”的方式进行研究。即使在资料相对充裕的今天,仍然存在类似的情况。正如我在书目文章中说过的,今天,人们对社会历史学和经济学的学术偏好既可以说是一种偶然,也可以说是在这些领域进行研究的门槛较低所造成的必然。相比之下,与军事和政治有关的历史材料则受到了最严格的控制,人们很难接触到它们。而对于中国内战的研究而言,军事和政治领域恰恰是最为重要的。
由于一直以来材料的缺乏,现在仍没有一部明确的用英语写作的介绍中国内战的军事史。事实上,也没有一部用英语写作的有关1937—1945年中日战争历史,以及用英语描述的、将中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其他地区区分开来的专门历史。见熊玠(James Hsiung)对这一研究空白的评论。熊玠将这一空白归咎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持续的敌意、官方的保密,以及对研究资料的封锁。见熊玠和史蒂文·莱文编辑的《中国苦涩的胜利: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纽约州阿蒙克市:夏普出版社,1992年。由于我们接受了一个早先的传统观点,即政治拥有比战争更高的重要性,我们的问题和答案主要局限在政治领域,这样,在我们完成模式化的问答之前,几乎所有人都失去了兴趣。我们仍然没能对战争双方、他们的政策,以及他们设立的政府机构进行明确的政治描述。由于有这么多基础工作尚未完成,因此有关这段历史的老的争论既未结束,也没有继续发展,而是处于一种“尚无定论”的悬而未决状态,也就毫不奇怪了。
这样的问题被人忽略自然导致了许多奇怪的结果。例如,由于缺乏中国官方的权威记录,日本可以继续从自己的角度对中日战争进行修正主义的解释,并将这一复杂的历史遗产留给后人评判。农民民族主义这一设想可能是好的,但已经被推翻了。如果不能对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占领期间的军事成长做出必要的战略评估,我们将无法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多次说他要“感谢”日本,也无法调和过去的学者关于毛的这一观点的争论。毛泽东通常承认日本人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正是日本的压迫教会了中国人民怎样革命,并逼迫人民起来战斗。见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引自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齐慕实(Timothy Cheek)、吴元黎(Eugene Wu)编辑的《毛主席的秘密讲话》,第182页。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指出,毛泽东在1936年就做过类似的预言(斯诺:《河的另一边:今天的红色中国》,纽约:兰登书屋,1962年,第41页)。在那之后,毛泽东在1965年和1970年会见斯诺时说过,日本让中国人民学到了宝贵的革命经验(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纽约:Vintage出版社,1973年,第173、198—199页)。又见毛泽东1964年7月10日:《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的谈话》,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533页。同样未达成一致的还有关于下面看法的争论,有观点认为,国民党早年进行的国家建设是卓有成效的,只是在1937年至1949年之间,才有明显的证据显示国民党开始经历持续的衰退,国民党自己的领导人也曾多次承认这一结论。
这些观点留下了许多空白和并未完全解答的问题,为我们指出了未来研究可能选择的方向。这些观点还有助于我们了解“东方与西方”,或中国与西方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看法的差异,以及中西方的交流互动是如何对新的研究造成影响的。目前,西方学者似乎刚刚从他们早期观点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似乎只有研究对外政策的历史学家才对中国内战保有持续的兴趣。其他的学者则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方向,包括对战争、政府机构、政党,尤其是社会和文化主题的研究。这些研究偶尔会显示出一定的偏向性,让人回想起以往的争论。但几乎所有新研究都集中在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上,依照目前的进展,如果只靠西方学者自己的努力,恐怕几代人以后他们才会重新关注1945—1949年的中国内战。 两篇介绍1949年之前的中华民国的代表性作品(不包括1945—1949年这一时期)是“重新评估中华民国”专号(《中国季刊》,第150期,1997年6月)以及熊玠和莱文的《中国苦涩的胜利》。
但随着西方和中国学术界的交流日益频繁,甚至是不可避免,西方研究者可以得到的帮助大大地增加了。几乎所有中国学者都认为国共两党的敌对和冲突在政治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前西方对1949年以前的中国历史的研究也是因为同样的观点。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共产主义已经结束了,共产主义带来的所有挑战,包括中国内战,都是另一个时代的事情。中国共产党正试图实现自身的转型并对这一过程进行有效地控制,正如国民党在台湾所做的那样。目前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特殊历史周期的最后阶段,挑战是真实存在并正在持续的。同样重要的是,国共之间的争斗已经又一次成为一种政治生活的常态,双方“配合默契”,如同1945年的情况一样——尽管现在的环境更加复杂,双方的位置也发生了倒转。
50年之前,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已经发展出远远优于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的政治和军事技能。今天,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工作可能仍然是出色的,但由于苏联的解体以及由此引起的众多共产主义国家的垮台,世界力量的平衡已经不可逆转地向相反的方向转移了。20世纪的中国人——无论他们拥有怎样的政治信仰——或许比任何其他国家的人都更能敏锐地察觉到这一“世界趋势”,因为整整一个世纪,中国都在以一种自觉、辩证的方式应对世界潮流。经过了过去20多年的经济改革和政治宽松,中国共产党自我调整的步伐越迈越大。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中国是否会顺应世界潮流,选择正确的发展方向,而是中国为自己设立的具体目标是什么,以及它要用多长时间实现这一目标。
这些问题引发了许多讨论,例如,在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之前,由于这些问题,人们对香港的未来提出了许多质疑,最后由邓小平本人明确了中国的立场。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指导政策。邓重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为民选政府的建立制定了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进度表,这与他中国将用50年的时间达成同样目标的设想是相符合的。见邓小平的《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谈话》(1987年4月16日),以及邓小平《论香港问题》中的《要吸收国际经验》(1988年6月3日),香港:三联书店,1993年,第30—37、38—39页。关于这场重大政治改革以及香港在其中地位的初步分析,见胡素珊的《香港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一国两制”的首次考验》,载于《当代中国》,1999年3月。最终,香港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样的条款,但通过多年努力,中国共产党承诺保证公民的权利。
为了结束国共两党的历史争端,北京对台湾做了类似的承诺。然而,台湾的步伐要快得多,它已经在20世纪70年代完成了从国民党统治的一党制专制政权向民主政府的转型。苏联解体之后,许多共产主义国家消失了,中国共产党显然决心避免类似的命运。在字面和比喻意义上,中国的“内战”状态仍在持续,中国大陆会“坚守原则”,偶尔发出战争警告,但总的来说,这场冲突已经完全回到了政治领域。这场冲突的意义现在显得更加突出了。结束国共两党敌对状态的谈判久拖不决,双方迟迟难以达成彼此都能接受的条款。谈判本身就像一场有关中国正在变化的政治秩序的辩论。
由于谈判事关重大,双方都坚持自己的传统观点,并尽量利用过去和现在成功的例子。如今人们可以接触到关于中国内战的大量新的研究材料,一部分是因为随着政治自由化的进程,保密的要求在不断降低,一部分要归功于国共双方正在激烈争夺这段历史和未来的解释权,由此解禁了不少资料。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外国学者想要直接获得党和军队的原始记录有多么困难。很自然地,为了突出自己的优势和掩盖自己的弱点,国共双方都力图“控制”各自的历史。因此,国民党的材料主要关注1945年以前,甚至更早以前的事情,即国民党政权最初成立时期发生的事情。在国民党的历史论述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是政治制度的建设和国民党在外交关系上取得的胜利——正是外交上的成功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赢得了大国的地位。国民党的记录还强调了1949年之前和1949年之后的连续性,以及他们在台湾取得的成功。
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他们夺取政权的光荣而伟大的历程上。在共产党的历史中,具体战役和政治都占有很大的篇幅。但共产党自己讲述的政治很少涉及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和土地改革——正是这种阶级斗争和土地改革预示了1949年之后中国社会的巨变。相反,现在中国共产党希望人们记住,是其提出了和解性的统一战线策略、忠诚的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控制的城市里从事危险的地下工作,以及如何通过谈判让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降。作为传奇,这些事迹在无以计数的战争故事书和老兵的回忆录里被人们反复传颂着。其中的政治含义是十分明显的,提醒人们共产党过去曾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从而巩固当前遭到削弱的权威。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了被自己击败的对手,同时提醒人们自己过去付出的努力。毫无疑问,共产党希望在自己的领导下,国共两党最终能再次联合起来。
双方通过以上的方式重新回顾中国近代历史,不仅是出于自身的需要,也是有选择性地为当前的政治目的服务。然而,如今的政治格局已经大不相同了。的确,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仍是主要的竞争对手,现在的问题仍然是旧有的共产主义对新的经济和政治管理模式的挑战,以及这种挑战造成的根本性的差异。而且,双方对过去50年成功、失败和对抗的不同记录更将这些差异扩大了很多倍。此外,两个主要竞争对手对有关他们自己历史的最权威的文件和资料有着绝对的控制权。然而,考虑到50年来的变化,以及公共领域的记录越来越多地开放,人们的研究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事实上,这些公共领域的记录所能发挥的作用要远远超出官方原有的想象。
我们前面提到的描述1947年2月28日台湾事件的新书就是这种超越严酷的高压政策下的历史学范畴的明显例子。长期以来被禁止讨论的政治事件终于合法地出现在历史叙述中,而且很快成为当前政治议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国民党的腐败和它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糟糕的经济管理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当代中国可以从中得到许多经验教训。1949年以前自由知识分子为争取独立的政治评论权而进行的斗争也具有同样的意义。我们还注意到,新旧时期学生运动的许多诉求都是相同的,例如反对战争、日本侵略、贫困等等。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注重历史先例,强调连续性,希望留下自己的历史遗产。实际上,这只是古代中国政治中一种常用的方式而已,国共双方为了争夺对未来中国的影响重新使用了这一方法。
中国和西方学者对过去中国政治历史的兴趣可能仍会存在差异,西方的研究可能会继续避开中国内战这一时期,尤其是避免做出任何结论。根据新的资料写成的一两本新书还不足以证明出现了新的趋势。然而,新的研究,加上其他近期和目前关于1949年之前、国民党执政早期的政府、政治、战争的研究显示,堆积如山的新材料下蕴含着丰富的可能性。要想实现这些可能性,我们必须超越传统的思维模式,这种可能性还意味着,那些曾被我们忽略的问题最终能得到多种形式的解答。
我始终认为,终有一天,会有其他人重新关注这些问题,并继续前人未完的研究。基于这一考虑,《中国的内战》的再版并没有做任何改动,内容与最初的版本完全相同。我选择性地调整了本书的参考书目,为的是让人们知道,新的资料足以支持他们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本书完成的时间几乎跨越了两代人,在此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学术机构和个人的帮助,由于篇幅所限,这里我无法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我要特别感谢那些一直以来关心我和我的著作的人,正是因为他们,本书才得以完成并面世,同样是因为他们,我现在才可能推出这本书的再版。在这里,我还要感谢罗曼和利特菲尔德出版社(Rowman & Littlefield)的工作人员,特别是苏珊·麦克伊查恩(Susan McEachern),他们对本书的再版给予了巨大帮助。

后记
如果在未来的日子里,1945—1949年中国内战不再引起学者新的兴趣,原因不在于缺少研究资料。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就像很多其他时期一样,受益于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开始的新“后革命”时代,因为正是从那时起,中国出版了大量关于20世纪40年代晚期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部分为了对它的大陆对手不断公布新资料作出回应,部分因为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本土兴起的独立潮流,台湾地区成为了另一个为进行历史研究的学者提供大量新档案的基地。
这些已出版的关于1945—1949年代的史料,哪怕未出版的馆藏档案(包括填补空白的1949年前和1949年后史料,已经成为研究现代中国的新基础)仍然无法直接获得。(它们中的大部分尚待发掘)足够让学者在未来的日子里有事情做了,北京的政策带来了这样的变化:1988年《档案法》规定开放国家档案供公众使用。该法律规定以30年为界限,意味着只有年份在30年以上的档案,才能得到向公众开放的授权。这使得所有20世纪40年代的馆藏绰绰有余地被划在可查阅档案内。一想到年轻的一代,被太多新解禁的好东西所引诱,不理会他们的开路前驱是怎样花上几年搜遍全世界才搜集到珍贵的一鳞半爪,有些人或许会很容易陷入老前辈的痛惜之中。
附在后面、经过修订的文献目录列出了新的和老的原始资料。收入新老原始资料清单的英语二部分文献书目都经过了扩充和更新,不但包括了描写内战时期的作品,还包括了关于中国1949年前革命史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的作品(它们是我从现在可以获得的、同题材的文献中选出来的)。中文资料分成两部分,原来的书目后面接“选编补充”一部分。一份全面的,关于1945—1949年中文资料的书目本身很容易达到一本书的长度。因此这里出示的单子仅仅介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包括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约在1980年,书目的罗列极其简明扼要——那时候“有选择的”可以解释为事实上使用或引用的作品,甚至有的历史学家更简化——与现在的做法相比,他们的书目显得简明扼要。
然而,为了全方位了解这一新机会,必须从档案自身入手。最近发表的由叶娃(Ye Wa)和周锡瑞编写的指南说明了引用方法(除了另外说明,本注释提到的所有著作的引用信息在所附的参考目录中都有给出)。他们例举了截止到1990年,包括中央、省、地方和企业级别的3522个各类档案馆。更重要的是,给出了它们中的597个国内各级档案室的基本信息(不包括企业和其他单独工作单位的档案室)。这一指南包含有关馆藏性质和范围的数据以及其他对潜在使用者来说必须的信息。可以与叶娃和周锡瑞的著作相提并论的是两本中文出版物:由国家档案局编写,中英文双语的《中国档案馆名录》(1990);以及1997年更新的《中国档案馆简明指南》。
大多数列出的档案馆包含了一些1945—1949年期间的材料。上面三个名录只提供了相关馆藏的笼统信息。幸运的是,单个省和市的档案馆也开始有具备索引、长度如书的指南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叶娃和艾什里克找到了为四川、上海、重庆档案馆和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所编写的指南,把它们的梗概收入到自己的书中。其中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是国家政府在整个民国时期(1912—1949)档案和记录的主要保存的地方。这以后,为辽宁、黑龙江、福建和广州档案馆编写的指南书也相继出版,我把它们编进了下面的参考书目。档案的使用者当然可以求助于大档案馆通常具有的特殊的目录册和索引。比如上海市档案馆就出版了已选择性开放的文件的清单,只象征性地向购买者收取少数费用。从1987年以来,上海每年都按期出版档案目录,其中1989年和1990年有短暂的间断。大多数卷宗来自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但是有些来自19世纪。最近(特别是1997年)的清单包含了很多晚至1966年的材料。
然而翻检档案需要得到批准,而且宣布存档30年的档案可以开放是一回事,真的开放又是另一回事。有经验的研究者熟知:对档案使用者(外国学者也好,中国学者也好)开出的条件经常是不同的。这些条件有时是可以协商的,但也要根据时间、地点、题目来决定,开绿灯的权力最终在当地档案馆领导手中。总的原则对他们的决定也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尤其在涉及20世纪40年代晚期档案的时候。这些原则因此说明了笼统而具体的原因:为什么这一时期相对来说依旧研究得不够透彻。
所以说当前的学术兴趣在社会历史和经济领域的研究者是幸运的,不管研究课题在1949年前还是在1949年后,这类档案获取都更容易了,因此对这些领域的学术兴趣可能变得更加浓厚。相比之下,1945年到1949年占主导的是全面的战争及政治上的角力。档案管理者对待中国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史料慎之又慎,因而要获取这两类资料最不容易。在这方面,当地领导效仿北京的做法。在北京,两个最重要的国家和军事档案馆依旧对外国学者关闭,事实上是对除了经授权的中国人员之外的所有人关闭。它们是中央档案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这两个档案馆包含了1949年前和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中央政府和军事方面的馆藏。
结果是,研究者要么根据能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找到的、相对不那么敏感的材料拟定选题——这里依旧不轻易给出文档的阅览权;要么在省和地方的档案馆展开工作,继续测试官方的容忍底线。除了国家级别的档案馆是特例,1949年以前和以后关于政府和“革命史”的资料(与共产党有关的),都是放在同一间档案室里的。共产党领导的军警或公安档案(1949年前和1949年后)的存放就相对零散,各级别档案馆显然都不允许开放这类资料。
然而在等待档案馆批准的同时,学者可以忙着阅读堆积如山的纪实文集、官员自传、战斗历史和其他出版物,它们是政治和军事的第一手资料进入公众领域的主要渠道,能使研究者获得敏感和更普通一些的资料,以弥补无法深入馆藏的不足。从积极的方面看,这些出版物构成了一个丰富的、新的资料库,对它的挖掘和阐释需要数年的时间。消极的方面与官方指派的编辑们的侧重和解释有关。他们的加工不可避免地让这些资料“不成为第一手资料”。比如,因为上面的禁令,一些人物的严肃传记(而非攻击性的)至今是空白:这些人物在1949年前的历史中地位重要,后来失宠,至今是罪人。最明显的,林彪就是这样的人物;其他的还有陈伯达和康生。他们的传记没有在官方修订的传记名录中占据一席之地,表示汇编者对史料是有取舍的,这依旧是研究者需要克服的一大障碍。
作为一本珍贵的、新面世的研究指南,《中国档案文献词典》很好地体现了这些文献学惯例和分工。这本536页的词典事实上是一个附有注释的,经过了取舍的书目,书目中记载的图书都是第一手资料,主要是关于清朝和1949年前民国的史料。民国时期的资料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列出了有关国民党政府的原始材料和相关材料;另一部分列出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档案资料”。这一划分代表了档案和文献管理的标准做法。照这样的分类方法,国家级别的国共档案分别存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北京的中央国家/军事馆藏。关于20世纪40年代晚期国民党政权的资料,从词典给出的条目看,主要集中于经济、总体公共管理、省政府公报、国大决议和政协会议资料。条目列出的大多是资料的原始状态。对很多条目都加了注释,这些注释特别有用,因为表明了相应的资料目前存放在哪个档案室里。相形之下,几乎所有的1945—1949年时期的革命历史资料最近都出版了,之前出版过的资料也于最近重印。对这类资料,同样注明了档案馆,但是仅仅作为赞助单位而不是存放地出现。
下面列举的对中文资料的“有选择性更新”只包含了这些新出版物中很小的、希望是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它们有的是著书,有的是同样重要的、出现在很多新(1978年以后)档案馆刊物和定期出版物中的资料。当代(1978年后)的日报、时事杂志和学报有时会刊登有关内战时期的文章,它们中的一些很值得关注。然而,最有用的是专业期刊。下面新的期刊目录选取了国家级和省级的主要或核心刊物中的一些。大多数列出的期刊以及他们的主办单位,可以在《中国档案资料词典》的注释或参考书目列出的三种期刊指南中找到。《中共党史文摘年刊》更进一步提供了对这些新的专业期刊内容的介绍,非常有用。《年刊》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从1982年到1990年每年都有新刊问世,每本刊物厚度如书。引用的文章根据年代排序,1945—1949年内战在每本年刊中都占有一定篇幅。
然而,期刊在内容上和持续时间上各不相同,它们会创刊、停办,或合并改名。有些过了几年就消失了,还有的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就连续发行,中间没有太大的停顿。同样也是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中国党史资料》就属于后一种情况。该出版物从1982年起平均每年发四刊,甚至在解除了发行上的限制(原来仅限“内部”流通),获准公开出售时也是如此。从内部到公开的转变体现了大的趋势,所以下面列出的新资料未按不同的流通状态进行划分。
在更新的书目中,另一大新增的类别是文史汇编物,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它在全国的当地委员会主持编写。内战参与者、观察者和叛逃者的回忆录和传记构成了这些资料的很大一部分。这些资料的索引在1992年出版,共有5册,名称为《全国各级政协文史资料篇目索引》。依靠这些资料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那些已经开始使用它们的人提醒了我们:它们是有价值的(Fogel,1988a;Benton,1992;Cochran,1996)。回忆录文学还迫切地提醒我们,在学术研究的世界里,“真人”采访可能具有更大的价值。因为现在大多数学者采用的是官方编辑的纪实性资料,其中免不了包含一些在传主去世后经过了润色的传记和回忆录。在事件发生后很久进行的采访同样可能是有问题的,但它有它的优点,即不同的受访者能提供不同的视角,权衡利弊后,这样的努力还是值得的。然而时间在匆匆流逝,对1949年前这段时期的研究的紧迫性在于,必须趁亲临事件的人还活着,抓紧进行采访和录下口述历史(Seybolt,1989)。
依然,附在下面的有选择的更新没有列出目前能得到的全部资料(截至1999年),包括全部的旧报纸、杂志和政府公报以及新汇编的地方志和工作单位的历史,比如大学、学校和主要企业的历史。约瑟夫·伊克(Joseph Yick)是主要依靠新资料对内战时期进行研究的第一人,研究成果写入了《在中国发动城市革命》一书中。他的书目展示了一个很好的横截面,对北京和天津有特别的提及。
关于这段共同的历史,中国内战双方各自掌管着一部分资料。获准查阅中国的档案,对于研究者,甚至对非中国籍的研究者,已经不是全新的体验了。当国民党1949年撤退到台湾的时候,他们带走了很大一部分中国1949年前的档案记录,包括中央政府、国民党军队和国民党的档案记录。长期以来,外国学者对这些资料享有受限制的查阅权。在后毛泽东时代前,它们,连同斯坦福大学的胡佛图书馆,成为研究1949年前共产党和国民党历史的基本资料库。
一位台湾学者谨慎地概括了这些资料的利用情况,他写道:“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1973年,长达24年之久,这段时间内中华民国政府不鼓励对民国时期的历史研究”(张玉法,1992年,第177页)。与之形成对比的,在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结束后至今),研究和出版物急剧增长,虽然数量上逊于中国大陆,但两地的大致情况是一样的。最近,伊斯门和其他人按时间顺序很好地记录了台湾在这方面的成果。下面更新的书目收录了台湾新出版资料的一小部分。
至于档案馆馆藏,叶娃和周锡瑞专门用一章的篇幅列出了台湾的主要档案馆。这些档案馆包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外国事务和经济档案馆。叶娃和周锡瑞把这两个档案馆出版的资料精选了一部分,放到他们的参考书目中。“国史馆”是1949年前政府档案的主要存放地。但是对内战政治研究最重要的,蒋介石的“总统档案”和国民党档案,现在存放在一起,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或简称党史会)管理。委员会的前身是国民党历史档案编辑委员会(1930—1970年代初)(Mast and Li,1971;Chin Hsiaoyi,1983;张玉法,1992)。同样重要的是“司法部”调查局档案馆和“国防部”情报局图书馆。
叶娃和周锡瑞提到的获取资料的常规程序或许不适用于非中国籍研究者。但是随着政治上全面放宽限制,敏感人物和事件的数目继续减少。这一趋势与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其自身敏感性的下降是一致的。不幸的是,1945—1949年内战依旧是国民党当权者最难直面的话题之一。台湾最近出版的卷帙浩繁的档案和历史著作中,这段时期是最少被触及的。比如,国民党历史委员会的新丛书《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完整信息详见补充书目)迄今已出了26卷,其中只有最后4卷是关于1945年以后的。这4卷同样不涉及内战本身,只是关于日本投降后初期的准备工作或发生的事件,包括了:对沦陷区的接收,苏联占领中国东北、与共产党未果的和平谈判和美国的调停努力。这一新丛书取代了老的但是还在出的《革命文献》(见更新的书目)。《革命文献》开始于1953年,到1989年已经出了117卷,覆盖了一些有所选择的主题,但这些主题中并不包括1945—1949年内战。“国史馆”编写的、还未出完的大型丛书《中华民国史实纪要(初稿),1894—1974》(见更新的书目),在开始时将1945—1949年这一大段时间跳过不表。“丢失”的分册时不时会补上,但是截止到1992年,虽然该系列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进入了20世纪70年代,对1945—1949年的记录依旧不是很完整。“国防部”历史编辑局最近已经出版了很多册的抗日战争历史,却没有相似的内战战斗方面的资料出版。
说到我没有取道的方向,日本资料怎么说都不能代表中国内战研究的最前沿。但如果对时间的划分不那么严格,内战时期的很多事件其实可以追根溯源到1945年前,而这些成因几乎逃不过日本的记载,长久以来很多学者证明了这点。他们中离现在最近的是台湾的军事历史学家,他们出版了多册关于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这一工作肯定能成为继续研究20世纪40年代晚期军事问题的学者的研究基础。对1945年—1949年时期也具有重要性,但不是最重要的,是“遗留”的日本问题,比如遣散军队,那些因为各种原因“留下来”的日本兵,在山西参与反共的日本军队,有争议的海南投资计划等等。
事实上,有一个新的、待发掘的研究领域,但是在相反的地理方向。几年来,当我在研究中遇到一些问题却找不到答案时,一个遗憾时隐时现,那就是我很久之前的决定:放弃“中苏研究”,而去研究更直接地体现了政治“重要性”的事件。随着俄罗斯和东欧逐渐开放前苏联的档案,我在年轻时犯下的机会主义错误,其代价才显露无遗(Westad,1992;Kramer,1993)。学者在中国查阅档案时,遇到的种种困难和不利条件,在俄国也不能免除。但是像在中国一样,新出版的俄文史料和档案显示了原来的限制正逐渐放松,使得1949年前和之后的研究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有的学者利用这些新出版的俄文资料进行研究,已经有了初步成果。在1996年1月香港举行的冷战新证据亚洲会议上,展示了这些成果中的一部分。该会议由香港大学历史系和华盛顿特区的伍德罗·威尔逊学者国际中心联合主办。
列举曾经得到的帮助永远是一件愉快的事,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一些人向我伸出了援手,他们或是提出了建议或是提供了出版物的信息。我特别要感谢吴艳梅(Amy Yeenmei Wu),南希·赫斯特(Nancy Hearst),劳一飞(Lav Yeefui),艾迪·尤(Eddy U),皮埃尔·兰德里(Pierre Landry),史蒂夫·麦克金那(Steve Mackinnon),查玛·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和约翰·P伯恩斯(John PBorns)。像往常一样,我欠熊景明和香港中文大学服务中心的其他人员一份沉甸甸的人情。虽然服务中心侧重搜集1949年后的资料,但是和香港中文大学的主图书馆和香港大学的冯平山图书馆一样,它的馆藏也包含了很多珍贵的1949年以前的资料。关于增补文献的说明
如果在未来的日子里,1945—1949年中国内战不再引起学者新的兴趣,原因不在于缺少研究资料。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就像很多其他时期一样,受益于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开始的新“后革命”时代,因为正是从那时起,中国大量出版了关于20世纪40年代晚期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部分为了对它的大陆对手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断公布新资料作出回应,部分是因为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本土兴起的独立潮流,台湾的中华民国成为了另一个为进行历史研究的学者提供大量新档案的基地。
这些已出版的关于1945—1949年代的史料(它们中的大部分尚待发掘)足够让学者在未来的日子里有事情做了,哪怕未出版的馆藏档案(包括填补空白的1949年前和1949年后史料,已经成为研究现代中国的新基础)仍然无法直接获得。是北京的政策带来了这样的发展:1988年档案法规定开放国家档案供公众使用。该法律规定以30年为界限,意味着只有年份在三十年以上的档案,才能得到向公众开放的授权。这使得所有20世纪40年代的馆藏绰绰有余地被划在可查阅档案内。一想到年轻的一代,被太多新解禁的好东西宠坏,不理会他们的开路前驱是怎样花上几年搜遍全世界才搜到珍贵的一鳞半爪,有人会很容易陷入老前辈的痛惜之中。
附在后面,经过修订的文献目录列出了新的和老的原始资料。收入新老原始资料清单的英语二次文献书目都经过了扩充和更新,不但包括了描写内战时期的作品,还包括了关于中国1949年前革命史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的作品(它们是我从现在可以获得的,同题材的文献中选出来的)。中文资料分成两部分,原来的书目后面接新的,“有选择的更新”部分。一份全面的,关于1945—1949年中文资料的书目本身很容易达到一本书长度。因此这里出示的单子仅仅介绍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包括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约在1980年,书目的罗列极其简明扼要——那时候“有选择的”可以解释成事实上使用或引用的作品,甚至有的历史学家更简化——与现在的做法相比,他们的书目显得简明扼要。
然而,为了全方位了解这一新机会,必须从档案自身入手。最近发表的由叶娃(音)和约瑟夫·艾什里克编写的指南指明了方法(除了另外说明,本注释提到的所有著作的引用信息在所附的参考目录中都有给出)。他们给出了截止到1990年,包括中国中央、省、地方和企业级别的3522个各类档案室。更重要的是,给出了它们中,597个国内各级档案室的基本信息(不包括企业和其他单独工作单位的档案室)。这一指南含有关于馆藏性质和范围的数据,以及其它对潜在使用者来说必须的信息。可以与叶和艾什里克的著作相提并论的是两本中文出版物:由国家档案局编写,中英文双语的《中国档案馆名录》(1990);以及1997年的更新版本,《中国档案馆简明指南》。
大多数列出的档案室包含了一些1945—1949年期间的材料。上面三个名录只提供了相关馆藏的笼统信息。幸运的是,单个省和市的档案馆也开始有具备细节,长度如书的指南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叶和艾什里克找到了为四川、上海、重庆档案馆和南京二号历史档案馆所编写的指南,把它们的梗概收入到自己的书中。其中南京二号历史档案馆是国家政府在整个民国时期(1912—1949)档案和记录的主要保存室。这以后,为辽宁、黑龙江、福建和广州档案馆编写的指南书也相继出版,我把它们编进了下面的参考书目。档案的使用者当然可以求助于大档案馆通常具有的特殊的目录册和索引。比如上海市档案馆就出版了已选择性开放的文件的清单,只象征性地向购买者收取少数费用。从1987年以来,上海每年都按期出版档案目录,其中1989年和1990年有短暂的间断。大多数卷宗来自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但是有些来自19世纪。最近(特别是1997年)的清单包含了很多晚至1966年的材料。
然而翻检档案需要得到批准,而且宣布存档三十年的档案可以开放是一回事,真的开放又是另一回事。有经验的研究者熟知:对档案使用者(外国学者也好,中国学者也好)开出的条件经常是不同的。这些条件有时是可以协商的,但也要根据时间、地点、题目来决定,开绿灯的权力最终在当地档案馆领导手中。总原则对他们的决定也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尤其在涉及20世纪40年代晚期档案的时候。这些原则因此给出了笼统的和具体的原因:为什么这一时期相对来说依旧研究得不够透彻。
所以说当前的学术兴趣在社会历史和经济领域的研究者是幸运的,不管研究课题在1949年前还是在1949年后,这类档案获取都更容易了,因此对这些领域的学术兴趣变得更加浓厚。相比之下,1945年到1949年占主导的是全面的战争及政治上的角力。档案管理者对待中国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史料慎之又慎,因而要获取这两类资料最不容易。在这方面,当地领导效仿北京的做法。在北京,两个最重要的国家政治和军事档案馆依旧对外国学者关闭,事实上是对除了经授权的中国人员之外的所有人关闭。它们是中央档案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这两个档案馆包含了1949年前和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中央政府和军事方面的馆藏。
结果是,研究者要么根据能在南京二号历史档案馆找到的,相对不那么敏感的材料拟定选题——这里依旧不轻易给出文档的阅览权;要么在省和地方的档案馆展开工作,继续测试官方的容忍底线。除了国家级别的档案馆是特例,1949年以前和以后关于政府和“革命史”的资料(与共产党有关的),都是放在一间档案室里的。共产党领导的军警或公安档案(1949年前和1949年后)的存放就相对零散,各级别档案馆显然都不允许开放这类资料。
然而在等待档案馆批准的同时,学者可以忙着阅读堆积如山的纪实文集,官员自传,战斗历史和其他出版物,它们是政治和军事的第一手资料进入公众领域的主要渠道,能使研究者获得敏感和更普通一些的资料,以弥补无法深入馆藏的不足。从积极的方面看,这些出版物构成了一个丰富的,新的资料库,对它的挖掘和阐释需要数年的时间。消极的方面与官方指派的编辑们的侧重和解释有关。他们的加工不可避免地让这些资料“不成为第一手资料”。比如,因为上面的禁令,一些人物的严肃传记(它的反义词是攻击性传记)至今是空白:这些人物在1949年前的历史中地位重要,后来失宠,至今是罪人。最明显的,林彪就是这样的人物;其它的还有陈伯达和康生。他们的传记没有在官方修订的传记名录中占据一席之地,表示汇编者对史料是有取舍的,这依旧是研究者需要克服的一大障碍。
作为一本珍贵的、新面世的研究指南,《中国档案文献词典》很好地体现了这些文献学惯例和分工。这本536页的词典事实上是一个附有注释的,经过了取舍的书目,书目中记载的图书都是第一手资料,主要是关于清朝和1949年前民国的史料。民国时期的资料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列出了有关国民党政府的原始材料和相关材料;另一部分列出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档案资料”。这一划分代表了档案和文献管理的标准做法。照这样的分类方法,国家级别的国共档案分别存入南京二号历史档案馆和北京的中央政治/军事馆藏。关于20世纪40年代晚期国民党政权的资料,从词典给出的条目看,主要集中于经济、总体公共管理、省政府公报、国大决议和政协会议资料。条目列出的大多是资料的原始状态。对很多条目都加了注释,这些注释特别有用,因为表明了相应的资料目前存放在哪个档案室里。相形之下,几乎所有的1945—1949年时期的革命历史资料最近都出版了,之前出版过的资料也于最近重印。对这类资料,同样注明了档案馆,但是仅仅作为赞助单位而不是存放地出现。
下面列举的对中文资料的“有选择的更新”只包含了这些新出版物中很小的,希望是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它们有的是书著,有的是同样重要的,出现在很多新(1978年以后)档案馆刊物和定期出版物中的资料。当代(1978年后)的日报,时事杂志和学报有时会刊登有关内战时期的文章,它们中的一些很值得关注。然而,最有用的是专业期刊。下面新的期刊目录选取了国家级和省级的主要或核心刊物中的一些。大多数列出的期刊以及他们的主办单位,可以在《中国档案资料词典》的注释或参考书目列出的三种期刊指南中找到。《中共党史文摘年刊》更进一步提供了对这些新的专业期刊内容的介绍,非常有用。《年刊》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从1982年到1990年每年都有新刊问世,每本刊物厚度如书。引用的文章根据年代排序,1945—1949年内战在每本年刊中都占有一定篇幅。
然而,期刊在内容上和持续时间上各不相同,它们会开办停办,或合并改名。有些过了几年就消失了,还有的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就连续发行,中间没有太大的停顿。同样也是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中国党史资料》就属于后一种情况。该出版物从1982年起平均每年发四刊,甚至在解除了发行上的限制(原来仅限“内部”流通),获准公开出售时也是如此。从内部到公开的转变体现了大的趋势,所以下面列出的新资料未按不同的流通状态进行划分。
在更新的书目中,另一大新增的类别是文史汇编物,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和它在全中国的当地委员会主持编写。内战参与者,观察者和叛逃者的回忆录和传记构成了这些资料的很大一部分。这些资料的索引在1992年出版,共有5册,名称为《全国各级政协文史资料篇目索引》。依靠这些资料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那些已经开始使用它们的人提醒了我们:它们是有价值的。(Fogel,1988a;Benton,1992;Cochran,1996)。回忆录文学还迫切地提醒我们,在学术研究的世界里,“真人”采访可能具有更大的价值。因为现在大多数学者采用的是官方编辑的纪实性资料,其中免不了包含一些在传主去世后经过了润色的传记和回忆录。在事件发生后很久进行的采访同样可能是有问题的,但它有它的优点,即不同的受访者能提供不同的视角,权衡利弊后,这样的努力还是值得的。然而时间在匆匆流逝,对1949年前这段时期的研究的紧迫性在于,必须趁亲临事件的人还活着,抓紧进行采访和录下口述历史。(Seybolt,1989)
依然,附在下面的有选择的更新没有列出目前能得到的全部资料(截止至1999年),包括全部的旧报纸、杂志和政府公报,以及新汇编的地方志和工作单位历史,比如大学、学校和主要企业的历史。约瑟夫·伊克是主要依靠新资料对内战时期进行研究的第一人,研究成果写入了《在中国发动城市革命》一书中。他的书目展示了一个很好的横截面,对北京和天津有特别的提及。
关于这段共同的历史,中国内战双方各自掌管着一部分资料。获准查阅中国的档案,对于研究者,甚至对非中国籍的研究者,已经不是全新的体验了。当国民党1949年撤退到台湾的时候,他们带走了很大一部分中国1949年前的档案记录,包括中央政府、国民党军队和国民党的档案记录。长期以来,外国学者对这些资料享有受限制的查阅权。在后毛泽东时代前,它们,连同斯坦福大学的胡佛图书馆,成为研究1949年前共产党和国民党历史的基本资料库。
一位台湾学者谨慎地概括了这些资料的利用情况,他写道:“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1973年,长达24年之久,这段时间内中华民国政府不鼓励对民国时期的历史研究”。(张玉发(音),1992,第177页)。与之形成对比的,在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结束后—至今),研究和出版物急剧增长,虽然数量上逊于中国,但两地的大致情况是一样的。最近,伊斯门和其他人按时间顺序很好地记录了台湾在这方面的成果。下面更新的书目收录了台湾新出版资料的一小部分。
至于档案馆馆藏,叶和艾什里克专门用一章的篇幅列出了台湾的主要档案馆。这些档案馆包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外国事务和经济档案馆。叶和艾什里克把这两个档案馆出版的资料精选了一部分,放到他们的参考书目中。国史馆是1949年前政府档案的主要存放地。但是对内战政治研究最重要的,蒋介石的总统档案和国民党档案,现在存放在一起,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或简称党史会)管理。委员会的前身是国民党历史档案编辑委员会(1930—70年代初)(麦斯特和李,1971;秦小艺(音),1983;张玉发(音),1992)。同样重要的是司法部调查局档案馆和国防部情报局图书馆。
叶和艾什里克提到的获取资料的常规程序或许不适用于非中国籍研究者。但是随着政治上全面放宽限制,敏感人物和事件的数目继续减少。这一趋势与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其自身敏感性的下降是一致的。不幸的是,1945—1949年内战依旧是国民党当权者最难直面的话题之一。台湾最近出版的卷帙浩繁的档案和历史著作中,这段时期是最少被触及的。比如,国民党历史委员会的新丛书,《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完整信息详见更新的书目)迄今已出了26卷,其中只有最后四卷关于1945年以后的。这四卷同样不涉及内战本身,只是关于日本投降后初期的准备工作或发生的事件,包括了:对沦陷区的接收,苏联占领中国东北,与共产党未果的和平谈判和美国的调停努力。这一新丛书取代了老的但是还在出的《革命文献》(见更新的书目)。《革命文献》开始于1953年,到1989年已经出了117卷,覆盖了一些有所选择的主题,但这些主题中并不包括1945—1949年内战。国史馆编写的,还未出完的大型丛书《中华民国史实纪要,初稿,1894—1974》(见更新的书目),在开始时将1945—1949年这一大段时间跳过不表。“丢失”的分册时不时会补上,但是截止到1992年,虽然该系列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进入了20世纪70年代,对1945—1949年的记录依旧不是很完整。国防部历史编辑局最近已经出版了很多册的抗日战争历史,却没有相似的内战战斗方面的资料出版。
说到我没有取道的方向,日本资料怎么说都不能代表中国内战研究的最前沿。但如果对时间的划分不那么严格,内战时期的很多事件其实可以追根溯源到1945年前,而这些前因几乎逃不过日本的记载,长久以来很多学者证明了这点。他们中离现在最近的是台湾的军事历史学家,他们出版了多册关于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这一工作肯定能成为继续研究20世纪40年代晚期军事问题的学者的研究基础。对1945年—1949年时期也具有重要性,但不是最重要的,是“残留”的日本问题,比如遣散军队,那些因为各种原因“留下来”的日本兵,在山西参与反共的日本军队,有争议的海南投资计划等等。
事实上,有一个新的、待发掘的研究领域,但是在相反的地理方向。几年来,当我在研究中遇到一些问题却找不到答案时,一个遗憾时隐时现,那就是我很久之前的决定:放弃“中苏研究”,而去研究更直接地体现了政治“重要性”的事件。随着俄罗斯和东欧逐渐开放前苏联的档案,我在年轻时犯下的机会主义错误,其代价才显露无遗。(Westad,1992;Kramer,1993)。学者在中国查阅档案时,遇到的种种困难和不利条件,在俄国也不能免除。但是像在中国一样,新出版的俄文史料和档案显示了原来的限制正逐渐放松,使得1949年前和之后的研究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有的学者利用这些新出版的俄文资料进行研究,已经有了初步成果。在1996年1月香港举行的冷战新证据亚洲会议上,展示了这些成果中的一部分。该会议由香港大学历史系和华盛顿特区的伍德罗·威尔逊学者国际中心联合主办。
列举曾经得到的帮助永远是一件愉快的事,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一些人向我伸出了援手,他们或是提出了建议或是提供了出版物的信息。我特别要感谢吴艳梅(音),南希·赫斯特,劳一飞(音),艾迪·尤,皮埃尔·兰德里,史蒂夫·麦克金能,查玛·约翰逊和约翰·P·伯恩斯。像往常一样,我欠熊景明和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的其他人员一份沉甸甸的人情。虽然服务中心侧重搜集1949年后的资料,但是和香港中文大学的主图书馆和香港大学的冯平山图书馆一样,它的馆藏也包含了很多珍贵的1949年以前的资料。214,292,454,455

文摘
第一部分
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岁月
第一章引言
在外界眼中,1945年至1949年中国的内战使亚洲最大的国家从世界的一个力量集团转移到另一个集团。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告成立引发了美国政坛持续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激烈争论和相互指责。受到中国共产党胜利的刺激,美国决定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这一决定将美国直接卷入了朝鲜和越南的战争。
在回顾这些事件时,西方学者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军事冲突以及美国试图控制和影响国共冲突的努力上。西方历史学家考虑的是西方读者的兴趣和关切。在美国——1949年之后,大部分有关中国的著作都是美国学者完成的——国民党的失败被迅速解读为一种政治损失,共产党则被视作一个不合法的执政党。共产党的胜利也被视作是美国的一次失败。在讨论“失去中国”这一问题时,人们不是在追究责任,就是在推卸责任。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学术研究、政府出版物、政党争论都是以这一关切为基础的。对于英语读者而言,1945年至1949年的中国内战历史中国历史学家把1945—1949年称作“解放战争时期”或“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分别是1924—1927年和1927—1937年。在本质上仍然是有关战争胜负、美国提供或拒绝援助以及分析那些政策决策者动机的记录。
但对我们而言,这一记录是否是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偏见(由于麦卡锡时代的恐怖政策,这一偏见大大地加强了)的结果并不重要。几个当时的美国记者和其他亲历者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本书可被视作这种描述的延续。这其中最有名的作品有:鲍大可的《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的《中国震撼世界》、德克·布迪(Derk Bodde)的《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1948—1949)》、韩丁(William Hinton)的《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以及约翰·F.梅尔比(John FMelby)的《天命:中国内战录(1945—1949)》。详细书目可参阅本书最后的参考文献。我试图扩大1945年至1949年这段时期历史记录的范畴,为此本书花许多篇幅介绍了当时的政治情况,因为在我看来,军事斗争归根结底是由政治决定的。
00中国的内战第一章引言00在许多方面,本书都只进行了初步的讨论,并且显示出了偏向性。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篇对于许多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议题和问题的介绍。我可以得到的原始材料并不充裕。文献方面的缺口是巨大的,在一些情况下,这种缺陷甚至是无法填补的。但本书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历史。它并不是关于政治人物、政治事件、政治思想或者政治组织沿革的记录。本书关注的主要是国共两党在争夺政治权力过程中的政策以及具体做法。更具体地说,本书对国共两党各自和他们想要统治的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比较性的分析。
中国的内战是为了争夺国家权力而进行的一场军事斗争。战争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政治舞台一定能为我们提供关于这场冲突本质和结果的线索。战争的政治背景不仅定义了战争双方的身份,还定义了他们斗争的原因、他们承诺的性质以及他们可以利用的资源。从研究的角度而言,政治被定义为政府和被统治者互动和交流的过程。更准确地说,政治是那些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和受到这种权力管理的个体、集团、部门、阶级之间的互动和交换。政治资源相当于交换的介质,政府和被管理者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彼此之间会经常进行这种资源的交换。
虽然不同的社会群体可能脱离它所处的政权而生存,相反的情况却显然不能成立的:政权是由社会群体组成的,不可能孤立于社会群体而存在。就政权与不同群体交换关系的性质而言,它们是各不相同的。但这一定义假定,投身于政治的个人和党派如果不进行这种交换,将无法掌握或保留权力。只有建立联盟,采取一定的政策,实施计划,才能获得权力。
国共两党争夺权力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从现有的政权手中收回资源。很明显,如果现政权有弱点可利用,这一目标实现起来将更加容易。现政权与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越脆弱,“造反者”就越有可能利用民众的不满并最终赢得他们的支持。当然,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也可以通过另一些方式得到加强,例如制定政策、做出承诺,等等。“支持”和“反对”一样,有多种不同的有形或无形的表现形式。政治资源也有许多种,例如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中,维持军队必不可少的是粮食和兵员。中国民众和两个竞争对手之间各种资源的交换以及导致这种交换的条件,就是我们关注的主要问题。
一些政治学者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概念,即政治是一种互动和交换的过程见沃伦·F.奇曼(Warren FHchman)和诺曼·托马斯·乌普霍夫(Norman Thomas Uphoff )的《变化中的政治经济》以及他们引用的资料。,但在其他学术领域,这一概念并不流行。因此,在研究革命变化中我们不熟悉的政治系统时,采用这种概念或许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在一种我们十分熟悉的文化中,例如我们自己的文化中,当然没有必要向人们解释这些基本的政治概念。没有哪一个美国记者或政治分析家会在不考虑可能影响美国南部、中西部农业区、黑人、普通工人、白领工人等社会组成的情况下,贸然预测总统的选举结果。对美国人而言,这些社会群体和美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再也明显不过的交换关系。
然而,在研究不同形式和风格的政治时,我们不一定要使用同样的假定。特别当政治竞争者是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并试图用暴力推翻现有政权时,我们尤其应避免拘泥于上述概念。的确,如果有人试图对任何社会的这样一段历史进行政治分析,无异于将自己置于人们批评和质疑的“风暴眼”中。我们似乎不应将政治合法性看作一种固有的组织和“程序”模式的结果,并把它当作一种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政治行为的准则。这些模式和准则不仅被质疑,而且受到了有力的挑战。在这里,更重要的问题无疑是这种挑战本身的性质以及让这种挑战变成可能的条件。这些条件的形成可以追溯到过去。但是在当前,政治竞争者一定会采取组织和程序的方法,充分利用这些条件。
但这种方法也不足以应付来自于斯大林模式的组织和控制——西方学术界中有关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另一个常见的主题——的挑战。这一假设为人们的分析带来许多困难,其中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包含在人们对“南越民族解放阵线”道格拉斯·派克(Douglas Pike):《越南共产党: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的组织和技巧》,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6年。的研究中。这本著作描述了在1954年至1963年间,吴庭艳政权是怎样招致南越社会几乎所有人的痛恨以及当吴的威信丧失殆尽后,这个政权是如何垮台的。作者按照时间次序记录了吴庭艳政权逐步失去各社会团体支持的过程,并得出结论:“你可以亲眼看到整个社会结构是如何从最薄弱的地方开始撕裂的。”同上,第73页。然而这本书余下的部分在描述“民族解放阵线”这一时期形成的组织技巧时,对吴政权所处的社会环境——有一章专门介绍这部分内容——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作者认为只有真正对社会不满的人才能建立真正的革命组织,并这样写道:“‘民族解放阵线’正好相反。它刚形成时就已经成熟了,它需要补充的只是细节。它的政策并不真正代表不满的群众,更像是事后想起而临时添加的应急产品。”道格拉斯·派克(Douglas Pike):《越南共产党: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的组织和技巧》,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6年,第76页。
这种“对社会不满的人才能建立真正的革命组织”的论断产生了超越学术讨论范畴的影响。它让人们重新关注美国没能阻止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的原因。就更大范围而言,人们不仅利用这一观点证明美国应该参加越战,并且试图用这一观点来解释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尽管如此,现在看来,军事干预的政治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人们想要更深入地研究政治组织和政治议题之间的关系以及政治竞争者和民众之间的关系的动机也是十分明显的。
一位学者对马基雅维利对于想要获得和保住权力的有野心的统治者提出建议时写道:

首先,新的统治者必须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他本人能够取代旧的统治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的重要性。他必须采取比前任政府更有力和有效的措施,从而让民众感到更安全。被取代的前政权很少能够做到这些……在这种情况下,民意的指向很容易发生改变。对原来政府的忠诚瓦解了……民众开始寻找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安全、和平以及更好的法律的新的权威。查尔斯·W.亨德尔(Charles WHendel):《有关权威本质的探讨》,见卡尔·J.弗里德里希(Carl JFriedrich)编《权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8年,第10—11页。

这一研究试图确定国民党或国家主义政党在执政的末期是否真的,或在多大程度上“缺乏权威”。与此相对的,该研究的第二个目标是确定共产党在夺取政治权力后,在多大程度上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和忠诚。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是否真正被人们所拥戴,或者他们只是国民党犯下的错误和日本人暴行的受益者。第二章内战的开始:接管日占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本的入侵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政治命运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首先,日本的入侵在中国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反应,这种反应使蒋介石和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统一的抗日运动中联合起来,成为统一的抗日运动的领袖。在当时的中国,只有蒋介石具有足够的声望来领导抗日战争。詹姆斯·M.伯特伦(James MBertram)在他的《中国的危机:西安兵变真相》中提出了这一观点。无论在朋友还是在敌人眼中,蒋和他领导的政府都被视作是中国抵抗侵略者的民族决心的真正象征。
蒋介石想要保持这一形象,面对日本人的强大攻势,蒋和他的政府被迫从华北和沿海地区撤退到中国西南部。汪精卫领导的伪政府接管了国民党撤退后的大片地区。与此同时,以延安为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了日本对中国北部的入侵。共产党之所以能在日本的军事压力下发展壮大,是因为从1927年他们的农村根据地被摧毁后,他们就一直被迫进行游击战争和农民革命,并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日本人进入中国北部后,共产党立即运用这些经验在日本军事前线的后方组织抵抗运动。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产党逐渐发展为中国最具活力的政治势力。到1945年4月,共产党已经控制了包括大约950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了。
与此相对,国民党政府却没能有效利用日本入侵为他们提供的同样机会。在国际上,国民政府或许被视作“自由中国”的唯一代表,但在国内,到1945年,国民党在政治力量和民众的支持上几乎没有得到增强。的确,国民党政府在日本占领区也曾发展过游击队和地下运动,但这些尝试从未演变成广泛的抗日运动。在撤退到重庆的岁月里,国民党并没有完成什么建设性的工作。国民党政治体系中固有的弱点反而更加严重了。1944年中期,一位驻中国的美国外官员认为,国民党要比之前10年的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他写道,“委员长正在失去中国民众的支持。在对日战争的头两年里,这个因外敌入侵团结起来的国家出现了一股人们未曾料到的新力量。国民党内部的虚弱越来越明显了,联合的抗日阵线正在瓦解。”谢伟思:《中国白皮书》,第567页。普遍的不满、政治反对派、管理混乱以及政府和军队中前所未有的贪污腐败,这种种迹象都预示着国民党的最终垮台。
00中国的内战第二章内战的开始:接管日占区00然而,1945年8月,日本的战败为国民党提供了最后一次机会,至少有些评论家是这样认为的。国民政府突然发现,它能够在包含这个国家四分之三人口的地区——包括“自由中国”在内——重新建立统治了。《大公报》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敦促国民政府充分利用日本的投降,在人民心中重新树立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和道德正当性。《大公报》提出警告,“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该让光复区的人民丧失对政府的信心。”重庆《大公报》,1945年9月27日。《大公报》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报纸,与国民党“政学系”有密切联系。
30年后的今天,当那一代的中国人回想起中国内战或者当他们的孩子回忆父辈关于那个年代的记忆时,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正是1945年秋冬之际国民党对日本占领区的接收让普通城市居民对国民党统治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中文里的“接收”是一个中性词语,相当于收到或收取。然而,当公众亲身体验到国民党接收人员的种种劣行之后,这个词逐渐成为掠夺、公开抢劫或盘剥穷人这类词语的代名词。这些句子经常见诸报纸和媒体。例如钱邦楷:《东北严重性怎样促成的?》,载于《青岛日报》,1948年2月19日(1948年3月27日转载在《观察》上,第16页);另见特别通讯:《重庆政闻》,载于《观察》,1946年11月21日,第16页。
城市地区最深切地感受到恢复时期的种种变化,城市居民对国民党信心的削弱是最为明显的。大量国民政府官员被派到各个城市接管敌方政治和行政机构以及敌方资产。这些官员的贪婪在他们接管的城市里找到了最好的机会,他们实施的“恢复”政策对经济生产造成了最大的破坏。因此,正是在城市里,人们清醒地意识到了他们糟糕的处境,不仅是因为官员们明目张胆的腐败和这种腐败的规模,还因为城市的媒体并没有完全受到官方控制。
日本投降后的几个月里,政府的公共形象发生了变化,这一点十分关键。国民党政府回到了沿海地区,它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那些清楚国民党缺陷的人预料到国民党一旦返回敌占区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就此向它提出了警告。例如,1945年8月18日,曾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并在西南联大担任教授的亲国民党的经济学家伍启元在《世界日报》上发表了长篇评论,表达了这一观点。1945年8月17日的《大公报》上也有类似的文章。但直到战后的接管期之前,人们还没有普遍认识到国民党缺陷的严重性。当人民发现,八年以来一直象征着民族生存意志的政府原来是这样的无能和腐败,他们的失望情绪就更大了。人们突然发现,他们无法用国民党战争时期建立的声望来衡量它战后的行为了。
如果国民党政府能在随后的几个月采取行动,改正恢复时期犯下的错误,公众的记忆和这些错误做法的政治意义本来会迅速淡化的。不幸的是,对国民党来说,在接管期间引起人们如此广泛批评和抗议的大部分问题都未能得到圆满的解决。因此,在中国内战中,这件事的政治重要性在于,它是城市公共舆论开始背离国民党的第一个转折点。同时,接管时期标志着政府抗战无能的最终发展形式。
公众的批评和争论主要集中四个问题上。第一个问题是政府在解除日本人武装上的迟缓以及明显不愿惩治汉奸。第二个问题,也是最为人们痛恨的,是重庆派出接管日伪资产和机构的官员的贪污受贿行为。第三个问题是恢复时期经济和金融管理的混乱。最后一个更为微妙,但同样重要的问题是,接收官员对没有跟随国民党撤退到内地,而是继续生活在日占区的一般民众采取了居高临下的态度——至少在这些民众眼里是这样。
战胜者与战败者
无论出于怎样的道德理由,抗战胜利后,公众普遍要求国民党政府取消那些曾与日本支持的伪政权积极合作过的中国人的政治和军事权力,并给予他们应有的惩罚。政府之所以迟迟不愿采取行动,主要是因为在日本投降后,它要依靠日本人和“汉奸”——人们这样称呼那些与日本合作的中国人——来维持日占区的“法律和秩序”。当时政府主要担心的并不是市民动乱,而是中国共产党构成的更具体的威胁。政府缺乏充足的运输工具将足够数量的国民党军队、维持和平的机关和行政人员立刻送到日本人占领的广阔地区里。国民党很快发现自己正和共产党进行一场抢先接管长江以北日占区的竞争。国民政府的总部设在中国西南,在这一竞争中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因为共产党早已经控制了华北的大部分农村地区。
不仅如此,有人指责政府对日本最后的投降几乎毫无准备,也没有为此制定相应的计划。还有传言说,国民党内部的军事建设上也存在着派系之争,蒋介石不信任那些没有向他个人效忠的指挥官。因此,在日本投降后的关键几周里,蒋介石无法有效地调动他的军队,从而获取最大的优势。无论如何,蒋介石在这一时期的主要目标是重建和加强自己的力量,尽可能摧毁他的政治对手在各地的基地。除了共产党,蒋的对手还包括云南省的龙云和东北的张氏家族。因此,蒋介石愿意与任何能够帮助他实现这一目标的人结盟,只要他们不对他的权力构成直接的威胁。例如,在东北,国民党政府被迫与前伪政府成员合作,因为他们几乎是蒋唯一可以依靠、既不支持共产党也不支持旧军阀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的政治势力。蒋介石在云南与当地军阀的权力斗争见第三章中“‘一二·一’运动”一节,东北的政治局势将在第五章和第六章有专门的描述。
0中国的内战第二章内战的开始:接管日占区08月23日,国民党与日本人公开“合作”。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向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发布命令,命令规定,日本军队必须有效地防守住他们原先占领的地区,保持交通线的通畅,等待国民党军队前来接收。日本人还要负责收回那些最近被“非正规部队”——即共产党——夺取的地区。根据这一命令,日本军队和伪军采取了一系列针对共产党的军事行动。
尽管蒋介石于1945年8月11日下达了命令,要求共产党军队在收到进一步指令之前,必须停留在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上。但共产党坚称,他们有权接受敌军的投降。根据8月10日和11日延安发出的指令,为了迫使日本人投降,共产党军队对日本人控制的关键据点和重要交通线发起了大规模的总攻。当何应钦将军在8月23日向冈村宁次下达命令时,共产党正在从日本人手中接管张家口市。从8月下旬到9月底,共产党军队和日军以及伪军之间的战斗据报道超过了100次。日军和伪军成功地从共产党手中收回了安徽、河南、河北、江苏、山西、山东以及绥远的20余个城镇。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9月17日和20日、10月5日、6日和22日。按照何应钦的说法,到11月底,仍有10万日军驻守在山西、察哈尔、河北这3个省。重庆《时事新报》,1945年11月30日。1947年1月,仍然有8万名日军留在中国东北,与共产党军队作战(梅尔比:《天命》,第183页)。在阎锡山的要求下,直到1949年,还有一部分日军留在山西与共产党军队作战。1949年4月,太原被共产党攻克时,指挥山西的国民党军队的原日军军官今村保作没有投降,而是选择了自杀。见唐纳德·G.基林(Donald GGillin):《山西军阀阎锡山(1911—1949年)》,第286—288页;约翰·亨特·博伊尔(John Hunter Boyle):《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第329—331页。
如果政府对尽快在光复地区重塑自身威信的政治重要性有更清醒的认识,采取这种利用敌人的军队的方式引起的争议或许会少一些。相反的,国民党政府毫无必要地把权力交给声名狼藉的“汉奸政权”,从而损害了自身的声望和地位。其结果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国民党政府的授权下,日伪仍是他们所在地区的实际管理者。《大公报》认为国民党最高当局要为此负责,并有些尖刻地将这种代管称为“先签署投降协定,再接管政府”。重庆《大公报》,1945年9月9日。
共产党的媒体充分利用这一情况,它们特别提出质疑,在光复地区,为什么仍然由伪政府官员,而不是国民党政府官员发布公告?为什么在伪政府中身居高位的叛国者被国民党授予同样的官职?《新华日报》质问道,为什么像伪上海市长周佛海这样的汉奸以及南京的伪军总司令可以发布本来应该由重庆发布的命令?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8月25日和10月3日。
第一批抵达南京——汪精卫傀儡政权的首都——的报社记者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除了能在街上看到少数几个中国士兵以及偶尔有美国运输机到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南京已经解放了……冈村宁次仍然在外交部大楼里办公。日本宪兵还驻留在前司法院的楼房里。到处都有日本哨兵站岗,他们受命维持和平和保护日侨……”重庆《大公报》,8月30日的报道,1945年9月9日。另一个记者在一个星期后报道了类似的情况。他还写道,直到9月4日,南京的报纸仍要接受日本特工的检查。城市的所有地方都能看到傀儡政权贴出的海报和标语,其中最常见的是“和平救国”的口号。重庆《世界日报》,1945年9月9日。据报道,其他城市也有类似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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