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可藏:斯诺登、美国国安局与全球监控.pdf

无处可藏:斯诺登、美国国安局与全球监控.pdf
 

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无处可藏》内容简介:2013年5月,格伦•格林沃尔德前往香港与一位匿名知情人会面,他自称掌握了美国政府正在实施无孔不入的监控的惊人证据,并执意通过高度加密的通信渠道进行交流。这位知情人,就是29岁国安局承包商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事实证明,对美国国安局的这一大规模系统性监控行为的爆料,是近年来最具爆炸性的重磅新闻,引发了对国家安全和信息隐私权的激烈讨论。很显然,斯诺登泄密事件引发的余震远未停歇。

如今,格林沃尔德首次将斯诺登、国安局和大规模监控的前前后后整理并写入了《无处可藏》一书。本书不但回顾了他高强度的香港十日行,同时还分析了他在《卫报》就监控事件所做的报道引发的广泛影响,并披露了国安局史无前例地利用“反恐”名义滥用职权的行径。这些情报的来源,就是斯诺登本人托付给他保管的大批从未面世的绝密文件。

除却国安局监控的大量细节之外,格林沃尔德在文中还批判了美国的体制内媒体,指责他们习惯性地回避对政府的不利报道,未能履行服务公众的媒体职责。格林沃尔德在书中质疑,当一个政府如此肆无忌惮地侵犯公民的私人生活时,个人和国家的政治健康还能从何谈起。同时,他对国家应该采取怎样的必要安全措施和监管形式,来保护数字化时代的公民合法权利作了深入思考。在美国历史上具有如此标志性意义的时刻,《无处可藏》一书横空出世,作者用毫无畏惧、犀利深刻的笔触,让我们认识到国安局的大规模监控行为对美国自身乃至全世界的真正意义。

编辑推荐
《无处可藏》编辑推荐:
《无处可藏》首度披露“棱镜”监控计划爆料过程和详细内幕;
《无处可藏》独家公开大量美国国安局外泄绝密邮件、图片信息;
《无处可藏》是深刻探究美国实施大规模网络监控的真实意图;
《无处可藏》全球三十国同步发售。

媒体推荐
本书使我们对于美国国安局对于全球渗透的勃勃野心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也使我们认识到,国安局的合作伙伴远远不止那些承包商,它的触角早已伸到了那些通信和互联网巨头身上。
——《纽约时报》

格林沃尔德为我们带来的全新证据表明,美国国安局的监视计划不但超乎我们的想象,甚至也超乎国安局自己的想象——它收集了如此之多的数据,以至于根本无暇对它们进行分析。
——《华盛顿邮报》

美国国安局的监控行为是对数字时代核心价值观的公然违背……本书可谓是一场关于实施监控与保卫隐私权之间的大论战。
——《洛杉矶时报》

格林沃尔德堪称美国十大舆论领袖之一……他笔下的文字透露出刚正不阿、节制内敛和不露锋芒的愤怒。
——《新闻周刊》

作者简介
格伦•格林沃尔德,曾是宪法律师,《沙龙》杂志记者,自2012年8月至2013年10月担任《卫报》的专栏作家。他的评论性和调查性报道曾屡获殊荣,其中包括在线新闻协会(Online News Association)授予的2013年最佳调查新闻奖,埃索杰出报道奖(Esso Award for Excellence in Reporting,这相当于是巴西的普利策奖),以及电子前哨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颁发的2013年先锋奖。他还因国家安全方面的报道获得2013年乔治•波尔卡新闻奖(George Polk Award),并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百名顶尖思想家。格林沃尔德的作品现身于诸多报刊和政治新闻杂志,其中包括《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美国保守派》杂志(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2014年2月,他创建了新媒体机构First Look Meida。

目录
前言

第1章 取得联系

我知道自己会因为此举遭受惩罚,我也知道把这些信息公之于众意味着我会有怎样的下场。但即使只有瞬间,只要统治我深爱的这个世界的那个联盟能被揭露,那么我就会感到满足。——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

第2章 香港十日

“大家都以为只有这一篇报道,以为这是单独的一次爆料,”斯诺登说道,“谁也不知道这仅仅是冰山的一角,后面还有更多的内容。”他转身看着我问道,“下一篇要写什么?什么时间发表?”
“‘棱镜’计划,”我答道,“明天。”

第3章 收集一切

爱德华•斯诺登的爆料颠覆了这种危险的现状,他向外界透露了美国的监视系统及其运作方式。人类史上第一次,世界各地的人能够真正了解美国监视系统的能力。这条新闻引发了在电子时代,全球针对网络自由和网络隐私的重要性讨论,引发了民众对一个重要问题的思索:在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中,无限制的监控意味着什么呢?

第4章 监控之害

今日政府实施大规模秘密监控系统所带来的危险,远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令人战栗不已。政府通过监控可以掌握越来越多公民的所作所为,而由于保密性壁垒的屏蔽,公民对政府在做些什么却了解得越来越少。

第5章 第四等级

律师和国会议员都认为,我因我的报道而置身险境这件事本身,是对新闻自由的极大侵蚀与破坏。现在居然连记者都加入到要将我的报道视作重罪的队伍中来,可见政府宣传力度之大,成果可见一斑,居然可以让训练有素的专业记者为其效力,将记者进行调查的工作视作犯罪。

后记

致谢

序言
前言

美国政府已经完善了技术能力,可以让我们对往来的各种电子信息进行监控……这种能力可以随时转向针对美国人,那么任何人都不会再有隐私可言,因为一切均可处于监控当中,电话交流、电报往来,无所不包。普天之下,无处可以藏身。

——参议员弗兰克•丘奇(Frank Church)
参议院关于情报活动研究政府行动特别委员会(丘奇委员会),1975年

2005年秋,并非出于什么宏伟计划,我决定创建一个时政博客。当时,我对这一决定最终会以多大程度改变我的生活一无所知。紧随“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内部采纳了激进和极端的理论,我在当时对此感到日益警觉,我希望能就这类话题进行写作,以便我能比自己当时的工作——宪法和民权律师带来更大的影响。

在我开博不过7周后,《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就扔下重磅炸弹,称2001年布什政府曾秘密下令,要求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在事先未获得相关刑法所规定的搜查令的情况下对美国人的电子通信进行监听。与此同时,报方还透露这种无证监控已经进行了4年之久,而且至少锁定了数千位美国民众作为监控对象。

这一话题与我的兴趣热情和专业技能极好契合。政府试图为国安局的秘密计划寻找说辞,借助了同样极端的执行权理论,而这正是促使我当初开博的原因,即恐怖主义威胁的概念赋予了美国总统几乎无尽的权限,可以为“维护国家安全”采取一切手段,其中甚至包括违反法律的权限。随之而来的讨论引发了复杂的宪法和法律解释的问题,而我的法律背景使我可以极好地应对这一局面。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内,我在自己的博客中和一本2006年的畅销书中,对无证窃听丑闻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分析研究。我的立场非常直截了当:美国总统下令进行非法监听已经触犯法律,势必应对此担负责任。在美国愈演愈烈的强硬外交政策和高压政治气候中,这一立场必定极受争议。

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促使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脱颖而出,在数年之后,他选择我成为他的第一联系人,在更大范围中披露国安局的丑行。他表示自己相信我可以充分认识到大规模监控和极度国家保密措施的危险性所在,而且不会向政府及其媒体等机构的诸多同盟势力所施加的压力退让低头。

斯诺登将手中掌握的大量绝密文件转交给我,与此同时,斯诺登本人也经历了大量极富戏剧性的遭遇,这在全球范围内对大规模电子监控的威胁以及数字时代的隐私权价值产生了史无前例的兴趣。但是背后深层次的问题由来已久,大部分都是在暗中进行。

在目前的国安局监控争议中,的确有许多不同寻常之处。现在的科技水平使得无孔不入的监控成为可能,而这一切在以往只存在于最富想象力的科幻小说家的作品当中。此外,“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在安全方面存在的脆弱性极大地促进了一种有利于权力滥用的政治气候形成。感谢斯诺登的大无畏精神以及电子信息复制的相对便利,我们对美国监控体系究竟在如何运作可以获得第一手资料,并进行独一无二且细致入微的分析。

然而,从某些角度而言,有关美国国安局的报道让以往无数插曲被重新提及,时间跨度可以历时数百年之久。的确,反对政府对隐私权的侵犯是美国建国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美国殖民者当初反对法律规定英国官员可以随意闯入任何民宅。美国殖民者后来同意让政府合法获得具体的指定搜查证,以针对有证据表明有合理依据做出不轨行径的个人进行搜查。不过,对全体公民不加区别地进行全面搜查势必是违法行为。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将这一理念在美国法律中进行了深刻的体现,具体行文言简意赅:“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除依照合理根据,以宣誓或代誓宣言保证,并具体说明搜查地点和扣押的人或物,不得发出搜查和扣押状。”最重要的是,该修正案旨在在美国永久性废除政府针对毫无嫌疑的公民进行大范围监控的权力。

在18世纪,监视行为发生的冲突主要集中在房屋搜查,可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监控的形式也随之升级。在19世纪中叶,铁路线的飞速发展,使得快速便捷的价格低廉邮政服务成为可能,英国政府私拆邮件的行为导致了英国的一大丑闻。在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间,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前身美国调查局使用窃听装置以及邮件监控和告密人员对反对美国政府政策的人士予以镇压。

无论具体的技术手段如何,历史上的大规模监控都具备若干固定的特点。首先是对国家政治持异见者以及边缘人士会首先中招,导致支持政府的人士或至少对政府漠不关心的人们会误以为自己会与此类事情毫无瓜葛。历史事实表明,大规模监控设施的存在,无论政府是否使用,都足以对持异见者产生震慑作用。当公民意识到自己会常常处于监视之下,自然会俯首帖耳,心有戚戚。

20世纪70年代,对联邦调查局的监控调查结果令人瞠目,该机构仅从政治信仰出发,就将50万美国公民贴上了潜在的“危险分子”的标签,并长期对其进行监控。[监控目标名单从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到摇滚音乐家约翰•列侬(John Lennon),再到女权主义者以及反对共产主义的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都有涉及。]但是监控滥用之苦并非仅仅曾经出现在美国历史上。恰恰相反,大规模监控往往是无耻势力的普遍企图。在任何情况下,此举的动机都如出一辙:镇压异见,强行要求众人言听计从。

由此,实施监控可以帮助政府对原本会异彩纷呈的政治信条实现统一。在20世纪之交,英法帝国均设立了特殊的监控部门,以应对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威胁。在“二战”之后,俗称“斯塔西”(Stasi)的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成为政府对个人生活侵犯的同义词。更有近期在“阿拉伯之春”期间反抗独裁执政的民众抗议活动中,叙利亚、埃及和利比亚等地的政府都在针对国内异见者对互联网的使用进行了监控。

彭博新闻社(Bloomberg News)和《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所做调查表明,在独裁政府深陷抗议民众的重重包围之中时,他们索性从西方科技公司大量购买监控工具。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从意大利监控企业Area SpA调入了诸多员工,他们获悉叙利亚“迫切需要对人员进行跟踪”。在埃及,穆巴拉克的秘密警察购买破解Skype密码的工具,对激进分子的网络通话进行监听。在利比亚,据《华尔街日报》报道,2011年,记者和抗议人士闯入了政府的监控中心,结果发现冰箱大小的黑色设备,这些都是来自法国监控企业艾姆斯(Amesys)。这些设备都是用来监控利比亚的主要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互联网流量”,“打开邮箱、破解密码、潜入在线聊天工具,并勾勒出不同嫌疑人员间的联系。”

有能力对人们间的交流沟通进行窃听为从事此举的人赋予了极大权力。除非这类权力可以得到严格的监督控制和问责考量,几乎很容易就会被滥用。若要指望美国政府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开启大规模监控机器,而且完全不会另徇私情,这有悖于历史中的真实案例,也与人性的所有相关证据背道而驰。

的确,即便在斯诺登爆料之前,昭然若揭的是,若认为美国在监控问题上的表现会与众不同,这绝对是太过幼稚的想法。这种高谈阔论是美国官员谈及不与美国结盟的政权时的典型表现。

但即便是国会参会人员都禁不住会注意到这样一点,此次听证会召开之际恰逢《纽约时报》揭露布什政府实施的大规模国内无证监听的两个月之后。鉴于所披露的内容,如此大肆批判别国在一国之内实施自己的监控措施,不过是一纸空谈。加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布拉德•谢尔曼(Brad Sherman)紧随史密斯众议员之后发言,他提到美国的科技公司被告知在抵抗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时,在涉及自己的政府的问题时也应审慎对待。他颇具预见性地警告称:“否则,有朝一日当中国人发现自己的隐私权遭到了最恶劣的侵犯,远在美国的我们也同样会意识到,也许未来某届的总统会断言,对宪法更宽泛的诠释会包括读取我们的电子邮件。我希望,在没有法院指令的情况下,这类事件还是不要发生为好。”在过去的10年间,出于对恐怖主义的担心(这其实是源自对实际威胁的一致夸大),美国领导者以此为借口,推出了大量极端主义的政策,从而导致了侵略战争、世界范围的刑讯制度,未经指控就对国外和美国公民进行羁押(甚至杀害)。但是无所不在的秘密监控体系却在肆意发展,这已成为政府最为持久的遗产所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总管史上的所有类似案例,但是由于互联网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的作用,目前国安局的监控丑闻在规模上绝对无人能望其项背。

特别是对年青一代而言,互联网不再是只能实施为数不多的几种生活功能的孤立的几个域名。它不仅仅意味着是我们的邮件和电话。相反,互联网构成了我们生活的核心,几乎与所有事情都息息相关。我们在网上交友,选择影片,组织政治活动,创建并存储最私人的数据信息。我们在网上创造并表达自己最真实的个性和自我感受。

将互联网纳入大规模监控系统当中所产生的效果与以往任何国家监控项目都大不相同。所有以往的监控体系由于条件所限相比之下更具局限性,也便于规避。而允许监控体系在互联网生根发芽则意味着基本上所有形式的人类互动、规划甚至想法本身都会受到政府的监控。

在互联网首次得以广泛应用之初,很多人都认为其潜力无限:网络通过将政治进程实现民主,调整强者和弱者的竞技场,可以使亿万民众获得解放。可以不必受到机构的束缚、不受社会或政府的控制,不必有太多恐慌地使用互联网,即网络自由对实现这些美好展望至关重要。将互联网变为监控系统则会破坏它最核心的潜质。更糟的是,它会将互联网变为一种压迫的工具,威胁会制造出最极端、最暴虐的政府入侵武器,这在人类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这就是让斯诺登揭秘意义非凡、举足轻重的原因所在。通过将国安局令人惊诧的监控能力以及更居心叵测的勃勃野心公之于世,斯诺登的大胆揭秘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自己正身处极富历史意义的十字路口。鉴于互联网的独特魅力,数字化时代是否将开启个人解放和政治自由?抑或它将带来无所不在的监视和控制,其力度和范围远超过以往最残暴的暴君梦想中的尺度?在此时此刻,任何一种发展的方向都完全可能。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将决定我们最终置身何处。

后记
后记

在我和爱德华•斯诺登首次进行在线沟通时,他告诉我说,他对于接下来事态的发展唯一担心的就是世人对他的爆料表现出漠然和冷淡,那将意味着他不惜牺牲正常生活、冒着牢狱之灾换来的这一切毫无意义可言。如果说这一担忧是杞人忧天,则未免有些过于轻描淡写。

的确,本次揭秘行动所引发的效果相当深远,相当巨大,波及范围之广是我们始料未及的。此举令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无所不在的政府监控和政府机密的普遍存在;在全球首次引发了数字时代个人隐私的价值观大讨论,对美国在互联网上的霸权统治提出了挑战,并改变了全世界看待美国官方言论可靠性的方式,扭转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它极大地影响到人们怎样看待新闻工作在政府权力间所应发挥适当作用的问题。在美国一国之内,此事在各党派人士意识形态方面产生广泛影响,积极促进了对国家监控的改革。

有件趣事更说明了斯诺登揭秘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在斯诺登掌握的揭露国安局大量数据的首篇文章在《卫报》发表几周后,两名国会议员联名推出一项法案,意在对国安局的监控项目取消资助。值得注意的是,该法案的两位倡议人中包括约翰•科尼尔斯,他是底特律的一位自由党人,在众议院已经任职20个任期,另一位是保守的新茶叶党成员贾斯汀•阿马什(Justin Amash),他仅为众议院效力了两个任期。很难想象国会中差异如此巨大的两个议员会就反对国安局监控一事上形成统一意见。他们的提案很快得到各种意识形态领域数十位倡议人的支持,从最典型的自由主义到最保守人士,再到政见居于二者间的人士均有参与,这在华盛顿尚属罕见。

当这一法案进入投票环节时,美国有线电视频道C-SPAN播出了相关的辩论,我和斯诺登在线聊天时看到了这一节目,身处莫斯科的他在自己的电脑上也在收看C-SPAN频道。我们两人为所看到的内容备感惊讶。我相信这是他首次真正为自己所作所为产生的影响而感到欣慰。一个接着一个的众议员起身厉声批驳国安局的监控计划,对通过监听每个美国公民的电话以求阻止恐怖主义的这种想法嗤之以鼻。这是美国自“9•11”袭击以来,国会对国家安全部门所作出的最咄咄逼人的挑战。

直到斯诺登泄密之日,很难设想一项旨在捣毁国家安全计划的法案能获得几张选票。可是这项科尼尔斯–阿马什法案的最终投票结果令华盛顿官方非常震惊:205票支持,217票反对,仅以微弱差距未获通过。支持法案的人士来自两党代表,共有111位民主党议员和94位共和党议员投了支持票。这种摈弃传统的党派分歧的做法令我和斯诺登非常振奋,这对遏制国安局起到了极大的支持作用。华盛顿官方需要依赖僵化的党派之争所产生的盲目宗派主义。如果民主党和共和党对立的格局可以打破,甚至得以超越,那么根据公民的实际利益来制定政策便会成为可能。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越来越多有关国安局的报道在世界各地争相发表,很多权威评论员都预言公众会逐渐对这一话题丧失兴趣。但实际上,对监控计划的讨论热度却在持续升温,不仅在美国是这样,在全世界也是如此。距我在《卫报》首篇相关报道发表6个月后的2013年12月,在一周内所发生的事说明了斯诺登揭秘所引发的后果还在继续发酵,也显示出国安局的立场是多么的难以为继。

这一周有着一个戏剧化的开端,美国联邦法官理查德•利昂(Richard Leon)裁定国安局大规模电话监控行为很可能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谴责他们几乎运用了奥威尔小说中相同的监听手段。除此之外,这位当初布什任命的法官尖锐地指出:“政府并未能提出任何一个案例,是通过对国安局大规模电话监控所搜集的大量数据的分析切实阻止了恐怖袭击的发生。”仅在两天之后,在国安局丑闻首度曝光后奥巴马总统成立的一个顾问小组就此事发表了一份长达308页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也断然否定了国安局有关监听项目至关重要的说法。该小组的报告中写道:“我们的调查表明,根据《爱国者法案》第215款所进行的大规模电话监控对防止袭击并非必不可少。并无实例可以让国安局有信心地表示,若没有根据该法案第215款所进行大规模电话监控,最后的结果会截然不同。”

与此同时,在美国境外,国安局这一周过得也并不舒坦。联合国大会通过不记名投票对德国和巴西所提出的决议予以支持,确认在线隐私属于基本人权。就此有专家表示,这是“联合国给出的强烈信号,认为是时候该改变进程,终止美国国安局拉网式大规模监听的做法了”。在同一天,巴西宣布将不再从总部设在美国的波音公司购买45亿美元的战斗机,而准备将这笔期待已久的大单给到瑞典公司萨博(Saab)手中。巴西对美国国安局就其领导人、企业和公民所实施监控的强烈不满显然是这一意外决策的主要因素。“美国国安局的所作所为给美国人带来了大麻烦。”一位巴西政府知情人士这样对路透社表示。

所有这些并未说明这场硬仗已经以胜利告终。美国安全部门的势力异乎寻常地强大,手中的权力甚至会超过我们选举出的最高官员,它们还有着大量极富影响力的忠实拥趸,愿意以一切代价捍卫它的利益。在联邦法官理查德•利昂公布裁定结果两周后,另一名联邦法官利用人们对“9•11”事件的记忆,宣称国安局监控项目在宪法中应当另当别论。欧洲盟国一反开始时所表现出的义愤填膺,又和以往一样,顺从地与美国保持一致。美国公众的支持也是变化无常:民意测验显示大部分美国人虽然反对斯诺登所揭露的国安局监控项目,但还是希望他因曝光信息而遭到指控。还有些美国高官甚至认为,不仅是斯诺登本人,就连包括我在内的与他一道工作的部分记者也应被一同指控,并投入大牢。

可是国安局的支持者显然被反对意见所逼退,他们反对改革的观点也日益站不住脚。例如,支持对毫无嫌疑的大众进行监控的人士常常认为,部分监控手段的确不可缺少,但这只是个稻草人论证式的谬论,不会有人对此表示反对。反对对大众进行监听,并非是要取消一切监控手段;相反,是要锁定具体监控目标,只针对那些有切实证据表明确有不轨企图的人士实施监控。这种有针对性的监控较现行的“收集一切”的做法更有可能对阻止恐怖主义阴谋行之有效,因为全面监听的做法会使得情报机构面对巨量数据无从下手,无法有效进行分析和汇总。与不加区分地对广大民众进行监控不同,针对性监控符合美国宪法的价值观,以及西方司法的基本准则。

的确,美国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为研究政府情报活动所成立了丘奇委员会,该委员会在20世纪70年代发现了一系列监控滥用丑闻,受此影响才有了这样明确的规定,政府必须提供证据表明可能存在违法行为,或是对方具备国外特工的身份,方可监听他人对话,于是才有了海外情报监控法庭。不幸的是,这家法院的作用仅是个橡皮图章,对政府的监控要求无法提供有实际意义的司法审查。尽管如此,其中体现的基本理念还是相当合理,而且是某种进步。将海外情报监控法庭纳入真正的司法体系,而不是设立现行这种单方面机构,仅听政府一面之词,那么则会是一种积极的改革措施。

仅凭美国国内如此的立法改变本身很可能还无法解决监控问题,因为国家安全部门经常会拉拢其他机构,以便对其所作所为大开绿灯。(例如正如我们所知,国会的情报委员会现如今已经被其完全拿下。) 可是这类立法改变至少可以推动这样的原则,即不加区别的大规模监控在隐私受到宪法保护的民主社会中并无立足之地。

还可采取其他措施要求恢复在线隐私权并限制政府的监控行为。在国际上,目前德国和巴西正在牵头打造新型互联网基础架构,这样大部分网络流量将不再经美国中转,这对降低美国对互联网的把控将会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个人也在要求恢复在线隐私方面发挥着一定作用。拒绝使用与国安局及其联盟有合作的科技企业的服务,这将对这些公司施加压力,使其停止这类合作,并会激励其竞争对手致力于隐私保护方面的工作。现在已有相当数量的欧洲科技公司在推广自己的电子邮件和聊天服务,以替代谷歌和脸书的相关产品,并骄傲地声称他们在现在和将来都不会为美国国安局提供用户数据。

此外,为防止政府侵入到个人层面的沟通交流和互联网使用,所有的用户都应使用加密和匿名浏览工具。这对在诸如记者、律师、人权激进分子等敏感行业就职的人们尤显重要。科技社区应继续开发更行之有效且用户友好的匿名和加密程序。

在所有这些领域,有大量的工作尚需完成。可是,在我与斯诺登在香港首度见面尚不足一年之际,毋庸置疑的是他的泄密已经在很多国家、许多领域带来不可逆转的根本性改变。除却国安局具体的改革措施,斯诺登此举已经为极大推动政府透明度和整体改革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为大家树立了榜样,未来的激进分子很可能会踏着他的足迹,继续完善他的做法。
奥巴马政府对泄密者的打击力度超过了美国以往各届政府的总和,希望以制造紧张空气的方式,让任何泄密行为的企图都不能得逞。可斯诺登一举粉碎了这一局面。他想方设法在美国的控制之外保持自己的自由之身,他甚至还拒绝了隐姓埋名,而是骄傲地挺身而出,表明自己的身份。因此,他的公共形象并非是身着橙色连体裤和披枷带锁的罪犯,而是一位可以清晰表达见解的独立个体,他据理力争,解释自己所作所为的动机所在,使美国政府无法再仅仅通过妖魔化知情者而妖言惑众。这为以后的泄密者上了重要的一课:将真相和盘托出并不一定会毁掉自己的生活。

对于我们其他普通大众而言,斯诺登的意义也绝不容小视。最直观的一点就是,他令每个人都意识到,任何人都有改变世界的超凡能力。像他这样在各方面外在条件都非常普通的一个凡人,父母没权没钱,本人连高中文凭都没有拿到,不过是在一家大型机构默默无闻地工作的小职员,仅仅是出于良知行事,却生生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即便是最执着的激进分子也会时常禁不住向失败主义低头。当权的机构看似强大无比,悍然不动;传统思想似乎根深蒂固,无法动摇;诸多党派为了维护各自的既得利益,更愿意维持现状。但是决定着我们希望生存于怎样的世界当中的是人类整体,而不是少数私下里行事的精英人物。推进人们理性思考和决策的能力,这才是揭秘行动、激进分子和时政新闻工作的真实意图所在。目前这一切正在成为现实,感谢爱德华•斯诺登将真相大白于天下。

文摘
第三章:收集一切

跟奥巴马总统和美国国安局一贯的说法相反,该机构的很大一部分工作跟反恐或国家安全根本无关。斯诺登提供的档案中披露的大部分内容都只能称作经济间谍活动:针对巴西石油巨头巴西石油公司(Petrobras)、美洲国家组织、拉美经济会议、委内瑞拉和墨西哥的能源公司的监听和电子邮件拦截,国安局的盟友(包括加拿大、挪威和瑞典在内)针对巴西矿产和能源部以及另外几个国家能源公司开展的监控活动。

美国国安局和英国国家通信情报局提供的一份重要文件详细列举了主要涉及经济方面的一些监控目标:巴西石油公司、谷歌的基础设施、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银行系统,以及俄罗斯天然气公司(Gazprom)和俄罗斯航空公司(Aeroflot)。

这些年来,奥巴马总统和手下高官一直在强烈谴责中国将监控能力用于经济目的,坚称美国和盟友国家从没做过这样的事情。然而《华盛顿邮报》却援引国安局发言人的话,说该局隶属的国防部“确实在开展计算机网络利用方面的工作”,但他们却“没有在任何领域开展经济方面的谍报活动,包括‘网络’在内”。

国安局的某些手段是可以用于各个领域的,比如经济、外交、安全等领域,能够获取一致有效的优势地位,这些手段是该机构运用范围最广、最具欺骗性的。多年来,美国政府就一直在警告说中国制造的路由器和其他互联网设施带来“威胁”,因为它们都带有后门监控装置,使得中国政府可以监控这些产品的用户。从国安局的文件可以看出,美国人一直在做的,恰恰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指责中国人在做的那种事情。

美国方面对中国互联网设备制造商的指责一直毫不留情。比如在2012年,迈克•罗杰斯担任主席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宣称中国的两大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和中兴通信“可能违反了美国法律”,说他们“没有遵循美国的法律义务或商业行为的国际标准”。该委员会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审慎地评估中国电信公司对美国电信市场的持续渗透”。

该委员会说担心这两家公司助长了中国政府的监控,尽管委员会也承认说没有实际证据证明他们在路由器和其他系统植入了监控设施。尽管如此,情报委员会还是说这两家公司不肯合作,建议美国公司避免购买他们的产品:

我们强烈建议美国的私营实体考虑一下购买华为和中兴通信公司产品或服务带来的长期安全风险。强烈建议美国网络供应商和系统开发商为他们的项目寻找供应商。根据现有的机密和非机密信息判断,我们不能确定华为和中兴没有受到外国政府的影响,因此他们会给美国和我们的系统造成安全方面的威胁。

无休止的指责造成了巨大的压力,2013年11月,华为公司69岁的创始人和总裁任正非宣布该公司准备放弃美国市场。据《外交政策》杂志报道,任正非在接受一家法国报纸的采访时说:“如果华为集团牵扯进中美关系并引起外交问题,那就不值得了。”

但是,尽管美国公司受到警告不要购买所谓不值得信赖的中国路由器,如果其他国家的机构能对美国制造的路由器警惕些,那么他们也就算得上行事谨慎了。2010年6月间国安局监控和目标确定部的一份报告描述得清清楚楚、令人吃惊。报告指出,国安局在路由器、服务器和其他计算机网络设施出口发货前,都有规律地将其接收或拦截下来,安装后门监控工具,然后再加入厂家标识重新包装发货。这样一来,国安局就可以监控到世界各地的所有网络和用户。文件幸灾乐祸地评论说,有些“通信情报方面的谍报技术……实际上是手动操作的(就是字面上那个意思!)”。

美国政府之所以宣称中国的设备不值得信赖,原因之一可能是警示一下中国的监控手段。但同样重要的是,美国方面似乎是为了阻止中国的设备取代美国的设备,从而影响到国安局的监控范围。中国的路由器和服务器不仅意味着经济方面的竞争,而且也意味着监控方面的竞争:如果有人购买中国而不是美国的设备,那么国安局就丧失了监控众多通信活动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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