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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海报:

编辑推荐
触及老上海灵魂的经典作家 程乃珊
唯一一部讲述老上海女子的非虚构经典作品

上海卡门、弹性女孩、天涯歌女、上海少奶奶、上海名媛……
她们既嗲又娇,媚中带傲,在吴侬软语里,在浅笑烟视中,
她们演绎着上海滩上的种种人生与传奇
她们各种相同,但同样向往一个温暖的家

真正持之以恒描写上海故事的作家是程乃珊,相对来说她写的上海故事也最扎实。——王安忆

名人推荐
真正持之以恒描写上海故事的作家是程乃珊,相对来说她写的上海故事也最扎实。——王安忆(作家)
她触摸到了老上海的灵魂。——王小鹰(作家)
她写上海,与别人写上海不一样。——陈钢(作曲家)
她是个特别通达,天真有趣而不世俗的人,照理说她出身名门,却没有大人家的娇小姐脾气。我对民国的人和事感兴趣,也可以说是拜她所赐。——曹可凡(主持人)
您是一个活在昨天的女人,就连您的叹息都是那么优雅。——周立波(主持人)
她写上海,或者更准确地说,她写上海滩,写当年上海发生的那些故事,是那样生动,那样充满细节。——叶永烈(作家)

媒体推荐
在上海文坛,她以书写老上海风花雪月、刻画上海世态人情和弄堂生活著称,也以沪语撰写专栏文章,代表作有《上海探戈》《上海Lady》《上海Fashion》《上海罗曼史》《海上萨克斯风》《上海女人》等。 ——《南方人物周刊》

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周生在微博上透露,女作家程乃珊于昨日凌晨逝世:“沉痛哀悼:上海女作家程乃珊今日凌晨去世。很痛!她书写的旧上海,还原这个城市贵族的尊严,高雅而温馨。”——《东方卫报》

对上海的情有独钟,她笔下的上海人、上海的历史、上海的味道都那么准确。程乃珊就是程乃珊,她是无与伦比的。——《东方早报》

1946年生于上海。无论是写金融圈故事的《金融家》,还是写老洋房前世今生的《蓝屋》、写弄堂普通百姓生活的《穷街》,她的作品都引起很多上海人共鸣。《女儿经》、《上海探戈》、《海上萨克斯风》……希望一路走好。——《人民日报》

作者简介
1980年代,这是一个美好而多变的年代,充满了变革的气息,也留存着旧日的伤痕。《上海爱情故事》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年代里。上海,繁华都市,一幕幕有关爱情、婚姻的故事,像是泛着记忆的老照片,让人在日常与传奇之中看到了爱与哀愁,也嗅到了往日上海的味道。
在《蓝屋》这部以著名的“绿屋”为原型的故事里,顾传辉和同一个工厂的姑娘白虹,因为诗歌相知相识,感情日益深厚。然而,在他了解了发生在“蓝屋”里充满传奇色彩的悲喜故事,得知自己便是这座房子的主人“钢铁大王”的孙子之后,一心想回归豪宅,身陷其中,顿感迷惘;也因此,给她的爱情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波折。
《女儿经》里沈家老母为三个大龄女儿的婚事而烦恼。她的三个女儿,各个靓丽,一个成熟老练,一个多思内敛,一个单纯活波,性格迥异。她们在面对各自的情感抉择时,各有各的苦恼与失落……
《丁香别墅》里,一个是身处陋巷的高翔,一个是出身于高级别墅的教授之女,他们跨越阶层的差别,情投意合,然而时事弄人,擦肩而过。而当她再次回到上海时,沉寂在高翔内心的爱情也因此复苏了……

目录
[目录]
你的姓氏,我的名字
上海卡门
上海少奶奶
绿屋情缘
弹性女孩
天涯歌女
上海保姆
上海名媛

文摘
包中乾坤
你的姓氏,我的名字
(全文)


总觉得,有怎样的城市,就有怎样的女人。
女人是城市的韵味,犹如诗的意境。女人,是都会风情的演绎,都市传奇的催化剂,成功男士的动力⋯⋯
城市与女人,犹如灯笼里的那一点火,因为有了女人,城市才生动起来。
女人是不讲逻辑的,但冷眼看她们,在传统与现代、自由与约束、出格与规范之间婉转徘徊、挣扎游移,完全是胸有成竹,其中的千姿万态,真个是风情万种。众多的都市传奇,原本就是这样产生的。
“东方巴黎”上海,更是一众决意活出彩虹的女人的神往之地,著名如一代影后胡蝶、阮玲玉、陈云裳,她们是广东籍,但令她们大红大紫的却不是与她们语言、生活习俗相近的香港,而是大上海。连1933年在全运会上争得游泳冠军的香港队运动员杨秀琼,在上海扬起的风头,也远胜过香港。是上海,为她缔造了一个“美人鱼”的包装。上海,圆了无数中国灰姑娘的梦。
女人都爱美,上海女人尤其。
即使在全国一片“蓝海洋”的年代,上海女人一身合体的蓝,再在领口、袖口上变下小花样,配上薄如蝉翼的尼龙花边,一头用牛皮纸卷过的长发波浪,照样风情万种。
她们优雅地穿行在旧租界的旧建筑、巨幅领袖像及红色标语牌之间;在香水、唇膏等被视为资产阶级腐朽之物而逐出市场之时,上海女人的手提包里仍持一支唇膏—防裂润唇膏。这种小尾指长的、套在制造粗劣的塑料壳里,或粉红或大红烫金字的、散发着俗气廉价香味的防裂唇膏,当时在市场上很走俏,也因着这些上海女人多多少少脱离了点市俗之气。记得那时我还在杨浦区上班,时尚之风较难吹抵那里,因此当淮海路和南京西路上的防裂唇膏已给扫空时,我受友人之托,在杨浦区扫货。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卖相粗糙、色泽艳俗的小塑料筒,一旦离开百货公司的柜台,跳入这些上海女人的小拎包里,与她们的麻纱绢头、百雀灵冷霜小铁盒放在一起时,顿时似有了生命,也变得千娇百媚了。
上海女人,不时拎开塑料筒,推出那乳白色的一截往唇上一抹,再两片唇上下一抿,唇上只是多了一层透明无色的润滑剂,那姿势还是那样诱人,那样风情万种。而上海女人的心灵之中同时也已抹上了一片嫣红,她们至少已明白,虽然不得已套上一件面粉袋样不显线条的蓝布解放装,自己也可以完成一个抹唇膏的动作。
“文革”后有部名为《女英烈传》的英国旧片在上海公映,讲述一位英国女特工人员深入德国占领下的巴黎,进行反法西斯活动。其中有一幕,是集中营内一个英国女人对着一片残镜在扑粉。
“你哪儿弄来的粉?”她的难友很惊讶。
“是石灰粉。”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只是觉得这样做了心里好过点!”
意大利名片《罗马十一点》里,在大战后经济尚未复苏的艰难时期,一位小姐用炭笔在腿上涂一层深色冒充玻璃丝袜⋯⋯
看来,上海女人对美的追求已颇有国际水准,不愧为十里洋场催谷出来的。
上海,之所以不止在中国,而且在东南亚也属最有性格的城市,就是因为—上海女人。
上海女人的层次分布极细微清晰,太太和师母、姨娘和娘姨、小姐和大姐、名媛和明星、女同志和女同事⋯⋯一字之差,充满了阶级身份和政治气候的微妙又敏感的界限,透过那精巧的细节,你会感到一层哀丽的空蒙。难怪张爱玲在“小姐”被禁称,“大姐”到处出现在里弄街道和机关办事处时,去意已定。其实,上海女人在从“小姐”到“大姐”再回到“小姐”的历程中,始终不脱那么一股微微溢着呛鼻的夏士莲雪花膏和明星花露水的、带市俗的香味,即使是香奈尔五号或迪奥,都无法掩盖上海女人那股与生俱来的亦正亦邪的女人香。
上海Baby,属女人结构层中一个界限最模糊、行为最扑朔迷离的一族。
称女人为“宝贝”—Baby,由西方传入上海不过近百年,一如Darling(达令)和Honey(蜜糖)及Sweet Heart(甜心),是西方人对女人的呢称。
如汉语一样,英语词汇也有微妙细致的区分。一般讲,Darling之称会较文学、较斯文,用得也最普及;Honey较口语化,而且对象可以不止是太太或女友,女儿、小孙女都可被称为Honey。
Baby,旧时译为“贝贝”,也译为“宝贝”。称女人为Baby,出点都为俚语,多为货车司机之族的劳动人民用语。伴着这句昵称的动作往往是“啪啪”打几下她屁股,或在她下巴上轻轻一扫。那应是《欲望号街车》里马龙•白兰度的用语。还有,在飞机上与后生仔津津乐道女人经的,《女人香》中的退伍兵阿尔帕西诺也常把Baby挂在嘴边。当然,当牛仔裤、T恤也可登入五星级酒店之时,人们对用词已不太雕琢讲究,不过我始终相信,诺丁山的书店小老板威廉•萨克,甚至《泰坦尼克号》里教富小姐罗丝当众吐口水的穷小子杰克,还有《廊桥遗梦》中浪迹天下的摄影记者罗伯特•金凯,他们称心爱的女人时一定是“My darling”而不会一声“Hi,baby”。毕竟,一声Darling,是甜蜜得令人迷醉的呼唤。
西洋文化进入上海滩以来,在华洋交杂的十里洋场风火炉里千锤百炼出一颗颇独特的金丹—“上海Baby”。当年倾倒德国元帅,并由皇太后特准可在紫禁城内策马的赛金花,如果立意南下上海,在这十里洋场悄悄地补下妆,修炼一阵,一定会再造一个紫禁城外的黄浦传奇,在她生命中再掀高潮。她犹如错过了一场王子的盛大舞会那样,错过了清末民初上海Baby初露头角的年华。当百乐门的霓虹灯将沪西的上海夜空映得一片嫣红之时,垂垂老矣的赛金花却在北平郊外寂寞地凋零。她当时的主要生活来源来自一些特地来探访前朝遗风的游客,与她合影一张,再由她签个名,然后留下几个钱给她。
我外祖父一度存有一张与赛金花的合影,还有一张她用毛笔书写“赛金花”三字的名片,可惜“文革”中给小将们毁掉了。想来当年的小将中一定也有今日成为史学专家的,他们会为此自责后悔的。
是那种一筒十二张胶卷的方形照片,当年外祖父参加“友声旅行团”去北京旅游,导游将他们带往这位昔日北平宝贝的住址—一间歪歪斜斜的平房。外祖父犹记得赛金花给他们签字的台子,只有三只脚,其中一角还是靠着窗棂台才得以平衡。记得照片中的赛金花只是一般平民妇人的打扮,眉眼间已找不到当年倾城倾国的余韵。那应该是在1920年代仲夏,那个时候,中国第一位女红星张织云笑盈盈的美人照已在各大戏院和《申报》的花边新闻版,被上海男人熟读。英国画家荷迦兹的“曲线美”审美观已全然击败传统的樱桃小嘴和“侍儿扶起娇无力”的东方“病态美”,令一众上海男人开始欣赏女人波浪型的长发和起伏有致的胴体。可叹这朵开在大清暮年的金花如一片老去的枯叶,无声地掉落下来。与此同时,书场、戏台上,她的被喻为情天孽海的名字“赛金花”,依然在入夜时分变幻多端的霓虹灯中闪烁,让人遐想,叫人心醉。
还是这句话:赛金花错过了上海一场王子的舞会,如果加盟上海Baby的行列,相信她的传奇还会继续。
都会对男人,意味着机会和女人。
都会对女人的吸引,只有一个字—梦。
城市与都会之分,不在建筑物,也不在人流的旺疏,只在其间走出来的女人。
一个女人哪怕再国色天香,如果仅生活在一个缺乏惊喜和传奇,没有高潮的呈单一状态的城市,她至多是个小家碧玉,永远也成不了一位名媛或者明星,甚至一个Baby。正因为如此,我们听说过巴黎女郎、西贡小姐、东京玫瑰、香港苏丝黄⋯⋯还有,上海宝贝!
单单为了一场虚幻的梦,足以令一个青春弱女子赤手空拳、离乡背井,来到大都会勇闯江湖。
上海Baby,顾名思义,被奉为“宝贝”和“贝贝”,可见她们通常不像一般的上海女人。她们既不温顺,也不娴静,在被宠被惯之际多少有点持宠骄行,千娇百媚的骨子里是反叛和不安分。
但凡上海Baby,通常属先天不足,不靠点磨劲钻劲韧劲,再加点邪气甚至霸气,如何面对洋人冒险家和中国大男人的双重摧残?
上海Baby,一概被良家妇女认为是最危险的敌人,与公馆太太和名媛千金本应正邪不两立的,偏偏一些夫人太太的前身就是上海宝贝出身,因此也就有点说不清、理还乱的情愫在其中。
上海Baby,绝对不等同欢场女子,但她们个个风情洒俪,起码是不安分的。上海Baby,既嗲又姣,媚中带傲,在声声吴侬软语、浅笑烟视之中,有种豁出去的魄力。不像一般上海小姐,只是一个“嗲”字,全然没有一点泾渭条理。只是回顾这近百来年在上海掠过的上海贝贝们,却总也似摆脱不了命运的咒语,不知为什么,到头还是免不了落花飘零的结局,果真是“自古红颜多薄命”吗?



人称她“仲太太”,我们称她“仲婆婆”。
仲婆婆今年九十五岁了,一头看来仍浓黑的头发(不经烙染)往后梳起一个扎扎实实的髻,露出眉心上端,脸庞与发际正中一个美人啄,令她依然白皙丰满的脸庞犹如天生一个“心”字形,上海话称为“桃子脸”。
她年轻时的美艳在上海的上层社会是有口皆碑的。听闻当年宋子文为一睹她的丰姿,硬是怂恿贝祖诒(贝聿铭之父)在江西路银行公会所属的莫有财厨房办了一桌酒,请仲先生和仲夫人一聚。
虽然是侧室,但因为她的美艳更兼处世为人周到,故一众银行界老友都以“仲太太”相称。
所谓“英雄不问出处”,女人,特别是在社交场上独领风骚的女人,都有一段扑朔迷离,甚至根本无踪无根的家世—同样是不问出处的。
她曾为北京的名妓,岂但吹、弹了得,念唱得一口好京昆,更了不起的是,还写得一手娟秀的蝇体小楷,画得一手可以拿得出的扇面。至今她偶尔写一小笺托人带来我家,仍见字字玑珠、纤巧,行文老法婉约,写的是那种笔画复杂的繁体字,落款则是仲沈毓香。她始终固执地将仲姓加在她户口簿上登记的姓名前。
正如有首流行歌唱的“你的姓氏我的名”,自从十六岁那年跟上仲轩兆后,她永远与这个仲姓不离不弃,掐指算算,竟有八十年了。
仲太太这一生,跟过三个男人,个个都在上海滩叱咤风云,在上海近代史上占有一把交椅,就是今日的《上海滩》杂志,也不时有提到他们。说是“跟”而不是“嫁”,你会感到她流金一缕中闪烁着剪理不绝的悲凉。长得再美艳,处世再乖巧,她也不得不屈从于时代的局限,孤寂地独守着那消逝在黄浦尽头的遍地江湖。一如夹在一本上海滩近代史册中的檀香书签,在人们翻动着她见证过、参与过的那页历史时,悄悄地从中抖落出来,无声地滑落到地上,没人留意,没人回顾。
仲轩兆早年留学德国陆军士官学校,与北洋政府军政要人交往密切,四十好几那年与友人去北京游玩,在一次花酒席上见到十六岁的沈毓香—当时她不是叫这个名字。反正仲轩兆一见她,惊为天人,即时重金买了她的处女身,并将她赎出风月场,带回上海做自己的第三个姨太太。因此,从这个角度讲,仲太太虽出身烟花之地,但好在并未被玷污糟蹋,老板原本将她当摇钱树吊起来等大价钱卖的,倒反而成全了她一个灰姑娘的梦。
仲太太讲得一口清脆悦耳的京片子,想来与她早期的这段京华生活有关,但她日常讲的,即所谓的“母语”,却又是一口糯、软、滑的苏州话。究竟她的籍贯应是北方人还是江浙人,我竟也无从甚至不便考证。
犹如所有被称为“Baby”的上海女人一样,她从来不提自己的父母,好像也没有什么兄弟姐妹,常挂在嘴边的只有她旧时在京华一起讨生活的几个小姊妹。唯一一次,在她九十华诞之前,我提议要好好与她热闹一番,她谢辞得很决绝,一点不是客气。
“我从来不做生日的。我生日那日一直吃素斋。在我,生日是母难日。我出生时给母亲带来巨大痛苦—我母亲肚皮痛才生下我⋯⋯所以⋯⋯仲先生他们都知道,我是从来不做生日的⋯⋯”
这是我唯一一次听她提到她母亲,而这已是她个人家世的极限。
她记得自己的生日,一定也还依稀记得自己的父母吧?她如何会小小年纪就沦入烟花之地?童年本已畸零,她仍思念和怜惜赋予她生命的母亲,将原本应充满期待和欢乐的生日,视为悲怆的母难日。
轻轻的一句“仲先生他们”,已带出她跟的那三位非凡的上海男人,无奈之中隐约持几分自傲,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中又难掩忧伤。想来她这一世,没一个男人称过她“达令”(Darling),否则,他是不会忍心让她只“跟”他,一定会想方设法让她堂堂正正“嫁”他的。
十六岁那年跟仲先生来到上海,即时被安顿在今茂名北路一幢扎实的石库门房子里。那种石库门中西结合,黑漆大门吊着闪亮的虎头环,前院天井内铺着虎皮卵石,荷花缸内养着金鱼,楼下正厅高高挂起“××堂”的大匾的青砖,很有种“山不在高,有仙则灵”的公馆气派,又不显眼张扬,很多达官显贵都喜欢将自己金屋藏娇的小公馆设在这样不起眼,又有高墙坚门,戒备谨慎的石库门房内。
进入仲先生的小公馆内,方知在她之前仲先生曾有一房姨太太,是戏园子里唱京戏的,听闻仲先生又要从北平带回一个十六岁的三姨太回来,一时悲愤至极,神经失常,被仲先生送入一家尼姑庵中。听来,很有点《秋海棠》和《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味道,民国初年的上海Baby们,在新旧两代大男人争显风流的夹缝中,再也制造不出如赛金花和小凤仙这样的旷世传奇。她们能在当时哀殍遍地、炮火不息的中国开出苦涩的小花,已是奇迹。
出于同病相怜,她提出要去尼姑庵探望一下二姨太,并向她行姐妹之礼。中国礼俗从来讲个“先来后到”,想来她一定是娇嗔难挡,仲先生竟也拗不过她。那日她精心烧了几味小菜,由仲先生驾着他那辆宝马帶她去探望二姨太,岂知不及向二姨太行跪拜之礼,已被她抓起送来的小菜兜头兜脑扔了一身。事后仲先生冷冷一笑:“叫你不要来自讨无趣,你就是不听⋯⋯”
与其说她是善良的,不如说她是敏感的,有种兔死狐悲的伤感。
男人都希望自己是女人的第一个男人,女人却希望自己是男人的最后一个女人。
我对仲轩兆这个名字,自小就听熟了,只可惜从没见过他一张照片。想象中,他出身德国陆军学校,是一介武夫。
1990年代,上海滩一批文友在南阳路上开了一家“卅年代”饭店。起名是“卅年代”,自然以怀旧作主打,各间包房内都挂有历史名人的照片。那日由红学家前辈魏绍昌老师作东,包房里挂着一张杜月笙寿宴的合照,史学家魏老一一指出相中各名人,其中一位就是仲轩兆,当时他的身份是上海银行公会会长之类,兼上海总商会董事会成员。但见他穿着一身白西装,黄白镶拼皮鞋,手持一顶巴拿马凉帽,挺拔潇洒,洋溢着成功男士的魅力。即使如此走下镜框,步入新天地之中,同样会引起一班新世纪上海宝贝的注目:好酷哎!
仲轩兆这样的男士,生活在那样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大时代,自然不会受婚约的束缚,更何况此时正值徐志摩和陆小曼爱得地动山摇之时。其实,民初这样“风流不下流”的成功男士有一大簇,或者正因为他们是成功人士,便只有风流不见下流。这其中包括梁启超的异地情缘、宋子文的私奔计划、胡适与韦莲司、徐悲鸿与孙多慈⋯⋯唯仲轩兆与沈毓香,因为她本来只是一个从北平移居南下的上海Baby,是洪龙柏风流史中一道风景,故而他和她,总也构不成一个都会传奇,一个民国神话。
你的姓氏,我的名字。因为与仲轩兆年龄相差太大,生性乖巧的她为了顾全洪龙柏的面子,自跟上他开始,就悉心将自己往“老成”上打扮:她从来不烫发,一贯地梳一只扁扁的道士髻,罩一只缀满白珍珠的满天星发网,着一身深色宽大、不卖弄曲线的旗袍和绣花鞋。
相对正牌太太,姨太太们有点像合同工,各人需有自己的卖点。仲太太的卖点不是营造“媚”和“娇”,而是极力营造一个“乖”字。
仲轩兆留学欧洲,但骨子里还是中国传统文人的习性,喜欢吟唱观看京昆曲,与梅兰芳、孟小冬一班京剧大腕相熟相知。她也就更加刻意学唱京昆,要紧要慢时也可当众演唱一段,给仲轩兆扎足面子。
当时代车轮进入1930年代之时,仲轩兆一辈已有点属老朽out了,后起之秀纷纷留洋归来,咄咄逼人,一班清末民初出过风头的老臣子、老字辈好没意思,经常在镇宁路仲公馆相聚。此时仲轩兆夫人已病逝,毓香也已搬入仲公馆。人人称她“仲太太”,只是事实上,她始终没有在法律上成为仲太太—这是后话了。
一众北洋政府时代的要人大亨,被时代大潮抛弃在上海这个残酷、现实的世界里。还好,还有一个仲太太,她是北洋政府落日余晖的最后闪光点。这批前朝遗少十分庆幸,在仲轩兆的仲太太打点得舒适惬意的客厅里,他们还可以重温昔日的华丽和辉煌。
仲太太穿着一身幛绒配金呢纽扣的曳地旗袍,青春浑圆的小腿严实地裹在蛋清线袜里,一双玄色金黄蟹菊图案的绣花鞋轻捷地来回移动,体贴地为这位掖一下沙发大靠垫,为那一位的茶杯摸一摸,看看要不要换点热茶水。她青春可人的身影(她比他们这班人要小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年龄),恰如她那对给严实又曲线毕露地包起来的小腿,既唤起男人天生的不安分,又不刺激这些老男人自感衰退的敏感心理。
当百乐门奏起他们不甚熟悉的爵士乐时,他们宁可在仲公馆打几圈麻将,由着仲太太不时从佣人托盘上亲手送上栗子羹,或递上洒过宝剑牌消毒水的小毛巾,或者侧着身子摇着檀香扇,斜坐在仲轩兆的椅子把手上为他看牌。
在政坛市场已开始冷淡他们,将媚眼抛向一众洋场新贵时,他们暗自庆幸,还好尚有仲太太体贴的微笑,她的笑靥是他们的最后一道屏障。
用现代审美观看,仲太太的身高、三围都不合格。
她的体态,据说从年轻时直到我对她有记忆的中年时代,都是一贯的恬泰和丰腴;她的魅力,决不在青春娇俏的绮丽之姿,而是成熟女人的祥和圆融之态。
“仲先生他们”,都是清一色的成熟沉郁的成功男士。他们都有一个因媒妁之言加门当户对或事业需要而组成的家。这注定仲太太这辈子徒然洗尽铅华,处处委曲求全,仍载不起五千年文化投在女人身上的阴影,全靠自己悉心修炼了这八十来年,就这么难,才透出那么一点微光—仲沈毓香:新旧上海上层社交场上的“仲太太”,街坊邻里间的“仲家嫂嫂”,今日街道小区的“仲老太”。
在她二十七八岁时,仲轩兆在香港中风去世,病危时仲太太匆匆赶往香港,衣不解体地侍奉在侧,葬礼时她被劝不要出席。虽然此时仲轩兆的结发正室早已去世,“仲太太”也已叫遍上海社交场,但毕竟,只是嘴巴上叫叫的,在法律上,仲轩兆从来没有采取过任何扶正的手续。
“仲太太”,连仲轩兆正室的三女一子都这样称呼她,可见这种山歌一样唱唱的称呼只是一个代名词,根本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思。“你这几日服侍父亲已经很吃力,应该好好休息一下。香港天气炎热,我们不准备将父亲灵柩运回上海,就在这里举行葬礼,场面也不想搞太大,就父亲几个在香港的老友,所以也不劳动你仲太太了⋯⋯”
敲锣听音,仲太太当然识相,不在仲轩兆的葬礼上抛头露面,说到底,她只是空有一个“仲太太”虚名,并不足以代表她是仲轩兆的未亡人。说起来是一个名分,名分后面就牵涉到实质—财产。
但就仲太太本身,或者出于女人天性,也或者是她一个修炼项目,不理有名无实还是无名无实,她一直努力做一个够格的“仲太太”。
仲家三小姐只比她小四岁,嫁给香港“某华资”大家族中的一个成员,正好临盆在即。按旧俗,此时娘家应将四季婴儿所需的衣物准备好送去,俗称“催生衣”。
仲三小姐此时已无娘家人,自然也不指望娘家会有“催生衣”送来。岂料,仲太太差人将一大包“催生衣”送来,有白底孔雀开屏的绣花斗篷、绣花小鞋小帽,甚至春秋绒线衫⋯⋯有在先施公司买的现成婴儿装,也有仲太太自己绘画让人照样绣出来的小袄小围涎,连四岁时方能穿的小漆皮皮鞋也准备好了。
一时,仲三小姐自觉自己在婆家好有面子—她是有娘家人的。另外,令她深受感动的是,父亲一故,家里兄弟姐妹都忙着打理清算父亲的遗产,根本顾不上关心她这个临盆的小妹,反倒是这位讲起来浑身不搭界的“仲太太”体谅她的处境。
直到她后来坐月子,仲太太都隔三差五地以仲家的名义给她送小菜,送花篮,自己却从来不露脸—以免仲三小姐在婆家难堪。她特别在满月酒前五天赶回上海,体面地谢辞了这个场合。
这件事从此奠定了她与仲三小姐之间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直到今天,已做祖母、身在洛杉矶的三小姐,仍负担着仲太太的生活费。每次回上海探亲都特地去看望她,儿孙都称仲太太“奶奶”或“太婆”。
与一般的上海Baby不同,仲太太首先征服的是女人,然后才是男人。
刘颐浩,是仲太太跟的第二个男人。
刘颐浩,1949年前上海银行界首屈一指的青年才俊,至今我仍存有他当年纵横上海金融界时的留影。总也不明白,为什么今日上海先生,洋气总不及他们的祖父一辈洋得倜傥潇洒,不火不过,收放自然;传统更不及他们祖父一辈,传统得儒雅虚盈,华实互补,浑然天成。
那一代的上海先生,有徐志摩、宋子文、林语堂、金焰、陶金、穆时英、名医高镜朗、名医沈克非、中国微菌之父程慕颐、中国成人教育创办人及票据交换所创办人朱博泉⋯⋯他们一个个要学识有学识,要风度有风度,论风流尽风流。因为上海历史上出现过他们的名字,上海才具备远东第一城的元素。历史,毕竟不是平庸之辈能创造的,靠的还是天才和精英的催谷。
这一个个闪亮的上海先生的名字,不是明星却赛明星,有如长夜中闪烁的群星,点缀着一度荒寂的上海夜空,竞秀争妍,光彩熠熠,曾经那么喧闹地装饰过上海人文茂盛的流金年代。
现在想起来,或者早在仲轩兆去世前,仲太太与那位银行俊才已是两情相悦。
至今,刘家后辈讲起刘先生与仲太太仍有许多精彩的细节。在镇宁路仲公馆的客厅,刘先生几乎每个周末必到,想来就是冲着仲太太来的。
“⋯⋯那时麻将台上,洗牌时刘先生的手指常常会与仲太太的手指纠缠在一起,真是碰一碰也舒服⋯⋯”
今日听来,这种细节太小儿科了,一点也没有魄力,缺乏阳刚之气。但在二、三十年代,位高如刘先生,这样一个能干又讲情讲义的男人,当他暗恋自己恩师和前辈的宝贝时,最大胆的举止也就只是这样轻轻触摸下她粉嫩的手指,也算一泽香体了。
相比仲轩兆,刘颐浩的年龄与仲太太要接近多了。他只比她大十二岁。
仲太太这样的女人,永远只会倾慕比自己成熟,曾经沧海的男人,比她大十二岁的男人,与她刚刚相合;在她,大她五岁、三岁,通通都是乳臭未干的“男孩子”了。
在刘颐浩最后的一年中,我时常去探望他。那日趁着刘婆婆不在边上,我憋了几十年的问题仍是大着胆问出了,只是还是拐弯抹角:
“刘婆婆年轻时是很漂亮吧?”
没有一丝激动,老人沉默良久,只是有点茫然地抬眼望着窗外,然后牵起半边嘴角,冷冷一笑。
那时他已九十三岁,住在香港半山一个幽静的住宅内,只是那住宅的气势、布置,与他旧时在上海古柏路上的公馆,比都不能比。
“⋯⋯女人,单漂亮有什么用?要紧的是功夫⋯⋯”功夫,即为处世待人的智慧。
这可是这位九十三岁的老绅士的经验之谈。当时他虽已鹤发鸡肤,仍显矍铄,谈起女人,就只轻轻这样点拨两句,已尽显风流。
“仲太太是个一等一聪明绝顶的女人。可惜出身贫贱,没机会受教育。如果是生在富贵之家,早早送入中西女中这样的贵族学校,再进金陵女大那样的学府深造,说不定就是第二个宋美龄⋯⋯”他说。
他这一辈成功人士,见尽故国山河的大起大落,来往的都是政、经界要人,胆魄惊人、果断明智,唯独触及自己年青时的那段恋情,故意用一种毫不浪漫的姿态。
“她做什么事,都是全心投入,如她学唱京戏,吊嗓子练功一点不马虎,如果当年她真的有魄力下海上戏台,以她的唱功、扮相,想来也会如言慧珠一样唱红上海滩的。”他又说。
与旧上海所有的银行家一样,刘先生酷爱京戏,还拉得一手好京胡。据云,在旧时镇宁路的仲公馆和后来马思南路(今思南路)的刘先生的私人会所里,他常常为仲太太伴奏。
可以想象,风华正茂的仲太太一面轻吟低唱,一面把眼神投向正在闭目含笑、全心操琴的他的那一刹那,感情应是在这弦丝的颤动中渐渐浓深的。
到底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他终于执起她的一双小手,款款诉出他的相思之苦的呢?
刘先生,同样是有家室的。十九岁时,他就由父母作主,一顶花轿将素未见面的新娘抬入,只是,他既无徐志摩的魄力,也一度没有他的财力。
在遇上仲太太时,他已有足够的财力、权力和细解风流的能力,只是他的地位和名望令他必须将自己时时包装成一份扎着丝带的礼物,体面又贵重,特别要注重生活小节,因为他的德行可以由小节而尽见大数。毕竟已不是仲轩兆所处的民国初年,娶姨太太、养外室,已不合他西洋派的银行家身份。
虽然已和一个被称为“妻子”的女人一连生了好几个儿女,但是,在为事业、为个人荣辱奋斗半生的男人心中,总有那么一团阳刚浓厚的生命之火,那仍是一团无人可堪倾诉的心火,一度如旷野中寂寞飘游的磷火,幽异又孤独,突然遇到沉稳美艳又善解风情的仲太太,顿时烧成熊熊烈火。她是他最合适的一道臂弯。
他与她之间的细节,只有天知地知,他知她知。然众人有目共睹的是,他细心慷慨地照顾了她一辈子,直到她后来又跟上第三个男人,而当第三个男人去世后,他继续照顾她,直到自己也去世了。他的理由是:她是他的恩师仲轩兆的宝贝,所以他要照顾她。
很堂皇、很君子的理由。
只是在他以九十三岁高龄谢世后,后人打开他早在七十岁时立下的遗嘱,其中并没有一份留给她的财产。因为,她毕竟只是他的Baby!男人可以不时买点糖果、小玩意给自己的Baby,有能力又有好兴致时,买幢小洋房给她也未尝不可。千金散尽为博美人一笑,也是风流之举;但要在遗嘱中提一笔为她留下一份财产,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人说“不能捅破这层窗户纸”,就是这句话了。
他需给自己的太太留个面子,给自己留个面子。
就这样,在仲先生之后她仍被称为“仲太太”,在刘先生的悉心呵护下过着上海上层太太的生活。
仲先生去世了,仲先生的小辈对她说:“仲太太,你愿在这里住多久就住多久,我们总归会将你当长辈侍奉的⋯⋯”
听了这番话,仲太太更张罗着要搬家。
“你愿住多久就住多久”,仲家每月没有人固定提供她的生活开支,这娘姨加包车夫还有水电每日小菜钿成盘开销她如何应付得了?一个礼拜都支持不住。
她有刘先生,替她在马思南路用三百来根条子顶下了现在这幢花园洋房。
那是西班牙式的双坡顶带假三层楼的花园洋房,水泥砂浆鱼鳞状的墙面配砌红砖的窗台门框,门前一个葱郁的小花园。上几日偶翻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部名为《回眸》的介绍上海近代优秀建筑的画册,赫然见到这条弄堂也在其中。
刘先生不是金屋藏娇。
他是坦坦荡荡地将仲太太请入这幢小洋房内。
他从来没有讲过,这幢房子是为她顶下的。
他只讲,这幢房子顶下来,是想为几个亲朋好友,特别是银行界同业有个固定的消遣场所,类似私人俱乐部。几个好友不定期相约在这里搓搓麻将、打打沙蟹、吊吊嗓子、唱唱京戏,还常常特别请莫有财厨师上门烧两桌菜。
这样的场所当然需要一位周到能干的女主人打理,这位女主人,非仲太太莫属。她与众银行界人士熟络知己,又会招呼宾客,又煮得一手好菜,确是最合适不过。她是众家的女主人。
就这样,底层客厅、餐厅作聚会场所,二楼朝南正间为仲太太卧室,一套栗壳式的美艺定制家具还是她跟仲轩兆之时仲轩兆为她定制的。那种床背板高高的,梳妆台也是高高的,带三面车边大镜子的西洋样式是1920年代最流行的。后来参观武康路宋庆龄故居,我发现宋庆龄父母为她做嫁妆的那套卧室家具竟与仲太太那套款式一模一样,只是仲太太那套色泽要深一点。看来,那是当时很时兴的样式。
今日,这套自十六岁起就追随仲太太的家具仍身骨挺拔,还剩下一只双人床和一只梳妆台,八十年风雨伴她走过了北洋政府、民国和新中国,经历过北伐、日本人入侵租界、“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等大时代仍能保存下来,也属难得。
“老早的家具就是好,用美加净上光蜡一打,就立时锃锃亮!”跟了仲太太五六十年,后来被她收为过房女儿的老保姆秀珍,逢人就要指着家具这样说。
自1950年代初替仲太太做保姆至今,她也算大大开过眼界,什么大场面没见过?什么好物事没接触过?
“那时仲太太家的梅花形红木茶垫,根本不当它们一回事,还有象牙筷,请过客后一把收进去往灶间洗碗盆一扔,一息息厨房间娘姨汰好我进去数一数,十二双象牙筷只剩下八双了,问问还有四双哪去了,个个娘姨都讲不晓得,仲太太一声算了算了,这四双象牙筷是粗用的,勿要与她们烦不清爽了⋯⋯”
秀珍讲得投入神往,已入化境,言语之间满含着比仲太太更浓郁的遗世悲情。
今日,这幢旧时沪上一流银行家聚会的小洋楼,已成“七十二家房客”,仲太太和秀珍一家就挤迫在二楼她原先的卧室内。与上海许多平民阶层一样,三十平方的主卧室当中用家具一隔为二,外间是仲太太的卧室兼全家起居间,里间是秀珍老俩口加一个外孙的卧室。
讲是讲上海近年大兴土木,住宅群如雨后春笋,但对无劳保无退休金、收入靠亲友照顾和不定期接济的仲太太,还有保姆出身的秀珍及做裁缝出身的秀珍丈夫,这些在电视和报纸广告中卖得热腾腾的住宅楼,与他们浑身不搭界。
“好得有这只大阳台,也有十五平方了,太阳晒进来,满房间都是⋯⋯”秀珍带着一口浓厚的湖州口音满足地说,“这里属黄金地段,若动迁可要到一万洋钿一个平方呢!”
“从前徐先生到这里来,就直冲这只阳台,藤椅上一靠,双脚一搁,一杯茶、一支烟,就这样他已觉得最乐惠了!”秀珍嘴里常常挂着的徐先生,是仲太太的第三个男人。
当年仲太太与刘先生爱得很谨慎,谨慎得至今仍有人怀疑:“他们到底有没有花头?”
上海人的男女“花头”就是指“上床”。
不管他们有没有花头,我始终相信他们是相爱的,否则一个男人不可能如刘先生那样,六十几年如一日地照顾、呵护她。
她与刘先生,有若金风玉露的相逢,或许相聚的时间不多,却已可胜人间无数。
1930年代末期,刘先生的原配夫人病逝,但是仲太太还是“仲太太”。
一年后刘先生再婚,新娘当然不是仲太太,是前北洋政府某驻外公使的千金。她生在外国、长在外国,十二岁才回上海,自然讲得一口流利的英文,满身洋气,这正是一位现代银行家太太所必须具备的。
据说,刘先生再婚前曾带着未来的新夫人去思南路看过仲太太,三人当时交谈得如何,现今只有仲太太一个人知道。看来,她永远不会将其吐露。
从此之后,古柏路(今富民路)上刘先生的新公馆,隔三差五会派出汽车去接仲太太来搓麻将、吃晚饭。刘家年夜饭的台面上总会有仲太太的一只位子。至今,刘家的后人,逢年过节仍会如侍长辈那样去拜访她,甚至定期在经济上孝敬她。
只是,刘先生再也不带他的朋友们去思南路那幢西班牙小洋房聚会了。刘公馆的大厅成为当时上海滩银行界出名的沙龙,女主人的美艳、活泼和好客令这只沙龙几乎晚晚高朋满座。
一座山不能有两只老虎,马思南路那边的客厅,自然也就冷落下来了。
我曾经问过刘先生:“仲婆婆有没有埋怨你?”
“埋怨我?为什么?”
我心里暗暗补充了一句“没有娶她”,但不敢说出口。
“我照顾了她足足六十年了。我对得起仲公和她了。”
男人的承诺有多种,但对女人来讲,都没有一张婚纸那样神圣、庄严。
对刘颐浩来讲,他会觉得,这六十多年来,他冒着被太太猜疑的风险,抗拒了新鲜的诱惑,放弃了许多自我空间和时间,虽然没有竖起三个指头说一声“I do”,但这六十多年的责任和呵护难道还抵不过一张由第三个人签证的证书吗?不是有很多男人在签署过这张证书后,就忘记了自己的承诺吗?
他已尽了一切努力,履行他的承诺:六十余年,一场夫妻也不过如此。
仲太太是一等一聪明的女人。
她对自己说,最宝贵的承诺是没有签署合约的承诺,她很满足有这样的承诺。谁叫自己只是一个上海Baby呢?
她一句埋怨都没有,否则,连这份没有合约的承诺都会付之流水。
刘颐浩在他九十三岁时走了,仲太太至今还常常提起他。他是她三个男人中最有为、最英俊的一个。当她与他相遇时,是她的生命之花开得最灿烂、最鲜艳之时,她生命中最美好的岁月是他伴着走过来的。
解放前夕,刘先生全家南下香港,仲太太一人住着这整幢小洋房,直到“文化大革命”。刘先生留在上海的后人,按嘱定时给她送去丰厚的生活费。
解放了,马思南路改为“思南路”,仲太太家的客厅又热闹起来。犹如当年那批北洋政府的遗老遗少,他们在仲太太的客厅里,呼吸到他们熟悉的空气,讲着他们自己的语言。
正如笔者《绿屋情缘》所写的,在五、六十年代“文革”前,由于毛主席的“团结、利用、限制、改造”的统战政策,上海的民族资本家仍可在自己家门里保留有一个小朝廷。思南路内这只小朝廷,让仲太太打点得十分舒齐,甚至一度成为市妇联一个活动小组的聚会点。也只有她,仍请得动莫有财上门为这批昔日大亨煮一餐。至今,她仍与莫家后代保留超乎主顾的关系,其中有种共进退的相知。
她也是工商界家属和侨联活动的积极组织者。解放后,称太太已不时行,众人称她“仲家嫂嫂”。
但凡工商界家属活动,这些旧日太太们必要问一句:“仲家嫂嫂参加吗?”如果她参加,她们就必参加。
说过了,仲太太首先征服了女人,然后是男人,甚至连年龄也奈何她不得。
仲太太肯定是喜欢男人的。只是或许曾经沧海难为水,她跟的前两个男人都在上海滩上有名有姓,虽身为Baby,她也是有选择、有原则的。相信以她之美、她之功夫,上海滩上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大有人在,她是宁缺毋滥—特别是跟过刘颐浩这样一表人才的银行家之后。
1950年代的仲太太已有四十几岁了,仍会与一众工商界家属一起,扎上一条丝围巾在庆祝“五一”或“十一”的联欢会上,唱上一曲《红莓花开》。
那段时光,应该是仲太太最无忧的时光。
“人家都笑我们,什么红莓花开,简直一棵棵都是老梅桩啦⋯⋯”九十六岁的她提起那情景,仍呵呵笑得好开怀。
我对仲太太有记忆,应该就是在她唱《红莓花开》的时段。
直到“文革”开始,仲太太一直是中式打扮。她始终没有烫发,而是梳发髻,穿中式短袄,即使三伏天,也是一件印度绸的高领大襟窄腰小袄、黑真丝西装裤,丝袜配一双船形尖头皮鞋。
早在1950年代,她就穿透视装了,那种薄如蝉翼的黑蚱丝高领中式小袄,内衬白背心,很有安娜•卡列尼娜首次出场的那件黑天绒晚装的韵味。
她四十几岁时仍是那样迷人,很有西哈努克夫人那种富态甜美的风华。
她的第三个男人徐先生,就是在这个时候走进来的。
徐先生是上海著名实业家,抗战时期在重庆属显赫人物。她和他是许多年的老朋友了,早在马思南路刘先生的私人会所里,徐先生已是常客。
1950年代徐先生死了太太,子女此时又都早已各自成家。初时,他是仲太太客厅里的常客,犹如当年一样。渐渐地,他每日上午十时左右,就会坐着三轮车来,手里时常拿着一扎花—那时的花可没有现在包扎得这样考究漂亮,只是简单地用稻柴绳粗糙地拦腰一扎,却仍足以引起女人的欢欣—更何况一个已四十几岁的女人,仍有男人日日来探望,甚至还不时带上花。
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谈恋爱。
通常由仲太太亲自下厨,秀珍做下手,炒几味小菜,吃一餐家常午餐,然后徐先生会在沙发上小憩一会儿—他在仲太太那里有拖鞋、家常便衣便裤,然后吃好点心,赶在傍晚五点前避开下班交通高峰,跳上三轮车回家。
徐先生的孙子都已上大学了,他在家里仍要维持一家之主的长辈形象。
他们也会结伴去桂林、杭州小玩几天,就是此时,互相仍以“仲太太”和“徐先生”相称。
当时上海南京西路上的两只书场,“静园书场”和“仙乐书场”,第三排全列是由仲太太和徐先生这班老资产长包的。
他们买的是联票,有空没有空都长包这排位子。
评弹前辈严雪亭、徐丽仙、蒋月泉与他们是好朋友,“文革”前时常聚会在思南路仲太太家谈笑风生。说起苏州评弹,今日已失却了一批如仲太太、徐先生那样的知音,实在是一种旷世的遗憾。但见当年台上的唱尽五千年故国风流、台下的击节共鸣,唏嘘感叹。
新时代的上海人,对这种慢节奏的古老艺术已不屑一顾。他们宁可接受《卧虎藏龙》这样很有质感和观感的、现代人缔造的古中国,也无耐心转听由评弹艺人幽幽道出的、闪耀着中国山水画的泼墨和留白的、三弦的清音与空弦的,一个更纯正的古中国。
解放了,民族资本家也吃起大锅饭,自己不用拓展市场,不用开发产品,反正有国家按时发放定息,旱涝照收。一众资本家除了觅点吃食外出游山玩水,还有什么戏可唱?好在,他们还有仲太太相伴!
这段时日应该是仲太太一生中最安定、最开心的日子。
他们的交往随着1966年“文革”爆发而终止。
徐先生1969年死于“文革”中。
“文革”十年挺身而出呵护仲太太的,不是男人,而是她的保姆秀珍。这再一次证明,仲太太的魅力在于先征服了女人,然后再是男人。保护她在厄难中走过的还是女人。
“文革”中仲太太钱财抄尽,又没工作,是秀珍外出做保姆养活她。
“从前是你心疼我,现在是我心疼你。无儿无女无劳保又无工作,看着也罪过!”秀珍对她说。
为了保护仲太太,秀珍将自己老公—当时服装厂驻某中学的工宣队员也拉进来替她壮胆,仲太太总算因此保住了这间朝南的房间。
“文革”中仲太太没钱付工钿给秀珍,反而是秀珍两口子服侍她,养她。
“你不要急,尽管吃我们好了。你将来有得发还就还给我们,没有发还,我们就养你一世!”
“秀珍,我这下半世,就全靠你们了!”
就这样,仲太太收了秀珍做过房女儿。
后来秀珍的女儿结婚没有房子,仲太太就干脆让秀珍两夫妇在她这里长住,让出那边亭子间给她做新房。
秀珍有了孙子,冲着仲太太叫“太婆”。
遇到天气好时,仲太太会搀着八岁的重孙子在弄堂绿化区里散步。
“仲家阿婆,孙子介 大了呀!”
“是第四代!”
“哎呀,仲家阿婆真是好福气,有第四代啦,自己还这样的健朗!”
“九十六岁啦。老啦!”
“啥?仲家阿婆有九十六岁啦?看上去顶多七十出头⋯⋯”
邻里一点也没夸张。
九十六岁的仲太太,一对杏眼依然精神活络,一笑显出一对上海人称“蚕蛾”的眸子,想象得出她十六岁时的明眸皓齿有多动人。
这辈子,她跟过三个男人,牢牢抓住一个“仲”姓,求的无非就是一个令她可以有归宿的家!不离不弃几十年,她终于实现了这个宿愿:她在思南路有了个四代同堂的家。
好久以来,思南路这幢小洋房,只是男人们的沙龙,调节身心的港湾,从来不是她的家。
他们宠她爱她,但到头来,都如天黑前要赶回家的贪玩孩子,扔下她一人面对茫茫长夜。
最后,给她一个家的,并不是宝贝样宠她的男人,而是一个与她的圈子沾不上一点边儿的女人,追随她五十几年的保姆。
都讲女人的韶华只是流光一束,唯仲太太的魅力却可以横跨两个世纪,折服四代人,仍神韵犹芳。
说到上海Baby,似乎永远与代表中国模范女人的“懿德”和“淑德”风牛马不相干,偏偏是仲太太,以她自己的行动,为“懿”和“淑”作了最贴切的注解。她实在是上海Baby中的一个另类。
不管仲太太的故事算不算一个上海Baby的传奇,至少,随着百岁老人董竹君的逝去,她们这一代的故事正在徐徐落幕。作为曾与她一起吃过饭、在同一聚会中寒暄过的仲太太,仍披着一肩新世纪的阳光,有如舞台上那束光柱,聚光点就无可避免地全部打在仲太太身上。她有可能是载着那个时代暮年烟水的最后一班渡轮,一如《泰坦尼克号》中连接过去和现在的老年罗丝,如果错过她这班渡轮,我们会觉得留下太多的空白和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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