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就这么有趣.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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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很多人以为经济学不可思议、难以理解,可它的基本原理简单又实际。根据具体事例理解这些原理,谁都能毫不费力地掌握它。
本书由梁小民经济散文中最有趣、幽默、深刻、通俗的部分精选而成,结合文学、历史、新闻、生活等多个方面探讨经济学问题,如抚养子女的成本、信子裙和大岛茂风衣在市场上的不同反响、厨师为何不做家务、贪官能不能幸福等。生动有趣的经济学故事,打破了经济学教科书式的学习方法,帮助读者打破壁垒,与经济学轻松对话。
对于大众读者和经济学界来说,这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高品质经济学通俗读物。

编辑推荐
梁小民的经济散文一直深得大众的喜爱,这与他简朴的叙事风格和深入简出的内容阐释分不开。他的经济学散文已经成为喜欢作者文字和思想的读者期盼。
作者通过经济学家的作家身份,将高深的经济学转化为人人都能读懂的大众经济学读物,真正意义上担负起了读书人的文化责任,让经济学能够服务于大众生活,使更多的人拥有经济思维,理性面对生活中的经济“陷阱”。

作者简介
梁小民,中国著名大众经济学家,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现主要从事当代西方经济学教学与研究,致力于经济学的普及与推广。任北京工商大学教授、国务院特邀监查员、国家价格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家评委、北京市社科基金评委。著有《经济学是什么》《小民谈市场》《黑板上的经济学》《读懂世界的第一本经济学书》《每天一堂生活经济课》等。

目录
第一章 在历史与经济之间
做西门庆还是卢俊义/2
晋商与国退民进/4
走近票号取真经/6
向晋商学习什么/17
贾府的经济转型/21
谈武林话经济/30
经济繁荣的背后/39
没有监管的开放/43
在强国与富民之间/46
英国商人的失算/49
官商并用的好处/52
伪改革的悲剧/55
动机与效果/59
第二章 经济学与怪现状
买官卖官的思考/64
学术造假与制度决定论/67
贪官并不幸福/70
网开一面不是帮助/73
该出手时要出手/76
反恐是一个经济问题/78
别拿调查数字逗我们/81
买卖排污权的合理性/83
票贩子屡禁不止的原因/86
税收不能用于禁毒/89
非理性赌博/92
不能数字化生存/95
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98
利己就是利他/101
追求均衡还是最大化/104
第三章 买卖里的经济学
一只羊与两把斧子/108
三季稻不如两季稻/111
最后一名乘客的票价/113
厨师不做家务/116
人死画值钱/119
汽车市场难启动/122
二手汽车市场的交易/125
信子裙和大岛茂风衣/128
我为什么不买某种报/131
红旗车的悲剧/133
西南航空的奇迹/136
破窗经济/139
假日经济的作用/142
当火车驶过农田的时候/145
经济学家话灯塔/148
货币不只来自印钞厂/151
第四章 书页间的经济学
X效率与军队的士气/156
周扒皮与王善人/159
做蛋糕与分蛋糕/162
威尼斯商人与风险管理/165
经济学家的破案小说/168
告诉你真实的韩国/171
囤积居奇新解/173
幸运的弗里德曼/176
拯救亚当.斯密/179
第五章 和经济学家闲话经济
老太太买菜逛个遍/186
中美老太太的购房观比较/188
美国总统赚多少钱/191
美国老板赚多少钱/194
身高与收入/197
穷国的富人爱打高尔夫/200
彩票的另一面/203
涨工资不能靠发善心/206
抚养子女的机会成本/208
莫把教育当消费/211
经济学家话婚姻/214
最优不是完美/217
可怕的理性人/220
快乐至死/223
预期使假梦成真/226
动物的经济学本能/230

文摘
票贩子屡禁不止的原因
看过病的人都知道,在协和、同仁这些名牌医院挂专家门诊号有多难。据我所知,协和正教授级专家门诊号不过14元,价钱倒不贵,但数量有限,你半夜去也不一定能挂上号。要看专家门诊也不难,花100元左右就可以从票贩子手中买到票。尽管公安部门一直加大打击力度,但票贩子仍屡禁不止。其原因实际不是公安部门打击不力,而是这种限制价格的做法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
市场经济中千百万独立决策的个人与企业进行自己的消费与生产决策。这些个别决策是通过市场上价格的调节得以协调一致的。用价格协调经济活动称为市场机制或价格机制。价格是由需求与供给自发决定的。需求是消费者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某种物品量,随价格上升而减少,随价格下降而增加。供给是生产者愿意而且能够供给的某种物品量,随价格上升而增加,随价格下降而减少。当某种物品的需求与供给相等时,就决定了该物品的市场价格,经济学家把这种价格称为均衡价格。
均衡价格形成的过程正是市场机制调节经济的过程。以专家门诊号为例。如果医院开始时确定的价格低于均衡价格,需求量就大于供给量,这时存在价格上升的压力。随着价格上升,需求量(想看专家门诊的人)减少,供给量(想为病人提供专家门诊的医生)增加,价格最终会上升到供求相等的均衡水平。反之,如果医院开始时确定的价格高于均衡价格,需求量小于供给量,价格下降,直至供求相等。当价格达到均衡时,想看专家门诊的人得到了满足,想为病人看专家门诊的专家也得到了满足,这就是实现了经济学家所说的资源配置最优化。
但是,如果受到外力的干预,价格就无法起到这种调节作用。比如,假定专家门诊的均衡价格应该是60元,但物价部门规定最高不能超过14元。这种由政府规定的最高价格就是限制价格,或称价格上限。由于价格低于均衡价格,且不能上升,必然存在超额需求或供给短缺。挂号费为14元时许多人看不上专家门诊正是这种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解决供小于求的方法有三种:配给(由医院决定给谁)、排队(按先来后到的原则)和黑市。票贩子和病人之间的交易正是黑市交易。票贩子或者拉帮结伙装作病人挂号,或者与医院有关人员勾结,把号弄到手。然后以供给不增加情况下黑市的垄断价格(比如100元)卖给病人。只要存在限制价格,票贩子倒票有利可图,无论再“严打”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钻价格政策的空子是票贩子的理性行为。
票贩子的存在既损害了消费者(病人)的利益,又损害了生产者(专家)的利益。病人不得不付出高价,这种高价又不由专家所得。在我们的例子中,限制价格为14元,这也是医院能得到的价格,病人却付出了100元,其间差额86元就归票贩子及其同伙(例如,提供号的人)所得。有关部门制定限制价格的意图也许是在于维护消费者利益,但实际却损害了消费者利益。这种事与愿违的结果就在于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人为地破坏了价格自发地调节供求的作用。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消除票贩子的办法不是“加大打击力度”云云,而只是取消对专家挂号费的限制价格政策。一旦价格放开,挂号费上升,想看专家门诊的人减少(当价格低时,什么小病都想让专家看),而愿意从事专家门诊的专家增加(收入增加愿意每周多门诊几次)。最终会使双方满意。这样简单的做法为什么不试试呢?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对一切物品都实行限制价格,结果是“要嘛没嘛”,造成一种特殊的“短缺经济”。实行市场经济改革之后,放开了大部分价格,所以,生产增加,市场丰富,“要嘛有嘛”。但在一些人内心深处仍担心市场调节的自发性。据说,制定专家门诊费上限的动机是为了保证穷人也能找专家看病,但排队挂不上号,黑市挂号费又被炒到l00元时,14元的挂号费对穷人有什么意义呢?还不如在均衡价格(一定低于黑市价格,如60元)时,穷人还可以在必要时看看专家门诊呢!
税收不能用于禁毒
现在全世界毒品泛滥已成为21世纪人类最大的威胁。许多国家花费巨大的人力与物力,但收效并不明显。因此,有的经济学家提出,用税收手段,借助于价格机制禁毒。这就是,让毒品交易合法化,但征收极高的税收。这样,由于税收极高,毒品价格大幅度上升,吸毒者会减少。同时,政府收入增加,又可以帮助吸毒者戒毒。这种做法看来简单,但行得通吗?
首先这种做法在伦理道德上是难以让人接受的。吸毒对人类危害极大,贩毒是一种犯罪行为。任何一个有良知的政府都不会用税收让一项犯罪活动合法化。这正如任何政府都不允许交钱就可以杀人放火一样。即使这样能增加政府收入,政府也不会用这种方法来收取不义之财。所以,至今还没有哪一个政府考虑接受这种“简单易行”的禁毒方法。
即使抛开这种伦理与政治上的考虑,仅仅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做法也未必有效。征收高税是提高毒品的价格。我们就从价格对毒品的需求与供给的影响来分析这一问题。
先来看需求。我们知道,吸毒者都有强烈的毒品依赖性,即一旦吸上毒就无法摆脱,而且依赖性会越来越大。此外,没有其他合适的替代品来代替毒品满足吸毒者的欲望,即毒品没有相近的替代品。这就是说,毒品这种东西极其缺乏需求弹性,甚至可以说,毒品的需求弹性几乎等于零。在这种情况下,高税收尽管引起毒品价格大幅度上升,但吸毒者对毒品的需求量不会有多大减少,甚至不会减少。对毒品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毒品的价格,而取决于吸毒者的嗜好,即对毒品的依赖性。
对毒品征收的高税收主要由吸毒者承担。我们知道,需求缺乏弹性的商品,价格上升,卖者的总收益增加。卖者总收益增加也就是买者总支出增加。吸毒者以社会下层低收入者为主。这些人无法戒毒,又无法增加自己的收入。当高税收引起的高价格使他们吸毒的支出大幅度增加时,他们唯一获得收入的来源就是犯罪,铤而走险,进行偷盗、抢劫等暴力犯罪活动。所以,有识之士指出,对毒品征收高税收引起的高价格会加剧社会犯罪,使暴力犯罪迅速增加。
再来看供给。价格上升会刺激供给增加。毒品价格上升对减少需求几乎没有作用,但对增加供给却是有效的。而且,对毒品征收的高税收,尽管是向贩毒者征收的,但贩毒者可以通过高价转嫁给吸毒者,所以,贩毒者的总收益和利润所受影响很小。如果把高税收作为生产成本的一部分,面对高税收,贩毒者可以采用各种抗税或逃税手段,如继续走私,贿赂税收征管人员,甚至暴力抗税。即使政府让毒品交易纳税而合法化,贩毒者也会使贩毒成为地下经济,以逃避税收。这是因为,把抗税的支出作为成本,税收的减少作为收益,在高税收时,抗税的成本远远小于收益,抗税就成为一种理性行为。所以,即使政府宣布毒品交易为合法,并征收高额税,也只是提高了毒品价格(起码要加上抗税的成本),而不能减少毒品的供给。当然,在毒品交易为地下经济时,政府税收也不会有很大增加。
总之,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对毒品征收高税额,既不能减少需求,又不能减少供给,既不能增加财政收入,又不能有效禁毒。因此,目前也没有哪个政府用这种方法来禁毒。禁毒的正确方法不是利用价格机制,而是把毒品交易作为一种犯罪行为来严厉打击。同时,广泛宣传毒品的危害性,让人们远离毒品。
高税收不能用于禁毒说明价格不是万能的。我们强调,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重要的,价格是能调节的,就尽量利用价格机制。但价格调节的作用并不是万能的。无限扩大价格机制的作用与否定价格机制的作用都是片面的。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当价格机制调节有效时,我们应该首先利用价格机制,但在价格机制调节无效时,我们还要求助于法律与行政手段,或社会道德调节和社会教育。千万不要学了经济学就把价格调节用于任何一个问题。
非理性赌博
世界杯期间,看球热闹,赌球也热闹。一些人赌球的兴趣要大于看球。众多赌徒当然是以输告终,最终的赢家还是境内外地下赌场的庄家。不过没有世界杯,嗜赌者也会用其他方法赌。那些到澳门、韩国,甚至远渡重洋到拉斯维加斯豪赌的人不是源源不断吗?
你去问那些赌徒,大概没几个敢以赌为荣者。即使那些不以赌为罪的人,也顶多以“小赌怡情,大赌才伤身”来为自己辩解。记得颇值一看的电视剧《武林外传》中,赌界前辈轩辕老太太对嗜赌而赌输的白展堂说:“小赌与大赌本质上都是赌,没什么差别。赌赢了还想赌,赌输了总想翻本,只要开始赌,小赌必成为大赌,直至最后家破人亡。”此语颇有哲理。
谁都知道,赌博中最后的赢家是庄家和那些会玩手段的“老千”。不少赌徒在血本无归之后也发过各种毒誓。但为什么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赌博这种罪恶从未消失,甚至在某一个时期还愈演愈烈呢?这恐怕要从人性的弱点中去找原因。
经济学总把理性人作为分析问题的出发点。但嗜赌的人绝不是理性人。按标准经济学理论的分析,理性人是风险厌恶者。得到一笔钱和丢掉同样一笔钱给人带来的效用是不同的。这是因为货币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钱越多,每增加1元带来的满足程度(效用)越小。比如,收入从1000元增加到1001元,这l元钱带来的边际效用就要小于从999元增加到1000元的这1元钱。如果这种收入是由赌博带来的,赢1元钱(从1000元增加到1001元)就比输1元钱(从1000元减少到999元)的效用要小。由此得出,冒风险而赚的1元钱的效用小于损失的1元钱。用在赌博上就是赢钱带来的效用小于输钱带来的效用损失。理性人是风险厌恶者就不应该从事赌博这类纯风险活动的事。
这种理论分析尽管听起来头头是道,但与赌博现象的广泛存在并不一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理论显然必须修改。
其实经济学家所说的理性人还不仅仅是会对自己行为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分析,做出正确的决策,更重要的是人行为的目的是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收益。这种经济人意义上利己的本性不仅属于人类,还属于所有生物。或者说这是所有生物求生存、求发展的本能。人与其他生物的差别在于,其他生物是无意识、无目的地来实现这种本能的,而人可以有意识、有目的地分析并决定自己的行为。人这种理性分析的能力根源于有思维能力,这种能力是在社会中通过模仿、学习和经验而获得的。经济学正是要提供一种分析方法与工具,以提高人进行理性分析与决策的能力。看来谋求最大化的冲动是本能的,寻找实现最大化的合理途径则是后天获得的。
人追求最大化的冲动是共同的,但找到实现最大化最优方式的能力并不同。人做出一些与理性分析不一致的行为或者是出于无知,或者是知而做不到。赌博行为屡禁不止,与关于理性人应该是风险厌恶者的结论不一致正源于此。对于一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来说,进入赌场往往是对赌博的危害了解不多。对于更多知道赌博的危害而又沉溺于其中的人来说,人性中的一些弱点使他不能理性地行事。
亚当.斯密早就注意到人性的弱点。他在《国富论》中指出:“大多数人对于自己的才能总是过于自负。这是历代哲学家和道德家所说的一种由来已久的人类通病。但世人对于自己幸运的不合理猜测,却不大为识者所注意。要是可以这样说的话,对自己幸运妄加猜测,比对自己才能过于自负,恐怕还更普遍些……每一个人,对得到的机会,都或多或少地作了过高的评价,而大多数人,对损失的机会,作了过低的评价。”用这段话来解释人进行赌博这类非理性活动,恐怕是再恰当不过了。进入赌场的人,也知道输家是99%以上,但总觉得自己就属于那不到1%的幸运儿。
现代经济学家把对人性弱点的认识上升到理论高度,这就是行为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把心理学分析引入经济学,说明了人不能理性地行事的原因。这就在于,人总是过分自信,对小概率事件的相信度高于大概率事件,以及拒绝改变自己的想法。赌博证明了这种分析。行为经济学家证明了男人对自己的自信要胜于女人,所以赌徒是以男人居多的。赌徒都相信个别人赌场暴富的事,不太重视大多数倾家荡产者。许多赌徒都是屡赌屡输而不改其志。
赌博仅仅是人类众多非理性行为中的一种。以理性为基础的正统经济学分析难以解释这些非理性行为。人行为的目标要实现最大化,但由于人理性的有限性,实际上很难实现最大化。从最大化理念引出的各种目标,如最理想的社会、最理想的工作与生活,等等,说起来动听,其实都无法实现。理想的东西就是无法实现的东西。经济学要面对复杂的人性和现实,就必须研究人类的非理性行为。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非理性的人组成的社会中,由此出发,你才能理解包括赌博在内的许多现象,并适应这个并不理想的社会。
不能数字化生存
一位认识不久的朋友,知道我是山西人后,连说:“山西人学经济好啊!会计算。”不知是恭维还是挖苦,在他看来,经济学就是两个字——计算。
仔细一想,他的话也并非没道理,因为现在一切似乎都数字化了。过去美人称为“羞花闭月”、“沉鱼落雁”、“环肥燕瘦”,多有诗意,给人留下了多少想象空间。现在美人数字化了,身高多少,三围多少,等等。一个用数字表示的美女,有什么情趣?
现代人习惯对什么都用数字评价。过去讲“生命无价”,如今有人用数字表示生命值多少钱了。一位朋友外出乘机总买几份保险(到最大限量),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年薪100万,用你们经济学的贴现法,年利率5%时,我值2000万,年利率10%,我也值1000万。不多买保险行吗?我说,要有人用2000万买你这条命,你干吗?他笑了笑说,这是模拟价,不是交易价。
人们也习惯于对一切都实行数字化管理了。儿女做家务有价格(据说是学洛克菲勒),家庭理财成为热门,对文物的最标准评价是值多少钱,甚至受了伤失去了性能力也可以折合为多少钱。我们真是数字化生存了。有人说,这都是经济学惹的祸。
经济学是让我们如此理财,数字化生存吗?经济学的确运用了大量数学,但那与数字化并无关系。经济学运用数学工具是为了表述、证明与发展经济理论,与用数字表示美女、生命毫无关系。而且,数学仅仅是经济学的工具,正如语言是思想的工具一样。经济学的核心是思想,不是数学游戏。
经济学不是老讲什么成本-收益分析、价值、价格、变量之类用数字表述的东西吗?的确,这些内容充满了经济学教科书。但它更重要的意义不是教你如何计算成本和收益(要由会计去算),而是告诉你一种思维方法,给你一种思维的工具。比如,告诉你什么时候的什么决策是理性的,应该如何去做,绝不是要你事事计算,锱铢必较。
如果你把经济学理解为用数字斤斤计较的工具,那就错了。经济学告诉我们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节约成本,等等,是要你最有效地利用资源,提高效率的。如果你把这种思维方法理解为斤斤计较,像周扒皮那样以克扣工人的工资来降低成本,那就背道而驰了。经济学讲有投入才有回报,至于有多少投入、多少回报,不是用现成的公式算出来的,对员工往往不是多少钱的事。投入的不光是钱,还有你对他们的尊重和感情。古人常讲“士为知己者死”,如果只讲数字,这句话就要改为“士为100万死”或其他数字了。也许在笑贫不笑娼的风气下,是可以“女为100万容”的,但那是“假容”,想想也觉得没意思。
从本质上说,经济学不是以成本-收益核算为中心的学科,而是一种人生哲学,一门让你懂得如何幸福生活的学问。经济学是要转变人的观念的,而不是教人如何计算的。人生固然应该计算,不要浪费自己的资源,尤其是最宝贵的生命,要在为社会奉献的同时,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但这不同于旧式商人的精打细算。你想,整天算来算去,今天给工人多发了一块钱,明天卖东西又少收了一块钱,算得失眠、头痛、忧郁症齐发,就是获得了满屋子钱,能有什么幸福呢?现代人不是老式葛朗台、阿巴贡,那不叫精明,那叫“有病”。
社会转型时期,人们被压抑已久的金钱欲爆发出来了,物欲横流,于是处处精于计算的数字化生存方式横行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个别曾在党旗下庄严宣过誓的官员到乡间农夫,从高等学府的知识分子到刚出茅庐的青年学子,都以精打细算为能事。那些高尚的东西被冷落了,这是社会不和谐的原因之一。经济学更深层次的内容是对和谐的追求——经济学家称之为“均衡”。人的本性是利己的,但仅仅是数字化的计算,连利己也实现不了。你总想算计别人,难道别人都那么傻?经济学的假设之一是你千万别认为别人比你智商低。经济学告诉你的是要双赢,而不是处处往自己这里算。我们不要求任何人无私奉献,只要想想没有别人的幸福,你也不会幸福就够了。作为企业家,要让工人也幸福,作为富人,也要关心穷人的疾苦。社会各方的和谐与双赢才是经济学所追求的。
经济学经常被人们所误解。或者认为它鼓吹“人不利己,天诛地灭”的腐朽思想,或者认为它是反动的意识形态,或者认为它是学会数字化生存、斤斤计较的工具。其实这些都不是,经济学和其他学科一样,都是为了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它着重于经济问题,因为这是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但它绝不仅仅告诉你经济上的成功如何计算,还要告诉你许多超越数字化计算的东西。没有这些更深刻的体现和谐的思想,那些具体计算方法就有百害而无一利。
经济学不以数字化计算为本质,人也不能数字化生存。
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邓小平同志把知识分子划归工人阶级之列,既是最伟大的工人阶级,又有知识,其美誉度空前的高。今朝,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知识分子并没有被开除出工人阶级队伍,知识也很现代化,但美誉度却一路下滑。
究其原因是知识分子的道德水准下降,学术造假,连位居院士者亦不能免俗;国学大师做起了贩卖人口的勾当;学而优则仕之后成了腐败分子;招摇撞骗更不乏其人;如此等等剥去了知识分子头上那圈道德楷模的光环。但我觉得这些还在其次。知识分子也是人,无论知识如何后现代化,人那些弱点他们无一不具备。当然,知识分子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应该为社会道德之楷模,但他们道德低下也无关宏旨。真正作为道德楷模的是各级领导,只要他们通过“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个个像孔繁森、牛玉儒那样优秀,人民的道德水准就会提高。
知识分子更为人们诟病的是对社会的不负责。经济学家是知识分子群体中受抨击最多的。他们为富人张目,不关心弱势群体,似乎已成为共识。在顾雏军出事后,那些“挺顾”的经济学家几乎遭到一致的责问,更有网上文章披露,有些“挺顾”的经济学家拿了十几万的酬劳(不知道确切否)。在公众看来,民企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侵吞国有资产,社会收入差距扩大等一切经济问题,都是这帮经济学家惹的祸。现在最能得民心的话就是:经济学家的良心哪里去了?
应该说,的确有经济学家拿了某些利益集团的钱为之效犬马之劳的,也有经济学家发表不负责任言论的,但把经济改革中的种种问题都归罪于经济学家是不公平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决策的影响是极为有限的。说他们推动了改革是夸大其词,说他们是国有资产流失或贫富对立加剧的祸首也言过其实。即使所有经济学家都良心大大的好,转型时期的种种问题也难以避免。即使所有经济学家的良心都被狗吃了,社会也坏不到哪里去。经邦治国是经济学家的一厢情愿。除非身兼经济学家与官员双重身份,而且以官员身份为主,否则作为一介书生的经济学家在决策中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经济学家再没良知,对社会的危害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大。
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并不大为媒体所关注,但当他们没有良知时,实实能给社会带来直接的灾害,让我有这种想法的是广东大光矿难前的专家论证。矿难发生后,专家都说该矿不具备采煤条件,但此前他们曾请七位业内权威专家进行论证。当地请专家是要他们为在不安全的地方采煤提供科学依据,专家们知道此地采煤不安全,因此处于两难之中,专家们玩起“太极拳”,其论证含混不清,从教科书中引用一些原则,说什么“安全就可采,不安全则不可采”之类绝对正确又绝对无用的废话,但最终得出了“所开采的煤层大部都已在水淹区影响的范围以外,其正常条件下的开采是安全的”的结论。这样,保护工人三道防线中关键的一道——专家论证——就给123名工人开出了通向死亡的通行证。面对这样的专家,我们真应该问一句:你们的良知何在?我们不能轻易说,这些专家是制造矿难的同谋,但你们扪心自问一下,在这场矿难中你们起了什么作用?
类似这样的专家并不少,医生论证某牙膏有多大功能,某酒可以护肝,某保健品延年益寿,等等。哪一个夸大其词的广告没有专家的声音?哪一种伪劣产品没有专家当“托儿”?消费者是相信专家的。有多少人上了专家的当?这些专家良知又何在?
我们经常讲知识分子要有独立的人格。我想,这不仅仅是道德上的严以律己,独善其身,也不仅仅是学术思想上的独立,而是要有良知,对社会、对人民负责。独立的人格就是要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判断是非,不因个人的私利而损害社会利益。陈寅恪、王国维这样坚持自己独立学术思想的学者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但更值得敬佩的是出于社会利益而坚持己见的马寅初、粱漱溟、黄万里这样的人。他们放弃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享受,宁可自己蒙冤受难也不改其志,才是真正独立的人格。在真理问题上,他们没有私利。
独立的人格并不是反政府,反体制,像那些20世纪60年代西方的“反叛一代”那样。政府说得对,做得对,就应该坚决支持。像吴敬琏、江平这样一批学术泰斗支持市场化改革就是我们后生学子的榜样。但当政府有失误时一定要指出、批评,具有独立人格的学者要作自己的判断,“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市场经济大潮冲昏了一代学人的头脑。他们只看见官位与利益,却找不到北。这正是知识分子美誉度江河日下的根本原因。论证大光煤矿可采的专家就这样丧失了独立的人格。他们独立人格的丧失使123条鲜活生命离去。这个悲剧值得所有知识分子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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