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的乌托邦.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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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全书选取了中国古代二十位名士,庄子、东方朔、严子陵、蔡邕、孔融、曹植、阮籍、嵇康、刘伶、阮咸、陶渊明、王绩、陆羽、林和靖等。以白描的手法对他们的人生进行勾勒,寓哲学、诗歌、绘画等各种艺术于他们的生命之中,再现他们的风骨与本真。每个篇章不仅是对人物重现,而且对他们的生活艺术、存在情态,志趣,情操,抉择均有探究,对传统文化下文人的自处与出世予以深刻的思考。
作者从人性的视角,考察其影响是否有利于人的尊严与自由的维护,从而颠覆了传统的评价,并以此使人们重新认识他们的价值。

编辑推荐
自由、尊严、生活态度,他们,留给我们这个精神空虚时代的思考。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乌托邦,这是构建自我世界的终极梦想。总有一种方式能够避开同流合污,总有一种选择能够从属于本心,他们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态度,他们就是——名士。

作者简介
司马白羽,本名尚论聪,曾用笔名歌斐木、孔雀蓝、若风、林骢等。80后,现居北京,曾出版旅行散文集《一路向西》,诗歌评论《最美的楚辞》,历史随笔《史记品读》。是多家报刊的特约作者。在《北京晨报》《齐鲁晚报》《南岛读书报》《文艺报》《半岛都市报》《教育时报》等十余家报刊发表诗歌、小说、散文、随笔三十余万字。

目录
庄子:我是梦中的蝴蝶
——物我两忘蝶入梦,寂寥人生大智慧
东方朔:阿凡提式的人物
——一身傲骨万古秋,诙谐方见真风流
严子陵:飞龙般的狂隐
——云山苍苍千古风,江水泱泱一钓钩
蔡邕:一张古琴透射出的性情
——素心才识焦尾琴,一闻音律知杀声
孔融:酒徒的幽默和生死
——座上客多风流士,樽中酒为琼浆液
曹植:失意人生和精神恋爱
——才高八斗放浪形,一赋成就洛神名
魏晋名士中可爱第一
——大醉月余不复醒,一池杜康且离魂
嵇康:我琴声里的隔世知音
——孤松之姿附白云,广陵一曲成绝响
刘伶:酒徒和他的朋友们
——常驾鹿车载美酒,竹林共销万古愁
阮咸:爱喝酒的家族和一群精神病的推测
——万物齐一与豕饮,狂醉之中显精神
陶渊明:一个人的乌托邦
——采菊东隅隐逸宗,悠然南岭逍遥仙
王绩:像阮籍一样醉且清醒着
——宦海寂寞无挂碍,良酒三升使人留
陆羽:旷野里独行的采茶人
——栖霞古寺求禅意,独行野中茶一炉
林逋:爱梅花如爱女人
——湖上青山俗情浅,梅妻鹤子孤月轮
石曼卿:一代酒豪的人生快事
——高歌长吟插花饮,醉倒不去君家眠
苏舜钦:沧浪亭里的失意男子
——汉书下酒思古意,沧浪清浊自留去
倪云林:绝尘于人间烟火
——孤绝百年不染尘,图画千秋一逸品
王冕:甘做农夫的旷世奇才
——种豆三亩粟六亩,开塘养鱼且种薯
傅青主:一个真实的侠者
——剑胆琴心江湖路,铁骨柔肠二百年
张煌言:茫茫苍水诗人心
——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夏完淳:铁骨柔肠英雄梦
——襟袖朱颜人似玉,也应同向金樽老
顾贞观:相约来世的友情
——人间生死可寄君,河梁心迹惊世情
谭嗣同:剑胆琴心法华相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袁克文:痴狂的末世贵公子
——故国斜阳旧王孙,至今犹说袁寒云。

序言
序:真名士自风流
名士,意味着一种自由。中国古代的名士们,或放歌山林,或脱略形骸,或寄情于艺术,以独特的方式来获得精神上得自由。他们是尘俗世界的传说,也是君主时代避免与统治者合流的自由知识分子。

中国古代自秦皇汉武以来,等级制度愈发森严,个人在追求自身的价值与人性的自由方面越来越短缺。先秦时期策士纷起,侠客纵横的风气遭到了惨重打击,自由的知识分子和拥有勇力的人要么被君主所笼络,要么隐居山林老死荒野。其中,对自由知识分子的第一波打击来自秦朝统一后,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对秦始皇影响极大,韩非子在《五蠹》中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成为禁锢天下人行动自由与思想自由的理论依据。按照韩非子之说,知识分子摇着笔杆子扰乱法制,侠客们用武术触犯律例,所以要禁止“儒”和“武”。若按这个逻辑推理,则天下男子皆须被阉割,因为他们都拥有犯强奸罪的“工具”,天下车辆尽须被摧毁,因为车轮有碾死人的可能。韩非子的理论纯属替独夫民贼张目,以消灭人的独立精神为目的,以消灭英雄的种子为目的,以制造昏聩无能之辈为目的,以制造爪牙奴才为目的。由于这一思想,秦始皇发动了大规模的“焚书坑儒”运动,这场运动被打击的不仅仅是儒生,也不仅仅焚烧掉的是书籍,而是所有可能“乱法”和“犯禁”的人和思想。不过,秦朝二世而亡,战国时期追求个人价值与精神自由的思想并未被彻底扑灭。

对个人价值与人性自由的第二波打击来自汉武帝,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看似是给“儒”很高的地位,实则是外儒内法,用一种思想统一所有的思想。自此之后所有知识分子的尊荣都出自帝王所赐,没有了帝王的认可,知识分子便无处寻找自身的价值,先秦时代以来知识分子起于草泽,受到帝王高度尊重的风气完全绝灭。想春秋战国之世,齐桓公三次拜见臣稷而不得见;邹衍到燕国,燕昭王抱着扫帚亲自为他清扫甬道;苏秦到齐国,则挂六国相印;张仪到秦国,则为国君师……先秦时代自由知识分子和侠客义士拥有极为饱满的精神追求,他们不需要某一个集团的封赏,而拥有自我认可的心理素养,他们通过个人的才智来实现人生理想。他们拥有独立的价值判断,以所效命的对象“贤”与“不贤”作为标准,一旦被认为不贤,便会立刻离开,而不会受到道德上的谴责。一旦此处环境恶浊,无法实现理想,他们便会离开此处到达彼处。汉武帝“独尊儒术”,首先用“君君,臣臣”的思想束缚住了人们的精神,然后又大规模的迁徙关中豪杰和富户到茂陵,从肉体上消灭掉了一部分在当世有影响力的拥有自由思想的人。这一波打击可以说超过了“焚书坑儒”,且其手段之“高明”备受后世君主所推崇和承袭。从而使得知识分子除了“出仕”与“归隐”别无他途。汉武帝之后的王朝,知识分子不进入封建体制,在精神上就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具有勇力的人不充当帝王的打手同样无路可走。但是人性的追求不会就此泯灭,它就像被乌云遮住的太阳,只要有一丝裂缝,就会洒下明媚的光辉。

总有一种方式能够避开同流合污,总有一种选择能够从属于本心,他们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态度,他们就是——名士。

中国的第一个名士应该是庄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名士们的鼻祖。道家文化到他手中之后演绎出一股浪漫色彩和飘缈风度,这也是后世很多名士尊崇他的原因。虽然两汉时期儒风大盛,但从道家延续下来的旷达气度和逍遥境界并未消湮。到了汉末魏晋时期,由于汉王朝的覆灭,占主流的儒家文化开始出现松动。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一大批知识分子走向了文化前沿,他们放浪形骸,厌恶繁琐的礼制,蔑视官员们的装腔作势,拒绝与统治者合作,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甚至在整个晋代成为知识分子们的效仿对象。以至于东晋时期的王谢两大家族很多贵族子弟都以名士自诩。且不说他们在政治上的作为,单凭他们在文化史上的闪亮瞬间也足以自傲。名士们的铮铮傲骨,飘逸风姿,狂放气度,像一组伟岸的雕像一样树立在中国文化史上。后世为他们冠以一个特殊的称谓——魏晋风度。魏晋风度成为对知识分子的极高赞誉,也成为后世名士们的底色。

有一个故事说,东晋太尉郗鉴为自己选女婿,他听说王氏家族的子弟都很不凡,是可塑性很强的好青年。因此派了一个人到王氏府上去调查,委派的人回来报告说,王氏子弟都很矜持,个个气宇轩昂,我去的时候他们一个个或站或坐,颇有风度。只有东床上的青年,看到我后不避不让,躺在床上袒胸露怀,还慢慢的吃荔枝。郗鉴一听。当即叫好,说躺在东床上吃荔枝的那个年轻人就是我的女婿了。“东床快婿”典故由此而来。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郗鉴不愧是察人高手,这个年轻人就是大书法家王羲之。魏晋人之风度由此可见一斑。

名士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狂狷,热爱自然。不论是嵇康,阮籍,还是后世的孟浩然,李白,傅青主,都是狂狷之士。狂狷的性格,山水的气韵,再加上庄子的思想,酿造出一股特殊的力量在血液里蔓延。使狂者逾狂,狷者逾狷。他们不虚伪,不做作,也不温良谦恭,这是和儒家要求相违背的,也是和统治阶层的需求相违背的,不免被视为“异端”和“狂生”。但正是这“异”和“狂”不断为中国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催生出新思想。从嵇康提出“非汤武而薄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再到明代大思想家李贽提出“童心说”。异端们一个接一个涌现,不但掀开了“愚”人的盖子,而且展现了什么是完整的人格。但是,统治阶层毕竟不允许名士们走的太远,因为这会威胁到他们的统治。因此,大多数名士都隐居到了林泉之下,他们或放浪于山水之巅,或纵情于诗酒之间,或以布衣之身而终,或退出官场,以一种特殊的生存状态而存在。

正是因为名士们的生存状态是特殊的,所以才会有精神上的自由。他们掌握知识,但却不在封建统治体制之内。文化的力量在此显示出特殊的魅力,他们把自己的精神世界建立在了文化领域,这就使得他们的精神能够长存,并且形成了一种名士文化。这种文化需要特殊的性格,特殊的人格才能炼成。光靠附庸风雅是无法懂得这种文化的魅力的,当然对他的精髓也无法触摸到。只有那些乘风驭露,心境空明,和天地精神独往来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名士。他们或狂,或怪,或痴,或多情,或孤高,或落拓不羁,或骇世惊俗……留下了无数令人闻之向往的故事。他们的故事是绝尘的,是没有烟火气的,有时候你会觉得他们不应该是人,而是仙。比如嵇康,那样一个人只能是死,因为恶浊的时代容不下他。同样,他们留下的声音,他们的哲学也是绝响,他们去了之后这一切就再也不存在,也不能复制。

魏晋名士固然已经作古,但魏晋之风却流传下来。陶渊明、王绩、陆羽、林和靖……名士们的留下的文化就像是汇入大河的一股最具活力的水源,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这种魅力在时代变革时期尤其明显,无论是明清交替时的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还是民国初期的章炳麟,黄侃和秋瑾,都闪烁着名士风采。这种风采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失,反而会不断闪现,不仅昨天,今天,还有明天,每一代知识分子身上都会闪烁出这种品质,这种从古代知识分子身上流传下来的“名士”色彩。
真名士自风流,信然!
2009年3月22日于北京听风轩

文摘
张煌言:茫茫苍水诗人心
——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凭陵风涛,纵横锋镝,今逾一纪矣,岂复以浮词曲说动其心哉!
——《清史稿•张煌言传》
屈指兴亡,恨南北黄图消歇。便几个孤忠大义,冰清玉烈。赵信城边羌笛雨,李陵台上胡笳月。惨模糊吹出玉关情,声凄切。汉宫露,染园雪。双龙逝,一鸿灭。剩逋臣怒击,唾壶皆缺。豪杰气吞白凤髓,高怀眦饮黄羊血。试排云待把捧日心,诉金阙。张煌言这一阙《满江红》直可比岳武穆之词,悲壮苍凉,荡气回肠,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张煌言有诗集《寄零草》,系其军旅中之作,辞句均甚壮,颇能看出其人肝胆。

张煌言(1620~1664年),字玄著,号苍水,浙江鄞县人。为人好谈兵事,慷慨有大志。崇祯十五年(1642年),大明帝国烽烟四起,急需军事人才,张煌言去考举人,顺带参加了武举,连发三箭均命中靶心,引起极大轰动,被视为文武全才。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自尽。之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降清,并引清军入关。清军击败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后,顺势南下,直逼南京。

1644年6月福王朱由崧抢先称帝,但仅一年就败亡。鲁王朱以海在张煌言、钱肃乐、沈宸荃、冯元飏等人拥戴下准备称帝,但唐王朱聿键已抢先在福州称帝,即隆武帝。朱以海不愿屈从于隆武帝,自称监国,张煌言受命主管军务 。为了争正统,鲁王与唐王先是打口水官司,不久就兵戎相见。隆武二年(1646年),清军趁鲁王与唐王起内讧的时候,渡过钱塘江,鲁王政权遭到毁灭性打击,绍兴、杭州、义乌、金华等城池相继失守,鲁王与部分臣子逃奔石浦(今浙江石浦镇),与定西侯张名振等将领汇合。张煌言立即赶回家乡鄞县,与父母,妻子儿女告别,颇有一去不复返的意味。随后与张名振一起护卫鲁王出海,从海上到舟山。舟山总兵、肃虏侯黄斌卿借口自己是隆武帝的臣子,拒绝接纳鲁王。

当时,隆武帝已被清军俘杀,朱由榔在隆武帝死后监国(1646年10月),并于次年改元永历,是为永历帝。清政权的苏松提督吴胜兆想投奔南明,并联络南明将领,张煌言劝张名振援助吴胜兆,张名振便委托张煌言予以接洽。当年四月初六,张煌言和水师舰队一道从舟山出发,岂知在崇明岛外遇到飓风,加上清军的袭击,损失惨重,户部左侍郎沈廷扬、总兵蔡聪等十余名将领被俘遇害。张煌言座舰遭到清军围攻,他逃离包围圈后,在浙东再次招募义军,日日不离弓箭,练习骑射非常勤勉。当时浙东还有几支抗清义军,但却都以劫掠的方式维持后勤,几乎与匪盗无异,为祸甚烈。张煌言为免于前者之失,严厉约束自己的部属,让士兵们屯田,凡有劫掠者皆以军法处死,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

南明永历五年(1651年)七月,清军将领张天禄、马进宝、闽浙总督陈锦等三路大军围攻舟山,鲁王命张名振、张煌言出兵吴淞,牵制清军的主力。九月,清闽浙总督陈锦攻陷了舟山的要塞螺头门(即蛟门),南明守将阮进战死。清军直逼舟山城下,围攻十余日,明军从城头发射火炮,清军中炮者俱炸为齑粉,战斗异常惨烈。后来明军弹药用尽,城池被攻破,明军寸寸设防,与清军展开巷战,清军每前进一步都要留下数百具尸体。此战,明军付出极大的代价,大将刘世勋,张名扬(张名振之弟)被俘遇害,张名振母亲及全家十余口全部自焚而死。此役,舟山军民战死达18000余人,参与进攻的清军将领曾说这是他遇到的最惨烈战事。

舟山血战时,张煌言,张名振均在海上,他们保护鲁王赴厦门,依附于唐王的支持者郑成功。郑成功将鲁王安置在馆舍,按时供给衣食。张煌言见郑成功并未按照监国的标准对待鲁王,知道他内心始终忠于唐王。曾对郑成功说:“招讨(郑成功)始终为唐,真纯臣也!”郑成功答道:“侍郎(张煌言)始终为鲁,岂与吾异趋哉?”他二人各为其主,但却彼此惺惺相惜,私交甚厚。

南明永历六年(1652年),郑成功围攻清军据守的海澄(今福建龙海市海澄镇),清军浙闽总督陈锦前来增援,被击败。之后,郑成功又进攻诏安、南靖、平和,并围困漳州长达八个月,老对手陈锦再次来援,被阻于漳州灌口。陈锦急于扑灭南明军,屡次进攻无果。却不料祸起萧墙,其家丁库成栋倾向于南明,将他刺死,并把首级献于郑成功,一时间清军大溃。陈锦之死令南明军盲目乐观,在当年十月遭到挫折,郑成功不得不退守海澄。

当年冬天,张煌言秘密回到吴淞、天台,联络各地的反清力量。永历七年(1653年)春天,张名振和张煌言率兵进入长江,郑成功也派部将陈辉率领两万余人进攻崇明岛,配合张部作战。明军攻下镇江,登上金山,张煌言遥望南京方向的孝陵(明太祖朱元璋陵墓),举行祭拜,痛哭流涕。此次进攻,原本和长江上游的另一只反清力量孙可望(原农民起义军张献忠的部将)约定协同作战。当时南京遥遥在望,却不见孙可望有所行动,张煌言等人只得退兵驻扎崇明岛。十二月份,江面冻冰,清军趁机踏冰而来,张煌言率士兵们奋力杀敌,清军损失极大。

永历八年(1654年)正月,郑成功部将陈辉与张煌言会师,一时间总兵力剧增,舰船达到百余艘,大军再次攻入长江,瓜州、仪真均落入明军之手,水军舰船一直深入到燕子矶(南京江边)。但上游的反清力量却始终无动静,明军只得引兵向东。郑成功部将陈六御、程应蕃也来增援,再次攻入镇江,焚烧清军粮船六百余艘。张名振和张煌言还进军至登州、莱州一带。

永历九年(1655年),张名振与张煌言再次攻入长江,直抵燕子矶,但因兵力过于薄弱,无法和防守严密的清军抗衡,只得退而攻舟山。舟山城收复后,张名振缟素入城,寻找母亲的骸骨。其状甚哀,三军为之痛哭。当年年底,张名振猝亡,遗言张煌言统领其军,但郑成功却安排陈六御接掌。次年,清军再次进攻舟山,陈六御阵亡,张煌言被推举为将统率全军,继续与郑成功联合抗清。

永历十二年(1658年),永历帝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张煌言为兵部左侍郎。同年,清军进犯永历帝驻跸的云贵,郑成功和张煌言作为牵制,在浙江积极收复故土,夺取乐清、宁海等地,但因遭遇台风,百余艘舰船沉没,数千名将士丧生,只好撤回厦门。

永历十三年(1659年)五月,郑成功、张煌言再度联合进军长江,攻克瓜州、镇江。六月二十二日到达江宁,登陆屯兵岳庙山。张煌言认为,兵贵神速,驻扎太久恐生变,应分兵夺取句容、丹阳等城。但是郑成功没有采纳这一意见。不久,芜湖清军投降,郑成功命张煌言率军控制上游,防备湖北、湖南清军来援。张煌言分兵进攻溧阳(今属江苏)、广德(今属安徽),同时据守池州,扼住来自长江的清援军。同时,分别拿下和州,、采石、宁国、徽州,不少地方传檄而定,各地人民纷纷起而反抗清朝的统治。江南四府、三州、二十二县全部脱离清军的控制,清廷大为震动,顺治帝甚至准备御驾亲征。

此时,明军若趁势而动,攻下南京,或许历史就会改写。但是,郑成功对形势的发展过于乐观,认为攻下南京只是早晚的事,既不攻城,也不阻击清军的援军。永历十四年(1660年)六月二十三日,清军骑兵突然发动进攻,郑成功前屯营被攻破,明军略有混乱。次日,南京城的清军倾巢而出,郑成功命全军列阵迎敌,大将甘辉牺牲。郑成功见无法取胜,命镇江等地守军撤退,同时从长江出海做战略退却。

张煌言听说郑成功出海后,大为吃惊,但随即就决定进军鄱阳湖,赴内陆号召人民抗清。当年八月,张煌言到达铜陵,与当地清军作战不胜。张煌言烧掉船只,带领数百人取道霍山、英山,到达东溪岭,结果遭遇清军优势兵力,随从或散或死。张煌言突围后,改换服装,使人不辨其真面目,有时走险溪大泽,有时走悬崖绝岭,到祁门后藏匿于百姓家数天。这时张煌言感染上了疟疾,身体软的几乎走不动路,病痛折磨的他汗出如浆,但他坚持疾行。他走过休宁(今属安徽)、东阳(今属浙江)、义乌、天台,绕道潜行达两千余里,终于到达浙东海滨。收集旧部,重新招募敢死之士,准备抗清。同时派人向永历帝报告战败的消息,永历帝加他兵部尚书职衔,予以慰劳。

永历十五年(1661年),清政府为了彻底扫平浙东一带的抗清力量,颁布了“迁海令”,下令沿海居民统统迁往内地,否则格杀勿论。内迁后,沿海的抗清力量得不到支持,尤其是粮饷缺乏来源,义军将士们只得施行屯田,以自给自足。郑成功反思自己十六年来的抗清,屡战屡败,东南沿海的州县数次易手,最终无法立足。他决定出海收复被荷兰人占领的台湾,作为海外抗清的根据地。他留长子郑经镇守厦门,亲率三万大军数百余艘海船,进取台湾。同年12月,郑成功收复宝岛台湾,设置一府二县。就在郑成功进军台湾的同时,清军攻入云南,永历帝逃奔缅甸。张煌言派遣幕僚罗纶赴台湾,敦促郑成功出兵闽南,同时他积极支持沿海人民反对“迁海令”。他希望通过各地义军的兴起,吸引清军主力的注意,使清军无暇顾及永历帝,这样就能使永历政权转危为安。但郑成功初到台湾,无力返顾。张煌言只得派遣使者赴湖北郧阳山中,寻找李自成起义军的旧部,以联合抗清。李自成残部号称“十三家”,主要由郝永忠、刘体纯等部将率领,此时“十三家”虽仍有力量保存,但已不复昔日风采,已无力走出大山进行抗清。故而,张煌言的这一策略未能成功。

永历十六年(1662年),吴三桂率军攻入云南,永历帝朱由榔被俘虏,后被吴三桂带回云南用弓弦勒死。郑成功到台湾后,建立了郑氏政权,仍然奉唐王为正朔,待鲁王如同藩王。张煌言虽然多次提出拥戴鲁王为帝,以使各地抗清力量有一个总的领导者,可惜未得到郑成功的支持。当年五月,民族英雄郑成功在台湾病逝,张煌言大为震惊,为之痛悼数日。张煌言转战宁海时,清朝浙江总督赵廷臣曾劝其投降,被他严词拒绝。

清康熙二年(1663年),鲁王朱以海在金门岛病死,张煌言听闻后悲痛欲绝,眼见抗清大势已去,他不忍再增加杀戮与伤亡,便遣散部属,仅带领罗纶及几个最亲近的人驾一条小舟隐居在海外孤悬的一个小岛——花岙岛上。花岙岛非常荒僻,岛上荒凉不堪,平时连打渔人都不愿去停靠,岛的南边有数条河汊可以通舟,岛的北面是悬崖峭壁,除非是猿猴,否则无法攀援。张煌言在岛上建了几处茅舍,驯养了两只白色的灵猿,日间读史填词,夜间舞剑习拳,宛若《射雕英雄传》上隐居在桃花岛的黄老邪一般。

清朝浙江总督赵廷臣从降将口中获悉张煌言隐居海岛,便派遣兵丁在舟山的普陀、朱家尖等地查访。花岙岛贫瘠而不产粮食,因此每隔一段时间张煌言都派人驾船购粮,清政府的包打听侦知购粮船,并利用该船去花岙岛抓捕张煌言。

七月十六日黄昏,张煌言驯养的灵猿忽然望着波涛汹涌的海面哀鸣,声音非常凄厉。张煌言预感有事要发生,便备剑准备一搏。然而整夜都风平浪静,并无异样发生。这一夜,他思绪难平,快天亮的时候,他忽然平静下来。他大半生奔走,究竟为何?是先圣“以天下为己任”的训导在支配着他,如今一切都已经结束了,若继续驱策南方子弟,徒增杀伤而已。当初他解散部属,就是这种想法。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不再忠诚,他的忠诚固然是忠于君主这个前提,但是在他的历史环境里,这是他的道德,也是当时社会的道德。跨越社会的,跨越时空去讨论忠诚是可笑的。从表面上看,这是对君主的忠诚,实际上是对国家民族的忠诚。

他的忠诚不仅体现在对国家民族的感情上,还体现在对这个国家的文化的热爱上。他不但是一个将军,还是一个诗人,就连在军旅之中他还常常作诗,他的死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这一点从他的诗篇里就能感觉到,他的死有着强烈的文化含义,那就是为文化而殉道。当清军攻破一座座城池,人民在铁蹄下哀鸣的时候,这片土地上的某一部分文化也在逐渐消失。而张煌言的死,其中包含着深刻的为文化,为道统而殉身的意义。

完成自我有多种方式,当生命的存在已经无法拯救他所挚爱的东西,死是唯一的方式,张煌言以这种方式给历史投下了一道深重的影子。这道历史的投影不仅作为一个文化标杆而存在,而且也透射进每一个有骨气的知识分子心中。

七月十七日天色未明,清军闯进了张煌言的茅舍,身怀绝技的仆人杨贯玉,还有爱将罗自牧一起被捕。他们几乎没有做任何反抗。也许,他们等的就是这一天。狱中的张煌言乌巾葛衣,不说话,也不吃东西,只是偶尔喝口水而已。颇有些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意味。此间,清廷曾多次派人来招降,并许以高官厚禄,都遭到他的拒绝。前有文天祥,后有于谦,都是他的楷模,人生至此,唯一死而已。

清康熙三年(1664年)九月初七(10月25日),清政府准备杀害张煌言。张煌言大步走出监狱,好似去赴一场宴会。当狱卒押解着他走到江边的时候,他抬头望去,只见青山夹岸,江水如澄练,忽然开口说道:“真是大好河山。”

《台湾通史》载:(张煌言临绝)索纸笔赋绝命辞三首,付刑者,端坐受刃。贯玉、自牧同斩。略一振臂,绑索俱断,立而受刃,死不仆,刑者唯跪拜而已。时永历十八年中秋之日也。煌言著诗词,贮一布囊,悉被逻卒所焚,唯绝命辞在。

张煌言在狱中曾写有不少诗词,装在随身携带的一个青布袋中,就义后被狱卒全部焚毁,除绝命词传世外,别词竟至不传。可恨这粗夯的狱卒,竟致烈士之华章绝传,令人扼腕。但是,张煌言的精神是不会因他的诗章不传而淹没的,他自己就是一曲绝响,他曾有诗云:

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渐将赤手分三席,拟为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

这是他写的《入武林》诗。西子湖畔埋葬着无数忠魂,既有含冤被杀的民族英雄岳武穆,又有不计个人荣辱利害的于谦。张煌言将岳于二人奉为师,实则是早就抱定了必死之心。明末清初大学者黄宗羲在《有明兵部左侍郎苍水张公墓志铭》中写道:“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何谓慷慨赴死?冲锋陷阵,战死于沙场;国破君亡,自杀以殉国,都是慷慨赴死。对于满怀忠魂的人来说,这并不难。艰难的是像文天祥,像张苍水一样,从容的就义。他们不死,是因为生命是宝贵的;他们赴死,是因为还有比生命更加宝贵的,这就是:正义与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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