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王世襄与他的朋友们.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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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2014年5月25日是王世襄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日。
准确描述王世襄先生确实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他当然是学者、文人、收藏大家,但他那些令人迷恋的生活性情和态度又绝不仅是这些表面上的词语可以概括的。
我们没有过多讨论他的学识,因为早就无需赘述:《明代家具研究》、《明代家具珍赏》是举世公认的中国古典家具领域的里程碑式著述,《髹饰录解说》无疑为中国古代漆器研究开拓了一个无可替代的领域。他在80岁以后注释写作的《蟋蟀谱集成》、《秋虫六忆》、《明代鸽经·清代鸽谱》、《北京鸽哨》、《说葫芦》、《冬虫篇》、《大鹰篇》、《獾狗篇》等文字,更是门门绝学,令人叹止。所有这些,对其学问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启功先生的那句话作为深入了解的导读:“一本本,一页页,一行行,一字字,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脚。”
我们更想在这个专辑中呈现的,其实是王世襄和他们那一代人的态度和风范。在文化、思想和制度都变化最剧烈的20世纪,他们这代人能够完全主宰自己命运的时间其实并不多,在一生的绝大多数时候,王世襄和他的朋友们,是被时好时坏的年代和潮流不断裹挟着往前的。但即便如此,他们都始终保持了自己的一种生活态度和精神标准。
我们好奇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接受我们采访的、和王世襄有过亲密交往的人,几乎都要提到他的一个口头禅:不冤不乐。这句北京老话,王世襄自己曾做过一番解释:大凡天下事,必有冤,始有乐。历尽艰辛,人人笑其冤之过程,亦即心花怒放,欢喜无状,感受最高享乐之过程。倘得来容易,俯拾皆是,又有何乐而言。乐观、通达、智慧,所有这些词语,都不能像这四个字一样让我们理解到王世襄的“态度”。
为了对这一群人的“态度”有更丰富的了解,在王世襄的几位至交中,我们按年龄,选择了张伯驹、陈梦家、朱家溍和汪曾祺四位来做更多的探寻。他们或和王世襄同年,如朱家溍;或年长于他,亦师亦友如张伯驹、陈梦家;或稍年少如汪曾祺。各自不同的性格和命运,都让我们对他们所处的跌宕起伏的环境会有更深切的感受,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的这一代人对其精神世界、生活态度的坚守恰是最感人的。换一个角度可以说,正因为他们坚守的成果,换来的是“给予中国文化更高的重视”。

目录
封面故事
张伯驹、陈梦家、朱家溍、汪曾祺
王世襄与他的朋友们
44 老头儿王世襄和他的朋友们
66 张伯驹:流水一分春一半
88 “老头儿”三杂
96 陈梦家:考古学家之陨
104 朱家溍:“他自己把他的心供得高高的”

经济
110 市场分析:货币政策转向尚早
112 商业:奔驰“特种部队”在华七年间

文化
118 逝者:吴小如:走在燕园与梨园
122 电影:张艺谋:我毕生都愿意尝试
134 电影:巩俐:我在乐观、悲观之间游离
140 电影:表演的分寸——专访陈道明
146 科技:莎士比亚是科学家?
156 思想:电车难题新解
158 书话: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

专栏
28 邢海洋:当资本来“搅局”
150 苗千:第117号元素
152 袁越:人造遗传密码
154 张斌:定义MVP
155 宋晓军:南海的“兰切斯特方程”

8 环球要刊速览
18 读者来信
20 观察
22 天下
30 理财与消费
32 好消息·坏消息
34 声音
36 生活圆桌
40 好东西
159 漫画
160 个人问题

文摘
插图:









《老头儿王世襄和他的朋友们》
王世襄出身世家,但不太和晚辈聊家里显赫时候那些事。“他唯一常讲的,是母亲去世对他一生的改变。”原北京荣宝斋书画鉴定专家萨本介说。
王家出过状元,在福建是望族,清朝即世代为官,并在他祖父一辈举家从福州搬到北京。到他父亲王继增,已经受洋务思想熏陶,先读南洋公学,毕业后又出洋随驻法公使孙宝琦涉足外交界,曾做过几年法国留学生监督。在王世襄出生前后,他父亲一直任职北洋政府外交部,官至墨西哥使馆公使兼理古巴事务,还一度担任过国务院秘书长,到20年代末才退隐家中。王世襄自己说过,他家前辈都有“通达时事、兼备中西、注重实际的办事作风”,无疑对他的成长和后来的治学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
“兼备中西”在他父亲身上,多的是细微的生活痕迹,其他倒是较少被人提及。因为多年驻留国外,他父亲保留了一些西化的习惯,比如每天下午15点半必定要用一次午点:一杯加奶的红茶,一两块点心。不过,他父亲又有着中国老式家庭的规矩,每天上午11点,晚辈要到他房里去请安。
他们家里也中西合璧。父亲在他出生那年买下的这个四合院,用他们家老佣人的话来说很“不格局”,这也是他父亲精心改造的结果。屋里有卫生间,卫生间有上下水。饭厅是西洋建筑风格的大开间平顶房,中间放置一套从东单德国洋行订制的椭圆形大餐桌和皮质高背餐椅。王世襄的父亲常在家里以西餐宴客,虽然菜式是属于那个时代比较典型的中国人请吃西餐:拌生菜、土豆沙拉、牛尾汤,然后是西法大虾、咖喱鸡,最后一道烤大雁。他们家还有一本早年出版的英国原版西餐菜谱,王世襄学会了,也教会了家里的老佣工张奶奶,到后来这位旗人老太太竟能独自做出一整桌西餐菜肴。王世襄最拿手的前菜,是一种骨牌大小的猪肝三明治,本来该用鹅肝,因为在北京实在很难买到,就用猪肝做了替代品,这种入乡随俗大概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发明。
但王世襄确实自己琢磨出一种土“烤箱”。他家原来是有一台真正的烤箱,60年代就已经用坏了,而那时在北京根本买不到烤箱,王世襄就琢磨自己做一个:他到日用杂货商店买来一大一小两口铁锅,大的可以把小锅扣住。又请黑白铁加工部的师傅帮着做了一个正方形的铁烤盘,架在小锅里还能和锅壁之间留出空当,然后把家里的煤球炉子、支火瓦和几块砖组合起来放在锅下,就这样做成了一个土法上马的烤箱,两小时可以烤熟一只野兔,据说和从前味道也没什么差别。
有意思的是,在这样家庭里长大的王世襄,除了一直上的是美国学校,从小到大,骨子里迷的却全是北京民俗,爱上明代家具后,他也最愿结交民间各路工匠。他的英文好,晚年当作得意事告诉晚辈的,是小时候第一次写英语作文,说的是养蛐蛐的事儿。后来每次作文篇篇言鸽,老师怒而掷还。
他这些爱好和性情,全和母亲金章有极大的关系。金氏家庭祖籍南浔,因做蚕丝生意而成大富,在王世襄外公一辈,金家已经是有实力兴办电灯厂和西医医院的新派巨贾。早在1900年,金家兄妹五个就被父亲送到英国留学,这在那个时代还极为少见。金章跟随兄长在英国学了5年,结婚后又陪伴外交官丈夫驻留巴黎,其见识非寻常中国传统女性可以相比。两个儿子出生后,她曾为他们分别取名巴黎和长安,稍大后才改为世容和世襄。
王世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主要也来自母亲家庭。金家兄妹的书画修为均属上品:大舅金北楼擅画花鸟山水,回国后创立了中国画学研究会,和留学日本的陈师曾同为当时北方画坛盟主,可惜两人都早逝。另外还有两个舅舅精于竹刻,其中四舅金西厓被公认为近代刻竹第一家。王世襄忆他母亲也是“女画家中的杰出者”,以鱼藻闻名其时,并撰写了四卷讲画鱼的专著《濠梁知乐集》,她去世后曾由王世襄手抄石印成书保留下来。
不过王世襄到老仍不能忘的,除了这些耳濡目染,应是母亲对他小时候所有天性的保护和宽容。他8岁那年,大他两岁的哥哥不幸病而早夭。“我母亲剩我一个,不免开始放纵溺爱。但有一个原则,凡对身体有益的都准许玩,如有害身体的,则严加管教,绝对不许可。”从小学到高中,他白天在美国学校接受西式教育,下午回家还有国学老师私授两小时经史诗词,但这些功课完全拦不住他到市井茶肆去厮混,养鸽子、捉蛐蛐、驯鹰、捉獾。这几项都是所谓“武玩”,非身体不好不能玩的,虽然在亲友眼里属于不上进的乡野玩意儿,他母亲却一概应许。王世襄晚年跟身边的晚辈回忆他小时候如何顽劣:10岁开始养鸽,人小手劲不够,家里三间瓦房的屋檐全都被他那根驱鸽的大竹竿敲碎。为了追赶落到邻家房上的鸽子,他还常从正房屋脊跳到相隔数尺外的厢房顶,他母亲有次不幸撞见这种场面,惊吓下几乎晕倒,但事后也并未禁了他养鸽。在开明的母爱的保护下,小时这些野性的自由的生长,给了他日后健壮的身体,也让他在被政治运动打入人生最低谷时,不至自弃。

《“老头儿”三杂》
老头儿和王世襄先生也属于“杂交”。两人都喜欢写些关于饮食的文章,都能做两道菜,彼此又都认可,一来二去就有了联系。他曾经写过一篇《食道旧寻》,里面谈到王先生:“学人中有不少是自己会做菜的。但都只能做一两只拿手小菜。学人中真正精于烹调的,据我所知,当推北京王世襄。世襄以此为一乐。有时朋友请他上家里做几个菜,主料、配料、酱油、黄酒……都是自己带去。据说过去连圆桌面都是自己用自行车驮去的。听黄永玉说,有一次有几个朋友在一家会餐,规定每人备料去表演一个菜。王世襄来了,提了一捆葱。他做了一个菜:焖葱。结果把所有的菜全压下去了。此事不知是否可靠。如不可靠,当由黄永玉负责!”文章的最后,老头儿还写了几句话:“学人所做的菜很难说有什么特点,但大都存本味,去增饰,不勾浓芡,少用明油,比较清淡,和馆子菜不同。北京菜有所谓‘宫廷菜’(如仿膳),‘官府菜’(如谭家菜、‘潘鱼’)。学人做的菜该叫个什么菜呢?叫作‘学人菜’,不大好听,我想为之拟一名目,曰‘名士菜’,不知王世襄等同志能同意否。”
王先生接着写了一篇《答汪曾祺先生》,对老头儿文章中的一些“不实之词”进行了澄清,说自己去朋友家做饭,自带食材、调料是有的,因为一般货色不尽合用,但连圆桌面都用自行车驮去则是没影儿的事。文中还介绍了几道菜的具体做法,包括“海米烧大葱”。有意思的是,王先生在文中先说自己才疏学浅,怎敢厕身于学人之林,后面又说自己做的菜既不能称作“学人菜”,“名士菜”越发地不敢。“具体到本人,因做菜不拘一格,勿论中外古今,东西南北,更不管是什么菜系,想吃什么就做什么,以意为之,实在没个谱。做得好吃算是蒙着了,做砸了朋友也不好意思责怪,还少勉强说个‘好’。用料从来也说不分量,全凭所谓‘孤眼逮’(‘逮’读dēi),兴之所至,难免混合变通,掺杂着做,胡乱地做,因此称我做的菜为‘杂合菜’,我看也是完全符合的。”他老先生真是谦逊得可以,都是多少行当人们公认的权威了,居然连“学人”的帽子都嫌大,不愿戴。对比之下,时下不少“专家”、“大师”真得臊死!

《张艺谋:我毕生都愿意尝试》
三联生活周刊:奥运会之后拍的几部片子,哪些是你自己想拍的,哪些是市场决定你去拍的?
张艺谋:《山楂树》和《十三钗》都是我自己选的。《三枪》是那时候没有东西,临时拉的。我当然会预料到市场和口碑的影响,但我至今不认为那部电影不值得一说,因为我们常常是把一些东西放大了,用“垃圾”这样一个最简单的评判就结束了。我老说,中国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的“文革”遗风至今盛行。我所有的电影,里面都有我自己辛苦的一些东西。即便是创作初衷可能是违心的,但是我在创作中很认真,里面一些小的东西、形式的东西,都是我独自很真心地去做尝试。其实对我的评判标准常常都是一棍子打死,好像成了一个盖棺论定的说法延续下去,我很无奈。
三联生活周刊:《金陵十三钗》这部片子,是否表明你在商业诉求和自己的艺术选择之间游移不定?
张艺谋:游移“很定”,不是“不定”。从它的类型选择就可以看到双重标准。简单说,“十三钗”是一个我喜欢的故事,我找歌苓改编的。其实那个片子应该拍得比较文艺,纯文艺。但是呢,另一方面又有商业诉求,所以我们又拍得比较偏商业类型。
三联生活周刊:也就是说,你做了很多妥协?
张艺谋:那当然,因为你心里清楚如果换另外一个方法拍会是什么样子——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希望安静地拍《归来》一样。如果公司一定要强调卖钱,那么《归来》就要加很多商业的因素。所以《金陵十三钗》倒不是游移不定,一开始就很“定”,就是要去卖钱。好,那就按卖钱的路子拍。
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就是这个样子。当时公司送片子去参加奥斯卡,大家在这儿嚷嚷,我自己心里很清楚,它是距离奥斯卡最远而不是最近的一次。你看奥斯卡最近10年的最佳外语片你就知道,它是不会把奖给这种“大片”的,拍得再好都不会给。美国人就是玩大片的,他们在最佳外语片的选择上经常给那些异军突起的小片子、那些弱势群体的小片子、捉襟见肘的小成本电影,怎么可能给《十三钗》?媒体在那儿嚷嚷,我只是不说而已。媒体又把我打扮成踌躇满志、向奥斯卡进军的样子……我自己从来都是泼冷水的。我一直很低调,我知道奥斯卡这个游戏,我们能参与就不错了,对商业也很好,所以没有导演会拒绝,但它一定是不可控的游戏。
三联生活周刊:那时候外界批评你向商业屈服,你承认吗?
张艺谋:承认啊,这是你的决定嘛。我不抱怨任何人,你自己选择的,你不用去向大众诉苦,不用去解释。如果大家要说这说那,这很正常。

《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
毛姆在《月亮和六便士》中说:“有些人在出生的地方他们好像是过客;从孩提时代就非常熟悉的浓荫郁郁的小巷,同小伙伴游戏其中的人烟稠密的街衢,对他们来说不过是旅途中的一个宿站。有时候一个人偶然到了一个地方,会神秘地感到这正是自己栖身之所,是他一直在寻找的家园。于是他就在这些从未寓目的景物里,从不相识的人群中定居下来,倒好像这里的一切都是他从小就熟稔的一样。”而现在,用美国石溪大学哲学教授爱德华·凯西的话来说:“冷漠、千篇一律的场所在全球范围的侵蚀正在吞掉我们的自我感,使人们渴望地点的多元性。”
我们对不同寻常的地方的迷恋跟地理学一样古老。埃拉托斯特尼在公元前200年左右在《地理学》中记述了他去过的许多著名城市和大河,斯特拉波在公元1世纪写给罗马帝国管理者的17卷《地理学》概述了许多城市和地方。他提到印度的一个金矿是“跟狐狸一样大、有着豹子一样的毛皮的蚂蚁”挖的。
博尼特说,过去几百年间,在世界各地,我们变得更擅长破坏而不是建造。在古代和中世纪的思想中,地点经常处于核心位置,是其他东西的基础和背景。亚里士多德认为,地点应该优先于其他一切,因为地点赋予世界秩序,积极地、保护性地支持位于其上的东西。但宗教和启蒙运动时期的普遍主义者认为,地点很狭隘,跟他们宽广但抽象的全球一体的图景比起来,地点只是平淡的脚注。大部分现代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对地点没什么兴趣,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理论在哪里都适用。地点被降级,被空间这一概念取代了。空间听上去更现代,它让人联想到流动性、不受限制,它许诺了空荡荡的充满希望的风景,地点则是拥挤、怪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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