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与自性.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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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人是潜在完整的,人是无穷神性的一小片。荣格认为,在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中,有一个原型至关重要,那就是自性。自性是与意识相对的概念,但是它容纳自性。自我包含着一个人有意识的人格和无意识的部分;自性必须透过自我来讨厌自身。自性是人类进化的原因,也是人类进化的动力。
荣格用炼金术、诺斯替教和基督教文化、占星术等来证明自性是心灵的总体,完整性就是自性的特点,而基督就是自性的象征。他明显受到了东方的佛教、印度教的启发,试图用心理学术语来描述佛教里的“空”——包含并超越二元对立的,人类心灵的起源及进化的终点。所以,自性不是那一个人的,并不存在这个某一个人的自性,只存在某一个人的自性化过程。

编辑推荐
基督,是西方文明最有代表性的象征。在荣格看来,基督在十字架上受刑象征了人类生活的本质。这一观点贯穿全书,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引发了我很多思考。在人的意识中,总是存在着各种对立冲突的力量,这些冲突从各个方向拉扯着你。有动物本能的力量,也有逃脱动物本能的驱动力;有渴望神圣的动力,也有对神圣一体无意识无差别的混沌海洋的恐惧。“人生下来就是为了含辛茹苦。”荣格似乎把这个道理看得很透彻,他认为,我们对待痛苦的唯一办法是忍受。人是上帝的肉身化,上帝透过人的生命和生活受苦,人在受苦中忆起上帝。基督,是人类自性的象征;耶稣,是人类的榜样。
本书奇特之处在于,它不仅是一本心理学著作,还是探讨人的生命本质的哲学典范;对个体生活来说,书中很多看似艰深的内容能给予实际的指引。

作者简介
荣格:瑞士心理学家,早年追随弗洛伊德,后来与其师分道扬镳,自创分析心理学派。发展出集体无意识概念,认为所有人类甚至动物都共有一个意识基础。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形式是原型。自性就是原型的一种。荣格的弟子及追随者遍布全世界。

目录
丛书序
序言
第一章 自我
第二章 阴影
第三章 会合:阿尼玛和阿尼姆斯
第四章 自性
第五章 基督,自性的象征
第六章 双鱼的符号
第七章 诺查丹玛斯预言
第八章 鱼在历史上的意义
第九章 鱼的矛盾象征
第十章 炼金术中的鱼
第十一章 基督教炼金术象征意义的心理学基础
第十二章 自性在诺斯替教中的象征
第十三章 自性的结构及动力
第十四章 结语
出版后记

序言
本能与人性热情
全国性的与世界性的暴力与破坏日益剧增,引起了专家学者与大众的注意,希望在理论上探求侵犯行为的本性与原因。这种普遍的关注并不让人吃惊,让人吃惊的是直到现在人们才认为这是当务之急,而弗洛伊德早就已经向我们揭示了人性的这个层面。弗洛伊德的早期学说是以性驱力(drive )为中心,到了19世纪20年代,他修订这一学说,认为破坏的激情(“死亡本能”)与爱的热情(“生命本能”和“性本能”)有同等的力量。可是,一般人却仍旧以为弗洛伊德的学说是以性本能(力比多)为中心,而唯一能使性本能受到抑制的是自我生存本能。
人们的这种看法与态度到60年代中期才改变。原因之一可能是整个世界的暴力横行,人心恐惧。几本讨论人类侵犯行为的书也产生了相当的作用,影响最大的是康拉德?洛伦兹的《论侵犯》(On Aggression)。洛伦兹是一位杰出的动物行为学家 ,对于鸟类和鱼类最有研究心得,后来他决心向人类行为领域进军,但是他在这个领域缺乏经验又不精通。《论侵犯》虽然没有得到大部分心理学家和神经学家的认可,却成了畅销书,在读者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他们以为洛伦兹的观点就是这个问题的正确解答。
洛伦兹的观点得到读者的相信得力于另一位作家——罗伯特? 阿特里(Robert Ardrey)。阿特里不是科学家,而是剧作家,他把许多有关人类诞生的资料编织成一部滔滔善辩的作品,来证明人类天生具有侵犯性,可惜这部作品偏见颇深。随后出现的是另外一些动物行为学家的作品,例如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的《裸猿》(The Naked Ape,1967),洛伦兹的学生爱伯?爱毕费德(I. Eibl-Eibesfeldt)所写的《爱与恨》(On Love and Hate,1972)。这些作品的主题基本相同:人类在战争、罪行、争斗和种种破坏行为与虐待行为中所表现的侵犯性,是种族发展史演化出来的,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并且这种本能随时等待发泄。洛伦兹的新本能主义如此成功,并不是因为他的论证多有力,而是由于读者早就准备好了去接受它。现代人心惊胆战,眼看着大家走向毁灭,却自觉没有能力改变这个趋势;对于这样的读者,还有什么学说比洛伦兹的观点更能叫他们接受呢?他告诉人们,暴力是动物的本性,受着不可控制的侵犯本能所驱使,这是生物演化的必然结果。这种本能侵犯理论,很容易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安慰人的恐惧感,让我们觉得自己的无能理所当然。
人们轻易地接受这种简化的本能理论,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可以不用再费心去研究人类破坏性的真正原因。因为认真地去研究这个问题,必须先去解析当前流行的意识形态,看看它的基本前提是什么,要去分析我们社会体制的不合理,要剥除许多禁忌,看看所谓“防卫”、“荣誉”、“爱国心”等代表尊严的字眼其意义何在。对于日益加剧的破坏性,要揭示出真正的原因或提示挽救之道,必须先对我们的社会体制做深刻的剖析。这项工作是艰难且吃力的,而本能学说则让我们免除了这一重任。本能学说是在告诉我们,尽管大家都必须毁灭,这种毁灭却是我们的“本性”带给我们的命运。毕竟,这可以让我们有点心安理得,而且我们也知道了为什么一切事情都会这样发生。
和洛伦兹的侵犯论相反的是行为主义,这也是一种单线式的心理学思想。行为主义关注的不是个体内在的力量,它不管人怎么感觉,只问人怎么做,它所讨论的是社会条件如何影响人的行为。
心理学的焦点从“感觉”转向“行为”在20世纪20年代才走向极端。从此以后,感情与热情被许多心理学家排除在研究范围以外,认为那是不相干的东西(至少,他们认为从科学的观点出发是不相干的)。心理学主流关心的是行为,而不是行为者,“心理的学问”变成了控制动物行为和人类行为的学问。这一发展的巅峰是斯金纳(Skinner)的新行为主义,是目前美国大学中流行最广的心理学理论。
这种转变的理由很明显。研究“人”的人比任何其他学科的科学家更容易受社会气氛的影响。他们的思考方式和兴趣,以及他们提出的问题,都会受社会的左右(自然科学亦是如此),并且他们的研究对象——人——也受社会的左右(这是和自然科学不一样的地方)。当心理学家说到人的时候,他们所想到的是他们周围的人——大部分是他自己。在现代工业社会,人是用大脑来生活的,而很少用感觉,他们把情感当做无用的累赘——心理学家觉得自己的情感是累赘,他们说研究的“材料人”(被试)的情感也是累赘。因此,他们觉得行为主义的理论是合适的。
本能主义与行为主义这种二分天下的局面,对心理学的理论研究有害无益。两者都是“单线解释法”,学者们以先入为主的概念为基础,强行将所得的资料套入自己的理论中。除了本能说与行为说,我们是否已经没有选择?是否不接受洛伦兹就得接受斯金纳?本书要证明还有另一条路可走,并且要察看这条路是什么。
我们必须区分,人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侵犯性。第一种是人与其他一切动物共有的侵犯性,这是当人的生存利益受到威胁时所产生的攻击(或逃跑)冲动,是种族发展史演化出来的冲动。这是一种防卫性的“良性的”侵犯,是个体和种族的生存所必需的,它是生存适应性的,并且一旦威胁消失,它也跟着消失。第二种是“恶性侵犯”,即破坏与残忍。这是人类特有的侵犯性,大多数其他哺乳动物都没有。这不是种族发展史演化出来的,也不是生存适应性的,它无目的可言,除了满足凶残的欲望之外,别无意义。以往人们对侵犯的讨论,没有做出这种区分,导致立论上的缺失。这两种侵犯,实际上渊源不同,性质也不同。
防卫性的侵犯确实是人性的一部分,但说它是“与生俱来的” 本能,仍旧不确切。当洛伦兹讲到防卫侵犯时,他假定动物有侵犯本能,这是对的。但他又假定这一本能是自然发生的 ,并且是自行更新的,这一点却未经证实。 他进一步经过思考,认为人类的一切侵犯(包括屠杀与折磨残害)都是与生来俱来的侵犯性所产生的后果,是某些原因使其从有益的力量变成了毁灭性的力量。但是,大量的实证材料显示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动物学告诉我们,哺乳动物(尤其是灵长类)虽然有防卫侵犯的能力,却不是屠杀者,也不是残害者。为此,古生物学、人类学和历史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反对本能主义的论点:(l)不同的人类团体在破坏性方面差异极大,以致我们无法假定破坏与残忍是与生俱来的;(2)破坏性的程度与其他心理因素相关,与社会结构也相关;(3)破坏性的程度与文明的发展程度成正比,而非反比。
实际上,如果我们用“与生俱来的”破坏性来形容历史时期的人类是颇为合适的,但用来形容史前的人类反而不合适。如果人类具有的只是生存适应性的侵犯,他们倒和其远祖一样是相当和平的动物。如果黑猩猩也有心理学家,则这些心理学家几乎不会认为其侵犯行为是伤脑筋的问题,更犯不着一本又一本地写这方面的书。
可是,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他们是屠杀者。他们屠杀、残害同类,这既不是出于生存上的原因,也不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但这种屠杀与残害却让他们满足。就是这种生存上不适应的、不是由种族发展史演化来的、“恶性的”侵犯,构成了人类生存的真正问题,也构成了对人类生存真正的威胁。现在,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分析这种破坏性的侵犯,看看它的本性是什么,它发生的条件又是什么。
要了解良性防卫侵犯和恶性破坏侵犯的区分,我们需要做更深一层的分辨,即本能 和性格的不同。说得更严谨一些,一种是以生理需要为根源的驱使力(官能驱使力,organic drives),另一种是以人的性格为根源的激情(性格根源的热情,人性热情) ,后者是人类特有的。本能与性格的区别后文将进行长篇幅的探讨,我将试图说明性格是人的“第二本能”,是对人的本能发展不良的替代物。更进一步,人性热情(例如对爱、温暖、自由的追求,对毁灭、施虐的欲望,以及对权力和财富的渴望)解答了人类的“存在需要”,它根植于人类的存在状况。简单地说,人性热情是为了满足存在的需要(由人类的存在状况而产生的特殊需要),就此而言,是人人不同的。但不管如何不同,人要想清醒健康地生活,就得去满足这些需要。譬如,人可能被爱所驱使,也可能被破坏性的激情所驱使,两者各自满足当事人的存在需要,这种需要可以叫做“生效”(产生效果)需要,是想让事物产生变动或者让它出“毛病”。一个人的主要热情(激情)是爱还是破坏,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但环境的影响不是没有限制的。人的心不是有无限弹性的,也不是全然没有是非的,这和环境主义者的理论不符。人生而具有其存在处境,以及由此处境产生的需要,环境的影响受到这一处境与需要的限制。
可是,当我们想知道什么是人类的存在处境时,我们却会碰到更深的问题:人的本性是什么?什么使人之所以为人?目前社会科学的气氛不大适合我们对这些问题做正确的探讨。一般来说,人们认为这些问题是哲学和宗教的问题,从实证主义的观点来看,它们是纯粹的主观思想,没有任何客观性。对于这一点,稍后将做充分的反证,这里我只想简单地做一点说明:本书处理这些问题,是从“社会学—生物学”的观点出发。人类这一个“类”,既然可以从解剖学、神经学和生理学方面为其做确定的定义,也同样可以从心理学上为其做确定的定义,因为人类有其心理需要,这些需要是与其“心理—生理”结构相呼应的。大家都承认,一切本能都是由这个结构产生的,我要说明的则是,人类非本能的、性格根源的种种热情,也是由其生物结构产生的。这一理论基础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让我们可以仔细讨论各种性格根源的、“恶性的”侵犯,特别是施虐症(sadism)和恋尸症(necrophilia)。施虐狂渴求无限制的控制另一个有情(有感觉的)生物;恋尸症患者则想毁灭生命,这种人被一切死的、腐烂的和机械的事物所吸引。在本书第三部,我分析了几个有名的施虐者和破坏者(海因里希?希姆莱和阿道夫?希特勒)的性格,希望借此帮助读者了解施虐症患者和恋尸症患者的性格结构。
前面所说的是本书的研究步骤,现在我简单说明一下本书的一般前提与结论。(1)我们不把人的行为和实施行为的人分开;我们关心人性的驱力,无论它们由直接可见的行为表现出来的,还是没有表现出来的。就侵犯现象来说,我们要研究侵犯冲动的根源与强弱程度,而不是把侵犯行为与其动机分离,只研究侵犯行为。(2)这些冲动可以被自己意识到,但通常是无意识的。(3)可以说,这些冲动是相当固定的性格结构中的一部分。(4)广义上说,这本书是以心理分析理论为基础的。我们所用的方法是心理分析的方法,对可见的却好像没什么意义的材料做分析,由此来发现没有意识到的、内在的真相。不过,“心理分析”一词的意义是经过若干修正的,并不是古典理论中的意思。哪些方面经过修正,后面再做讨论,这里只说明一个重点,即我们所用的不是以本能理论为基础的心理分析,因此没有使用本能主义所用的一些概念(这些概念仍旧被许多人认为是弗洛伊德理论的基本本质)。
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是本能主义,就犯了很大的错误。实际上,弗洛伊德是现在心理学家中第一位深入人类情感领域的人,他探索人类的爱、恨、野心、贪欲、嫉妒、羡慕。这些原来只是戏剧家与小说家们的题材,在弗洛伊德的努力下变成了科学研讨的对象 ,这是弗洛伊德和他当时的心理学主流完全不同的地方。弗洛伊德的著作最初受艺术家们的欢迎与了解,却不受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欢迎与了解,便是这个原因。但是,人们终于发现他的方法有益于心理治疗。艺术家们觉得,弗洛伊德是第一个科学地讨论到他们自己的题材——人的“灵魂”,并且触及到它最隐秘、最细微的部分。明显地,超现实主义表示出弗洛伊德对艺术思想的冲击。超现实主义是反古老的艺术形式,把“现实”的东西抛开,认为是不重要的,同时它也不关心行为,它唯一关心的是主观经验。弗洛伊德对梦的解释显然给了它极大的影响。
弗洛伊德不得不将他的新发现套入当时的概念和用语中。他从来没有摆脱他的老师们的唯物论,可以说,他也不得不把人类的情感掩藏在唯物论的幕布下,把它们当成本能的后果。通过巧妙的理论,他把这件事做得很精彩:他把性(力比多)的概念进行了大幅扩充 ,以致所有的人性热情(自我生存热情除外)都可以说是来自一个本能。爱、恨、贪欲、虚荣、野心、贪婪、嫉妒、残忍、柔情——所有这些都被塞进一个小外套里,把它们看做自恋的、口唇的、肛门的和生殖器的欲力的升华,或是它的反向行为。
但是在他的第二段著作时期,弗洛伊德试图打破这狭窄的格局,他提出一个新的理论,这对于了解人类的破坏性是一个决定性的步骤。他发现生命并不是被“食”、“色”这两种利己的驱力所统治,而是被两种热情所统治——爱与破坏。这两种热情和饥饿与性欲不一样,并不都是为求自身的生存的。不过,他仍旧局限于他的理论前提,将它们称为“生命本能”与“死亡本能”,因此把人类的破坏性视为人类的一种基本热情。
现在,本书抛开“本能”概念,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人类的这两种热情。我们发现,一种热情是在寻求爱和自由,这是主动的欲求;另一种热情则想要破坏、残害、控制和屈服,这是被动的驱力。本能纯粹是自然的产物,而性格根源的热情则是社会的、生物的与历史的产物 。它们虽然并不直接有益于身体的生存,但它们和本能一样强烈,甚至更为强烈。它们是人生的基础;人的生活兴趣、热忱与兴奋都由它们产生;它们是人的基本材料,不但人的梦由它们组成,人的艺术、宗教和神话也由它们组成。总之,一切使人值得活下去的东西都是由它们组成的。人无法只像一个物体一样活下去,无法只像一颗从碗里抛出来的骰子。如果把人贬低成一个吃饭生孩子的机器,人就会痛苦不堪,即使丰衣足食、生活安定亦无济于事。人要求戏剧和刺激,如果他不能在高等的层面上得到这方面的满足,他就会去制造破坏性的戏剧。现在的思想趋势鼓励人们去接受一个观念:只有由官能的需要所产生的动机才是强烈的,换句话说,只有本能才有强烈的推动力。这是一种机械论的、还原主义的看法。如果我们抛弃它,而从整体主义的前提着眼,我们就会明白,必须把生命看做一个完整的有机体,生命的历程是这完整的有机体的整个历程,而人的种种驱力必须放在这个整体里才能得到恰当的了解。这些驱力的强弱,不是由某种特殊的生理需要来决定,而是由整个有机体的生存与生长的需要——生理的生存与生长和心理的生存与生长。
这些热情并不是在更基本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才变得强烈。它们存在于人类生存处境的根底里,它们不是正常的、“较低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再想办法供应的奢侈品。爱、权力、名誉、复仇等热情的追求如果失败,许多人会自杀,但由于性欲不满足而自杀,实际上却是没有的。这些非本能的热情刺激着人类,让他兴致勃勃,使他觉得值得活下去。法国启蒙时期的哲学家霍尔巴赫(R. H. D. d’Holbach,1822)说:“一个无情无欲的人就不再是人。”情与欲是这么强烈,正因为没有它们人便不再是人。
人性热情把人由物体变为英雄,使他虽然身处种种巨大的障碍之中,仍想使生命具有意义。他要做他自己的创造者,把他未完成的生命变成有目标的生命,让他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完整的人。人类的热情不是大家常说的心理症结,它们不能用幼年的创伤做适当的解释。要想了解它们,必须摆脱还原主义的心理学,按照它们本来的样子来认识它们:人想要使生命有意义,想要在其所处的环境下达到他所能达到(或认为能达到)的最适当的力量与强度。这是他的宗教、他的祭典与崇拜仪式,而如果他周围的人不赞同,他就要把它掩藏起来(甚至不让自己知道)。确实,用贿赂和威胁的方法(就是说,用巧妙的制约)可以说服他放弃他的“宗教”,投向没有自己的、自动化的崇拜式。但是,这种心理“治疗”却剥夺了他最好的部分,从此以后他不再是人,只是一个“东西”了。
因此,我们必须了解,人类的一切热情(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是因为他想使生命有意义。要想使他产生变化,就必须让他能够找到一条新的道路,让他能够动员“促进生命的”热情,让他比以前更感觉到生命的活力与人格的完整,让他觉得比以前活得更有意义。这是唯一的道路。否则,你固然可以把他驯服,却永远不能把他治愈。话说回来,促进生命的热情固然会让人觉得更有力量、更欢悦、更有活力,人格也更完整,但是破坏与残忍仍旧是人类生存问题的一种答案,它的力量也同样强大。圣者是人性的,最严重的施虐症患者和破坏者也是人性的。生而为人,这是一种挑战,想找寻好一点的答案却失败的人,我们可以认为他是扭曲了的人或病人,但我们也可以说他是寻求拯救 却误人歧途的人。
这绝不是说破坏与残忍就不邪恶,只是说邪恶也是人性产物。它们确实是对生命、身体和精神的破坏,但它们所破坏的不止是别的牺牲者,也包括破坏者自己。因此,它们构成了一种生命本身相克的境况:生命为使自己有意义而与自己敌对。这是唯一真正的倒错。了解它们并不意味着纵容它们。但是,我们要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使它们产生、使它们扩张,并且想找出救治的办法,就非了解它们不可。
这种了解在今天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在目前控制论(cybernetic)下的工业社会,人们对于破坏与残忍已经越来越不敏感了,而恋尸症则在急速的蔓延;死的、腐烂的、没有生命的和纯粹机械的东西越来越引起众人的兴趣。1909年,马里内蒂在《未来主义宣言》(F. T. Marinetti,Futurist Manifesto)中,第一次明文表示出恋尸症的精神。最近几十年的文学与艺术也一再表示出同样的精神,迷惑于一切腐烂的、无生气的、破坏性的与机械性的东西。长枪会 会员的口号“死亡万岁”,已经隐隐约约变成了我们这个社会的秘密原则——认为进步的意义就是用机械征服自然,而活生生的人却变成了这部机器的附属品。
我在这本书中所做的研究工作,就是要弄清楚这种恋尸性的热情在本质上是什么,促成它的社会条件又是什么。我所得出的结论可以先在这里简明地说一下:如果我们想得到广泛的解救,就必须彻底改变我们的社会与政治结构,把人重新放回到崇高的地位上去。一方面许多人呼吁“法律与秩序”(但我们本来应该呼吁“生命与建设”),呼吁对罪犯进行严厉惩罚;另一方面出现的则是某些“革命分子”的暴力与破坏行为。所有这些都是更进一步的例子,表示现代世界恋尸症的强大吸引力。人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未完成的生物,我们务必创造适合人类生长的环境条件,并把这件事看做一切社会努力的至高目标。真正的自由,真正的独立,彻底结束一切剥削性的控制,便是促进人类生长的条件,这样的社会能够动员人类对生命的爱,而唯有对生命的爱才能打败对死亡的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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