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牛津大学:现代绅士的摇篮.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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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牛津大学是三联生活周刊从2009年开始踏访的第六座世界名校。记者亲赴牛津大学实地踏查一个月,采访了牛津现任校长、前任校长即罗德基金会主席、基督教堂学院、默顿学院等牛津最具影响力的学院的院长……68页封面故事全面体现牛津思想和科学精神的养成与牛津式教育之间的关系。
在800多年的牛津大学历史上,它曾是高级教士钻研学问的地方,是国王的避难地,是王公贵族和世袭贵族子弟读书的场所。14世纪,这里是欧洲的天文学和神学中心,自命为“默顿计算者”的哲学家试着用数学量化万物,包括人的情感;17世纪,牛津的学院是俱乐部和绅士官邸的混合体,王政复辟后,上层社会的富家子弟以酗酒、赌博和嫖妓补充了牛津的考试大纲;18世纪,给贵族子弟当仆人来资助个人学业的贫穷学生与那些俱乐部的特权者构成了小型阶级社会;19世纪,美国人被牛津出身的人腰缠万贯、牛气冲天的虚荣和浮华吓坏,牛津被视为大英帝国的动力资源;20世纪,牛津的知识分子在唯美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逡巡,抱着泰迪熊的孤独贵族消失于基督教堂学院方庭的阴影里。然后,“二战”打断了牛津的时间,新世界诞生了。英国的世界秩序随着贵族阶级蒸发在挽歌的旧梦中,牛津在不动声色的古老建筑里,变得平等与多元——来自普通甚至贫穷家庭的牛津学生,在被贵族气息与显赫身世冲击与震慑,惧怕不被这样一个历史性的体系所接纳之后,却发现其内里开放与自由的氛围,你需要以勇气。18、19世纪,牛津比剑桥更转向了人文主义,成为抗拒粗糙的进步主义的精神领地,成为文学与诗性的国度;20世纪60年代,牛津决定以它的姿态与节奏重获科学创造的生命力,在传统的堡垒学院之外,院系与研究生院成为牛津时间向前推进的发展阵地。时间在那些中世纪苍老而斑驳的建筑上消失了,在石墙的内里,现代性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虽然汤姆钟塔的钟声仍然固执地按照1665年那样,一成不变地在9:05敲击神秘的101下。
牛津人的时间观,是现世的短暂与精神的永恒的混合;闲暇与平凡的生活是如此值得珍惜,正如永恒的荣誉是如此值得追求,“就像你们会永远活下去一样学习,就像你们明天就会死去一样生活”。你若天赋卓越,渴望成为一个高贵的人,并书写历史,来牛津吧。

目录
封面故事
品位 特权与贵族精神
牛津大学:现代绅士的摇篮
48 牛津的时间
50 走向开放的牛津大学:古老的精神与高贵的人
86 宗教在牛津留下的痕迹
96 牛津的怪才们
104 基督教堂学院的合唱幻境
112 牛津剑桥生活的酷似和迥异

社会
116 热点:中国人为什么吃不到新药?

经济
114 市场分析:地方发债开闸试水
126 收藏:定制中国瓷器
130 商业:碳纤维与未来汽车
134 商业:“乌托邦”的现在进行时
专访招商地产董事总经理贺建亚
138 商业:从邻里文化到“大同”理想

文化
144 戏剧:《假面·玛丽莲》:一次心理分析的剧场范本
150 电影:爵士伊恩·麦凯伦:至今我对人本身充满了好奇
156 设计: 建筑师住在哪里
164 吃喝玩乐:变形金刚30周年:凝结成长印记的玩具艺术
172 思想:耶鲁大学公开课:死亡

专栏
30 邢海洋:东北的困局
168 袁越:人性的差异是从哪里来的?
170 张斌:还需要一个西欧城市吗?
171 宋晓军:韩、澳与日本的“微妙差别”

8 环球要刊速览
18 读者来信
20 观察
22 天下
32 理财与消费
34 好消息·坏消息

36 声音
38 生活圆桌
42 好东西
174 漫画
176 个人问题

文摘
插图:









《走向开放的牛津大学:古老的精神与高贵的人》
对话就这样直接超越了英式的礼貌。她纠正,如果我试图讨论的是“牛津大学的精神与气质”,这个问题“过于抽象和漫无目的”。她反问道:“你应该提出的是更具体的问题,比如,为什么牛津和剑桥更具有创造力?为什么一个偏居一隅的岛国做出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根本性科学发明创造。”我试探性地问道:“格物致知的方法论?”“不。”她坚定地否定,“因为英国又穷又小,唯有靠智力上的发明创造,才能获得财富。中国地大物博,拥有比英国丰富得多的资源,所以制造是更容易的事,而不是发明创造。你以为近代中国比英国贫穷,所以中国人缺乏创新,但事实是,中国在漫长的历史里都很富裕,比英国富裕多了。”我反驳道:“不可否认的是,地大物博的美国在科学上已经比英国更领先了。”她驳斥:“美国是一个擅长将创新转化为商业成果的国家,它有最好的工程师与企业家,但它不是一个最具有创造力的国家,它的创造力从源头上讲,也来自英国。”我质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英国就已不再是世界的中心,美国成为世界创造力的引擎,世界的中心也转移到了大西洋对岸。”罗森教授加大火力回击:“从蒸汽机,到电、飞机的引擎,还有医学——盘尼西林就是在不远处的楼里发现的,哪一个改变世界和人类文明的发明不是英国人做出的?”我举例说:“通讯。英国人宣称自己发现了电磁原理,然而却是莫尔斯和贝尔成立了电报电话公司。还有互联网。万维网是英国的蒂姆·伯纳斯-李最先发明的,但互联网革命却发生在硅谷。连伯纳斯-李现在也在美国。”罗森教授的语气温和了些,问:“他现在哪儿?”我回答:“他是牛津大学的学生,现在是麻省理工的教授。”罗森说:“基础性的思想和概念仍然是在英国发现的。”她在“思想”和“概念”上做了重音。
正犹豫是否该结束这场争论,进入既定的采访,但这种讨论问题的氛围,不恰好是安德鲁·汉密尔顿(Andrew Hamilton)校长所告诉我们的,牛津引以为荣的辅导课和辩论吗?汉密尔顿说,牛津的独特性在于学院制,学院制的独特性在于辅导课。在直面导师的辅导课上,学生必须学会辩论——辩护、挑战和驳斥。一位牛津毕业生解释,这种辅导课传统倒不是牛津大学进化演变的结果,而是源自英国私校教育制度。“英国的贵族学校,如伊顿公学、温彻斯特和哈罗公学,建校的宗旨就是为了把贵族子弟培养成绅士。学生人数很少,只有2到4人,在老师指导下,受到严格的品格塑造。起初牛津大学招收的学生都是这一类学校送来的,久而久之,牛津的学院制产生后,沿用了贵族学校这种师徒制。”这种辅导课是启发式和互动式的,不说出答案,而是展示推断答案的过程,目的是训练逻辑思维;又因为学生人数很少,可以得到充分的关注,量体裁衣,因材施教。它还要求互动与辩论,与培养了许多英国政治家的牛津大学辩论会有异曲同工之处。1992年,美国总统老乔治·布什同比尔·克林顿进行首场电视辩论时,曾这样讲:“我不是一名辩论家。我不是牛津大学人。”逻辑复杂艰深、语言优雅的辩论,就像“牛津大学人”的绅士标签,与老布什这样耶鲁毕业的“质朴”年轻人区别开来。英国人平时总是礼貌地虚伪,但谈到学问,又毫无令人舒适的一团和气,尖刻尽现。费孝通就曾在他的留英记里回忆,当他的导师马林诺斯基追问他调查时所观察的“事实”时,一点也不饶人,“甚至有时拍着他的手提皮箱大发雷霆”。他写论文时,写完了一章就到他床前去念。“他用白布把双眼蒙起,躺在床上,我在旁边念,有时我想他是睡着了,但是还是不敢停。他有时突然从床上跳了起来,说我哪一段写得不够,哪一段说得不对头,直把我吓得不知所措。他用的字,据说比一般英国人还俏皮和尖刻。他最恼我的是文字写不好,骂我懒汉。”
《宗教在牛津留下的痕迹》
纽曼对大学最基本的观点有两个,第一是博雅教育的理念,即大学应该教授普遍的知识;第二是关于大学中的神学以及大学与宗教的关系。
其实,自从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以来,牛津大学早已开始了世俗化的进程。英国式的绅士,而不是教士,成了主要培养的对象。大学不再强调中世纪的神性、上帝的博学、而是更强调人文主义。不再尊崇经院哲学的经典,而是推行以修辞学为主、以学习古典名著为基础的博雅教育——古典文学提供了品性良好与卑劣的例子,及其判断原则;神学提供了道德教育;数学提高推理与逻辑技能。
纽曼认为,博雅教育的宗旨,一方面是心智(Intellect)的而非精神(Spirit)的,强调理智的训练——理智不是用来造成或屈从于某种特殊的或偶然的目的、某种具体的行业、职业或是学科,而是为了理智自身而进行的训练,否则就是一种奴性,而非解放。另一方面是对知识的普及和扩展(Enlargement),而非深入(Advancement)。它追求的是个体不受蒙蔽、限制和束缚的心灵状态,但不鼓励从事高深的研究,它们只是大学教师作为个人爱好来追求。在纽曼的叙述中,受过博雅教育的绅士应该是这样的:“他们了解人类理性的弱点与优势、范围与局限。”
但是,如果一座学府自称为大学,却将神学排除出去,在纽曼看来就是不符合逻辑的。因为知识是一回事,而美德(Virtue)是另一回事。博雅教育虽然能带来心智的提高,但并不能塑造人的美德,它不能造就基督徒,也不能造就天主教徒。这种教育的结果可以依附于一个此世的人(Person of the World),也可以是冷酷无情,甚至荒淫无耻的人。
“(博雅教育)确实只不过是一个此世的目标,只不过是一种无常的财富。……正如一所医院或者一座济贫院,虽然其目标绝不是永恒的,但是却可以圣洁化而为宗教服务。同样地,一所大学也肯定可以如此,即使它只不过是我迄今所描述的那样一所大学。我们要到达天堂,也可依靠利用这个世界,尽管这个世界必然会逝去;我们要完善自己的天性,不是靠取消它,而是靠给它增添某种超过天性的东西,并把它引向高于它自身的目标。”所谓“超过天性的东西”,就是宗教上的“真理”,大学的各个学科只有在上帝的潜移默化下,才能使理性不至于对信仰产生僭越,使道德不至于在混乱中迷失。
《牛津的怪才们》
亚里士多德说,哲学源于闲暇,其实许多学问都是这样。德国记者彼得·扎格《牛津:历史和文化》一书中说:“至今在牛津还能感觉到英国天主教的巴洛克遗风,一种比较轻浮懒散的生活方式,但在剑桥则是一种清教徒式的和纯粹派艺术家的严厉,有时甚至迂腐的精神。剑桥对一切太认真,尤其是对自己。牛津人则维护着那种不费力气的优越感,偏爱极端的东西、古怪的人、绝望的情形。”
导师们经常给学生布置假期作业,其目的是,把本科生从考试压力下解放出来,鼓励悠闲的研究。
最能反映牛津大学悠闲的,是万灵学院。万灵学院是一个高级研究院,学院的60多位导师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并不从事任何学术研究。他们压根儿就不需要做任何事,尽管对他们有一种温和的期待,希望他们有时来学院就餐,并在那些候着他们的床上睡觉。
莫里斯写道:“万灵学院有大概40个导师是大学讲师,还有一些是教授,其他人是年轻的研究员,在一场残酷的艰难考试中赢得了他们的位置。剩下的大多数人都获得了各种类型的奖学金,只在周末露面,从伦敦归来,满载大都市的流言蜚语,储备了十几门职业的专门知识。万灵学院很有钱,里头的生活非常舒服,其成员都很聪明、很有影响。我宁愿看到万灵学院保留其拥有特权的挑剔个性,但是要在每个房间里塞满求知若渴的全职学者。传统理论认为,虽然思想与论争在古老的橡木桌上一周接一周地传来递去,但这本身是一种英式润滑剂,丰富了国民生活,弥合了不同专业之间的罅隙。”
但另一方面,牛津的老师又对学生严加看管,要求他们努力学习。剑桥大学历史学家诺尔·安南在《教师们》一书中说:“乔伊特的父母一度很富有,后来家道中落。乔伊特此后一直被生命浪费的幽灵缠绕着,认定他的学生们不该浪费他们的生命。乔伊特教会他的学生勤奋的秘诀和乐趣。”
乔伊特说:“读书的目标主要不是为了得第一,而是为了人生而提升和强化品格。”他对一个学生说:“你是个傻瓜。你应该因为你的懒惰而感到恶心。考试不重要。重要的是持续学习带来的力量感。”他说的力量是控制和引导自己人生的力量。他的门整日整夜地开着,但是为了研究,而不是为了闲谈。
《中国人为什么吃不到新药?》
与大部分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药品审批制度和药监系统大都是为仿制药服务的,没有为创新药开辟出应有的空间。比如,全世界只有中国等极少数国家把药品分成了国产药和进口药,分别采用不同的政策。另一个和全世界都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进口新药的临床试验。任何一种新药,无论拥有多么充足的全球数据,无论在国外已经安全使用了多少年,要想进口到中国就必须再在中国病人身上进行一次临床试验。通常情况下一次Ⅲ期临床试验至少需要两年时间,也就是说,国外已上市的新药要想进中国,理论上最少迟两年。
这还没完。国外的临床试验大都采用备案制,即使需要申请,时间也很短。在中国则需要事先向药监部门提出申请,评审的过程相当漫长,目前平均需要12~24个月才能被批准。
临床试验完成后,药监部门还要审查试验结果,这也需要时间,按照目前的速度,平均需要20个月才能走完这套程序。之后还要经过进口报关、药品检验、药厂报价、招标采购等环节,平均还得需要7个月时间才能进入医院。另外,处方药和其他商品不一样,消费者(病人)不能直接去医院采购,需要由医生开处方,而医生对于一种新药往往需要一段时间的学习和适应过程,这就是为什么目前进口新药在中国上市3年后才能在三甲医院达到50%的普及率,其他医院甚至更慢的原因。这样算下来,一种新药从开始申请到最终被中国患者吃到平均需要5年时间,这指的是自费药。如果再算上纳入医保目录所需时间,平均需要等6~8年。
那么,中国的“药滞”为什么如此之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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