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佛爷不高兴.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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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慈禧作为一个女人,早年丧夫中年丧子,晚年又觉得遭自己的儿皇帝背叛,她有苦恼与无奈。而作为晚清这艘破船的老船长,她时常困惑和迷茫,因为她的身后还有一群饱读“之乎者也”、总是把祖制和“爱国”挂在嘴边的保守派和清议派,一群满洲王公贵族和地方大员等既得利益集团,一群偏激而不顾现实的“热血青年”,更有西方的列强的船坚炮利和先进的政治制度……她虽试图励精图治、大胆改革,以使大清这艘破船驶向风平浪静的港湾,但她毕竟是个眼光有限又极其贪权的女人,人性的弱点在她身上被一一放大,最终功败垂成。
  不过,既然她一心要当晚清这艘破船的老船长,那么就得为晚清这段屈辱史和变革史,背上千古骂名……

编辑推荐
晚清乃中国几千年不遇之大变局。与其说,是慈禧选择了晚清,不如说是晚清选择了慈禧。
慈禧是晚清帝国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缩影。读懂慈禧的困局才能看透晚清,才能读懂中国近代史。
《老佛爷不高兴》是历史“女顽主”端木赐香的精心之作,作者首次以女性的角度来演绎慈禧的一生。
国人对慈禧是否存在误读?她真的像人们口中所说的那样,是个贪图权势、骄奢淫逸、自私虚荣、刚愎自用的妇道人家吗?慈禧从一开始的洋务运动到最后十年的改革是形势所逼,还是自觉的意识,是否具足诚意?
慈禧,这位“无冕女皇”是19世纪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女性,没有之一。

媒体推荐
我几次垂帘听政,不知内情的人认为我是贪图权势,实际是形势使我不得不这样做。    ——慈禧

  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说真话,说自己的话。
                                ——袁伟时
                                
一言兴丧一王朝,女主江山末世熬。富国强兵犹画饼,师夷长技也皮毛。龟行立宪期延祚,铁律循环已套牢。史有前清留覆辙,后人重蹈几周遭?
                        ——章立凡,中国近代史学者
                        
  三糊涂,女性。在凯迪杜区《猫眼看人》上长期被视为男人,粉丝如云。但自从她的网络读者发现“端木赐香”就是三糊涂并被确认为女人后。这情形便在凯迪社区上有了变化,暴增的点击数中多了一些不明不白的爱和不明不白的恨,爱她的和恨她的一样多,理由却只有一个:这女人竟然可以这样写历史!
                 ——牧沐,凯迪网络创始人、董事长兼总编辑
                 
慈禧,她是中国传统体制上一个非常有本事的人。  ——蒙曼
  
  慈禧在个人上是成功的,但她在历史上毫无疑问失败了,她对中华民族是有罪的。
                   ——隋丽娟(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作者简介
端木赐香,女,原名李桂枝。1968生人,1990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现为河南安阳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近代史。平生业务:拆历史的墙角,探文化的陷阱。行文似戏谑,被章立凡先生称为“历史顽主”;文字背后一腔真诚,被鄢烈山先生评曰“仁义多情”。
已出版作品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陷阱》、《糊涂读史:明清的帝国偏执与盛世张皇》、《那一次我们挨打了: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全景解读》、《这一次,我们又挨打了: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始末》、《叩问传统:中国传统文化讲演录》、《有味的传统文化课Ⅰ》、《历史不是哈哈镜:真假袁世凯辨别》、《有味的传统文化课Ⅱ》等。

目录
缘起我为什么要写老佛爷不高兴
引子老佛爷不高兴,后果很严重


上篇 老佛爷为什么不高兴

第一章 老公很昏庸
皇位是靠坑蒙拐骗坐上的
老四糊弄得了大清臣民,却糊弄不了洋鬼子
老四真不是爷们儿
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爬起来再跌倒
“我大清尚有人耶”

第二章 儿子太混蛋
不好好学习
这小小接班人毛病多
有其母必有其子
不亲亲娘,老是跟亲娘作对
这个短命君主还死得不明不白

第三章 甥侄有些负心
再弄个儿皇帝
儿皇帝只喜欢珍妃,不喜欢表姐皇后
“广东小人”康有为
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图谋于我

第四章 小叔子忒骄傲
没有小叔子奕訢援手,那是断断不能成功的
叔嫂“同治”
“鬼子六”终究还是被嫂子给治住了


中篇 老佛爷的主张

第一章 坚持“大清特色”的“改革开放”
办洋务不容易
疯狂的改革

第二章 大清也可以说不
不听话,废了你
一个传教士引发的血案

第三章 好女不吃眼前亏
西行漫记
老李的最后一次“卖国”
老佛爷有话说

第四章 我奢侈我快乐
怀旧储秀宫
老太后睡觉
叫起
上官房
看折
用膳
老太后的袜子
老太后洗脚
老太后洗澡
老太后的大寿
老太后的葬品


下篇 放下大菩萨塑渺小之目标

第一章 何枝可倚李鸿章
第二章 绕树三匝康有为
第三章 左右不是袁世凯.
第四章 上下求索孙中山

文摘
第一章坚持“大清特色”的“改革开放”




历史也不是没给大清机会,至少,光改革就折腾了三次。第一次,洋务运动;第二次,戊戌变法;第三次,晚清宪政。问题是,哪一次都没有折腾好,不像日本,一次明治维新就玩转了以后的历史,与国际接上了轨,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混到了帝国主义的强国阵营!
办洋务不容易
自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失败至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中日战争发生之前,对清政府来讲,是最稳定的三十年。这三十年,是大清学习西方、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史称洋务运动。
这三十年,也是老佛爷威权逐渐巩固的三十年。同治四年(1865),慈禧太后把恭亲王的议政王头衔给剥掉了,仅赏给他一个军机大臣上行走;同治十三年(1874),亲政不久的同治死了,老佛爷换上一个不懂事的光绪娃娃做皇帝;光绪七年(1881),对老佛爷稍微有所制衡的东太后死了,老佛爷成了大清第一女光棍,威权继续上升。如果把大清比作爱新觉罗家的公司的话,那么老太后就是永远的董事长,奕訢顶多算是被聘的总经理。所以大清搞洋务,总指导非老佛爷莫属。不过也有些高抬老佛爷了,因为大清的洋务用现在的话来讲,是摸着石头过河。
有人给设计过,但他们非我族类,直到现还被咱们的某些学者定性为“别有用心”。这里我说的是担任中国总税务司的赫德和署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两个家伙,一个写了《局外旁观论》,一个写了《新议略论》,系统地提出改革中国内政外交的建议。但是当两份上书于同治五年(1866年)提交总理衙门,派发各地督抚读阅时,惹出来的则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警惕性:湖广总督官文斥之为“包藏祸心”;江西巡抚刘坤一认为“断不可从其所请”;两广总督瑞麟和广东巡抚蒋益澧认为自强之道,不待外求,“勿庸变其法”;闽浙总督左宗棠认为只学西方的造船技术即可,洋枪还不如广东的抬枪好呢,至于电报什么的奇技淫巧,美观而不实用。
老佛爷不高兴中篇老佛爷的主张两个洋鬼子都提出哪些不安好心的建议呢?
第一,官场的腐败、军队的懒怠、教育制度的所学非所用,导致中国很危险,再不改革,将来中华之天下是否还能统一自主就值得怀疑了。第二,中国外交事务处理不当。视人为夷,待之如狗,智浅而欲轻人,力弱而欲伏人。不能与外人平等相处,导致外交失和。第三,中国必须改革,西方说事都讲进化,五百年前当然比一千年前强多了,现在当然又比五百年前强多了,独有你们中国,跟四季轮回似的,兴衰罔替,皆同一律,更有甚者,倒着来,认为尧舜时代最好,那可能吗?还是赶紧向西方学习,改革内政外交吧。
估计就是怕中国官僚骂自己不安好心,所以两个洋鬼子的改革建议,温和得不能再温和了。比如,只建议举办专门的学馆,却不敢触及科举制,不敢提倡西式教育制度;只揭露官场腐败,却不敢像容闳向太平天国那样提议建立现代国家机关!总之,两个洋鬼子小心再小心,还是落个黄鼠狼给鸡拜年的嫌疑!
威妥玛咱就不说了,真正的洋鬼子。咱这里只说赫德,因为赫德顶多算半拉洋鬼子,他是大清帝国的终身雇员,同治十一年(1872年)赫德正式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一任就是四十五年。中国通商口岸由他接手时的十三个扩展到他离任时的四十三个;手下雇员由原先的数百人发展到后来的数千人;中国海关收入由原先的几百万两提升到最后的三千万两,京师同文馆的经费、洋务派创办军工厂的投资、官派赴美留学生和驻外使馆的费用,大都来自赫德管理的海关税收。西方有人如此评价赫德:“中国政府制度中充满了腐败、欺瞒和敲诈,但令人又惊又喜的是,居然与之并存的还有一套最佳的行政服务的机制,这就是赫德爵士领导下的帝国海关。”赫德掌握着帝国年收入的三分之一,却能在贪污成风的大清、在贪污起来最方便的海关建立起清廉奇迹,这是西风的威力还是西人的素质使然?
除此之外,赫德还有一大亮点,他给海关员工的指南是:税务司公署是一个中国的机构,我们每个成员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中国同胞,因而已接受了某些义务和责任!赫德是这样要求员工的,更是这样要求他自己的。他工作的成绩,有目共睹,以至于清政府漫长的半个世纪内居然找不出一个可以替代赫德的中国人来。总理衙门大臣奕訢、文祥甚至讨论说:中国官员没一个是可信的,幸亏海关雇员中有诚实的外国人!他们把赫德称为“我们的赫德”,并且经常说:“如果我们有一百个赫德”,事情就好办了。
不得不承认,清政府有了诚实可靠的赫德和他的现代海关制度,某种程度上就有了支撑下去的经济基础。赫德任海关总税务司的将近半个世纪的生涯中,清政府也以中国方式表示了对他的喜爱与肯定,先是授予赫德按察使衔(三品)、布政使衔(二品);后是授予赫德头品顶戴、太子少保;宣统三年(1911)赫德病故后,清政府追封其为太子太保!
看意思,大清真把赫德当作自己的忠臣了。虽然如此,刚做了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却并没有自作多情的嫌疑,他所上的改革建议书起名叫《局外旁观论》。不管局内局外吧,中方如何回复他呢?
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的亲密战友文祥给赫德的回复是:给我们点面子!同治六年(1867),文祥再次对赫德说:要对中国有耐心,给我们些时间!文祥虽然没说“摸着石头过河”云云,但是他表态说:五十年之后,你们这些外国人说不定急于阻止我们学习西方,就像现在你们要催我们学习西方一样!
五十年,漫长的半个世纪,赫德有此耐心,某种程度上也表示了理解,毕竟他也有些中国化了。问题是历史老人没有此等耐心,历史周期率对此也不表示理解,这话落地四十五年之后,清政府就玩完了。
当然,大清最高领导没有长着后眼,他们没有想到,摸着摸着就摸空了。
大清洋务运动,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说。中央层面,是老太后通过奕訢来领导,奕訢身边有桂良、文祥、宝鋆、沈桂芬等人做助手;地方层面,是奕訢通过地方督抚大员来实施,主要人手有曾国藩(汉,湘军领导人)、崇厚(满)、左宗棠(汉,曾国藩同僚)、沈葆桢(汉,曾国藩属下)、李鸿章(汉,曾国藩门生)、张之洞(汉,号称“香帅”)、刘坤一(汉)、唐廷枢(汉)等。
看得出,地方洋务大员中大都是汉人,而且有将近一半人物属于曾氏势力,曾氏死得早,李鸿章遂成为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所以,曾、李乃清政府的两大洋务干将。
第一干将曾国藩(1811—1872),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汉族,湖南人,靠编练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家。你别说,这湖南文人在练军打仗方面,还真有一手,至少毛泽东与蒋介石这一对冤家对头同时喜欢曾氏。蒋多次告诫他的子弟僚属,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籍与家书,认为这些书乃任何政治家所必读;审订《曾胡治兵语录注释》时,他认定曾氏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在黄埔军校,他以曾国藩的《爱民歌》训导学生,认为曾、左能打败洪、杨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学问、精神与信心胜过敌人。相形之下,作为湖南同乡,毛泽东对曾氏评价更高,他在民国六年(1917)致他的友人兼老师“邵西先生阁下”(邵西即黎锦熙)的信中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岂止是服,某些方面,毛泽东完全在模仿他的老乡,比如曾氏的“呆兵”与“活兵”之说,可能给了毛泽东游击战的灵感,而曾氏活学活用儒家思想给湘军编制的《爱民歌》,更是毛泽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范本。不信我们看看曾氏的《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作主。
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莫挤他;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号哭不安居;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从中地保又讹钱,分派各团并各部;有夫派夫无派钱,牵了骡马又牵猪;鸡飞狗走都吓倒,塘里吓死几条鱼。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邀些地痞作伙计,买些烧酒同喝醉;逢着百姓就要打,遇着店家就发气;可怜百姓打出血,吃了大亏不敢说;生怕老将不自在,还要出钱去赔罪;要得百姓稍安静,先要兵勇听号令;陆军不许乱出营,水军不许岸上行。
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官兵与贼不分明,到处传出丑名声;百姓听得就心酸,上司听得皱眉尖;上司不肯发粮饷,百姓不肯卖米盐;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军士与民如一家,切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曾氏就这么厉害,更厉害的是他的理学修养与禅定功夫。犁虽无主,吾心有主;门上无锁,吾心有锁。太平天国失败后,他的湘派人物坐拥东南半壁江山,手下有人甚至他的弟弟也想起了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故事,他愣是给拦住了。他解散湘军,动员家眷回家立业,自己也想卷铺盖回家,但是朝廷不许。后由两江总督改任直隶总督,运气不好,任上发生天津教案。同治九年(1870),天津市民中流行教堂给教民发迷魂药诱骗中国儿童,取脑挖心以配药,并且已有人发现成筐的儿童眼珠等谣言。谣言一传,神州感染,群情激愤,火烧法国的望海楼教堂、仁慈堂、法国领事馆及英美教堂十座,破坏和掠走财物一批,二十四名外国人被打死,其中包括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和十名修女,至于中国教徒死伤,我们不在乎,史料上只说了个死伤“数十人”。教案发生时,曾氏由于肝病日重,右目完全失明,正在家休病假。清廷谕旨曾氏前往处理,处理结果是:中国斩首十六人,判刑二十九人,赔偿损失四十九万两,派崇厚到法国道歉,天津知府、知县革职流放。当时洋人要求杀天津道员、知府、知县为法领事抵命,并以战争相威胁,曾国藩严词拒绝,但曾国藩知道,此案总的责任在自家一方。他上奏说:“挖眼剖心,全无实据;津民生愤,事出有因。”按大清律,一命抵一命,所以曾氏这样的处理结果,在弱国无外交的情况下,也可交差了,但是爱国的士大夫们不认可。中国历史上啥都缺,就是不缺爱国贼,他们的爱国,与外人无关——他们既没那本事,也没那胆气。他们所有的本事与胆气,就是骂自家同胞汉奸、卖国、反动,可能的话,再踏上一万只脚,否则显示不出他们的爱国情操来。
逻辑与事理是这样,可爱国贼们哪里有逻辑与事理呢?他们只有狗掀帘子——嘴上的劲儿。他们哄传曾氏是汉奸,那清议就跟泰山压顶似的,弄得曾氏招架不住。曾氏一辈子爱惜清名,是大清一品大员中操守、持家、能力等各方面无出其右的人物,最后因为这么个破事,栽了。他表示:“办理过柔,以致谤议丛积,神明内疚”,但“果能遏兵,即招谤也听之耳”!总之,为了保护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为了给大清的改革维稳,一世清名全没了他也认了。可惜好人不长命,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死了。死得有些早,因为洋务刚开头!
第二洋务干将李鸿章(1823—1901),本名章桐,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汉族,安徽合肥人,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在中国排老二很不妙,比如孔子)。同治九年(1870),李氏代替曾氏做了直隶总督,这一做就是二十五年,直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因签订《马关条约》受到清议派的攻击而靠边站。李鸿章做直隶总督之后不久,由于机构重组,政府又给他一个出力不讨好的兼差:北洋通商大臣。北洋通商大臣乃总理衙门下设机构,总理衙门起初设立的是三口通商大臣及南洋通商大臣,三口通商大臣驻天津,管理牛庄、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务。同治九年(1870)清政府裁撤三口通商大臣一缺,直隶(今河北)、山东、奉天(今辽宁)三省通商、洋务、海防均转归直隶总督经管,颁发钦差大臣关防,称“北洋通商大臣”或“北洋大臣”。李鸿章做直隶总督三个月后,就接手了北洋大臣事宜,没想到有关政府外交、海防、关税及官办军事工业等事宜一股脑的也都转到他这儿了,致使北洋大臣地位不断提高,职权不断扩大,势力远远超过本来地位与之对等的南洋大臣,就是总理衙门,也因大部分的外交任务都转移到李鸿章一个人身上而势力减弱。不过李鸿章势力虽大,也仅是老太后手下的一枚棋子,而且在强大的清议面前,这棋子还一辈子委屈。鸿章虽然办着洋务,但是他内心里明白,大清就是个纸糊的房子,而自己顶多算个裱糊匠,办了一辈子的外交,逐渐也明白,内治不修,国家实无外交可言。正因为太明白了,所以他的外交政策就是永远的主和,但是舆论上他敌不过清议派。清议派,就是站一边指点江山却不做事的那些文人,他们大都主战,拍着胸脯嗷嗷叫,声言大清可以说不,大清不高兴云云,清政府把这帮人的叫唤称作“公论”。一个干事的李合肥,肯定抵不过一帮卖嘴的愤青,于是乎,李鸿章就成了一个可怜的角色:主战派忽悠着打打打,结果清政府屡战屡败,打败之后,需要收拾烂摊子、擦屁股了,又非李鸿章莫属;待李鸿章签订了条约,国家暂时安全了,那帮主战的清议派就又都拍着胸脯骂上了。李鸿章里外不是人!
简介完两大干将之后,我们来看看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
外交方面,设总理衙门,下设北洋通商大臣和南洋通商大臣。前者由直隶总督兼任,驻守天津;后者由两江总督兼任,驻守上海。
军事方面,设安庆军械所、天津机器制造局、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制造局、福州船政局、西安机器局等。
海军方面,前往英、法、德、美等国采购军事装备,成立了四支近代海军: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广东水师与福建水师。其中北洋水师最强,其“定远”、“镇远”铁甲舰号称“远东巨舰”,是当时远东吨位最大、火力最强的舰只。
民用工业,建有开平煤矿、湖北织布局、汉阳铁厂、兰州制造局(亦称甘肃制造局)、兰州机器织呢局(亦称甘肃织呢总局)等。
文化教育方面,在全国修建了三十余所近代新式学校;建立京师同文馆,培养翻译人才和自然科学人才,翻译及出版大量西书;向美国派遣公费赴美留学幼童。
交通通信方面,开设电报总局,铺设电报线路,修建铁路等。
从以上内容我们就可以看出洋务运动的局限性,那就是:只有器物改革,没有制度改革,这就注定了大清的洋务运动只能是杨小凯先生所谓的“后发劣势”,用形象的语言来概括,就是一条腿走路,一只翅膀起飞,迟早要跌跟头,狗啃泥。甲午中日战争中方战败,北洋海军全军覆灭是为明证,标志着大清洋务运动全面破产。
伴随着洋务运动内容的有限,乃是洋务思想的有限。大清的洋务思想有两大理论支柱,一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二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中体西用”。
第一大理论支柱发端于魏源,刺激不外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魏源在《海国图志》的序文中解释了自己的动机:“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站在现代化的语境下,魏源这思想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着眼点仅是一个“技”。啥技呢?魏源说:夷之长技三,一战船,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
第二大理论支柱发端于冯桂芬,终结于张之洞。
魏源只重“长技”不重文物制度的思想首先为冯桂芬所继承发扬。冯桂芬(1809—1874),又名仪凤,字林一,号景亭,江苏吴县人,道光年间进士,林则徐的得意门生,做过李鸿章幕僚,深得李鸿章器重。咸丰十一年(1861),成书《校邠庐抗议》,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被人奉作“中体西用”之先声。冯桂芬认为,清国之所以不如西方各国,主要原因如下:“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至于军旅之事,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既然有这差距,那咋办呢?冯桂芬站在了儒家正统的价值观上,认为中国的伦常名教乃是本原,对于西方文明,我们不妨加以利用:“然则有待于夷者,独船坚炮利一事耳!”李鸿章当然深受冯桂芬影响,这在李鸿章致曾国藩的书信里也可以看到。同治二年(1863)李氏致曾氏的一封信中说:“西洋炸炮,重者数万数千斤,轻者数百数十斤,战守攻具,天下无敌……中国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另一封信中,他说:“洋务最难措手,终无办法;惟望速平贼氛,请求洋器。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
从信里,我们可以看出,两员干将所谓的洋务就是“大炮轮船”!李鸿章也一直强调中国的文物制度比上西方制度,那不是一般的好,好五倍!
冯桂芬之后,天朝诸多人士附议他的理论。郭嵩焘说:“西洋之入中国,诚为中国一大变,其气机甚远,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薛福成说:“今诚取西人气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王韬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又说:“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郑观应说:“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邵作舟说:“以中国之道,用泰西之器,臣知纲纪法度之美,为泰西所怀畏而师资者必中国也。”沈寿康说:“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孙家鼐说:“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
就连光绪二十四年(1898),光绪“诏定国是”,宣布维新启动的上谕也执行了这一改革精神:“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至于士庶,各宜发愤为雄,以圣贤之学植其根本,兼博采西学之切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成通达济变之才。”与此同时,似乎是怕维新超出底线似的,张之洞推出了他的《劝学篇》,对知识分子提出了五知:知耻——耻不如日本;知惧——惧印度朝鲜等国的覆辙;知变——如果不改变习俗,就不能变法;知要——要知道西方各国为政之道;知本——不要因多知而忘记圣贤,一切文章的价值必须以孔夫的标准来测定。为此他主张:“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其背后的成见是:中国不宜于成为一个共和国——自由太可怕,若在中国实行,则“士愿坐食,农愿蠲租,商愿专利,工愿高价,无业贫民愿夺劫,子不从夫,弟不尊师,妇不从夫,贱不服贵,弱肉强食,不尽灭人类不止”。总之,在中国实行集权是有必要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要不得的。他这么一划框框,算是对洋务思想作了大终结,发行百万多册,普遍为人所阅读,洋务领袖们在实践上基本没敢超出它的。
当然天朝也不是没有清醒人士,只不过需要时间罢了,比如前面所述王韬与郑观应。随着洋务的展开,他们逐渐发现,不只西方的“器”,就是西方的“道”,比如君主立宪,中国也应该学学,于是羞答答地提出了“设议院,开国会”的要求。郑观应在他的《盛世危言》中说:“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中华而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升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
就连淮军大将、官至两广总督的张树声都在1884年的遗折中声明:“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哉!”
问题是没人听这些人的,即使听见了,谁见过中国的政治高层自削权力的?我们只见过巩固权力的,从秦始皇一直巩到明清,一代更比一代强。清醒人士中,还有一个郭嵩焘。事实上,19世纪60年代初期,除了赫德与威妥玛,国内人士提出切实可行之改革方案的,就冯桂芬与郭嵩焘两人。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至少在当时还传播了,郭嵩焘的建议干脆被总理衙门堆到档案堆里再也没人关注了。郭嵩焘既发现西洋立国也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制船、制器,还发现小日本的洋务范围比中国的洋务范围要大多了——日本学西方,可不仅仅是在学习船炮!他认为,兵端乃是西法末技,其他创制才是立国之本。他给李鸿章写信,要求李鸿章慎重考虑,可李鸿章回信说,自己职在主兵,不得不考求兵法,兵乃立国之端要,欲舍此而求大者远者,不是他所能干的,自己只是尽己所能罢了。

李鸿章所言也是对的,因为就是这样的器物改革,都遭遇了顽固派的猛烈抨击,洋务派每走一步,都倍尝艰辛。试以京师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为例。
京师同文馆建于同治元年(1862),目的也很简单,四年前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明文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正义。”如此情形下,天朝再不派人学鸟语,咋跟鬼子周旋呢?初建之时,设英文、俄文、法文三班,也就是说,谁打咱,咱可能跟谁签条约就学谁的语言,典型的中国式实用主义思维,招收学生仅限于十四岁以下的八旗子弟,刚开张时仅招了十个学生。
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洋务大吏们发现,同文馆的学生光学鸟语是不行的,还得学西方的天文算学、火器轮船制造之术。在他们的推动下,奕訢出面了。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1866年12月11日),奕訢奏请由年龄二十岁以上的满汉举人、五贡生中,选出优秀聪颖者入馆学习外国语言及天文、算学、造船、制器诸法。奕訢两个意思,第一,在同文馆里增设天文算学馆;第二,同文馆的学生要扩招优秀生源。
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867年1月28日),奕訢再次上书,进一步向最高当局论证添设天文算学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奕訢知道,洋务运动的每个举措都会遭遇顽固派的反对,所以他煞费苦心地预设了可能出现的三种反对意见,然后自己再一一辩驳。第一,或许有人认为“臣等此举为不急之务”。奕訢指出,中国要大国“撅”起,至今已是十分紧迫的事了,缓不得了。第二,肯定有人“以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奕訢认为西学本是源于东学,如今添设天文算学馆正是欲使中学重新发扬广大而已。第三,更有甚者,会有人认为“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耻”。奕訢认为“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况且,添设天文算学馆之目的在于使儒者明制器之理,并非从事低贱技艺之活。众所周知,由于孔子认为事农是小人之活,孟子认为工商是贱人之活,中国的工农商,可以合称为“小贱人”。所以,西方科技淫巧——贱工,中国儒者不为也。针对这点,奕訢苦口婆心地解释,制器不低贱,儒者可为也。除此之外,奕訢还建议将招考范围进一步扩大到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及进士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各官等。
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一日(1867年2月25日),奕訢又奏请以“老成持重,品学兼优,足为士林矜式”的徐继畲为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以安慰报考者“专以洋人为师”的文化耻感。
奕訢的三个奏折都获得嫂嫂的批准,并且开始启动了。但是,爱国贼们要上场了。
御史张盛藻首先跳出来反对,还好,他不反对天文算学馆的开设,只反对生源的科甲正途化。他就一个意思,让科甲正途人员学习鬼子的奇技淫巧,丢人!慈禧太后一句话就把他反驳下去了:“朝廷设立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原以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
士林表率、大学士倭仁跳出来反对。倭仁(1804—1871),字艮峰,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道光进士,同治帝之师。清末理学领袖,同治年间顽固派首领,历任副都统、工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他上折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谲诡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还说,如果让中国的聪明隽秀人士都去学夷术了,后果会很严重:“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
老顽固的奏折,身段一亮,几多士大夫轰然叫好!对于这么一个德高望重的顽固老头,慈禧自然不能像对待张盛藻那样一批了事,所以她专门召见了两大老顽固:倭仁与徐桐,与他们面对面商榷。但是倭老头不服气,否则他就不叫顽固派首领了。他再次上书,说办天文算学馆乃是“上亏国体,下失人心”,依然坚持自己的高见。慈禧把倭仁的奏折交给奕訢,让他想想应对办法。鬼子六写了几个折子,一个折子中说,既然倭仁拦着不让我们干,那么他自己“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一句话,倭仁老先生,我们跟着你干,行不?但这些都没构成有效的杀伤力。
直到某一天,鬼子六灵光一闪,抓住了老顽固奏折里的一个漏洞,在另一个折中说:“查倭仁原奏内称‘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据此是内外臣工先后二十余年所求而弗获者,倭仁耳目中竟有其人,不胜欣幸!相应请旨饬下倭仁,酌保数员,各即将择地另设一馆,由倭仁督饬,以观厥成。”
奕訢换了战术,这是调戏老头呢!没想到慈禧也顺竿子上了,跟在小叔子后面下发了这么一个谕旨:“倭仁原奏内称:‘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该大学士自必确有所知,着即保数员,另择地设馆,由倭仁督饬讲求,与同文馆各员互相砥砺,共收实效。”又命大学士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老头被叔嫂如此联手调戏,羞愤啊!倭老头虽然不像另一个顽固派徐桐那样见了洋人生理上起恶心,需要以扇蔽面,但是你让他弄个天文算学馆、甚至让他到总理衙门上班天天与鬼打交道,呸,太恶心了。所以老头马上表示投降:奴才意中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奴才也做不了总理衙门大臣。慈禧装模作样地批曰:现在没有,那就随时留意吧,有了赶紧保举上来。还有,总理衙门大臣这个职务你不能辞,还得干。
可怜的倭仁心情郁闷,心神恍惚,朝散上马回家时忽然就晕了过去——这可能是人类史上最早的假摔了!老头骑不得马了,借别人的轿子回了家。一回家就病了。他以此为由再次请求辞职,慈禧仍不准。只给他一个月的病假,不管装病真病,反正总有病好的一天,你别急,我们等你,总理衙门也等你!
以现在的语境看,倭仁活该被玩。问题是当时的世道人心恰恰在倭仁那边。老头儿身为帝师兼士林泰斗,不是做会试正考官,就是做殿试读卷官或者朝考阅卷大臣,多少状元、进士、翰林都是从他手下走过的啊。老头儿越惨,士林越是不服,继续有人上场向洋务派挑战。候选直隶知州杨廷熙就是典型代表,上了一个又臭又长的折子。这家伙真能扯,居然认为设立同文馆其事其理其言其心有十不可解:
“中国之可羞可耻者,未有大于西洋之流毒、西人之倡乱矣。……乃今日不耻不共戴天之仇,而羞不知星宿之士,何望大耻而务于小耻也!此臣之不解者一也。”
“夫以中国之大,养士之久,岂无一二知文明数学之士足以驾西人而上者哉?……而必自卑尊人,舍中国而师夷狄?此臣之不解者二也。”
“今不思破之之方,御之之术,窃恐中国将来之轮船机器较彼尤精,而用之不得其法,不得其人,未必不徒费钱粮,徒劳人力也。此臣之不解者三也。”
“善政未修于上,实学未讲于下,而尤令舍人事以习天文数学,此臣之不解者四也。”
“有自强之心,无自强之政,而徒震惊于外洋机器、轮船不可制,此臣之不解者五也。”
“夫洋人之于中国,敌国也,世仇也,……圣贤之大道不修,士林之气概不讲,无一非西学阶之历也。此臣之不解者六也。”
“兹不操出奇之胜算,而为依样之葫芦,此臣之不解者七也。”
“此事疆臣行之则可,皇上行之则不可;……是西教本不行于中国,而总理衙门请皇上导之使行也,此臣之不解者八也。”
“兹惟于同文馆厚廪饩、广升途,何明于此而暗于彼,略其大而举其细也!此臣之不解者九也。”
“是其设立同文馆之初,未尝不明知此事之不当于天理,不洽于人心,不合于众论,而必欲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此臣之不解者十也。”
说了这么一大堆,他的要求就是:请太后收回成命,撤销同文馆,否则天下大乱!
可以说,奕訢在对付顽固派的挑战时,挺累的,苦口婆心不知说了多少废话。如果最高领导慈禧太后不支持,他肯定要败下阵来。幸运的是,这个时候的嫂嫂还是挺开明挺勇敢的,对这又臭又长的帖子批驳如下:
其一,呶呶数千言,甚属荒谬!
其二,这个折子是不是倭仁授意的?如果是,殊失大臣之体,其心固不可问!
其三,即使不是倭仁授意,那也不好,党援门户之风,从此而开,于世道人心大有干系。
这些顽固派固然不是好东西,但是慈禧批折时用的手腕却也不能恭维。折子写得长,就叫荒谬;折子是倭仁授意下写的,就动机不良;折子不是倭仁授意写的,那就是你们党派之间自觉性的呼应了,影响世道人心!反正咋也不对。
不管咋说吧,这次洋务派赢得了胜利。胜利的原因,并不是奕訢等的辩才好,势力强,洋务甚得世道人心,而是老太后坚定地站在了他们一边。
老太后为什么站在奕訢一边呢?一句话,这些洋务内容并没有触及老太后的底线。那老太后的底线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语录里寻找到她的改革主张。
据德龄公主回忆录《紫禁城的黄昏》载,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某一天,因俄国公使夫人勃兰康夫人要来访,老佛爷心有所触,对西方文明发出了诸多评价,下面是太后语录选:
之一:西方礼服也算好看,只是我到底还是不喜欢那个长尾巴,后面拖着恁长的尾巴,拖着这么个东西实在没有什么道理!
之二:她们以为咱们中国人啥都不懂,小瞧咱们。我看呐,她们是自以为文明、懂礼、有教养,其实呢,我们这些她们所认为的野蛮人,反倒比她们要文明有礼得多。
之三:我知道他们肯定忘不了光绪二十六年的拳民之乱,不过我也不在乎,我还是愿意遵循我们祖上最好的规矩,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去采用外国人的方式。
之四:我觉着,每样东西在中国都有,不过是生活方式不同罢了。跳舞是怎么回事儿?我听人说,就是两个人手拉着手满屋子蹦跳,要真是这样的话,我看一点也不好玩。要是男人和女人这样一起跳,总归是不大好。我不赞同男人的手围着女孩的腰,那太难看了,我喜欢看女孩子和女孩子一起跳。在中国,女孩子是不准和男人接近的,我知道外国人好像不大讲究这个。这就见得外国人比我们更开放。
之五:听说外国人都不尊敬父母,可以随便打他们,还可以赶他们出去,这是真的吗?
之六:我这样说,好像显得自己很保守,我尊崇祖上的规矩,在我活着的时候不想改变它。
之七:老实说,我很喜欢内田夫人(日本公使夫人)。她总是那么温雅,从不问那些愚蠢的问题。到底还是日本人和我们相像,从不冒失。
之八:去年,你们那时还没进宫,康格夫人(美国驻中国公使夫人)带着一个女传教士来,建议我在宫中设立一所女子学堂。我不想让她们不快,就说我会慎重考虑她们的建议。现在你们想想,宫里弄出一所学校来,可不是笑话吗?就算办成了,叫我到哪里去找这许多女学生来读书呢?现在这样已经够好的了,我可不想把那些个皇亲国戚的子弟弄到我的宫里来读什么书。
从老佛爷的这些经典语录里,我们可以看到她的主张,那就是,虽然大清不得不改革开放了,但我们的改革与开放都是有限度的,绝对不照搬西方,绝不走西方的邪路,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防止西方和平演变,把大清特色的封建专制制度坚持到底!
当然,啥叫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啥叫大清特色,都是有弹性的、模糊的。还不如这样说,以老太后是否能容忍为度。
事例一:同治十一年(1872),由于洋务派一再的奏请,政府终于同意向国外派遣官派留学生,一派就是三十名。可是到了光绪七年(1881)政府又突然召回所有的留学生,也不管他们学业是否完成。事实上,一百二十名留美学童中,真正完成大学学业的只有两人。太后如此不计后果、半途而废,原因很简单,听说这些孩子都给西化了:说洋人的语言,穿洋人的服装,学洋人溜冰打球带扑腾(游泳);更有甚者,还把辫子剪了,见了中国官员与孔子牌位都不行叩头之礼了,长此以往,这还了得?这不和平演变吗?于是一纸令下,所有的留学生全部撤回。他们中间的著名代表是中国第一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詹天佑除了学业有成,棒球与游泳也都呱呱叫,你能说西化后的他比不出国留学、未西化的中国传统士人更不爱国吗?问题是真正的爱国者在中国没有好果子吃,按西方学者的说法,这帮留美学生回国后,“受到一批盛怒的官僚们的极其侮辱的待遇,并被分派到最低级的事务工作上”。他们落魄待遇的改善,居然是日本人成全的。也就是说,甲午中日战争后,政府才开始重用他们。
事例二:光绪二年(1876),英国人建造了一条从上海到吴淞的客运铁路,引起众议纷纷,有些中国官员甚至扬言前往卧轨以阻挡火车通行。不能容忍火车本身也就罢了,就是火车轰隆开过的声音,也让爱国贼们不堪忍受:影响风水也就罢了,这不影响地下的祖先们安歇吗?正好出了车祸,火车轧死一个中国人,这下可有理由了,于是清政府以28.5万两白银赎回淞沪铁路,拆毁并掷入大海。
事例三:光绪四年(1878),在李鸿章操作下,开平矿务局正式开办,其治下的开平煤矿出煤极旺。问题是运输不便。该矿“总办”唐廷枢给他的上司李鸿章算账如下:开平挖出的煤,每吨成本二两七钱,如果用牲车从矿区把煤运到北塘河岸边的芦台,每吨运费合二两二钱,由芦台用船运到天津,再搬到岸上,每吨约需一两,加上税金,一吨煤到天津市场上,一分钱不赚,已经六两四钱了,比从日本进口的每吨六两的煤还要贵出四钱来。但如果从唐山修一条铁路到芦台,煤炭从这里下船走水路运到天津或上海,每吨成本仅四两……为此,李鸿章禀请政府准许矿务局修筑唐山到北塘口的运煤铁路。由于恭亲王等人的支持,慈禧太后很快就批准了,李鸿章随即聘请开平矿务局工程师、英国人金达负责督修。谁知正在筹办之时,政府突然又不干了。原因很简单,很多官员反对修铁路,纷纷上章弹奏。按英国人肯德在他的《中国铁路发展史》中所说:“凡是人的才智所能设想出来的种种可笑的理由,都在清政府的权贵的看法下产生了。”
总之,中国官员的才智都体现在保守落后愚昧方面了,他们意见中最不能忽视的一条是影响东陵地气。东陵大家都知道,是大清王朝在关内的皇陵,它远在唐山以北遵化县长城脚下的马兰峪,离所谓的唐胥铁路近百公里呢,问题是对皇家来讲,再远也不能忽视。因为影响百姓庐墓也就罢了,反正你家出不了皇帝,但是影响皇家风水则是万万不可的,大清江山须人家子孙一棒一棒的往下传呢。铁路不让修筑,开平矿务局只好开掘运河运煤。可是运河只能挖到胥各庄,因为胥各庄到矿区那段路地势高陡,河水上不去。矿务局再次请修铁路,这次奏明只修胥各庄到唐山之间的一小段。老太后特批,这条铁路可以建,但有一个条件,铁路修成后不能用轰隆作响的机车作牵引,那用什么牵引呢?牲口!于是计划中45公里的铁路被缩水成了10公里,光绪七年(1881)建成后制造了如此奇迹:一群骡马拉着机车,在铁轨上缓慢爬行!唉,在大清国做牲口都丢人。当然了,这里逻辑有些不对,牲口不是人,咋能叫丢人呢?
事例四:光绪二十四年(1898),袁世凯为慈禧太后贺寿进贡一辆奔驰牌轿车。不料,老佛爷仅试坐一下便将其“打入冷宫”弃置不用了。原来,汽车解决不了“尊卑”问题,司机不但坐在老佛爷的前面,而且还和她“平起平坐”,有伤“体制”和老佛爷尊严,最终被闲置起来。无独有偶,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马戛尔尼使华,送给中国皇帝两辆当时英国市面上最精美的马车,心底下还窃思,中国马车笨重而没有弹簧,自己的礼物肯定得到中国皇帝欢心。他没想到,乾隆大帝连试坐都没有,还是那个问题,有伤中国皇帝尊严:这马车共备四座,两座在前为御者之座,略高;两座在后为乘者之位,略低。车夫座位高于皇帝座位也就罢了,车夫坐在皇帝前面,给皇帝一个背,成何体统?
总之,中国的事儿不是那么好解释的。郭嵩焘当时就发现了,他给李鸿章写信,译成现代的语言即:
中国之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英国士绅都因为这个自耻呢,都想办法帮咱禁绝呢。问题是中国的士大夫,甘心做烟鬼,用洋货,可是一闻建电报修铁路,就群起阻难,甚至有见洋人机器而起公愤者。曾纪泽领着家眷乘南京小轮船至长沙,士绅起而大哗,数年未息,也不知这些人咋想的。办理洋务三十年,疆吏们啥也不懂,而以挟持朝廷曰公论,朝廷也奖励曰公论。宋明之亡,都是亡于呱呱叫之徒,俺是楚人,生长于野蛮之乡,又不是与洋人接近的商人,只不过读书观理,历举古今事变而已,就得个“举世非笑”的下场,为求保国制邦之经,我啥也不顾了,只管实话实说,却始终得不到他们的谅解。窜身异域做驻外公使,不到两月,就得到了诸多参劾。我都后悔了,原先说过的言论,都不敢再说了。
这里我们需要对郭嵩焘重墨描述一下。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湖南湘阴人,道光朝进士,曾随曾国藩组建湘勇,后任南书房行走、署理广东巡抚、福建按察使等。光绪元年(1875),云南中缅边境突然发生马嘉理案,英国教士马嘉理在与当地居民冲突中被杀。随后的谈判中,清政府很不情愿地答应了英国的种种要求,其中一条是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给夷人道歉本身就是丢面子的事了,再去夷国做钦差,那就更丢面子了。这么丢面子的事儿,天朝官员没人干,也干不了。没有办法,政府最后瞄上了以洋务著称的郭氏,郭氏拒绝不得,硬着头皮答应了。这一答应,国内就大哗了,大家普遍认为出洋即是“事鬼”,与汉奸一般。有人编出一副对联骂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郭嵩焘的亲朋好友也都认为此行凶多吉少,为他出洋“有辱名节”深感惋惜,这么好的一个人儿,就这样一失足成了千人恨。守旧氛围极浓的湖南士绅更是群情激愤,认为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面,要开除郭的省籍,甚至扬言要砸郭家的宅,挖郭家的坟。郭氏没有办法,几次以告病推脱,但政府好不容易逮住这么一个不要脸的人儿,哪舍得放啊,于是他终于光绪二年(1876)从上海登船赴英了。行前,朝廷应总理衙门之奏请,命郭嵩焘将沿途所记日记等咨送总署。到达伦敦后,他立即将几十天极为详细的日记题名为《使西纪程》寄回。从途经十数国的风土民情、宗教信仰,到土耳其开始设立议会、制定宪法到苏伊士运河巨大的挖河机器以及“重商”对西方富强的作用等作了力所能及的介绍。但总理衙门将此书刊行后,引来顽固守旧者的口诛笔伐,痛斥他“极意夸饰……凡有血气,无不切齿”;“中洋毒,有二心于英国”;“伊为此书,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是何心哉?”总之,众议哄哄之下,大家都认定这个姓郭的要臣事英王了,特大汉奸哉。但由于一时间找不到合适人选,清廷没有将他召回,仅下令将此书毁版。
早慧者醒,早醒者哀,诚哉斯言。可以说,刚到英国的郭嵩焘还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此间富强之盛,与其政教精实严密,斐然可观,而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也就是说,他承认英国的富强与政教,但尚认为中国的文章礼乐要高人一头。但是在英国待了一年之后,他在日记中又写下了这样的话:“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 “三代之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其义者尚无其人,伤哉!”也就是说,经过一年的近距离观察,郭嵩焘已然发现,中国什么都不如人,已成为无道之国和西方人眼中的野蛮国度,就像我们当年视周边的夷狄一样。只可惜,正如他日记中所言,中国的士大夫无人能达到这个高度,谁达到谁就是汉奸,叫他如何不伤感?
与此同时,郭嵩焘的副手刘锡鸿也不断向清政府打“小报告”,列出郭嵩焘的“罪状”十数条:如有次参观炮台中天气骤变,陪同的一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这叫冻死不披夷人衣。如巴西国王访英,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当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这本是最起码的礼节礼貌,但刘锡鸿却将其说成是大失国体之举,因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按刘副使的意思,外国人站外国人的,我们中国大使就应该坐在原地不动才对,这叫泰山顶上一棵葱,任尔周围全是松!
清政府没有办法,终于光绪四年(1878)下令将二人同时撤回,代替郭嵩焘的是曾国藩长子曾纪泽,做驻法兼驻英公使,清政府这样做,既省人又省经费。那曾纪泽就不怕落个汉奸名声?非也,只不过他跟他老爹学的,为了朝廷不惜清名罢了。这里有他出使前给法国使馆派出的随同翻译法兰亭的一封信,我们看看堂堂的天朝公使是如何的可怜:
现有极要一事,须与台端一商者:贵国为秉礼之邦,泰西各处礼仪,大半依据贵国所行以为榜样。中国遵至圣孔子之教,亦以礼仪为重,然道途太远,风俗亦异;是以彼此仪节,迵然不同。一切细故末节,尽于通融办理;惟宴会一端,尚须斟酌。泰西之例,男女同席宴会;凡贵重女宾,坐近主人;贵重男宾,坐近主妇……中国妇女若与男宾同宴,将终身以为大耻……鄙人此次偕妻子同行,拟请足下将鄙人之意,婉达于贵官议礼大员之前。中国公使眷属,只可间与西国女宾往来,不必与男宾同拜,尤不肯与男宾同宴。即偶然有公使至好朋友,可使妻女出见者,亦不过遥立一揖,不肯行握手之礼。中西和好虽殷,吾辈交情虽笃,然此一端,却系中国名教攸关。不必舍中华之礼,从泰西之礼也。若蒙足下从中委曲商酌,立有一定规矩,则将来中国公使挈眷出洋者,不至视为畏途,实与彼此通好长久之局更有裨益。
看了曾兄这长长的信,替他头疼:男女授受不亲!你说人家出使在外为国尽忠吧,居然还得倒贴妻妾,一不小心就可能被老外握了红酥小手、贴了粉嫩小脸。自己做了汉奸不说,头上还得顶块西瓜皮,卖国又卖人,做这样的外交官,多屈辱啊!最后曾纪泽也是被气死的,光绪十六年(1890)卒。
曾纪泽就不说了,继续说郭嵩焘。郭嵩焘回国后,被骂得狗血喷头,心力交瘁,遂请假归乡。回到长沙后,等待他的是全城的揭帖与哄骂。光绪十七年(1891),“洋务先知”郭嵩焘顶着“名教罪人”的帽子在孤寂中病逝。而他之所以给李鸿章写这等信,乃是由于天朝大吏中也就李鸿章能理解他了。
李鸿章回信说了很多,咱这里挑一些精华吧:
西洋政教规模,弟虽未至其地,留心咨访考究几二十年,亦略闻其详。自同治十三年海防议起,鸿章即历陈煤铁矿需开挖,电线、铁路必应仿设,各海口必应添洋学、格致书馆,以造就人才。其时文相目笑存之,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王孝凤、于莲舫独痛诋之。曾记是年冬底赴京叩谒梓宫,谒晤恭邸,极陈铁路利益,请先试造清江至京,以便南北转输。邸意亦以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请其乘间为两宫言之,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从此遂绝口不谈矣。……内地若果议及,必至群起相攻。……官绅禁用洋法机器,终不得放手为之。凡此皆鄙人一手提倡,其功效茫如捕风,而文人学士动以崇尚异端、光怪陆离见责,中国人心真有万不可解者矣。
一句话,洋务不容易呀!
事实上在整个洋务运动中,洋务领袖就跟风箱里的老鼠似的,左右不讨好。顽固派认为,洋务派走得太远了,崇洋媚外,有辱祖宗与人伦天理;更清醒的士人认为,洋务运动仅模仿西法的表皮与末技,没有学习人家的实质,停留在唬人的档次。按《万国公报》所载西方观察家评论,那是驴披上了狮子的服装,终会为群兽看破而丧其身的!只不过中国传统,宁左勿右,越顽固,越像个爱国者。李鸿章这样不顽固的,就只能是汉奸卖国贼了。于是中国这头驴只好继续披着狮皮忽悠了。

疯狂的改革
前已提及,等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光绪与康有为变法的时候,老太后的底线依然是中体西用及自己的脾气和自家的利益。而康有为要把大清引向何方呢?
政治方面,康有为希望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订宪法,开国会,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希望删改各衙门,裁汰冗官;希望军民合治,满汉平等;希望政府收支公开透明;希望改年号、易服断发、迁都上海等。
经济方面,康有为希望以工商立国,富国养民。具体建议有:设立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并在各省设分局;开农会,办农报,发展农业;开放八旗经商的禁令,命其学习士农工商自谋生计;鼓励民办企业,倡实业,促生产。
文化教育方面,康有为希望“开民智”、“兴学校”、“废八股”。具体设想是举办京师大学堂;所有传统书院、寺庙、义学、社学全部就地改为中西兼学的学堂;各省会设高等学堂、郡城设中等学堂、州县设小学堂,鼓励私人民办学堂;设立农、商、艺、医等方面的速成学堂;派皇族宗亲出国考察游历,挑选学生上日本游学;废八股科举,改考历史、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另设经济特科;设译书局,设章程以奖励各种发明与著作,保护人才;准许地方官及士民上书言事,新闻自由;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设京师报馆等。
军事方面,希望整顿军队,裁汰老兵弱兵,削减军费开支,改用西洋训练方法,筹设武备大学堂,武举停考弓箭,改试枪炮等。
不得不承认,康有为低估了大清这艘破船走向沉沦的历史惯性、中国文化的执拗性和老太后背后那帮现存利益集团的井底之蛙性,总之,他想下一盘很大很大的棋,但每个棋子都深感不便,不愿意被挪,不想与他配合。
虽然光绪没有全部听康有为的,但有些条款听听就挺吓人的。老太后还一个人说了算呢,光绪都没权,康就想限制君权;大清全靠愚民支撑自己的统治呢,康还开民智。民智一开,老百姓都要求民主平等,岂不反了天了?还有些条款,执行起来很致命:全国读书人全靠科举挣饭碗呢,虽然那羊肠小道上挤着诸多像蒲松龄那样一辈子都考不上一个破秀才的知识分子,但有这么一个科举,终归还有一线希望,八股一废,全国读书人绝望,天下岂不乱套?事实上,康有为的改革计划就没怎么施行,单单他那种一夜之间就想大换班的疯狂改革节奏就引起了老佛爷的深度不安。康有为跟光绪保证曰:“以皇上之圣武行之,中国之强,可计日而待也。” “以皇上之圣,图自强,在一反掌间耳。”试问老谋深算、颇有治国经验的老佛爷能相信或者能容忍康有为这种二百五精神吗?
据有心人统计,百日维新期间发出的有关改革的“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各级官员根本来不及执行甚至不知如何执行。而且,诸多官员自身都难保了。时人描述:“戊戌变政,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
赫德在自己的私人信件中说:“皇帝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的顾问康有为和其他人都缺乏工作经验,他们简直是以好心扼杀了‘进步’——他们把足够九年吃的东西,不顾它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三个月之内都填塞给它吃了。”可以说,大家都惊慌失措消化不良的当口,康有为还在连续放惊天大炮,什么“皇上先断发易服,诏天下,同时断发,与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了;什么“大集群臣誓于天坛太庙,上告天祖,下告臣民……即以今年改元为维新元年”啦。他也不想想,在中国,服式、发式、纪元等,首先是政治问题。改这些,不是造反吗?特别是那根猪尾巴,在清朝统治者眼里,那是万万要坚持的,丢了脑袋都不能丢它的。建国之初,满人对汉人就是“留发不留头”的嘛。现在你让光绪剪辫子,结果只能是惹得老佛爷动怒,维新人士死的死,跑的跑。至于维新成果,也全让老佛爷给废了:
命京内詹事府等闲人衙门照常设立,不得裁并;复设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并河道总督各缺;停止各省书院改设学校之举,科举照常进行;停经济特科;废农工商局、官报局等;禁止士民上书言事,禁止结会,禁止报馆等。当然,也有留下的,就留下一个京师大学堂!
总之,大清的第二次改革就这样玩完了。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大清还是大清。问题是历史老人不忍心,又给它一次严重刺激,让它启动了亡命前的最后一次改革——宪政。
启动大清第三次改革的刺激点是八国联军进中国,刺激它深化改革的是日俄战争。
八国联军进中国,直接导致了太后西巡。西巡路上,平日里养尊处优的老太后可是遭了罪了。一遭罪,人就容易清醒。所以西巡路上,老太后发了罪己诏,当然这诏是以光绪那个傀儡皇帝的名义发的,所谓的罪己,更多的却是罪人与表功:第一,说自己以身殉国的心思都准备好了,奈何王公大臣把自己强拉到了西巡的路上!看来,做领导不容易,想自杀都没门,都是王公大臣的错!第二,义和团兴起,全是地方官平日主持民教纠纷不公所致。嗯,都是地方官的错。第三,义和团焚堂毁路,全怨军事将领镇压不力。嘿,都是武官们的错。第四,义和团胆敢红巾露刃,充斥都城,焚掠教堂,围攻使馆,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全是王公大臣唆使的。嗯,王公大臣又错一次。第五,“天下断无杀人放火之义民,国家岂有倚匪败盟之政体?”使馆还是被我们保全下来了嘛,如果我们真的要毁灭使馆,完全可以火攻水灌嘛。明明手下留了诸多情嘛,比如放炮的时候,我们专门有一阵子就是朝使馆后面的空地放的嘛。还有,我们不是命人送去了西瓜水果吗?当然,还可以有更多的方式慰问,在那样的局势下没再去,也是完全可以谅解的嘛,理解万岁。敢情义和团久攻不下,就不知道最大的二毛子汉奸就是太后本人!
罪人与表功之后,开始反思:“近二十年来,每起一次衅端,必申一番告诫。卧薪尝胆,徒说空言,理财自强,几成习套。事过之后,循情面如故,用私人如故,敷衍公事如故,欺饰超台如故。大小臣工,清夜自思,即无拳匪之变,我中国能自强耶?夫无事且难支持,今又酿此奇变,益贫益弱,不待智者而知。尔诸臣受国厚恩,当于屯险之中,竭其忠贞之力。综核财赋,固宜亟偿洋款,仍当深恤民难。保荐人才,不当专取才华,而当内观心术。其大要无过去私心,破积习两言。大臣不存私心,则用人必公;破除积习,则办事着实。惟公与实,乃理财治兵之根本,亦即天心国脉之转机。”
看老太后的意思,最应该反思的是大小臣工。受国厚恩,却不好好地给国家干活,你们好意思吗?那么咋干才叫好好的呢?一语而蔽之:斗私批习保红。斗私就是狠斗私字一闪念,做到真正的大公无私,胸中装着全大清,就是没有你本人。批习,就是改掉原先的老习惯,说真话,办实事,凡事怕就怕认真两字,我们的大清官员应该最讲认真。保红就是不要白专,要红心,又红又专那才是人才!
反思之后,要求臣工上书直言。这当口,大小臣工谁还敢张嘴儿啊。前车之鉴都在那儿放着呢——老佛爷宣战之后,凡是反对围攻使馆的官员,大都被当作汉奸或满奸给“法办”了。著名的满奸有:第一,内阁学士联元。他居然敢说,使馆万不可攻!万国公法规定,凡使臣性命不保,他日城破,鸡犬不留。第二,户部尚书立山。他认为靠义和团的巫术根本不是洋人对手,所以反对开战。著名的汉奸有:第一,兵部尚书徐用仪。他认为中国的军力太弱,根本不是洋人对手。第二,吏部侍郎许景澄。他当过驻法、德、意等国公使,知道国际游戏规则,知道向十一个国家同时宣战的后果,所以拉着光绪的衣袖与皇上泪眼相望,惹怒了老太后。第三,太常寺卿袁昶。力言拳匪不可恃,外衅必不可开,杀使臣,悖公法,声振殿瓦。气得太后直拿眼瞪他。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后,端郡王悬其尸于东安门,却被袁昶强行劫走,说自己认识克林德,不忍其暴尸于外。
总之,帝国仅有的几个清醒的、试图按国际游戏规则出牌的大员,都被格杀勿论了,剩下的官员喘气都憋着呢,哪个还敢直言?没办法,老太后只好自言自语了,逃到西安后,她下诏进行变法。当然,由于反思来反思去,就反思出那么一个“斗私批习保红”的滑稽结论来,导致其变法仍是有限的,或者说,不足以让大清走出困境。虽然如此,变法总是重新开始了,还是老太后主动搞的,内容大致如下:
废除旧政方面,裁汰各衙门胥吏差役;停止捐纳实官(仅能买卖名誉官衔啦);并詹事府于翰林院,裁撤河东河道总督缺;裁撤云南湖北两省巡抚缺;裁撤广东巡抚缺。
新设机关方面,设立督办政务处;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设立商部并将路矿总局裁并;设立练兵部、巡警部、学部等。
军事方面,裁汰各省绿营防勇,并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巡警等军;命各省筹设武备学堂;设立练兵处命奕劻等管理;命铁良会同袁世凯办理京旗练兵事宜;在河间举行秋操,命袁世凯、铁良为阅兵大臣。
文化教育方面,复开经济特科;整顿翰林院,要求编检以上官员开学政治学;命各省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并讲求专门学业;命出使大臣访察留学生,回国效命;废除科举,命各省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由学堂毕业考试合格者,给予贡生举人进士等文凭;翰林院部分官员进京师大学堂进行专门培训等。
最后一项,社会生活方面,准满汉通婚。
看这些内容,分明没有超过康有为的变法范围嘛,所以诸多学者认定西太后就是康有为的政治继承人。她跟康有为太不同了,太后在上谕中称:“康逆之讲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一下子就把康有为与自己划清了界线。除此之外,督办政务处的《开办条规》规定,变法大纲一为规划好的旧章,二为参用西法,并进一步解释,极右思潮导致康梁变法——“维新之极而有康逆之乱”,极左思潮导致庚子之乱——“守旧之极而有拳匪之乱”,所以我们目前的任务,既要防左,还要防右,也就是不左不右——中体西用。一句话,老太后恢复的是洋务运动,改革的还是器物,而不是制度。而且,相对于康有为那种跑步式的改革,太后这叫稳健的、大清特色的改革。
说实话,这种改革让人失望。特别是维新派,认为不设议院,不立宪,则变不如不变。在他们的鼓动下,光绪二十九年(1903),立宪舆论渐成气候,维新派一词也被立宪派所取代。国人中首倡“君主立宪”者为郑观应,而大力宣传这一思想的,乃梁启超。梁指出,世界上现存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三种政体,君主立宪最为优越,且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国也应该立宪。但是现在还不能马上实行,条件不具备。他认为中国官员与日本官员不一样,中国官员不只昧于世界大势、缺少政治常识,道德上也令人绝望:“趋利则相轧,过患则相陷”, “上则如社鼠城狐,要结权贵;下则如饥鹰饿虎,残噬同类”。对于百姓,他更是失望,他认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是提高“民德、民智、民力”,制造所谓的“新民”。可以说,近代中国启蒙史上,真正的启蒙大家除了严复,就是梁启超了。严复晚年悲观了,梁启超倒是始终充满激情,愈启愈勇,但是启来启去,发现百姓们不是启而不发,就是发到了革命的邪路上。以致梁启超写出了《举国皆我敌》的诗篇,诗中云:“眇躯独立世界上,挑战四万万群盲!”总之,官员德智不行,人民德智力不行,这样的情况下搞立宪,咋能搞好呢?正如一位顽固派、福建道监察御使赵炳麟所言,立宪这个玩艺儿“非特我朝三百年所未有,亦自周、秦以来三千年所未有”。正因为如此,梁启超才提倡“开明专制”,并希望清政府预备立宪,次第实施,他列出的时间表是十至十五年。
虽然如此,他的挑战还是很有效的。日俄战争前,立宪已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在国内、海外留学生以及华侨中流行起来。
正当立宪暗潮涌动的时候,第二个刺激点出现了,这就是日俄战争(1904—1905)。日俄战争的原因也跟中国有关——甲午中日战争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将辽东半岛割与日本,李鸿章联系俄国协同德法对日本施压,使得日本把到口的这块肥肉又吐了出来,日本当然不愿意了。庚子拳乱时,俄国乘机出兵占领中国的东三省,俄国传统,占了就不退了,除此之外,它还想以东三省为跳板,图谋朝鲜。这样一来,日本更不愿意了:尔中国不争气,导致俄国都成了俺的威胁!事实上,日本的民族主义者一直认为,清国之忧即日本之忧也。日本的大间谍荒尾精就一直宣传支那和日本是唇齿相依、辅车相保的关系,为了实现黄种人的崛起,为了抵抗白种人的侵凌,必须改造中国,扶植中国的革命运动,防止沙俄的东侵云云。总之,因为东北,日俄双方谈判上了,谈判不成,就打上了,这一打就是一年多。
日俄战争是在中国的国土上点燃的。战争一爆发,可怜的中国政府赶紧宣布中立,当然它也只能中立了(表面上中立,实质上支持日本,民间,特别是留日学生更是支持日本,甚至组织敢死队直接为日本效力,中国人沉浸在中日同文同种的美梦中,到1919年巴黎和会时期才清醒过来)。虽然它的中立在某些西方观察家看来,乃是一种弱智状态:“从中国在这次日俄战争中的行动来看,它似乎对于几乎为近代中立国家所必须履行的那些义务连一种初步的概念都没有。”但是中国政府再弱智,也能看到结果啊。结果很令中国意外,小日本居然打败了俄国熊!用马士的话来讲,庚子之乱顶多让中国的知识阶层震惊,但日俄战争却让中国举国震惊!
从人种上来讲,日本人在白种人面前给黄种人争了一口气;从东西方关系上来讲,可用马士的话概括:“日本已经翻转了久经承认为东西方间当然存在着的那种关系”;从传统观念来讲,日本一个小不点岛国,人少、资源少,在大清眼里不如中国的一个行省,居然把一个庞大的、中国人眼里的西方强国给打得服软了。“每一个中国人,甚至于不识字的农民都不禁发问,日本究竟靠什么方法做到这样的结果?”一句话,面对小日本的胜利,中国人民震惊了。震惊之余,他们摸出了一块大石头:日本立宪了!一个小可怜,立宪没几年,先是打败了庞大的封建中国,后是打败了更庞大的专制俄国。看来,立宪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
可以说,从日俄战争开始之际,立宪派就乘机大做文章。他们认为,日俄战争对中国来讲,实有一大喜事在。因为,日本一旦战胜俄国,就可以向清政府及守旧派们证明:“国家强弱之分,不在于种而在于制”,中国,必须进行制度改革了。除了舆论宣传,他们还大走上层路线,江苏名士、国内立宪派骨干人物张謇给袁世凯写信,断言“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并夸袁世凯之才不在日本的伊藤板垣等诸人之下。袁世凯听了,心里痒痒的。遂与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你唱我和,集体拉起了立宪的二胡,拉得如泣如诉的,王公大臣们当然要受感染。国内立宪派另一名士汤寿潜给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瞿鸿禨写信,声言,如果他站出来首倡立宪,“岂非中国一伟人乎?成则人人将軷以铜像,不成则奉身而退,此心可讯三光(范仲淹被贬三次,当时的舆论称之为三光)。”这话说得瞿鸿禨怦然心动,也转向立宪了。与此国时,中国的一些驻外使节,以驻法公使孙宝琦、驻日公使杨枢为代表,也纷纷上奏立宪,于是全国上下,一片立宪的呼声!老太后在后宫也看到了他们的立宪小册子《日本宪法义解》,发表读后感曰: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之下,太后也就表了态:你们都说立宪好,那咱就派几个代表往立宪各国考察考察吧。
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夏天,清政府发出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谕旨。晚清的宪政就这样拉开了序幕。问题是革命党等不及了,革命党不喜欢改良,不喜欢政府这种毫米推进的逗你玩式的蜗牛式改革,更关键的是,改来改去上面还坐个皇帝,而且是满洲人的皇帝,所以政府真改革他们更不乐意,他们不怕满洲变商纣,就怕满洲出尧舜,他们搞的是革命,要的是共和,翻天覆地慨而慷!于是,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在北京正阳门车站遭遇了革命党的炸弹。
革命党,顾名思义,要命的主。革命之父是孙中山(1866—1925),后来的国民政府称他为国父,国民党称他为永远的总理,中共称他为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人,原名孙文,字德明,号逸仙。流亡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故有人称其为“中山先生”,之后此称谓便逐渐演化为孙中山。由于得到在外经商置业的哥哥孙眉的接济与帮助,光绪五年(1879),少年孙中山赴夏威夷接受西式教育。后来由于西化过分,想加入基督教,于光绪九年(1883)被哥哥遣送回了老家,受到了父亲的责骂。父亲拖他到北帝庙下跪认错,倾心基督教的他当然不跪,结果又遭到父亲一顿痛扁,没办法只好跪下认错了。事后偷偷到北帝庙拿石块掷神像泄愤,泄得过分了,把神像的手给泄断了。乡亲们侦知是这小洋鬼子干的,敲锣打鼓到孙家问罪。孙父溜开,让孙母出面,出花银十两作赔,这事才算了断。孙中山觉得家里没法混,便离开了家乡,经过一番辗转,光绪十一年(1885)正式成了基督徒,光绪十三年(1887)进了香港西医书院(成立时为五年制专科学校,后并入香港大学),光绪十八年(1892)以首届毕业生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当年毕业生三十余人,就俩人及格毕业,一是孙中山,一是江英华。从开办到停办,一共招收128个学生,毕业的仅51人)。毕业后先在澳门行医,据说很快就成了神医,遭遇葡萄牙医生的嫉妒与葡萄牙当局的打压,愤而奔赴广州行医,兼开药房。据说行医收入也不菲,一年能收入万元,但由于把药房的账全托付给了伙计,所以行医的收入全让药房给挪用了,有时候连开销的钱都没有。
看来孙中山的心思不在挣钱上,而在政治上。光绪二十年(1894)他上书李鸿章,提出一系列改革要求,可是鸿章大人没给回复,伤了小伙子自尊,从此告别改良,走向了革命道路,要求武装推翻清王朝,为此他在檀香山组建了兴中会,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光绪三十一年(1905),兴中会与黄兴的华兴会及其他革命党合并,组成了同盟会,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可以说,从兴中会开始,孙中山就开始了武装起义,屡败屡起,屡起屡败。单从革命党这方面来讲,有两个问题比较头疼。第一个问题是经费问题,孙中山长年在海外华侨堆里募捐,每次都吹一定成功,可是有时候还没吹完,那起义就宣告流产了,所以得个“孙大炮”的外号,募几个钱挺不容易的。宣统元年(1909),有些同志,比如章太炎与陶成章竟说中山“借革命以骗财”,气得中山给身在伦敦的吴稚晖写信诉苦,说自己革命十年了,募来募去,就募了四五万元,其他都是自己与哥哥倒贴呢,而且如果自己不革命,光行医就能致富呢,怎么着一年不挣它个万儿八千的?问题是现在已成了职业革命家,没时间自己挣钱了,所以革命经费就成了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牺牲问题,可参见电影《十月围城》。革命党人怀揣正义,自己不怕牺牲,更不怕牺牲别人,可是牺牲来牺牲去,老不成功,就没有耐心了,于是有些人喜欢上了暗杀活动,汪精卫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认为,暗杀几个顽固派、当权派、皇族派,事情就好办了,由于炸弹有时候都是自己制造的“三无产品”,所以被唐德刚先生称作“咸鸭蛋”革命。
五大臣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遇上“咸鸭蛋”的。“蛋手”是革命党人吴樾,虽然不是组织让他干的,但是那时的革命党认为暗杀也是革命之一种,且流行无政府主义,不跟组织汇报,自己不吭声地就私自干去了。吴樾有一篇《暗杀时代》的文章,说:“夫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而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我们现在的一些史者,对于这种暗杀挺支持的,他们的立论在于,晚清政府的立宪是骗局,伪立宪,所以需要革命党人拿炸弹轰醒国人,免得被骗。问题是,老太后启动的晚清宪政固然不够彻底,但是要把它说成是骗局,也太情绪化与简单化了。而对于革命党来讲,也不是没有私心,比如汪精卫,早就散布一种担心:如果立宪取得成功,那么革命党夺取权力的希望就要落空,所以一定要想方设法破坏立宪。一句话,革命党更怕政府真立宪,真立宪,能忽悠大帮士民不说,这革命的神圣性、必要性、合法性就更不好扯了。
挨上“蛋”的是徐世昌与绍英。太后闻听之下,“慨然于办事之难,凄然泪下”。立宪派本来同情革命党,这下也骂上了,出洋考察,事关中国前途,“凡稍具爱国心者宜如何郑重其事而祝其行”,“然此等暴徒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其罪真不容诛哉”!不过徐世昌与绍英没死,最终死的却是吴樾本人,他怀揣炸弹冒充皂隶混上了五大臣专列,可是机车与车厢挂钩时的震动,竟把他的炸弹给引爆了,自己先当了烈士。而对大清来讲,炸伤几个大臣也得继续宪政啊,于是改派尚其亨和李盛铎替补,并下令设立考察政治馆专理出洋考察事宜,以示重视。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年底,五大臣分两批出发了。接受上次教训,一是分两起出发,二是不坐专车、属员人等一律免送!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夏天,历时半年、周游十四个国家的五大臣考察归来,汇报说外国的月亮确实圆。别说英法美德等大国了,就是比利时、荷兰、日本等小不点国家,也比咱圆啊!端方总结说:外国没咱地多,没咱人多,但是比咱富强得多,什么原因呢?“非论者之言所能尽也”。但是,根据我们“悉心观察”,国之富强,不在外交水平,而在内政,而内政水平,不必问他,“但问其政体之为何而可以判之矣”。一句话,制度决定一切。
五大臣的结论很好,但是国内还有大量的爱国贼啊。他们说,“立宪利汉不利满”,“有百害而无一利”,若果真实行了,“行将不利君,不利国,不利官,而民气日嚣”。一句话,立宪只利人民,而利人民的事儿,咱是不能干的,咱们都是官嘛。你别说,这些言论一出台,还真能影响官心,都是既得利益者嘛,于是原先一些赞同立宪的官员也改变了风向,又不赞成了。出国前就“极愿归国有所建白”的五大臣之一载泽一看风向变了,愤怒,遂单独上了一个密折。别小看载泽,他是光绪皇帝的姐夫、太后的大侄女婿,方家园桂爷家的那大妞,嫁的就是他。他在密折中说,立宪,“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具体说来,至少三大利:“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渐轻,三曰内乱可弭。”当然了,虽然有利,也不能立得那么快,要慢些来,稳定第一嘛。他给太后出的主意是:“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日本于明治十四年宣布宪政,二十二年始开国会,已然之效,可仿而行也。”太后对立宪并无成见,她的基本原则本是:“一曰君权不可侵损,二曰服制不可更改,三曰辫发不可剃,四曰典礼不可废。”现在又听说立宪还可以预备,挺好的,遂于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1906年9月1日)颁发《宣示预备立宪谕》,表明政府预备立宪了,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因此“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定,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
有关立宪,清政府内定了四大方针:一是十年或者十年之后才行立宪;二是立宪大体要效法日本;三是废现制之督抚,这些督抚权太大了,还都被汉人掌了去,让新设督抚的权限相当于日本的府县知事,其财政、军事权悉收归中央。四是中央政府组织,略与现在的日本相当。
现在我们看看,四大方针指导下,清政府是如何“粗具”立宪规模的:
之一:改之前的督办政务处为会议政务处,改之前的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宪政编查馆并入会议政务处,会议政务处再并入内阁,作为预备立宪的办事机构。
之二:派载泽等编纂官制,命端方派员来京参议,派奕劻、瞿鸿禨等总司核定。
之三:派达寿使日、汪大变使英、于式枚使德,再次考察立宪事宜。
之四:命溥伦、孙家鼐为资政院总裁,预备设立资政院事;命各省筹备设立咨议局,并预备设立各府县议事会;命各省设调查局,各部院设统计处。
之五:颁行各省咨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
之六:奕劻等奏呈宪法大纲及议院法选举法大纲、议院未开前逐年应行筹备事宜。
“粗具”的过程中,牵涉到诸多利益与权限之争。中央体制改革方面,就一个厘定官制问题,就让政府高层们斗得够呛!
清政府宣示“仿行宪政”的次日即发布改革官制的上谕,着派载泽、世续、那桐、荣庆、铁良、戴鸿慈及袁世凯共同拟制厘定中央官制的方案。袁世凯不傻,厘定的过程中,就发现那帮皇族既排汉还想取消督抚原先的军政大权。于是大家就斗上了,除了满汉之争、中央与地方权利之争外,还有部门之争、个人之争等等。
有些部门和特权似乎是不准许动甚至不准许议的,厘定官制过程中有五大禁区:军机处不议,内务府不议,八旗不议,翰林院不议,太监不议。军机处与翰林院不说,单说内务府、八旗与太监,前两项全是皇家宗室,后一项全是皇家秘书,他们成群的跑到太后前面哭诉,折腾得太后吃不好睡不好,甚至想到了自杀,说:“我如此为难,真不如跳湖而死。”所以我们一定要体谅领导的难处,因为于国于民有利了,于领导家眷、子女、秘书就不利了。让领导大义灭亲,怎么可能呢?结果就是诸多部门不动:内阁、军机处、外务部,吏部、学部均仍旧。其他部门也不过是摆设、裁并加改名罢了:巡警部改民政部;户部改度支部,将财政处、税务处并入;大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并入礼部;兵部改陆军部,练兵处、太仆寺并入;刑部改法部;大理寺改大理院;工部并入商部改为农工商部;理藩院改理藩部;增设邮传部。除外务部设总理大臣一员,会办大臣二员(其一兼尚书)外;各部均设尚书一员,副都御史二员,六科给事中改为给事中。最后,主要权力部门军机处与各部大员名单公布如下:
军机处:奕劻、世续、瞿鸿禨。
各部:外务部,大臣奕劻,尚书瞿鸿禨;度支部尚书溥颋;吏部尚书鹿传霖;礼部尚书溥良;陆军部尚书铁良;邮传部尚书张百熙;理藩部尚书寿耆;民政部尚书徐世昌;学部尚书荣庆;工商部尚书载振;法部尚书戴鸿慈。
上列一处十一部,总共出现大员十三人,满七人,汉四人,蒙古一人,汉军旗一人。原先每部六堂官满汉平列,满三汉三(旧例尚书二员,满汉各一,侍郎四员,满汉各二)。现在打破满汉界线了,说是择贤而立呢,贤的结果,汉人反而占下风了。
梁启超认为,汉人政治能力优于满人,如果真搞政治上的自由竞争,汉满竞争谁优谁劣,不问自明。问题是人家就这么无耻,人无耻则无敌,你能怎么地?满洲皇族甚至把排汉当作了首要目标,刚毅居然造出“汉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洲肥”的短信四处散发,满汉之间的争斗愈演愈烈。
荣庆斗张百熙,把他斗走,自己做了学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长。估计他知道,百年之计,在于愚民,所以愣是抓住了教育权。
奕劻斗瞿鸿禨,本来瞿快把奕劻斗败了,太后说要把奕劻赶出军机处呢。可能是太得意了,瞿一回家就把这消息告诉了夫人,夫人呢,告诉了汪康年的夫人,汪康年的夫人再告其老公,她老公再往外传,终于传到了《泰晤士报》驻北平记者莫理逊那里,于是《泰晤士报》就把它当消息发了。汪康年乃瞿的门生,而且是个维新党,在北京办《京报》,时不时的在报上讽刺一下奕劻与他的儿子载振。因为载振喜欢上了一个小戏子杨翠喜,段芝贵为了当黑龙江将军,就把杨姑娘买了过来,当作糖衣肉弹送给了载振,事发,舆论大哗,太后更是当面骂奕劻:“如是欺蔽朝廷,不如用麻索缢死我母子为佳!”吓得庆王光剩下叩头的份儿了,等抬起头,发现两宫早已退入寝殿了。于是载振赶紧问计于袁世凯,最后不但把那肉弹退了回去,还自请开去农工商部尚书及一切差使。奕劻怀疑这一切都是瞿搞的鬼,你拿生活作风、贪污受贿治我,我就拿政治问题回报你,我告你暗通报馆——当然是《京报》,而且还是维新党人的报纸,里通外国——外国记者莫理逊与外国报纸《泰晤士报》。这两点正好戳住了老佛爷的心病,她现在就恨维新党和洋人,于是乎,瞿鸿禨就被赶回家了。
铁良斗袁世凯。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搞得天津很模范,小站练的兵也很神。政府让袁世凯训练一些旗兵,袁世凯还奏请让满洲亲贵铁良担任京旗练兵冀长,可是在北京设立练兵处后,袁世凯发现,铁良已在排挤他了。彰德秋操,算是大清军事西化后的第一次军事大阅兵,铁、袁虽同为阅兵大臣,但袁的权与能遭到了满洲亲贵的一致敌视。袁世凯感觉不妙,奏请开缺了自己的一些兼职,同时奏请把北洋六镇中的四镇划归铁良统帅,自己只留两镇。当然镇里的骨干将领还都是北洋系的,不过从表面上看,袁已没有那么威风了。满人夺了袁的军权,再夺袁的政权。光绪三十三年(1907),袁世凯被调入了军机处,离开了直隶,相当于老虎离了山。除此之外,铁良还想弄个满洲的贵胄学校,专门培养高级军事将领。他认为,汉人再多,无非是当兵的多,捱不住高级军官都是我们满洲的。主意不错,但实践上不行。因为满洲子弟的才华净集中到逗鸟抽大烟、遛狗捧戏子等方面了,这一偏好放和平时期尚可,革命时期则不行,因为外面都是要命的主,所以铁良进一步的排汉计划遭遇失败。
至于地方上的体制改革,政府做得还算不错,试行地方自治。谕令由东三省首先实行,直隶、江苏择地试办,俟有成效,限十五年内全国推广。
虽然预备立宪的诚意不够,但真能做下来也算不错。而且,自从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之后,流亡海外的康梁党人就高兴上了。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加拿大创设保皇会,又名中国维新会。《会例》提出“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为主”。义和团运动发生,八国联军侵入后,保皇会认为这是反击后党、扶救皇上的大好时机,遂组织自力军起事,更有其他战略计划,但由于力量不够、经费不足、领导素质等问题失败。虽然他们自己也搞武装斗争,但是认为自己是在救主,与革命党是有根本区别的。他们反对革命,认为革命“有流血之惨”,会“引起分裂”云云。为了响应政府的预备立宪之谕,光绪三十二年(1906)康有为以保皇会总头领名义,在纽约出版的《中国维新报》上发表文章,除了一贯吹嘘自己首倡变法,全力保皇的奇功异勋外,还主观臆断地指出,清政府主张立宪,说明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怨恨已经释然,故今后无须再行保皇,而应转向推动立宪,并异想天开地准备回国与清政府合作,因此他通知保皇会全体会员,光绪三十三年(1907)元旦,举行大庆典,祝贺保皇会大功告成。康有为傻高兴的同时,梁启超提醒他,国内也有立宪派,且声望很高,比如由郑孝胥担任会长,江浙绅商中颇有声望的张謇、汤寿潜担任副会长的预备立宪公会,在国内那可是响当当的,我们应该把保皇会改为帝国立宪会,在政治上拉拢国内立宪派并与其合流,在内地多设分会,多办报纸,逐渐扩大自身影响。康有为同意了。
与此同时,梁启超在日本组织了一个政闻社,发表一篇宣言,列出政闻社的四大纲:第一,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第二,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第三,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第四,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
虽然康梁也开倡立宪了,但是一者由于西太后对康梁的仇视;二者由于袁世凯、张之洞等大员对康梁不断攻击他们的耿耿于怀;三者由于康梁曾经的“保皇帝不保太后,保中国不保大清”的主张;四者由于太后改革也得我来改、尔们算什么东西的脾性。总之,从西太后到汉族大员再到满洲亲贵,都拿康梁当最大的敌人。典型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不知道若按了康梁的路走,这大清还能维持下去。更滑稽的是,革命党也拿康梁当敌人。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八(1907年7月17日),政闻社在东京神田锦辉馆召开成立大会,革命党党员张继、金刚、陶成章等人居然带着四百个打手前去打架了。害得梁启超跳楼逃跑,甚至有革命党人拿草鞋掷到了梁启超脸颊上。革命党人的意思是,中国应该速行革命,还立什么狗屁宪。革命党人的意思也许是对的,但是再对,也不能用武斗的方式强迫其他党派认同,何况你的意思根本不对呢?立宪党认为:“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人乱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毙耳。”
梁启超挨了革命党的鞋子却并不气馁。不管如何吧,他要继续工作,派社员回国活动,联络国内立宪派,组织演说与请愿,起劲地忽悠立宪。
革命党呢,直接认为清政府的立宪根本就是愚民,心中自有自己的计划。光绪三十二年(1906),孙中山、黄兴、章太炎共同拟制了指导各地举行反清起义的文件《革命方略》,明确提出了武装斗争的思路,那就是组织国民军,推翻清王朝,建立军政府。至于建国程序,分三个时期:第一期为军法之治;第二期为约法之治;第三期为宪法之治。一句话,逐步从军政过渡到宪政。
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革命党起事如下,可谓是屡仆屡起:萍浏之役、潮州黄岗之役、惠州之役、安庆之役、钦廉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及申河口之役,总计七次。
一边是立宪派的起哄,一边是革命党的炮轰,清政府招架不住了,终于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可是看了大纲内容与立宪日程表,有些人表示失望。
一者,立宪预备期太长。九年,黄花菜都凉了。革命党叫唤要速速革命呢,你改个革却要九年的启动期(其实革命党的《建国方略》里也规定了从军政到宪政的过渡,一口吃个胖子一步走向共和那是不可能的。孙中山后来做总统,要的是总统制,待老袁接了任,却逼人家内阁制)。九年当然是老太后的意思,而且这九年还是大家逼出来的,否则她想拖得更长呢。老太后搞改革,本身就是被逼的嘛,既然是被逼的,改起革来便能拖就拖,能装就装。老太后不傻,小学数学学得不懒,算计过呢,她现在已七十四岁了,九年之后,她就八十三岁了。民间俗语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到那时,自己一蹬玉腿儿上天了,你们随便折腾吧。不过老佛爷算得再妙,也没有算出,两个月后她就要蹬腿儿了,时间是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1908年11月15日)。
二者,那立宪内容不够过瘾。关于君权,有这么一大堆: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敬;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经君上诏令批准者不能施行;君上有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之权;君上有高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议院不得干预;君上有统帅海陆军、调遣常备军、制定常备兵额及一切军事权,议院不得干预;君上有宣战、讲和、订立条约、派遣使臣、认受使臣等所有外事之权,议院不得干预;君上有宣布戒严之权;君上有赏爵及恩赦之权;君上总揽司法权,委任审判衙门,以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之;君上有命令权,唯已定之法律,不得以命令更改或废止;议院闭会时,遇紧急事,得以诏令代行之,至次年会期,再交国会妥议;皇室经费,由君上制定常额,由国库提支,议会不得置议;皇室大典,由君上督率皇族大臣与特派大臣议定,议院不得干预。看看这内容,这哪里是立宪限制君权嘛,干脆是立宪巩固君权了。当然君权也不是没一点限制,至少君上金口玉言、出口成法的无限制的绝对专制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是若与日英比较起来,那就差得老鼻子了。日本的天皇,仅是名义上的神圣;英国的国王呢,仅是精神上的尊严。关于民权,也有一堆:臣民中有合于法律命令所定资格者,得为文武官吏及议员;臣民于法律范围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自由;臣民非按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臣民可以请法官审判其呈诉之案件;臣民应专受法律所定审判衙门之审判;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害;臣民按照法律规定,有纳税当兵之义务;臣民规定之赋税,非经新定法律更改,悉仍照旧输纳;臣民皆有遵守国家法律之义务。
仔细考量这些内容,要是能真正实现也算不错。问题是老佛爷活到头了。历史给了她诸多机会,她却不给大清任何机会。她死的当口,把光绪也给拉走了,具体来讲,是在死前把光绪打发上路了,时间是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1908年11月14日)。直到今天,光绪的死依然有不些不明不白,有说他是自然死亡,就他那病秧子,再加上终身受老佛爷虐待,能活多长呢?有说他是被袁世凯害死的;有说他是李莲英害死的;当然,更多的人相信,他是被老佛爷害死的。据起居注官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载:皇帝体气健实,并没什么病。有小人跟老佛爷汇报说,皇上听说太后数天拉肚子不停,“有喜色”,于是太后怒曰:“我不能先尔死。”于是皇帝就死了。第二天,太后才心满意足地死去。
太后临死前,又把爪子伸到了自己妹妹家。上次要的光绪是妹妹的儿子,这回要的是妹妹的孙子——光绪之弟载沣的儿子溥仪,年号宣统。溥仪做皇帝,他爹做监国摄政。立宪派闻而窃喜,载沣肯定会继承哥哥的遗志,把改革深入下去;还会给哥哥报仇,弄死那袁世凯。结果,载沣没有弄死袁世凯,以足疾为由让他开缺回籍了。有说是心太软,有说是没那胆。心太软是可能的,没那胆也是可能的,因为北洋六镇的骨干全是袁世凯的北洋系,他们要是也起事,就不好收摊了,于是袁世凯好好地回家了。袁世凯一回家,立宪派就伸着脖子掂着脚跟,巴望着载沣在立宪路上步子再大一点,速度再快一点,比如给戊戌变法平反,补恤维新烈士,重新起用维新党人什么的。康有为上书摄政王,在神童弟子梁启超的教唆下,不惜继续说假话(光绪死前康有为不承认围园密谋还可以解释为保全皇上,皇上太后都死了,就没有否认的必要了,但是梁启超认为假话还得说下去,康听了徒弟的),解释前怨,瞻望未来。问题是,摄政王虽然是光绪的亲弟弟,但更是老佛爷的政治接班人,血缘亲情与伦理政治,他都没法触动,所以他不搭理立宪派。更要命的是,他所谓的立宪,比老佛爷还唬弄人。立宪派像多情女人对摄政王张望的当口,革命党继续起事,从宣统继位到武昌起义前,又革命几次:熊成基安庆发难;广州新军叛乱;汪精卫谋刺载沣;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役。
一边是致命的多情,一边是致命的夺情,两边夹攻之下,载沣的立宪动作启动了:
之一:下旨,谕旨由军机大臣署名,仿照立宪国总理负责制。
之二:下旨,宣示决行立宪,成立资政院,并各省成立咨议局,各省城及通商口岸成立审判厅。
之三:开缺一个奏阻宪政的陕甘总督升允和一个玩误宪政筹备的甘肃布政使毛庆蕃。
之四:由自家人总揽所有军权:编禁卫军,由摄政王载沣亲统,由载沣七弟载涛等人专司训练大臣;派肃亲王善耆、振国公载泽、自己的六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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